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庵先生集卷之三

译嘉靖丙戌年五月五日，方君定之的梅涧草堂建成，请承庵胡松作记。方君是胡松母亲的弟弟，我不敢以文才不足为辞。记道：梅涧距离县治东北约七十里，处在万山之中，山脉的尽头连绵不断。所经过的道路，有的逆着山坡，像攀援绳索；有的临着悬崖，像只系在一根头发上；有的从不可测的溪流上方侧身悬出，全是尖利峻峭的石头，必须十分谨慎才可以落脚。所谓竹岭，更是其中最险的。翻过山岭，曲折行走几里，有一块地方，稍微平坦而开阔。野梅有几株，姿态奇拗，不是近世的树木。溪流环绕的石头突露在其间，有的像老虎蹲伏，有的像人直立。水流穿过石缝，喝一口便觉得牙齿寒冷、寒气沁入骨髓，甚至透过毛孔散出。四面山峰笔直高耸，山脊起伏，像城墙一样，这就是梅涧。过去有人曾开垦山坡的土地耕种，后来因旱灾而荒废。正德年间，有人开始把这里卖给方君，方君也喜爱这里的山水，便买了下来。他每天同志趣相投的人来游览，有时铺草坐下，倾杯而醉，稍有所得便写诗，常常在当时说出惊人的语句。一天，他对两个儿子守仁、从仁说：“这地方难道果真可以只看作废弃的土地吗？我不只是打算把它作为游玩的地方。我来经营它，足以在这里养老了。” 他又说：“某块土地可以耕种，就把它开垦出来；某块土地可以蓄水，就把它凿成池塘。”两个儿子也锐意前往，于是估量时日、雇用工匠，工程始于乙酉年八月一日。清除荆棘，挑走粪土，铲平高处，填实低洼，历时十个月，得到田地六十多亩。把适合蓄水的地方凿成池塘，方圆足有十亩，深达三丈多。野外的水流一齐奔入，汇成汪洋；在堤岸开缺口并用木闸关闭，根据旱涝情况，适时开关。这样，旱魃不能造成灾害，田地也不再有秋收的忧患。就在梅涧北面的空地上，运来客土使地势高爽，结茅建屋以供自己休息，命名为梅涧草堂。草堂前有一口池塘，不到一亩大，鱼鳖在水中游动。神人某其外，树木浓荫茂盛而幽深，正面对九龙峰，群山仿佛拱手相对；山云洞、覆盆、太石等山岩环绕左右，一眼便能看尽，仿佛全都是为我设置的。方君非常高兴，对我说：“这里真可以舒展忧闷、排遣穷困孤独，这里真足以让我在此终老。何不替我写篇记？”唉！梅涧这个地方存在很久了，耕种后荒废，荒废后又重新耕种，虽说是人为，哪一件又不是命数呢？当它过去成为田地时，哪里知道后来会荒废呢？何况如今又重新开垦为田呢？上面的人把这地方卖给方君时，确实看见它不适合耕种；方君却买下它，难道是因为谋利，认为它能够重新变成良田才买的吗？方君曾说，刚开始动工时，有一块恶石必须搬走，众人一起砍凿它，石头裂开将要坠落，却没有人察觉。方君因夜梦有所感应，急忙呼喊众人出来；刚出来，石头便??了，随后坠落，使几十名工人免于横死。这块地被出售有它的命数，方君买下并重新开垦也有它的命数，而使几十人免于非命，更是命数中的奇异之处。我因此庆幸这座山涧终于遇到了有缘人。天下的事情，遇到它的时机本来就难，遇到时机后再完成它也难。方君既然有幸遇到别人难以遇到的事情，又有幸两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的志愿、办理这项事业，终于完成最难完成的部分，这些都值得高兴而没有遗憾。只是希望它日后不被后人毁坏荒废，却未必能够保证，所以他嘱托我写记。写这篇记，难道只是为了记载它的建成吗？《恩寿堂记》嘉靖壬午年夏，今皇帝追尊先王为王，在全国施行恩典，凡年满八十岁以上的人都赐给冠服。乡里处士黄翁正好享有这项恩典，我当时刚从齐鲁回来。黄翁的儿子钟和他的弟弟銮在双清草堂向我作揖，一同说道：“我们兄弟有幸蒙先生知遇，家父质朴的品行也是先生耳闻目睹的。家父年届八十，蒙受恩诏，今年仲冬正是他初次接受冠服的时候。东溪的堂屋又恰好建成，没想到这些事情竟这样相逢。我想用‘恩寿’来命名这座堂，希望先生作记，为我父亲祝寿。”当时我苦于痰热，厌恶动笔，没有立即写成。第二年，黄翁去世，钟、銮哭泣超过礼数。有一天，他们停止哭泣后前来请求，仍像先前一样，并且说：“这本来也是我先父的意思。”他们哭泣着进酒，几巡酒下肚。唉，我哪里能写这座堂的记呢？可是你们反复恳切地把笔托付给我，竟是这样诚恳。我听说，古代君子不因自己不能获得长寿而忧愁，只忧愁不能使自己的长寿延续；不急切地希求恩典，只急切地希望能够使恩典增添光彩。所以孔子说“仁者寿”，孟子说“仁则荣”。这些话未必全都绝对正确，但总而言之，必定是有仁德而长寿的人，后来的人才会为他祝寿，这才算能使他的长寿延续；有仁德而荣耀的人，后来的人才会使他更加荣耀，这才算能使他的恩典增光。仁，就是人的本质。世上固然有人外表像人，内心却不像人，这叫作迷乱无知地活着，实际上是活着的死人。君子不把这种状态称为生存，又怎么可以谈长寿呢？如果这样的人承受国家恩典，那就叫偷窃；偷窃便是辱没，辱没便是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使恩典荣耀呢？黄翁志向坚定而气度安闲，外表温和而内心严肃；接近他时，只觉得他文采郁然、气象彪然，仿佛可以捧取，却又不可穷尽。他扫车于东溪之滨，尽情饮酒吟诗，焚香煮茶，每天以习染山野意趣为常，不屑于尘世的念想。同他的兄长二尹伯玑公一起长大，彼此没有隔阂，远近都归美他的孝友；而且一生乐于施舍，仿佛脱掉鞋子一样毫不吝惜。因此，他虽然凭财产在乡里称雄，却总是急人之所急，勇于行义，不以财势压迫、骄傲待人，而一定以财力使人得利，人人都感念他。黄翁的心事大多如此，难道不是所谓用力于仁吗？他享有今天的长寿，不是侥幸，而是理所应当。人们又有谁不认为这是应当的呢？既然应当，他就能够承受这项恩典；我看他仰视无愧，俯视无怍，荣耀极大，又有谁不认为他荣耀呢？唉！能够使他的长寿延续，能够使他的恩典增光，我对黄翁确实没有任何遗憾了。如今黄翁已经去世，但他的名声仍然在人们心中光明不灭。君子于是又知道，黄翁的长寿不只在于他的身体，还在于身后的名声长存；它大概将同东溪一样不朽，这就是名，也是荣耀。黄翁本来已经为名声奠定了无穷长寿的根基，荣耀也会随之而来，难道只是今天获得的长寿和恩典吗？钟、銮久久思念父亲，擦干眼泪致谢说：“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父亲追祝长寿，也可以记载我们父亲的恩寿堂了。”我说：“用你们父亲的长寿和恩典来命名这座堂，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写下这篇记。《蓼莪馆记》

译承庵子读《诗经》读到《小雅·蓼莪》，没有一次不感到凄凉悲戚；但又感叹说：唉！孝子的思念，难道容易得到安慰吗？父母辛勤养育、反复抚育，恩德如同苍天；含着忧伤却无法报答，恩德无边而难以报偿。这大概是哀伤于劳苦养育而自己未能及时奉养吧。因此虞舜终身思慕父母，周文王早晨起来直到天明仍怀念父母，长久地述说这种心情以为法则，后世对于父母的思念才稍有安慰。等到黄泉之下重新结盟，拿着锄头却面有德色，孝道不明于天下已经很久了。《蓼莪》这一组诗，又有谁来思念它呢？只有我的舅父在墓旁建馆，题名为“蓼莪”。有人经过询问说：“蓼莪，是诗人讽刺周幽王不能安抚众民而这样说的。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老人安乐，少者怀安，子溪却以‘蓼莪’作为舅父哭诉的言辞，说：先父去世时，母亲葛孺人年仅二十五岁，我这个不肖孤儿和弟弟节都孤苦羸弱，祖父母也已年老，幸亏依靠孺人亲自纺织、亲自操持家务，抚养我们兄弟，幸而使我们成人；祖父母也安享她的孝养，得以终其天年。弘治末年，孺人已经老了，她守持柏舟之节，内外始终如一。当时郡守幸庵彭公把崇尚教化、改善风俗作为首要任务，赞许孺人的事迹，大书‘节孝’二字题在我家门上，又为她写了记。” 嘉靖甲午年，孺人寿终；丙申年十月二日，她同先父合葬在曹渡原，彭公又不远数千里为她题写墓志。唉！幸庵公不顾权势、激励风俗的盛大心意，确实无愧于古人，他的文字难道可以有所遗漏吗？如今想使他的记文像铭刻一样长久，使我父母的名字借此永垂不朽，而弟弟节已经去世了，这个责任难道不在我身上吗？馆题为“蓼莪”，是哀伤我亲人的死亡，并不是说父母还活着却没有奉养。又有人说：王裒确实称得上孝子，他的门人接受学业，甚至废止《蓼莪》而不讲；你如今题写《蓼莪》而不避讳，为什么呢？舅父哭泣而没有回答，于是他的外甥某人上前答道：“感情深切，就容易被触动；事情久远，就应当追念。《蓼莪》被废止，是因为悲哀而不忍讲；题写它，是表示不忘。王裒同舅父情形不同，但取《蓼莪》归结到孝亲之思，却是相同的。”舅父??弋然地说：“外甥的话说到点子上了，为什么不把这些记下来呢？”舅父姓方，名正，字定之；馆建于某年某月某日，房屋共若干??，总计某某；节子为先孺人所生，先于母亲去世的守仁、从仁是正子的儿子，钺、金是正孙，锐、鋐是节孙，都是为建造此馆出过力的人，按理应当一并记载。《东溪渔隐记》世人所称的渔夫，同樵夫、牧人、农夫并列，都是凭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的人吗？然而世上有受雇的樵夫、牧人、农夫，却没有受雇的渔夫，这是为什么呢？正因为渔夫不受雇于人，便可以自主其身，而别人不能干涉，所以超然旷达、乐于清淡的士人，往往借渔夫这一身份寄托自己、逃避尘世，是有道理的！绩溪处士黄翁德器，住在东溪附近，自号“东溪渔隐”，人们也称他为“渔隐翁”。黄翁坦率平易，不作外在修饰；但在辨别善恶、褒善贬恶方面，却格外严厉。看见别人的善行，就像自己拥有一样，战战兢兢，只怕这种善行不能为世人所知；至于有人做了不善之事，他一定反复诱导、告诫，如果仍不能改变，便脸红脖子粗，丝毫不宽容。他闲居时穿着芒鞋，乘着烟雾笼罩的小船，在东溪岸边徘徊，以寻求詹何、任公子的乐趣。当他的精神寄托在一竿钓鱼之上时，心神悠然如同天光，澄澈如同云影，神情愉悦、兴致飘逸，连身体也一同忘却了，大概接近于把自身看作万物、把万物看作自身，不知宇宙广大，也不知蠛蠓微小，不知清明是常态、昏暗是变化的境界了。富贵穷达、荣辱得失，哪里能够束缚他的情怀、改变他的志向呢？有人说：古人寄托于渔的，像舜在雷泽，尚父在渭滨，严光在富春，都是可以列举的。然而舜接受尧的禅让而成为四海之君，尚父凭周伐商而成为万乘之师，他们都因为敬畏天命、怜悯百姓的困苦而隐居不终；只有严光不侍奉光武帝，他的用意本来另有所在，前代儒者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如今您有幸遇到政治清明的时代，朝廷尊重贤者、喜爱善行，教化政治修明，山林岩壑中的士人，谁不弹冠相庆、谋求出来效力？您却栖迟在东溪，傲视时俗，想要仿效严光，这难道可以吗？黄翁却笑着说：“我的东溪自有这样的意义。我确实看见世上有以名声为渔猎的人，也确实看见世上有以利益为渔猎的人。他们天一亮就起身，孜孜不倦地追求名利；一旦得到名利，车马服饰饮食足以向乡里炫耀，声势、财力也足以撼动官府。然而利于自己必定损害别人，名声丰厚常常实际空虚，我害怕这样，不敢仿效。如今我在东溪捕鱼，早晨前往，晚上归来，没有人同我争名，也没有人同我竞争利益，所以我的内心安定。”如果说这是攀附古人，那我哪里敢呢？君子说：“黄翁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自爱者吧？由他的话来探求他的内心，他大概是知道道的人吧？”世上有贪婪昏昧、寡廉鲜耻、失去自身操守，却欣喜自得地认为实现了志愿的人，听到黄翁的风范，也可以稍稍得到矫正了。黄翁名镐，德器是他的字；号“东溪渔隐”，又一号“梅庄”。《清明祭田记》

译我曾听说各种传记中有这样的话：治理人的方法，没有比礼更急切的。礼有五经，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祭祀，是用来追念祖先、奉养祖先而延续孝道的。唉！祭祀这种事，意义真重大啊！所以古代先圣先王制定礼制、教化风俗，对于祭祀尤其恳切重视。为什么呢？天子最为尊贵，却说要亲自到南郊耕田，用来供给祭祀所需的洁盛；诸侯地位尊崇，也说要亲自到东郊耕田，同样用来供给洁盛。卿以下的官员有圭田，称作“圭田无征”，即圭田不收税。又说：士有田地就举行祭祀，没有田地就进献时物。像这样的说法不止一两处，都是为了说明祭祀不可不重罢了。重视祭祀，是为了重视祖先。祭祀这种事，意义真重大啊！有人说：这话确实如此。然而人人都有祖先，各自都有祭祀。像如今清明祭扫祖坟，为什么经书中没有记载呢？回答说：《礼记》不是说过吗？礼制即使是先王没有制定过的，也可以依据义理创立。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庶人，身份等级虽然不同，但推究他们尊祖敬宗的心情，都是一样的。田地，是祭祀所需洁盛的来源。清明祭田，大概也是遵循古人亲自致敬、表达诚信的遗意，难道不正是所谓合乎义理而创制的吗？嘉靖乙酉年，我父亲屏屿翁和我叔父潼峰公、堂弟楠公置办了若干亩常年有收成的田地，命名为祭田，每年轮流由一人管理收入，用来供给清明祭祀之用。凡是祭祀用的洁盛、牺牲，都从这里出产；其他用途即使再紧急，也丝毫不得动用，借此表明设置祭田的专一性。实行了十六年，到嘉靖辛丑年，老人命我胡松说：祭田应当有篇记文，用来告诫后世。怎么写才好呢？祭祀既有了田产，设置也专一，祭祀之事十分严肃，礼制也就实行了。然而老人还说：应当有篇记。记它应当怎样呢？设置田产固然不能不专一，记述它尤其不能写得不好。从前李德裕记平泉庄时说过：卖掉平泉庄的人，不是我的子孙；把一石一木送给别人的人，不是好子弟。平泉的花木山石不过是供一时适意赏玩的东西罢了，和后世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李德裕用来警戒后人的话却这样郑重。如今我们设置祭田，它的轻重难道只是平泉的花木山石可比吗？后人有的会修治它，有的会废弃它，这正是孝与不孝由此区分的地方。唉！怎么能不慎重呢？怎么能不慎重呢！怡老楼记 绩溪有一位老人喜欢住在楼上，于是把他的楼命名为“怡楼”。人们称呼老人，也称他为怡老楼。有人说：人到了老年，得到周全的奉养就会欣悦，有许多贤能的子孙就会欣悦，得到良朋好友就会欣悦。所以，两种膳食都已备好，日常珍味不断，居处有蒲轮和厚重的褥席，睡觉也受到周到照料，这就叫奉养周全。奉养周全就不向外求取，不向外求取内心就安泰，这还不足以使人欣悦吗？谢家庭院的芝兰玉树，燕山的桂树成林，八条龙争相腾跃，三只凤凰和鸣，这就叫子孙多而贤能。子孙多而贤能，内心就满足，这也不足以使人欣悦吗？香山高士结伴，耆英们天天聚会，酒后耳朵发热，唱歌而声声鸣响，这就叫得到良朋。得到良朋，志趣就能相合，这也不足以使人欣悦吗？这三件事都是使老人欣悦的原因，老人实际上兼有这些条件。至于那种登上高危楼阁时要扶杖而上、拾级而下，战战兢兢害怕倾倒跌落的人，却反过来说欣悦，难道不欣悦那种情形而欣悦这里的情形，真是人的常情吗？还是这个老人的情性独独不同于常人呢？老人说：我听说登高的人可以远望开阔的景色，聚会的人可以形体舒展。我曾经凭栏远眺，只见山上的苍色崖壁，高峻险绝，挟带着日月光景，迫近星辰；又见溪水边平坦的沙洲和漫流的水面，微风传来远处的声响，荷花、鸥鸟、野鸭上下浮沉，这些景象全都出现在我的鞋履之下。阴阳的晦暗与明亮，草木的繁茂与凋零，任凭我纵目观看，变化幻化、千姿百态，我到哪里会不欣悦呢？我虽然贫穷而交游不多，又缺少良好家教的训导，但我在这里睡觉吃饭，在这里宴饮聚会，在这里聚集族人，那么楼使我欣悦的地方不是已经很多了吗？君子听了这番话，说：啊，真是畅快，真是悠然自在！这位老人恐怕是懂得道的人吧！凡是必须依赖外物才快乐的人，内心一定有所不足；内心没有不足，就一定不必依赖外物。老人难道是内心充足的人吗？我根据他的话来推测他的为人，大概会像峭立万仞的高山一样，把自己的志趣推向尘埃之外；凡是利禄、权势、憎恶、爱好、毁谤、赞誉、得失、宠辱、险夷，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他舒展而孤高，超然且旷远，笑傲天地，吞吐日月，出入烟霞，凌驾霜雪，驾驭仙鹤在长空鸣叫，踢飞野鸭于碧落之间，独行而自在，逍遥而洋溢，起初竟不知道天地有多么久远、海岳有多么高深。如今却想局促地把老人限定在一座楼中，这就是用形体器物拘束老人了。哪里是懂得老人呢？老人笑而不答，于是我整理他的话写成这篇记。老人姓程名长，字道远，“朴斋”是他的别号。乐稼轩记

译绩溪以北十里有一处地方叫高枧。本县人许翁汝楫在那里开田、凿石、疏浚泉水，来谋划种植。他付出的劳动十分勤苦，而田地的收成也比其他土地多一倍。建造“乐稼轩”，从许翁到他的儿子贯，已经两代了。如今贯的儿子辅，和他的弟弟弼主持这座轩，又进一步扩大了它。前面建堂，名叫“启佑”，用来彰明世代事业；后面建楼，名叫“追远”，用来祭祀开创基业的祖先。亭台池馆、草木花竹，或挺立或停潴，错落而繁茂，全都用来相助这座轩的乐趣。工程始于嘉靖戊子年十月，到第二年己丑年三月落成。有人经过这里问道：啊，耕稼果真值得快乐吗？耕种那肥沃的田地，驱赶你的黄牛，冒雨经风，手脚磨出厚茧，辛勤劳作于春夏秋三时，才收获一斗粮食。我听说天下最劳苦的事没有比务农更甚的了，有什么可快乐的呢？那些牵着黄犬、臂挟苍鹰的人，风吹猎物毛发，雨打猎物鲜血；上面阻碍大鹏飞向云霄，下面堵塞兔子藏身的洞穴，追逐闪电、穿行云层，搜寻霜地、猎取雪野，这难道还不足以快乐吗？主人说：荒谬啊，空洞啊！我的快乐不在这些事情上。又有人说：燕姬赵女，粉黛绮罗，清歌婉转，妙舞婆娑，华美宴席通宵达旦，美酒佳肴丰盛，这难道还不足以快乐吗？主人说：放纵啊，虚幻啊！我的快乐不在这些事情上。又有人说：秦国的权臣、汉朝的外戚，春申君、淮阴侯，身佩环绕的美玉，手持用秋金铸成的宝剑，出入宫禁，奔走于朝廷簪缨之间，这难道还不足以快乐吗？主人说：豪迈啊，显赫啊！我的快乐不在这些事情上。那么耕稼的快乐究竟怎样呢？主人说：春天播种嘉禾，雨水滂沱，耕作、除草，又击鼓又歌唱，我对于耕稼，在它开始时感到快乐。沿着那田间沟渠，秋月刚刚开始，禾苗整齐茂盛，有幼穗也有成熟的穗子，我对于耕稼，在它成熟时感到快乐。耕种收获之余，上缴公粮，催租的官吏一年到头不敲我的门；我便凭借余粮自食其力，醉卧石岩，吟咏面对龙洞，每天和农夫、牧童一起，掌握时令节气，比较晴雨变化，安闲悠然，根本不知道松曙、金山已经天明，也不知道杨溪已经烟霭昏暗。金山、杨溪，都是地名。黄牛十角，沃土一片。我将把这种安逸留给子孙，放下农具去换取圭璧，我尚且不屑于声色享受，游猎田野又有什么可取呢？君子听了，说：辅和弼，大概是圣明时代的隐逸之民吧！他们的志向不向外物羡慕，而就在自己的居处谋划安定，留下遗谋使后代安居，即使世代更替也不改变他们的事业，大概是贤能而隐居耕作的人。《尚书》说：爱惜本土所产之物，他的内心就是善良的。内心善良了，快乐难道只在耕稼吗？从前庞德公带着妻子儿女进入龙门山，安居于田间，笑傲泉石，傲然自得，不再过问人世间的荣辱。了解他的人看重他的高尚志趣，把他同巢父、许由并称。称为“乐稼”，像许氏兄弟这样的人，不正是庞德公的同类吗？不正是他的同类吗？于是作《乐稼轩记》。绩溪县文峰书院记 绩溪县东面的梓潼山有文昌祠的旧址，屏峰在北面高耸，天马山向南飞翔，溪流回环环抱，仿佛不愿离去。前任县令东洲李子曾登临此地，想建书院来成就诸位士人，却被调任东阳，未能实现。历经三任县令，到了如今的温泉李子政，他政务大为推行后，才在闲暇日请本县鹤麓文子、石山张子，偕同郑丞瞻、李簿儒来筹划，择定日期、准备材料、营建地基，首先修复了文昌祠。在祠前拓展出数弓之地，建五间堂屋，高二寻，纵深与高度相当，横宽是纵深的三倍，左右设置两廊。两廊尽头各建门，门的间数同堂屋一样，高度减少四分之一。又在左右建若干间供士人居住的房舍，题名为“文峰书院”。还把市廛、田地登记于官府，以每年收入供给修缮管理，准备齐全了。温泉子说：这是教化之道的基础。从前未曾有过，今日才有，并非偶然。怎样得到刻在金石上的文字来记载成绩呢？于是命士人某某写信来说明情况。我听说，道理的显著表现叫作“文”：日月星辰经行于天空，是天的文；山川草木罗列于大地，是地的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存在于人伦之中，是人的文。天文失常，就失去了它作为天地之文的意义；山川草木分裂断绝，就失去了它作为地之文、人之文的意义；人伦错乱，就失去了它作为人的意义。所以圣贤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处从自身取法，经纬交织、弥补缝合，灿然成为天下后世的大观，从而尽到“文”的意义。若只是把文辞当作文辞，那就是末流了。诸位士子登上这座山，走进这座堂，早晚在这里游学，共同努力于文章的津梁，阐发大道的宝藏，使德行周遍自身，使文章经纬世事；使父子亲爱、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守信，努力穷尽最高的文道。不要把文只当作文辞，那么这座山所凭借而增重的意义就很多了，也不只是供人登临眺望而已。至于登瀛洲、戴冠冕、穿宫锦而获得荣耀，回头看过去游览之地，自以为使山川增色，从前人所认为的细小意义，和这里所说的“文”，难道只是这样吗？建造它的人所获得的光彩，记载它的人所获得的光彩，难道只是这样吗？这项工程，始建于壬辰年十月某日，到某月完工。经费出自温泉、鹤麓、石山以及前任训导笔峰王子的俸禄割让；材料购自山中优良之物，劳力则利用农民农闲时雇用，这些都可以记载。记下他们：东洲名邦直，茂名人；温泉名旦，永兴人；鹤麓名宗颜，祁阳人；石山名儒，德兴人；笔峰名惟孝，贵阳人。许耆辅主管这件事，按书写体例应附记，因而附在这里。重修翚岭路记

译徽州四周环绕着万山，而绩溪的山最为突出。重重山峦叠叠峰嶂，幽深得不知尽头在哪里。向西离县治十里左右，有一座翚岭，绵延二千多弓。官员车马往来，商旅负载牵挽，借此通达两都以及各郡县，每天接连不断，大概是交通要道。然而道路险峻绝伦、曲折难行，盘旋千回、转折百次，才登上山顶。层层云气荡漾胸间，目光所及远处，深入飞鸟也飞不到的地方。即使是古人所说蜀道的艰难、羊肠小道的险狭，也没有超过这里的。因此车子几乎坏损，马匹疲惫，脚底磨痛，行人屏息，都为此犹豫四顾、叹息其苦。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历任多位贤能官员，都没有修缮治理它。今年夏天，郡守关中段公经过这里，感叹说：“这不是王介甫所吟咏的道路吗？竟险到这种程度，行路的人能够不受苦吗？”回头对县令说：“何不让僧人募捐众人来修治它？”县令说：“这正是我的志愿。”于是两人各自捐出俸金倡导此事。县中百姓听说后，惊喜而来，迅速奔走。簸箕、铁锹一齐使用，工匠民夫全部聚集。填实低洼处，削平土堆，铲除高突，修整尖锐处。从四月戊子开始动工，到九月庚午完工。道路的深沟峭壁都被削平，杂草被砍除，路面修整舒展而平坦，开阔得如同四通八达的大道。骑马的、乘车的、背负东西的、徒步行走的，肩碰肩、脚接脚，每天来往如同织布一样，没有不称便的。他们说：这是谁赐给我们的便利呢？众人都说：“翚岭变得便利安稳，从前从来没有过，自从有了我公、我侯才开始有。”应当把这件事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使它的美名长存，用来慰藉本地百姓崇敬报答的心意。于是磨治石碑、建起亭子，众人接着东园的安排，请我写记。我曾听说，道路方面的政务，掌管道路通达的是合方氏的职责，修治道路、清除障碍的是野庐氏掌管的事务。圣人的治理，大事小事都全部兴办；为百姓考虑，周全而达到如此程度。如今翚岭道路险峻，行路的人苦不堪言，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最终却没有人治理，而我公我侯独能殷切经营，终于取得成绩。其他事情有废有兴、有坏有修，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从前单襄公借道陈国出使楚国，说道路荒芜得像被堵塞一样，占卜认为该国将有大祸。武侯治理蜀地，桥梁道路没有不修缮的。君子认为这近于先王的政事。这样看来，道路治理的废弛，难道能只看作小事吗？我公我侯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段公精明干练，适宜安民；县侯敏捷勤勉，能够集合办事；他们的政绩很多，本来都有值得记载之处，这里不再涉及。这里只是专门记述翚岭的功绩罢了。绩溪县建城记 徽州原本属于越地，自古有六座郡城，六县却没有城池。近来因倭寇警报，歙县修筑了城墙，其余各县大多还来不及。嘉靖丙寅年春天，婺源忽然有寇贼到来，房屋成为废墟，居民逃散，财物藏蓄也空了，邻县都受到震动。郡守平阳何公东序亲自冒险察看并谋划，才终于使局势安定，于是悲伤地叹息说：“假如婺源有城池让百姓据守，怎么会让毒害流布到这种程度？那些因循者应当说是爱惜民力，难道下令不保卫百姓、吝惜民力才算爱惜吗？其中的利害相差万倍，十分明显。我不能再把忧患留给后人。”于是他与同僚谋划，向上级申报，报告朝廷，并下令婺源筑城，又修筑祁门、黟县、绩溪的城池。绩溪县令某侯同心协力保卫百姓，为此思虑得无暇安处。当时春耕正忙，又逢年成不好、百姓饥饿，府库没有多余金钱，粮仓也没有现成粮食；不筑城就不能预先防备，急于筑城又不合时宜。于是召集乡绅、士人和百姓在县衙共同商议，逐步谋划，不急迫也不拖延。开始先察看地基，继而筹措经费。城基起初约周长九百四十丈有余，四角周全环抱，考虑得非常周密；不毁坏百姓房屋，不铲平坟墓住宅。城工费用约三万多金，按照户籍核定，以粮食折算金钱，以金钱分派土地。金钱有征收和发放，交由里长办理，官府不敢过问。土地有险易不同，便按照工程量划分人力，大家都称便。城池必须有门，城门必须有楼。城门地基高而宽，要按丈数计算费用，不能同按土地分摊的办法一样。于是从荒地中把城池缩小九分之一，取其中一半来充作费用。城门选择几名有心计的人监督管理，购买材料、雇用工人都从这里支出。夏六月甲申日，县侯亲自率领开始动工，县中编入名册的百姓带着簸箕、扛着铁锹，都像子弟响应父亲一样来效力。外地的木石工匠听到消息前来出售技术，各按类别到达。大家看着标记划定界线，铲平高处、填实低洼，支撑相连、节次紧密，合力一同施工，众人在烈日下劳作，虽然辛苦却没有怨言。四座城门：东门叫玉鄣，南门叫华阳，西门叫望翚，北门叫屏镇。既坚固又雄壮，修建并装饰得很完美。又建了三座次门，方便耕田、放牧、砍柴、汲水的人出入。又建四座水门，用来泄放暴雨积水，免得道路泥泞低湿。各项设施都齐备了。这一年夏天不下雨，秋天又不下雨，农民轮流灌溉田地，同时以修城的公私劳力来补足用工；上天仿佛默默帮助，人们没有荒废工程。经过四个月，工程便全部完成。城墙高二丈，厚度为高度的一半，墙基深入地下总共数尺，上面砌砖、下面铺石，巍然明亮；城楼高耸飞翘，女墙坚劲如翼，风气因此更加严密，威严也随之增加。监察官经过这里，认为这座县城雄壮，便加以奖励；奖励的檄文传到，士民都很高兴。城池灵验显赫，赞颂之声于是兴起。胡子于是突然起身说：“这是哪位县侯的城，我绩溪的城做到这样，难道很容易吗？”徽州的风俗，君子喜爱义理，小民勤于出力，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何况县侯用义理启发他们，又亲自带头劝勉他们，本来就应当这样容易成功。难道一定要等城墙高到訾然才算好吗？于是县中百姓思念县侯的功德，不能没有记载，大家一起在南城门楼磨石刻碑，请胡子写记。胡子说：“这正是合乎正道的事，百姓有这样的心意，君子应当知晓；不由我来写又由谁呢？应当写。”有人说：“《春秋》记载‘夏，城郎’，讥讽其修城不合时令。如今六月进行这项工程，难道只是时运有丰歉、举措有盈缩，难道也不是不合时令吗？”回答说：“时令有丰歉，事情有常规和权变。从前范希文主管浙西，年成歉收却广泛兴办工程，既用来救济饥民，又借此完成工程。最终各路都十分困乏，唯独杭州安然无事，见识者认为他善于权变。县侯虽然在夏月修筑我绩溪的城墙，然而那些靠工程技艺和劳力依靠公家饭食的人，每天不下几千人，他们以饥饿换取饱食，使自己免于死于沟壑而得到安身之处。这一年灾荒也不能造成灾害。回头看范希文治理杭州，大概正是千百石粮食而同一条道理，又有什么可疑的呢？” 我曾听说，古人所说的保障，首先在于人和，其次才是地利。绩溪建城这件事，到现在不知已经多少年了；历任想建城却未能建成的县令，也不知有过多少人。我侯在几个月之间，竟能建立起自绩溪有此事业以来从未建成的工程，满足了前人想有所作为却未能实现的心愿。如果没有人和，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君子说，侯公在我绩溪将永垂不朽，实在是兼得了地利与人和。后来主持一城事务的人，应当以此为鉴；岂只是有了城池，而且还将得到民众的拥戴吗？愿继承并发扬这一事业，绩溪大概永远有所依赖了。应当把这些记下来，以等待后世。《商山吴氏修复祠墓记》

译祠堂祭祀的习俗由来已久。墓祭虽然不是古代的礼制，却也是依据情义而兴起的礼仪；孝敬祖先的诚心，不能自已。休宁商山吴氏，是我们徽州的大姓，原有祠堂，年久失修而倒塌了；祖先原有坟墓，随着时代变迁而迷失了。嘉靖戊午年，吴子瀛奉诏回乡，扫除倒塌的祠堂并重新修建，又找到了已经迷失的坟墓，既十分欢喜，也十分悲痛。于是来到承庵子的居所，请我写文章记述这件事，以求不朽。他说：‘我们祖先建立祠堂和留下坟墓，真是艰难啊；幸好我们家族还有族谱。按照族谱，宋代安抚使吴文肃公，确实是我吴氏百世不迁的显祖；他的神灵安置在寝堂，遗骸埋藏在坟墓中，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我的曾祖若麟等人，才建造堂屋来祭祀他。到嘉靖庚戌年，叔父育琼等人在堂屋后面建楼，设置寝室。门、廊、祭器等物，仍有许多缺略。经过这几代，堂屋渐渐年久，将要倒塌；坟墓仍然迷失，尚未找到；祭祀疏阔，瞻仰省视也无处可去。瀛听说，士人不能具备这四件事，就像冬天没有裘衣、夏天没有葛衣一样，这是因为思念祖先到了极点而感到悲伤。面对这样的情感，又能怎么办呢？我赶紧谋划回乡，与诸位兄长某等商议，命我吴瀛主持此事，完成工程、备办材料，改旧建新。堂屋和寝室绘饰完毕而高峻起来了，那么围墙、器物又该放在哪里呢？’ 东西两侧建廊屋五间，那么子孙又在哪里排列叙立呢？前面建的楹间也像这样。又在门前竖立牌坊，于是祠堂显得庄严整齐；在牌坊处铺砌街道，于是道路平坦开阔。不到几个月，祠堂的规制大体就完备了。接着查阅族谱，跋涉山谷，来到绩溪赵干，寻求记载先祖墓地的文字，得到本族一位贤者的指点。坟丘幸好没有损坏，绵延数代的荒废迷失，一旦便清楚地显现出来。心愿刚刚完成，便立碑环绕围墙，并加以培土种树。祠堂和坟墓都焕然一新，仿佛形体与神灵都仍在，差不多可以成就祭祀之礼了。于是会集本族人，置办祭田，准备祭器；用六世祖怡轩公遗留下来的产业，取得租税二百，收入祠堂，用来整治每年的祭祀事务。祭祀、献享、奠酒、扫墓，各项仪式和物品都有常规，既不亵慢，也不懈怠；既不奢侈，也不简陋。大约经营了百年，却只在今天完成，这是多么艰难啊！又是多么幸运啊！唉！人谁没有报答根本、追念始祖的心情呢？事情之所以这样难以完成，是因为族人众多而情意涣散。要使众人聚集并来此祭祀，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才，今天已经把这件事记入族谱，也立下约定，仍然担心不足以使我族人明白，不能免除过去的弊病。因此谨慎地向大君子告请，祈望您用训诫之辞把它刻在坚贞的石碑上，悬挂在堂屋和廊屋之间。祭祀完毕后举行宴饮，族人每逢岁时来观看，一定能够由此启发他们的良心。承庵子说：‘吴子的叙述已经很完备了，我还要说什么呢？我听说有句话说：不肖的人使事业废弃，贤能的人使事业兴盛。登上这座堂屋，谁不愿意成为贤者，谁愿意成为不肖之人呢？’于是我依次整理他的话，为此写下这篇记，既用来嘉许吴子能够成为贤者，也用来告诫吴氏后人要思慕贤者。《遵义坊胡氏家庙记》隆庆二年春三月望日，胡氏新建的家庙落成。主持建造的是胡氏后裔、工部尚书胡松。胡松年轻时侍奉已故祖父赠参政公，曾随祖父游览，祖父指着遵义这个地方说：‘我将要在这里办理祠祀之事，如今我老了，你要替我完成这个志愿。’我们原本是吴兴人，赵宋时期才迁到绩溪，大约已有三百年了。我们的祖先曾在国家初创时建立功名，后来一定会有后代兴起，必定就是你这样的人。孩子，你要努力啊！后来胡松承受先人的福泽，历任内外官职，升至六卿之位，可以说显达荣耀了。而族姓更加繁盛，祖先神灵有了安置之处，族人聚散也有了依归，只有祠庙才与此相称；怎么敢违背先公的训诫而忘记祖先的恩德呢？于是就在这块地方建造三楹堂屋，前面的楹间与堂屋数目相同，并在上面建楼；两侧夹建厢房，四周环绕围墙，门锁严密。于是告知全宗族的人，凡在宗族之内的，都可以设立神主。设立神主，以始迁祖清府君为祖；桂林知事子原府君、容县知县士俊府君以下各位祖先，依照昭穆次序附祀。祭祀所用的衣裳和器物收藏在夹室中，楼上则储藏所得的诰命敕书，以表示尊崇。事情完成后，便举行祭告。笾豆洁净美好，钟鼓陈列在前，族人济济一堂，神情肃敬，仿佛有所感触，似乎能听见、看见祖先。族人起初有的在道路上相遇，有的聚集在一起暂时借宿，左顾右盼之间，追念本源的心情蓬勃兴起。那么，这座祠堂使人崇敬祖先、联络亲疏、扩大孝敬慈爱的作用，它的关系不是很重大吗？祭祀完毕举行宴饮，胡松于是起身告诫他们说：‘我的叔父、侄子，以及各位子孙，全都在这里。我私下听说，古代制定礼制的人把宗庙放在首位，使后世遵循法式；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在典籍中。汉代以来，祭祀没有固定的制度，诸侯、卿大夫大都尚且没有宗庙来祭享祖先，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礼制废弃已经很久了，要想使风俗淳厚、教化普遍推行，实在很难啊！我成祖文皇帝把朱子《家礼》颁行天下，以此嘉惠臣工，天下人才开始能够建庙祭祀。然而朱子把“庙”改称为“祠”，使财力和人力能够承受，也容易实行。胡松官居二品，按照现今制度可以称为家庙，也合乎礼制。然而这座庙的建立，以及宗族祠祀的再次兴盛，是仰赖前贤的修举而来的，并不容易。作为子孙，读书做官而能施展才用，就应当成为贤良之臣，不必一定地位尊显；耕种而隐居乡里，就应当成为善士，不必一定拥有千钟俸禄；经商而使贫乏者得到接济，就应当成为廉正的商人，不必一定拥有巨万财富。这样才不会辱没先人，而使我们的宗族更加显盛，难道不是更加兴盛吗？’ 《诗经》说：‘不要不思念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如此，族人越来越多，能不有所戒惧吗？会不会有人使内心像羊羯一样凶悍，使行为像窫窳一样邪恶，借义理来图谋私利，怀着奸诈来满足欲望，像我所担忧的那样呢？这正是先人所感到羞耻的，也是我们宗族的大蛀虫。然而同一源流却分为支流，是古代贤者所感叹的事；葛藟蔓生刺人，诗人也曾为之悲伤。想到这些事情的起初，我深深眷念而犹豫不决，因此把这些话告诉你们，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吧？《诗经》说：‘难道没有别的人吗？却不如我们同姓。’凡是我的子孙，都要努力，都要牢记啊！这样，胡氏的恩泽就不会衰竭。于是族人都说：‘公的这一举动，获得了三种善果。’我们的先皇以礼来教导百姓，其用意深远而诚恳；公能够振兴废弛的礼制来建立功劳，谁知道不会有人因此体察圣人的教化而受到感发，看到这件盛事而奋发兴起呢？这就叫遵循王制。我们胡氏自从迁来以来，已经不止一代了，但庙宇形貌从未修治，祭祀祖先也没有场所。参政公首先命令把它完成，这就叫尊崇孝思。子孙后代繁盛，亲族感情得以充分联络，礼服制度也逐渐疏远；如今祭祀和庆贺的节日有了依据可以举行，亲疏各等的族人有了凭借可以聚集，孝敬的风气更加兴盛了。这就叫敦厚和睦宗族。这就是所谓一举而具备三种善果。请公把这件事记下来，刻在山麓的石碑上，用来告诫我们的后人，使这件事不要败坏。《乳溪道院记》

译乳溪道院，是胡瑭所重新修建的。道院原来在乳溪，胡瑭的十二世祖庆云公曾在洪富山中营造寿藏，于是建立道院，使后世世代祭祀。元朝末年毁于战乱，至今已有二百多年；房屋倾颓，荒芜杂乱，没有人能够修葺。经过的人都为之感慨。胡瑭于是叹息说：‘从前我的先君敬庵公追念先祖的功业，想要恢复旧有的规模，却未能实现，曾经把这件事嘱托给我。我怎么敢不继承他的志愿呢？’于是就在屏山山麓（下有佚文）。《承庵先生集》卷三完。●《承庵先生集》卷四 新安绩溪胡松著 记 墓志铭 杂著七篇 ◆记 佚题 ○佚题 （前面有佚文）对于丧葬祭祀不遵守礼法的人，大家都忧惧不安，害怕被公知晓。公与兄文贯公、弟文安公，从小相互扶持直到年老，从未发生违逆。弘治庚申年，公以贡生进入太学，大司成王玙十分器重他，以特殊礼遇接待。学业完成后归来，在东溪筑室，弟子每天前来，一同探求天人关系的奥秘，后来的求学者至今仍受其益。公性情坦率平易，唯独对憎恶恶行一事十分严厉。县里曾有一位不称职的县令，虐待百姓，逼迫他们奔走。公多次拜访县令，对他说：‘不尊重大夫，是不合义的；掩饰百姓的怨恶，是不仁的。我应当设法处理这件事。’第二天，公特意到县令宅第饮酒，希望能找到机会把这件事说出来。恰逢县令喝醉后自夸政绩美好，公便从容谈及他违法的几件事。县令非常愤怒，公的神情却更加恭敬，言语也不屈服。县令既惭愧又害怕，于是改正了那些违法之处。正德癸酉年，公被选授于铨部，任信阳判官。刚到任时，适逢信阳没有守臣，政权事务都交给公处理。当时流贼逼近边境，公想尽办法击退他们。对于逃亡的士民，公招抚他们使其 დაბრუნ归。凡是被贼寇毁坏的城郭、房屋，都依次修缮。百姓不知道劳苦，而上下各自安定下来。不久，信阳发生大饥荒，公立即请求抚民佥宪宁公何宁开仓赈济。宁公说此事应当上报朝廷，公说：‘如果等到上报朝廷，来回往复要超过一个月，百姓就全都饿死了。’ ‘罪责难道在判官身上吗？怎么忍心让百姓的请求更加坚定地得不到回应？’宁公于是为此开仓，救活了很多人。各位当权者都大力嘉奖公。公自己却认为这并不值得夸耀，此后更加留心民政。在此以前，信阳百姓颇为顽强而不讲礼法，公加以约束，百姓因此和睦。各乡里有许多豪强之家，依仗强横而不肯服役。公召集父老，向他们说明君子与野人的区别、上下尊卑的道理，并让他们把这些话公布到各个乡里。于是各家豪强都服役而来，唯恐落后，态度也都驯服了。民间曾苦于卫卒横暴，便向公申诉。公惩治其中最恶劣的几个人，并准备论奏斥责他们的主将。当时主将有抵御盗贼的功劳，骄纵放肆，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唯独被公压制。境内于是肃然。唉！公治理政事，并不炫耀显赫的名声，名声却没有谁能超过他。看看那些只在声色和鞭笞之间经营名声的人，和公相比怎么样呢？上天过早夺去了公的生命，使他不能完成长远的事业，真可惜啊！信阳士民倾城奔走号哭，如同失去了父母；看到公的房舍空空如也，便争相拿出自己的财物为公办理丧葬。公的儿子龙等哭着说：‘用百姓的钱为父亲办丧事，恐怕会损害先公仁爱的名声；这样怎么能使先公的神灵得到安宁呢？’于是竭力拒绝。佥宪一向清廉，公按照礼制办理丧葬，并护送灵柩归来。现择定某年某月某日，安葬在本县学宫旁先祖坟地的旁边。公去世之年是正德甲戌年十二月一日，距离他出生的景泰甲戌年十一月五日，享年六十一岁。配偶是孺人唐氏，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孟龙，次子孟夔，精通医道；幼子孟甫，获得了公所传授的学问，学业造诣尚不可估量。有一个女儿，女婿名某。孙子三个，名为某、某、某；孙女三个，长孙女嫁给今丙戌科进士汪仲成，其余尚且年幼。几个儿子说，办理丧事的日期已经确定，于是含着悲哀来到东园，请我为公撰写行状，并且说：‘一定要得到您的文字，使后世知道有我们的父亲，也差不多可以表达我们的感情了。’唉，公本来就足以不朽了！他的事迹是否流传，本来不取决于我的文字；但他能够不朽并流传后世的事迹，清清楚楚地在人们耳目之中，怎么能不说呢？向我请求撰文的人，是公的从甥；当时我恰好居家食禄，并不擅长撰述，但也不忍重重违背几个儿子的请求，所以谨慎地写下这篇行状。◆墓志铭 明代故致仕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赠工部尚书寒泉潘公墓志。○明代故致仕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赠工部尚书寒泉潘公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