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庵先生集卷之三

译嘉靖丙戌年五月五日，方君定之的梅涧草堂落成，嘱托承庵胡松作记。方君是胡松母亲的弟弟，我不敢以文辞不足为由推辞。记载如下：梅涧距离县治东北约七十里，处在万山之间，山脉延伸，首尾没有间断。沿途有的道路是逆着山坡而上，像攀缘绳索；有的悬崖下垂，险如一线；有的侧路悬在深不可测的溪流上，石棱峭然突出，必须十分小心才能落脚。其中所谓竹岭，尤其险要。翻过山岭，曲折延伸数里，有一处地势稍平而开阔。野梅有数株，姿态奇崛，不是近代所植。溪水环绕，石头突出其间，有的像虎蹲伏，有的像人挺立。水从石缝中流过，喝一口，牙齿感到寒冷，寒气沁入骨髓，甚至从毛孔透出。四面山峰像笔一样挺拔，山脊重叠，仿佛城墙，这就是梅涧。以前有人曾开垦山坡作田，后来因旱灾而荒废。正德年间，有人开始把这里卖给方君，方君也喜爱这里的山水，便买下了它。每天同爱好相投的人来游览，有时席地而坐，倾杯而醉，稍有所得便作诗，常常偶然写出惊人的句子。一天，他对两个儿子守仁、从仁说：“这些土地难道真能只看作废土而舍弃吗？我不只是打算把它作为游玩休息之地。我来经营它，足以在这里养老了。” 他又说：“某块土地可以耕种，就开垦它；某块土地可以蓄水，就把它挖成池塘。”两个儿子也锐意前往，随即选择时日，雇用工人，于乙酉年八月一日开工。□除荆棘，挑走粪土，削平高处，填实低洼，经过十个月，得到田地六十多亩。把适合挖池的地方凿成池塘，方圆足有十亩，深约三丈多。野外的流水纷纷流入，汇成汪洋；在堤坝上开口并用木闸关闭，等到旱涝时节，按时开闭。因此旱魃不能造成灾害，田地便不再有秋收的忧患。就在涧北的空地上，运来客土使地势高爽，结草庐以供休息，命名为梅涧草堂。草堂前有池，不到一亩，鱼鳖在水中游动。外面有神人某，树木阴暗茂密，正面对九龙峰，仿佛群峰拱卫；山云如洞覆盖，盆太石等岩石环绕左右，一眼便可尽收，都像是专为我设置的。方君非常高兴，对我说：“这里真可以舒展忧愁、排遣困窘孤独，真足以让我在此终老。何不替我作记？”唉！梅涧这块地方存在已久，先开田而荒废，荒废后又重新开田；虽说是人为之事，哪一件不是命数呢？当初从前把它开成田地时，哪里知道后来会荒废呢？何况如今又重新开田呢？原来卖地给方君的人，确实看出它不能耕种，而方君买下它，难道只是因为它能够重新开成田才购买吗？方君曾说，刚开始动工时，有一块恶石必须移走，众人一起砍凿，石头裂开将要坠落，却没有人察觉。方君因夜间梦兆而警觉，急忙呼喊众人出来；众人一出来，巨石便□了，随即坠落，使他们逃过意外死亡，等于救了数十名工人的性命。他被卖出，是有命数；他买下并重新开田，也是有命数；他又使数十人免于横死，更是奇异的命数。我因此庆幸这座山涧终于遇到了方君，也感叹天下的事情，遇到合适的机缘本来就难，遇到之后还要完成它更难。方君既然有幸遭逢别人难以遭逢的机缘，又有幸使两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的志向、完成这项事业，终于成就最难完成的事情，这一切都值得欣喜而无所遗憾。只是他们希望后人不要再使它荒废，却不能肯定一定如此，所以才嘱托我作记。作记难道只是为了记述它的建成而已吗？《恩寿堂记》嘉靖壬午年夏，今皇帝追封先王，对境内凡年满八十岁以上的人普施恩典，赐给冠服。同里处士黄翁正好参与了这项典礼，我当时刚从齐鲁回来。黄翁的儿子锺和弟弟銮在双清草堂向我作揖，一同说：“我们兄弟有幸得到先生的知遇，家父的品行，也是先生耳闻目见、熟知的。家父年满八十，受到恩诏，本年仲冬正是他开始穿戴恩赐冠服之时。东溪的堂屋又在此时落成，没想到两件事竟这样相逢。我们想用‘恩寿’给堂命名，愿先生作记，为家父祝寿。”当时我苦于痰热，厌恶动笔，未能答应。第二年黄翁去世，锺、銮哭泣超过礼节。一天，他们停止哭泣前来请求，仍像先前一样，并且说：“这本来就是先父的意思。”哭着斟酒，几杯酒已经下肚。唉，我怎么能写这座堂呢？可是你们却这样恳切地把笔托付给我。我听说，古代君子不因自己不能长寿而忧愁，只忧愁不能使长寿者的寿命更加长久；不急切地企求恩典，只急切地使所得恩典增添光荣。所以孔子说“仁者长寿”，孟子说“仁就会有荣誉”。这虽不一定完全如此，但总而言之，必须是仁者而且长寿，然后别人才会为他祝寿，这才算真正使他的寿命长久；必须是仁者而且有荣誉，然后别人才会使他更加光荣，这才算真正使他的恩典增光。所谓仁，就是像人一样做人。世上本来有人形似人而内心却不像人，这叫作糊里糊涂地活着，实际上是活着走向死亡。君子不把这种状态称为生存，又怎能说是长寿呢？如果这样的人享受国家恩典，那就叫窃取；窃取便是辱没，辱没便是罪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怎么能够使它光荣呢？黄翁志向坚定而气度安闲，外表温和而内心严肃，接近他时，只见他文采蔚然、气象彪然，仿佛可以捧取，却又不可穷尽。他清扫车□，在东溪岸边饮酒吟诗，焚香煮茶，每天以习染野趣为常，不屑于尘俗的思虑。他同哥哥二尹伯玑公一起成长，彼此相处没有隔阂；远近之人都归服于他的孝友，而且他一生乐于施舍，仿佛脱掉鞋子一样轻易。因此他虽凭资财雄厚于乡里，却常常急人之急，勇于行义，不用财势欺凌、骄傲于人，而一定用来帮助别人，众人都感激他。黄翁的心事大多如此，难道不是所谓用力于仁吗？他享有今天的长寿，不是侥幸，而是理所应当。谁又会认为不应当呢？既然理所应当，他接受这份恩典时，我看他抬头仰望没有惭愧，低头俯视没有羞怍，真是极为光荣，又有谁不为他感到光荣呢？唉！能够使他的寿命长久，能够使他的恩典增光，我对于黄翁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今黄翁已经去世，但他的名声仍然在人们心中闪耀。君子又知道，黄翁的长寿不只是身体的长寿，更是身后名声的长寿，几乎将与东溪一同长存；他的名声也因此获得荣耀。这样看来，黄翁本来就为自己的名声奠定了无穷长寿的根基，荣耀也随之而来，哪里只是今天所得的长寿和恩典呢？锺、銮久久进食后才拭泪道谢，说：“这样就可以追念并祝愿我父亲长寿了，也可以记载我父亲的恩寿堂了。”我说：“用你父亲的长寿和恩典来命名这座堂，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写下这篇记。《蓼莪馆记》

译承庵子读《诗经》小雅《蓼莪》，没有一次不感到凄凉悲痛；但又感叹说：唉！孝子的思念哪里容易得到安慰呢？父母辛勤养育、反复抚育，恩德如同苍天；怀抱忧伤却来不及报答，恩德无边，实在难以酬报。这大概是悲伤于劳苦养育却没有得到奉养吧。因此虞舜终身追慕父母，周文王从清晨直到天明仍然思念父母；有了这种长久的思念，才稍稍可以安慰对父母的怀念。等到父母归于黄泉，子孙只能在坟墓旁耕作锄地，孝道不彰明于天下已经很久了。《蓼莪》这一篇，有谁还会顾念呢？只有我的舅父在墓旁建馆，题名为“蓼莪”。有人经过问道：“蓼莪，是诗人讽刺幽王不能整顿众人而作的。如今圣明君主在上，使老人安乐、年轻人安居，子溪却以蓼莪为题哭诉说：先父去世时，母亲葛孺人年仅二十五岁；我这个不肖孤儿和弟弟节孤苦伶仃、身体孱弱，祖父母又已头发将白而在堂上，全靠孺人亲自纺纱织布、操持井臼，抚养我们兄弟，幸而使我们成人；祖父母也得以安享她的孝养，终享天年。弘治末年，孺人已经老了，但她坚守妇节，内外始终如一。当时郡守幸庵彭公把崇尚教化、改善风俗作为首要事务，赞美孺人的节操，大书‘节孝’二字题在我家门楣上，又为她作了记。” 嘉靖甲午年，孺人以高寿去世；丙申年十月二日，与先父合葬在曹渡原，幸庵公又不远数千里为他们撰写墓志铭。唉！幸庵公不顾权势、激励风俗的盛大胸怀，确实无愧于古人；他的这些话难道可以有所遗漏吗？如今我想使他的记文和铭文同样长久，让父母的名声借此永垂不朽，而弟弟节已经去世了，这个责任难道不在我吗？馆题为“蓼莪”，是哀伤我亲人的死亡，并不是说父母尚在却没有奉养。又有人说：王裒可称为孝子，他的门人受业时甚至废止《蓼莪》而不讲，您如今题写它却不避讳，这又是为什么呢？舅父哭泣而没有回答。于是他的外甥某上前答道：感情深切就容易触动，事情久远就应当追念。《蓼莪》被废止，是因为悲哀而不忍讲；如今题写它，是表示没有忘记。王裒和舅父虽不同，但取《蓼莪》一事都归于孝思。舅父□然说道：外甥的话说得对，为什么不把这些记下来呢？舅父姓方，名正，字定之；馆建于某年某月某日，房屋共有若干□，总计某某；节子是先孺人去世前所生的守仁、从仁、正子；钺金是正孙，锐、鋐是节孙，都是对这座馆有功劳的人，按礼法应当一并记载。《东溪渔隐记》世上所说的渔夫，和樵夫、牧人、耕作者并列，都是靠自己的劳动谋生的人吗？然而世上有受雇的樵夫、牧人、农夫，却没有受雇的渔夫，这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渔夫不受雇于人，便可以自己拥有自身，不受别人支配，所以超然旷达、安乐淡泊的人，往往借此寄托而逃离尘俗，这是有道理的。绩溪处士黄翁德器住在东溪附近，自号东溪渔隐，世人也称他为渔隐翁。黄翁坦率平易而不加外饰，但在分辨善恶时却格外严正。见到别人的善行，就像自己拥有一样，惟恐它不能被世人知道；至于别人有不善之处，他必定循循诱导、告诫规劝，若不能奏效，便气得面颈发红，丝毫不宽容。他闲居时穿芒鞋、乘烟艇，在东溪岸边徜徉，寻求詹何、任公子的乐趣。当他的身心寄托在一次垂钓上时，神情悠然如同融入天光，心境澄澈如同映照云影，精神愉悦，兴致超逸，连自身也几乎忘却；这大概接近于把自身看作万物、把万物看作自身，不知宇宙广大、蠛蠓微小，也不知清明是常态、昏暗是变化的境界了。富贵穷达、荣辱得失，哪里能够羁留他的情怀、改变他的志向呢？有人说：古人寄托于渔事的，如舜在雷泽，尚父在渭滨，严光在富春，都是可以列举的。然而舜接受尧的禅让而君临四海，尚父辅佐周朝讨伐商朝而成为万乘之师，他们都因为敬畏天命、怜悯困苦百姓，不能始终隐居；只有严光不侍奉光武帝，他的心意本来另有所在，先儒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如今您有幸遇到政治清明的时代，朝廷尊贤乐善、教化治理修明，山林岩壑中的隐士，谁不弹冠相庆、谋求出来效力？可是您却迟留东溪，傲视时俗，想要仿效严光，难道不是不可以吗？黄翁却笑着说：我的东溪正有这样的好处。我确实看见世上有人以名声为渔，也确实看见世上有人以利益为渔。他们天一亮就起身，孜孜不倦地追求名利；一旦得到，车马服饰饮食足以向乡里炫耀，声势财力也足以震动官府。然而对自己有利，必定会损害别人；名声越丰厚，实际往往越贫乏。我对此感到恐惧，不敢仿效。如今我在东溪捕鱼，早晨前往，傍晚归来，没有人同我争名，也没有人同我竞争利益，所以我的心安定。若说我是攀附古人，那我哪里敢呢？君子说：黄翁大概就是古人所谓自爱的人吧？根据他的话来探求他的内心，他大概是懂得道的人吧？世上有贪婪昏昧、无耻无行、自失其身，却洋洋得意以为实现志愿的人，听到黄翁的风范，也可以稍稍得到警醒。黄翁名镐，德器是他的字，号东溪渔隐，另有一号叫梅庄。《清明祭田记》

译我曾听传记中说：治理人民的方法，没有比礼更急切的。礼有五经之重，最重要的莫过于祭祀。祭祀，是用来追念祖先、继续奉养并延续孝道的。唉！祭祀这件事意义重大啊！因此古代圣王制定礼制、教化风俗，对于祭祀尤其恳切。为什么呢？天子地位最尊贵，却说要亲自在南郊耕作，以供给祭祀所需的洁净谷物；诸侯品秩崇高，却也说要亲自在东郊耕作，以供给祭祀所需。卿以下有圭田，称为圭田，是因为它不收赋税。又说：士有田便祭祀，没有田便进献时物。诸如此类，不止一两项，都是为了说明祭祀不可不重。重视祭祀，就是重视祖先。祭祀这件事意义重大啊！有人说：这些确实如此。然而人人都有祖先，各自都有祭祀；像如今清明祭田这样的做法，为什么经书中没有见到呢？回答说：《礼记》不是说过吗？礼即使是先王未曾制定的，也可以根据义理创立。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庶人，身份等级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尊敬祖先的心是一样的。田地是祭祀供品的来源。清明祭田，大概也是遵循古人亲自耕作以表达诚信的遗意，难道不是所谓合乎义理而创立的礼吗？嘉靖乙酉年，我父亲屏屿翁和叔父潼峰公、堂弟楠公购置常年有收成的田地若干亩，命名为祭田，每年轮流由一人管理收入，以供清明祭祀之用。凡祭祀所需的洁净谷物和牺牲，都从这里出，其他用途即使再紧急，也连一铢一厘都不得动用，以表示设置祭田的专一。实行十六年，到嘉靖辛丑年，父亲命我说：“祭田应该有一篇记，以告诫后世。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呢？”祭祀已有田地，设置也专一，祭祀之事十分严肃，礼制已经实行了；但父亲说还应当有记。记它应当怎样呢？设置固然不可不专一，记述尤其不可不妥善。过去李德裕记平泉庄时说：“卖掉平泉的人，不是我的子孙；把一石一木送给别人的人，不是好子弟。”平泉的木石不过是取乐赏玩一时的器物罢了，哪里有什么重大关系？然而德裕用来垂诫后人的话却如此郑重。如今设置祭田，其轻重难道只是平泉的木石可比吗？后人或许会修整它，或许会废弃它，这正是孝与不孝的分界。唉！能不谨慎吗？能不谨慎吗？《怡老楼记》绩溪有一位喜欢住在楼上的老人，把他的楼命名为“怡”，人们称呼他，也称作怡老楼老人。有人说：人老了，得到周全的奉养就会快乐，有贤能的子孙就会快乐，得到良朋就会快乐。所以，两种膳食都具备，日常珍味不断，这叫奉养周全；居处有蒲轮、重褥，睡觉有适宜的寝具，这也叫奉养周全。奉养周全便不向外求，不向外求便心安，这还不足以使人快乐吗？谢家庭院的玉树、燕山的桂丛，八龙竞相腾跃，三凤和鸣，这叫子孙贤能众多。子孙贤能众多，心中便充足，这也不足以使人快乐吗？香山老人结伴相聚，耆英们每日聚会，酒后耳热，歌声嘹亮，这叫获得良朋。获得良朋，志意便和谐，这也不足以使人快乐吗？这三件事都是使老人快乐的原因，老人恰好兼有这些。那些高楼危梯，老人扶杖登上，拾起鞋子下来，战战兢兢害怕倾倒跌落的人很多，反而说快乐吗？不以那些为快乐而以这里为快乐，难道人情本来就应当如此吗？还是老人的心情独异于常人呢？老人说：我听说登高的人可以眺望远景，聚会的人可以形神舒展。我曾经倚栏远望白日，看见山的苍崖翠壁高峻重叠，挟着光景直逼星辰；又看见溪水两岸平沙、漫流远声，以及荷花、鸥鸟、野鸭上下浮沉，这一切都仿佛出现在我的脚下。阴阳的昏明，草木的荣枯，任我纵览大观，变化万端，我到哪里还会不快乐呢？我虽然贫穷而交游少，又缺少良好家教的训导，但在这里睡觉吃饭，在这里宴饮会友，在这里聚集族人，那么这座楼给我的快乐不是已经很多了吗？君子听后说：啊，真是畅快悠远啊！老人难道是懂得道的人吗？依赖外物才快乐的人，内心一定有所不足；内心没有不足，就一定不需要依赖外物。老人难道是内心充足的人吗？根据他的话来推测他的为人，他大概将像峭壁一样高立万仞，把自己的情趣推向尘埃之外，凡是利势、好恶、毁誉、得失、宠辱、险夷，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他漫然孤高，超然旷远，笑傲乾坤，吞吐日月，出入烟霞，凌厉霜雪；驾鹤在长空鸣叫，脚踏飞凫于碧落之间，独行而自在，洋洋自得，根本不知天地有多么久远、海岳有多么高深。如今却想把老人局限在一座楼里去寻找，这是用形体器物拘束老人了。难道真懂得老人吗？”老人笑而不答，于是我整理他的话写成这篇记。老人姓程，名长，字道远，别号朴斋。《乐稼轩记》

译绩溪县以北十里有一块地方叫高枧。本县人许翁汝楫在那里耕田、开采石块、疏浚泉水，以经营种植。他付出的劳动非常勤苦，而收入也比其他土地多一倍。建造乐稼轩，从许翁到他的儿子贯，已经两代了。如今贯的儿子辅和他的弟弟弼主持这座轩，又进一步扩建它。前面建堂，名为启佑，以彰明世代产业；后面建楼，名为追远，用来祭祀最初开创基业的祖先。亭台池馆、草木花竹，错落而清润，疏密而茂盛，都用来衬托这座轩的乐趣。工程于嘉靖戊子年十月开始，次年己丑年三月完工。有人经过问道：唉！耕稼果真值得快乐吗？耕种那肥沃的田地，驱赶黄牛，冒雨迎风，手脚磨出老茧，一年三季辛劳劳作，才收获一斗粮食。我听说天下最劳苦的事没有比务农更甚，哪里有什么快乐呢？那些牵着黄犬、臂架苍鹰的人，迎风而行，犬毛鹰血，向上阻碍鹏鸟高飞，向下堵塞兔子洞穴，追逐闪电，穿过云层，踏霜猎雪，这难道还不足以快乐吗？主人说：荒谬啊，浅陋啊！我的快乐不在这里。又有人说：燕姬赵女，粉黛绮罗，清歌婉转，妙舞婆娑，华美宴席通宵达旦，酒味甘美而丰盛，这难道也不足以快乐吗？”},{ 主人说：放纵啊，虚浮啊！我的快乐不在这里。又有人说：秦国的权贵、汉朝的外戚，春申君、淮阴侯，佩带印绶美玉，手持用秋日般寒光铸成的宝剑，出入宫禁，奔走朝廷，这难道也不足以快乐吗？主人说：豪迈啊，显赫啊！我的快乐不在这里。那么耕稼的快乐究竟怎样呢？主人说：春天播种嘉禾，恰逢大雨滂沱，耕地、除草，击鼓而歌，我对于耕稼，快乐在于它的开始。沿着田埂而行，秋月初上，庄稼整齐茂盛，有幼苗也有穗头，我对于耕稼，快乐在于它的成熟。耕种收获之后，上缴公粮，催租的官吏一整年都不敲我的门；我凭借剩余粮食自食其力，醉卧石岩，吟咏面对龙洞，每天和农夫牧童一起，掌握时令节气，观察晴雨，安闲从容，根本不知道松曙金山的景色，也不知道烟暝杨溪的景色。金山、杨溪，都是地名。这一片肥沃的田地，有黄牛十角之广，我将把安稳生活留给子孙；放下农具而换取圭璧般的仕途，我尚且不屑；声色游乐，更有什么可求呢？君子听后说：辅和弼，大概是圣明时代的隐逸之民吧？他们的志向不向外物羡慕，就在自己居住的地方筹划安定家业；即使换了世代，也不改变这份事业。他们是贤能而隐居耕作的人。《尚书》说：“珍爱土地所产之物，他的心就会美善。”内心美善了，快乐难道只在耕稼吗？从前庞德公带着妻子儿女进入龙门山，安闲地居于田亩之间，笑傲泉石，满不在乎，再也不询问人间的荣辱之事。识见高明的人敬重他的高尚情趣，认为他上可与巢父、许由并列。把轩命名为“乐稼”，像许氏这样的人，不正是他的同类吗？不正是他的同类吗？于是作《乐稼轩记》。《绩溪县文峰书院记》绩溪东面的梓潼山有文昌祠的旧址，屏峰在北面高耸，天马峰向南飞翔，溪流回环环抱，仿佛不愿离去。前任县令东洲李子曾登临此处，想建书院来教导诸生，却被东阳的事务牵制，未能实现。经过三任县令，到了今天的温泉李子政任内，政事大行之后，才在闲暇日子请邑博鹤麓文子、石山张子参与，又和郑丞瞻、李簿儒共同谋划，选择日期、筹办材料、确定方位，首先修复文昌祠。在祠前拓地数弓，建堂五楹，高二寻，纵深与高度相等，横宽为纵深的三倍，左右设两廊。廊尽头建门，楹数与堂相同，高度减去四分之一。又在左右建供士子居住的房屋若干楹，题名“文峰书院”。把市廛和田地登记在官府名下，用每年的收入供修缮之用，已经完备。温泉子说：这是教化之道的根基。从前未曾有过，从今日开始，绝非偶然。怎样才能得到一篇刻在金石上的文章来记载成就呢？于是命士人某某写信来说明事情经过。我听说，道的显现叫作文：日月星辰运行在天上，是天的文采；山川草木罗列于大地，是地的文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各有伦常存在于人间，是人的文采。天文错乱，就失去了天地所以成为天地的文采；裂绝失序，就失去了大地和人类所以成为地、人之文的根本；关系紊乱，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以圣贤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处从自身取法，纵横贯通、补缀完善，光明显著地成为天下后世的大观，以穷尽“文”的意义。若只是把文章当作文章，那就浅末了。各位士子登上这座山，进入这座堂，早晚在这里游学，共同努力于文章的津梁，阐明道的宝藏，使德行周遍自身，使文章经世致用；父子亲爱，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追求穷尽最完美的文。不要□把文只当作文章，那么这座山因之而受到的尊重就更多了，而不只是供人观赏游览而已。至于瀛洲登第、宫锦加身的荣誉，回头看旧日游历，自以为使山川增色，古人认为这只是细末之事。所谓参与这种“文”，难道只是这样吗？建造书院者的光荣，记载书院者的光荣，难道只是这样吗？这项工程始于壬辰年十月某日，经过某月而完工。经费出自温泉、鹤麓、石山以及前任训导笔峰王子的捐俸，材料购自山中优良木材，劳力则利用农民农闲时间，均可记载。记下他们：东洲名邦直，茂名人；温泉名旦，永兴人；鹤麓名宗颜，祁阳人；石山名儒，德兴人；笔峰名惟孝，贵阳人。许耆辅主持并总理此事，按书写惯例应附记，现附于此。《重修翚岭路记》

译徽州四周环绕万山，而绩溪的山最为险峻。重重山峦叠叠峰嶂，幽深得不知尽头在哪里。向西离县治约十里，有一座翚岭，绵延二千多弓。官员车马往来，商旅背负货物，要通往两都以及各郡县，每天络绎不绝，这是一条交通要道。然而道路险绝曲折，千回盘旋、百般转折，才能登上山顶。层云荡漾胸前，目光所及直到飞鸟隐没之处。即使古人所说蜀道的艰难、羊肠小道的险狭，也不过如此。因此车辆疲敝、马匹困乏，行人脚底磨破、屏息而行，常常犹豫四顾，叹息它的艰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历经多任贤能官吏，都没有修治它。今年夏天，郡守关中段公经过这里，叹息说：“这不是王介甫所吟咏的道路吗？竟然这样险，行路的人怎能不困苦呢？”又回头对县侯说：“何不命令僧人募捐众人来修治它？”县侯说：“这正是我的志愿。”于是两人各自捐出俸金倡导修路。从此县里的人听说后，惊喜得像欢快跳跃，迅速赶来。簸箕、铁锹等工具一齐使用，工匠劳力全部聚集。填实低洼，削平土丘，铲除突起，磨平尖锐处。自四月戊子开始，到九月庚午完工。道路险峭深谷都被削平，杂草荆棘尽皆清除，道路平整如磨石，开阔得仿佛可与大道相通。骑马的、乘轿的、背负物品的、徒步行走的，肩摩肩、脚接脚，每天往来如织，没有不称便利的。是谁赐给他们这种便利呢？众人都说：“翚岭从此平安便利，从前未曾有过，是从我公、我侯开始的。”应当把功绩刻在坚石上，使美名长存，以慰藉百姓崇敬报答的心意。于是磨治石料、建造亭子，大家相继到东园请我作记。我曾听说，治理道路的官职，掌管通达的官员负责使道路相合，修治清除的官员负责管理野外旅舍。圣人的治理，无论大小事务都一并办理，为百姓考虑周全而细致到了这种程度。如今翚岭的险峻，使行路者长期困苦，不知有多少年，最终却没有人治理；而我公、我侯独能诚心经营，终于取得成效。其他废兴毁坏之事，也由此可以推知。过去单襄公借道陈国出使楚国，说道路荒芜得像被堵塞一样，预示这个国家将有大灾。武侯治理蜀地，桥梁道路无不修缮。君子认为这几乎接近先王的政事。既然如此，道路治理的废弛，哪里能只看作小事呢？我公、我侯已经懂得这一点了。段公精明干练，适宜治理百姓；县侯敏捷勤勉，善于成事。他们的政绩繁多，都有可书之处，这里来不及一一叙述。这里只是记载翚岭的功绩，所以专门详说翚岭罢了。《绩溪县建城记》徽州原本处在越地，过去有六座郡城，六县却没有城墙。近来因为倭寇警报，歙县已经修筑了城墙，其余各县大多还没有顾得上。嘉靖丙寅年春天，婺源忽然遭到寇乱，村落房舍空虚，储藏财物也像邻县一样受到震动。郡守平阳何公东序亲自冒险察看并筹划，才得以使局势安定，于是悲怆地叹道：“假如婺源有城墙，百姓能够凭城防守，怎么会让毒害流布到这种地步？那些因循怠惰的人，应当说是爱惜民力；可是既然不能保护百姓，哪里谈得上爱惜民力呢？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差别实在太明显了。我不能再给后人留下忧患。”于是他同僚属谋划，向当道官员陈述，报告朝廷，下令婺源筑城，又给祁门、黟县、绩溪县筑城。绩溪知县某侯同心协力保卫百姓，思虑此事，片刻也不得安宁。当时春耕正忙，又逢年成不好、百姓饥荒，府库没有余钱，粮仓没有现粮；不筑城会留下后患，急于筑城又不合时宜。于是召集乡里的士绅和百姓，在县庭共同商议，逐步筹划，既不急迫，也不拖延。先考察城基，继而筹措经费。城基最初估计周长九百四十多丈，四角环抱，考虑得十分周密，不毁坏民房，不夷平坟墓。城费估计三万多金，按照户籍核算，以粮食折算钱款，再以钱款分派土地。钱款有收有支，责成里长办理，官府不敢插手。土地有险要和平坦之别，便按工程量分配人手，大家都称便。城墙必定要有城门，城门必定要有城楼。城门基础高大宽广，丈量尺寸、计算费用，不能与按土地分摊的办法相同。于是从荒地中缩小城墙面积的九分之一，取其中一半来充作费用。城门选择几名有心计的人监督管理，购买材料、雇用工人都由他们负责。夏历六月甲申日，侯亲自带头开工，县中编入役籍的百姓带着簸箕、扛着铁锹，全都像燕子衔泥筑巢一样赶来效力。外地的木石工匠听到消息，前来出售技艺，各按类别而至。按照标记划定界线，铲平高处、填实低洼，支撑连接，节节相接，大家齐心协力，在烈日下共同施工，虽然劳苦却毫无怨言。四座城门：东门叫玉鄣，南门叫华阳，西门叫望翚，北门叫屏镇。既要使它们坚固，又要使它们高大，工程和装饰都很用心。又设置三座次门，方便耕田、放牧、砍柴、汲水的人出入。修筑四座水门，用来排泄暴雨时道路积水的暴涨，避免积水泥泞。各种设施都完备了。这一年夏天不下雨，秋天又不下雨，农民分班轮流灌溉田地，同时出工修城，公私两方面都尽力，仿佛上天默默相助，没人荒废工期。经过四个月，工程全部完毕。城墙高二丈，厚度为高度的一半，根基深入地下几尺，上部砌砖、下部用石，耸立而光彩焕发；城楼和望台如鸟翼飞举，城垛雄健如翼。风气因此更加严密，威势和庄严也因此增强。监察官经过这里，认为这座县城壮丽，予以奖励；檄文送到，士民都很高兴。城池灵验有效，赞颂之声也随之兴起。于是胡子慨然起身说：“这是何侯修筑的城，我绩溪完成这样的工程，难道很容易吗？”徽州的风俗，自古以来就是君子喜好义举，小民勤劳出力。何况侯以义理启发他们，又亲自带头劝勉他们，当然容易做到这样。难道一定要等到灾祸显著、后悔不及吗？于是县里的人思念侯的功德，认为不能没有记载，便共同凿刻石碑于南城门楼，请胡子撰写记文。胡子说：“这是正直合理的事。百姓有这样的心意，君子应当明白；不是我来记，又有谁来记？应当写。”有人说：“《春秋》记载‘夏，城郎’，是讥讽筑城不合时令。如今六月进行这项工程，难道只是时运有屈伸、举措有盈亏，难道不也是不合时令吗？”回答说：“时令有盛衰，事情有常规和权宜。从前范希文主持浙西，年成歉收，便广泛兴办工程，既用来救济饥民，也借此集中完成工程。最终各路都十分困乏，唯独杭州安然无事，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善于权变。侯虽在夏月修筑我绩溪的城墙，但那些靠工程和劳力向官府领取粮食的人，每天不下几千人；他们以饥饿换得饱食，使原本要填入沟壑的尸骨变成了安睡的席褥。灾年不能造成灾害，回头看范希文治理杭州，大概与此相同，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石〕 我又听说，古人所谓的保障，以人和为最重要，地利次之。绩溪成为县城，到如今不知已经有多少年了。历任想给绩溪筑城却没有做到的县令，也不知有多少人了。我侯在几个月之间便能建立这项工程，完成绩溪有史以来未能完成的事业，满足前人想有所作为却未能实现的心愿；若不是取得了人和，凭什么能做到呢？君子说，侯在我绩溪不会朽灭，实在是兼得地利、人和。后来的守城者，应当以此为考察借鉴，岂但要有城墙，还要使城中有人才；千万不要废弃并继续传承下去。绩溪将永远有所依赖，应该把它记下来以等待后人。○商山吴氏修复祠墓记

译祠堂祭祀的起源很久远了。墓祭虽然不是古礼，也是在义理基础上形成的礼制；孝敬祖先的真情，不能自我抑制。休宁商山的吴氏，是我们徽州的大姓，原有祠堂，却因年代久远而倒塌；祖先原有坟墓，却因时世变迁而迷失。嘉靖戊午年，吴子瀛奉诏回乡，扫除倒塌的祠堂并重新修建，找回迷失的坟墓，既十分欣喜，也十分悲伤。于是来到承庵子的居所，请我撰文记述此事，以求流传不朽。他说：‘我们祖先建有祠堂和墓地，真是艰难啊；我们家族幸而有谱牒。按照族谱，宋代安抚吴文肃公，实在是我家百世不迁的显赫祖先；他的神灵已经安置在寝堂，遗骸埋藏在墓中，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我的曾祖若麟等人，才开始建堂祭祀他。到嘉靖庚戌年，叔父育琼等人在堂后建楼，设置寝室。门、廊庑和祭祀器物仍有许多缺略。经过这几代，堂屋渐渐年久将要倒塌，坟墓仍然迷失而未能找到，祭祀疏阔，巡视省察也无处可去。瀛听说，士人不能具备这四项，就像既不穿裘衣也不穿葛衣一样；这是由于思念祖先深切而感到悲伤。这样的感情，怎么能不有所作为呢？于是赶快筹划回乡，同诸兄某等商议，命瀛主持此事，完成工程、备办材料，改换旧物、创新建筑。绘饰之后，堂室高峻；围墙和器物无处存放，便在东西两侧各建五间廊庑。子孙的次序如何安排，前面也建有同样的廊屋。又在门前树立牌坊，祠堂显得整齐庄严；在牌坊处铺砌街道，道路平坦宽阔。不到几个月，祠堂的格局大致完备了。又查阅谱牒，跋涉山谷，来到绩溪赵干，请求寻找先祖坟墓的记载，得到族中贤者指示。坟丘幸好没有损坏，绵延数代的荒芜迷失，一旦便显露清楚。心愿刚刚完成，便立碑环绕墓地，加厚封土，增植树木。祠堂和墓地都焕然一新，仿佛形体和神灵仍在，差不多可以成就祭祀礼仪了。又会集族人，置办祭田，准备祭器；用六世祖怡轩公遗留下来的产业，取得二百的租入归入祠堂，用来整治每年的祭祀事务。祭祀、献享、奠酒、扫墓，都有固定仪式和品级，不亵慢、不懈怠，不奢侈，也不简陋。大概筹划了百年，今天才终于完成，这是多么艰难啊！又是多么幸运啊！唉，人谁没有报答根本、追念祖先的心思呢？事情之所以这样难以完成，是因为族人众多而感情涣散。把众人聚集起来并使他们归附，有什么办法呢？我今天已经把这些记在族谱中，誓约也已经立下了，但仍担心不足以晓谕族人，不能避免从前的弊病。谨敬告知各位大君子，祈请用训诫之词刻在美石上，悬挂在堂庑之间。祭祀之后举行宴饮，每逢岁时来观看，必定能够启发他们的良知。承庵子说：‘吴子的言语已经完备了，我还要说什么呢？’ 我听说有句话说：不肖的人使它废弃，贤能的人使它兴盛。登上这座祠堂，谁不愿意成为贤人，谁愿意成为不肖之人呢？于是我依次整理吴子的话，为他写成这篇记；既用来赞美吴子能够成为贤者，也用来告诫吴氏后人要思慕贤者。○遵义坊胡氏家庙记 隆庆二年春三月十五日，胡氏新建的家庙落成。主持修建的是后裔孙工部尚书胡松。胡松年少时侍奉已故祖父、赠参政公，曾随公游览；公指着遵义这块地方说：‘我将要在这里办理祠堂之事，如今我老了，你应当替我完成这个志愿。’我本来是吴兴人，赵宋时才迁到绩溪，至今大约三百年了。我的祖先曾在国初建立功名，后来一定会有继承家业而兴盛的人，必定就是你。孩子，你要努力啊！后来胡松借祖先的福佑，历任内外官职，升至六卿，可以说显达荣耀了。族姓越来越繁盛，安置神灵，聚合族人，只有祠堂才能相称；怎么敢违背先公的训诫而忘记祖先的恩德呢？于是就在那块地方建三间正堂，前面的建筑与正堂同数，并在上面建楼，两侧夹着两厢，四周环绕墙垣，门锁严密。于是告知全宗族，宗门以内的人都可以立神主。以始迁的清府君为始祖，桂林知事子原府君、容县知县士俊府君以下，各按昭穆次序附祭。衣服和祭器收藏在夹室中，楼上则存放所得诰命敕书，以表示尊崇。事情完成后，便举行祭告。祭器洁净美好，钟鼓陈列在前，族人济济一堂，神情肃敬，仿佛有所感知，像听见、看见祖先亲临。族人开始有时在道路上聚集，暂借此处相会；左顾右盼之间，追念根源的心情蓬勃兴起。那么这座祠堂使人崇敬祖先、联结亲疏、扩大孝爱，它的关系难道还不重大吗？祭祀完毕举行宴饮，胡松起身告诉大家说：‘我的叔父、侄子，像儿子、孙子一样的族人，全都在这里。我听说，古代制定礼制的人把宗庙放在首位，垂示后世、建立规范，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在典籍中。汉代以后，祭祀没有固定制度，诸侯、卿大夫大多还没有宗庙来祭享先祖，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礼制废弃已经很久了，要使风俗敦厚、教化和谐，实在困难啊！我成祖文皇帝把《朱子家礼》颁布天下，用来嘉惠臣工，天下才开始能够建庙祭祖。但朱子把“庙”改称为“祠”，使财力和事务能够通融而且容易实行。胡松官居二品，按照现行制度可以称为家庙。这座庙的建立，以及宗族祭祀的重新兴起，都是仰赖前贤而来，并非容易之事。做子孙的，读书而出仕、施展才用，就做贤良之臣，不一定要地位尊贵显达；耕作而隐居，就做善良之士，不一定要享有千钟俸禄；经商而接济匮乏，就做廉洁的商人，不一定要拥有巨万财富。这样才不辱没先人，振兴我们宗族的事业，不是更加盛大吗？’ 《诗经》说：‘不要不思念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的德行。’说的就是这个。虽然如此，族人越来越多，能不害怕吗？会不会有人使心地像羊羯一样凶悍，使行为像窫窳一样邪恶，借仁义来图谋私利，挟持奸邪来满足欲望，正如我所担忧的那样呢？这正是先人所羞耻的，也是我们宗族的大蛀虫。然而同一源头分成支流，是从前贤人所感慨的。葛藟缠刺，诗人也为之悲伤。想到宗族最初的情形，眷顾而徘徊，因此把这些话告诉大家，难道可以避免弊害吗？《诗经》说：‘难道没有别的人吗？却不如我同姓。’所有我的子孙，都要努力，都要牢记！这样胡氏的恩泽便不会衰竭。于是族人都说：‘公的这一举措，获得了三种善果。’我们先皇用礼制教导百姓的用意，深远而恳切；公能够振兴废弛的礼制而建立功绩，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因体察圣明教化而受到感发，看到盛大事业而振作兴起呢？这就是遵循王制。我们胡氏自从迁来以来，已经不止一代了，但庙宇面貌没有修治，祭享没有场所。而参政公首先命令并完成此事，这就是尊崇孝思。子孙繁衍昌盛，亲族情分逐渐淡尽，礼服制度也随之疏远。现在祭祀节日有了依据而可以举行，亲疏各支有了凭借而能够聚集，孝敬的风气更加隆盛了。这就是敦厚和睦宗族。’ 这就是所谓一举而具备三种善果。公应当把它记下来，刻在山麓的石碑上，告诉我们的后人，使它不要毁坏。○乳溪道院记

译乳溪道院，是胡瑭重新修建的。道院旧在乳溪，胡瑭的十二世祖庆云公在洪富山中营造寿藏，于是建立道院，使后世世代祭祀。元朝末年毁于兵乱，至今已有二百多年，残败荒芜，没有人能够修葺。经过的人都为之感慨。胡瑭于是叹道：‘从前我的先君敬庵公追念祖先的功业，想要恢复旧有规制却没有成功，曾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怎么敢不继承他的志愿？’于是就在屏山山麓（下有佚文）。承庵先生卷之三终 ●承庵先生卷之四 新安绩溪胡松著 记 墓志铭 杂著七篇 ◆记 佚题 ○佚题 （前有佚文）不按礼制办理丧祭的人，都惴惴不安，害怕被公知晓。他与兄长文贯公、弟弟文安公，从幼年相互扶持直到白头，一向没有违逆。弘治庚申年，应贡入太学，大司成王公玙十分器重他，以特殊礼遇接待。学业完成后归来，在东溪修筑房舍，弟子每天前来，彼此共同讲求天人关系的奥秘，后学至今还依赖他。他性情坦率平易，唯独对憎恶邪恶一事十分严厉。县里曾有一位不称职的县令，苛刻虐待百姓，公多次对县令说：‘身为大夫却不行义，是不对的；忌讳听到百姓的怨恶，是不仁的。我应当设法处理这件事。’第二天，公特意在县令宅第饮酒，希望找到机会把话说出来。正好县令喝醉后自夸政绩美好，公便从容谈及他违法的几件事。县令十分愤怒，公的神色更加恭敬，但言语毫不屈服。县令既惭愧又害怕，于是改掉了那些违法行为。正德癸酉年，公上报吏部，被授予信阳判官。刚到任时，恰逢信阳没有知府，政务大权掌握在公手中。当时流贼逼近边境，公想尽办法把他们击退。对逃亡的士民，招抚他们回来。凡是被贼寇毁坏的城郭、房屋，都依次修葺。百姓不觉得劳苦，上下各自安定下来。不久，信阳发生大饥荒，公立即请求抚民佥宪宁公何宁开仓赈济，说：‘如果等到上报朝廷，来回往复要超过一个月，百姓就要饿死完了。罪责宁可由我这个判官承担，怎么忍心让百姓的请求落空？’宁公于是下令开仓，救活了很多人。各位当权者都大力嘉奖他。公自认为做得不够，越发留心民政。此前信阳百姓颇为顽劣无礼，公加以约束，百姓因此和睦。各乡多有豪强之家，依仗强横而不肯服役。公召集父老，向他们说明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以及上下尊卑的道理，并让他们把这些话布告乡里豪家。于是各豪家都服役，唯恐落后，变得服服帖帖。民间曾苦于卫所士卒横暴，便向公申诉。公惩罚其中最为恶劣的几人，并想上奏弹劾斥退他们的主将。当时主将有抵御盗贼的功劳，骄横放肆，没有人敢抗拒，唯独被公遏制住了。境内肃然。唉！公治理政务，并不炫耀显赫的声名，但声名却没有人能超过他。看看那些只在声色和鞭笞之间施展威风的人，能和公相比吗？上天过早夺走了他，使他不能完成长远事业，真可惜啊！信阳士民倾城奔走号哭，像失去了父母。看到公的家舍徒然空立、家产尽无，争相拿出自己的财物为公办理丧事。公的儿子龙等哭道：‘如果收取百姓的钱来办丧事，恐怕会伤害先公的仁德，怎么能使先公的灵魂安妥呢？’竭力拒绝了这件事。佥宪一向清白，公按照礼制办理丧葬并护送灵柩归来。现择定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本县学宫旁祖坟的旁边。公去世之年为正德甲戌年十二月一日，距其出生的景泰甲戌年十一月五日，享年六十一岁。配偶为孺人唐氏，生三子：长子孟龙，次子夔，精通医道；幼子甫，得到公所传的学问，成就不可估量。女儿一人，女婿为某。孙子三人，某某某；孙女三人，长孙女嫁给今丙戌科进士汪仲成，其余尚幼。众子说丧事已有日期，于是含着悲哀来到东园，请我写公的行状，并说：‘一定要得到您的文章，使后世知道有我们的父亲，也差不多可以表达我们的感情。’唉，公已经足以不朽了！是否有人为他作传，本来不取决于我的文章；但他能够不朽并流传的事迹，历历在人们耳目之中，怎么能不说呢？来向我请求的人，是公的外甥，也正好在家闲居。我并不擅长撰写文章，但又不忍违背众子的请求，因此谨慎写下这篇行状。◆墓志铭 明代故致仕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赠工部尚书寒泉潘公墓志。○明代故致仕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赠工部尚书寒泉潘公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