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谷后集卷十三

译附录刘调赞所作《道传祠记》。祠堂名为‘道传’，取自韩愈的话。韩愈《原道》说：儒者所遵循的是仁义之道，其经典是《易》《诗》《书》《春秋》，其制度是礼、乐、刑、政，其成员是士、农、工、商四民，其行为准则是五伦，并不是异端、老氏、佛氏的道。尧把这个道传给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孟子以后便没有得到它的传承。如今博野颜习斋先生出生于两千多年以后，继承了已经失传的道统，重新阐明舜、禹的九功，周公的三物，孔门的四教，深入考察并努力实行，用来教导世人，确实是尧舜以来所传的正道，并不是世上那些依傍儒家途径而混入异端的人。习斋去世后，李恕谷先生遵奉他的遗命，把书斋题名为‘习斋学舍’，立习斋先生的神位，每年春秋仲月的上辛日，率同道在这里祭祀并讲习，二十多年从未废止。但日子久了，学舍逐渐破败，他的子侄又遭逢灾年，把学舍前半部卖掉，四方同道来访时便容纳不下，也难以周旋接待。于是恕谷先生在自己居住的东庄筹划，另建习斋祠堂，跟随学习的士人争相来资助，不久砖木便已齐备，泥土和白灰也堆积起来，于是建成正堂三间。中堂供奉习斋先生的神位，左右两堂将用来陈设礼乐器物以及颜、李所著书籍的刻板。同门冯辰等人共同恭敬地请求先生说：‘左右两堂不能只用来堆放物品。习斋先生除了到漳南与梁魏两地游历讲学以外，其余地方没有再及于此；后来推阐、发挥他的学说，广泛传播到四方，听闻风声而兴起学习的人接踵而来，实在是先生的功劳。先生又汇集六艺的成法写成书，辨明居敬与主静的区别，分清存诚与质问百姓的关系。又为《易》《诗》《书》《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作传注，用习斋的学说印证圣人经典，好像符节相合，使后学有可以遵循的准则，不走入旁门歧路，更加相信习斋的学问以圣经为根本，并非凭空臆造。王昆绳作《习斋传》说：‘传承他学说的，是李孝悫先生的一个儿子，这确实不是虚妄之言。’我们打算把先生的《远道图》悬挂在东堂，同道春秋祭祀习斋先生完毕后，再到东堂拜见先生的画像并仰望追慕，不也是可以的吗？’先生极力推辞，他们又以公义请求，这才答应。又请求说：‘习斋的学问，第一传得到先生，第二传得到恽皋闻。皋闻从北方来时，完全舍弃自己的学问而跟随先生学习。习斋学的别号诗说：“三年沿流追寻才得到我的老师，圣道的源流幸而得知；千古以来有人担当事业，半生从此确定了心志。”’ 可见他自认已经听闻道义，是十分审慎明确的。他居住在南方时，每天把颜、李的学问告诉别人，如今天下人几乎都在口中津津乐道颜、李之学，其中多半是王昆绳、恽皋闻二位先生倡导阐明的功劳。比如常州孙应榴，在戊申年寄来他的日记，远远拜先生为师，详细记载反省自身、改正过错、修养德行、学习技艺的功夫。他竭力肩负圣道，却说‘这是从皋闻那里听来的’，那么皋闻传道的功劳就伟大了。在西堂设立一座神位来表达敬仰，并不过分。先生也答应了，于是又商议在习斋神位旁边设置王昆绳先生的神位，作为配享。至于道统中的其他诸子，若有可以续入的，事情结束后再议定，依次增修，这是后人的责任。赞说：自癸卯年得以听闻颜先生的道义，前来跟随恕谷先生学习，我不揣度自己的愚钝衰弱，想要承继遗绪、扩大传播，却没有做到。如今己酉年夏天，祠堂告成，于是追溯事情的源流，为它写下这篇记。《双斋文集序》。李仲氏拿着他祖父黄门公的《双斋文集》和父亲介石的《醒葊文集》来请求我作序。我于是追溯源流，先为介石文集作序校订，才读黄门公文集，肃然站立，感叹说：‘黄门公的变化无可比拟，我真不知道他是不是乘着风云升上了天空。’从阅读昌化百姓对他的感念，知道他有惠民的政绩；读到兵部官署中的各篇奏疏，辅佐君主修养德行，陈述百姓疾苦，文采丰富，言辞正直，慷慨陈说，绝非今天那些迎合敷衍、唯唯诺诺的人所能相比。而且对于六部的政务，没有不加以辅陈的，真可以说是朝阳初升时鸣叫的凤凰。传闻国初有黄表、李三等人，是像汉代郭解一类的大侠，和亡命之徒往来，曾经拉出平民在市上斩杀；朝廷权贵和宫中贵人无不暗中知道黄公的名声，多次来请求与他联宗入谱，黄公严厉拒绝。有一天正逢他初度生日，朝臣争相前去祝寿，黄公把事情告诉地方官，地方官急忙将他们逮捕并判处死罪，与这些人有交往的大臣也被问罪。唉，黄公挺立不屈、气势凛然，是何等人物啊！等到诵读他的诗，却又顿时感到心境豁然开朗。考察黄公做官不久便告老退职，选择住在易州西山，踏着晴日的山岚，躺卧在丘壑之间，对风长啸、吸纳月色，以鹿为伴、与鸥为友。假如年轻时就学习这种生活，便会以此快乐终身，从没有一句话提及仕途显达。旁人读到他的佳妙意境和秀丽诗句，恍惚间情绪被带走，想抛弃一切事务跟随他游历，却不知道这其实是显贵近臣退身的步态，是黄门停止车辙后的生活。他咏怀诗中有句说：‘有空闲便修整书籍，和农人一同经营园圃；无心于八世功名，醉了还醒，醒了还醉。’由此可以想见他那种清醒而不受污浊的品格。文集中诗文都有，却只题作《文集》，因为诗也是文。萧统《文选》并不另行标出诗集一类，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译《醒葊文集序》。经传说：天地运行的道理，有所开启必然先有先导，难道不可信吗？自从周公、孔子去世，圣道便湮没了。汉唐时拘泥训诂，宋明时拘泥章句，佛、老之说又乘机混入其中，于是古代圣人明德亲民的学问，名义上遵循，实际上却亡失了，至今已经两千年。颜习斋先生出现，大声疾呼，揭示三物来教导人，说六德就是四德的实行，分作六行；六行就是五伦的实践；六艺就是孔门所说的兵、农、礼、乐。于是率领弟子分日学习礼、乐、射、御、书、数，而国内有见识的人也因此刮目相看、内心震动，认为圣学从跌落之地重新高高举起。众人聚集起来感到惊异，却不知道这并非偶然。明朝末年盱眙冯慕冈著《经世实用编》，就是重新重视六艺。清初太仓陆桴亭有《思辨录》，对六艺讲求得很详尽。四明潘用微说朱子近于羽，陆子近于缁，都与习斋的学说不谋而合。更为奇异的是，同时上谷有李介石先生，以黄门公的儿子身份考中乡试，却从未标榜道学之名。他以厚德为崇尚，才能够治理家庭产业，教人通晓经书、撰写文章；他的子侄和门生中通过科举、进入县学的很多，却也从未听说习斋的学说而有意仿效。他从幼年起就喜欢武术，带着几两金子南行到少林寺，交给寺僧学习武艺，精通了几年才回来。平时佩戴觿玉、玦玉和韘，骑马时便在左右杂佩弓袋、箭服和插箭的房具。他又喜欢音乐，请来姑苏的善歌者养在书斋里教授。每次学舍讲诵完毕，便进入内室休息，和子弟们一起游乐，敲鼓、奏弄丝竹，歌声互相应答，响遏行云，余音绕梁。即使在巷中散步、郊外游玩，也放声唱和，声音传遍四方。唉！宋、明以来七百年间的读书士人，从未见过这样的气象。后来才知道，习斋带着礼物去拜访他，但习斋在河南讲学，未能相见，而当时习斋和介石都已经满头白发了。唉！西边有铜峰，东边有洛钟；庚岸的月亮升起，甲岸的天色已经发白；碧空中云气形成，映照大地已经转阴。这难道不是天道和人事九次变化又重新贯通，其中有些事情不期然而然地发生吗？岁序初春，仲君六经率领子基拿着介石所撰《醒葊文集》来请求作序，我乐于为它校订，并把他的生平写在卷首，以表明介石的不朽自有所在，而诗文只是其余绪。论宋人白天静坐不合经义。自从周濂溪以主张清静来立教，程、朱、陆、王也沿袭这一说法，把白天静坐作为存养心性、建立根本的方法。考察古代经典，并没有这种做法。敬姜说：天子在大采这一天早晨与三公、九卿会朝，祖先知晓天地之德；中午考察政务，和百官处理政事。少采在傍晚祭月，与太师、司载纠察并敬奉上天的刑典；日落后监督九嫔，使她们洁净地奉献禘祭、郊祭所用的黍稷，然后才能休息。诸侯早晨修治天子交付的政令，白天考察本国职事，傍晚省察典章刑法，夜里警戒百工，使他们不致放纵淫逸，然后才能休息。卿大夫早晨考察自己的职务，白天讲习各种政事，傍晚整理自己的事业，夜里料理家中事务，然后才能休息。士人早晨接受学业，白天讲习贯通，傍晚温习复习，夜里检查过失而无所遗憾，然后才能休息。庶人以下，天明就行动，天黑就休息，没有一天可以懈怠。所以《易》说‘终日乾乾’，就是要实行事务。可见古代经典中，从天子直到庶人，没有白天静坐的人。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责备他；子贡请求休息，孔子斥责说只有死了才可以休息。古人鸡鸣便早起，不只是君子勤勉行善，即便小人勤勉求利，也整天没有空闲。战国时庄子、列子一派学说兴起，南郭子綦倚着几案静坐，茫然忘我，这是静坐观空的开始。后来佛、道两派把它奉为祖法，参禅入定，闭目垂帘，公然白天废弃事务，这就是异端。我们儒者为什么要受到它的污染呢！论宋人区分体用的错误。从伏羲直到孔子、孟子，关于道的论述已经完备，后学应当世世代代守护它，不可以另外创立名目。一旦创立，往往就会造成错误。宋人把道区分为体和用，就是其中一种。把内在的说成体，把外在的说成用；自治是建立本体，治理他人是发挥作用；明明德是建立完整的本体，亲民是发挥最大的作用。然而拿圣人经典来验证，并不是这样割裂的。心的职能是思考，思考难道不是作用吗？自我修养而实行仁义、尽孝尽悌，难道不表现在作用上吗？面对百姓时道德庄严、临事端正，难道不是建立本体吗？所以经典中有把形体作为体的，如《易》说‘正位居体’、‘阴阳有体’，孟子说‘四体’；也有把作用作为体的，《中庸》说‘体物’‘体群臣’，《易》说乾坤合德来体察天地的造化。公孙丑说子夏、子游各有圣人的一体，颜渊、闵子骞则具体而微；这里的‘体’，指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体本来就包含作用，作用就是运用它的本体。可是后来的儒者说：有体无用，就像人有手脚却不能拿取、行走；那么手脚瘫痪、不能使用，就不能称为体了。又说有用无体，就像人能够拿取、行走却没有手脚。他们不知道究竟用什么来拿取、行走吗？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存在。

译又论。老氏以无作为体，以有作为用。宋人区分体用，大概也受到老氏思想的迷惑。然而朱子《太极图说》把中、仁、感看作太极的用，把正、义、寂看作太极的体。这就与朱子注《中庸》时把中看作体、把和看作用相矛盾了。那么，他为什么又把中、仁与感配在一起作为用，把正、义与寂配在一起作为体呢？朱子、陆子虽然都受到佛、道二氏学说的浸染，但陆子直接走入一种错误，朱子却两边顾虑、犹疑不决，不能确定自己的学说，这就是两家不同的地方。与长举谈论顾视明命的功夫。您留心于‘顾视明命’，可以说是探究根本。但实行它是有方法的，经传说白天治理事务，夜里检查过错；又说天明就行动，天黑就休息，没有一天可以懈怠。每天早起，立即去做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把心放在什么事情上；或者接待什么人，遇到什么人，就把心放在什么人身上。事情办完、人离开后，回头察看自己的心，清明澄澈地安在内心，淫靡的声音、美色、财货利益，一丝一毫都不能触动心怀；东奔西走的杂念，一丝一毫也不能扰乱心念。随后再次处理事务、接待他人，也照这样做。这就是所谓‘终日乾乾’，所谓‘执事敬’，所谓‘站立时仿佛看见忠信笃敬诸德陈列在面前’。却不能仿效宋人白天静坐来消磨时间，那是佛、道二氏遗留下来的毒害。如果一定要静坐，那么在天黑后尚未睡觉、鸡鸣后尚未起床这两个时段，除了省察前一天所做事情的得失、当天将要做什么和应当停止什么之外，披衣端坐——这里的‘直’就是外在形体端直的‘直’，静坐、拉弓、骑马合为一种姿态——收摄精神片刻，也是可以的。但应当以主敬为主，而不是以主静为主，因为有敬自然会静；专门讲主静，有时反而不能做到敬。这就是所谓‘夕惕若’。总之，这些都在顾视上天的明命。孟子所说的‘操则存’，正是这样。明命，就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心，也就是赋予我们的仁、义、礼、智。如果驰骋心思去想象天地尚未出现征兆以前，以及天地氤氲、万物刚刚产生之初，并把这当作顾视明命，那就是不切实际的思考，并不是顾视明命。前面的功夫已经纯熟之后，耳朵灵敏，眼睛明亮，心思睿智，世故人情一触即解，这种效果可以自己检验。

译与枢天论读书。枢天借《智囊》来阅读观览，我问他原因，他说：‘我处理事情常常愚钝，所以借此学习。’我说：智慧要在事情中磨炼。过去张咏向陈抟学习运用智慧，我年轻时和张文升住在蠡城，离官府很近，每当听到诉讼之事，就共同推测胜负，思考用什么办法追捕盗贼、盗物丢失后用什么办法侦察，这也是学习智慧的一类。阅读《智囊》是为了启发自己的心思，如果只专门依赖书籍本身，就没有益处。不久他又翻阅其他书，我又问原因，他说：‘借此来涵养我的心性，也可以使不明白的道理明白。’我说：‘不是这样。您说《诗》《书》能够养成圣贤之心，这句话是古人针对下等人说的，意思是沉溺于读《诗》《书》，至少不会嫖娼赌博；并不是圣贤专靠读《诗》《书》才形成。读阅时间久了，就会喜欢清静、厌恶烦杂，使心思板滞迂腐。程子说“玩物丧志”，是说把书看成佳山艳蕊，喜爱玩赏而不肯放下，天天登临观赏，反而丧失了成为圣贤的志向。’他问：‘先儒说读书可以明理、涵养身心，难道都不对吗？’我说：‘不对。自从秦火焚书以后，汉人珍视书籍，便日益趋向诵读。唐代韩退之、宋代朱晦庵，都以继承圣道自任；但韩愈有《符读书城南诗》，朱子有《读书乐诗》，这说明他们终身用力的重点在诵读，何况那些下等的诗人文士，以及以参加科举来求取富贵的人呢？’ 于是上千年形成了一个只重文章、墨翰和诵读的时代，人才一天天下降，世道教化一天天衰败，社会像鱼从内部腐烂、瓦片彻底崩解一样，再也无法收拾。由此可以知道，所谓学习文章，并不只是读书；只会阅读、理解书册，还不能称为学习。所以招致讥笑的人说什么‘白面书生’、‘书生无用’、‘林间咳嗽病猕猴’，而说诵读能够涵养身心，实在错了。李白说：‘请问为什么这样消瘦，只是因为向来作诗太苦。’这样身体日益消瘦，心灵也日益脆弱，哪里谈得上涵养呢？颜先生所说的，正是读书人往往学习得像妇女一样：论见识，只能从门缝里窥视别人；论力气，连一只雏鸟也举不动。如果说读书能够明理，那么宋、明人创立道学之名，每天讲道却把‘道’字理解错了，每天讲学却把‘学’字理解错了，每天讲诚意、主敬、存诚也都理解错了。所谓明理究竟在哪里？由此可知，即便一本书读上千万遍，只要理解错了，仍然是全盘错误。那么诵读可以废弃吗？回答说：怎么可以废弃！只是不要沉溺其中罢了。古人的六艺，其中第一项是书，并不只是学习点画。考究字义本身就包含诵读了；但孔门所说的雅言中有《诗》和《书》两项，《诗》说诵而不说读，是因为要歌唱它来配合音乐。所以春秋时大夫会盟，必定赋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书》则用来考察、讨论政事，所谓文王、武王的政事都记载在典册上。但并不要求把文字全部记住，做到一个字也不忘。所以孟子引用《尚书》时常常与原文有出入；至于《周南》《召南》，说‘为’，就是要实行其中的事情；《礼》说‘执’，就是要亲自执持并实行，难道只是捧着书本咿咿呀呀地诵读吗？问：为什么会沉溺于诵读？答：原因有三。第一，古人凭口传身教传授的道理，如辨识大体、辨识小节的方法，如今已经失传，人们只能取来书册寻求，所以诵读一天比一天繁多。第二，学习礼乐六艺必须用力，也必须有朋友共同聚集；诵读却只需闭门静坐，就能把玩，既方便又容易。第三，文人和科举之人更不用说了。如今习斋倡导阐明正学，即使有人遵从，仁义操守还没有达到深入内心、自然显现的境界，只能据守自持；孝友实践还没有达到知其乐而不能停止的境界，只能每天努力；礼乐服习还没有达到片刻也不离身的境界，只能时时依循游习；对于世故人情还没有达到左右逢源的能力，时常还要勉力立身。这样一回头看自己，便觉得精神消磨，于是转而奔走；既不愿意这样，呆坐闲居又做不到，便糊里糊涂地靠诵读度日，眼睛困倦、身体疲劳，渐渐习惯成自然。那么应当怎么办？回答说：礼制已有明文。《王制》说六十岁以后不再亲自入学，是因为年老。又说五十岁任职处理政务，六十岁专门主持和人家、国家有关的事务，哪里还有空闲学习？所以孔子说‘我没有被任用，所以学习了各种技艺’；孔子老年仍然好学，也是因为他的道不能施行，并不是他立意只在于多能博学。颜先生说，周游列国是孔子不得已的事，著述立言是孔子极不得已的事。所以孔子说‘君子所学很多吗？并不多’。这样看来，六十岁以后连学习礼乐也不应再勉强，何况诵读呢？问：年老而不做官的人有空闲，可以读书阅览吗？答：也不一定。我七十岁退休，中年时沉溺于翻阅书籍，颜先生常常为此忧虑并责备我。从五十岁到现在，家政事务缠绕，乡里应酬，朋友远道而来，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坐下来读书了。但如今古今文章的征引考证常常错误，我所处的情况正像孔子忧虑乱臣贼子、孟子遭逢杨朱墨翟一样，著书立说，不能自已。这是因为天理经过长期历练，内在能够操守存养，外在能够亲身实行，又在行动中用世故人情加以验证，偶尔考察旧书，只是把它作为证明，不敢沉溺其中。如今可以规定，八岁入学后，选择应当读的书来读；四十岁就逐渐减少，六十岁不再亲自入学。《存学编》说：儒者用一二分力量诵读，用八九分力量学习实行，那么百姓就非常幸运，这个道统也非常幸运。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啊！

译《李以传》。我小时候读《韩愈圬者王承福传》和《颜习斋先生佣者彭朝彦传》，感慨叹息说：‘士、农、工、商四民中以士为首，为什么质朴正直、喜好道义的品行，反而偏偏见于农民和工匠呢？’如今士人的风气更加衰败了，有名声的人也往往同气不和，见利忘义。唉！到哪里才能得到一个人来激发这种风气呢？后来我又在李某身上找到了这样的人，于是把这篇传称为《李以传》。李某名枣，是强花里人，名佩，字朴公。家里贫穷，没有读过书，但天性极其淳厚，即使饥寒也不求助于人。成年后奔走京师、辽东等地，靠转运谋食，竭尽力气，从不落在人后；别人按工钱雇他做事，有时称赞他，给他更多报酬，他也多半不接受。住在家里时，有人教他穿精细的衣服、吃精美的食物，使外表好看，他说：‘难道我是替别人穿衣、替别人吃饭的吗？’每天鸡鸣就起床，捡拾粪肥回来，打扫庭院，推独轮车做行商，有时下地劳动、拾柴。父亲性情旷达，喜欢交友，常把钱借给别人，知道对方有钱时就会归还，而且嘱咐说：‘我的父亲以后如果有需要，希望不要妨碍我的行动，我将来会偿还。’有时供给父亲钱，让他随意使用，自己却和妻子吃糠秕，而给父母的食物一定甘美精细，五十多年从不懈怠。他尤其重视兄弟之情，在辽东得到几两金子回来，经过京师时，听说兄弟欠了别人的债，不能回乡，便把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替他们偿还。有人说：‘你家的妻子儿女正在嗷嗷待哺，为什么不稍微留下一点？’他说：‘妻子儿女命薄，今年不能蒙受我的养育，他们也是我的妻子儿女；兄弟是父亲的儿子。舍弃父亲的儿子而只顾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是人所应做的事。’小时候和兄嫂住在一起，得到钱财全都归给他们，从不私下藏留。第二个儿子出生三天，他就把他送到兄长之后。歉收年得到一升一斗粮食，也一定分给兄长，等到两个弟弟时也同样如此。长子名杜，教他跟随同乡张生员朏明读书。有一天从学舍回来，陪父亲吃饭，偶然提到一位同族祖辈，直呼他的号，并把碗放在桌案上。李某厉声说：‘你这个孩子是什么人？竟敢直呼尊长的号吗？我不愿有这样的儿子了！’杜惶恐地请求改正，从此口中不再有戏弄、轻慢的话。后来杜补为廪膳生，靠教书谋生。有一家东主无礼，他便辞职回来。有人撺掇他去告发东主，便问杜该怎么办，杜回答：‘辞职罢了。’那人问为什么不告发，他说：‘如果屈辱在你自己身上，就不必争辩；如果屈辱在他人身上，也不必争辩。我只是不要儿子做刻薄的事情。’有人诋毁杜，李某却怡然说：‘这些事不是我儿子该管的。过去我只担心儿子没有骨气和力量，如今毁谤他的言论很多，或许他能够不与人同流合污吧。’杜想替父亲辩白，李某说：‘毁谤来时像雨水聚集，消散时像雾气消失。’ 在安静的地方自然会明白，为什么要辩白？杜因为父亲年事已高，请求把他接到教馆奉养。李某说：‘不要让我成为先生的父亲；东家若不礼待我，我难以忍受；若礼待我，就会使东家在先生之外增加一项不得不应酬的事情，我不做这种事。’最终也没有去。他治家严谨，不许妇女出门；在外面不许家人参与外事，不信奉佛教，也不许僧尼、巫婆进门。见到人的恶行便远远离开，听到善行便津津乐道，久久不止。他还喜欢救济急难，严寒酷暑时常留住过路的行人供养他们。有人把困难告诉他，他总是倾囊相助。六十四岁那年七月，他卧病在床，吩咐儿子铺设床褥，说：‘我这个年纪死去不算夭折，反省自己也没有亏心的事情。家人都在身边，我离去也很快慰。’说完含笑而逝。直到终日面色不变，屋内还闻到清香，苍蝇也不飞进门来。他曾在傍晚饮酒，对杜说：‘我一生艰苦劳累得很，你以后应当勤俭用力求学。’又让人指着杜说：‘某人有贤能的儿子，我的劳苦没有白费。’他独自出门，经历风吹雨打，在异乡染病，举目无亲，这是他人生最后的境况。有一天从辽东回来，经过大河时没有船，涉水走到河中，水势突然暴涨。一位老人呼喊：‘快渡！快渡！’用手把他扶出来，登上岸。河水涨得漫过堤岸，到处都是水，可是那位老人却不知去了哪里。后来他在京城守护皮坟，晚上就在树下住宿，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向他逼近。他挺身怒目，想要打她，那女子徘徊片刻便不见了，原来是鬼。我能活到今天，也许真是幸运。恕谷先生的门人说：李生杜和他的老师张先生，都曾跟随我求学。张先生去年去世。己酉年夏天，杜寄信来，叙述他父亲的品行，并说张先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使正室丰厚、善待乡党，急人之难、周济朋友，擅长科举文章；听到颜、李的学说，认为是正确的，于是不再专攻时文中的各种技巧，而寻求能够使自己不朽的道理。李氏可以说是有好儿子了！这是很合宜的。因此我替他作传，并把张先生附在后面，让杜读到这些文字后，更加扩充自己的贤德，使父亲和老师都得到光荣。

译《戴景惠先生墓表》。景惠先生，是祁州人，是乡人私下为他的老师戴君所拟的谥号。祁州人一向尊重师长。刁文孝先生的父亲善于教育士人，很有德行，去世后，门人建立报德祠，到现在还在祭祀他。如今又追悼戴君。然而考察他的行状，戴君祖先原本是顺天府黑窑厂人，始祖入赘于祁州金章家。金章，明代正德己卯科举人，任浙江市舶司提举，后来又任广东市舶司提举，授奉训大夫。他做官清廉，所以女婿也很贫穷，卸任后便带着他到祁州金家居住。到第三世，有一人名财路，拾到遗失的金子，守在那里等待失主来归还。第五世名宗孔，是戴君的曾祖父，补为诸生，从此开始以诗书起家。他的兄长宗胤，把儿子毓尧作为宗孔的后嗣，也补为县学廪生，性情豁达而喜好道义，强力实行仁政，能够抑制借机侵扰百姓的差役；他查出荒地，惩治那些把士民当作鱼肉来盘剥的人，祁州人因此得以安宁。有一家姓李的屡次拖欠赋税，累计达到数百金，写券愿意充任纲纪，宗胤撕毁他的契券，让他离开。宗胤生子名光天，是县学廪膳生。再往后传到戴君。戴君出生便聪慧异常，但刚满六岁母亲张氏去世，八岁祖父去世，十五岁继母靳氏又去世，过了四年父亲也去世了。当时继祖母张氏已经六十八岁。戴君尚未成年，继母靳氏所生的弟弟璍才刚学走路，弟弟的儿子又刚出生，正在襁褓中，而家中停放着一具又一具的棺材。戴君一度吐血数升，便卧病不起。继母傅氏擦着眼泪厉声说：‘你的祖母还在堂上，你父亲还没有入殓；我年轻时失去了丈夫，你又有年幼的弟弟，孩子还在襁褓中，难道要推卸责任，任由自己伤身而死吗？’戴君惊醒般起身，勉强扶助办理丧葬，一切都依礼进行。服丧期满后，带着弟弟努力学习。李安溪考察士人时，他们都被选入学。戴君侍奉继祖母张氏、继母傅氏，极尽孝道。他曾嘱咐家人说：‘我的祖母抚养我的父亲将近五十年，即使奴婢也不知道她把前妻的儿子视如己出。我母亲嫁到我家，四年便守寡，把我们兄弟教养成人，你们应当努力帮助我行孝，不要懈怠于友爱弟弟。’出门、回家、饮食都一定与她们相伴；独自出门便要问明去向，回来晚了便催促仆人迎接，自己拿着蜡烛等待。但教导他们遵循正道时，一点也不宽容。子侄、姊妹、媳妇都分别承担职事，考核十分严格。明代清苑人王云卿曾到他家，说：‘一家和睦的风气，真是祥瑞之气。’他又喜欢怜悯孤儿、救济贫困，不避艰险，略与他的祖先相当。有一天，他到舅舅靳公家，舅舅刚生了一个女儿，孩子的母亲却因生产去世，家人打算把孩子丢弃。戴君不同意，抱着孩子回家，请继母傅孺人抚养她，孩子靠乳汁得以活下来。恰逢冯氏，安生员被诬陷入狱，戴君因为是其父亲的老友，奔走两年，为他洗雪冤屈。流霜村宋姓卖掉儿子来安葬妻子，戴君心中悲悯，资助他办理葬事，又收养他的儿子。等孩子娶妻生子后，再让他回去奉祀祖先；其他类似的事情，难以一一计数。他喜欢结交、看重婚姻亲情，与人坦诚相处，即使是门生弟子，也常和颜悦色地把他们当作忘年之交。他能豪饮，喜欢高谈阔论，留心世事，认为士人不了解时务，不过是愚蠢的书虫。他曾让兄弟、子侄在身边，有时与同道并坐，讨论催收赋税、刑名案件、抚养教化百姓的方法，仿佛看烛数数、用龟占卜一样明白。他临终时还嘱咐儿子三聘说：‘将来做一个清白的官吏。’戴君名王弁，字昆生，号毅庵，配偶为马孺人。儿子名中，癸卯科举人。儿子拿着行状，匍匐请求我写墓表。我想到他的门人，认为以施行仁义、刚强果断所形成的景象，以及爱护百姓、乐于施舍的恩惠，仅仅用‘景惠’作为谥号，只说到了外在事迹而已。又想到《诗经》说：‘施恩于宗公，没有怨恨，没有忧痛。’‘惠’就是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都是顺德；而他严格要求自身、整治家庭，又以刚强果断来实行，并不只是和煦柔慈的人可以相比。‘景惠’这个谥号，本来已经很完备了。于是我把这些话大书写下，让人把它刻在墓上。

译《李子恕谷墓志》。李子是李孝悫先生的长子，名塨。他曾经求取仁德，却不能在宽恕上期望自己做到勤勉，因此以‘恕谷’为乡里名号，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号。李孝悫四十岁以后，原配马太君有顺德却没有生儿子，于是聘娶易州马指挥公的女儿为妾。生李子时，李孝悫努力奉行圣贤之道，敦厚地实行孝悌，以忠信为主，崇尚礼义廉耻；他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朱子注，用来传授给李子。同时有颜习斋先生，在近处与祁州刁包、远处与上蔡张沐兴起辩论学问。他认为世俗儒者越级空讲性命天理，并不是孔子所传、可以闻知的教法。而且礼乐、兵农，是圣门经世济民的学问，如今都废弃失传，凭什么使学问达到经世致用呢？于是他改变静坐入定的做法，改为通过练习恭敬来使内心庄重、外表端直，并使九容相互配合。读书仍有汉唐训诂的遗习，只选择经史中有用的书来读，不把所有书都钻研到底，以免陷入玩物丧志。他严格督促孝悌、谨慎、诚信，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务必遵守古礼。每天考察礼乐兵农中适宜于古今的内容，倡导以六艺教育后学。于是李子跟随他，向习斋学习礼，向张先生学习琴；他原来就会射箭骑马，又向赵思光、郭金城学习；书法则向王五公、彭通学习。算术则向刘见田学习。后来又向毛河右学习律吕。他对于明德，制定了日谱，逐时记录自己身心、言语、行为的得失；即使到了老年，仍努力改过，更加追念家学，因自己过失少而未能完全避免，感到惭愧自责。他对于亲民，曾与习斋共同商议教养百姓的器具和办法；每到深夜仍不睡觉，有所心得就记录下来，编成《学政平书》《订阅史》等书，只是担心自己乡野之见不合适。七十岁以后生病，依照《周礼》约略制定，拟作《太平策》。李子性情谨慎畏惧，有时乘轿出门，总是肃然说：‘我是什么人，竟让别人抬我！’坐下时一定亲自向轿夫道谢，只怕虚名超过实际。李安溪、王太仓相国都打算向天子推荐他，李子非常害怕，竭力推辞。前来向他请教的人，他也只是嗫嚅应答，不敢轻率亵慢。对于收受和给予尤其严格，年轻时考取一等，按例应补为廪生，因旧例有书公陋规，便说：‘这是靠贿赂取得进身。’于是辞绝，不肯补为廪生。十四王在西部边陲，派人两次带着千金来聘请他，他躲避得像避开江东。康熙庚午年，三十二岁考中顺天乡试；到戊戌年六十岁时，选任通州学正。八月十二日到任，当时京师各家沿门传染疾病，李子也有中风的征兆，不能处理政务。十月十八日，他向州刺史告病，州刺史详报通永道，再转报守道，送达有关部门；到第二年四月，他回乡调养。少平此前在京城时，徐少宰秉义、吴都宪涵为他刊刻《大学》。辨析学业、编定学规，到这时完成，同道又为他刊刻《论语》《学》《庸》的传注及传注问，又刊刻《易经》传注、《学礼》《小学》稽业，供门人学习；还刊刻《恕谷后集》。毛河右在浙江开雕《李氏学乐录》。到雍正六年，他七十岁，十月初一昏倒，又患先前的病。病势于是像绵絮纠缠、渐渐浸润一样加重，安然听任生命顺其自然地变化。他期待百年之后，后学将这篇墓志完成，于是叙述这些事情。蠡县病叟李塨拜手亲自记下。《杨公生传》。杨公名勤，字慎修，是镶红旗汉军人。因为嫡子早年丧母，又生性喜欢交友、乐于施舍，被父亲厌恶。康熙四十八年开始做官，占卜得到陕西富平县令的职位。他听到王昆绳说：‘请亲自到蠡县来延请我。’又让张西陆说：‘每年的束脩，按照秦关的数目支付。’当时我五十一岁，想到道理施行于别人和施行于自己是一回事，于是五月间一同前往富平。富平是山地险要的县，难以治理。杨公每件政务都向我咨询，又邀请我一同出门私访，多次断决疑难案件，神明一般。富平上下传诵此事，结党、鞭打降人的风俗也因此改变。催收赋税只发文书，差役轮流催缴，很快就完成，杨公却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见到上级官员和同僚，总是说：‘这是我的老师李先生教的。’后来我到省城拜见上级官员，他们常常派人来问候我，并送来下程礼。杨公又嘱咐我说：‘有值得结交款待的人，先生就准备酒席；有应当馈赠周济的人，先生就准备银钱给他。’这些全都出自杨公的囊中，而杨公的囊中就是先生的囊中。于是王子丕、周昆、来梁、质人等关西学者，以及蔡瑞庵、张潜士、黎长举、鲁登阙等，都前来交游。有时有人赠给他几十两金子，杨公丝毫没有吝惜的神色。不久到了九月，正逢先母的生日，他极力辞职回乡。公亲自为他送行，康桥跪着说：“明年先生务必赏光前来；如果勤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勤不能辅佐，先生可以自行处理。”唉！公一生以济世救物为志，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啊？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年末回到家乡，写信并让送差役的人回来，说他的家庭事务错综复杂，不能再来。公于是刺血写信，又派人来请，实在无法推辞。二月到了富（原文“二月至富”疑有脱误），公率全县绅士、儒生和乡民到郊外迎接，跪拜致谢，一定要请我屈尊留到暑天。又周旋了一年，形势与时局已经不同，难以【株久】（原文疑误），于是又竭力辞归。公供给老母一袭寿服，亲自封好银两，强行塞入我的行囊，两次共五百多金。又赠送名贵骡马，送我回去。我离开后，他的仕途迁延，最终竟然败坏了。到了雍正十年，我到上谷，前往南关探访他的旧居，房屋已经被官府没收，而公远在京城官邸，无法见到。回到旅舍后，我流泪不止，便为他写了这篇生传。恕谷先生研究古文辞，起初学习唐宋八大家，后来接受王氏昆绳的文法，这才有志于秦汉文章，并进一步追溯其源流到六经，特将其区别称为《后集》（“特区之曰”原文疑有误）。他的文章以见识和议论为主，宏伟奇特，变化多端，难以比拟。王文简公、阎氏百诗都极力推重他。李次青廉访在《国朝先正事略》中称赞他博学而擅长文辞，与慈溪姜西溟齐名。方灵皋为先生撰写墓志，详细辨析他的学术，却不谈他所写文章的意义，难道是认为那只是余事吗？先生的学问出自颜氏习斋，而规模更加宏大；他所著论学之书十分完备，并且亲自撰写年谱，已经陆续刊行。这部集子是他的门生编纂的，每篇都有评点；现在只录正文，有见识的人应当各自从中有所取益。光绪七年辛巳中秋节前三日，王灏记。《恕谷后集》卷十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