恕谷后集卷十一

译给郑子的信 五月间，舍亲回来说，问起贤昆季近来行动起居如何。舍亲说，您责备我不订正王先生的文集来教诲后学，却自己编订年谱，这是没有分清缓急，而且还近于求名。我听后十分惶恐。颜先生、王昆绳去世以后，没有人当面严厉斥责我，所以我的过错越积越多。您若肯时时赐下教言，我这愚陋无能之人或许可以稍稍减轻愧疚，那就太幸运了，太幸运了。不过其中有一件不能不说明的事，姑且厚着脸皮说几句：年谱是我亲身经历过的，随手订定，并没有什么困难；王先生的文集，却必须在每日清闲、心境宁静时，考察古今之后才能着手。我的寒舍狭窄低湿，加上人事匆忙，不能深入加工考订，所以还需等待。这一点您也是知道的。您说过，来年先生在家，难以把文稿定稿；到三四月间，春耕完毕，我破屋中有积存的书籍可以考查，先生来了，我们共同订正。我当时答应了，只是想到经过潭府，便要费心安排礼法、侍候饮食，所以不敢径直前去。到了约定的日期，却始终没有听到您的佳音，如今反而受到这番责备。就像两个人约定同行，其中一人说某日到某处会合，车马费用全由我承担；到了日期那人却不来，反而托话说：‘你为什么坐在半路等候，不给车子上油，却要骑马赶路呢？’至于说订年谱近于求名，更使我内心受到伤害。颜先生四十五岁时得到我这个弟子，到五十五岁时我才执贽拜在他门下，把他的学问全部传授给我。如今我已经五十三岁，驾车奔走天下，往来的确不乏一德一才之士，但还没有见到能够承担全局的人；我身边的朋友，只有冯枢天和您。枢天有志向，您有领悟力。只是枢天资质迟钝，不能很快有所成就；您又过于聪明，瞻前顾后，志意未定。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把肝胆托付给谁了！圣道有合适的人，就传给那个人；没有合适的人，就把自己所学写下来，希望传给后世，难道能够停止吗？况且您以为编年谱可以博取名声吗？我想把自己的名声藏起来，人们却偏要使它显扬；我故意把自己的功业说长，人们却偏要说短。好名的人没有实际而且不明智，这一点我早已知道。只是想到宋、明以来虚浮的学问蔓延，重视内心的觉悟却不考察实际行为，谋求章句训诂却不治理经世事务，使道德和技艺荒废，天地也仿佛昏暗受蚀，所以替颜先生编修年谱，用来显示周公、孔子学问和实践的真实遗迹。枢天近来又替我编修年谱，习斋的年谱多记亲身实行、实践履行的事，而我的年谱则多记经世济民的作用；合起来看，大致可以见到圣道。因此我不再推辞谦让，终于让他把年谱编成，随后又加以订正。并且把功劳和过失一并记载，使有志之士在二位先生之外，即使相隔千里万里，也能找到这样的人来阅读；舍弃我的过错而取用我的功劳，由我去寻求习斋，再由习斋去寻求周公、孔子。即使万一当世找不到这样的人，后世有奋发而起的人也可以照此去做；阐明圣道在这里，实行圣道也在这里，用来使万物得到安康、使天地得到安定，这不是小事。唉，我难道是不得已才这样做吗？虞仲翔说，活着没有知己，死后却让青蝇充当吊客；我悲叹他这句话，但他毕竟是经学之士，或许也未免有求名之心。孔子、孟子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著书立说，并不把自己所学埋没，后世终于依靠他们。否则，《六经》以及《论语》《孟子》都会亡失，尧、舜、周公、孔子的名字如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三德、五典的道路早就湮没了。孔子得到贤能的弟子，就把道传给弟子，弟子于是记下孔子的行为，编成《论语》；孟子门下没有能够传述他学问的人，于是亲自写成《孟子》七篇，自居为继承前人、开启后世的人，以传给后世。唉，孟子是有求名之心吗？实在是因为悲悯天命，怜悯人民困穷。人是天地的心，孟子说：‘人和禽兽的区别，不过相差一点点。’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保存了这一点，普通百姓却丢弃了它。保存还是丢弃，都只在于能否明白圣道、实行圣道罢了。普通百姓只知道饮食、穿衣、房屋和父子夫妇关系，可禽兽也会饮水啄食，也有毛羽，也会同类聚集，怎么能说有区别呢？他们终日在道中，却不能把道明白并实行到别人身上，因而辜负了天地之心，所以只是普通百姓。如今实行圣道固然还不能确定，但只要能够相继把这个道理阐明，后世一定会有人实行它；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得其生长。王先生的文集还只是圣道的一个方面，而年谱则论述他一生论道的全部事迹，用来教导并传给后学；不知道哪一件更重要，但把它们校订刊刻在书册上，仍然可以自行筹划。哪一件缓、哪一件急，实在难以区分。这正是我在五更时分徘徊不安、惊心落泪而又无可奈何的原因。您还认为我这是在求名吗？真使人伤心，真使人伤心！我早就想写信说明来报答您，却一直没有方便寄信的机会。九月四日，连日积雨，于是写下这篇稿子。希望您始终把它替我完成。不再多说。

译复信给恽皋闻 二十八日，因孙女家有事，不得已前往探望，所以没有写信答复。正感到歉疚不安，您门下却偶然寄来两首大作，作为补送，真是何等诚信而勇决啊！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具备成为圣人的资质了。昨天读到您的来信，得知您准备从十月初一开始订定日记，考察自己的身心，而且在清夜和平旦存养本心的功夫上已经感到成效，我为此狂喜，起身拜谢。由此可知，天地和先圣有灵，必定不忍让这条道在人世间断绝。塨曾静心体察人心有三种境界，叫作明、昏、妄；三种境界又各有三种，共为九境：有明之明，像日月高悬，是尧、舜、周公、孔子；有明之昏，有明之妄，贤者有时也会如此；有昏之昏，是庸常愚钝；有昏之明，是本性不息的人；有昏之妄，是愚昧而错误地行事的人；有妄之明，是佛、老；有妄之昏，是糊涂的异端；有妄之妄，是异端中已经入魔的人。求学者务必使身心一齐修整，九容庄肃而和怡，心神澄澈如水，积累到连梦寐都处于清醒状态，再加上学习有实际用途的学问，那么圣道就不远了。没想到您从数千里之外来到这里，成为这样的榜样，帮助我共同治理学业，这实在是我五更祷告祝愿而幸运得到回应的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快慰呢！您北上回来后，再领受教益；其余不尽。教诫儿子的文章 我教导儿子说：‘只顾使自己适意、方便，遇到天灾人祸时，为了方便自己必定会损害别人。以自己的处境推及别人，便能得到上天的休佑、众人的归附；能够顾及别人，别人也会感激自己。’有人说：‘这是春天般温暖和平的说法，不是勇猛严厉、有所作为的人的言论。’我说：‘厌恶所谓勇猛严厉的人，只是行动敏捷果断，实行仁德、施行义举罢了，难道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冷酷凶猛吗？严冬极其寒冷的时候，北风凄厉刺骨，朝阳照临，人们纷纷出来晒背。再低下去，不过是举着小火向上烘烤，靠近它的人还可以聚在一起取暖；再低下去，不过是筑一道矮墙吗？仍然会有人躲在里面避寒。否则，面对冰雪更加凛冽、太阳也终日逼迫的环境，若说这是严酷锐利的情势，又有谁不想靠近？而凿冰的人连手都冻僵，寒气侵入五脏，连自己都无法存活，又凭什么有所作为呢？’ 教诫儿子的文章 丙午年冬天，我读《典谟》，读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起身叹息说：‘禹、稷、契、皋陶，真是万世的人物啊！他们的精神常在，今天繁衍于天下的人，大都还是他们的后裔。河洛地区的黍稷，人类之间的礼尚往来，全都是他们遗留下来的恩德。由此再自我检点，并推及朋友、同类和子孙族人，差距究竟有多么高深遥远啊？俗话说“越过河去就拆掉桥”，说的是阻碍别人而使自己得利。然而自己还能再次渡河吗？福分就会孤单，寿命也会终止，这不是天造成的，而是人自己造成的。我的孩子，你要想一想：使几代人长久受益，是有利，还是只让自己渡过一次河、以后不再让别人渡过有利？’ 论人 人的灵性叫作心，而头、眼、手、脚在心看来都显得蠢笨。天地的心叫作人，天地间万物各自专守一端，都不如人灵秀。然而人真的灵秀吗？答案是：只有那些超出众人、从物欲沉沦中脱颖而出的人才灵秀。尧、舜、汤、文王灵秀而处在上位，孔子、孟子、颜习斋灵秀而处在下位。所以孟子说：‘除了我还有谁呢？’唉，这责任是多么重大啊！皋陶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曾子说：‘要像面对深渊，像踩在薄冰上。’丁未年元旦，塨撰写《人说》。击磬 我曾读经，感叹《论语》一字也不能增减，《中庸》《孟子》却比不上它。读到‘孔子击磬’这一章，记载有个挑着草筐的人经过孔子的门，难道可以改作‘经过孔子的门而上前’来说明有人击磬吗？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想到，以前的解释错了。解释者说：‘击，是偶然击了一下；过，是从门外经过。’不对，不对！偶然听到一两声磬响，怎么知道孔子有心中的志向？匆匆从门外走过，怎么就能发生宾主之间的往来问答？考察古代击鼓有各种击法，所谓祢衡击渔阳鼓三挝就是这种情况。击鼓有的击鼓边，有的击鼓正面，有的站着击，有的坐着击，有的行走着击，有的快步击；有的跳跃击，有的舞蹈击。起初和悦舒展，中段深沉渊厚，节奏错乱时又像风急云骤，如同天崩海立，使人毛发竖起、精神震悚。《孟子》所区分的大成、小成，是说一件乐器自身从头到尾完成一套演奏；这里说的是小成。鼓既然如此，磬也应当如此。一定是孔子当时因击磬而闻名于人，那个挑草筐的人特意来拜访他。‘过’，是过访、来访；坐下来听，便有了宾主之间的辞说论辩。有人说：‘这样也可以写作“经过他的门”吗？’我说：‘还是不对，不对。’‘孔子在卫击磬’以下，应从‘果哉’断句。这是说明孔子的志向正在于不果断地去做。‘有个挑着草筐的人经过孔子的门’，这句话以下是说他有意而来，是说话坚定不移的意思。由此可见，挑草筐的人特意来到孔子的门前，是要劝孔子果断行动。启贤 赵侪鹤感叹魏见泉说：‘南乐没有好儿子，是说他的儿子广微虽然官位升到台辅，却不肖。然而古代这种情况很多：尧、舜的儿子不肖，便由臣子辅佐来弥补，所以尧、舜禅让；汤失去儿子，孙子又颠覆了政权；武王的儿子年幼，也要依靠臣子辅佐。孔子晚年丧子，孟子则与人交换儿子来教育；父子之间不互相责求尽善，这种话在古代言论中屡见。若说儿子恭敬承受父业而没有缺失，几千年来只有启称得上贤能。禹娶涂山氏，四天后涂山氏便怀孕，等到治水成功已经过了八年。后来启任百揆，代理帝位，又过了几十年，长大成人而有所建树，禹确实应该毅然改变禅让的安排而改为传位给他。曾元养父志不如曾子，而且曾子病重时还偏爱姑息他；曾子回头看自己的家庭，知道其中有不愉快的地方。可是他仍然战战兢兢地以正道纠正弊病，这就是圣贤不怨天、不责怪别人，把实行仁德看作自己的责任啊。’

译赵母龚太安人八十寿序 雍正御极的第一年，皇帝下诏命天下州县举荐孝廉方正。浙江兰豁以甲午年举人的身份被举荐。我博邑的父母官赵公、应公想到母亲龚太安人年事已高，便极力辞谢主持此事的官员，但没有获准。太安人说：‘不要推辞，王家若不这样做，便不是孝。’李中丞于是把赵公的事迹详细整理上报。天子说：‘特此赐给他六品服色，让他乘驿车前来觐见，授予现任官职。’雍正二年嘉平月，赵公到博野任职。第二年，水势泛滥，沙河、滹沱河、滏阳河三河汇合而造成灾害，博野以及东北方向相连接的数县都遭受灾害。赵公首先上报，获旨从天津仓发米赈济饥民。赵公挽运费用只收一解，百姓已经得到粮食而苏醒。又亲自筑堤修路，水灾因此平息。雍正四年八月，禾苗遭受螟蟘虫害，赵公向蜡神祈祷，灾害立即消除。他修葺了蜡神祠。如今丁未年夏天又遭旱灾，赵公祈雨，立刻下起大雨。百姓多年借贷官粮不能偿还，赵公亲自到乡里查看：能够偿还的立即收足；不用派遣追催人员、确实不能偿还的，就削去其姓名。没过多久，全县百姓大为和悦，便计划在冬末赵公诞辰之时为他祝寿，并写信说要为他举行锦旋之礼。赵公不同意，他们又极力请求。赵公说：‘如果实在不能推辞，那么我母亲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就是八十寿辰。借全县百姓的欢心来为我母亲祝寿，可以吗？’ 于是众人纷纷而来，向我李塨子庚星请作文说：‘太安人归年以后，长兄司马襃庵公亲自积累功业，辅佐祖母余姑范雨太君；继承范太君的美德，怜爱并抚育年幼的我彭公。彭公奶水不足，太安人代替他哺乳了几个月。分家以后，司马公又把肥沃的田产推让给他。赵公和二公子成为乡绅士子的领袖，还担心司马公后嗣不够繁盛，于是三次为他置办妾媵。后来得到李孺人生下的幼子，不久李孺人去世，太安人抚养这个孩子，超过了对亲生子女的爱护。他长大成人，考中甲辰科贤书。其余如勤劳治家、和睦宗族、周济姻亲、救恤邻里等事，若再细数，仆人都要换好几班了。’我早年诵读《关雎》，朱熹注说宫人因高兴得到后妃而作此诗，那么宫人就是妇人和宦官，他们称后妃为淑女，思念她并与她交好，在情理上并不合适。况且闺房之乐不使用钟鼓，妇人和宦官所奏的钟鼓琴瑟却是女乐。序认为后妃乐于得到淑女来配君子，传、笺所说的‘友乐’之乐，又都以荐荇菜、赞助祭祀为解释。这样理解，似乎是诗人听闻后妃成为君子的正配而作诗。诗人舍弃嫡妻而专门斥责庶妾，措辞也不够工整。后来我反复低吟再三，才知道《关雎》《葛覃》《卷耳》都是后妃自己所作，表现的正是以尊贵身份对待卑贱者、以圣贤身份礼敬贤者，舍弃自我而听从他人，乐于取用别人的长处；宫中和谐肃穆的情形，究竟会是怎样啊！这就是《麟趾》所说子孙仁厚振振有德的原因。如今太安人难道不是稳步继承这种德行吗？因此她积聚了深厚的德行和祥瑞。赵公不为自己祝寿，而是汇合千万人之心来为太安人和幼弟祝寿。一定要等我的拙言送到，然后在一堂之上举杯祝贺。说到仁慈，说到孝友，情状都仿佛可以捧在手里看见。太安人正是明亮的眼睛、鹤发满头，坐等郡国太夫人的恩宠赏赐，难道能不欣然多饮一杯吗？自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大多致力于雕琢文辞、诵读文章，却排斥经世济民。如今的人则精于揣摩迎合，竞相追逐权势通达，而内在品行很少修养。因此我听说赵公家的福泽，乐于称道它，把它作为挽救世风的榜样。孙生生日记序 雍正六年二月上辛日，我和门人前往祭奠颜习斋先生，将要登车时，有人从县里的驿站寄来一卷书。我打开阅读，原来是常州孙生应榴、字子房所写的日记。我摘录其中丙午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内容，开头有一首诗：‘恕谷的传人先学习礼乐，谁使这条道长久以来被拘谨之习束缚？正逢小子三十岁，遥拜先生这位万古贤人。礼用来规范自身，谦卑如大地；乐必须培育德性，浑厚如苍天。志向既定便时时反省，正值桃李青春，正好奋力前行。’回家后我擦去眼中污秽，批评、评点了几天才结束。起身拜手叹息说：‘上天没有让斯文丧失，真是幸运啊！’孙生从恽子皋闻那里得到颜先生的书和我的著作，于是酷爱学习：白天有所作为，夜晚有所思考，一刹那也不忘存养本心，一呼一吸都不忘涵养；反省自身、改正过错，努力实行德行；率领弟子分日学习诗、书、礼、乐、射、御、书、数，功夫的周密几乎可以和习斋相比；而且他在文章中表现出的捍卫道统、阐明学术的能力，又和皋闻争相敏捷。像我这样衰老昏聩的人，本来就瞪眼也无法相比。世间竟然有这样的人吗？孔子从尧、舜、汤、文王那里承继道统，在杏坛讲习，依靠七十弟子传承；数百年后汉高帝经过鲁地，以太牢之礼祭祀他，于是历代尊奉他为天下的教化宗师，排斥异端，永远安定百姓。相隔两千年之后，习斋先生崛起，倡导阐明周公、孔子的实学；我冒昧听闻并推演它，皋闻来到北方时，习斋已经去世；皋闻又从我这里错误地听闻此学，回到南方。几年前来信说，南方学习颜先生学问的有四个人；如今孙生如此卓异，不知就在那四个人之中吗？还是已经超出他们之外了？他能够阐明并实行这种学问，日新月异地进步，不能说不是上天有意安排。程朱之学以静坐读书为主，起初也闭门与弟子相互传授；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遵行此学，刊刻他们的书，以时文取士，于是遍布天下。然而其道日渐微弱，被异端和世俗之学浸染，流弊使人软弱、趋于腐败，这个时代不能得到它的实际功用。如今孙生竭力承担颜先生的学问，使其积蓄充实而上达君主宰相；若被采用，便能使天下安定富足、尊贵荣耀；子弟跟随学习，便能做到孝悌忠信。使万世升平，用这种学问建立人物和社会的和乐昌盛，成就它所关涉的一切，这将是多么重大的事业啊！孙生，你要努力！

译《士丧礼就正序》没有比礼更大的道，没有比丧礼更重要的礼。我早就听闻君子的教诲了。《鲁论》说：‘所看重的是百姓的饮食、丧礼和祭祀。’曾子说：‘丧亲一定要亲自尽力。’孟子说：‘只有送葬才可以称得上大事。’我从古人中考求，得到了曾子这样的榜样。《戴记》所记曾子问丧礼，内容多么详细周全。我观察当今，只有我们的习斋先生如此。居丧时，他不只是住倚庐、垩室，睡在苫草上、以土块为枕，务必遵入礼法规矩；即使侧坐、专坐等细小环节，也丝毫谨慎遵守。至于功服、缌麻丧礼中所谓三日不食、两日不食等规定，也都诚实遵行。服丧期满，丧家往往漫不经心，不加察看，而先生一定准备祭品到灵柩所在之处，有时还到墓前哭祭，然后才除服。除了习斋以外，我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冯子枢天遭父丧，竭力实行丧礼，编成《就正》一书，根本取自三礼，又参考宋、明诸儒的《家礼》，斟酌得十分完善，细小和重大事项都没有遗漏。颜先生旧有《居丧札记》《塨三居忧》《有士丧礼》《就正学礼》，都不如这部书详明。这可以作为后世遵循的法则了。想不到在曾子、习斋之后，竟又有这样的人。用兵的人列阵，选择开阔平坦的原野，堂堂正正地同敌人交锋，胜负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如果在夜半熟睡，月亮西落、星辰移动，突然有敌人变故，敌军冲破墙壁攻入，惊慌起身，衣裳颠倒地应战，很少有人不会头晕目眩。吉礼、嘉礼等礼，是在平原上列阵作战；丧礼则像夜半突然发生的战斗。得到这部集子作为指南，希望可以拯救人们的昏乱眩惑。《诗经》传注题辞 我从二十岁起，除了接受家庭教育，还跟随颜习斋先生学习，所学是使自己的德性彰明、使百姓得到亲爱和教化的学问。关于彰明德性的功课，年记和年谱中所记载的就是这些；关于亲爱百姓的具体事务，则包括编写《瘳忘编》、阅读历史、考察现实，主要汇集在《平书订》中。只是没有时间专门研究经义；经义大多阅读宋儒的注释，也就是当今通行的本子，间或涉及《十三经注疏》以及汉儒诸书，匆忙之间未能深入考察。到了将近四十岁，我才拜访毛河右先生，利用学习乐理以外的余力，向他学习经学。后来又从王草堂、阎百诗、万季野那里得到补益，他们的学问都探究到二酉藏书，帮助我弥补不足。然而我取用经义，仍然只是用来证明自己的道德和经世济民之学，例如《大学辨业》《圣经学规则》用来阐明道理，关于宗庙、田赋等考证用来讨论治理，尚且没有空闲为传注本身作打算。到了五十岁，我开始衰老，知道自己的德性将要衰朽，功业也无法建立了。于是才开始为《周易》作传注，接着为《四书》作传注，到甲午年完成。恽子皋闻远道而来，屈尊以身心和经世之学同我交谈，这些都使我豁然开朗，觉得彼此能够合力承担圣道；他的学问又浸淫经史、广博深厚，仿佛把肉贯在串上。他写成《诗》说，拿来向我求证；我受到触动，读完后沉思，仿佛有所领悟，于是写了《毛诗说质》答复他。皋闻说：‘好啊！为什么不就此为它作传注呢？’唉！德行还没有建立，功业又要等到哪一天才能建立，却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建立言论，真令人惆怅不已。先生的《毛诗传注》《春秋传注》因力量不足，不能刻板印行，所以先摘取若干条刊行于世，用来显示自己的旨意。

译论诗一则 孔颖达疏说：郑玄认为“赋”的意思是铺陈，铺陈善恶，就是诗文直截了当地陈述事情，不用比喻的都属于赋。郑司农说：比，是拿别的事物来比方；凡是说“如”的，都是这种说法，如“如绋”“如羹”之类。他又说：兴，是把事情寄托在外物上；“兴”就是起，取来譬喻，援引同类，激发自己的心意；诗文中凡是举出鸟兽草木来表达心意的，都是兴辞。赋、比、兴的次序应当如此，因为表达事情的方式，以直陈为上；至于比和兴，虽然都是寄托于外物，比显露而兴隐微，应当先显后隐。毛传只特别说明“兴”，是因为兴的道理隐微。关于《螽斯》“羽”的疏说：这实际上是兴，传文没有说“兴”，是因为文意自然明白，所以不说；凡是没有解释的，都是这个原因，各篇都如此。朱熹于是把《螽斯》《柏舟》《何彼秾矣》《绿衣》《终风》《凯风》等篇中毛公所说的“兴”改成“比”，与前人的解释不同。又考察刘勰《文心雕龙》论赋、比、兴，也与前面的说法相同。那么在汉、魏、六朝诗赋正盛行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解释的；不能因为今人作诗动辄遵循古体，反而说赋、比、兴有了不同的意义。恽皋闻说，赋、比、兴不应当像集注所列那样，把每一章都机械地凿定为某一类；这话很正确。朱熹注说：‘兴，是先说别的事物来引起所咏之辞，那么就必定以章首的话为兴了。’然而《汉广》首章开头以乔木作比喻，结尾又以江汉作比喻，传、笺都认为是兴，大概是首尾都因触物而兴，中间‘游女’两句才是赋写其事；这就不只是章首为兴了。可是朱注把乔木说成兴，把江汉说成比，那么所引的外物相同，句法也相同，为什么一个是兴、一个是比呢？《关雎》首章说‘后妃’，凡是说兴的，文意都仿佛如此，大概是说兴必须使上下句法相互呼应。那么《野有死麕》首章的‘包之诱之’彼此呼应，第二章‘兴言’三句与‘赋言’一句又怎样呼应呢？朱注又说：‘比，是用那件事物来比这件事物，《螽斯》的羽就是这样。’这样一来，注疏却把它解释为兴，不解释为比了。用‘尔’来指后妃，固然是兴；即使依朱注把‘尔’指作螽，以接触外物而引发感兴，也正是兴的体式，怎么能说是比呢？况且即使按照朱注所谓借外物来引出正意的例子，《谷风》篇中以‘风雨’相和合来引起夫妇之间不要相互怨怒，不以末章起兴说明不要因容色衰退而抛弃德音，这正是兴；为什么又说是比呢？况且《诗》是用来表达志意的，触及外物而陈述感情，有时是兴，有时是比，情意缠绵、变化无端，这就是诗的道理。例如《汝坟》末章中，‘鲂鱼赤尾’是兴，‘王室如毁’是比，‘父母孔迩’是赋；《麟之趾》中，‘麟之趾’是兴，‘振振公子’是赋，‘于嗟麟兮’既是兴又是赋；《行露》首章全是兴，不一定要同正意相互呼应。《野有死麕》首章上面两句是兴，下面两句是赋；第二章开头三句是兴，末一句是比。《苦叶》第二章中，‘有弥有鷕’两句借两种事物起兴；‘济盈雉鸣’两句又引申而再次起兴；《鹤鸣》同时咏写四种事物，全都是兴，错综变化而不一致，这就是诗的道理。杜甫《秋兴》中，‘玉露’四句是兴，‘丛菊’两句是赋，‘寒衣’两句又是兴。他的绝句中，‘眼见愁人愁不醒’是赋，‘无颜春色到江亭’以下三句则是兴。至于长篇诗，往往赋中又有赋，比中又有比，兴中又有兴，互相转换，交替陈述；难道还要固执地拘泥于古人的分类，古人会接受吗？《邶风·柏舟》五章，每章六句。朱熹说：‘《诗序》不知道诗作于何时，就一定强行说是某个时期；不知道诗的作者是谁，就一定强行说是某个人。凭空妄说，欺骗后学。像《柏舟》，不知道它出自妇人之手，却说是男子所作；不知道是不得志于丈夫，却说是不得志于君主。断然说是卫顷公时的诗，那么这种故意欺骗、误导后人的罪过，就无法掩盖了。’又说：‘这种解释，一定要使《诗经》没有一篇不是为时政、君主、国家和政治而作，本来就不合乎自然性情；有时史书所记当时没有贤君，即使诗辞优美，也一概说成追述古事以讽刺当今。这种轻率急躁、险刻浅薄的做法，对温柔敦厚的诗教尤其有害。’我按说：朱熹也说《诗序》有的说是孔子所作，有的说是子夏所作，都不可考；而郑康成认为各篇序文原本合为一编，是毛公开始分开，放在各篇开头。这样说来，在毛公以前，它的传承已经很久了。既然说传承已久，那么学习礼、学习诗的，必然是孔门弟子流传下来的；朱熹为什么又要痛加诋毁、极力斥责呢？而且朱熹没有生在秦汉以前，怎么能看见古人不知道作者却强说是某人、不知道时代却强说是某时，便骂他们欺骗、欺诳后人呢？像《柏舟》这首诗，朱熹所依据的是《列女传》。已经流传很久的《诗序》不可信，出自后人的《列女传》反而足可信吗？何况诗中说：‘若不是没有酒，便可以遨游。’又说：‘不能奋力飞翔。’想要奋飞，想要饮酒遨游，难道是妇人所说的话吗？朱熹却强行坐实说：‘诗辞卑下柔顺，疑是庄姜所作。’那么请再读一读：‘心志坚固超过磐石，心意正直胜过席草，威仪完全合宜，没有一样不好。’这是卑下柔顺的话吗？朱熹又说：‘所以是故意欺骗，以误导后人。’那么请问朱熹：《木瓜》被改解释成以报德为奸私；《鹊巢》被改解释成迎娶妇人为嫁女；《风雨》《子衿》被改解释成君子、学校之事为男女私奔。诸如此类，数不胜数，难道都有根据吗？根据在哪里呢？这不也是反复陷入欺骗、欺诳后人吗？孔子说：‘诗可以观，可以怨。’太史公说：‘《小雅》有怨恨讥刺却不至于悖乱，因此可以讽刺当时君主，彰明国家政治，援引古事来匡正今天，这正是孟子所谓王者的遗迹。’《小弁》怨恨亲人，正是诗的道理。朱熹却诋毁它说：‘不是自然的性情，轻率急躁、险刻浅薄。’那么一定要像岳珂所说：‘如今的儒者把君父的大仇置之不问，只顾讲正心诚意，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正心诚意究竟在哪里？’

译这样才算是合乎自然性情吗？这样才算是安坐忘怀而不轻率急躁、险刻浅薄吗？朱熹在解释《柏舟》时既认为是妇人之诗，注释《孟子》时却又遵从《诗序》，说是卫国的仁人受到群小的恼怒；他既把《青衿》解释为男女私奔，写《白鹿洞赋》时却又遵从《诗序》，说‘广泛解答青衿的疑问’。这说明他的见解尚且不确，一张口前后两种说法，却以盛气凌人的狠厉言辞痛骂古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杕杜》四章，每章七句。《采薇》三章，《诗序》认为写的是文王的事，朱熹没有考据便加以驳斥，说未必如此。考察《常武》一诗说：‘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宣王时，皇父任太师；他的始祖名叫南仲，那么南仲必定是周初的臣子，建立大功而得到封爵的人。太王、王季刚刚兴起时，还不能大规模出征，却都获得胜利；武王末年接受天命，讨伐纣王，最终也没有听说他远征边荒。因此征伐玁狁、西戎（《诗序》把西戎解释为昆夷），除了文王还会是谁呢？何况《孟子》说：‘汤侍奉葛，文王侍奉昆夷。汤起初侍奉葛，后来才征伐它；文王起初侍奉昆夷，后来才征伐它。’ 两件事相类似，所以并列说起。《大雅》说：‘昆夷逃跑了，只剩下张口喘息。’这也说的是文王的事，确实有根据。可是偏要改动《诗序》，把按世代次序解释诗篇的人说成毫无根据的空话，说只是随意附会咏叹，使后学无法据此知人论世，这难道是诗教吗？《皇矣》六章 极高的土山叫作京〔《尔雅》〕；没有钟鼓叫作侵〔《春秋传雅》〕；大土山叫作陵，大陵叫作阿〔《尔雅》〕。‘矢’是陈列的意思。就是说，周军按兵不动，聚集驻扎在京地，以此牵制密国的军队，同时偃旗息鼓，从阮国边疆出兵侵袭密国，出其不意，抵达密国后便登上高冈列阵。这与依托京地一样，都是所谓‘首先登上高岸’。于是密须的冈陵、山阿、泉水、池泽全都归我们所有，密人不敢列兵，也不敢取水，大概密国已经灭亡了。于是归附的军民越来越多，旧都容纳不下，于是选择善良的原野，在岐山南面、渭水旁建立城邑。周书所说‘文王在程’就是这件事。‘鲜’是善，将要向旁边转移的意思。考察太王居住在周原，《颂》说在岐山南面；这里的鲜原也在岐山南面，大概距离旧都不远〔《正义》〕。《执竞》一章，共十四句。诗中有‘成康’二字，朱熹便凭臆测改说这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的诗。然而周人拥有四方，并不是从成王、康王才开始；而且周人没有挑选三位君王、专门一同祭祀他们的事情。文王、武王是接受天命的君主，宗庙可以永不迁毁，所以可以专门祭祀；成王、康王若在禘祫之祭中，难道会只祭祀成王、康王而不祭武王吗？时祭难道有分开祭祀的吗？为什么三位君王会合在一首诗里？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地方。何况只见有‘成康’二字，就说是成王、康王，那么《昊天》篇说‘成王不敢康’，又该怎样解释呢？《雝》序说：这是禘祭太祖。太祖就是始祖后稷，并不是后稷不能称为太祖。郑玄笺认为是文王，这是不对的。禘就是《春秋》所说的吉禘。大概成王服丧期满后，奉武王的神主，在太庙合祭，于是按照次序逐渐迁移神主，武王的神主便进入祢庙。所以这首诗专门歌咏武王的德行，是告知太祖武王应当入庙。若是大禘，就要追祭最初所出自的帝，如《商颂·长发》历数祖先的德行，不可能专门称为皇考。下一篇接着说诸侯开始在武王庙朝见，大概是武王开始有庙的事情，是同一时期的事。《闵予小子》一章，共十一句。考察《左传》《孔子家语》、周文王、周成王世子制度、《明堂位》《史记》《诗序》《书序》《尚书大传》以及汉、唐注疏：武王死于十一月，成王当时十三岁；第二年，周公摄政，以这一年为元年。同年发生管叔、蔡叔散布流言之事，周公东征三年后归来，回来后制定制度、制作礼乐，以完成文王、武王的德业；到第七年营建洛邑，当时成王二十岁，周公自己请求退居田间、交还政权。所以史臣在《洛诰》中总括记载说：‘周公大力保全文王、武王所受的天命，已经七年。’这是确实可以凭信的。可是宋人蔡沈等忽然改说周公留在洛邑前后共七年才死；遍查史料，周公根本没有留在洛邑七年这件事。何况说七年而死，出自哪部书，却凭空妄言？即使说周公留在洛邑，也只能说是奉成王之命，保全成王的政事，为什么要说‘大力保全文王、武王所受的天命’呢？难道在此以前周公以冢宰摄政，不算大力保全文王、武王所受的天命吗？推究他们的意思，不过是说周公摄政只限于成王服丧期间，如同百官总摄己职、听命于冢宰罢了；服丧结束后即由成王亲自执政，哪里有摄政的心思？这种说法给王莽信口开河制造了依据。他们不知道伊尹的志向：即使放逐君主尚且可以，孟子已经说过，何况周公摄政呢？在三年丧期内可以摄政，因为君主年幼而引申延长到七年，也仍然属于三年丧制的道理，怎么就说这损害了臣下之道呢？王莽借口摄政，便要辨说周公没有摄政之事；那么王莽又借口接受禅让来篡夺汉朝天下，难道还要说舜、禹也没有接受禅让的事情吗？《恕谷后集》卷十一终 《恕谷后集》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