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庵先生卷之二

译嘉靖辛丑年暮春之初，周子仲弘经过我东园的双清亭，拿出所修宗谱若干卷，辱承垂示，并且说：“这是我先父光霁翁早年的志愿。先父曾对文化说：‘我们的先世实际上世居庐江，南唐时有一位垚公迁到绩溪的虎头山，才开始成为绩溪人，并以当地地名命姓为周坑。垚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固迁到歙县小路口；次子国仍居周坑；三子囦迁到县城东北乡的竹里，如今的胡里镇，就是从周坑分出的一支，而我们西市这一支，又是从胡里分出来的。’在此以前，宗谱曾由宋代郡学生守座公修订过一次，由元代浙西宣慰杰公修订过第二次，又由本朝国子生敦公再修一次。宋代所修的谱，我已无法知道其内容；元代所修的，只能详细知道我们国公所传的部分；其他内容不过千百之中存留十一。到本朝所修的谱，年代越远，考查越困难，与元代所修相比又遗失了三分之二。我们难道能没有遗憾吗？如今从本朝所修以下，直到我父亲；从我父亲直到我，以及我的儿子、孙子，又接连已有数代，如果到现在还不修谱，那么年代久远的容易迷失，微小的容易湮没，蒙昧的容易昏暗，混杂的容易混乱，分离的容易携散，旁支容易废绝，后来难道不会有人和我有同样的遗憾吗？恰逢我的母亲忽然去世，如今这部宗谱完成了，也算实现了我先父的志愿。然而如果不能详尽补足过去没有记载清楚的地方，就是欺骗自己，希望先生予以订正。”我感慨地说：“仲弘氏侍奉父亲，真是孝啊！古人谈到善于侍奉父母，说要养成父母的志向，谁能做到呢？即使能做到，在父母生前做到的也很少；而在父母身后仍然这样拳拳不忘，难道不是尤其少见吗？况且史书有散佚，孔子也为缺文而叹息，宗谱就是家族的历史。世上修谱的人，大多牵强附会来成书，内心其实知道那是不对的；明知不对却仍牵强附会，还有什么比这更自欺的呢？这不就像郭崇韬拜祭郭子仪的墓吗？周氏宗谱中有些地方没有详载，仲弘氏不自欺。过去司马温公回答刘元城关于尽心行己的要旨，归结为不妄语；从不妄语开始，就是不欺骗。因此可知不自欺是增进德行的根基。人如果能够不自欺，那么内心可以端正，自身可以修养，由此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便广大而有余地了。前人创作，是为后人开启道路。如今既然能够如此不自欺，那么从今以后修谱的人也应当如此；再往后、更往后的修谱者，也永远如此，将会看到德行日益崇高，事业日益广大，绵延不绝，把光辉和功业流传到周氏宗族之中，难道不是从这部宗谱开始的吗？” 仲弘说：“我文化不敏。”哪里敢不恭敬地把这些话告诫给我后世的子孙呢？《清明谱》序 在墓地祭祀并不是古礼。考察《礼经》，没有墓祭的文字，始于汉明帝有上陵之礼。从那以后逐渐形成习俗，大概是根据义理而兴起的。它是重视根本，也是厚待天下的大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王制定礼制，是顺应人的情感而加以节制品定。越过人的情感去谈礼，是不对的。如今祖先是我们自身所由出的根本，不忘记自身所由出的根本，是人的常情。《礼记》说：‘君子实行礼，不要求改变习俗。’又说：‘先王修明教化，不改变当地习俗，是顺应人的情感。’所以礼可以依据义理而兴起。过去柳宗元说：‘近世礼制重视拜扫，每逢寒食节，田野道路上，士女遍地都是，连车夫、奴仆、佣人和乞丐都能到父母的坟墓上去。’这话不是充分显示了人情相同、而且不能自我抑制吗？朱文公《家礼》把墓祭附在时祭和忌日之后，这不也是顺从人的情感而制定的礼吗？我们的先世确实重视这一礼制，公家置办常年有收成的田地若干亩，称为祭田，每年轮流由一人掌管收入支出，用来供应清明祭祀。其办法是：清明前一天，每一支族属各出一人，一同到各祖先墓前祭祀。清明当天则设置神主，全族人合祭于当年轮值者的正寝，仪式有固定规式，祭品有固定品类，凡所办理的事项都有固定约定，不按约定执行的要处罚。祭祀完毕后设宴，长幼和昭穆各按次序排列；尊贵的不得凌驾卑贱，富有的不得傲视贫穷，年少的不得违逆年长。这就是大体原则。我们族人继承这一做法，已经实行多年了。如今到了嘉靖癸卯年，族人比过去更加繁衍，但他们的志意不能完全斋肃。因此族中长老都说：‘这件事应当再次申明，用来告诫后来的人。’于是把这件事交给我胡松。唉！从先王直到今天，人的本性难道相距很远吗？民风之所以不如古代，只是因为培养它的方法不对罢了。这项举措，是根据义理兴起礼制，用来维系族人的心，使他们知道千百个人的身体，起初本来就是同一个人的身体。《易经》说：‘风行于水上，涣。’先王因此祭祀上帝、建立宗庙，事情虽然不同，道理却相同。作为我们族人，如果确实能够修养先辈的事业、继承先辈的志向，彼此往来庆贺吊唁，患难时相互救济，贫乏时相互周济，那大概就可以接近先王崇尚教化、导引百姓的遗意了吧？如果只是把它当作装饰门面的形式，那么本来就无法逃脱对不起先王的罪责，日后又有什么面目去地下见先人呢？能不害怕吗？因此把这些话再说一遍。族中长老都说：‘对。’便让我写下来作为序。《永思卷》序

译《永思卷》是本县处士、拙庵程君为思念他的母亲方孺人而作的。程君曾对我说：“我的母亲姓方，名昌英，是旌德隐龙人。十九岁时，嫁给我的父亲屏山翁。出嫁七年后，我出生；我出生三年，父亲去世。我的母亲孤苦无依地支撑了四十年，嘉靖甲午年因年寿而终。如今她坟上的树木已经长到两手合抱了。”我父亲去世时，程俨还在襁褓中，孤苦零丁，母亲所受的艰难他无法记忆。他所能知道的，是母亲独自侍奉祖母二十年，早晚定省，即使严寒酷暑也从不懈怠。每当祖母生病，她从未片刻离开身边，药物如果不是亲自调制便不端进去。她性情俭朴淡泊，在纷华盛丽之中没有什么嗜好。有人来借贷，家里实在无法应付便作罢；否则即使是维持自身生活的物品，也不吝惜一丝一毫。她料理女工尤其勤勉，虽劳累也不厌倦。治理家中事务，即使烦琐细碎，也条理井然。她对内外亲戚都尽到恩意而不违背礼法。平时温和敦厚，一言一笑都不轻率。有人以蛮横无理的行为相逼，她便奋然显出义气，脸色和态度绝不苟且屈服。族中曾有人垂涎我们的产业，多次贪求侵夺仍不满足，便散布流言来迷惑当权者，企图全部吞并。幸亏孺人指示事实，使冤情得以申雪，事情合乎法度，终于得以判明正直。垂涎产业的人无言可说，只好退去。当时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有我的母亲，程俨将尚且不能保有自身，何况能够保有自己的家庭，以至于今天呢？’话还没有说完，眼泪已经接连流下。唉，孺人的美德，难道是借助我的话才存在的吗？即使说与不说，本来都不足以增加或减少孺人的有无。然而我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必定以家庭为根本，再推及天下；女子的言语行动也有史官记载，用来昭示后世、作为劝诫。如今有人认为古代做法迂阔，执政者只急于办理官府事务。女子的善行既不是世间教化所奖励的，成就她们的德行而使之流传于后世的也很少。因此，愿意治理社会虽然勤劳，民风最终却仍有愧于古代，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那么孺人的美好节操，难道可以让它最终毫无流传吗？要使它流传，必须托付给天下后世确实信服、毫无疑问的人来为她言说。但我哪里是这样的人呢？即便如此，假如孺人的纯厚德行、美善操守不借助我的话而稍有保存，那么后世即使有天下后世都毫不怀疑的可信之人，又从哪里听到这些事呢？假使我的话果真能够希望得到天下后世毫无疑问的信任，并使后来的人据此传述，那么即使凭我不才，也可以为她写下这些话。这不仅是为了孺人，也是为了世道人心。《黄氏族谱》序 黄氏太学生某、学生某某，一同来到胡子的居所，恭敬地捧着家谱，请我作序。我打开第一页，因而想起我的先世大尹士俊府君，是侍御黄公克敬的外甥；我的叔父、弟弟，又与黄公的后人某某互有婚姻往来，大概是世代的亲戚。由此可知，黄氏一族，适合为之作序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胡松，难道可以没有一言吗？于是展开家谱观看，只见皇帝诏命光彩显赫，世系排列有伦，忠孝节义都有记载，迁徙、爵位、里籍、生卒年月、婚姻姓氏都必有考据。于是起身感叹说：‘黄氏真是世代传承的家族，文献足以作为征验。难道是有世代的德行吗？’我曾读宋濂题写刘氏文集的文章，深有感触。泰和刘氏在前朝时有名锷的人，搜集编撰宗谱，随身携带；不过传了一两代到我朝初年，连祖父的名字都有人不知道，何况其他人呢？刘氏的先人善于为后代做准备了，而作为后代的人又怎样呢？先世的德行已经断绝了。唉！黄氏如果没有世代的德行，为什么前后有那么多贤者，文献和史实又没有缺失到如此程度呢？可以说是美好而兴盛，彰显而流传了。然而，从今以后作为黄氏后代的人，难道也不应当认真思考这种兴盛流传的原因吗？’ 那些夸耀自己是世家、借此扬名的人，是糊涂；想到先世的德行并用来修养自己的人，是孝。所谓德，是什么呢？就是仁，就是义。从义出发来遵循祖先，没有不知道敬重宗族的；从仁出发来亲爱亲族，没有不知道收拢族人的。能够敬重宗族、收拢族人，没有不知道爱护自身的。如果确实这样做，对先世的德行有所继承发扬，那么将会看到族人越来越多，传承越来越远。作为黄氏后代的人，应当勉励啊！于是某等拜了两拜致谢说：‘这是教诲我们啊。’便请我把这些话写在谱册开头，使它与他们的家谱一同流传。赠程君任当阳文学序 程君斗南被授任当阳文学，徽州士大夫中有替他惋惜的，说斗南才性醇厚、学问深奥，哪里适宜仓促赴任这样的职位？也有人替他庆幸，说甲科出身按惯例可以再考一两次。程君却认为从文学这一职位进取，并不困难。我听到这些说法，都认为不对。文学是什么官职？是教导人的官。教导人，所承担的道理多么重大，责任多么重要，怎么能轻视呢？杨子说过：‘老师，是作为模范、作为榜样。’韩子说：‘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解答疑惑、教授学业的。’周子也说：‘师道一旦确立，善人就会增多；善人增多，朝廷就会端正，天下就会得到治理。’这三位都懂得治理的根本，他们的话如此，难道不能说师职重大而责任重要吗？我朝圣明的君主设置师职的本意，是让教师与士人相近，使他们懂得谦让来增进德行。先增进自己的德行，然后才能成就别人的德行。把品秩定得低，是想让他们接近清廉，懂得自我检束来增益才干。先增益自己的才干，然后才能通达别人的才干。正因为师职的道理重大而责任重要。如今担任此官的人，厌恶品秩低微，却不知道它的道理重大；鄙视俸禄微薄，却不致力于它的责任重大。习俗沿袭至今，竟相互把它看作冷落低微的职位。因此替程君惋惜的人，是悲哀他不能在此前进；替他庆幸的人，是希望他以后有所收获。这些都不合乎道，也不合乎义。程君早年就在南州闻名，州学考试时，名列县中士人之首而入学；紫阳院考试时，名列郡中士人之首而充任贡生；礼部会试时，名列天下士人之前，并且凭借讲解经书而成为士人的老师。他成就德行、通达才干，以甲科进士的身份声名远播，廷瑞、饶子、道之、章子这些人，都出自他的门下。那三位所说的道理，程君已经亲自实践过了。他这次离去，将要形成苏湖之风，成为天下的表率，革除习俗的鄙陋，使人返回道义。善人必定会增多，朝廷和天下都将依赖他。我正为他的学问将在当时大为施行而高兴。考中一次进士，本来就是程君的余事罢了，哪里值得悲伤或期待呢？程君将要赴任，士大夫想赠送他临别之言，有人把我的说法告诉他们，于是相互请求说：‘这些话可以作为赠言了。’便让我把这些说法编次成序。《林平厓文集》序

译《平厓林公文集》十卷，共有文章九十九篇，图衍四篇。在此以前，林家遭遇火灾，文章大多散失。他的弟弟五厓深怕湮没无传，便竭力从各处搜集缀辑，颇为完整。嘉靖丁巳年，林公的族子豫斋君以进士出身，来任我们绩溪的县令，便把文集带在身边。公务之余，就替它订正讹误；对于无法考察的缺文，则保留空缺。抄写成□□，还准备刊刻成书，嘱托我作序。我于是认真观看林公文集，其中《象说》《支言》《洪范补》《律吕统》等篇已经失传的暂且不论；现存的诗文、图衍等作品，深广如渊海汇聚，最终难以测知，简直想上追秦汉，与之比翼遨游；其构思布局仿佛出自天成，自成一家之言，浑厚自然，没有丝毫雕琢。韩愈、柳宗元以后，难以数出能与之相比的人。林公是辛巳年进士，恰逢当今皇上兴起，选入御史台。他正直敢言，当时同辈很少能与他匹敌。我曾阅读他的奏疏，从宫掖一直到四方，只要有一项过失、关系政事治理，凡是他听见看见的，无不极力尽言；至于奋力弹劾权奸，也一并指斥当权者，从不遗余力。他大概也多次批逆龙鳞、踩老虎尾巴了。人们常常替他流汗缩颈，而林公自我操守更加坚定，当权者因此更加不悦。林公曾一两次请求辞官归乡，都没有获准。后来终于被排挤到外地，任夷陵判官，又调任新喻；当权者还想再替他拟定别的调任，以满足自己的意图。林公感叹说：‘这样还可以苟且求取俸禄吗？’随即投下官帽归乡，淡泊自守、以道自乐，终其一生。世人说，贾谊的《治安策》只是徒然促成他前往长沙，董仲舒被贬到胶西，实在是因为《天人三策》奠定了基础。难道正直之道难以容身，只是自古以来就如此吗？唉！当时替林公扼腕叹息的，只有罗峰、渭厓等几位君子，实在太少了。这是我庆幸他起初的作为，却遗憾他最终遭遇的原因。即便如此，林公已经去世了，他的文章和品行事业卓越草成而感动人心，足以垂范后世。因此四方学者都知道尊敬并信服他，仰慕并追随他；时间越久，影响越显得新鲜，更何况是他的同宗后辈呢？如今豫斋君勤学有成，施行政务，声誉光彩显著，从林公那里得到的教益很多。不久将授予他台宪或给舍一类的职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就可以了。他立朝时的风节，又怎么会不像林公呢？孔夫子的话确实可信：‘鲁国如果没有君子，斯文从哪里取法呢？’我不才，读林公的文章而仰慕他的品行，因而不自量力，僭越为这部文集叙述大略。后世读到林公遗文而评论他的时代，那时就会知道我作这篇序，也是为了寄托我仰望高山的私心罢了。赠郡守李公入朝觐见序 汲泉先生李公任徽州知府三年，将要赶赴京城接受皇上的明察考核。他的属官们一同在厅堂忧虑，士大夫们一同在学校谋划，田夫野老一同在里巷间奔走呼喊，纷纷发出□声说：‘徽州这个郡完了！只不过因为一两个大商人使废止科举的都会有了富庶之名，因此部曹派员考察时，议定徽州的赋税独比其他州沉重。近年来旱灾水灾接连发生，土地所产无法收入，而军需征敛又超出常额；经费向上缴纳的期限越来越急，下边输送承担起来越来越困难。这种形势和处境究竟怎样呢？若不是李公来到这里担任长官，巡视各地、询问民情，洞察百姓疾苦，体察皇上怜念百姓的心意，替他们曲折周全地设法借贷，使对外能够应付上面的征收，对内又不至于耗尽百姓的力量，那么六县二十万家中转徙流离的，不知有多少了，他们哪里能够像今天这样获得安定聚集呢？’李公这次入京考核，圣明天子知道他才干贤能，一定会提升他的劳绩，举荐而显著升迁。我们这些人从此不能再迎接您的车驾了！幸好承庵胡子获准居住乡里，听说此事后羡慕地说：‘先生真贤啊！您留给百姓的思念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士民因为得不到良好的长官而忧虑，可以由此看出恩惠；属官同僚因为不能得到贤能的长官而恐惧，可以由此看出和谐。世上做长官的人，施惠很难，达到和谐更难。先生在徽州施行了惠民的政务，而共同任事的人以和谐来助成它，您的政务必定不会改变。政务得到推行，恩惠自然随之而来，所以先生虽然离开徽州，实际上有不离开这里的东西存在，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即便如此，屋宇遮蔽人们还要依靠天，席箦安置身体还要依靠地；君父的尊贵如天，他的亲爱如地，是覆盖承载万物的根本。先生如今离开我们，是为了进见君父，听取清明的询问以求知民间疾苦，竭尽言语以通达百姓隐情，这些难道不就在此次出行之中吗？上天施恩、土地生养万物；与那曲折周全地借贷救济、想为百姓建造屋宇席箦相比，德行传播的迟速和大小究竟哪一个更优呢？因此我们当然不能不依赖先生离去后的作用。我正暗自为此高兴，反而怎么会把它当作忧虑呢？于是您的同僚、朋友和士民听到这些话，都欣喜地说：‘果真像胡翁所说的这样，就可以稍稍缓解吏治尊贵者的忧虑，也可以舒解百姓的忧愁了。’于是某某奉使来到我这里说：‘我听说，古人在居留和出行时各有赠言。称举他在任时的政绩，留任的人不敢不铭记；表达他们的心情，难道不可以作为送给出行者的赠言吗？’于是请我写下这些话，转告先生。先生说：‘我也有所思考了。’ 恭敬地听到这些话，哪里敢不拜谢您的赐教？于是把这篇文章载在身边，天一亮便向北出发。庆贺郡伯周公荣获得奖赏序

译嘉靖辛酉年夏四月，郡伯海庄周公因为迎接景王有功，考绩最优，受到当道奖赏。属官们为他劝进，并让属县的张尹敏德、黄尹世显、孙尹光祖、张尹槚、林尹应雷等人，一同来拜访我，请我写话庆贺。大概是既庆贺周公能够得到上级赏识，也喜悦有了可以作为榜样的人。我私下认为，古代善于治理的人，总是使百姓安定来成就事业，而不是不成就事业却使百姓受苦。所以说：担任事务不难，成就事务最难；成就事务不难，处理事务最难。如果接受职事却不能成就它，成就事务却使百姓受苦，都不能称为善于治理。海庄公以著名御史出任我们徽州的知府，刚满十个月，政务便平稳，诉讼也清理完毕。凡是百姓认为不便利以及希望得到而尚未得到的事情，都几乎全部停止办理。美好的声誉和良好的名声，本来已经上面信任、下面信服了。近来景王就藩，船只首尾相接百里，取道东南，经过应天、姑孰、宣徽、池庆诸郡，各郡都要供应办理事务。调发劳役、征收钱财、办理出入，估计要数万之多。安排稍有差错，弊端就会滋长蔓延。这件事可以说既重大又艰难。虽然各有分管职务，但统筹处理实在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当道把这件事交给周公。有人替他认为困难。周公慨然说：‘这是我的职责。’ 他既没有怠慢之心，也没有为难的神色。池庆诸郡濒临江河，当地人习惯操舟；徽州百姓居住山地，向来不见船只。而且两地动辄相距五百多里，驱使五百多里外的百姓，携带一个多月的粮食，去从事他们平素不熟悉的劳役，那么不至于辗转迁徙、流离失所的，几乎没有。这样看来，池庆适合用差役，而徽州适合用雇役，差别已经十分明显。周公查清其中缘故，便向部使者说明，请求照此实行。嫉妒周公的人粉饰自己的说法，迷惑当道者的听闻，想要阻挠周公。周公不为所动，反复陈述说明，最终依照他的请求办理。至于上下供应所需之物，虽然已经奉有成议，但那些依仗势力、逞威作势、乘机谋利的人，无法一一数清。所到之处总是骚扰不安。周公只是以诚心主持，用礼节接待，排斥没有名目的事项，缩减浮滥费用，不谄媚，也不轻慢，一切遵循典章常规。依仗势力的人知道不能夺取利益，往往闭口结舌离去。最终王事全部办妥，百姓却不知道劳苦，官府也不知道费用，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这实在是因为周公综合治理、筹划度量，行动都合乎法度，所以能够任事而把事情办成，事情办成而使百姓安定。上面因此能够解除当道的忧虑，下面又能够慰藉群民的期望，可以说是善中之善了。他受到奖赏，当然合宜。不过，这难道足以完全说明周公吗？当初周公任御史时，正色立于朝廷，不迎合当时的喜好；出巡地方，彰明善政，堵塞邪恶，使善良安定，消除暴戾，一方因此清平。他一向以古人的学问激励志向，修养深厚、积累丰厚，所以遇事都处理得当，左右逢源；遇到盘根错节的困难，便迎着刀锋而解开。将来遇到重大事务、裁决重大疑难、建立正大光明的功业，使这个天下处于磐石般的安定之中，都是周公所将要办理的事情。如今这只是一项功劳，哪里能够穷尽周公的作为呢？诸位都说是，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来庆贺周公，也替天下庆贺。大中丞周公荣任江西巡抚序 观看周公恭敬接受使命、巡视地方的经历，他三次出任按察之职，所到之处都是我朝南方。最初以侍御史身份出任苏松巡按，当时倭寇偷偷发动侵扰，各地不得安宁，周公虽没有军旅职务，却暗中谋划防卫保障，百姓非常依赖他，甚至为他立祠祭祀、呼吁上天，恳切请求将他留下。天子深深嘉许他的贤能，想要重用他，于是暂且依照百姓请求，再让他巡按一年，以顺从民意。任期将满，大家共同拟议推举他为巡抚大臣，正式承担其职。议论者说：‘夷患值得忧虑，士风更为重大。古语不是说泮宫兴起而淮夷臣服吗？’于是增加玺书，命他考察东南学政，考核巡视两周。文教大为振兴后，便重申前议请求，于是任命他为佥都御史的诏令下达了。周公于是考察军事实力，整饬海防，兴办学校，平定赋役，凡事简约安静，赏罚区别严明，远方的人畏惧威严，海上风浪平息，百姓得以有所依靠，士人有老师承继，功勋业绩显著，时间越久越大。江西巡抚出现空缺，朝廷大臣推举贤能，天子作出简拔任命。因为江西虽有深厚的文献传统，但法令操守逐渐松弛，奸邪盗贼凭借险阻，偷窃侵扰、骄横妄为，以至触犯王法，也时常发生。要表率藩司、臬司以及各司长官属吏，清除弊端、整肃法纪，铲除奸邪、扶植善良，非周公不可。于是擢升为副都御史，调任巡抚江西，大概是为了报答过去的功绩，并谋求新的功业。邸报传到南方，十郡都惊惶害怕，想要到朝廷恳切请求挽留，希望得到像当年巡按苏松时那样的特殊恩典。胡子说：‘巡按大臣任期一年，可以提前请求；而且现在正值事务繁多。巡抚大臣任期长久，任期前后请求留任都不敢轻易提出，也可以借助这一点来制止事变、使局势安宁。怎么能够留住他呢？’也有人说：‘千人共同祝祷，上天便以百福安抚他们；何况这是百万民众共同祈请，又是圣明天子所重视选任的人呢？’周公将要受到重用，端正台衡、使百官各得其位，调和元气、辅佐我圣明皇上的年德，使恩惠更加周遍，让我这里的士民在学校弦歌诵读，在田野耕作凿井，歌咏太平，没有兵甲侵扰，天下都将受到他的恩泽。这样说来，谁能专门把他留下，谁又能真正使他离去呢？那么周公虽离开此地，实际上仍然留在这里。我们只是忧伤于离别，而不是处境狭隘。周公历来任职所取得的成就和功劳，正如文武吉甫，成为万邦的法则；保卫大业便有颂歌，恩泽流布便令人思念。淮西岘山的事迹，光彩载入图籍，善终而长久享有声誉，成为国家纯正的臣子，这是古今相同的情感，也是始终如一的道路。况且周公的长兄是太仆卿，清廉节操和崇高声望遍布朝廷内外；他的长子进士君，治理政务很有声誉，登上显贵之途，福禄日益广大而久远。忠良后代接续成为国家世臣，盛盛然如同王谢两家，可以说是兴盛了。《徽州府志》序

译序说：郡县志，就是古代列国的史书。它用来编纂言论、记载事情，给后世留下法则；治理之道所凭借的，贵在考察真实而已。徽州过去有志书，多次续修，记载逐渐详细，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然而不免有遗留的议论，难以考察其真实；何况后来续录的时事，有的昏暗而未能显明，有的缺失而未能修补，文献又凭什么征验呢？嘉靖甲子年，肖山何公由秋官大夫擢升为本地知府，整饰□，严明规划，手持明镜般的公正，施行慈惠，剖析疑案，扶植善良，打击奸猾；又任用□吏来辅佐周公，以廉洁培养威信，以沉默敦厚德行。凡是山川鬼神、户口赋役、学校风俗、功勋贤能和孝义等事项，都已经加以安置、祭祀、充实、平定、兴办、厚待，并加以崇尚褒扬。只是这部志书缺少修订，成为一郡废坠的典章。何公回头对同僚某某说：‘这难道还可以就此停止吗？’于是以礼聘请中丞某、郡伯某主持撰述和校订，又由县博某某参酌取舍，何公尤其用心。其道理效法诸经，体例取法《史记》，搜集散失，删削芜杂；体制严谨而事实核实，文辞简约而义理精当，撰述完备，卓然形成一家之言，可以使近处信服、远方相信，彰明过去、昭示未来，确实是一郡可信的史书，是百代清楚的证据。后来担任郡县官而阅览图籍文书的人，希望能够以循良的官员为友；典章法则都具备于此，可以充分陈列，教化也可以兴起。从前《禹贡》记载九州和服制，声威教化所到之处都有记载；《春秋》记载事情经过，劝善惩恶由此实行。君子认为，这部编书确实具备这些意义，也包含治理国家的各种见识。所以说，它是治理之道所凭借的。书编成后，何公赐下教旨，命我为篇首作序。我欣喜地看见这一盛典，即使我没有文才，也愿意依附骐骥而前行，于是不敢推辞，恭敬地写下这些话来答复何公。我名某，字某，是山西猗氏县人，以进士名声起家，某是我的别号。赠大邦伯何公序 徽州人口最为繁多，百姓之间人数多少不同，强弱、智愚的差距也最远；人多的欺凌人少的，强的欺压弱的，聪明的欺骗愚昧的，风俗一天天败坏。与其他友邦相比，徽州也最为严重。守徽州的人虽曾区别情况而加以治理，却没有深加惩治的人，遗留下来的风气没有消除，有见识的人总是为此忧虑。嘉靖甲子年，肖山何公由比部郎擢升为我们徽州的知府。何公精明敏锐、廉洁公正，能够处理刑部事务，在部中受到敬畏。听说他要来，徽州人早已从心里倾服、精神上仰望。等他到任，便见他容貌矜持庄重，言语少而道理明；登上他的厅堂，门庭肃静；属吏整饬而有威严；看他出入时车马随从都加以节制，街巷市场没有喧哗之声。我私下惊异地说：‘果然如此！传闻难道有事实作为征验吗？要改变这里的风俗，使百姓安居田里，大概就在这里了。’何公治理郡务，清净内心、端正自身，率先带领有职位的人，申明法令典章；每年按时考核督责县令和各司属官，使他们谨慎奉行；制定乡约，勉励百姓行善，挽救衰败的风气；慎重选取各地博士和学生，在紫阳山斋培养他们，把兴盛教化、造就士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审理诉讼务求得到实情，从未用声色恐吓他们；裁断打击豪强，即使对方有权势也不回避，人们也不敢凭借势力请托；怜悯鳏寡，赈济贫困，有不幸触犯罗网的人便释放，唯恐稍有迟延；吏胥和各种役夫只负责奉行文书、听从差遣；罪责的轻重、出入取舍都依中正之心裁断，细微征兆也无法窥测，郡中上下都一致称颂他神明。因此，看到曹掾和各属吏都恭敬严肃，诸生都小心谨慎，百姓则和乐融洽；即使那些豪强狡猾、不可教化的人，也都纷纷隐迹远去，风俗大概可以因此改变了。于是又用余力修撰郡史，修筑县城，将使徽州的文献借此城流传百世；同那些孜孜不倦地谋求考核升迁、拖延岁月的人相比，岂止相差十倍百倍呢？到将近三年时，徽州人非常爱戴他，只怕他因考核优异而升迁离去。哪里料到当权者持有一种说法，竟有人说他与徽州百姓相处不安。唉，百姓相同而人情各异：善于治理的人能使他们安定，不善于治理的就不能，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所以光明正大的政令施行了，诋毁非难的话却流传开来。谚语说：“剪除稊草，谷苗就长高。”这是说恩情和怨恨所造成的感受不同。又说：“不要显得过分高峻，人们将会削平你；不要洁白得过分，人们将会污损你。”这是说正直之道难以被世俗容纳。因此，君子能够这样做，却不能保证别人不非难自己；能够做到诚信，却不能保证别人不怀疑自己。即使如此，若把这些议论传入朝廷，召公也不会因此被认为是不知情；公如果能赐予闲暇，询问百姓的疾苦，那么百姓是否安定，本来就由上面决定，而徽州百姓也将把您看作张益州那样仰望，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唉，我年老而不自知自己刚直愚拙，曾经以此自信，也因此相信您。观察公的去留，脸上丝毫没有流露出一点遗憾之色，行装也十分简朴，当天便准备启程。他一向就是这样自信。《传》说：“义理如果没有过失，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呢？” 我想把这话告诉公。《诗经》说：“草木茂盛，文采斐然，织成了贝锦。”我想用这话告诫那些当权者。适逢公的同僚某公、某公黯然惜别，嘱托我写文章，于是我又写下这些话，把他们想说的意思写在这里。《龙郡倡和集》序 戴子当世，具备非凡的才资，在研习经史之余，总是深思诗学，咀嚼诗歌的精华，许多人都认为他很有所得。他一向同程士登、唐大雅二位交好，这两人也都是以诗著名的诗人，常常在唱和之间彼此陶冶，以寻求舞雩咏歌的趣味。一时认为这种风气伟大并乐于趋从的，共有十八人，于是又一起在潼麓的龙都结社，联袂以诗歌著名。有见识的人认为，诗道的盛衰，常常同诗社的兴废相联系，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诗歌之道，不可以轻易谈论。妖冶的诗风容易被误认为纤丽，俚拙的诗风容易被误认为质朴真实，爱慕奇特幽奥就容易流于虚妄，推崇峻拔就容易流于险怪，务求广博就容易泛滥而无所归宿。可见，不仅使诗歌传名很难，善于使诗歌传名更难。因此，即使孟郊的寒苦、贾岛的清峭、温庭筠的绮丽繁缛，后世尚且有人感叹它们不合正声，更何况比他们更差的呢？如今看你们三人的作品，有的清新，有的爽朗飘逸，有的博大华美，卓然自成一家；而那些受诗坛风气激发而奋起的人，也都能自出机杼，以沿袭旧套为可耻，篇章流畅，值得诵读和欣赏。这样说来，你们在龙都以诗著名，本来已经很好了。然而，什么才是诗中的诗呢？难道诗道就仅止于此吗？还希望你们慎重思考诗道的艰难，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更加精进；对于尚未完善之处，拓展龙都的华美风致，追寻舞雩遗留下来的声韵，不辜负今日创立诗社的初衷。这样一来，我在这里说这些多余的话，也就可以算有了借口。姑且写下这些话，以待将来验证。《孔灵汪氏家规》序

译家族制定家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起于世俗教化衰败、上位者不能维系下属，而下位者只好自我维系吧？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都有制度用来维系百姓，其中没有比成周更完备的。井田制用来联结百姓，学校用来教化百姓，比、闾、族、党用来使他们风俗相同，按月记录、按年考核，用来纠正不服从教化的人。在那个时代，家家没有特殊的风俗，乡里没有乖戾的百姓，家家和睦亲爱，宛如一家人的骨肉。凡是用来维系百姓的办法，周代都周密而详备。这样一来，家规还用来做什么呢？时代久远，教化衰败，大道已经隐没，人各自存一套心思，家各自形成一种风俗，彼此不知忧喜，也不相关休戚。严重的甚至同出一源、同胞兄弟，也冷漠得像秦人和越人彼此相看；意气稍有不合，便拿棍棒、持刀戈相斗，脸上毫无惭愧之色。难道上天降生人的才性竟这样不同吗？只是维系百姓的办法丧失了罢了。因此，有忧虑世道的人，不能不思考用什么办法加以维持和防范，以便教导后代。徽州汪氏出自成周以后，在我绩溪孔灵这一支，族人越来越繁多，几乎无法一一记名。嘉靖年间，平度守闲仙公汪遵，担心没有办法维系族人，于是同他的从子保宁倅惠泉君汪鲸、巴州倅七墩君汪远，以及各位庠生，编纂了若干卷家规作为训诫。家规首先载录天子孝敬的训谕，其次载录祖先关于礼乐和孝悌的规范，又旁采各家有益的言论和高尚的行为，总括为三项：崇尚道义，勤勉职业，修明礼制。逐条分列，文辞严肃，义理端正，确实像设置规矩来作为方圆的准则。与司马公、吕氏、颜氏等各家的家训相比，总的说来，它的法则更为严密，考虑更为长远，但归旨是相同的。汪氏的子孙后代如果世世凭借它来守持并践行，那么贤能聪慧的人会超然向上，一天天进于高明；愚昧不肖的人也能不迷失自己的方向，在教化衰落之后少犯过错，扶助先王的教化，使它不至坠落，成为行远升高的一种助力，岂不是伟大吗？不过，规范自己的家族并不难，规范自身却难；规范自身并不难，规范内心却难。所以说：想要整齐自己的家族，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内心。内心如果不能自我规范而失去正道，那么我看所谓崇尚道义，处于高位的会流于过分矫激，处于低位的会沉沦为乡愿，这都不是我所说的崇尚道义。所谓勤勉职业，如果商人和农民都奔逐货利，求学者苦心于占??毕，那也不是我所说的勤勉。所谓修明礼制，如果只摘取春天的花朵而忘记秋天的果实，只浇灌枝叶而拔起本根，那么礼制究竟修成什么样，也就不得而知了。这样能够不使家族败坏吗？能够不辜负编纂者的心意吗？汪氏世代都有闻名之人，研究规范内心的学问，前代必定有人讲论过。如果能够继承并发扬它，首先端正自己的内心，那么把家规举起来实行，还有什么困难呢？向上推而言，可以规范君主，以成就忠辅的功业；向下推而言，可以规范百姓，以革除奇异偏僻的风俗；推及长远，可以规范天地，以成就参与赞助天地化育的事业，这些都在于此。难道仅仅可以施行于一个家庭、一个宗族吗？守持简约而施行广博，厚积而薄发，来扩大这部家规的意义，不愧为成周的后裔，我对此不能不寄予厚望。《中正坊程氏族谱》序 世上固然有彼此相须为用、能够使世代长久并恢复敦厚风俗的事物，只有宗法和谱系罢了。建立宗法，是为了统摄亲属，使宗族不分散；讲究谱系，是为了明辨世代，使宗族不遗忘。用谱系考察宗法，用宗法会合谱系，那么人伦端正，孝悌兴盛，天下就会和蔼而风俗相同了。自从宗法废弃而不实行，世人所特别重视的就是谱牒。杨子云援引《左氏》说食我之后，杜正伦因为城南的宗族不与谱系相通，甚至凿开水渠。古人入仕就有家状，出奔就携带家乘，总之都不忘记自己的出处，以表明我出自同一根本的意义罢了。徽州的程氏本来就是望族，他们的子孙繁盛而贤能，其中以世忠一派最为兴盛。我绩溪中正坊这一支，实在出自世忠，所以对于修撰家谱这件事，像彦亨、积庆、克勤、愈大诸位先辈，都连续几代修订而不停止。他们本支的源流久远，世系的承续清楚，已经明白可见。日后族人还会更加繁盛，这次修订族谱，也有不能不做的理由。愈大的后嗣某人，以尊敬祖先、和睦族人为心，以承继世系、发扬祖德为孝，于是依据完整的旧谱修订编成新谱，请我为它写序。我仔细看这部谱，取旧藏作为证据以传信，不删改旧本而保留疑处。谱中有外纪，用来联系远祖，是尊重尊长；有内纪，用来统摄同亲，是亲爱亲属。这样说来，这部谱确实是如实记录了。唉，我私下还有话要说。忠和孝是一个道理，身体和亲属同出一气。从未听说不孝敬父母的人能够忠于君主，也从未听说不敬重自身的人能够孝敬父母。做程氏后人的，不要只是拿着这部谱向别人夸耀说：“我是世忠程氏，我是世忠程氏。”还应当想到各自敬重自身，不辱没前代的声誉。这样称作“世忠”，谁会说不对呢？《为程母方孺人六十寿》序

译有人说：“上天所赋予人的万般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人；人的万般作为归于一理于天。天赋予人的万般差异而又见于人的万般表现，这就是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人的万般作为归于天的一理，这就是万物之所以归于一。”寿命长短、富贵贫贱、安康患难，是上天施加于人的万般差异。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以等待上天的安排：有长寿而无夭折，有富贵而无贫贱，有安康而无患难，这就是人归于天的一理。这种道理，我们这些人多半都会说，但能亲身做到的很少。母亲的亲族中有一位女士，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女士姓方，嫁给程氏，到现在四十年了。自从女士嫁入程家，面对公婆，她无不使其喜悦；对待奴婢仆役，她从不无故呵斥鞭打。每年积存下来的余财，是往日的两倍。邻居东西两室，没有人受冻挨饿、流离死亡。她又敦厚沉静，善于自我收敛，人们看她谦退低调，仿佛没有什么才能。人人都赞美女士很会做妇人，我却特别看重她贞洁坚贞的操守，认为她足以撑立天柱、稳固地维。方女士失去丈夫，是天意；年纪还轻，孩子又幼小，按常情处在这种境况，大多有人难以承受。然而女士更加坚定妇节，用来保育年幼的孤儿，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她处理家政的各项事务，就像剖开竹子一样，无不迎刃而解。才能方面连男子也比不上她，有人还用别的意思几乎想要讥刺她。女士说：“受天所制约的是命，受人所制约的是义。我只知道有义和命，不知道其他。”她的贞洁声誉和美好德行，远近都信服闻知。做父母的用她来教导女儿，做丈夫的用她来告诫妻子，做女儿、做妻子的，也无不以她来磨砺自身，大家都以女士为榜样。唉，仁就是人的本心。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这颗心。做臣子而忠诚，做儿子而孝顺，做妇人而贞洁，都是没有失去人的本心。孔子说：“仁者长寿。”女士六十岁仍康健如初，实在是应该的。长寿、安康，是人们看重的东西，远胜于富贵，却不能强求得到；女士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为什么这样丰厚呢？即使女士自己不知道，也只是归于天的一理罢了。《诗经》说：“他的德行没有差错，长寿永远不会被遗忘。”谨以此作为寿宴上的颂辞。《汪氏宗谱》序 史书称为国乘，族谱称为家乘。“乘”就是记载。史书记载一个国家，族谱记载一个家庭。虽然所记载的有大小之别，然而表述事迹、评论世代、彰明往事、传示后人，所做的事情却是一样的。绩溪士人汪必东，读书很多，喜好古事，写作文辞，不迎合当时的爱好，是个聪颖奇异而有志趣的人。今年春天，我因为母亲去世居住在东园，必东多次来往。有一天，他拿出所修的家谱，请我作序。我想古代根据出生赐给姓，分封土地并授予氏，所谓族不过是同一氏族聚居而已。然而族可以有不同的氏，氏也可以有不同的族，如果没有谱系来记载，又从哪里考察呢？汉朝兴起，承接秦朝焚书之后，司马迁约取《世本》而修《史记》，依据周代谱牒来说明世家，于是人们才开始知道姓氏的来源。唐朝衰落时，谱学又废弃了，即使士大夫也往往忽视它而不加讲求。更严重的，有人嫁娶婚姻只图媒利，编造罪过、凿空非议，因陋就简而流于诬妄，实在可耻。我家的族谱，由先世需乐公修起，到我开始任官时，尚有一半以上没有登载姓名，事情仿佛在我身上，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于是周旋经营了几年，才完成先前的志愿。如今必东正准备以科举业绩同众人一道进取，却急切地修订他的宗族谱牒，可以说是知道什么才是应当重视的了。不过，族谱并不只是记录名字、区别氏族而已。它还要追溯自身的来源，聚合宗族分支的由来。宗族如果没有谱系，就会离散而无法聚合；无法聚合，就无法亲爱团结。那就会像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彼此漠不相关；忘记自己的出处，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所以人一换世代，亲情就容易疏远，陶渊明以追念自己的最初祖先为心愿，服丧期满而感情也尽；苏洵则把路人相视为悲哀。像必东这样，难道不能说是能够追溯自己的出处、使离散者重新聚合吗？《传》说：“敬奉宗族，收拢族人。”必东大概接近这种境界。我因此很赞赏这部谱，序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必东名若水，字必东，世代居住在绩溪东市。《大忠录》序 我闲暇时诵读《革朝遗忠录》和《逊国臣记》等记载，说道：“唉！诸位君子对于靖难诸臣，并没有肌肤骨肉的亲缘，却一定竭尽心志，争相为他们搜集记录，毫不遗漏，难道不是因为忠义充满胸中，轻视风云而系连人心，不能自己停止吗？何况居住在他们的乡里，仰望桑梓之地；又何况同他们相近的后代支派，气息相通而情感更加亲切呢！”程公济把《大忠录》托付给我，他大概认为我是他的后嗣，也认为我不是居住在他的乡里吗？国家有气数，也有命脉；果敢刚毅、能折冲御侮的将士，难道不是国家之气吗？而手持节义、为义而死的臣子，就是国家的命脉。圣明的君王登上帝位，一定要培养直言敢谏的臣子，大概正是为了预先培养后来手持节义、为义而死的臣子，又有什么不对呢？成祖文皇帝以奉天靖难为名，对诸臣来说本来可以不死，但诸臣却只有一死而没有二心；他们是为太祖高皇帝而死吗？文皇帝是太祖的穆亲。诸臣又为什么为太祖而死呢？诸臣大概各自为自己的内心而死。我的意思不是说诸臣是为国而死的臣子，难道他们是为守护自己内心而死的臣子吗？所谓内心，是天地所培植、用来作为人类纲纪的东西，一息尚存便不能解脱。文皇帝说：“他们领取国家俸禄，只是尽自己的心罢了。” 这难道不是体谅诸臣的内心吗？辽府长史程公通，是我乡里的先贤。金川失守，建文帝逊位，公因为先前上书请求防御北平的奏疏，最终被戴上刑具处死，家产也被抄没，真令人悲伤、痛心啊！我同他的族子进士静夫、省进士仁夫同席研讨，每当谈到长史公，总是久久扼腕慷慨，几乎流下眼泪，大概是为纲纪遭到诋毁而悲伤。公读书时，就以“贞白”命名自己的书斋，可见他的志向本来就卓然不屈。他难道会因为一次纲纪之网的诋毁，就把它当作自己生死的界限吗？舍弃身体足以担当道义，割颈自尽足以担当国家，这正是仁人志士所以坚定自立、把生死看作微末阻碍的原因。那些细小琐碎的利害分别，哪里足以改变他所立定的根本呢？高皇帝嘉奖他的孝，文皇帝成就他的忠，他所立于天地纲纪中的地位，超然高远，远在世俗人伦之上啊！我查阅程宗伯的族谱，得知河南程氏是从歙县篁墩迁来，那么公的忠孝，难道是从二程夫子所传的“定性”遗训中得到的吗？兰、槐的根不会生出芷草，九苞鸟的雏鸟不会变成乌鸦，确实如此啊！我不才，侍奉世宗皇帝时，议论奸邪之臣，想追随公到地下交游，幸赖世宗皇帝保全我的性命，使我得以在《大忠录》中写下几句话，这实在是空前的荣幸啊！” 我遭遇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不幸吗？唉，谁会不死？只是公的死关系到国家，关系到天地，关系到千万年，所以我为公的生存感到不幸，却只为公的死亡感到庆幸。

译《休宁茗洲吴氏族谱》序 海阳吴生瑞谷带着先父竹溪隐君的家谱来到我门前，请我在卷首作序。我想，本郡姓吴的人最为著名，而海阳的吴氏在□之四五支中又最为显著。海阳南面以唐左台公为宗，西面则以贤节吴妪程氏为宗。两支彼此相望，龙江是吴妪的祖居地，茗洲族人的出处就在这里。这个家族历经宋、元进入明代，共传二十六世而到竹溪隐君。隐君年方二十岁，每天只以编辑谱牒为事，每年同龙江各族举行会集，率领各族在龙江道院建立宗祠，也已经十分勤勉了。宗祠还未建成，隐君便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他生前所论著的东西颇多。隐君去世时，瑞谷还很年幼，因此诸书散失，只有这部谱保存下来。大概是瑞谷早晚都同它在一起，把它承接收藏在箱子里，所以才没有散失。如今查阅这部谱，共分十五目，十二卷；有纲目，有条理，不散乱，也不重复，足以流传。今年郡使君何公正着手修撰郡志，采集功臣、贤者、隐逸诸君子的生平事迹，撰成列传。而中丞汪公、太守洪公以及博学之士、文学之士，都把隐君的事迹上报给郡使君。这足以平息喧嚣、制止争竞，为移风易俗增添助力；这样，隐君的谱牒就不只是凭借言辞流传，而是因为他亲身实行德行而传播于郡国。这大概是从自身做起，难道不就是为了使谱牒可信流传吗？国初赵东山公子常曾经评论茗洲吴氏族谱，说吴氏的后代必定会非常显达；如今过了二百年，虽然文献传承不断，却还没有人在当时大为显著。然而水木的源头，本来蓄积得越久，后来枝叶就越繁茂，开始生长后又滚滚渐渐流向四海，尽情显示其浩瀚。隐君磨砺自己，努力实行道义，身体困顿而缩短了寿命，因此根本的蓄积、源头的积累更加深厚坚固了，又有什么远大成就不能达到呢？瑞谷怀抱东序的秘宝，才华名望都很大，足以成为明堂的栋梁并泽被天下；季子的文雅以及使吴氏宗族发扬光大，难道不就在此吗？那么我的话也不是没有根据。郡中本来山多，旧族远支很多，一向以考订谱牒、核实事实为要务。我告老还乡后，曾想为我祖先容县令君以下修订族谱并加以论述，但力量未能达到。如今看到瑞谷的文章能够继承并发扬前人的事业，正是我内心所向往的，于是写下这些话，收藏在大鄣山中。《承庵先生集》卷之二终 《承庵先生集》卷之三 绩溪胡松著 记十四篇 ◆记十四篇 《绩溪县重建钟楼记》《梅涧草堂记》《恩寿堂记》《蓼莪馆记》《东溪渔隐记》《清明祭田记》《怡老楼记》《乐稼轩记》《绩溪县文峰书院记》《重修翚岭路记》《绩溪县建城记》《商山吴氏修复祠墓记》《遵义坊胡氏家庙记》《乳溪道院记》《绩溪县重建钟楼记》楼因为安置钟而得名，是用来悬挂钟、在昏时和旦时发出警示的，主管此事的是挈壶氏。如今从京师直到天下各地，即使偏僻的州、低等的县，也没有能够废弃钟楼的。我绩溪县的钟楼旧在县衙东面的天王禅寺，自洪武己巳年，县侯周君舟确实主持并??了这件事，至今已经很久。正德年间，钟楼坍塌并将废弃，任县令的不知有多少人，却安然不管，没有人知道修缮。嘉靖癸未年，茂名李侯汝司任此地县令，率领治理辖境，一切遵循法度；到了第二年，百姓全都安定了。他回头看这座楼，长叹不已，于是召集市民方正等人在厅堂，商议修理重建。百姓欢喜响应，如同回声一般；于是富裕的人出钱，强壮的人出力，聪明的人出谋划策。我们的县侯主持工程，察看旧址，认为那里狭窄偏僻，不足以改建，便向西迁移了几步；位置居中，背阴面阳。运土垒石筑成台基，高十四尺，纵长二十五尺，横宽超过纵长的两倍；台上建五楹楼阁，四周设置栏杆，下面开洞门?，用来通行。既没有督促，也没有规定期限，参加劳作的人自动尽力。楼阁坚固壮伟、瑰丽雄奇，全都超过从前。至于旧钟不合用，又聚集工匠铸造新钟来悬挂。全郡士人和妇女，都改变了对它的看法，也改变了听闻。工程始于这一年正月甲戌日，到三月丙寅日落成。某等共同商议说：“工程实在很大，费用实在艰难；我县侯的功劳和德行，不能没有记载。”又说：“不刻在石上，就不能长久，为什么不立碑呢？”不久经过双清胡子的居所，请求说：“为什么不写一篇记呢？没有文章，就不能流传。先生是本地人，以文章为业，难道还会推辞吗？”双清子推辞不得，于是对众人说道：“天地之间，万物各有定数，废兴、成毁相互接续，像环一样循环。当这座楼坍塌几乎废弃时，风雨猛烈侵袭，孤鼠在其中钻穴，哪里知道会有今天呢？正因为废兴成毁不断循环，那么从今天以后、从后世直到久远，我又怎么知道这座楼不会永存呢？县侯的德行在你们心中，你们死后还在子孙身上；功业在全县，光明灿烂，越久远越光耀。这座楼不过是振兴坍塌、起废除弊的一项小事；这样看来，县侯在我绩溪不朽，自然另有足以凭恃的地方，这座楼不在其中。即便如此，观察一个人的政绩，有时可以从细小之处考察其大的成就，那么这座楼的建成，难道不能用来验证县侯的政绩吗？”众人都说：“先生的话说得对。”于是写下这篇记以记录年月。《梅涧草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