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集卷四

译题《竹静斋记》。竹是植物而不是动物，似乎应当是静止的。一寸长的嫩芽，长到十寻以上的剑竹，是气化而形成形体的结果；它果真能够脱离运动吗？不过在它最初萌发的时候，本来是静的。飞翔的鸟、跂行的虫，没有一种不是以静为根本的，难道只有竹子如此吗？知道竹子是静的，还不如知道从来没有竹子时的静。正当还未曾有竹子的时候，也还不能忘掉静。因此，竹子是事物，动静是境界。物我相互融合，境界与智慧完全契合，那么静尚且不可执着，何况是竹子呢？世上大概有人拘守古人的话，想在梅枝上寻求太极。先生难道只在竹子上这样做吗？如果先生有所见解，这难道不是善于观察万物而不被万物役使吗？想要了解先生，本来不必从竹子上寻求先生。书写《吴善父哀辞》后。右边是吴善父先生的哀辞，由永康胡氏穆仲所作。起初我还不认识先生，读到先生所作的诗，觉得他的气势充盈却不放纵，志向深沉却不屈折，语言没有过分修饰，而忠厚恻隐的情意跃然可见，心中私下仰慕他。元贞丙申年秋天，我游历仙华、宝掌之间，于是得以在浦阳江上拜见先生。先生见到我很高兴，说：“我二十年来选择朋友，江南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方君韶父，一个是谢君皋父。如今皋父已经去世，你竟能跟随我交游吗？你就做我的忘年交吧。”我谢绝说不敢。先生的年辈大概相当于我祖父。然而从此以后，我们每隔一年总要见一两次面，每次相见都欢欣交谈，果然像忘年交一样。先生有时为我评论古今人物，使我明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交友仰慕。先生的心，难道是对我有所期待吗？大德庚子年秋天，有越地客人经过浦阳境内，说先生将要去世，后来才知道那是胡说。第二年某月，又有人说先生去世了，我不敢立即哭悼，因为还希望那只是越人的传闻。过了一个月，韶父的儿子育带着讣告到来；育是先生的女婿。唉，先生真的去世了！先生的祖先原是处州人，因为祖父娶了龙川陈氏之女，所以后来又成为婺州永康人。先生曾因父亲的职任而入仕，官位还未显达，但他所作所为总是为了直达自己的志向。中年时很仰慕管宁、陶渊明的为人，于是放任自己置身山水之间，时时同奇异之士和清静之人探寻幽微、发掘奇异，以排遣羁旅孤独、感伤忧思。遇到心中不能释怀的事情，有时望着天边流泪。他居住的屋子题名为“愚隐”。先生戴古冠、穿古服，不随便谈笑；樵夫牧童有时戏弄欺骗他，先生也不怀疑，他们以为先生真的愚笨。晚年他取古人所谓“保全身体而归还父母”的意思，自号“全归子”。先生去世时六十四岁。唉，先生的寿命未必完全配得上他的德行，但他的声名流传久远；志向未必在世俗事物上完全实现，但他的行为已经实现了志向。考察他的存世声名，不能说是夭折；考察他的行为，也不能说是困穷。先生虽死，还有什么遗憾呢？只是上天用来保佑善人的方式，君子常常觉得有所不足。这就是作哀辞的原因。先生去世时，我已经用诗哭悼过他，所以不再作辞来相吊。如今只是追叙往日情谊，以记下我内心感伤的私情罢了。题李北海《永康帖》。宣和年间内府收藏的李公十帖，这是其中之一。如今人们往往喜欢仿效李公的书法，却很少能见到他的真迹。我有幸见到它，却又不能学习；这种求取与相逢恰好相遇，哪里容易得到呢？题黄给事山居图。我读《绍兴正论》中的小传，没有不反复诵读而为之悲伤的。当秦桧兴起时，他势力已成、威势正盛，稍有不依附他的人，便想把他置于死地；但忠贞鲠直的风气并没有因此稍稍衰退。唉，这是多么盛大啊！然而这些人都只足以招致祸患，终究没有谁能实行自己的言论。唉，又是多么不幸啊！唯独故给事中黄公在殿院任职时，揭发秦桧的奸恶罪状，秦桧因此被罢去相位。假使当时听取言论都能像这样，《正论》就没有必要写作了。后来秦桧死去，黄公最终也被斥退。我眺望四方，步履局促，无处施展。唉，悲痛啊！黄公离开朝廷后，退居海外，在马秦岛的苍崖上，面对长风怒涛拔地而起。观看这幅图，仍仿佛能看见他孤高峻拔的操守，应当同天地一同长存。书写石曼卿《馆直诗》后。曼卿一生两次进入馆阁任职，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阁校理之职死于任上；距离写作这卷诗，当时仅仅四十天左右，怎么知道这不是曼卿的绝笔呢？唉！曼卿卓然不朽的地方，本来不一定在这卷诗上。欧阳先生所说的轩昂磊落、突兀峥嵘，展读诗卷仍然可以大略看见。题苏公父子墨迹。右边是文安黄门的两封帖，所说的都是私家琐事，烦琐细密到极点，没有什么值得深入讨论的。学士大夫彼此保存并流传它们，难道不是因为看重写信的人吗？如果不能以古人为己任，以千年之后自期，却想凭区区文章书法来求得不朽，对此可以感慨了。题苏东坡赠巢三诗。右边是苏文忠公的墨迹，上面有秦熺的私印，大概是秦家收藏的旧物。章惇、蔡京，以及秦氏父子，人品相差并不很远；有的与苏公同时却不能相容，有的处在不同时代却仰慕他。像这样爱重苏公的墨迹，评论者大多认为公论必须经过长久时间才能确定，难道不是这样吗？题黄山谷赠元大师诗。元符二年，苏公在戎州，曾寄题祖元大师的“此君轩”诗。第二年，苏公从戎州获释返回，在十二月抵达江安。又过了一年，即建中靖国元年，苏公在正月从江安出发。元大师从荣州前来送行，所以作了这首诗。如今这首诗载在别集中，而蜀地刻印的小本却写作“祖无大师”。大概抄录者把“元”误作“无”，于是又讹成了“无”。幸好真迹还在，可以证明这种错误。题崇国公墓志铭。这是宋宗室崇国公的墓志铭，翰林学士郑居中撰写，知淮阳军米芾书写。如今题作“元章真迹”的，人们只是知道珍爱他的书法罢了。崇国公出身贵胄，爵位官秩尊贵，子孙又如此众多而显达，可是如今竟没有什么声名。独独依赖这篇书法作品被好事者保存流传而没有废弃，所以他的官职、世系和叙次还可以考见。唉！士君子所凭借以求不朽的，难道只是书法吗？

译书写《先圣先贤图赞》后。右边是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上面有宋高宗的赞，附有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秦桧所作的记。不知道是谁书写的。秦桧所谓士大夫的习气，有些还没有纯粹合于儒术，却反而施展狡诈权变的言论，以求侥幸获得功名利禄，大概指的是当时主张恢复失地的人。从前齐襄公报复九代以前的仇恨，《春秋》称赞这件事。那么，主张恢复的人未必同孔子的意旨不同，怎么能一概把他们看作追逐功利的人呢？秦桧写这篇记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七十六天；他欺骗皇上、诬害百姓的心思，直到死也没有停止。如今他的这套说法仍同图赞并存，所以特意把它表明出来，以等待读者详细考察。题朱、张二先生帖。庆元年间的学禁正严厉，凡是做士人的人，甚至要改换姓名，另拜其他人为老师。那时留下来的偶尔几封书信，未必不是从毁弃之物中保存下来的。如今它们竟像墙壁上的古书、墓中的竹简一样，重新打开了其中的秘密，这是谁使它们如此的呢？世俗爱好取舍的转变，本来足以占验时运的盛衰；士君子实在不应当随世俗去艳羡轻薄的风气。林生拿出所收藏的朱、张二先生墨迹，我因此写下这些话来告诫他。《止善集》记。《止善集》，是上虞刘先生为自己所写的书取的名称。先生名汉仪，字山甫。长兄侍御史忠公，以直言进谏著名，宋理宗时被史嵩之陷害而死。他的弟弟华文公，也以才干著名，任监司。唯独先生因特旨补官，仕途稍不显达，但能够以道义自任。去世之后，他的言论才得以确立。唉，刘氏兄弟为什么有这么多贤者啊！溍出生较晚，没有来得及拜见忠公的儿子婺州史君，却有幸同华文公的孙子彦德交游。如今得以读到所谓《止善集》，大概先生的学问得自云源何氏，云源又得自建安蔡氏。然而先生书中所述，都是他真正知道并亲身实践的，不随意牵强援引来迎合老师的学说。世上那些剽窃拼凑相近的说法，用来供自己口头耳闻的人，难道不应当稍感惭愧吗？我把这些文字表明出来，是用来自我警戒，也用来激励我的同辈。题《脱靴返棹》二图。唉！古代亡国的原因不止一种，但汉、唐的灭亡却始终同宦官之祸相联系，难道不可悲吗？宋理宗时，宋朝国运已经衰微；卢、董二人的奸邪谋略和狡诈机智，并不是不能让甫节士成为良臣的，宋臣衣冠之祸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建宁、太和那样惨烈的地步，大概也是因为一时的清正言论和刚劲议论削弱了它的势头、遏制了它的冲击吧？因此，资政殿学士牟公镇守姑孰时，曾绘制《脱靴返棹》二图，并为它们作赞。宋臣恼怒其中有讥刺自己之意，便唆使台臣论奏罢免牟公；牟公离任不久，宋臣也立即被斥退。后来牟公被召回，宋臣也随即进用，但最终由于牟公的牵制，宋臣终究没有再被任用。君子与小人的胜败关键，实在系于此事。此事虽然看起来不能挽救赵氏的灭亡，但赵氏没有终于亡于二三个宦官之手，究竟是天意，还是人力呢？观看这两幅图的人，不可只把它们当作一时的清赏玩物。二图作于宝祐丙辰，六十年后为今日延祐丙辰；牟公的孙子、溧水教授君又请善工把图缩小绘成小卷，以便观赏，并让他的门生黄溍作记。正是这一年九月九日。题《续归田赋》。《续归田赋》是黄山李先生仿效汉代张衡之作。张衡的赋没有载入《汉书》，唐代李周翰说张衡四十岁还没有做官，顺帝时宦官掌权，他想归隐田园，所以作了这篇赋。依我考察，大概不是这样。张衡侍奉安帝时任郎中、太史令，永初年间，谒者仆射刘珍等请求让张衡参与东观的论议；当时张衡还不到四十岁，那么说张衡四十岁未仕就是错误。顺帝时，张衡以侍中的身份在宫廷内参与机要，众侍臣一起诋毁他，张衡于是仿效《离骚》，作《思玄赋》和归田的作品来寄托心意，文中并没有涉及宦官。那么，说张衡这篇赋作于顺帝时也不对。大概张衡最初游历京师时，被举荐为孝廉却没有应召，公府征辟也不赴任，大将军邓骘惊异于他的才干，多次召请而不应，这才是此赋所作的原因吧？张衡后来由侍中出任河间相，又被征召授为尚书，一生从未有一天真正归田。难道是张衡年轻时作了这篇赋，晚年又后悔了吗？如今李先生年过七十，以郡文学的任期满三年后解下印绶离职，并不是仿效张衡只说空话。想要了解李先生，还应当根据我的话去体会。书写王申伯诗卷后。当初我二十岁左右时，学习写诗。同郡的柳道传、王申伯、陈茂卿、方子践、子发，都以善于写诗著称。柳道传起初仿效粤地的谢皋羽，后来自成一家；方子践受学于尊父存雅先生，作品中又杂有谢、陈的风格。他同谢皋羽并不相识，却极其相似。唯独申伯另出机杼，自成格调。十多年之间，我们像星星分散、云彩飘散一样各自离去。凡是我曾同游同住、以文章相互娱乐的人，也都是一时的人物。延祐庚申年秋天，我有幸参加乡试校文，遇到申伯从闽地藩府到中书行署办事，我们相互握手叙旧；于是他拿出所作的若干首诗，诗作清新精粹、圆润优美，差不多到了秋霜降落、河水干涸而水涯显露的境界。那时茂卿已经去世很久，道传正入朝任国子学官，子践兄弟也隐居在仙华山中，不再同世人交往。唯独我能够在偶然相逢的片刻同申伯尽情交谈，听他的诗，难道不是所谓听到空谷足音吗？申伯的儿子余庆，尤其擅长写古体章句，并且将要稍稍收敛自己的才华，以求符合有关部门的尺度。子发的女婿吴莱，竟然凭讲说《春秋》取得乡荐；这又是一时的人物。既然如此，我对于申伯，难道能不更加珍视这次听到空谷足音的喜悦吗？于是润笔写在诗卷末尾，以记下年月。书写《余姚新学诗》后。余姚学正杨君向府、州请求撤去旧庙学而重新修建，我的朋友彦实已经为此作记，归美于守长；本地人士为杨君的志愿得以实现而高兴，又担心后来的人不能继承，于是共同用诗歌传播此事，使无穷的思念流传下去。从前鲁国修建頖宫，孔子没有记载，史克却为此作颂，大概是赞美国君，而孔子作为老师没有参与的缘故。为什么杨君能够得到群公如此盛大的赞誉呢？《春秋》记载本来不记的事情，是因为法度发生了变化；《诗经》歌咏本来不歌咏的事情，是因为情感无法抑制。情感无法抑制，竟至于改变法度，这大概也是依据礼而由义兴起的事情。所有雕琢营造的精密、丹青色彩的华美，都已经有记述歌咏完备了，所以我作这首诗，把它系在末简上。

译题徐君行卷。人没有谁没有父母亲人，圣贤同普通人在侍奉亲人这件事上没有不同。说侍奉父母一定要像曾子那样才可以，是希望人人都以曾子自勉，并不是说只有曾子能做到而别人都不能做到。古代家家都可以受到封爵，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难道只有曾子如此吗？我看到徐君的事情，更加有感触。徐君只是凭一个文学掾的身份，便弃官回家奉养父母；当时的文人才士共同不断称赞他，难道不是因为认为他的行为极其高尚而难以实行吗？认为徐君的行为极其高尚、难以实行的，正是不了解徐君的人。说徐君能够这样做而别人不能这样做，是严重诬蔑天下的君子。沿着徐君的道路不断充实自己，达到曾子的境界，是可以做到的。孝子的孝心不会穷尽，徐君大概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高尚的德行值得人们景仰效法，还要再多说什么呢？《石经》记。汉代石经从北齐迁到邺，隋代又迁到长安，到唐初已经不止损失十分之九，但拓本仍收藏在开元御府。从开元年间到今天已有六百年，石经还保存多少无法知道，能够见到的拓本也只有这些罢了。不知道再过六百年还能保存多少，这是好古博雅之士应当珍重并谨慎保存、使之流传下去的东西。恭题御书奎章阁记石刻。天历二年春三月，皇上开始设置奎章阁，延请儒者入内，在燕闲时侍奉。冬十月，臣多尔济作颂献上。至顺二年春正月，御制《阁记》完成。秋季某月某甲子日，大学士泰禧、宗禋使臣阿荣传达圣旨，将刻本赐给臣。臣多尔济顿首舞蹈而退，恭敬袭藏，不敢怠慢。因为臣溍任职太史属官，便让我在下方记下年月。臣私下听前侍书学士臣柯九思对我说：“皇上在万机之余亲自挥毫，书写《奎章阁记》，刻石置于禁中。所有墨本都加盖天历之宝，有的还加盖奎章阁宝。凡应当赏赐的，必由阁学士画押具名，完成后特意到御榻前反复奏报四次，然后才赐给本人。不是文学侍从近臣、又是皇上所知遇的人，从来不轻易赐予。”臣多尔济在皇上即位之初，以保宁等处万户的身份在明仁殿接受召见，持诏发兵河东、陕西。不久又率前锋迎战敌军，随后巡行镇抚、安定河南、山东。又奉命督率诸将平定云南；辞别皇帝那天，皇帝已经赐给他弓箭以及其他服用、贵重珍物，以郑重其行。等到凯旋复命时，他又因为辞艺而获得特别赏赐，这是非同寻常的恩典，远远超过前代。这大概是因为时代清平、君主圣明，放松武备而崇尚文治，用这种方式显示意向，以激励四方；将使山林中像兔罝之士一样的贤才，无不在云汉光明照耀之下受到鼓舞而改变，这实在是盛大的德政。皇帝的一颦一笑，难道会是虚意吗？臣多尔济凭借周全通达的才干，出入文武之间，举动都合乎皇上的心意，也可以说没有辱没君主的赏赐了。臣因此把这些事详尽记载下来。至于皇上天纵的圣明才能、心中运笔的超凡境界，有些不是我这种疏远卑贱、下愚之人所能窥测的，不敢再用一句话来赞美。跋李西台书。考亭朱子同尤公延之评论李西台的书法，足以看出前辈不一味追求苟且附和。洪公景卢既不敢在其中表示可否，楼公大防又只不过署上姓名罢了。后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跋《昼锦堂诗》。祁国杜公的草书《昼锦堂诗》，绍兴年间曾归入内府；因为诗中恰好有御讳，所以把那个字刊去。然而这个字本来是韩氏家族的名讳，祁公使用它时却没有疑虑，古人临文不避讳的意思，还可以从这里看见。跋《韩令公真赞》。《居士集》这篇赞的末句作“丞相魏公”。考察韩公在嘉祐八年封为卫国公，到治平二年才进封为魏国公。这篇赞作于治平元年八月，却写作“魏公”，大概是后人追改的。幸好真迹还在，可以考察。跋黄希明字说。《易经》大象辞中，离卦的卦体有十六处，有的象征火，有的象征电；只有离、晋、明夷四卦的卦体象征太阳。太阳是大光明，所以《彖传》不说太阳，而都称为光明。运用《易经》的人对于太阳，取的只是它的光明。然而我考察《易经》取名取类，并不只有一种方式。晋卦的《彖传》和《象传》都称为“明”：太阳出现在地面之上，《彖传》说附丽于大明，光明在外物；《象传》说自己彰明美德，光明在自身。新安黄君名晋，字希明。“希”这个字的意思，是观察，也是仰慕。不要仰慕在外的光明，而要观察自身的光明，这样才有办法同光明相合。黄君拿字说来请求我在后面题识，于是我以《易经》为根本申说这些道理，如此而已。书写肯斋李公遗墨后。贾谊因为丧失军队而离开朝廷，朝士中同他不合的人，有的跟着追究他的罪过，认为他可以处死。等到他得到一个郡而离开后，那些人却争着投降示好，君子以此为耻。李公本来因为触犯贾似道而被贬斥，十年后才复官晋职，并起任长沙的主帅。贾似道当时已经列入贬谪之籍，即使李公竭力诋毁他，谁会说不对呢？可是李公这封帖却说，入朝谢恩的表章和启奏，只须引咎自责，不可怨恨责尤。至于他为国家竭尽心力、视死如归的英风伟绩，正是如此。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谨慎迟缓，行动要敏捷。”又说：“有言语的人不一定有德行。”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读《谭汝楫传》。我长久留居京师，私下观察四方士人论述当代人物行事的文章，没有一篇像豫章王武所作的《谭汝楫传》这样使人读了不厌烦。难道是王武的文章值得称道吗？也是因为谭汝楫的事迹值得称赞，所以王武能够这样纵情施展文笔罢了。从前欧阳先生作《桑怿传》，说司马迁所记都是功业伟大、节操奇特的人，奇怪如今像司马迁所记那样的人很少，怀疑只是司马迁文章雄健，善于夸张壮大自己的说法，古人未必真是如此。等得到桑怿的事迹，才知道司马迁的记载没有欺骗，今人本来有这样的人，只是没有被完全知晓。谭汝楫前后捕获大盗一百三十五人，已经不愧于桑怿了。然而桑怿只是因为交趾獠人叛乱，曾奉命前往一次将其剿杀；谭汝楫却接连领兵进攻徭族贼寇，亲手射杀他们的首领，又纵兵歼灭其部众，并生擒他们的首领六十一人，九洞全部平定。他讨伐叛乱的黎人时，同主帅分兵鼎立，互相牵制呼应，却独自击败数千贼兵；又率偏师冲入贼军包围，救出他们的守将及部下十九人，乘胜斩首四十一级。他其他的奇谋和功绩，还有许多不能马上逐一列举；同桑怿相比，究竟谁的功劳更多呢？至于他以少数抵抗多数，往往带着几十名骑兵出入三五万贼众之中；儿子战死也不顾念，自己和战马都被流箭射中，身上受了七十一处创伤，战斗反而更加勇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三五万人〕 等到救兵没有到来，他冲破包围逃出，仍然回身张弓射杀了几个人。这件事大概实在非常艰难，而他所遭遇的情形又和汝楫十分不同。然而，怿和汝楫都在崎岖的簿尉职位之间周转，名位大致相等。怿因为官吏隐瞒了他的门第，依照惯例得以任兵马监押；汝楫却又受到官吏议论的牵累，功劳奏状长期搁置不能上报，只能随着公文调补为边郡录事判官。这难道不是有志之士为之叹息流泪的吗？唉，假使汝楫和欧阳子生在同一时代，就更应当相信《迁书》没有欺骗，而怿也不能独占美名了。世上没有欧阳子，却让我得以记录这件事；汝楫如果借此而在世上留下声名，又还有什么遗憾呢？姑且把它表彰出来，等待后来执掌史笔的人评定。跋荆公帖 广汉张子说，荆公的书法像是在极其忙乱中写成的；新安朱子认为这话切中了他的毛病，又说先君喜欢学习荆公的书法。如今看这幅字帖，风神闲逸，韵致清美，临摹学习书法的人应当从中有所取法。评论书法的人不可以因为那样的说法，就废弃对这幅字帖的肯定。跋米元晖帖 翟耆年，字伯寿，是一位爱好古物、博雅有学的君子。米元晖因为伯寿而认识桂勋，并传授给他自己的技艺，那么桂勋的技艺一定很精湛。不知道如今还有传承这门技艺的人吗？跋宋诸公遗墨 《淳化阁帖》中，张华、桓温、王导、王敦四位丞相都列在晋人之首，而总题为《名臣法帖》，大概只是特意选取他们书法精工的一面，没有来得及计较他们人品的正邪。这幅帖从范、欧阳、司马三家以下直到章、蔡，共十人，都是宋代宰执；他们的人品各不相同，却同列一卷，难道也是沿用阁帖的旧例吗？卷中有一帖没有署名，旁边标作“宋宣公”，恐怕就是宋宣献。题吴兴赵公书洛神赋 这幅字是赵公奉命书写《宝陀寺碑》时写的。赵公那次出行，在昌国巨海之中遇到暴风，船几乎倾覆才得以幸免，他却完全不放在心上，反而还在书写翰墨、游戏笔墨。至于“屏翳收风，川后静波”这样的句子，难道不是善于戏谑吗？仅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他的雅量了。跋平云南颂 右边这卷《平云南颂》，是亚中大夫、保宁等处万户舒噜公多尔济所作。当初，文宗皇帝因南诏没有平定，军队长期无功，特意命令舒噜公前去督率诸将，深入叛乱之地，消灭叛军首领，其余党羽也全都平定。舒噜公凯旋入朝奏报后，便作此颂进献朝廷，并把副本记录下来流传。今上皇帝谋划任命元帅镇守西南夷地，朝廷大臣都认为没有人可以替代舒噜公。距舒噜公作此颂，大概已经十年了。如今朝廷清明，远方之人归向教化，兵器长期不用，四方没有忧患，已经很久了。舒噜公到任之日，应当采用古人铭刻燕然山的故事，把功绩刻在坚石上，以便向万里之外的远方宣扬皇帝的威严。如此说来，这卷颂文难道只值得在学士大夫之间流传而已吗？书唐诰后 右边这篇唐代诰文，首尾已经散失；根据石刻完整本考察，它的作者是颜真卿。起初有人把颜公比作山涛、叔孙通，是因为颜公曾任吏部尚书。大历十四年，代宗去世，颜公任礼仪使。当时颜公后来因刚直不阿而不为杨炎所容，被改任太子少师，但仍兼领礼仪使。德宗继位后的第二年，改元建中；这一年八月，遥尊母亲沈氏为皇太后，正是此时。按照旧例，设置使职必须因事而设，事情办完便立即罢免。颜公担任使职，却不是为了某一件具体事务，这就像开元年间韦縚担任礼仪使而掌管五礼一样。凡是制、敕、册、命，都由中书省起草。当时郭子仪任中书令，却不参与中书省政务；杨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任门下侍郎。只有中书舍人于邵留在中书省起草、署名并执行，这个人就是于邵。新史于邵本传称于邵以谏议大夫知制诰，升任礼部侍郎，却没有说他任中书舍人，想来一定是因为舍人的秩位低于谏议大夫，所以略去了。这里使用吏部尚书告身的印，是因为尚书省实际承接并执行这道文书。任尚书省官职者的姓名，石刻上仍然可以看见。就其中能够知道的加以疏理，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残缺脱落、无法知道的地方，不敢凭臆测补入，这也是有疑则存疑的道理。题东坡临钟繇书 古人临摹书法，大多取法其神意，而不专门追求字形相似。我所见到的唐人临摹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没有不是这样。并不只是苏公这幅字帖如此。如今那些善于追求形似的人，可以说把天下的技巧发挥到极致了。难道古今人的智慧和技巧，还不足以达到这种程度吗？记水乐亭诗 东阳是婺州的大县，担任长吏的人一向害怕它难以治理。像唐代于兴宗、宋代王君□、鲍君极，都常常利用闲暇把情怀寄托在山水之间。如果不能做到政事公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使乡里安定无事，那么即使穷尽游观山水的乐趣，又有谁会和他共同享受呢？如此看来，这个地方本来未必难治，只是忧虑懂得以简易之道治理的官吏太少罢了。王君任县令是在熙宁年间，曾经跟随宾客僚属登上西岘山，在泉水之上建亭，命名为“水乐”。眉山二苏公都为它作了诗。亭子已经废毁，好事者有人把二苏的诗刻下，放置在杭州南山的水乐洞中，仍保存着旧日的遗迹，题作“东阳云”。天历二年秋某月，现任县尹赵侯某才在原址建造新亭，并且购买石料，把诗重新刻在亭中。赵侯治理政事不烦扰百姓，而他余力所及的事情，也大致可以由此看见。他和前人相比，难道有什么不足吗？因此在碑刻下方记下年月，希望后来从政的人能从中有所取法。

译跋米南宫帖 米元章仗恃自己的才气，傲视一世之人，却如此推重佩服道祖，由此可知道祖的为人。世人只因为他们都擅长书法，便把他们并称为“米薛”；但这幅字帖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书法，那么他所推重佩服的，难道只是翰墨上的工巧吗？题云山图 我不懂绘画，古今名家的作品，我都看不出它们究竟好在哪里。近来留居南屏，连绵下了一个多月的雨，远远望见群峰在幽深迷蒙的烟云之间时隐时现，片刻之间变幻出许多景象，宛如从前在画中见到的情景，这才知道高明画家的构思，确实能够窥见天地造化的奥妙。过去有人吟诵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一句，认为必须亲身经历那种境地，才明白它是佳句，难道是虚言吗？先世墓铭后记 右边是两篇墓志铭。前一篇铭文写的是黄夫人宗氏，她是于溍的七世祖母，实际上是故京城留守兼开封尹、赠观文殿学士忠简公黄泽的堂妹。作铭的人，是夫人的侄子颍忠简子。忠简公死在汴京，几天后将士离去的有十五人，汴京人认为颍曾在军中任职，深得士卒之心，便相继向朝廷请求让他继任父亲的职务。当时朝廷已经任命杜充为留守，于是任命颍为直秘阁、留守判官。不久，他与杜充意见不合而离职。秦桧掌权时，李泰发任参政而获罪，颍因被指控写信给李泰发，其中有“忽闻远适，岂胜惶骇”等话，被降了三级官阶。铭文作于秦桧死的那个月。铭文中称“右朝奉大夫”，是他原来的官阶。又过了两个月，他便任兵部郎中，最终也以此官职终身。后一篇铭文写的是居士黄公的夫人，她是于溍的六世祖。黄公第二个儿子名绍祖，是于溍的五世祖。作铭的人，是黄公的外甥喻良能。前一篇铭文叙述黄公的女儿嫁给喻葆光，她就是喻葆光的父亲；因儿子显贵，屡次获得追赠，官至中散大夫。她有五个儿子，都是黄氏所生，其中四人都以文章知名。良倚、良能同在绍兴丁丑科登第；良材是国子监进士，良弼是国学进士。龙川陈先生称他们为“乌伤四君子”。叔奇是良能的字，季直是良弼的字。其余两人则是何恪、茂恭、陈炳、德先。良能在朝廷任职，曾以太常丞兼摄工部郎官，累积官阶至朝议大夫，爵为义乌县开国男，有《香山集》流传于世，但这篇铭文没有收入集中。居士的乐府，大概是题写秦桧所建太平楼的作品；这里的“佞臣”指秦桧。黄公去世至今已有一百四十五年，他的遗文都已散失，只有所作乐府还被人传诵。于溍曾访求到他的其他诗文，连同乐府共五千多字，编为三卷。后来又从宗氏那里得到这两篇铭文，谨慎地抄录并收藏起来，同时写下这篇后记，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考察。先居士乐府后记 右边是居士公题写太平楼的《满庭芳》，也就是铭文所说的公所作乐府。旧时传说太平楼是秦桧所建。考察《宋史》，绍兴五年五月，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派士卒搬运怪石，放置在太平楼。殿中侍御史张绚上奏弹劾此事，杨沂中因此被罚金。当时秦桧已经离开宰相职位，所以太平楼的建造应当是在秦桧最初执政时。等到秦桧再次任宰相，和议达成，他每天让士人歌诵太平中兴的美盛，这首乐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的。当时秦桧命令数百名侦察事务的士卒在市场中巡行，听到有人谈论他的奸恶，便立即逮捕送进大理寺狱中杀掉；上书谈论朝政的人，按例贬到万里之外。忠正之士多半躲避在山林之间，居士公也因此归隐，不再出仕。于溍已经抄录两篇铭文，又把居士公的乐府以及何公茂恭的跋文附在它们左边一并刊出。茂恭就是龙川先生所说的“乌伤四君子”之一，也是龙川先生茂恭兄长的女婿。跋景传遗文 唉，这是景传的绝笔了。我还忍心谈论它吗？景传比我大十五岁，与我是忘年交；他的儿子克让，是我的女婿。景传开始患病时，阴阳家争相来告诉他，说新挖的井方位不利。景传说：“死生有命，不能把罪过归到井上。”便把他们全都谢绝遣走。当时克让正跟着我沿鄞江而上，于是景传说了“等你回来，我却有期限要走”这样的话。克让回来后，他又说了“忍着不死等待儿子，直到儿子回来”这样的话。唉！我还忍心谈论它吗？景传的先祖中，有人做过邵州新化县主簿，仕途稍微不显达。主簿公的父亲是一位忠厚笃实的长者，宗忠简公曾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他。他去世时，宗公确实为他的墓作了铭。到了景传的尊府君希声先生，便凭文学成为后辈的老师。景传却凭借不受拘束的才华，飘游于尘世之外；人们看见他把笑意寄寓在文字之间，类似于隐遁玩世。至于在死生关头，他处置得从容宽裕，合乎圣贤之学，出于性命的正理，这一点人们本来从未能真正了解。他的弟弟景宗，早晨出门耕田，晚上回来读古人的书，要求自己少取而厚待他人，近似于古代独行的君子，我尤其敬畏仰慕他。景传对克让说：“没有你季父，你就不能立身；没有你外舅，你就不能成事。” 唉！景宗看待克让，大概就像我看待克让一样，而景传对我的期望又是如此深厚。我又怎么能在地下安慰景传，还忍心谈论这些吗？景传死后，我既没有一个字为他作铭，也没有片言为他作诔，只好整理记录他的遗言，收藏起来，以表示不曾忘记他；或许克让也能因此受到警诫。跋景传新店弯诗 新店弯在诸暨东北三十里，景传在十八年间曾三次题诗。不久前我任景州佐官，按照旧例到郡府拜访，路过那里，看到他最后题诗的年月，才知道那大概是我作为督运官住在鄞县时，景传带着儿子克让来给我做女婿，曾经寄宿在这里。回头计算，已经过去六年；而景传与我永诀，也已经四年。于是依照原诗的韵脚作诗，以记下对生者和亡者的感慨。如今又相隔五年了，偶然翻阅旧稿，不胜悲怆，便抄录成两份：一份交给克让收藏在家中，一份寄给新店主人，让他附在后来题诗的末尾。跋张监丞代祀虞帝庙诗 有虞氏距今已经三千多年，建庙祭祀他，大概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张侯将要上任时，带着香和币帛，奔赴祠庙之下，竟能立即使神明昭然接受祭品并有所回应。这都是因为圣神在位，德行与古代先贤相合，所以感通应验如同符契相合。张侯本来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夸耀了。然而，君主如同上天，他的德行有不可用言语说尽的地方。因此古代诗人歌咏祭祀的盛大，只称美祭祀时迅速奔走、辅佐显赫的人罢了。张侯迅速奔走、辅佐显赫的功劳，难道还不多吗？把它传播在赞颂的歌声中，也正是《清庙》诗人的心意。读到这首诗的人，为什么不从这一点来观赏呢？

译书王氏忠孝堂记后 我居住的乡里，在汉代属于乌伤县。秦代人颜君以孝著称，他背土安葬双亲，群乌衔土来帮助他，乌鸦的嘴都磨伤了，所以称为乌伤。后来有宗泽公，是宋代元祐年间的进士，靖康年间镇守磁州。高宗以亲王身份出使北方，经过磁州时，宗公极力劝阻他。朝廷不久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宗公任副元帅，于是建立了中兴宋室的功业。宗公以京城留守身份死在汴京，谥号忠简。县人直到今天仍把宗公和颜君合祀于学官，并把那座堂命名为忠孝堂。一个有几万户人家的县邑，上下将近两千年，才得到这两个人；他们的子孙有的不能大振家声，有的已经断绝无闻。像潼川王氏，把忠孝的声名集中在一门之中，后代又能将它发扬光大，使它长久不衰。即使晋代卞氏，也不能独自专享前代的美名，我们乡里的先哲确实有不如他的地方。因读侍讲虞公所撰《王氏忠孝堂记》，便在篇末记下我私下赞美的心意。跋刘声之诗 我二十多岁时，在钱唐认识声之先生。当时声之正以经学授徒，我惭愧自己没能按照弟子的礼节拜他为师。后来我读《周官》，想向声之请教疑问，可是声之已经去世了。今年秋天，我才有机会看到他的门人瞿君士宏所辑集的遗文，共有若干篇。刘君师鲁亲自为它作序。到了这时，声之同时代的朋友和同辈，人物几乎已经凋零殆尽。与声之交游最久、并且像兄长一样敬事声之的人，如今只有师鲁了。士宏得到师鲁，把这些遗文作为使声之不朽的寄托，还有什么遗憾呢？只是可惜他所编录的，颇有不完备之处。我拿自己收藏的声之遗墨校对，发现文集中没有收录的五言、七言古诗和律诗，还有十二首，于是抄写下来归还给他，让它们放入卷中。我所没有来得及知道的，当然不止这些。声之的儿子某，能够保藏他父亲的著作吗？先王的大经大法，见于论著之中的，必定还有可以考察征引的。希望士宏把它们合在一起流传，供著述之家有所取法。跋俞好问记外家遗事 记述外家遗事的文章，前有陶渊明，后有苏子瞻、朱元晦；他们都已经去世而著述树立，所以他们的事迹流传至今。俞君好问以外孙的身份记述沈君的遗事，却不能确定能否像前人那样流传，因此急切地向人求取遗文，托付给他们来使沈君流传。四十年间，他所得到的前朝故老以及一时公卿显贵的文章有几十通。好问今年七十六岁，仍然不厌其烦地搜求；即使像我这样蒙昧浅陋、出仕又晚的人，他也想让我把姓名附在篇末。想要报答他的恩德，真如昊天无边，又如《凯风》《寒泉》所寄托的思亲之情，哪里会有尽头呢？沈君沈约已经富裕有余，乐于施惠行善，却从来不接近名声；沈君的事迹是否流传，又有什么得失？我私下只是感动于好问的作为，它足以激励浇薄的风俗，对名教的功劳很大，所以不推辞而为他写下这篇文字。题觳觫图 有位客人拿着《觳觫图》来拜访我，起身说道：“渔阳严君在大德年间由殿中知班任川州判官。州里有个屠牛的人，假装有头病牛，来到州府递交状纸。严君亲自察看，原来这头牛是从屠户家逃出来的；它昂着头、弯着膝，望着严君悲鸣，好像有所申诉。原来是母牛刚刚怀孕，并没有生病。于是严君查办屠户，使母牛和牛犊都得以保全。如今图中骑马站立的人，是严君；拿着文书跪在牛面前的，是屠户；向右回头接过屠户文书、仿佛拥跪在地而又跟随在骑马者旁边的，是严君的随从吏卒。这件事也很奇异了。”乡里的父老既为此事作图，又带领士人朋友作赋题诗。我私下冒昧地想请太史屈尊为它作序。我听说从前有人把诗送给史官，希望史官记录桃花犬的事情；有见识的人讥笑他说：“史官记事，难道天下没有比这条狗更大的事情了吗？”观察严君爱护生物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他仁爱百姓，本来不必计较这头牛的奇异是否能同桃花犬相比。于是作序归还给他，希望读者不要讥笑。书赵继清诗集后 延祐初年，我凭没有什么才能却忝列末等进士，在州县之间沉浮了十六年。晚年才得以列入朝廷官籍，于是在京师与赵继清相见；追忆慈闱旧日题咏，想到升沉和存亡几乎各占一半，不能不为之长叹。那时我们同年的进士在朝廷任职、做到大官的共有若干人，他们入朝时就侍奉宴饮，退朝后又各自忙于职务。只有赵继清当时正侍立班次，而我以卑微的官职充数，成为闲散的随从，因而能够在空闲日子多次去拜访赵继清。赵继清也拿出自己平生所作的许多诗文，我们相互诵读吟咏，以此为乐。我常常喜爱他的诗，极其清丽婉约而又骨力峻拔；评论者只赞美他不事雕琢，却不知道我们的赵继清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东涂西抹、久久经营文辞的人了。过了不久，赵继清随着调任公文补任一县，临分别时我们握手告别。我还来不及改写对赵继清诗歌的评论，姑且特意记下年月，以表达我们离合聚散的感怀罢了。跋进学工程 《易》说：“君子增进道德、修治学业，是希望及时完成。”难道只是记诵辞章吗？记诵辞章，是末节罢了。后生小子中，仍然有人把它废弃而不去做。这是程敬叔编排每年学习功课的书，所以作了它。敬叔的文学和品行在当时很高，他的传授大概本来就源自考亭门人黄氏进德修业的功夫，并不一定全部出自这部书。这样做，也只是估量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姑且用它来诱导扶助他们罢了。古代大学的教育之道是：每年招收入学，中年进行考核。第一年考察能否断开经文、辨明志向；第三年考察能否敬重学业、乐于合群；第五年考察能否广泛学习、亲近老师；第七年考察能否讨论学问、选择朋友，这叫小成。第九年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意志坚强而不改变，这叫大成。这就是程敬叔所编排的逐年功课。求学的人如果能够根据今人力所能及的事情，去追求古人必定达到的境界，敬叔在这部书之外，还将得到私下取法学习的成效。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登高山要从低处开始，关键只在于努力罢了。跋胡氏家蔵公牍 我家收藏先世因京官削籍、改任外职时的文书，其中有五位举主，按照公文查验都应有奏检，但这里全都没有，不知道是偶然遗失了，还是按例本来就没有？凡是从判司、主簿、县尉等职位逐级升迁，都必须有三位举主；他们举荐某人堪任县令的文书，叫作“令状”。右选官中，才可以由校尉直接举荐县令，而且不限制举荐者的人数。看这份文书，也足以了解当时的旧例了。跋兰亭五字损本 宋景定、咸淳年间，贾氏掌握国政，定武旧刻流落民间的很少，不能用来供自己清赏玩味，于是曾让他的门客廖寺丞参照校对各个版本的异同，选取其中字迹最精美的，辑成一帖，命婺州的良工王用和刻成，经过一年才完成。不久又补授王用和勇爵，以酬谢他的劳苦。那块刻石后来归于京师，如今在前执政吴公家中。这一版本有“悦生”印，必定曾经作为选择的底本，值得珍藏。

译跋苏黄二公帖 苏轼帖中所称“元钧殿院”的人，是吕陶，字元钧。吕陶从进士起家，屡次升迁至司门郎中。哲宗即位，授任殿中侍御史。朱光庭当时任左司谏，上奏说翰林学士苏轼撰写馆职策题，讥讽议论先帝功业，请求惩治他的罪过。吕陶也上奏说苏轼一向憎恨程颐，朱光庭是在替程颐报仇，这就是洛党、蜀党由此分裂的原因。大概苏轼和吕陶都是眉州人。黄庭坚帖没有写称谓，不知道因灾异而被罢职的人是谁，应当另行考察。跋晦庵先生帖 右边是朱文公先生写给侍郎马公的十一封信。先生在淳熙八年冬任浙东常平使者，淳熙九年，因多次上疏弹劾台州知州唐仲友，唐仲友也亲自向朝廷申诉。丞相王文定公和唐仲友是同乡，又有姻亲关系，颇为暗中袒护他，急忙让朱先生以江西宪司职务离开。先生不断上奏抗辩，于是朝廷罢免唐仲友的新任职务，让先生补上他的空缺。先生认为这就像踩过小路的牛反而夺走田地，三尺小孩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极力推辞不去赴任；后来改任江东，又不赴任，请求祠禄而归。淳熙十四年秋，朝廷再次命先生代替马公掌管江西宪司，先生还未赴任，淳熙十五年夏五月，王文定公离开相位；六月，先生入朝应对，授任兵部郎官。由于林侍郎栗上奏议论，诏令先生仍赴江西，先生最终推辞躲避而没有赴任。信中虽然说马公是交代接任者，实际上两人并没有真正交接职务。先生后来因磨勘转官，授职并给祠禄，不久又被召入朝主管西太一宫，兼任崇政殿说书；还未上任，忽然让他以秘阁修撰身份奉祠于外。前两封信的结衔称“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宫”，说明他正辞免论撰之职而尚未获准。等到获得诏书依准所请，仍任原职，并且降诏褒奖告谕。接下来两封信的结衔改称“直宝文阁”，信中所说“所请幸而获准，又蒙褒奖诏书”，就是指这件事。再后面的两封信只称官阶和贴职。当时已经有诏令起用先生，准备让他主持江东漕运；这就是信中所说“不知任命的缘由”。先生当时正在接受辞免，所以祠官、使职都不写入结衔。所谓“婺相”，大概是指王文定公所说的“邪说奸心，暗中凭借宗庙神灵之力，实在应当纠察诛戮”的话；这句话似乎带有激愤之意，未必只是因为前面的事情而感到遗憾。这六封信都在淳熙十六年夏秋之间。最后两封，一封称“权发遣漳州事”，在绍熙元年春；一封称“秘阁修撰主管鸿庆宫”，在绍熙二年秋。其余三封，是询问家属并请托事务的副本。我在先生文集中所见书信，按时事、出处、问答分为三类，共四十卷；但这些书信都没有收入集中，谨慎地详细记下它们的年月，希望等待后来采集收录，用来补足遗失的部分。跋淳熙名公帖 从前士大夫之间书信往来，称谓和封题都有固定格式。文字虽然显得过于繁琐，但其中有身份高贵而不傲慢、身份卑下而不屈服的一面，也有值得观赏之处。这四十七封信，从宰执、侍从、一般官员到京官、选人，共二十四人。他们交往之间的流风遗俗，仍然可以大致看见。跋綦毋潜诗 唐代綦毋潜的诗，见于殷璠所编《河岳英灵集》的有六篇，但殷璠独自称赞《鹤林松覆》《山殿冷》两题的诗不可多得，又说《灵隐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两题前代未有。龙兴寺在吴中，和两座山相对，距离并不远。这首诗一定是当时所作，难道是殷璠偶然遗漏了它？还是他取舍诗作自有用意？因看到间上人所刻的墨本，便在末尾记下这些话，等待读者详细考察。题真文忠公小像 于溍曾跟随仇仁父先生在金陵观看这卷画像，至今已经二十六年；如今又在京师寓所重新观看。抚念年月流逝，感慨前代贤人的身影已经遥远；对于值得仰望、效法的前贤，此外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书仙都王公遗墨后 宏大的谋略 仙都王公亲笔写道：从诸葛亮拜见先主，到寇准出兵澶渊，共九件事，题名为“硕画”。王公以古人自期自任，志向不可谓不高远。王公的长兄是鲁国文定公，侍奉宋孝宗，掌握政权达十五年，他的功业记载在史书中；而王公只做到治理百里之地的宰官，未能等到大有施展便去世了。幸亏这部手书保存了他的志向，仍然可以大致看出。王公的儿子就是鲁斋先生，他把这部手书交给自己的侄孙，并且说后来或许有人能够加以阐发。如今旧日世家日益衰落，但王氏子孙凭才能显露于世，列入仕籍的人接连不断，鲁斋先生所期待的后代应当不乏其人。王公的遗志将有所托付而不至于失坠；这亲手留下的墨迹在这里，并不只是记事、编纂言论而已。与仲子书 鲁斋先生的学问足以成为天下人的老师，世人都能推说他的学术传承来源；但他从父兄那里得到的长期培植，并以此作为接受道统的基础，却有时没有人知道。王公具有间世而出的资质，又很早就立志求学；在家庭之中，哪怕是一言一动这样细小的事情，父兄仍然反复告诫，使他处处谨慎。这样在蒙昧时培养正道，正是圣人的功夫，怎么可以忽视呢？如今那些只在脸上装出婴孩般天真、却高谈性命之学的人，看到这封信可以用来警戒自己。

译跋叶南康遗墨 求学必定要有老师。看南康史君叶公为俞先生墓所作的铭文，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根本、末流和源头。如今距离叶公去世仅仅六十年，新学的小生往往致力于追求名声和地位的尊显，成为众人所仰望的人；能够互相引荐推重的，便称作老师。风俗距离古代实在太远了！读到这篇铭文，难道不稍感惭愧吗？读苏御史奏稿 伯修三次担任御史，在御史台仅四个月，却上奏章四十五次。从皇帝自身到朝廷政令，从考察古代礼制文章到民间隐微之事，只要关系到国家大体和政治得失，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尤其把进用贤能、罢退不肖看作急务。他弹劾的五个人，都是权贵要人的推荐者；一百零九人，则是世代为臣的老臣、德高望重者以及当时的名流；至于外任官员、下级官吏和民间人士，也没有遗漏。我私下认为，国家考察古制设置官职，选择正直的人掌管监察纲纪，本来就是要让他们辨别忠邪，并据此进退官员。如今御史台统计簿册中，每年因犯重罪而被罢免的有若干人，因细小文辞而受到官府议论的有若干人，而因廉洁能干、见识卓越被考察发现的却没有几个。我原先以为这是因为世道衰败、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却不敢肯定一定如此。前些时候因向上庠发问，曾经把这件事拿来询问学生，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回答。如今有幸看到伯修的奏章，才知道天下从来不缺乏人才，特别忧虑的是掌握官员黜陟权柄的人，喜欢制造声威来树立名誉；一旦有人受到引荐推重，便动辄嫌疑他是在攀附而停止任用，因此排斥抛弃的常常多，甄别提拔的常常少。虽然如此，阳城担任谏官七年，比伯修任职更久，他所议论的只有陆贽、裴延龄两个人；和伯修相比，阳城已经略显不足，而且又不能像伯修那样使自己的意见得到施行。这并不是阳城的贤能不及伯修，而是伯修适逢政治昌盛的时代，和阳城所处的时势不同。从前编次名臣奏议的人，不专门把知无不言当作功劳，而是以君主是否听取采纳来观察君主的德行，难道不是这样吗？跋项可立序旧 仲举出身于世代做官的家族，四世祖谢公廓然，在宋孝宗时做过著名的执政大臣。仲举因时代不同、世事变迁，沉沦失意，改换姓名，靠一门技艺谋生，没有人认识他。可立因为与他有家世之交，又有姻亲关系，唯独认出了他，恰好在旅舍中相遇。可立既和他饮酒，又写文章为他作序。旧日的士大夫这才知道仲举原来是名门子弟，稍稍以礼相待。可立讲情义确实深厚，但这难道也是仲举自己的志愿吗？我看古代的隐士，往往混迹在平庸众人之间，主要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罢了。近世所谓高人逸士，身处尘世之上，名声却常常显赫到超过公卿贵人，他们的智慧反而比仲举低，为什么呢？我本来不敢说仲举比今天的高人逸士贤能，只是私下因为世道已经不如古代，对仲举的遭际又有很深的感慨。如此说来，可立的文章怎么可以不流传呢？跋致慤亭纪咏 梁棣州的先父秘监公，在祖墓旁建亭，用作每年清扫墓地、供奉祭品的地方，命名为“致慤”。考察《商颂》的诗，只说“安抚我，使我思念之事得以成就”，却没有说明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礼记》谈礼的部分才阐发了其中的意义，认为“致慤”就是使祭祀少些威仪的意思。慤这种质朴，符合商代质朴的礼制，以质朴为根本，这大概就是能够使所思之事成就的原因吧？墓祭本来是根据人情义理而兴起的礼制，秘监公给亭命名为“致慤”，可以说真正懂得礼的根本。极度的哀痛不需要文饰，极度的敬意不需要装饰。坟墓之间，是极度哀痛的地方；如果还把木偶、车马雕刻得栩栩如生，算是文饰吗？宗庙之间，是极度恭敬的地方；如果一座宗庙分成三间，还施加彩绘，这算是装饰吗？文饰盛大而哀痛、敬意衰减，这正是秘监公向后人明白展示、使人不要忘记根本的用意。孔子的祖先本来就是商人，孔子在尝祭、奉献祭品这件事上，连子贡都还疑惑。距离圣人越来越远，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对秘监公给亭命名的意义产生疑问？确实不应当不加以记述。这部文集中的记、载、序、录、赋、咏，共有若干篇。棣州已经辑成巨编，因为他曾凭世交托付于我，又请我在篇末题识，事情就是这样。跋何节妇诗 我过去听说，曾大父户部府君任吴地佐官时，永康何公以阁职引导、参议枢密院事务，奉诏巡察江淮，招集射阳湖的流民，路过吴兴。户部府君慷慨激昂地详细谈论时事，直到深夜才分别。不久，丞相吴许公离开朝廷，言官迎合上意，把他视为丞相党人；户部府君也因和丞相的兄长交情深厚而获罪，奉祠离职。我家和何氏本来是世交，节妇吕氏的丈夫，正是都承公的儿子。我因为两家世交而居住在同一郡，却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我真是鄙陋的人啊！至于都承公兄弟才干谋略的优长、事业品行的盛美，以及节妇父母家世代为官、在乡里享有声望，这些我早已知道。节妇能够以义守节，都是家庭长期熏陶的结果，本来不是那些在街巷中磨砺品行、树立名声的人所能相比的。我私下想，节妇正因为不能终身侍奉自己的丈夫而极度悲痛，诸位公卿却反而因为有关部门对她加以表彰，动容相庆，长声歌颂她，不知道这果真是节妇内心所愿吗？谨把自己的姓名附在卷末，记下惭愧，也提出这个疑问。书曾氏家谱后 韩魏公说过：“谨慎编修家谱而不忘记祖先的坟墓，是最大的孝。家谱编得不谨慎，祖先的文字不能流传，想要考察他们的墓地并郑重奉事，能够办得到吗？”赣人曾鲁卿是少师文清公的六世孙，长期在南海一带做官，一旦归来，便整治尚存的祖先坟墓，恢复被豪强权贵夺去的墓田，奉行已经废止而无人举行的墓祭。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家谱没有失坠，还有可以考察查见的依据。韩魏公的话，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韩魏公精心搜集、广泛访问，也只能推考到祖先墓地的第八世为止；如今鲁卿编的家谱上溯到十八世，葬在各州县的墓地也有十三处，即使韩魏公也比不上。鲁卿的朋友著作郎麦君拿出这部家谱给我看，因此我在卷末写道：“希望你们后代能够谨慎地把它传下去。”

译跋思亲堂记 所谓“思亲堂”，是庐陵彭氏兄弟登上父母生前所居的堂屋，思慕双亲而不忘，所以用它来命名。堂屋并不是专门因为思念亲人而建的，那么凡是可以寄托思念的地方，难道只有这座堂吗？我私下想，他们迈步向前时，一定会说：“这是我亲人走过的庭院。”拾级登上台阶时，一定会说：“这是我亲人走过的台阶。”进去看到内室时，又一定会说：“这是我亲人居住过的房间。”不只是这些，至于盘、栏杆、几案、手杖以及各种微小器物，只要是传留下来、收藏而没有废弃的，也一定会说：“这是我亲人气息和恩泽留存的地方。”所以眼睛所接触、心中所感受到的，没有一样不能寄托思念，也没有任何时候不在思念。难道一定要等到祭祀时斋戒，才思念亲人的居处，像《礼记》所说的那样吗？然而，这还只是末节。人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不使自身受辱，不使亲人蒙羞，就可以说是孝了。人人都有亲人，却不能人人都成为孝子，只是因为没有思考罢了。如果能够专心思念，那么迈一步也不敢忘记父母，说一句话也不敢忘记父母。彭氏最小的弟弟名斗，字宗建，长期游学京师，把《思亲堂记》给我看，请求我申明其中的道理。宗建离开这座堂已经一天比一天久了，我特意把看似浅近的道理告诉他，从自身出发，推广思念亲人的意义。跋思存堂记 新安吴氏的祖先坟墓所在之山，名为存山，他们就在坟墓旁建屋作堂，名叫“思存”。大概是因山名给堂命名，用来寄托把亡者当作仍在世者侍奉的意思。所谓“思存”，亲人是否还在，取决于是否思念他。《祭义》说：“斋戒的日子，要想起他的居处，想起他的笑声和说话，想起他的志向意趣，想起他所喜欢的，想起他所嗜好的。”又说：“祭祀的日子，进入室内，仿佛有所感受，一定像看见亲人在神位上；绕行出门时，肃穆恭敬，一定像听见亲人的容貌声息；出了门再听，长声叹息，一定像听见亲人叹息的声音。”这些话是说，将要祭祀而斋戒时，应当在斋戒中思念亲人，就像亲人仍然活着一样。《诗经》所说“安抚我，使我思念之事得以成就”，孔子所说“按时思念他”，是说思念有固定的时节。至于懂得侍奉君主不忠是不孝，那么说话一定想到忠；懂得做官不敬是不孝，那么办事一定想到敬；懂得日常居处不庄重是不孝，那么神色一定想到温和，仪态一定想到恭敬。仁人孝子不忍让亲人在自己心中死去，本来没有任何时候不思念；亲人虽然去世而精神不灭，也没有任何时候不存在。不必等到斋戒、明衣盛服来承奉祭祀，然后才觉得亲人仿佛在神位上、仿佛在身边。我于是借临川先生为这座堂所作的记，像这样进一步说明它的意义。吴氏的后代，什么时候才能忘记这件事呢？跋奉先堂记 奉先堂，是广平赵君家中用来祭祀的堂屋。古代大夫、士人的家中都有宗庙，庶人没有宗庙，便在寝室祭祀。夏、商、周三代以后，宗庙制度废弃已经很久，那么凡是能够为双亲尽力的事，理应没有不可以做的。何况如今的堂屋并不是古代的宗庙，所谓祭祀也只是进献祭品罢了，这本来无害于礼，又有什么可顾忌而不做的呢？别人不能做到，赵君却独自做到了。诸公对他的称赞和记述，不能说是过分夸美。我姑且把这件事表彰出来，用来劝诫那些拥有田产俸禄却对父母吝啬的人。跋和靖先生帖 苏东坡说，和靖先生的书法像李西台。李西台的书法我曾多次见过，而和靖先生的书法却不多见。山阴僧舍有先生所写的诗几十首，其中很多是文集里没有的。这幅字帖的字形笔画与那些诗完全相同，值得珍藏。跋诚悦堂记 济南程侯子敬，历任州县之间，政绩和操守都很显著。不久，他弃官回家奉养母亲。庐陵王君一向同程侯有交情，又与程侯的儿子益一同在史馆任职，于是为他所居的堂屋命名为“诚悦”，并写文记述此事。治理百姓的根本在于侍奉亲人，使亲人喜悦的根本在于使自身诚实。这些道理在《孟子》中都有详尽论述；我在记文中不阐释它的意义，却只称道程侯政事的美好，是想借结尾显出它的根本。善于谈论道理的人，必定能在实际事情中找到验证，所以君子说话贵在有实质。如果只是抄取古人的现成说法，夸张地说些空话，那又有什么用呢？读这篇记文的人，若能由他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功业，推知他诚身悦亲的实际，就可以说是懂得言语真意的人了。跋《常掾平反序》晋宁府属官常元亨，跟随推官刘君审察囚犯。稷山有个叫张甲的人，因被判杀害兄长，案件已经审结很久。元亨查阅案卷，知道其中有冤情，便向刘君申明，终于为他平反释放。刘君十分佩服他的详察敏捷，但自认为职位低微，无法论功荐举，于是写下这件事并流传下来。汉代史书称于公任东海郡决曹时，审决案件公平；可是现在能看到的事迹，只有他判定孝妇没有杀害婆母这一件事，而太守又不能听取他的意见，以至于让她抱着已经定案的文书哭着离去。唉！妇人没有杀害婆母，和弟弟没有杀害兄长，事情正相类似。元亨能够做到于公所不能做到的事，并不是元亨的才干远远超过于公，大概只是两人所遇到的情势不同罢了。这样说来，刘君远比古代那位太守贤明。刘君现在正居北门，掌握史笔，倘若因撰述而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也足以表明当今官吏都称职，天下没有冤民，这是前代所不能比的。怎么可以把它看作小小的善行而忽略呢！跋《临汝记》《临汝记》是前进士杨舟替江西行中书掾申屠子迪所作的。抚州百姓吴甲用钱财取得郡吏身份，又想让他的儿子乙领取临汝书院的钱粮，山长万士元坚持不同意。吴甲发怒，借别的事情把他交给郡倅，在公堂上侮辱他。士元不能忍受，回去后自杀，颈部却没有立即断绝。乙立即前来接任职事，士元更加痛苦愤怒，拿刀割断喉咙而死。士元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劳力。吴甲想堵住他的口，又借别的事情向有关官府诬告，把他逮捕拘禁。学生们都惊骇逃散，邻近的僧人收殓士元尸体并埋葬了他。乙后来自行申报任期考核期满，拿着宪府公文到公堂上，补任儒学官。子迪当时任都曹掾，查考儒台旧档，得知士元死亡和乙接任的日期，便申明事实，罢免遣送了乙，并写文章祭吊士元。前来监察洽事的御史想为乙设法开脱，却不能改变他的判决。子迪调任离去后，乙得以施行他的计划，终于取得临江儒学录的职位；他在临江时多次自我警戒，谈到万山长的事。杨舟这篇记文约有二千字，大概情形就是这样。唉！假使士元死后事情被发觉，子迪能够审查他的案件，揭露杀人者的罪行并将其诛杀，那么记文所叙述的内容应当比现在多得多。只是因为相隔的年月已经很久，而且担心遇到赦免，所以所记的内容只到这里。我之所以为士元的死感到哀伤，为子迪的志向感到悲痛，以至于掩卷长叹，便是这个缘故。于是删取其中的要点，论述并写在篇中。

译书写《申屠公墓表》后 孔子赞《易》，大概说过：“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又说：“积善之家，必定有余庆。”孟子谈论君子的恩泽，直接断定可以延及五世。唉！名声能否成就，余庆是否充足，也要看善行积累与否以及积累得怎样。子子孙孙不要废弃继承它，即使延续百世也是可以的。内翰临川吴先生既以善人来表彰申屠公的墓，又把他行善的事迹记载得非常完备。人们只知道申屠公对得起自己的名声，却不知道申屠公以上有考城君这样的父亲，以下有御史君这样的儿子，诸孙又往往能够凭才干显露自己，在当时取得显赫成就；他所积累的善行深厚，已经不止一代了。申屠公的名声因而更加显著，余庆还没有穷尽，哪里容易估量呢！继承和发扬善行，是后人的责任，我姑且把这些话记在墓表下方，以等待后人。跋《兰亭序》吴兴公临摹《禊帖》的作品，我所见的大约有几十本，这一本是最好的。然而我曾看过唐代冯承素临摹的本子，极其萧散质朴拙率，和这一件很不相同。爱好书法的人如果能把二者合起来探求它们的相同之处，那么王氏书法的意趣所在就可以看到了。跋御书“明良”二大字 皇上治理天下，端正安坐而无为，在清闲宴息之时，寄情于艺术。皇上的云章奎画，远远超过前代帝王，但臣下很少有机会得到御赐。只有翰林学士承旨、开府仪同三司扎拉尔公，是开国元勋的后裔，世代担任宿卫，清正忠贞、德行纯粹，深受皇帝信任。皇上亲自挥毫，写下“明良”二个大字赐给他，并命令扎拉尔公以此作为字。臣溍惭愧地凭借并无足称的才干，执笔跟随在公的后面；公拿出来给臣看，臣谨在下方记述。臣私下认为：君尊臣卑，是名分的不同；但君臣同甘共苦，在整体上却是一体。因此舜作歌、皋陶续歌，都取自身的事情，以元首和股肱作比喻。元首的明，是君主的德；股肱的良，是臣子的道。把“明良”二语合起来作为赐字，正是用来表明君臣是一体的道理。若不是世代显贵的大臣、与国家同甘共苦的人，怎么担当得起这两个字呢？不过，舜和皋陶唱和的歌中所谓“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说的是臣子的贤良来自君主的明智。武丁命令傅说时所谓“股肱惟人，良臣惟圣”，说的则是君主的圣明来自臣子的贤良。那么，扎拉尔公谋求补报皇恩，应当怎样做呢？我没有才能，不敢只因公蒙受皇上的光照而夸耀一时的荣宠，却只以古代大臣侍奉君主的事来期望公，希望不要让前代贤臣独自享有美名。跋御书“庆寿”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的第二年，翰林学士臣多尔济巴勒有一天在宣文阁侍奉皇帝宴饮，皇上亲自挥毫，写下“庆寿”两个大字赐给他。过了七年，臣溍凭借不足称道的才干在翰林待罪，臣多尔济巴勒由辽阳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入朝任中政使，拿出来给臣看，臣谨慎地记在这里。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凭天赋的多种才能，把圣学当作余事，流露在笔墨之间，如同银河在天上光辉回旋，非下土愚臣所能窥测。然而臣私下听说，皇极所说的五福以长寿为首，亿万百姓所依赖的，正是一人的福庆。像凭勋劳和贤德成为贵胄、世代担任国家大臣的人，赐给他眉寿，使他的家族得以保全，本来是应当的。至于推及皇上的恩赐，把福庆平均施给天下，使八方臣民一同进入长寿之境，难道不是所谓彰显君主恩赐吗？对于名言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臣既不敢勉强增饰一句赞语，但私下的期望又不能自己停止，所以谨记在下方。跋御赐“永怀”二字 文皇在处理万机之余，把心思寄托在艺术上。神妙的文章、圣明的笔迹，冠绝古今。他偶尔曾用佩刀在萝卜根上刻写“永怀”二字，也奇妙地具备书法八法。于是摹写成墨本，赐给近臣。如今翰林学士承旨哈喇巴图尔，当时正以礼部尚书入宫侍奉宴饮，得到这份赏赐，珍藏已久；恐怕人们不知道，便拿出来给臣某看，臣谨记在下方。臣私下认为，“永怀”的含义，正如《大雅》的诗所说“永言孝思”。从前周成王剪下梧桐叶做成圭，仅仅是为了兑现自己的戏言；而皇上的孝思，在仓促之间也不忘记于圣心，这远远超过三代的君主了。后世史臣应当有所记述。跋袁翰林《卤簿诗》从前我世祖皇帝开始建立太室，武宗皇帝才亲自举行裸献之礼，到了英宗皇帝才举行四时祭享的礼仪，并完备卤簿仪仗的制度，大概正是太平盛世最兴盛的时期。翰林直学士致仕袁公当时任秘书监著作郎，把这些写成诗，使偏远乡里的士人看一遍，就如同亲身处在京城宫阙之下，看到熙朝盛大的礼制，这是多么幸运啊！汉代应劭、唐代王象，都有卤簿图；宋代王钦若有《卤簿记》三卷。宋绶增订为七卷，后来又屡次增加到三十三卷。袁公却把它概括在六百字中，把铺陈铺张的妙处曲折详尽地写出，也很奇特了。诗中说：“虽然没有年老的贤人，尚且还有典范，怎么可以忽略它呢！” 跋武学博士朱公诰 宋理宗开庆元年七月，已故敷文阁学士朱公由史馆校勘授任武学博士。我曾祖父户部府君由庆元军府事通判授任武学谕，实际上与朱公同时受命。九十年后，也就是今天至正九年，才有机会看到朱公曾孙所撰写的朱公年谱。年谱错误地把武学写成太学，我谨慎地抄录当时所颁发的诰词归还给他，用来补足缺漏并订正错误。跋王江州诰 右边是王江州的诰词，由中书舍人楼钥撰写。宋代三百年中，我乌伤县考中进士的人，实际上从王氏开始。皇祐癸巳年，王氏任鄞阳令；固绍圣甲戌年，任福州知州，赠正议大夫。永年福州的孙子王寅没有参加世代科举，而是凭荫补入官，历任七郡太守。他以朝请大夫身份任江州知州，是庆元元年正月的事。凡州郡守臣，差遣时颁发敕书，授职时发给诰命；而诰命必定有褒奖之词，所以尤其令人感到荣耀。江州王氏的七世从孙王袆跟随我在京师游学。我于是从史局查阅官书，得到这篇诰词，抄录后归还给他，以备王氏家谱补足缺文。

译跋危公墓志铭 宋代崇宁年间选人分为七阶，判、司、簿、尉属于迪功郎、修职郎；有三名举主便可关升，令禄就是从政郎。由从政郎四次迁升到承直郎，这属于两使职官；留守判官仍是选人，有五名举主，便可以班引而改授合入官。若因职事官改授，则由吏部开具钞文；对外改授则免去班引。改官以后按例派任县职，称为须入。如果另有升迁任命而按资历应当须入，便可免于任县。危公已经由从政郎两次升到文林郎，所以越级授予通直郎。大体说来，迪功郎以上可以改授京官，文林郎以上可以改授升朝官，这叫合入；通直郎就是他合入的官职。仁和是赤县，所以危公以升朝官身份任知县事。至于所谓转官，又与改官不同。京官以上每四年考核一次，转到前行正郎为止；待制以上每六年转官一次，到谏议大夫为止，诸如此类。因为陈君所写的墓志铭误把改官写成转官，把知县写成县令，所以谨慎考订旧制，附记在后面。跋宋诸公遗墨 右边是宋人尺牍十二通，共十个人：雷知院、孝友、宇文签枢、绍节、同事茂陵，以及吴节使瓌、宪圣的侄孙曽、开府觌、寿皇潜邸旧人。此卷先列执政和从官，其次是宗室亲戚和近臣，最后是一般僚属，不再计较他们在时代和辈分上的先后。又因为蔡尚书师学的信札是写给中书的，所以也放在郑侍郎作肃之后。卷首的纸上有小墨印，写着“臣陈瑾重背造”，这一定曾经归藏于秘府。十个人并不都是以善于书法闻名，当时相隔的年代又不久，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珍重它们。徐君在六十年以后从五千里之外得到它，难道不是奇异的玩赏之物吗？跋《宋两朝遗墨》二首 理宗与贾似道书 右边是宋理宗写给贾似道的亲笔信。按《续通鉴长编》记载，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寿来投降纳款。皇上告诉宰执说：“真情还是伪情，难以凭信。”又说：“一定要审慎处理。”贾似道应当同他订立约定，若能归还涟海之地，才可以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说涟海已经收复，而新史记载归还土地是在二十四日庚戌。只是因为李璮在这一天有建节封王的命令，所以把两件事连写在一起。李璮就是李松寿。这封亲笔信在初十日午时发下，说：“来意真实明确。”又说：“不可失信，必须在已经订约之后、尚未归还土地之前。”大概本月初十日丙申，宫中把处分事情发给外廷，称为内批，也称为御笔，都是由内夫人代写；所谓御宝批，有时是皇上批示，有时是内夫人批示，但都使用御宝。只有亲笔才是皇上亲自写押字，不一定使用御宝。李璮的去留关系到机密，皇上没有批示外廷，只把亲笔信交给贾似道，所以正史和其他传记都没有记载。姑且考订日期次序，以补备缺文。度宗与贾似道书 右边是宋度宗答复贾似道的亲笔信，称他为“师相”而不直呼其名，礼遇体面到了极点。这样的称谓过分，虽然受到史家的讥讽。至于“实在借重您的庇护，恭敬地请求您的照察”等话，就像士人百姓对敌对自己的人所说的话，君臣名分几乎完全废弃了。这张纸流落民间，连搜访也没有找到，所以史家没有加以讥评。谁知道礼制先亡，国家便随之灭亡，这并不是小事。我姑且把它表章出来，留待后世执笔作史的人评说。跋米元章书《兰亭序》临摹《禊帖》的人，得到它的外貌，像优孟模仿孙叔敖；得到它的意趣，像鲁男子学习柳下惠。世间流传的“三米兰亭”，是把王右军的书法摹刻到石上；这一件则是米元章临摹王右军的书法，外貌未必相同，意趣却一点没有差异，实在值得珍藏。跋傅氏所受诰命 我溍八岁入学，向傅先生求学。七十年后，才有幸同先生的从孙藻交游，因而看到傅氏先世所接受的诰命。修职郎致仕思聪，是先生的曾祖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是先生的祖父。修职郎原来已有官职，因为长子时中考中解试而加封；他的第二子就是迪功郎大中，也因为长子奎考中解试而受封。迪功郎的第四子翼，就是先生之父藻的曾祖父。傅氏世代以儒业为生，过去曾有人考中进士，却只得到一项官命便停止了。先生的上代，又都因庆典推恩而受封，怀有才干却没有得到施展。藻年少而才华秀发，恩福所及，也许正在此时。先生名肖说，字商佐。跋《金縢图》《尚书正义》把《金縢》一篇分为四节。吴郡颜直之采用李公麟遗留下来的画法，书写经文原文，并画出经文所写的情景，制成这幅图。他所书写的，大概是第二节的册祝，以及第三节的卜吉祝；祝辞和占卜同时进行。篇末所记，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这幅图略去没有涉及。经文中可以见到的，只是树立璧玉、手持珪玉，开启钥匙纳入册书而已。这幅图对于鼎、俎、尊、爵、豆、笾、筐、篚之类器物，没有不齐备的。也不过是画家凭自己的意趣创作，却把它们的形状姿态曲折尽情地表现出来罢了。跋方承奉墓志铭 承奉方公，是大冶县丞、讳名应龙之父。虞公与大冶都是嘉定癸未年进士。承奉去世后，虞公为他撰写墓志铭，因而提到我们县的几位同年：景云，是朱公元龙，字元龄；楼公大年，字处善；龚公应之。龚公因经义受到穆陵的知遇，历任清要之职，官至右史，最后任中大夫，直宝谟阁。朱公由宗正丞兼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左司郎官、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屡次升迁为台州知州。虞公由尚右郎官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屡次升迁为瑞州知州。楼公也曾以吉州倅代理郡政，入朝任提领户部犒赏所正管文字。只有大冶此前已经有官职，锁应换授，却只得到一阶升迁，还没有来得及升改，便以选人身份先于他的父亲去世，人们无不为之痛惜。后来虞公撰写墓志铭，一百零四年后，就是今天至正十二年。大冶的曾孙道禅因为年代久远，墓志铭的传本失散，前来向我求访，我谨慎抄录后归还给他。

译跋欧阳文忠公帖 右边是欧阳文忠公的书帖。所谓奉职的人，是公的第十三侄和他的弟弟十四郎，姓名都不清楚。帖中说：“十四郎从县里来，是三班奉职，属于右选中的低级官员，一定会在某县任监当。”欧阳公在皇祐四年三月丁日遭逢郑夫人之丧，五年八月从颍州回来，在吉州安葬母亲；这封帖写于那一年的正月，大概是因为派人求取墓志，便附带送去的。另一帖说：“只需走十六程就能到，必定是颍州的邻郡。”但是墓志没有流传下来，无法详细知道所说的知府舍人是谁。有人或许责怪欧阳公不应当说官职难得，只教人修养天爵、奉行天职就可以了。恭敬地看这封帖，虽然没有依据古代经传发表高深议论，但劝诫的话真实恳切、周到深厚，出自至诚；同家人说话就应当这样。苏文忠公曾跋欧阳公写给十二侄司理等人的帖子，说：“凡人在外面勉强做作，什么事情做不到？只有考察他的私下言行，才看得出真假。”这是欧阳公写给弟侄的家书。他又说：“听说公的儿子季默正在把公的书札编成一集，这几封帖尤其对世人有益，应当抄录后寄给季默。”苏公真是懂得言语真意的人啊。跋《干淳四贤墨迹》朱文公与大愚帖 淳熙丙申年，朱公因执政推荐，被授任秘书郎，群小便诋毁他。不久皇上下诏批示说：“援引徒有虚名的人，恐怕会败坏朝廷。”朱公也辞谢不肯接受任命。又有他写给东莱的信；当时朱公刚在云谷建成草堂，准备接待前来求学的人，所以帖中说：“各种情况都已经在给恭兄的信中写明了。”腐儒的处境竟然如此，哪里还敢有传道授业的志向？只是想闭门反省过错，以终其余生罢了。朱公在六月辞谢任命，七月再次辞谢仍未获准，十月才奉祠崇道，所以帖中说：“一次请假往返，动辄超过两个月。”大愚任四明仓曹，是壬寅年冬天的事，距离朱公得到祠禄，前后已有七年。帖中称他说：“监仓的职务，一定是在等待次序的时候担任的。” 张宣公与东莱帖 乾道辛卯年春天，朝廷下诏任命知閤门事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张公当时以左司兼任侍讲，亲自上疏极力说明此事不可行，任命于是中止，但宰相暗中支持张说，便调张公出任袁州太守。壬辰年春天，张说先前的任命终于得到落实。帖中说：“元晦的约定，最终能不能实现？宜春在明年六月。如果不被斥退，果真能够赴任，那么明年秋天可以邀请二兄到那里相会。”然而张公自从离开朝廷退居三年，袁州的任命最终没有来得及赴任。淳熙甲午年，才起任广西帅。东莱以正字身份遭逢父亲丧事，这年夏天服丧期满，奉祠崇道。秋天进入越地，所以帖中称他为“主管正字”，并问他在会稽停留几天。张公写这封帖是在初冬，广西的任命大概还没有下达。吕成公与某少卿帖 这位少卿不知道是谁。吕公以宣教郎署名，这封帖写于乾道辛卯年七月，在改授京官以后、九月任馆职以前。吕忠公与石应之帖 应之名宗昭，是越地石氏的人，东莱的门人。吕公在绍熙甲寅年正月写这封帖说：“妹妹的婚事，年末已经办完；而同月又有祭妹文，那么写这封帖的日子，妹妹还健在。”帖中后面一段，大概是应之哭悼妻子已经很久，所以吕公希望他得到贤良的配偶作为内助；又因为吕公有女儿将要嫁给他的儿子，所以帖中说：“这本是你家的事情，我却接连写了好几页来烦劳叮嘱，近乎强行絮说。”又说：“不过事情若能成功，对秦国也是有利的。”帖中称应之为“正字”，应之是乾道壬辰年乙科进士，到这时已经二十多年，必定是奉召考试后进入馆职了。书写曾大父代朱签判作启札后 遯山朱公早年跟随我曾祖父户部府君交游，户部府君惊异于他的才干，便把二弟望江县令的女儿嫁给他。朱公二十六岁时考中龙飞乙科。起初选授幕职，恭敬任职刚开始，按惯例要写书札表示敬意，向台阁和府衙通报。太守、通判交接职务时，同僚们的启札都由户部府君替他们拟稿。大概把文章作为见面礼，在盛世本来就有这种做法；至于礼节的繁琐苛细，则到了末世达到极点。信札重重封缄、纸幅叠叠，动辄数百上千字，其中偶尔有引用一两句来显示学问、对偶工整来显示文采，受到知遇的人精心搜求、巧加雕琢，尤其不敢草率。参加科举的士人刚刚入选调任，家中没有门客，帮助他们执笔作文，很少不依赖父兄师友。宋室南渡以后，名公别集中的记载可以看见这种情况。到了如今的盛世，风俗又恢复淳厚古朴，上下交往凭实际而不凭文饰。朱公虽然辛劳于州县将近三十年，却没有人再要求他遵循从前那种繁苛的礼节。朱公获准退休、在家养老，又已经不止四十年了。当时的旧事，有些是后人耳目所接触不到的。我近来因汇辑户部府君的遗文，得到这份稿子，共有启札若干通，于是抄录后交给朱公的孙子濂，嘱咐他谨慎收藏。濂专心好学，又特别喜爱写古文；如果不是为了实际用途而使用这些文稿，也许可以通过观看古代的旧俗，来验证今昔崇尚质朴还是文饰的不同。跋 跋唐人临摹王右军二帖 右边是唐人临摹王右军的两帖，精妙达到如此程度，却没有注明临摹者的姓名。大概当时士大夫大多能写好字，并不只是二三位声名显赫的巨公才值得流传。跋东坡临摹《明远帖》古人临摹书法，不追求外形相似，却能得到原作遗留下来的意趣。如今却越是工整，越不像原作。爱好书法的人，何不从这幅帖中来观察呢？跋《泰山碑》泰山碑上的字大多磨灭了，只有二世诏书大致完整。峄山碑也有这篇诏书，大概当时想让后人知道石刻是秦始皇所作，所以都在碑后刻下这篇诏书。跋《峄山碑》欧阳公说峄山没有这块碑；看杜子美赠李潮的诗，可知在欧阳公以前很久就已经没有这块碑了。新斋李公曾经把摹本刻在金陵郡学，这块石碑如今也不存在了。这是徐鼎臣摹刻的旧本，值得珍藏。跋馆本《十七帖》唐贞观元年，朝廷下诏选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中爱好书法的二十四人，隶属宏文馆，学习宫禁中的书法，并拿禁中法书传授给他们。不久又设置拓书人员三人，这就是馆本的开始。开元六年，朝廷命人整理御府收藏的古今善书者钟繇、王羲之等人的墨迹，得到一千五百一十卷，与贞观年间相比没有增加。龙朔三年，又进呈馆内法书至九百四十九卷。这样看来，当时的馆本一定不止《十七帖》；只是这十七帖特别为世人共同传诵，后来又有诏令刻勒，充作馆本，所以称为馆本《十七帖》。卷尾有“僧权”二字，但不完整，说的是梁代的徐僧权。

译跋唐《御史台精舍记》汉代史书的列传详细记载了包咸、刘淑、檀敷、李充所建立的精舍，却遗漏没有记载唐代御史台的精舍。大概前面四个人都是讲学教授诸生，而唐代这所精舍是奉事佛教，所以史书略去不记。幸好有这块碑，可以保存当时的旧事。跋李西台书 涪翁称赞西台的书法出类拔萃，像膳食中没有剩下的肉，又像美女肌肤丰润而神气清秀。只是遗憾摹写的人失去了他的笔意。如今有幸看到这件真迹，得以窥见他的笔意，难道还会有涪翁留下的遗憾吗？跋林和靖诗 我曾经见过先生亲手书写的一卷诗，其中很多是文集里没有收录的；这三首诗文集中都有，但也不完全相同。我私下认为，文集中的本子是后人改定的。跋范文正公书《伯夷颂》范文正公为苏才翁书写《伯夷颂》后面，有秦桧之太师、贾似道师宪太傅二人的图记。宋室南渡以后，这卷作品一定流落江左，曾经进入他们两家的收藏。后来李侯戡在燕地得到它，正是宋朝灭亡的第二年。范氏居住的地方就在吴中附近，而秦、贾二人不能把它取回归还，最终要等到李侯得到它；而范公的子孙于是得以恭敬地接受并珍藏，难道是偶然的吗？大概自从西方的战事停止、不再用兵，范公归来而获得安逸，外藩因此有空闲寄情于艺术。苏才翁擅长书法，十分佩服范公楷书的精妙，请范公书写《乾卦》，范公因为字数太多、眼力不能胜任，所以改写这篇颂。卷末只说：“书法也需要互相切磋，我还有不妥之处，不要吝惜赐教罢了。”后来一两位大臣才推广他的说法，认为范公写这篇颂，实际上是为天下万世的纲常作打算。这个说法高明极了！后学之士不必再多说。跋范文正公与尹舍人帖 尹公自称同范公之间兼有道义上的师生和朋友关系，但他的谈论很少涉及性命之学。至于尹公面对生死变化时的表现，更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不是懂得道的人，不能参与到这种境界中来。大概当时风俗淳厚，士大夫大多不多说而亲自实行，还没有发展到树立名目、互相夸高的程度；那正是宋代三百年中最兴盛的时期。恭敬地观看范公遗留下来的书帖，怎么能不抚摸着卷轴而连连叹息呢？跋《徐州鹿鸣燕诗序》这篇序与东坡先生文集所载的本子相比，少了六字、不同的有十三字。考察先生在嘉祐元年考中进士，这一卷说“嘉祐之初”，而文集中作“嘉祐之末”。幸好真迹还保存着，可以订正传刻本的错误。跋东坡书秦少游《龙井题名》元丰元年，东坡先生被贬到黄州。少游在元丰二年秋天到达龙井，三年秋天，先生才为他书写这篇题名，并在后面作记，说自己和儿子迈划着小船到赤壁，向西望见武昌，山谷中的高树苍然，云涛连接天际；而先生作《赤壁赋》，则是在元丰五年的秋冬。溍小时候就能背诵少游的题名，没想到临近老年才有机会看到先生的真迹，于是考订它的年月，谨慎记下。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称说，潘公所居的房屋仅仅能够遮蔽风雨，城外没有一尺土地；经界法施行后，只有寄托在丘墓之地，缴纳几尺帛罢了。这封帖所说的，任职二十六年，没有一亩可以耕种的土地，也没有一间屋子可以居住，正是如此。朱子文中说，潘公前后任官不过八百六十多天；这样看来，二十六年中他实际任职的时间，还不到现在的一考，俸禄赏赐大概也没有多少，难怪他清苦贫困。我们家乡前辈中，地位显贵而能够贫困自守的，只有潘公和徐文清公；而潘公的胸襟气度尤其洒脱。唉，真是贤者啊！跋静修先生遗墨 我二十岁左右时，曾亲手抄写静修先生的《丁亥集》，全都能够背诵。五十多年以后，才从汝南张君那里看到先生的遗墨。大概张君的祖父曾在先生门下受业，所以先生写下这幅字送给他。这里谈论小学，不取用邓伯道、朱寿昌的事例，却善于阐发朱子言外的意思。我既得以痛快地观看前代学者的真迹，又能够私下窥见先儒精微的旨意，这是多么幸运啊！跋《翠岩画》先生壮年时，客居于信国赵公门下，很想凭借奇伟非凡的功业显露自己。后来遇到圣明的时代，四海统一，年老后无所任用，只能沉浮于世俗之间；但他胸中那种磊落、轩昂、峥嵘、突兀的气概，时时从笔墨所及之处流露出来。后辈小子却想把他的作品一概按照寻常书画的品格来评判，这样当然会使能够流传于世的作品很少。我在大德戊戌年春天于钱唐见到先生，如今已经五十年了，因观看先生所作《孟浩然诗意图》，姑且在后面记下这些话。跋赵魏公书欧阳氏八法 近世钱唐金氏，一向以擅长欧阳询书法而闻名。等到赵魏公出现，学书的人争相仰慕效法他，欧阳氏的书法于是废弃了，却不知道赵公教导儿子，实际采用的正是欧阳氏八法。赖有这幅帖保存下来，书法的始末源流还可以考察。虽然如此，木匠和车匠能够给人规矩，却不能使人变得灵巧。父子之间不传的精妙，一定还有超出这幅帖之外的东西。学习临摹书法的人，应当深入钻研而自行领会。跋钱翼之《千文》吴兴赵公早年学习书法，下的功夫极其精密；等到他心领神会、运笔自如时，纵横曲折无不按照心中所想自然写出。那些凭借赵公书法成名的人，急于求成，往往只摹仿赵公晚年所写的字而追求外形相似，就像不经过门户便想登上厅堂、进入内室一样。既能得到赵公用功精密的诀窍，又参酌古人而别出新意、自成一家，像我说的钱翼之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这卷《千字文》用四种字体书写，都是他得意的作品，尤其难得。如今翼之已经不能再作书了，而他的儿子能够继承父业，不知道会不会也认为我的话是对的？

译跋《余姚海堤记》《尚书》叙述大禹治水十分完备，着重记载他疏浚、引导水流的功劳。孟子也称说，大禹疏通九河，疏导济水、漯水，决开汝水、汉水，排泄淮水、泗水；对于海，只说水流入海，把水注入海中罢了。大概到了海这里已经没有再用力的地方，所以太史公《河渠书》、班孟坚《沟洫志》都有记载，到了海则保存而不加论述。余姚位于天下东南，土地一直延伸到海边，居民多次遭受海患。它过去还是县时，宋庆历年间知县谢景初曾修筑堤坝二万八千尺，庆元年间知县施宿曾修筑堤坝四万二千尺，其中石堤有五千七百尺。他们在海边所花的力气，都是古人未曾做到的，可以说很艰难了。国初把县改为州，四十多年后叶君恒来任州判官，他所修建的石堤，按尺计算前后总共二万四千二百二十五尺，比前人所做的不是更加艰难吗？先儒胡文昭公常常用经义来处理事务，把所治理的事务分科教给学生，水利就是其中之一。自从世俗儒者只务求发表高论，而不肯用心于实际事务，后世有些人于是指责经义是没有用的空话，彼此诋毁这种看法已经很久了。叶君凭经义出仕做官，又善于处理实际事务，至于水利也能做到古人未曾做到的地方；这件事已经大书深刻，详细记录在碑上。如今我独独推重他能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是因为他懂得先儒求学的道路，也懂得经义果然不是空话。跋南丰曾公谥文定覆议 宋代制度规定，文臣光禄大夫、武臣节度使以上，依法应当议定谥号的人，都由太常博士提出意见，考功郎中复核，然后上报朝廷，再下达诏令。绍兴初年，为了表彰死于节义的臣子，开始有赐谥制度，直接命令中书舍人撰写诰词、发给诰命，太常和考功都不参与。从此，原本应当获得谥号的人，也援引这一做法作为先例。乾道末年，臣僚说这不合旧制，朝廷于是重新申明制度。淳熙年间，遂下诏规定，凡特命赐谥，也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议定，取旨后颁发诏令。曾公官位只到四品，因为乡郡请求而赐给谥号；在太常议定、考功复核，是采用近来的制度。然而其中发扬褒美的内容，即使是诔文赞辞，也几乎没有超过它的，难道会因为颁诏还是发诰而有轻重之别吗？刘公从嘉熙戊戌年到淳祐壬寅年，前后两次兼任考功，又正式授任员外郎，不知道这篇覆议写于什么时候。如今有人正建议重修宋史，考查清楚年月后上报有关部门，用来补足曾公列传的缺漏，是可以的。书写《贾氏家谱》后 宋室南渡以后，婺州东阳考中进士的人，从兰隰贾公开始。贾公名廷佐，字子野。他的父亲奉直公，因为已故宰相魏国文元公的恩荫而补官。贾公从真定回来，定居东阳，家谱有幸保存完整，可以考察。县志记载贾公任删定官，因为违逆秦桧而离开朝廷。但贾公任桐庐簿时，请求停止和议的三封奏书都缺失没有记录，没有人能够传述。秦桧害怕皇帝向敌国称藩，国史忌讳不写，只说是“和议”；但臣僚的章奏，如忠简胡公所说“朝廷宰执全都成为陪臣”，自然无法掩盖。贾公的奏书也说：“陛下成为敌国的诸侯，臣成为敌国的陪属。”这与忠简公不约而同地说出同样的话，更能看出当时的事实，绝不是过分激烈的话。所谓和议，东都兴盛时曾经用来对待邻国，为什么只有绍兴年间的事情能使人如此感到愤懑呢？诏书告谕使者、接受国书的礼仪，大概不只是表现在空话上。我的朋友吴正传为贾公作画赞并写序，说话一到这个地步，是他的君主不能忍受的；这仍是因为史家有所避讳，因而怀疑贾公的话过于激烈。正传又说，世人知道有忠简公的奏书，却不知道有贾公的奏书。唉！自古以来忠贞正直之士的危言正论湮没无传，难道只有贾公一人吗？贾公所说的话有足以验证事实的地方，不能让它最终完全失传。我姑且依据正传的序文加以详尽论述，留待著述之家访求考察。书写《叶信公年谱》后 按宋代制度，文臣任少卿、监，武臣任正刺史以上，凡在前朝去世的，实录中通常都有附传，国史列传就是以此为依据的。如今言官正在提议重新修撰《宋史》，但丞相、信国叶公去世于德祐失国后三年，已经没有可以凭据的附传了。我曾经经过叶公的故宅，在甽忠堂拜谒叶公遗像，退出来后又得到故礼部尚书王公撰写的叶公墓志铭，因而知道叶公平生的大节和历任官职、所作所为的大概。如今有幸看到叶公家中所撰的年谱，与墓志铭相比更加详尽。我私下认为，当时那些在德祐以后相继沦没的名卿大夫，应当不止叶公一人；他们未必都像叶公这样有后代，并且能够以儒学传承家业。文献不足以考证的情况既然如此，幸而还有保存下来的材料，就应当谨慎收藏，等待有关官府来访求取。至于考察当时的史事并撰写评论赞语，自有执掌史笔的人在，不是我们这些人敢于妄自置喙的。跋右丞叶公上书副本 宋景定甲子年秋七月，彗星出现在柳宿，皇帝下诏征求直言。三学的士人都有奏书陈说朝政的缺失。已故尚书右丞叶公李时游在京学读书时，与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叩击宫门上书，斥责宰臣贾似道专权误国，言辞尤其恳切。贾似道知道奏稿出自叶公，八月命京尹刘良贵将他逮捕下狱，以擅自使用金饰斋扁作为叶公的罪名，把他流放到漳州。德祐乙亥年，贾似道因丧师失律被贬往漳州，于是放叶公自便。当初，世祖皇帝亲自统率六军，驻扎在江上；宪宗皇帝突然抛下群臣去世，世祖返回正位登上帝位，鄂州之围得以解除。贾似道当时正任京湖宣抚使，却把这件事邀来作为自己的功劳，于是进入中书而占据宰相之位。叶公书中所说的‘恰好有上天的幸运，能够成就那番功勋’，就是指这件事。中原士大夫往往能够传诵这篇文章。元朝已经攻取宋朝，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巡行江南行台，访得叶公于杭州，立即任命他提举儒学。至元二十四年，尚书省建立后，由提举召拜为左丞，不久升任右丞。至元二十八年，在任上去世。东山朱君伯清年轻时曾与叶公一同拜太学博士施先生南一为师。叶公获罪后，没有人敢接近他，唯独朱君备办衣服饮食，派亲近的人护送他上路。等到叶公位居政府，士人多因他的援引而进用，叶公多次派人迎请朱君，朱君始终推辞不去，终于以平民身份终老。叶公南行时，朱君的儿子文韶刚七岁，叶公临别把自己所上奏书的副本交给他，文韶一直非常谨慎地收藏。直到今天已经八十年了，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文韶去世后，他的儿子天骥才拿出来给我看，并让我把年月写在左边，以等待执掌史笔的人采录取用。

译跋褚河南书写《儿宽赞》子固认为，这篇《赞》与《三龛孟法师碑》的用笔不同，断定是褚河南晚年所书。碑上有年月，确实可信无疑。然而石刻与真迹相比，自然不免有些差异，因为其中转折和精神的地方，有些不是摹写镌刻的技巧所能完全表现的。跋阎立本画 宣和内府收藏的阎相画作共有三十二幅，我曾在故秘书少监吕公家看到过其中的《房宿图》，大概是大德年间前朝所赐的宣和旧物。如今又有幸看到这幅《五星图》，东海徐公说他所见过的三本都比不上这一幅，那么阎立本所画的应当不止一本。这幅画虽然没有内府印章，但徐公在宣和年间已经鉴定为真迹，确实值得珍藏。跋《兰亭图》右边这幅《兰亭图》是赵千里所作。永和年间兰亭修禊聚会，共有四十二人，其中不见于史传的人，后世有的已经不知道姓名了。千年以后，竟然有人能够摹写他们的仪态风度，以补史官的缺失，这不仅可以供一时清雅的玩赏而已。李伯时有《觞咏图》，好事者已经把它刻石流传。这幅图纤细秀丽而精微缜密，即使有高明的工匠，也不容易镌刻，因而尤其可贵。题唐临《兰亭》过去见过冯承素、米礼部以及赵魏公临摹的《禊帖》，从来没有认为它们完全相同。如今看这一本，笔势翩翩，风神秀美焕发，又与它们截然不同。想要把它取来与那三本参照比较，却不能不遗憾四本佳作难以同时得到。跋晦庵先生帖 本朝擅长书法的人，要数秋涧王公。他评论考亭朱子的书法说：‘道义精华所形成的气象，浑厚广大，从义理之学中流淌出来。’又说：‘道义之气，蓬勃郁盛，散布在文字之间。’他这样评论书法，那么他的书法高妙，难道只是在点画技巧上工整而已吗？大概自从许魏公阐明并推广朱学，把它的学说确立在学官之中，并且用它来取士之后，朔方以南凡受声教所及之地，都知道尊崇信奉朱学，没有不同的意见。至于朱子的翰墨精妙，人们往往认为那只是儒者的细小事情，搁置不加评论。秋涧公可以说是亲眼见到大道而能保存它的人了。道传奉诏赴玉堂，带着考亭先生的手帖北上。玉堂中像秋涧公这样擅长书法的老先生不少，希望请他们试着评论一下。跋朱掾《辨诬诗卷》后 人没有谁不具有是非之心，充实这种心，在朝廷中就成为公道，发露在士君子身上就成为公论。公道废弃之后，公论才会兴起；公论停止，天理就灭亡了。敬之因为刚强正直而取得声誉，受到诬陷后，台府辨明是非，为他昭雪，朝廷的公道于是得以施行。为什么还要依靠士君子的公论呢？各位先生仍然为此叹息、长歌不止，并不只是替敬之发声，大概是要让那些身居高位却没有是非之心、灭天理而放纵人欲的人，听到敬之的事情，从中得到警戒。敬之的事情，前面的序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所以这里不再论述，只讨论为什么不应当让它没有流传，姑且等待那些考察民风的人来判断。跋温公《通鉴》草稿 温公《通鉴》记载晋永昌元年的事情，比这份草稿详细完备得多。这只是最初的稿本罢了，但字写得方正整齐，从未显出放纵飘逸的姿态。他的恭敬谨慎、不肯苟且，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难怪用了十九年才完成这部书啊！如今的文人大多把敏捷机巧看作高贵，轻浮张扬而鄙薄持重；假如温公再生，也未必能和他们一争高下。反复读了三遍以后，只能合上书卷长长叹息而已。《文献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文献集》卷五 元代黄溍撰 序 《陈茂卿诗集》序 诗的功用，实在微妙啊！乘轻车采诗的使者不再到来，那么那些怀抱飞霞、簸弄明月的人，也只能在万物之外自我欣悦罢了。诗歌声调的悲凉、意象的迷蒙，起初似乎漫无边际、没有联系，但到了它能使幽居之人和孤高之士心有所适而不感怨怼的时候，或许对于舒展情怀、振兴道义的益处，仍然可以给观览者一些帮助。只是说它像瑶华琪树一样，世间少见，探求得到之后，有时反而吝于发挥它的作用。像我已故的朋友陈茂卿所作的诗，难道不就是所谓瑶华琪树吗？茂卿平日小心谨慎而少言，容貌也不能动人；活到三十岁，未曾有一天越过乡里的门界，便去世了，所以当时没有认识茂卿的人。茂卿自我困穷，也确实到了极点。我和他交往并且友善相处，却没有能够窥见他的深奥。茂卿去世后，我到他家访求遗稿，最终也没有得到，大概已经作为殉葬品埋掉了。于是追忆并编次过去仅仅听闻而又能够知道的内容，写成五言、七言古诗和律诗，约有千篇。唉！茂卿缘情叙事，清深而激越；他的诗究竟是吝于施用还是没有机会施用，我本来就无法知道。把它们载录下来流传，天下这样广大，千年这样久远，怎么知道不会遇到知音呢？然而茂卿孤独地把自己困穷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值得追悼惋惜、追慕哀伤吗？可是我听说，荆山中蕴藏的玉、丰城中秘藏的宝剑，必定会等待时机来彰显它们的功用。即使是玉的光气和宝剑的剑气，也不会被穷山中的腐土所埋没消灭。事物显现或隐没，本来就取决于是否遇到合适的时机吗？我把它作序并收藏起来，姑且等待知音，不再随便推让了。《送叶审言诗后序》唉！士、农、工、商四民失去自己的职业已经很久了，其中士人失业最为严重。这并不是说他们因为地位低下而受拘束才是祸患。朝廷用丰厚的膳食供养他们，用优厚的免役待遇供给他们；所供养的条件有古代所没有的，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却没有古代所有的。为什么呢？大概过去人口虽多，却没有不让他们以士君子的身份自立于世的；如今却只按他们的户籍来判定而已。正当儒服俎豆之士纷纷兴起的时候，秀异之士和博学之士不能在其中从事本业的，肩挨着肩到处都是。他们安逸居处、饱食终日，把力量耗费在挑担贩卖和各种技巧上，这样的人难道还少吗？幸而有能够磨炼激发自己，稍稍显露才能而在世间求取功名的人，有时又将用文书把他束缚起来，用法令把他拘禁起来，让他放弃自己的长处而去发挥短处。这就好比让刘累去喂牛，却责令卞庄去搏击猪，又失去了他职业本来最重要的意义。像我的朋友叶君，幼年求学，壮年施行所学，从来没有一天离开党、庠、术、序，可以说是能够不失去自己的职业了吧？然而我看他发挥才能时，奋发起来仿佛骑马的人与猿猴争夺险峻之处，跳跃起来仿佛弹丸飞射、箭矢离弦，迅疾起来仿佛狂风翻卷大海、高帆大船前后出没。俊美的声名和美好的赞誉，不断涌起。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夺走他的本业，把他用在儒服俎豆之外的地方呢？如今他正从我们乌伤的教官任上以任期届满离去，乌伤的士人都一起夸饰地写诗来记述他的离别，乡先生朱公已经作了完备的序。我本来就关心士君子，又重视那些失去本业的人，难道能不羡慕并赞叹他吗？不过我担心夺走他本业的人将要到来，所以姑且借这篇文章末尾私下说几句，来表明我的心意，希望叶君不要轻视去留取舍，也不要像我这样有所羡慕！凭借叶君绝伦的技艺和特殊的才能，本来应当不止于豢养龙、刺杀虎这样的职事；如果他只是要把才能用于游戏游乐而施展出来，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