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谷后集卷十二

译《春秋传注序》我幼年读《诗》《书》和三礼，虽然儒者的解释彼此错杂，但其中雅正的、日常使用的言语，可以用心加以验证。只有《易》和《春秋》难以理解。后来依据孔子的《易传》来解释文王、周公的辞义，十之八九能够解释；但对于《春秋》，我却认为无法理解。旧传说：孔子该记就记，该删就删，连子游、子夏也不能赞助增添一句。这就是说，连子游、子夏那样的贤者尚且不知道《春秋》的旨意，更何况三传呢？所以《左传》只记事情而不能疏解义理，《公羊传》《谷梁传》解释义理又常常错误，更何况后世那些望风追影的儒者呢？他们拘泥于一个字的褒贬，于是按照月日、姓名、人物、师法等分别树立条例来校勘，全经始终没有一处相合。纠正这种做法的人说，详略、异同都沿用旧史原文，而褒贬自然寓含其中；那么只记录史文就够了。孔子为什么说自己‘作’《春秋》呢？况且二十一史作为历代鉴戒，谁能说它们不是记载事情而褒贬自见呢？直到我年老将暮，忽然有所领悟：圣人经书的严正，不在于文字表面完全照录，而在于传文记载楚国国君派屈完来见齐军，齐军退兵后，经文却改为‘在军队驻地结盟’，这是夺取楚国、归功于齐国；传文记载南蒯以费邑叛乱，赵稷、涉宾以邯郸叛乱，经文却把这些删去；传文记载范氏、中行氏攻打赵鞅，赵鞅逃奔晋阳，经文改写为‘鞅叛乱’。这就说明圣人删改史文的地方很多。即使保留原文而加以使用，其中也自有义理，这同样就是笔削。于是观察其中的事情，成败、升降、治乱便清楚可见；例如齐桓公确立霸业的几十件事，在《春秋》中合并表现为一件事。即使到了鲁定公在夹谷会盟，答应带三百辆兵车跟随齐国，因为齐国曾经是天子的霸主，这仍然是齐桓公的旧事。至于晋国称霸的历程，更不必说了。观察它的文章，也灿然可见：有时一个字构成文势，有时一句构成文势，有时几十句、几十节彼此对照相连而构成文势；文字有的因袭史书，有的变革史书，错综变化，铿锵有声。观察它的义理，取舍、褒贬也清清楚楚；义理就是王者的遗迹，是周礼，是天子的政事，这就是所谓孔子私下取用的东西。邵康节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也就明白了。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是《春秋》以前的事情，不是《春秋》所记的现实。《春秋》所记则是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由大夫发出，甚至陪臣掌握国家政权，这些都在贬斥之列。所以孟子说《春秋》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按照同样的原则，朝聘没有合乎义理的，便贬斥；会盟没有合乎义理的，也贬斥；但某一方比另一方好，就加以褒扬。颜习斋先生说《春秋》是孔子经世济民的书，也就明白了。义理显现，天子的事迹也显现：改元即位、朝聘会盟、侵伐放杀、婚姻朝见、享礼吊唁、丧葬祭祀、田猎兴作、甲兵赋税、封建县邑，以及政治得失、国势盛衰，全都清楚可考。孔子为东周准备了治理天下的法具，这已经很清楚了；即使说这是使万世达到太平的方法，也已经有前车之鉴。孔子说：‘在所记的事情中可以看见它，深刻、切实而明显。’因此我冒昧作传注，拿来请天下和后世评正。元年春季，周王的正月。杜预注说：不说一年一月，是希望君主能够体察天道本元而居于正位。孔颖达疏说：君主即位必定改元，各国都是如此。《左传》所说郑僖公元年朝见晋君、简公元年士子孔去世，就是这种情况。昭公在敬王十年冬天去世，十一年夏六月丧事传到鲁国，定公才即位；但《春秋》年初已经记作元年，是因为先君已在前年去世，即位虽在后来，这一年仍由新君统摄。所谓“春正月”，是周代改变前代时月制度，以建子之月为正月。《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下雪，按夏历是秋八月；夏历冬十月本来就会下小雪。成公元年春二月没有结冰，按夏历是冬十二月；夏历春二月早已冰融。这些都不是异常，为什么还要记载呢？所以《左传》说，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太阳运行到最南，是因为正月建子、冬至在这个月。《春秋》以年统摄四时，以时统摄月份，以月统摄日期，这是记载事情的通常体例。“元年春正月”是史官文字；称“王正”，则是孔子所作的笔削。说周代占卜王朝可传三十世，占卜国运可延续七百年，如今只有周王的正朔通行天下，这体现了王者的法度。至于其他即位、会盟、朝聘、征伐之事，都是诸侯自行发动，或由大夫发动，发动者都没有周王了。《春秋》的大义，就在这里揭示出来了。“王”不写在“春”字之前，孔颖达疏说：三种正朔轮流建立，月份改变，春季也随之移动；春季并不是周王所能改变的。后来有“王二月”“王三月”的说法，是说商历正月相当于周王历二月，夏历正月相当于周王历三月。四时的第一个月，即使没有事情也要记载，是为了谨慎记明时令。所以春季必记正月，夏季必记四月，秋季必记七月，冬季必记十月。但有时不在首月记载，如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段；庄公四年春王二月，莒人攻打杞国，这是因为旁月有事而首月无事。若只是空记时月，必定记在首月；也有记旁月的，如庄公二十二年夏五月，杜预说这是错误。又如隐公二年春季在潜地会见戎人，没有月份；秋八月庚辰，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只记日期而没有月份。桓公四年、七年没有记秋冬；僖公二十八年冬壬申，鲁公朝见周王，只记日期而没有月份；昭公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去世，却不记冬季，这些都是缺漏。桓公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在武父结盟；又是丙戌日，卫侯去世，同一天记了两次，这是重复。圣人因循史文，不敢增删，这就是所谓“沿用史书的缺文”。毛氏传说：国君改元，必定要告祭祖庙，并在正月朝会时举行即位礼。周代制度是，遭遇丧事时先即位，过了这一年才改元。遇丧而立即即位，是因为国家一天也不能没有君主；过年才改元，是因为一年之中不能有两个君主吗？所以史书记载成王在四月乙丑日去世，七天后的癸酉日康王即位。《史记·世表》记载，鲁真公二十八年宣王即位，到了二十九年，周王才开始改元。这说明即位和改元本来不是同一时间。但遭丧即位后，仍然返回服丧；到过年改元时，又特意举行正式确立君位的礼仪，使百官各就其位。然后史书才把即位记在改元之下。有时只在正月朝会、告朔，却没有举行这种礼仪，史书便不记即位。这种不记，是因为当时只是摄政。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君主也不记即位，是因为都遭遇弑逆变故，仓促即位，不忍心再举行一次即位礼。举行了就记载，没有举行就不记载，这是礼制，其中也寄托着褒贬之义。假如隐公被弑而桓公即位，桓公将怀着什么心情？襄仲杀死太子而宣公竟安然举行即位礼，他幸灾乐祸的心情就可知道了。隐公为什么摄政？《左传》说：惠公的元妃孟子去世，继室声子生下隐公。宋武公生有仲子，她手上有“为鲁夫人”的字样，所以仲子嫁到鲁国，生下桓公，随后惠公去世。

译《公羊传》说：桓公年幼而出身尊贵，隐公年长而出身卑微，诸大夫拥立隐公。隐公如果在这时推辞即位，就不知道桓公将来是否一定能够即位。况且如果桓公即位，恐怕诸大夫不能辅佐幼主，所以拥立隐公，其实是为了将来拥立桓公。隐公年长而且贤能，为什么不宜即位？立嫡子看重年长，不看重贤能；立庶子则看重母亲的尊贵，不看重年长。桓公为什么尊贵？因为他的母亲尊贵。子凭母贵，母也因子而贵。何休注说：按照礼制，妾所生的儿子即位，生母便可以成为夫人，夫人成风就是这样。根据文辞排列、事情比较，古书说：《春秋》中有初娶、再娶的区别；所谓继室，就是媵妾中后来成为正室的那一个。大概初娶没有儿子，才会再娶。卫庄公起初聘娶齐女，称为庄姜；她没有儿子，于是又娶陈女，称为厉妫，并且带来她的妹妹戴妫，这就是再娶夫人。若初娶的女子出身卑微或婚礼没有正式完成，也会再娶。鲁庄公最初娶孟任，她已经成为夫人；后来因为她出身卑微，又在党氏筑台私下娶她，婚礼不必正式完成，所以又到齐国再娶，称为哀姜。哀姜没有儿子，仍然立孟任所生的般为嫡子。虽然哀姜有妹妹叔姜，已经生下闵公；在此以前，媵妾成风也早已生下僖公，但成季主持此事，他们都不能即位，因为孟任才是初娶的夫人。隐公是继室声子所生的儿子，而惠公再娶的仲子实际上是夫人，因此桓公作为嫡子本应即位，隐公摄政，这是礼制所决定的。我按《周礼》说，七种出妻理由中包括无子，当时就应当休弃；即使遇到三种不可以休弃的情况，也不过是让她终身被供养而已。既然必定要再娶，那么卫庄公再娶就是合乎礼制的。鲁庄公已经娶了孟任，有了儿子，又娶哀姜，这是辛伯所讥刺的“并后匹嫡”，不合礼制。若惠公元妃去世，继娶仲子为夫人，那么考察经文：周桓王十六年，祭公到纪国迎接王后；周灵王十四年，刘夏随单靖公到齐国迎接王后；齐襄公五年娶王姬；齐桓公三年娶王姬，这些都像是再娶。《公羊传》《白虎通》说天子诸侯不再娶，是错误的。大概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像汉唐以后那样，王后去世便另选妃嫔立为后，于是形成了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并不合礼。曾子问孔子说：“宗子即使到了七十岁，也不能没有主妇；不是宗子，没有主妇也可以。”宗子不可没有主妇，难道天子诸侯反而可以没有主妇吗？然而《孟子》记载葵丘会盟时申明王者法度说：“不能把妾立为妻。”那么将让谁来担任主妇呢？所以惠公再娶仲子是必然的。再考察《春秋》不记隐公即位，怎么知道他是摄政？又怎样区别于遭遇变故而不记即位的君主？回答说：下文记载“隐夫人去世，没有完成小君的礼仪”，并为桓公的母亲修建宫室；而隐公去世后没有传位给儿子，反而传给弟弟，这样他只是摄政就可以知道了。因此，这同其他不记即位的君主不同。所以阅读经文，必须贯通前后文来观察。先生所作《春秋传注》，多取自毛氏传。灵皋的《春秋论文》辨析礼制十分详细。他又说，《春秋》的条理彼此贯通，如纪侯离开国家一事，前后共二十三条记载，其实是同一件事；其他事情也大多如此。他说经文详细、传文简略，完全洗去了把《春秋》说成残缺杂乱的朝廷文书那种错误说法。《论文》中如论齐桓公筑三座城：筑邢城时，齐国与宋、曹同因缘陵之命，奉命让诸侯筑城，而齐国不参加；筑楚丘城时，命鲁国独自筑城，而诸侯都不参加；这些都应依据经文而舍弃传文。他又说：“文公以前，鲁国卿大夫以名字出现，外国卿大夫都称‘人’；文公以后，外国卿大夫在霸主国家中称名，成公以后，大国卿大夫都称名。起初只记名字，后来又加上氏族，这是因为大夫势力逐渐扩张，旧史记载也逐渐详细。”他又说：“文公七年，鲁公会合诸侯和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诸侯不分别排列，大夫不记名字，是因为由晋国大夫主持诸侯会盟。文公十五年、十七年，诸侯在扈地会盟，总称诸侯，隐去晋国大夫；僖公二十七年，鲁公会合诸侯在宋地结盟，也总称诸侯，隐去楚国大夫，都是因为大夫在诸侯之前主持盟会。”传文的解释都错了。类似这些论说，确实出自前代儒者，所以先生多引用它们。但两位先生都认为《春秋》多因袭史文，并没有褒贬，那么《孟子》所说孔子作《春秋》是“天子的事情，能够使我获罪，也能够使我获知”，就无法解释了。先生又用王者遗迹的意义来补充说明，这样《春秋》的整体精神才显现出来。九月，考定仲子的宫庙；举行第一次祭祀，使用六羽之舞。[隐公五年]隐公替桓公摄政而居于君位，所以宗庙中不能让桓公主持祭祀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由隐公代替桓公祭母而使桓公不祭，因此另立仲子之宫，就像姜嫄有专门的庙一样。后来桓公成为国君，便请求把仲子迁入惠公庙合祭；只是《春秋》按照通常礼制，不予记载。经文的体例是：太庙称“庙”，群公之庙称“宫”；这里也称“宫”，是表明仲子可以与惠公相当。杜预注说：“考祭，是通过祭祀使庙制确定；初，是第一次祭祀。献六羽，是听从仲众的意见，采用诸侯所用的舞蹈人数，以表明她是夫人。妇人祭祀不能执干，所以只称羽。” 春季，周王正月，鲁僖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郧伯、许男、曹伯侵袭蔡国。蔡国军队溃散，于是继续攻打楚国，驻军于陉地。夏季，许男新臣去世。楚国的屈完来到齐军中结盟，又在召陵结盟。[僖公四年]齐桓公经营霸业多年，等各国联合起来、兵力强盛以后，才率领诸侯攻打楚国。而且没有立即进攻楚国，先侵袭它的盟国蔡国。蔡军众叛亲离，齐军声势显赫，于是进入楚国境内。楚国派人来询问，管仲责备楚国不向周王进贡祭祀用的包茅；又以周昭王南征时在汉水溺死两件事，责问楚国不进贡并承认罪过。楚国没有再以昭王沉水来辩解。齐桓公于是进军，驻扎在陉地。使者返回后，楚人震恐，便派重臣屈完到齐军中请求结盟。敌国率军声讨我方、进攻我国，而我国却进入敌军中请求结盟以求停战，这是极大的耻辱。宣公十五年，华元对公子子反说：“在城下订盟，是把国家交付给毁灭，我不能答应。请退到我方三十里之外，我只听从你的命令。”就是这个意思。屈完陈说辞意，好像出自自己的意思，却不直接说出楚君的命令，是因为替君主避讳羞辱，所以经文没有记载是谁派他来的。既然他是奉命来结盟，谁派他来的？楚君就在其中，所以经文说“来到齐军中结盟”。楚国受挫，齐国霸主的威势伸张了。齐桓公于是说：“楚国先祖建立国家，不能在军中羞辱楚君，还是依照礼制结盟吧。”于是退军一舍，让屈完与诸侯结盟。从此直到齐桓公在世，楚国不敢再争夺郑国。后来晋文公兴起称霸，虽然能够战胜楚国，却不能使楚国臣服，比不上齐桓公了。

译《左传》说：“屈完到齐军中，齐军退到召陵。”齐桓公竟然同屈完谋求和好。[楚国尚未请求结盟，齐桓公却突然退后三十里，并且先请求和好，齐桓公绝不会悖理而错；这里大概是左氏记录楚国史书的文字。]《公羊传》说：“军队驻扎在召陵。”《谷梁传》说：“权力掌握在屈完手中。”这些说法都把齐桓公说成没有达到目的，都是错误的话。由此才知道，圣人所作经文的曲折深意本来就自具，而传文所能知道的事情很多。何休注说：“许男不说死在军中，是因为没有危险。楚国臣子如得臣、宜申、椒等都只记名字，这里却记屈氏，大概是因为他应答得体，齐人喜欢他，所以记载下来；记他的氏，是为了把事情告知诸侯。”杜预注说：“召陵是楚地，颖川县南三十里处就是陉。” 九月，鲁公从会盟之处返回。[僖公十七年]上文记载“鲁公在淮地会见齐侯”，接着却记载“灭亡项国”，那么鲁公正在会盟，暗中派人违犯霸主的命令去灭国，就很清楚了。接着又记载“夫人姜氏在卞地会见齐侯”；卞是鲁国的土地，必定是夫人请求她的父亲来到卞地会面，而鲁公还没有回来，那么鲁公被齐国拘押，就很清楚了。姜氏替鲁公请求释放，也很清楚。接着记载“鲁公从会盟之处返回”，说明齐桓公释放了他，也很清楚。这里只写“从会盟处返回”，是为了避讳。圣人经文有时在没有明说的字句中包含事情和文义，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夏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僖公二十三年]齐桓公建立霸业三十多年，对内整顿政事和军令，对外经营诸侯，一步一步都有道理。管仲确实是天下的人才。他对楚国布置周密，积蓄全部力量，才有能力制约楚国。然而六七年以后，楚国就乘隙蠢动，宋襄公亲眼看到了这一点，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方面是天资平庸迟钝，另一方面是狂妄急躁蒙蔽了他。他急忙召集诸侯，还想拉拢诸侯共同抵抗楚国。老虎可以与人结伴吗？不能制服老虎，却想驱使老虎，甚至还想借助老虎的翅膀，有这样的道理吗？当时陈穆公和鲁僖公都没有明察，齐国的盟约已经败坏，宋襄公却思念齐桓公而纠合楚人。楚人会思念齐桓公吗？把陈、蔡排在楚人之上，楚人会甘心吗？楚人只是借此加入中原诸侯的盟会，暂且欺骗宋襄公罢了。到了鹿上会盟，楚人让楚国使者先行，仍然是在欺骗他。到孟地会盟时，楚子已经排在诸侯之上了。宋公却还主持盟会，像盲人由人牵引着走进虎口，实在可怪可叹。《鲁颂》所谓“惩罚荆、舒”，难道不是自己违背自己的话吗？如果不是晋文公继承霸业，在城濮一战中震动天地，楚国恐怕已经吞并中原了。三月乙巳日，鲁国与晋国的处父结盟。[文公二年]《左传》说，晋侯因为鲁公没有朝见而前来讨伐；鲁公到晋国，晋侯不肯出来，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以此羞辱他。鲁公到晋国的事情没有记载，是为了避讳。晋国如此骄横，鲁国如此软弱，实在太过分了。有人说，经文故意留下疑点，使人查阅传文才能知道真相，这不对。经文不需要依赖传文；如果一定要依赖传文，三传没有产生，经文岂不就永远被后世弄得晦暗不明了吗？照这种说法，“与晋处父结盟”就必定是鲁公到晋国后才会盟吗？为什么呢？如果是在鲁国结盟，上文必定有“某人来”的记载，但上文没有，因此处父系于晋国，就知道鲁公是到晋国去会盟的。鲁公到晋国，必定应当同晋侯结盟，不应当同他的臣子结盟；既然只能同晋臣结盟，就知道晋侯恼怒而羞辱了鲁公。下文文公三年冬记载“鲁公到晋国，同晋侯结盟”，更能知道这一次是受到羞辱，后来晋人改变了礼仪。看后来记载“鲁公到晋国”，就知道这一次到晋国却不记载，是为了避讳受辱。哪里需要查阅传文呢？夏五月，鲁公第四次不亲自视察朔日。[文公十六年]这是从二月到五月的情况。《公羊传》说：“为什么说鲁公有病而不视察朔日？因为从此以后，鲁公即使没有病也不视察朔日了。”视察朔日，就是听取政事。从此以后，政权下移了。又考察《尚书》所说“四次不视察朔日”，是为了显示后来有时视察、有时不视察，后面的诸位国君接连如此，三家大夫甚至窃取政权，也不愿鲁公视察。视察朔日的礼制从此废弃，所以记下它开始废弃的时间。假如除了“四次不视察朔日”之外，其他时候都视察，并且后来的鲁公也都视察，那么每月初一，大夫们都应入朝听取政事。为什么孔子在每月初一一定穿朝服入朝呢？不告朔、不视朔，是极大的过错；可是经文不直接写废止，只说“闰月不告朔”，仍像是照常朝见；又说“四次不视察朔日”，好像只是偶尔间断，并没有彻底废止。这是臣子对君主不忍斥责到底、也不敢斥责到底的说法。夏六月，郑国公子归生弑杀他的国君夷。[宣公四年]根据《左传》，公子宋与归生谋划弑君，归生想阻止，反而被公子宋诬陷。归生害怕，于是参与了这件事。

译经文说：“公子归生弑杀他的国君。” 说归生能力不足，是不确切的。传文记载，归生在文公十七年出使，面对赵盾时言辞非常刚直。晋国于是前来讲和，并且把卿的女婿作为人质。经文记载宣公二年，归生率军击败宋国，俘获华元。他不是能力不足；宋国同他谋划，大概认为除了归生便不能实行弑君之事。而且后来郑人讨伐弑君的贼党，砍开归生的棺材并驱逐他的族人，他一定是亲手弑君的人。左氏的说法并不确切。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军，会同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与齐侯在鞌地交战，齐军大败。[成公二年]铁壶氏说：这是大夫会合诸侯出兵、并以名字出现的开始。大概鲁国的卿各自夸耀功劳，所以一并记在史册上；而晋卿、卫卿以及曹国这个小国的卿，也都以名字出现，于是大夫悖逆的踪迹，孔子借因袭旧史文字而更加显露出来。我认为：昭公十三年传文说“南蒯凭费邑叛乱”，经文不写叛乱，只写“叔弓率军包围费邑”。定公九年传文记载“阳虎进入讙、阳关反叛，逃到齐国”，经文都删去了，只写“盗窃宝玉大弓”和“追回宝玉大弓”。定公十三年传文记载“荀寅、士吉射攻打赵鞅，赵鞅逃到晋阳；不久荀砾、韩不信、魏曼多攻打荀寅、士吉射，二人逃到朝歌”，经文删去他们互相攻打的事，只写“晋国的赵鞅进入晋阳反叛，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反叛”。这样看来，《春秋》的笔削完全改变了旧史文字。由此推论，凡是改动旧文，当然都是按照义理进行笔削。即使保留旧文，如铁壶氏所说，《春秋》起初把各国卿称为“人”，后来称名字；楚国起初直接称国号，后来称“人”、称“子”。一仍旧史文字，也同样是根据义理而笔削。大概义理就在于随着时势改变称谓，因循旧文就是笔法，褒贬也寄托其中，并不是毫无义理，只把旧史文字当作文辞罢了。所以说：“其中的义理，是我孔丘窃取来的。”因此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意思是依照周代制度来制定取舍褒贬，这就是天子的事情。所以说：“《春秋》完成了，乱臣贼子就会害怕。”像赵鞅、阳虎、荀寅等人，看到这种笔法，怎么能不害怕呢？如果说“它的文辞则是史官的”，意思是其中沿用的和革除的，都是依据旧史文字。宋国的华元逃奔晋国；宋国的华元从晋国返回宋国；宋国杀死大夫山；宋国的鱼石逃奔楚国。[成公十五年]铁壶氏说：“华元和良霄两次记作从许国进入郑国，文辞不同。大概宋国、晋国相距遥远，逃亡和归来都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再次写华元；许国与郑国接壤，刚出去就进入郑国，所以不必再次写良霄。这是根据事情来安排文辞。”又说：“僖公、文公以后，各国大夫无不记氏，唯独荡山不记氏，是宋人厌恶他，不以氏名向诸侯报告。”《左传》说：“宋国的荡泽削弱公室，杀死公子肥。华元任右师，不能讨伐荡泽，于是逃奔晋国。鱼石因为与荡泽同属桓公一族，担任右师，国人支持他，他不肯召回华元。他害怕桓氏在宋国断绝祭祀，于是在河上阻止华元，请求讨伐荡泽，华元答应后才回来，随后反过来攻打荡泽并杀死他。鱼石起初料到华元会回来却不敢讨伐，等到华元讨伐时又害怕获罪，于是和同族五位大夫一起住在睢水之上。华元亲自去阻止他们，没有成功。华元决开睢水登上城墙，鱼石五人想回来也办不到，只好逃奔楚国。”按经文说华元从晋国回来，大概当时河上就是晋国土地。当时晋、鲁、齐四个大国都发生大规模自相残杀，这才知道政权落入大夫手中，也不是大国的福气。乱世无道到了这种地步，众人随波沉沦而共同败亡，足以作为鉴戒。春季，周王正月，鲁国设置三军。[襄公十一年]鲁国是侯国，地位低于公国，所以过去虽然有三位卿，却只设置两军，这是为了节省赋税、爱惜百姓。如今季氏趁襄公年幼无知，想瓜分公室的权力，所以设置三军，并由三家通过盟誓来完成。把公室分成三份，各家各占一份：季氏拥有一军，使本军百姓的力役和邑税全部收入自己；叔氏拥有一军，只把臣属子弟的力役和邑税收归自己，父兄的力役和邑税仍归公室，这是取走一半；孟氏拥有一军，又只取子弟的一半，这是取四分之一。大概孟献子很贤，叔穆父次之，季武子最为狠毒残忍，所以瓜分公室有轻有重。季氏又必定凭自己是正卿、采邑费邑较大而取多，叔氏居中，孟氏再次之，因此订立盟约来固定这种分配。楚国杀死它的大夫公子追舒。[襄公二十二年]《左传》说，观起受到令尹追舒的宠爱，俸禄还没有增加，却已有几十辆马车，楚国人对此感到忧患。楚王于是杀死追舒，放走观起。利禄造成的祸害竟如此，而人却像苍蝇趋向腥膻一样奔逐它，为什么呢？又考察当时楚国虽然受到吴国逼迫，但政权并没有丧失；晋国却被诸卿擅权，几乎没有君主了。这就是楚国得以长期延续、与七国一同灭亡，而晋国最终被三家瓜分的原因。仲孙羯到晋国去。[襄公二十八年]这是告知晋国，鲁国将要朝见楚国；按照宋国会盟时约定的晋、楚两国使者互相朝见，归附晋国的也要朝见楚国，归附楚国的也要朝见晋国。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还借尊奉周王作为名义；到了现在，却漠然不再提周王，而是南北两方对峙，像后世的南北朝一样。王者的功业衰微得更加厉害了。向戍倡导弭兵，子罕责备他说，天生五种材料，兵器不能废除；说向戍用欺骗人的道理蒙蔽诸侯，还不足以完全说明他的过失。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昭公十三年]蔡侯、陈侯回国的记载，是承接上文公子弃疾杀死公子比的记载。弃疾杀死公子比而自立，所以又把自己灭掉的国家重新封给他们，以显示自己的恩德。经文不说他们“从楚国回来”，是因为楚国贪图利益时就灭掉它们，借假名声时又恢复它们；这些做法都无道而不合法，所以不说“从楚国回来”。世子中本来有子庐；陈侯吴是太子偃师的儿子，不但没有成为国君，甚至楚国从未立他为世子，却突然称他为侯。如果认为他本来就有资格拥有这些，那么从义理上说可以如此；但楚平王不能借此来显示恩德。二月，鲁公侵袭郑国。鲁公从侵郑之地返回。[定公六年]《左传》说，王子朝的党徒中有儋翩，曾率郑国军队攻打周王室，后来逃亡。晋国派鲁国去讨伐他们，鲁军攻取匡地后把它交还给晋国。按考察，自宣公末年以来，凡是出兵讨伐都不写鲁公，鲁国没有由国君统领军队已经八十年了。到这里记载侵袭郑国，是因为三家把公室分成四份，公室的军队和赋税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即使把军队交给国君统领，也没有什么忧虑。然而侵犯强邻、服从霸主时，便把军队交给国君；侵袭小国、掠夺土地城邑，却由自己发动，这就更加暴露其罪恶了。追回宝玉和大弓。[定公九年]

译《左传》说：阳虎把宝玉和大弓归还鲁国，鲁国于是攻打阳关。阳虎焚烧莱门，冲破阻拦逃奔齐国，后来又逃奔晋国，依附赵简子。我认为，阳虎谋杀季氏没有成功，便占据城邑反叛，先逃齐国又逃晋国，这也是我国成败的一件大事；但经文删去而不记，只记“盗窃宝玉大弓”和“追回宝玉大弓”，为什么？难道是认为阳虎这样做合乎正义吗？阳虎狂妄险诈、逾越法度，毫无谋略，当然不能说他合乎正义。难道认为他叛逆吗？阳虎叛的是季氏，并不是叛公室，也不能说是叛逆。而且三家把阳虎看得像老虎一样，圣人却说：这不过是盗贼。三家把阳虎杀季桓子看得像天翻地覆，圣人却说：这不过是盗贼攻击另一个盗贼。两方面都不值得称道。不值得称道，就删去不记罢了。只有宝玉、大弓，是先王赐予的宝物，由宗国守护，应当与山河城池一样长久存在。既然遭到盗窃，幸而追回，就谨慎地记载下来，也就足够了。圣人的笔削竟然严正高峻到这种程度！夏季，鲁公在夹谷会见齐侯。[定公十年]《左传》说，齐、鲁两国已经和好，所以约定在夹谷会见，孔子担任礼仪辅佐。会见时，齐国带着莱人军队准备劫持鲁侯。当时孔子预先准备了武备，一见莱人出现，便扶持鲁公退避；随后又派士兵用武力攻击他们，然后说：“两国君主会合修好，夷狄的俘虏却带兵扰乱会盟，这不是齐君用来号令诸侯的做法。夷人不应谋害华夏，蛮夷不应扰乱中原，俘虏不应干犯盟会，军队不应逼迫和好。这在神明面前是不祥，在道德上是违背义理，在人事上是失礼。齐君一定不会这样做。”齐侯听见后，立即避开这件事。将要结盟时，齐人在盟书上加写：“齐军出了国境，而鲁国不以三百辆兵车跟随我的，有如此盟约。”孔子派兹无还行礼回答说：“如果你不归还汶阳的田地，我们用来回应命令，也同样如此。”大概周王曾经命令齐国做诸侯之长，所以齐军可以要求鲁国以兵车随从；但齐国侵占鲁国土地，既然已经讲和，就应当归还鲁国，使鲁国可以凭此供给赋税和役使，所以鲁国要求归还田地。总之，经文不记这次结盟，是因为这是被迫订立的盟约，不纯正，所以略去不记。又考察季桓子因阳虎之祸受到惩罚，所以发愤任用孔子；但对庸懒怠惰而不能坚持到底的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然而孔子虽然离开鲁国，他家族的政务终于因此得到解决。冉求等人后来在圣门中的进退取舍，也是圣门处世的一大关节。十二月，鲁公包围成邑。鲁公从围成之地返回。[定公十二年]考察《左传》说：仲由将要毁掉三家都邑的城墙。大概仲由有义气而勇敢，三家都邑的城墙超过了诸侯大夫采邑不得有百雉高城的规定，三家僭越已经很久；如今又遇上家臣据邑反叛，三家感到忧患，所以借机让他毁掉。传文又说，费邑人袭击鲁国，孔子命令两位大夫下去讨伐，那么孔子也参与了这件事。然而为什么不能毁成邑，最后只好停止呢？因为事情有应当实行的，有应当停止的，有介于实行和停止之间的，也有应当实行一半、停止一半的。三家都邑的城墙越过等级规定，可以毁掉；但既然已经修筑了城墙，毁掉它也会造成损害，或许只是不再从此修筑罢了。况且成邑不同于郈邑、费邑。郈、费两邑曾经叛乱，成邑却从未叛乱。郈、费只是采邑较大，同鲁国的整体形势没有太大关系；成邑在鲁国北境，是齐国窥伺鲁国、进军时必经的地方。所以昭公二十六年，鲁公住在郓地，齐国就想夺取成邑，以便满足自己的私欲。成邑是孟氏的屏障，也就是鲁国的屏障。毁掉它以削弱私家势力，可以；不毁掉它，把它作为国家险要，也可以。经文记毁郈邑时写叔孙，毁费邑时写季孙，唯独包围成邑时写鲁公。这说明孟孙暗中同处父约定，让鲁公以有其他事情为名，自己把这件事交给鲁公去办，十分明显。经文说“包围成邑”，就说明成邑人不肯毁城，所以鲁军才包围它，也很明显。经文说“鲁公从围成之地返回”，就说明包围成邑以后，三家与孔子商议，既然郈、费二邑已经毁掉，成邑姑且保留，于是请求鲁公撤军回国。这一点很清楚。因此经文不写“不能攻克”。圣人根据时势而不固执己见，就是这样。三传不能详细说明，汉、宋儒者只夸说孔子削弱私家，却不顾事情的前后，使圣经中明白记载的内容反而被湮没而不显明。陈懿长先生谥号为“文”。雍正四年六月，武兴陈鸣九先生在顺天府武学教授的官舍中去世。次子德华是甲辰科状元，三子德正是甲辰科举人，侍奉在病榻旁。第二年，长子德荣是康熙壬辰科进士，当时任贵州黔西州官，奔赴家乡办理丧事，准备在六年四月安葬于祖先墓地。塨听说后，抱病匍匐赶去哭吊。他门下的鹿圣敬等一百多人聚集而来，请求说：“我们的先师，曾祖活到百岁，曾经辅佐君王；祖父担任司训，严父性情倜傥，于是唱诵《鹿鸣》。遭逢明朝末年，山东发生灾难，妇女被掳掠抛弃在朝阳[观名]，他们辛勤地向东运送资财，各自回到原来的家中，家庭团聚便以此为庆。遗留下来的幼儿，收养并供给食物；有归宿的让其归宿，无归宿的抚养成人。以此积聚粮食、兴办教育，于是养育出先生。先生幼年便被推为聪慧奇异，长大后考中孝廉；退居后身体虽弱，不能胜任衣冠，却指挥处事都谦逊，温和而不懈怠，正直而不伤人。文章有扛鼎之力，没有尘俗污秽。平日谈论滔滔不绝，拄着画杖，燃膏油接续日光勤学。入仕登庠，学生众多而恭敬。任恒山司铎时，广泛传播教化思想；花草遍及二城，学生接踵而来求教，如同沐浴甘霖，纷纷诉说荣光、欣欣向荣。如今先生已在九泉修文，诸生涕泪涟涟，想到周代有柳下惠，汉代有朱忠文，唐代有文元贞曜，他们的门人都曾为老师恭敬地请求私谥。” 怎么能因为先生品德纯厚美善，就不能与古代贤人相媲美呢？谨按谥法：温和柔顺、贤良善良称“懿”，先生具备这些品德；教诲他人而不知疲倦称“长”，先生完全符合。拟定上谥为“懿长”。先生难道不正是这样吗？”塨听后认为说得对，于是同方苞、张业写信，并和他的门人洁、陈、尹一起在灵前祭告说：“端正和厚，宽和友爱，以醇厚的品德陶冶他人。黄发老者与孙辈相亲相近，跟随先生的人都光彩斑斓。改定谥号确实恰当，世世代代不可磨灭。呜呼，尚请享用祭品！”

译弓翁静葊纪略 安平的弓子巽，是有声望的生员。他从江南沈进士新周那里学习堪舆术。我年老时偶然考察到这件事，经过他的乡里便向他询问。恰好见到他的父亲静葊翁，他是个醇厚谨慎、端正正直的人，我于是记住了他。去年弓子巽来拜访我说：“家父去年才在和县被推举为乡饮酒礼的寿宾，乡里人纷纷前来道贺，请先生写篇文章记述此事。”他的父亲幼年丧父，却能拓展家产；对同胞妹妹友爱，虔诚祭祀；教育不成器的兄弟，必定以正道要求；和睦姻亲三族；谨慎交友，一旦交往便长久保持。敬重乡里人，对王彦方、陈仲弓那样的人尤其敬重。乡里的吉凶、诉讼、狱讼，大多来向他请教。家父专心应对，随事劝导，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人。有人用佛教、道教关于祸福的说法迷惑他，他只是笑笑，并不相信。弓家世代本是山西晋水人，明初乘着驴车、赶着马，迁到安平台城里西北，占有荒地三百畆。家业世代增加，到第七代时，高祖讳稳，施药施粮，县令为他在门上表彰。曾祖讳佐，田产积累到数千亩，直到现在乡里人还称他为古迹中的富家。我听着弓子巽的话，想起静葊翁年轻时，我还不到十岁，那时曾与他相会。他说：“我年轻时就听说过先生的名声。”有一天我到博野魏帝臣的书斋，知道先生正在那里，隔着窗棂看了他一眼，唉，他是多么恭谨啊！” 又想到弓子巽好学，能够写篆书，多次向我称道新周见闻广博、喜欢提携教诲他人，并且严厉辨正相地、方位、星卦方面的错误说法。不久金华的叶惟一孝廉来拜访，谈到新周时说：“戴田有不可一世的气概，却畏惧新周，那么新周的才学就可想而知了。”弓子巽在父亲和老师之间，都竭力为他们表彰扬名，不忘根本，实在值得称赞。原道 所谓道，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各种事物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类刚刚产生时，只是一片混沌；后来有夫妇、父子，有兄弟、朋友，朋友关系发展到尽头，又有君臣关系。猎取禽兽，吃生肉喝兽血；使事情有轨道、有次序，便成为礼；前呼后应、击鼓舞蹈、相互随从，便成为乐；拉开强弓、射中目标，便是射；骑马跟随徒众，便是御；回来后计算事物、刻写在册，便是书数。由此衣食日益充足，吉凶祸福的礼仪完备。这些伦理是人们共同遵循的，这些事物是人们共同实践的，就像四通八达的大路，所以称为道。伦理和事物是实在的事情，“道”只是一个抽象名称。异端却说“道产生天地”，又说“有一个混沌的东西，在天地之前产生”，这就把道说成天地之前已经存在的一件东西了。天地尚且还没有，这个东西在哪里呢？而且它只是独自形成，并不是众人共同遵循的，怎么能叫道呢？又是谁产生它的呢？道家那些幽暗荒诞的言语，大多属于这一类。只有道是可以言说、可以实行的，所以把人与事物之间深厚的联系称为仁，把裁量制约称为义，把节度文饰称为礼，把辨别是非称为智；所谓百姓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成为本性，并且能够认识、实践伦理和事物。孟子说仁义礼智，《中庸》说智仁勇，汉儒说仁义礼智信，《易经》说立人。仁义是由人来践行、由人来命名的，所以可以分说、合称，也可以分别称呼。又有总括的名称：《大学》称为至善，《中庸》称为诚，《洪范》称为极，就像屋中的栋梁，也就是中。这些说的都是实践伦理和事物，并没有另外存在一个道。如今有人说性理，把它说成精微、本体；把伦理和事物说成粗迹、末节，难道不是把枝指当作正常手指吗？于是那些捕风捉影的人群起趋附，在蜗牛的孔窍中建立鬼国，喧嚣窥探所谓性天；异端扫除伦理、灭绝事物，把无极和冥暗的中说成根本，如同野火燎原，无法扑灭。我们儒者谈论道却不切实，难道不也共同承担罪责吗？《易经》分别列出天道、人道。然而天道不是人所能遵循的，所以孔门只谈人道。孔子说：“道并不远离人；如果远离人，就不是道。”后世儒者动不动就谈天道，难道不是违背圣人教诲吗？《中庸》说：“天下通行的道有五种”，指的就是伦理关系。《论语》说：“君子学习道”，指的是学习礼乐等具体事物。先生年老了，见解更加确切，于是万世所应遵循的道也确定了。《恕谷后集》卷十二终 《恕谷后集》卷十三 《观察黄公传》黄公名世发，字成宪，是贵州印江县人。丙子科考中乡试，被选任肃宁县令。他性情慈祥，能耐劳苦，对于百姓的财物一概不取，只有按钱粮旧例加收一二成的耗银，黄公也收取，但不拿来供自己使用。肃宁旧有的杂派很重，每亩田要摊派银三四钱，黄公全部革除。凡县中有差役事务，或者上级官署另行派办，就用耗银来应付。因此他在肃宁任职数年，百姓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杂派。有一天，河间府发文命令修筑府城，黄公亲自带着干粮，拿出银钱雇工，不久就完工了，也没有扰累百姓。社甲一带还适合种植，他便开垦护城的荒地，种稻，制作水车，挖池蓄水灌田。水不够用，夜里梦见一个神人指示说：‘这里有水，是护堤的水，往下挖。’果然挖到了水，水面周围有十几武宽，便用骡子牵引水车灌田，水就够用了。他雇了六七个长工，除种稻外，还浇菜、喂猪羊，吃粗米来供养自己。绿堤上下都种了树，几年间积至一千多株，树荫浓密。又开垦武垣城的土地，也种树，总计约有一万株。雍正三年，县里发生水灾，督抚派官员前来查验，黄公不能揣知他们的意图，结果被弹劾罢官。肃宁的士人和百姓号哭挽留，事情传到朝廷，朝廷恢复了黄公的官职，并加给四品官的服色和俸禄。不久又授任他为按察使、直隶营田观察使，命他巡行直隶各地，劝导百姓务农植桑、行善，并查访可以兴修的水利。黄公在肃宁时就喜欢教百姓谋生，出门有时骑马，有时乘轿，常向左右百姓谆谆嘱咐，要他们努力耕田、栽树、积肥、纺织、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教育子女、和睦邻里。百姓起初听了十分信服，时间久了却把这些当成絮叨的话，也不再遵行。他又喜欢讲说圣贤的名理，在肃宁规定每逢三、六、九日召集诸生讲书作文，邻近州县来的人很多。时间久了，人们也对这些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他年过七十，每天鸡鸣就起床，拿着蜡烛批阅公文和时文；白天劳心焦思地处理事务，没有片刻闲暇。李塨常进言说：‘君子使政事平治，实行时避开旁人也可以。经营政务自有纲要，琐碎细事也可以略微放弃。’黄公凄然说：‘我哪里敢谈论政事？我有什么德行和才能，朝廷竟把这样的职任交给我？我只知道雇工做事，免得惭愧罢了。和人一同耕作来养活自己，这是小人的事情，我并不逃避。’到了这时，他每到一处，总要登高而坐，大声向士人百姓宣讲，整天都不改常态。士人百姓中有很多受到感动而奋发的人。他最后在易州山峪相看一处地方，开辟水田，经营了一年多还没有完成便去世了，享年七十六岁。李塨说：‘黄观察，是当今的廉吏啊！他任凭自己的本性行事，一点雕饰也没有。孔子称赞善人说：“不踩着前人的足迹，也自然能够成为善人。”像黄观察这样的人，不就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