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庵先生卷之二

译嘉靖辛丑年暮春之初，周仲弘经过我东园的双清亭，拿出他所修的宗谱若干卷，谦逊地给我看，并且说：‘这是我先父光霁翁早年的志愿。先父曾对文化说：“我们祖先实际上世居庐江，南唐时有一位垚公，迁到绩溪的虎头山，才成为绩溪人，并以地名为姓，称为周坑。垚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后来迁到歙县小路口，次子国仍住在周坑，三子囦迁到县城东北乡的竹里，如今的胡里镇，就是从周坑分出来的；而我家西市，又是从胡里分出来的。”在此以前，族谱曾由宋代郡学生守座公修订一次，由元代浙西宣慰杰公再修一次，到了本朝又由国子生敦公重修。宋代所修的，我已无法知道；元代所修的，只能详细知道我家国公所传的部分；其余不过千百中保存十一。到了本朝所修的，世代越远，考查越困难；相比元代所修，又散失了三分之二。我们难道能没有遗憾吗？如今从本朝所修以下直到我父亲，从我父亲直到我，再及子孙，已经连续数世；若到现在还不修谱，久远的事情就容易迷失，微小的事情容易湮没，蒙昧的事情容易昏暗，混杂的事情容易亵渎，离散的支派容易携贰，旁支容易废弃。’ ‘后世难道不会有和我怀有同样遗憾的人吗？应当设法【疑】。如今这部宗谱完成了，也是我先父的志愿。然而如果不能详细补明过去没有详载的内容，就是欺骗。希望先生为我订正。’我感叹说：‘仲弘氏侍奉父亲，真是孝顺啊！古人说善于侍奉父母，叫作奉养父母的志向，谁能做到呢？即使能做到，在父母生前做到的也很少；父母身后还这样拳拳不忘，难道不是尤其少见吗？况且史书亡佚、篇章残缺，宣尼因此兴叹；宗谱就是家族的史书。世上修谱的人，大多牵强附会来成书，内心其实知道不对。内心明知不对却仍牵强附会，还有什么比这更自欺的吗？这不就像郭崇韬向郭子仪的墓行拜礼一样吗？周氏宗谱中有些地方没有详载，仲弘氏没有欺骗自己。过去司马温公回答刘元城关于尽心行己要旨的询问，把关键归结为不妄语；开始做到不妄语，就是不欺骗。由此可知，不欺骗是增进德行的根基。人果真能够不欺骗自己，那么内心可以端正，自身可以修养；由此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就会宽广而有余地。前人所作，是为后人开启道路。如今既然能够这样不欺骗自己，那么从今以后修谱的人也会如此；再往后、再往远的修谱者，也将始终如此。’ ‘将会看到德行日益崇高，事业日益广大，世世相承、绵延不绝，使光辉功业流传并超越于周氏宗族之中；这难道不是从这部宗谱开始的吗？’仲弘说：‘文化我不敏慧。’怎敢不恭敬地把这些话告诫给我们后代的人呢？《清明谱序》。在墓地祭祀并不是古代的礼制。考察《礼经》，没有墓祭的文字记载；它开始于汉明帝的上陵礼。从那以后逐渐形成习俗，大概是根据义理而创立的。它重视根本，是天下最重要的常理。为什么呢？先王制定礼制，是顺应人的感情而加以等级节制。违背人的感情而谈论礼制，是不对的。祖先，是我们自身所由出生的根源；不忘记自身的根源，是人的感情。记载说：‘君子行礼，不求改变风俗。’又说：‘先王修明教化，不改变风俗，是顺应人的感情。’所以礼制可以依据义理创立。过去柳宗元说：‘近世重视拜扫，每到寒食，田野道路上士人女子遍布，车夫、奴仆、佣工、乞丐也都能登上父母的坟墓。’这话不也充分显示了人们同样有不能自我抑制的感情吗？文公《家礼》把墓祭附在时祭、忌日之后，这不也是顺应人的感情而制定礼制吗？我们的祖先确实重视这种礼制，公置常年有收成的田地若干亩，名为祭田，每年轮流由一人掌管收入支出，以供清明祭祀之用。其规矩是清明前一日，每一支族属各出一人，共同到各自祖先的墓地祭祀。清明当天则设置神主，全族人聚集在轮值者的正寝共同祭祀；仪式有固定格式，祭品有固定品类，凡所办理的事情都有固定规约，不按照约定行事的要受罚。祭祀完毕后设宴，长幼和昭穆各按次序排列；尊贵的不得凌辱卑贱的，富有的不得向贫穷的夸耀，年少的不得违逆年长的。这就是大体原则。我们族人继承这种做法，已经实行多年了。到了嘉靖癸卯年，族人人数比过去更加繁盛，但他们的志意不能完全做到斋戒虔诚。于是族中长老都说：‘这件事应当重申，来告诫后世。’于是把这件事交给胡松。唉！从先王直到今天，人的本性难道相距很远吗？民风之所以不如古代，只是因为培养它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罢了。这一举措，是依照义理创立礼制，用来维系族人的心，使他们知道千百人的身体，起初就是同一个人的身体。《易经》说：‘风行水上，涣。’先王因此祭享上帝、建立宗庙，事情虽不同，道理却相同。我们族人如果确实能够修治这项事业、继承先人的志向，庆贺和吊慰彼此往来，患难相互救助，贫困相互周济，大概就接近先王崇尚教化、引导百姓的遗意了吧？如果只是把它当作装饰文辞的形式，那本来就无法逃脱先王的责罚，将来又凭什么在地下见先人呢？能不害怕吗？因此我再次说明这些道理。族中长老都说：‘是。’便让我写下来作为序。《永思卷序》。

译《永思卷》是邑中处士拙庵程君程俨追思其母方孺人而作的。程君曾对我说：“我的母亲姓方，名昌英，是旌德县隐龙人。十九岁嫁给我的父亲屏山翁。婚后七年，生下我程俨；我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孤苦无依，独自抚养我四十年，嘉靖甲午年以高寿去世。如今墓上的树木已经长得合抱了。当我母亲失去父亲时，我还在襁褓中，孤苦零丁，母亲备尝艰辛，这些我不能亲自记忆。所能知道的，是她还曾独自侍奉我的祖母二十年，早晚定时省视，即使严寒酷暑也从未有懈怠的神色。祖母生病时，她片刻也不曾离开身边，药物不是她亲自调制就不肯进献。她性情俭朴，对于纷华盛丽的事物没有什么嗜好。遇到有人来借贷，家里如果无力应付也就罢了；否则，即使是养活自己的东西，也不吝惜一丝一毫。她操持女红尤其勤劳，虽辛苦也不厌倦。料理家人的事务，即使繁琐细碎，也条理井然。她对内外亲族都尽到恩意而不违背礼法。平日温和谨慎，从不随意说笑。有人以蛮横无理的行为相加，她便奋然以义理自持，脸色也不轻易屈服。族中曾有人垂涎我家的产业，多次贪求侵吞仍不满足，便散布流言来迷惑当权者，企图把产业全部吞并。” 幸亏孺人指明事实，使冤情得以申雪，事情合乎法度，最终得以判明是非。垂涎产业的人理屈词穷，只好退去。当时人们说：‘如果不是有我母亲，程俨尚且不能保全自身，何况能够保全他的家业，直到今天吗？’话还没有说完，眼泪已经簌簌落下数行。唉！孺人难道是借我的话来流传自己吗？说与不说，本来都不足以增损孺人的有无。然而我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必定以治理家庭为根本，然后推及天下。女子的言行也有史官记载，用来彰明善恶、劝诫后世。如今有人把古道看作迂阔，执政者只急于处理官府事务。女子的善行既不是世俗教化所奖赏的，成就她们的德行事实又很少能在后世显著流传。这样看来，民风虽有意治理而且很勤勉，最终仍不免比不上古代，岂不是没有可疑的吗？那么，孺人的美好节操，难道可以让它最终毫无流传吗？要使它流传，必须托付给一个能使天下后世确实无疑的人来作叙述。可是我哪里是这样的人呢？即便如此，假如孺人的纯厚德行和美好品行因为我的话而稍有保存，那么后世即使有能使天下后世无疑的人，又有谁从哪里谈起呢？假如我的话果真可以希望让天下后世无疑的人据此加以传述，那么即使凭我不才来写，也可以了。这并不只是为了孺人，也是为了世道。” ○《黄氏族谱》序 黄氏太学生某、学生某某，一同到胡子的居所，恭敬地捧着家谱，请我作序。开篇使我想起我的先世大尹士俊府君，是侍御黄公克敬的外甥；而我的叔父、弟弟，又与黄公的后人某某通婚往来，算来是世代姻亲。这样看来，了解黄氏的人，应该没有比我胡子更合适的了，难道可以不说几句吗？于是展开家谱阅读，看到皇帝诰命的光荣，世系的有条理，忠孝节义都有记载，迁徙、爵位、里籍，生卒年月、婚姻姓氏，也都必有考据。于是起身叹道：‘黄氏真是世代相传的名门，文献足以征信了。他们大概有世代相传的德行吧！’我曾读宋濂为刘氏文集所作的题辞，深有感触。泰和刘氏在前朝时，有一个名叫刘锷的人，收集宗谱，随身携带；不过一两代，到我大明初年，竟有连祖父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何况其他呢？刘氏善于为后代作好安排，可是作为其后代的人又怎么样呢？先世的德行就这样断绝了。唉！黄氏如果没有世代相传的德行，为什么前后出现了这么多贤人，而文献历史又保存得如此完整呢？可以说美好而盛大，显明而流传了。不过，从今以后，作为黄氏后代的人，难道不也应当认真思考这种盛大流传的缘故吗？” 那些以自己的世家身份自矜，并借此向人夸耀的人，是糊涂；想到先世的德行并用来修养自己，是孝。所谓德，是什么呢？就是仁，就是义。遵循义理来尊奉祖先，没有不知道敬重宗族的；遵循仁爱来亲近亲人，没有不知道收拢族人的。既敬重宗族、收拢族人，就没有不知道爱惜自身的。如果真能这样继承先世的德行，那么将会看到他们的宗族越来越壮大，流传得越来越久远。作为黄氏后代的人，勉励自己吧！于是某某等拜谢说：‘您的教诲我们记住了。’便请我把这些话写在谱册开头，使它同家谱一起流传。”},{ ○赠送程君出任当阳文学的序 程君斗南被授予当阳文学一职，徽州士大夫中有为他惋惜的，说：“斗南才质醇厚、学问深奥，怎么适宜骤然去就任这样的职位呢？”也有人为他庆幸，说：“按甲科的惯例，还可以再考一两次。”程君却认为由文学一职进取功名，并不困难。我听到这些话，都认为不对。文学究竟是什么官职呢？是教导士人的官职。教导士人，是大道，是重义，意义多么重大啊！杨子说：“教师，是作为模范、作为法则的。”韩子说：“教师是用来传道、解惑、教授学业的。”周子也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善人多了，朝廷就端正，天下就得到治理。”这三位都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还不能说明师道的重大和义理的深重吗？我朝圣人设置这个官职的本意，是在于教师；把它的品秩定得低，是希望他们和士人相邻相处，懂得谦让来增进德行。先增进自己的德行，然后才可以成就别人的德行。把它的俸禄定得微薄，是希望他们接近清廉，懂得自我约束来增长才学。先增长自己的才学，然后才可以通达别人的才学。正因为师道重大、师义深重。如今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厌恶它品秩低微，却不知道它所承担的道义重大；鄙视它俸禄微薄，却不努力践行它所负的重义。习俗相沿，竟至于彼此把它看成清冷低微的职位。因此，为程君惋惜的人，是悲叹他不能在前途上继续进步；为程君庆幸的人，是希望他将来有所收获。其实这些看法都不合乎道，也不合乎义。程君年轻时就在南州闻名，参加县学考试，名列县中士人之首而被选入学；参加紫阳院试，名列全郡士人之首而充任贡生；参加春官考试，名列天下士人之前，而且还以《壁经》成为士人的老师。他们三位所说的成就，程君已经亲自实践过了。如今他离任，将要兴起苏湖之风，成为天下的榜样，革除习俗的鄙陋，使它回归道义。善人一定会增多，朝廷和天下都将依赖于此。我正为他的学问将在当世大为施行而高兴。考中一个进士，本来就是程君余事罢了。哪里值得悲叹和希求呢！程君将要赴任，士大夫想赠给他一些话，有人把我的说法告诉他们，于是大家相互请求说：“这些话可以作为赠言了。”于是我把这些说法依次编排成这篇序。○《林平厓文集》的序

译平厓林公的文集共十卷，文章共九十九篇，图衍四篇。此前林家遭遇火灾，文章大多散失。他的弟弟五厓深怕这些文章湮没而失传，于是竭力从各处搜集、缀辑，颇为完整。嘉靖丁巳年，林公族中的子弟豫斋君考中进士，来任我县县令，便把文集随身带来。公务之余，他总是替文集订正讹误；对于缺失而无法考证的地方，则予以保留，抄写成□□，准备进一步刻印出版，请我作序。我于是仔细阅览林公文集，其中《象说》《支言》《洪范补》《律吕统》等篇已经散佚的姑且不论；现存的诗、文、图衍等作品，深厚广大、汇聚渊博，终究难以测识，直想上追秦汉，与古人翱翔，而文章的机杼又仿佛出自天然，自成一家之言，浑厚自然，不见纤细雕琢；自韩愈、柳宗元以来，实在少有可比。林公辛巳年中进士，适逢当今皇上兴起于龙潜之时，被选入御史台。他秉性刚直，敢于进言，当时同辈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我曾阅览他的奏疏，从宫禁内廷直到四方，只要有一件政务上的缺失，关系到治理之道，凡他听见看见的，没有不尽心竭力直言的；至于奋力弹劾权奸，因而连当权者也一并指斥，从不遗余力。他大概也已经多次冒犯皇帝、触犯权贵了。人们常常替他流汗缩颈，而林公自我操守更加坚定，当权者因此更加不悦。林公前后一再请求退休，都没有得到允许。后来终于被排挤到外地，出任夷陵判官；又调任新喻，仍有人想再设法把他调到别处，以满足自己的心意。林公叹息说：“这样还可以苟且求取俸禄吗？”立即摘下官帽归去。他一生淡泊自守、以道自乐而终。世人说，贾谊的《治安策》只是加速了他前往长沙，而董仲舒被贬到胶西，实在是由《天人三策》奠定了根基。难道正直之道难以容身，竟然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吗？唉！当时为林公感到惋惜和愤懑的，只有罗峰、渭厓等几位君子，寥寥无几。这就是我庆幸他起初有所作为、却又遗憾他最终离去的原因。虽然如此，林公已经逝去了，但他的文章和德行事业卓越超群，感动人心，足以为后世树立规范。因此四方学者都知道尊敬并信服他，仰望并追慕他；年代越久，声名越显得新鲜，更何况是他的后裔呢？如今豫斋君勤学而施政，声誉光明显著，从林公那里得到的教益实在很多。他将来必定会被授予御史台或给事中、舍人一类的职务。照这样做下去就可以了。他在朝廷上树立风节，又怎么会不像林公呢？孔夫子的话确实可信：“鲁国若没有君子，孔子从哪里取法呢？”我没有什么才德，却品味林公的文章，仰慕林公的品行，于是不自量力地冒昧为这部文集略写大意。后世读林公的遗文并评论他的时代，那时便会知道我为这部文集作序，也不过是借此寄托我仰慕高山的私意罢了。○赠郡守李公入朝觐见的序 汲泉先生李公任徽州郡守三年，将要前往朝廷听候皇帝的考核。他的同僚朋友在公堂上相互忧虑，士大夫们在学校中共同谋划，田夫野老则在里巷之间奔走呼喊，纷纷发出这样的声音：“徽州这个郡完了。只是因为一两个大商人而废弃科举，都会有富庶的名声，所以部曹来巡视考察时，议论赋税，唯独把徽州看得比其他州更重。近年以来，旱灾水灾接连发生，土地所产不能收入，而军需征敛又超出常额，规定的经费上缴期限越来越急迫，下面输送缴纳就更加艰难。这里的时势和地势究竟是怎样的呢？若不是李公来做一郡长官，巡行各地、咨询民情，洞察百姓的隐忧，体察我皇上忧念百姓的心意，为他们曲折周全地设法借贷救济，对外应付上级的征收，对内又不至于耗尽百姓的力量，那么六县二十万家转徙流离的，不知会有多少家了；他们哪里能够像今天这样获得安定聚居呢？”李公这次入朝考核，圣明的天子知道李公有才而且贤能，一定会晋升他，表彰他的劳绩，举拔他而使他显著升迁。我们这些人再也不能迎接您的车驾了。恰好承庵胡先生获准居住在乡里，听到这件事，羡慕地说：“贤德啊，先生！百姓对您的留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士人百姓因为不能得到贤良的长官而忧虑，从中可以看出您的恩惠；同僚朋友因为不能再得到贤能的长官而恐惧，从中可以看出您的和洽。世上做长官的人，施恩很难，使上下和谐更加困难。先生在徽州施行惠政，而共同办理这些政务的人又以和谐来辅成，您的政绩一定不会改变。政令得到施行，恩惠自然随之而来；这样，先生虽然离开徽州，实际上仍有不会离去的东西，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不过，屋宇可以庇护人，还有上天；席褥可以使人安适，还有土地。君主和父亲的尊贵如同天，亲近他们又如同地，他们覆盖、承载万物。先生如今离开我们，是要去朝见君父，接受清明的询问以求知民间疾苦，竭尽言辞以通达百姓隐情，这些难道不将在此次行程中实现吗？上天施予，土地生养；与那种曲折周全地借贷救济百姓、想着为他们建造屋宇、铺设席褥相比，德行施行的迟速大小，究竟哪一种更优呢？所以我们本来就不能不依赖您的离去，我正暗自为此高兴，又怎么反而把它当成忧患呢？于是同僚朋友和士民听到这些话，都欣喜地说：“果真像胡先生所说的那样，就可以稍稍减缓对官贵的忧惧，可以舒解百姓的忧愁了。”于是某某奉使命前来对我说：“我听说，古人在居留和出行时，各有赠言。长官施行他的政绩，留居的人不敢不铭记；既然要把这里的实情传达出去，难道不可以把这些话作为赠给出行者的言语吗？”于是请我写下这些话，用来告诉先生。先生说：“我也曾这样思考过。”我恭敬地听到这些话，怎敢不拜谢您的赐言？于是把它记载下来，带着它一同出发，天一亮便向北进发。○庆贺郡伯周公受到荣誉奖赏的序

译嘉靖辛酉年夏四月，郡伯海庄周公因为迎接景王有功，政绩最为突出，受到当权者的奖赏。于是他的僚属为他劝进，并嘱托属县的张尹敏德、黄尹世显、孙尹光祖、张尹槚、林尹应雷等人，一同来拜访我，请我写文祝贺。大概是庆贺周公能够获得上级的认可，同时也为有所矜式效法而高兴。我私下认为，古代善于治理的人，总是先使百姓安定来成就政事，而不是不成就政事反而使百姓受苦。所以说：“承担事务并不艰难，成就事务才艰难；成就事务并不艰难，处理事务才艰难。”如果承担事务却不能成就，或者成就事务却使百姓受苦，都不能称为善于治理。海庄公以著名御史的身份镇守我徽州，才十个月，政务就已经平稳，诉讼也已经清理。凡是百姓认为不便利的，以及所希望而未能获得的事情，全都停止施行，几乎没有遗漏。美好的声誉和良好的名声，本来已经上被君主信任、下被百姓信服了。此前景王前往封国，船只首尾相接达百里，取道东南，经过应天、姑孰、宣徽、池庆等郡，所有供给事务都由这些地方承担。征调劳役、征收钱财物资、调度出入，动辄计算数万。安排稍有差错，弊端就会滋长蔓延。这件事可以说既重大又艰难。虽然各郡各有分管的职务，但要统筹处理，实在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当权者选定周公负责此事，有人替他认为困难。周公慨然说：“这是我的职责。” 他既没有怠慢的心态，也没有面露为难之色。池庆各郡濒临江边，当地人习惯驾船；徽州百姓居住在山中，向来不熟悉船只。而且两地往往相距五百多里，驱使行走五百多里的百姓，携带一个多月的粮食，去承担他们平素不熟悉的劳役，这些人能够不至于辗转迁徙、流离失所的，几乎没有。因此，池庆各郡适合差役，而我徽州适合雇役，区别清楚明显。周公查明其中缘故，立即把情况禀告部使者并予以施行。但忌恨周公的人修饰他们的说辞，迷惑当权者的听闻，想要阻挠周公。周公不为所动，反复加以申辩陈说，最终依照他的请求办理。至于上下供应的需要，虽然已经有成议，但倚仗势力、逞威作势、乘机谋利的人，实在不可一一计数。所到之处总是骚扰不安。周公只以诚意主持事务，以礼接待他们，罢黜没有名目的项目，压缩浮费，不谄媚，也不轻慢，一切遵循常规。倚仗势力的人知道无法改变，往往闭口结舌地离去。最终王事全部办成，百姓不知道劳苦，公家也不知道费用，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这完全是因为周公综合治理、筹划安排，每一步都合乎法度，所以能够承担事务而成就事务，成就事务而使百姓安定。上面因此能够解除当权者的忧虑，下面因此能够慰藉百姓的愿望，可以说是善中之善了。他因此受到奖赏，当然是应当的。然而，这难道就足以完全说明周公的才能吗？起初周公担任御史时，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不迎合当时的喜好；出巡各地，彰明美德、堵塞邪僻，使善良安定、消除暴戾，一方之地很快就清明了。周公一向以古人的学问来砥砺志向，修养深厚、积累丰厚，所以应对事务无不恰当，处处都能得心应手；即使面对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事情，也能迎着刀刃加以解决。将来面对重大事务、裁决重大疑难、建立正大光明的功业，使这个世道获得磐石般的安定，这些都是周公所要趋向并办理的。如今这件事不过是他功业中的一个方面，怎么能够因此就完全说明周公呢？各位都说是这样，于是我写下这些话来祝贺周公，也替天下祝贺。○大中丞周公荣任江西巡抚的序 考察周公奉命出任巡按的经历，他三次担任巡按御史，所辖之地都是我南方地区。起初他以侍御史的身份出巡苏州、松江，当时倭寇暗中出动，四方不得安宁，周公虽然没有统领军队的职任，却秘密谋划防卫保障，百姓非常依赖他。他们为他立祠祭祀，向上天呼吁，恳请皇帝留住他；皇帝深深嘉许他的贤能，想要重用他，于是暂且按照百姓的请求，又让他继续巡按一年，以顺从民意。任期届满，大家共同拟定推举他为巡抚大臣，正式任职□□。议论的人说：“夷患值得忧虑，但士风更为重大。难道不是说泮宫兴起而淮夷就归服了吗？”于是又增加玺书，让他考察东南的学政；考察两周之后，文教大为振兴，于是重申先前的意见加以请求，任命佥都御史的诏令便下达了。周公于是考核军事实力，整顿海防，兴办学校，平衡赋役，始终采取简约安静的治理方式，赏罚区别严明；远方的人畏惧他的威严，海上风波平息，百姓得以有所依靠，士人有了师承，功勋业绩显著，时间越久越为人所共同称道。江西巡抚职位空缺，朝廷大臣推举贤能之人，天子选择并任命了他。因为江西虽然文献昌盛，但法令和操守逐渐松弛，奸邪之徒凭借险阻，偷盗劫掠、诈伪横行，以至触犯王法而应受诛戮，这种情况也时常发生。要表率藩司、臬司以及各司长官和佐贰，清除弊端、整肃纲纪，铲除奸邪、扶植善良，非周公不可，于是升任他为副都御史，调任江西巡抚，大概是为了报答他以往的功绩，并期望他建立新的功业。邸报传到南方，十郡都惊惶害怕，想要到朝廷恳请留住周公，希望能够享有像他巡按苏州时那样的特殊待遇。胡先生说：“巡按御史任期满一年，可以提前请求留任；况且现在正逢多事之时，巡抚大臣任期较长，任期届满前后都不敢请求留任，也可以借此遏制事变，使局势安宁。怎么能够留住他呢？”也有人说：“千人共同祝祷，百种福禄都会安抚他们，何况是百万民众共同祈请、圣明天子所特别选拔的人呢？”周公将要受到重用，端正台省纲纪，使各类官位秩序井然，调和元气、辅佐圣明，使皇上的年德一同增盛，恩泽更加周遍；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士民在学校中弦歌诵读，在田野乡里耕作取水，歌咏太平，没有兵甲的侵扰，天下都将蒙受他的恩泽了。到那时，谁能说这一切只是周公一人的功劳，又有谁能说他离开了呢？这样想来，实在不必因忧愁离别而心情迫促。周公历来任职考验，都有成就和功劳；他就像文武兼备的吉甫，足以成为万邦的法则。保全重大事业，人们便歌颂他；恩泽流布，人们便思念他。就像淮西、岘山一样，他的光辉将载入图籍，善终而享有长久声誉，成为国家的纯臣；这正是古今共同的情感，也是他始终如一的道路。况且周公的长兄是太仆卿，清廉的节操和崇高的声望遍布朝野；他的长子又是进士君，施行政务颇有声誉，登上显贵通达的仕途，声名日益广大久远。忠贞的后代相继成为国家世代的臣子，其盛况洋洋，仿佛王谢两家一样，可以说是盛大了。○《徽州府志》的序

译序说：郡县的志书，就是古代列国的史书。它用来编纂言论、记载事情，留给后世作为法则，是治理之道所凭借的东西，贵在能够考察事实、取得可信的证据罢了。徽州过去本来有志书，后来多次续修，记载逐渐详细，大体也可以看见。然而其中并非没有遗留的议论和难以考信之处，更何况续修之后的时事有的昏暗而不彰显，有的缺失而未能补修，文献又从哪里考察呢？嘉靖甲子年，肖山何公由秋官大夫升任本地郡守，严明法度，手持明镜般公正，施行慈惠、剖析疑狱，扶植善良、打击奸猾；又任用□吏，拿他的力量来辅佐自己，以廉洁培养威望，以沉默敦厚德行。凡是山川鬼神、户口赋役、学校风俗、功臣贤者和孝子义士等事项，都已经分别加以安置、祭享、增殖、均平、兴办、厚待，并加以崇尚和褒扬了。唯独这部志书缺失而尚未修订，使一郡的旧典坠失了。何公回头对同僚某某说：“这难道还可以就此停止吗？”于是以礼聘请中丞某、郡伯某主持撰述和校订，又由邑博某某参与；对于材料加以参酌、判断和取舍，何公尤其用心。其体例以道统为法，取法诸经，以分类条例取本于《史记》；搜集散失的材料，删去芜杂污秽，体例严整而事实核实，文辞简约而义理精确，著述完备，卓然形成一家之言，可以使近者善听、远者信服，彰明过去、告诫将来，确实是一郡可信的史书，也是百代可以明证的文献了。后来出任郡县官职而阅览图籍文书的人，希望能够以循良之士为友；典范和法则都具备于这部书中，治理的准则已经陈列出来，教化便可以兴起。从前《禹贡》记载九州的区域和贡赋，声教所到之处都有记录；《春秋》记载事情，劝善惩恶的作用由此实行。君子认为，这部编书确实具备这样的意义，其中已经包含治理国家的各种见识。所以说，它是治理之道所凭借的东西。书编成后，何公赐下教旨，命我为篇首作序。我很高兴看见这项盛典，即使没有文才，也愿意借骐骥而附骥尾，于是不敢推辞，恭敬地写下这些话来答复何公。我名某，字某，是山西猗氏县人；起家中进士的是某人，这是他的别号。○赠大邦伯何公的序 徽州人口最为繁多，百姓数量众多，强弱、智愚之间的差距又最大；人多的欺凌人少的，强的压迫弱的，聪明的欺骗愚笨的，风俗日益败坏。与其他友邦相比，徽州也最为严重。历任徽州郡守虽然曾经加以区别、辨治，却没有深加惩治的人，遗留下来的风气没有断绝，有见识的人一直为此忧虑。嘉靖甲子年，肖山何公由比部郎升任我徽州郡守。何公精明敏捷、廉洁公正，能够办好刑部事务，在部中受到敬畏；听说他将来徽州，徽州人早已在心中倾服、在精神上仰望他了。等到他到任，只见他容貌矜持庄重，言语少而道理明；登上他的公堂，门庭肃穆安静，吏员整饬而有威严；看他出入时车马随从都加以裁减，街巷市场没有喧哗之声。我私下感到惊异，说：“他的名声果然有事实为证吗？要改变风俗，使百姓安居田里，大概就在此人身上了。”何公治理一郡，清正内心、端正自身，率先为有职位的人作榜样；申明法令典章，按年按时考核督促县令和各司属官，使他们谨慎奉行；制定乡约来勉励百姓向善，挽救衰败的风俗；慎重选拔各地的博士和学生，在紫阳山斋培养他们，以兴教化、造就人才为自己的责任；审理诉讼务求得到实情，从不以声色恐吓他们；裁断打击豪强，即使对方有权势也不回避，人们也不敢凭借势力来请托；怜悯鳏寡，赈济贫困，有人不幸触犯法网，便为他们开释，只怕稍有迟延；吏胥和各种差役只奉行文书、供给使令，罪责轻重以及出入取舍全都按适中原则存于心中，别人无法窥知他的预兆和意图，郡中众人一致称赞他神明。因此，观察他的属官和各属员，个个都肃敬严整；各位生员则个个谨慎戒惧；百姓则个个和乐融洽。即使那些豪强奸猾、不可教化的人，也都逃避踪迹而远远离去，风俗差不多已经完全改变了。何公又用余力修撰郡史，修筑县城，将使徽州的文献依托城池流传，惠及百世；与那些孜孜不倦地计较迁调、拖延岁月的人相比，哪里只是相差十倍百倍而已呢？将近三年，徽州人非常爱戴他，只怕他因考核优异而升迁离去。哪里料到当权者持有的议论，竟有人说何公与徽州百姓相处不和。唉，百姓还是同样的百姓，而情形却有不同；善良的长官能使他们安定，不善的长官则不能，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所以，光明正大的政令施行了，诋毁议论却也流传开来。谚语说：“剪掉稊草，谷苗就会长高。”这是说恩惠和怨恨的感受各不相同。又说：“不要做突出的高山，人们将来会削平你；不要洁白得过分，人们将来会污损你。”这是说正直之道难以被容纳。因此，君子能够做到正直，却不能保证别人不非难自己；能够做到诚信，却不能保证别人不怀疑自己。即使如此，既然议论传入朝廷而召见何公，也不能说朝廷不知道实情。何公如果获得闲暇，询问百姓的疾苦，那么百姓是否安定，本来就将由上面来办理；而徽州百姓也将借此如同仰望张益州那样仰望何公，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我年老而不自知自己的愚直，曾经以此自我信任，也以此信任何公。看何公离任还是留任，他脸上丝毫没有显露出得意或失意；行装萧然，当天便准备启程。他一向就是这样自我信守的。传记上说：“只要合乎义而没有过失，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呢？” 我想把这句话告诉何公。《诗经》说：“斑斑的文采，交错的纹理，织成了贝锦。”我是想把它告诉那些当权者。恰逢何公的同僚某公、某公黯然为他惜别，嘱托我写文章，于是我又写下这些话，把他们想说的话如此转告出来。○《龙郡倡和集》的序 戴子当世，具有非凡的才资，在研习经史之余，常常深思诗学，咀嚼诗中的精华，探究诗中的根本，人们都称赞他有所心得。他一向与程子士登、唐子大雅交好，这两人也都是以诗闻名的，常常在一唱一和之间相互陶冶，以寻求舞雩之下吟咏歌唱的乐趣。一时之间，认为他们这种风气伟大并乐于趋从的人，共有十八人；于是又共同在潼麓的龙都结社，并以诗相互唱和。见识高明的人认为，诗道的兴衰，常常与诗社的兴废相联系，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诗的道理，不能轻易谈论。妖艳柔媚的作品容易被误认为纤细绮丽，粗俗拙劣的作品容易被误认为质朴真实；爱慕奇特深奥，容易流于虚妄；崇尚峻拔高奇，容易流于险怪；追求广博，容易泛滥而无所归依。大概不是在诗中发声本身困难，而是善于在诗中发声更困难。因此，孟郊的寒苦，贾岛的清峭，温庭筠的绮丽繁缛，后世尚且有人感叹它们不合乎正音，更何况比他们更差的作品呢？如今看你们三人的作品，有的清新，有的爽朗飘逸，有的博大华丽，卓然形成一家之言；而那些受到诗风影响、奋然兴起的人，也都各自出于自己的机杼，羞于沿袭旧套，文辞连绵流畅，可以诵读，也值得欣赏。这样看来，你们在龙都以诗闻名，确实已经很好了。然而，诗究竟怎样才算诗呢？难道诗道就只到这种程度为止吗？还希望你们谨慎地认识诗道的艰难，凭借已经做得好的地方使它更加完善；对于尚未完善的地方，则发扬龙都的华美风致，追寻舞雩遗留下来的歌咏余响，使自己不辜负今日创立诗社的初衷。这样，我在这里所说的话，也就可以借此得到凭据了。姑且写下这些，等待你们的成就。○《孔灵汪氏家规》的序

译一个家族制定家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起因于世道教化衰败、上位者不能维系下属，而下属只好自行维系自己吧？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都有制度来维系百姓，但没有比成周更完备的了。用井田制把百姓联结起来，用学校教育他们，用比、闾、族、党使他们的风俗相同，每月登记、每年考核，以纠正那些不遵守教化的人。在那个时代，接受教化的人家家没有不同的风俗，乡里没有乖戾的百姓，家家和睦亲爱，好像都是骨肉家人一样。凡是用来维系百姓的办法，周代都周密而详尽。还用得着家规吗？后来时代久远，教化衰败，大道已经隐没，人人各怀私心，各家各成风俗，彼此不知忧喜，也不相互关心祸福。更严重的是，即使同一本源、同一血气的亲族，也冷漠得像秦、越两地的人彼此相看；只要意气稍有不合，便拿棍棒、持刀戈相斗，脸上毫无惭愧之色。难道上天所赋予人的才性竟有这样大的差别吗？只是维系百姓的办法丧失了罢了。因此，有忧虑世道的人，不能不思考用什么办法来维持、防范，使它流传给后世。徽州汪氏出自成周之后，而在我绩溪一带尤其显赫，族人越来越多，几乎无法一一称名。嘉靖年间平度守闲仙公汪遵，担心没有办法维系族人，于是同他的侄子保宁倅惠泉君汪鲸、巴州倅七墩君汪远，以及各位庠生，编纂了若干卷家规，作为训诫。家规首先列入天子关于孝敬的训谕，其次列入先祖关于礼乐的规范和孝悌的实际内容，又旁采各家有益的言论和高尚的品行，最后总括为几项：崇尚道义，勤勉职业，修明礼制。各条分别列出，文辞严正、意义端正，确实像设置了规矩，供人取法以确定方圆一样。与司马公、吕氏、颜氏等家训中的格言相比，总的说来，它的法则更加严密，考虑得更加长远，但归宿是相同的。汪氏的子孙后代世世凭借这些家规并遵守实行，那么贤能而有智慧的人，就会超然日益进步，达到高明境界；愚昧不肖的人，也能够不迷失自己的方向，少犯过错，在先王教化衰微之后扶助它，使自己成为远行、登高的一点助力，难道不是伟大的吗？不过，规范自己的家族并不难，规范自身却很难；规范自身并不难，规范内心却很难。所以说：想要整治家族，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内心。内心如果不能受到规范而失去正道，我看所谓崇尚道义，地位高的人会流于矫激，地位低的人会沦为乡愿，这就不是我所说的崇尚道义了。所谓勤勉职业，如果商人和农人一味追逐货利，求学的人苦苦埋头于占??毕，这也不是我所说的勤勉。所谓修明礼制，如果只摘取春天的花朵而忘记秋天的果实，只浇灌枝叶而拔高、损伤根本，那么礼制究竟修成什么样，也就不得而知了。这样能够不使自己的宗族衰败吗？能够不辜负制定这部家规者的志愿吗？汪氏历代都有闻名之人研究规范内心的学问，前代必定有人讲论过它；如果确实能够继承并阐明这种学问，首先端正自己的内心，那么家规的举措和实行又有什么困难呢？向上推而广之，可以规范君主，以成就忠诚辅弼的功业；向下推而广之，可以规范百姓，以革除奇异偏僻的风俗；向远处推而广之，可以规范天地，以成就参与赞助天地化育的功业，这些都在于此。难道仅仅可以施行于一个家庭、一个宗族吗？守持简约的原则而施行广泛，厚积力量而少量发用，以扩大这部家规的意义，不愧为成周的后裔；对于这一点，我不能不寄予深厚的期望。《中正坊程氏族谱序》。世上本来有彼此相互依赖、共同发挥作用，能够使家世长久并重新敦厚朴实的东西，只有宗法和谱系罢了。建立宗法，是为了统摄亲属，使宗族不致离散；讲习谱系，是为了明了世代，使宗族不被遗忘。用谱系考察宗族，以宗族会合谱系，那么人伦就会端正，孝悌就会兴盛，天下便会和煦融洽而风俗相同了。自从宗法废弃而不再实行，世人极为看重的就是谱牒。杨子云援引《左氏》认为食我之后，杜正伦因为城南一族不与谱牒相通，甚至凿通了它的渠道。古人入仕便有家状，出奔便携带家乘，总之都不忘记自己出自哪里，只是为了表明我们同出一源的意义。徽州程氏本来就是望族，其子孙既繁盛又贤能，其中世忠这一支尤其兴盛。我绩溪中正坊程氏，实际上出自世忠一支，所以在修撰家谱一事上，彦亨、积庆、克勤、愈大诸公历来多次修订，连续几代都没有停止。他们本支源流的久远、世系承续的清楚，本来已经清晰可见。时间久了，后代将更加繁盛，今天修订这部谱，也就有不能不做的理由。愈大的后嗣某人，以尊敬祖先、和睦宗族为心，以继承世系、发扬先祖功业为孝，于是依据完整的旧谱加以修订编纂，成书之后请我为它作序。我仔细看这部谱，它取旧日收藏的材料作为确凿的依据，以传达真实情况；不依从删节的版本，以保存疑问。谱中有外纪，用来联属远祖，表示尊重尊长；有内纪，用来统摄同亲，表示亲爱亲属。这样说来，这部谱确实是实录了。唉，我私下还有一点说法。忠与孝是同一个道理，身体与父母是同一气脉。世上从未听说不孝敬父母却能够忠于君主的人，也从未听说不敬重自身却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做程氏后人的，不要只是拿着这部谱向人夸耀说：‘我是世忠程氏的人，我是世忠程氏的人。’还应当想到各自敬重自身，不辱没前代的声誉；这样称他们为‘世忠’，谁会说不对呢？《为程母方孺人六十寿辰作序》。

译有人说：‘上天所赋予万物的，落实在人身上；人所具有的万般差异，归根到底又同出于上天。上天赋予万物而使人各不相同，这就是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人虽各有不同而归本于上天，这就是万物之所以能归于一体。’寿命长短、富贵贫贱、安康宁静、祸患艰难，是上天赋予人的万般境遇。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等待上天的安排：获得长寿而不夭折，富贵而没有贫贱，安康而没有患难，这就是人归本于上天。这个道理，我们这些人多半都能说出来，但能亲身做到的却很少。母亲娘家一族有一位贤德女子，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这位女士姓方，嫁给程氏，我同她相识已经四十年了。程氏自从方女士嫁入以后，面对公婆没有不和悦欢快的；对仆婢的服侍，也从不无故呵斥鞭打。每年积存下来的余财，是往日的两倍。邻居东西两边的房舍中，没有人因冻饿而迁徙、死亡。她又敦厚沉静，善于自我收敛涵养，别人看她总是谦退安静，仿佛没有什么才能。人人都称许方女士善于做妇人，我却特别赞赏她贞洁坚贞的操守，认为她足以树立支撑上天的柱石，巩固维系大地的纲维。方女士失去依靠，是天意；年纪还轻，孩子又年幼，按常情处在这种境地，大多有不能承受的。然而方女士更加坚定地守持妇节，养育幼小的孤儿，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她处理家政的各项事务，就像剖开竹子一样，毫不迟疑，锋芒所向没有滞碍。即使才干胜过丈夫也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她，有人或许另有用意，几乎要以言语暗中劝诱她。方女士说：‘受上天制约的是命，受人自身制约的是义。我只知道义和命罢了，不知道其他。’她贞洁的声誉和美好的品行，远近都听闻。做父母的用她来教导女儿，做丈夫的用她来告诫妻子，做女儿、做妻子的，也无不以她来磨砺自身，大家都把方女士作为榜样。唉！仁，是人的本心。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因为人具有这颗本心。做臣子而忠诚，做儿子而孝顺，做妇人而贞洁，都是没有丧失人的本心。孔子说：‘仁者长寿。’所以方女士六十岁了仍然健康，像生命力尚未衰减一样，是很合宜的。寿命和安康宁静，是人们深深看重、甚至超过富贵的东西，却不是一定能够得到的；方女士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为什么这样丰厚呢？其实方女士自己也不知道，这只是因为她归本于上天罢了。《诗经》说：‘她的德行没有差错，长寿永不被遗忘。’谨以此诗句作为寿宴上的颂词。《汪氏宗谱序》。史书称为国乘，谱书称为家乘。所谓‘乘’，就是记载。史书用来记载一个国家，谱书用来记载一个家庭。虽然所记载的有大小之别，但表彰事迹、评论时代、昭示往事并传给后人，在所做的事情上却是相同的。绩溪士人汪子必东，读书很多，喜好古代，写作文章不迎合时俗，是一个聪颖特异而有志趣的人。今年春天，我因为母亲去世服丧，住在东园，必东多次来往。有一天，他拿出自己修订的家谱，请我为它作序。我认为古代根据出生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授予氏号，所谓族，也不过是以氏号聚合起来的人罢了。然而族中不可能没有相同的氏号，氏号之下也有不同的宗族；如果没有谱书来记载，又凭什么考察呢？汉朝兴起，承接秦代焚书之后，司马迁依据《世本》加以概括，编修《史记》，又根据周代谱牒来说明世家，于是人们才开始知道自己的姓氏出自哪里。唐朝衰落时，谱学又废弃了，即使士大夫也往往忽视它，不再讲习。更严重的是，有人嫁娶婚姻只图媒利，罗织罪名、刻意构陷，因循鄙陋而捏造诬说，实在可耻。我的宗族谱牒，是先世需乐公开始修订的；到我通过筮占求仕之时，尚未登记名字的人超过一半。事情既然由我负责，常常因此感到惭愧。于是往来筹划了几年，才开始完成前人的遗志。如今必东正以科举事业与众人共同进取，却又急切地修订自己宗族的谱牒，可以说他懂得什么才是最值得重视的事情了。谱牒并不只是记载姓名、区别宗族而已，它是要追溯人的身世由来，并汇聚宗族分支的源流。既然有宗族却没有谱牒，离散的族人就无从汇聚；无从汇聚，也就无从亲近。那样便会像秦人看待越人肥瘦一样了。忘记自己的来源，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所以，人一换世代便容易疏远。陶渊明以追念祖先最初的来源为心愿，丧服除尽而哀情也尽；苏洵则以路人为悲。像必东这样，难道不能说是善于追溯族人来源、使离散者重新汇聚吗？《礼记》说“尊敬宗子，收合族人”，必东是很接近这种做法的。我因此很赞赏这部谱，序文还需要多说什么呢？必东名若水，字必东，世代居住在绩溪东市。《大忠录序》我有空时诵读《革朝遗忠录》和《逊国臣记》等记载，说：“唉！诸位君子对于靖难诸臣，并没有骨肉亲属关系，却一定竭尽心志，争相为他们搜集记录，毫无遗漏。这难道不是因为忠义充满胸中，足以凌驾日月、迫近风云、系结人心，不能自已吗？”何况他们居住在这些忠臣的乡里，仰望着乡梓先贤；更何况与他们相隔的后代支派，感情至为亲切呢！程公济把《大忠录》托付给我，他大概是认为我并不居住在这些忠臣的乡里吧？国家有国家的元气，也有国家的命脉。果敢坚毅、能挫败敌军的将士，难道不是国家的元气吗？而那些手执符节、为义而死的臣子，就是国家的命脉。圣王登临帝位，必定要培植直言敢谏的臣子，大概正是为了预先培养那些将来能仗节死义的臣子，这难道不是这样吗？成祖文皇帝奉天靖难的诸臣，本来可以不死，可诸臣却抱定必死之志，毫不改变。他们是为太祖高皇帝而死吗？文皇帝是太祖的穆亲。诸臣又为什么要为太祖而死呢？他们其实各自为自己的内心信念而死。我不敢说诸臣只是为国家而死的臣子，难道他们不是为内心信念而死的臣子吗？所谓心，是天地所植立的，用来作为人类生存的纲纪，是一息尚存也不能解除的东西。文皇帝说：“他们食用国家的俸禄，只是尽自己的心罢了。” 这大概就是体谅诸臣的内心吧？辽府长史程公通，是我乡里的先贤。金川失守、建文帝逊位时，公因为此前上疏防御北平，便被戴上刑具处死，家产也被籍没，真可悲啊，真痛心啊！我和他的族子进士静夫、省进士仁夫同席研讨，每当谈到长史公，常常气愤得扼腕慷慨，几乎流下眼泪，大概是为纲纪受到诬谤而悲伤。公读书时，就以“贞白”为书斋名，可见他的志向本来就卓异而不可屈服。难道他会把一时的纲纪诬谤看作决定自己生死的关键吗？献出生命足以担当道义，割断脖颈足以担当国家，这正是仁人志士所以坚定自立、把生死看作微末之事的原因。那些细微琐碎的利害界限，哪里足以改变他所树立的志节呢？高皇帝嘉奖他的孝行，文皇帝成就他的忠节，他所树立的道德纲纪，超越而高远，难道不是出在世人伦常之上吗？我读程宗伯的族谱，知道河南程氏是从歙县篁墩迁来，那么公的忠孝，难道不是得到二程夫子所传“定性”遗训的影响吗？兰槐的根不会长出白芷，九苞凤雏不会变成乌鸦，这确实可信啊！我曾侍奉世宗皇帝，议论奸邪之臣，想追随程公到地下交游；幸赖世宗皇帝保全了我的性命，使我得以在《大忠录》中写下几句话，这真是久远而盛大的幸事啊！这是我的遭遇吗？唉！人谁能不死？只是公的死，关系到国家，关系到天地，关系到千万年，所以我不幸的是公没有活着，而唯一庆幸的却是公的死。

译《休宁茗洲吴氏族谱序》海阳吴瑞谷拿着先父竹溪隐君的家谱来到我门前，请我在卷首作序。我想，本郡吴姓最为显著，而海阳的吴氏，□之四五支又最为显著。海阳南面以唐左台公为宗，西面则以贤节吴妪程氏为宗。两支遥遥相对，龙江是吴妪祖居之地，茗洲一族的后裔便由此而出，经历宋、元进入明代，共二十六世，传到竹溪隐君。隐君二十岁时，每天只以编纂谱牒为事，每年同龙江各族举行会盟，率领各族在龙江道院修建宗祠，也已经十分勤勉了。宗祠尚未建成，隐君便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他一生著述颇多。隐君去世时，瑞谷才刚刚换牙，因此诸书散失，只有这部谱还保存着。大概是瑞谷朝夕与父亲相处，承袭下来并收藏在箱笥中，所以没有散失。如今查看这部谱，共列十五目，分为十二卷。有纲有理，不散乱，不重复，足以流传。今年郡守何公正办理郡志，采录功臣、贤者、隐士诸君子的生平事迹，撰成列传。而中丞汪公、太守洪公以及博士、文学诸人，又把隐君的事迹上奏郡守。这足以平息喧嚣、遏止争竞，为改变民间风俗而助力劝善；如此，隐君的谱牒便不只是凭借文字流传，而是能够通过亲身实践普及于郡国。这大概是从他自身做起的，难道不是真正可信的谱牒吗？国初赵东山公子常曾评论茗洲吴氏谱，说吴氏的后代必定昌大。如今二百年过去了，文献不断，却还没有人在当世大显名声。然而水流树木的源头，根本积蓄得久，枝叶就会繁茂而逐渐发达，历经混混长流而渐渐播散到四海，最终浩瀚广大。隐君磨砺自己、努力实践，身体困顿而寿命早促，这使根本的蓄积、源头的积累更加深厚牢固，又有什么长远宏大的成就不能达到呢？瑞谷怀有东序秘藏般的珍贵学问，又有很大的才名，足以成为明堂栋梁而惠泽天下；季子的文雅以及吴氏宗族的昌大，大概就寄托在他身上了。如此，我的话也不是没有根据。郡中山多，旧家远族很多，向来把核实谱牒作为要务。我告老还乡后，曾想从我祖父容县令君以下整理族谱，只是力量未能达到。如今见瑞谷的文章能够继承、光大前人的事业，正合我心中所向往，于是写下这些话，藏在大鄣山中。《承庵先生集》卷之二终 《承庵先生集》卷之三 绩溪胡松著 记十四篇 记十四篇 绩溪县重建钟楼记 梅涧草堂记 恩寿堂记 蓼莪馆记 东溪渔隐记 清明祭田记 怡老楼记 乐稼轩记 绩溪县文峰书院记 重修翚岭路记 绩溪县建城记 商山吴氏修复祠墓记 遵义坊胡氏家庙记 乳溪道院记 绩溪县重建钟楼记 楼因为安置钟而得名，是用来悬挂钟、在昏晓时分警示人们的，令挈壶氏掌管此事。如今从京师直到天下各地，即使偏僻州县，也没有能够废弃钟楼的。我绩溪县的钟楼旧在县治东面的天王禅寺，自洪武己巳年起，县侯周君舟确实曾修建过它，至今已经很久了。正德年间，楼宇倾圮将废，历任县令不知有多少，却安然不管修理。嘉靖癸未年，茂名人李侯汝司任本县县令，按照法度治理辖境，第二年百姓全都安定下来。他回头看这座楼，叹息不已，于是召集市民方正等到庭中，商议修理重建。百姓欢欣响应，如同回声一般；于是富有者出钱，强壮者出力，聪慧者出谋。李侯主持工程，察看旧址，认为那里狭窄偏僻，不足以改建，便向西迁移数步，使位置居中，背阴面阳。运土堆石筑台，高十四尺，纵长二十五尺，横宽超过纵长的一倍；台上建五楹楼层，周围设置栏杆，下方开洞门□，以便通行。没有督促，也没有规定期限，参加劳作的人都自觉努力。新楼坚固壮伟，完全超过从前。至于旧钟与新楼不相称，又筹集工匠铸造新钟安置其中。全县男女百姓都改变了对它的看法和听闻。工程于当年正月甲戌开始，到三月丙寅竣工。某等共同商议说：“工程实在很大，费用也很艰难，李侯的功劳和德政，不能没有记载。”又说：“不刻在石上，就不能长久，为什么不立碑呢？”后来经过双清胡先生的住所，请求说：“为什么不写一篇记呢？没有文章，事情就不能流传。先生是本地人，以文章为业，怎么会推辞呢？”双清先生无法推辞，于是对众人说：天地之间的万物各有定数，废兴、成毁相互循环，像环一样不止。当这座楼倾圮将废时，风雨不断冲击，孤鼠在其中打洞，谁能知道它还会有今天呢？正因为废兴成毁循环不止，那么从今以后、从后来直到久远，我们又怎么知道这座楼不会长存呢？李侯的德行存在你们心中，你们死后又存在于子孙心中；他的功业存在一县之中，光明灿烂，越久远越光辉。这座楼不过是振兴倾圮、恢复废弃的一件事罢了；如此说来，李侯的政绩能够长久存在于绩溪，自然有足以凭恃的根本，而不只是依靠这座楼。虽然如此，观察一个人的政绩，有时可以从细小之处验证其宏大之处，那么这座楼的建成，难道不可以用来验证李侯的政绩吗？”众人都说：“先生说得对。”于是把这些话写下，记载年月。《梅涧草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