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集卷七上

译《山南先生集后记》以上《山南先生集》共二十卷。记载说：言辞一定要出自古人，这是古来的道理；《离骚》不一定要像《诗经》，《太玄》不一定要像《易经》，而太史公的书也不一定要像《尚书》《春秋》。十五国风的创作，大体都是由真情发出的，却又止于礼义。由真情发出，所以即使相隔千年、时代不同，身处五方的人感受也各不相同；止于礼义，是因为以天地之心为根本。根本只有一个，所以言语是可以理解的。像先生这样宏大的才华、杰出的志向，百件事情中难以施展一件，而他的言论仍不被世人珍重，那么言语难道真是容易理解的吗？先生从年轻时做举子学业开始，就已经知道那些文章不对。等到年老而心气更加沉定，支离破碎的习气全都削除殆尽。因此他写文章纵逸横放、凌厉奇崛，仿佛受到风雨滋润而生长的杂花异卉，不择土地便立即开放。人们只看见他徜徉放纵，任意驰骋，直到兴尽才停止罢了。世上那些善于制造相似文章的人，正窃窃地揣摩、剽窃、摘取，哗众取宠来树立名声，却说自己是在学习古文。谈论性命的人越过幽深的界限，辨析名物度数的人穷尽细枝末节，而先生的文章却被阻塞而不能流行。谁知道他从容自在、浮沉于世俗之间，把自己所说的话看作蝉蜕、蛇蜕，怎么还会被称赞或讥讽所牵累呢？我向先生求学的时间最长，也最为亲近，实在哀痛他的遗芳流传，却没有什么可以记录下来传给后世，于是依据先生亲自为《梦稿》《痴稿》《听雨留稿》所作的序，将它们合编为一部，题名为《山南先生集》。唉，这些言辞，说它不是出自古人，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出自古人。能够不拘泥于古今，而又有不以天地之心为根本的吗？绵延千代，贯通万物，而不迁移、不毁坏、不沉沦消灭的，没有什么比这种事物更长寿了。区区几篇文章和书匣，又有什么可作为呢？姑且用它来表达我的心意罢了。先生的姓名和出仕、退处的大概，我已经替他叙述过，这里不再说。《明正书院田记》宋朝南渡以后，衢州的先贤忠简赵公以下六人，大概早已有祭祀奉祀的旧例。景定末年，王侯已经任此地长官，才向朝廷陈述此事，把原来属官所占据、后来改作道院的祠地开辟为书堂，名为“明正”，并把没收入官的田地一百七十六亩隶属给它。咸淳年间，继任的赵侯孟奎又增加其他田地六十三亩，祠祀之事由此完备。国朝沿袭这一制度，建立书院匾额，设置山长职位；可是这些田地被佛教、道教夺去十分之七八，有司却漠然不加过问。皇庆初年，皇上刚刚即位，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之事，凡是属于学官的田产，严禁冒领侵取。于是总管申侯查阅多年积累的诉讼文书，核实事实，把所有被侵占的田地全部归还。有人拿着教门的檄文来争夺，申侯不为所动；于是他们又买通小吏，窥探申侯正在休假，谎称事情可疑，把这件事上报宣政使司。如今山长叶谨翁君把情况告诉申侯，申侯识破了他们的计谋；宣政使司又将此事下发郡府，申侯征集图籍，复核查问，事情的始末都有了依据，田地终于归还。大概九十年间，祠堂迁徙了三次才有了田地；不到二十年便突然失去，未能守住；又过了三十多年才重新恢复。叶君想到取得这些田地困难，保有它们也不容易，于是请求把事情刻在石上，以求永久保存。我私下认为，自三代以后，师道废弛，百姓离散，儒者失去职守；被佛、道二教夺去的，不只是我们疆域内的田地，何况还有比二教更能以威势恐吓、以利益诱惑人的力量呢？试看马公在建炎年间，接连抗拒大奸，最终被斥退，终身也不后悔。到了绍兴年间权臣专擅政事，汪公因为言论切直而获罪，被排斥不用。赵公最终因为不肯苟合而离开相位，被贬谪直到去世。至于范公、刘公、小汪公在出仕和退处之间周旋，也没有谁稍稍屈挠自己；这种凛然不可夺的操守，区区土地还只是外物。贤明的师帅恭敬奉行皇帝的德意，对斯文给予了深厚的恩惠；希望六位君子的后代，以及跟随叶君登临这座书堂的士人，都恭敬共同承受并奉行这些事业，感怀仰慕而振作自励，其中一定会有名士俊杰脱颖而出，与前代贤哲相媲美。一个人如果能够珍爱自己无价的身体，那么守护一件细小的事物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我既已写下这件事的大概，也把我对诸位的期望说明到这里。当初田地尚未恢复时，刘公的五世孙刘衍曾拿自己的田地一百亩代替书院的不足，汪公的五世孙汪谊也拿自己的田地三十亩相助。到了这时，两家便把这些田地捐出，并告诫子孙不要再占有它们，这件事也值得记载。申侯名叫伊噜特穆尔，是高丽人。《上海县学田记》上海由镇改为县的第三年，县里才有学校。又过十年，学校才有田地。再过九年，才把学校改建在县城东面约千步的地方。延祐元年冬天，张侯如砥来主持县政。他接见诸生以后，看到学校居所，斋舍、房屋还不完备，厨房和粮仓也不充足。查考田产簿籍，折算后归郡学所有的田地，以及原本由本地寓居官员捐出的田地，每年收入的米还不到四百石。他对此深深警惧，担心士人失去供养，学校政务无法开展，于是谋划扩大规制，为长远打算，却还不知道经费从哪里来。善能上人听说此事，请求把自己的私田四百九十五亩有余，作为学官永久的产业，用来补助经费。张侯接受了他的请求，便把情况禀告县中，并将田契交给学校。主持教务的方遇君认为，从前能够拥有学校和田地已经如此不容易，而善能上人一念之间，竟能不吝惜自己的所有，解除我们的贫乏断绝之忧，这不应当让后来的君子没有记述。于是凿石立碑，来请我作记。唉，大道崩坏分裂，九流百家各走不同道路已经很久了，这果真不能相同吗？《易经》说“同人于野，亨”，却说“同人于宗，吝”。同善而不选择对方的类别，还有什么比这样更能带来亨通呢？施行恩惠而不偏私于自己的党派，还有什么能比这样更先去除吝吝之心呢？因为能够通达而舍弃自己的偏蔽，这就是把不同合为相同的原因。张侯和我大概都从中有所取法吧。善能上人也曾学习过这一点吗？上人所捐土地的利益，只是末节罢了。我私下尤其赞美这件善举，希望它近于我们圣人的防范之意，而且不是苟且求同。因此我替这件事推明大的旨趣，写成这篇记；其中具体细目，刻在碑阴。

译《常熟州学田记》常熟原属吴地，在州城西面，子游的住宅就在这里。孔子在世时，吴国同中原诸国往来学习已经很久了，向北求学的恐怕不止一个人。只是子游亲自前往，受业弟子列在七十七人之中，而他的言论行为见于记载，最为详备。到如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出生在这里而好学能文的人，仍然文质彬彬，人才众多。这里风俗淳厚、习尚兴盛，确实不是附近州县所能相比的。然而自从这里成为县时，就已经设有学校，只是学校所占的田地大多贫瘠，因为年成收获不易。诸生往往没有可以仰赖的粮食，学校的供养反而比其他州县还差。弦歌诵读之声稀少而寂静。前后任本州或主管学务的人，都想设法使它富裕起来，却不知道应当怎样筹划。学校的宾客、长老认为，本州有势力而又喜欢行善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曹君，于是相继到他那里说明此事。曹君欣然拿出可以耕种的田若干亩、可以砍柴的山地若干亩来资助学校。士人群居聚食，从此才不再缺乏，人人都感念曹君的作为，希望得到我的文章来记述此事。我听说古代授田、建学，都有完备的制度。百姓成为士人，固然不一定要由学校供给粮食；大家巨室也不得拥有多余的田产来资助施舍。自从先王的制度败坏而再也看不见后，议论的人大概认为，孔子门下三千弟子都聚集在那里由孔子供给饮食；又有人把靠饮食供养的人说成是子游一派的儒者，这种说法多么没有根据啊！如今距离孔子越来越远，若有人听到平民供养门徒的事而受到激励，可以说实在太难了。至于成为弟子员、在这里专心学习、闲居休息游息的人，都是出生在子游的乡里，得到这里美好风气习俗熏陶的。假如他们有幸居住安定、饮食饱足，便一定会有所作为，那么将来他们在这里居处时，必定不会辱没子游的文学；走出这里之后，也必定不会忘记子游求道并爱护人民的学问。一箪食、一瓢饮，不足以说他们俭朴；万钟俸禄，也不足以说他们奢泰。谁能用区区饮食多少这样的琐事来诬蔑君子呢！因此我没有推辞，写下这篇记，来告诉后来的诸位。曹君名某，曾任某官。东阳县门楼记 古代即使是小国，也一定修建台门，用来严明等级威仪、彰重教化命令，并不只是为了随意追求高大华美。因为若不是这样，就无法使百姓熟习上下尊卑的区别，也无法统一他们的视听。古今时代不同，郡国制度也不一样，所谓华丽的谯楼，并不都是出自诸侯三门的制度；把台改成楼，或许仍然取法礼制中以高大为尊的意义吧？《春秋》讥讽新建南门，并不是说修缮旧门、增加规模不对，大概是因为错过了时令。东阳是婺州的大县，辖境将近二百里，民居达到四万区，不只是古代子男之国的规模。县署的大门原来有楼，只是低矮狭窄而简陋，年久之后又将倾圮。县丞耿君某认为这不符合古代严明等级、重视教令的意义，于是联合乡里的大户，让他们拆除旧楼而重新建造。新楼把地基加高二尺，以地基高度的三倍作为屋宇高度；屋脊高出屋顶五尺，宽度为原来高度的三倍并再增加五尺。总的说来，长宽比旧制增加十分之二，高度增加一倍。房间共五间，比旧楼增加二间。耿君的恩惠得到百姓拥护，所以百姓乐于出力；他的考虑周详而善于安排，所以工匠乐于施展技艺。工程始建于延祐二年冬十月，至三年春二月完工，又没有错过农事兴作的时节，所以应当说工程容易兴建而且完成得很快。学校的士人都相互说道：“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这些器物建成。”于是买来石头，写信给我说：“我们耿君兴修毁坏、振兴废弛，可以称述的事情不止一件，而门楼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希望记下这件成就，使后来的人还有所凭借。”我不才，没有能力赞美歌颂他的勤劳，但私下观察这项工程，合乎礼制所重视的原则而没有《春秋》所讥刺的过失，难道能不高兴地听闻并乐意写下来吗？行动合乎礼法，《春秋》本来就应当记载这样的事，难道不就是这座楼吗？至于计算工期、督率役夫等琐事，可以略去。松阳县惠洽巡检司记 处州松阳县所辖有六乡，其中一乡叫惠洽。至元某年，开始设置巡检司。以教官兼任巡检，从我岳君开始。在此以前，担任这一官职的共有若干人，都只是就近借用民舍作为治所，士卒分散住在乡村；遇到紧急情况召集调遣时，往往赶不上期限，却没有人把这当回事。至治二年冬十月，岳君到任。第二年秋某月，才开始买地建造新官署，房屋若干间，花费钱若干，其中十分之七出自岳君的私人财物；不足的部分，则由吏士以及乡里的大户合力完成。又到第二年冬十二月，工程完毕，门、廊、厅堂、房舍以及器械所需，没有一样不齐备完整。岳君已经选择吉日，进入官署处理事务，并让吏士在旁边的房舍休息，于是写信来请求说：“希望有一篇记文，使后人不要废弃它。”县尉和巡检，都以搜捕盗贼为职责；但县尉可以同县令、县长联署，通常治理县城之内，巡检所治理的地方，大多在荒郊野林、山区海滨、幽暗空旷偏远的处所，所承担的力量比县尉更为艰难。何况处州是山地郡，又处在瓯越之间，国家刚刚平定南方，担心盗贼随时窃发，曾经选用重臣，建立军府、分守疆域来治理这里。虽然长久安定，椎杀抢掠的习气或许还没有完全消除，巡检所承担的事务难道不是更加艰难吗？因此后任巡检只庆幸自己侥幸逃过吏部议论，眼巴巴地计算任期，想着任满离去，原本没有心思把居所建得高大。岳君是儒者，按照职务刚到任期，击鼓报警之声没有惊扰百姓，田间乡里的百姓安然吃饭、安稳睡觉，还能调动余力建立官署到这种程度。过去所说的困难，他竟然把它处理得如此容易；他的设施安排又是多么从容整饬啊！这其中有治理政事的成绩，并不只是土木工程而已。世人常常讥笑儒者迂腐而畏惧任事，像岳君这样做，武夫和庸俗官吏难道不应当感到惭愧吗？写这篇记，是为了彰明工程创始的缘由，也是为了替儒者辩解。岳君名自修，字德敏，是宋太师鄂忠武王的第五代孙，现在是常州宜兴人。

译平江西虹桥记 泰定元年冬十二月庚午，平江阊门外新建的虹桥落成。古时候，辰星、角星出现，雨季结束，就清除道路；天根星出现，水干涸了，就架桥，这是主管官员通常办理的事务。《春秋》的书法是，通常事务不记载；这件事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它虽然属于主管官员的通常事务，但这座桥却不是主管官员通常办理的工程。考察郡志，载入图籍的桥有三百五十九座，其中称为虹桥的有三座；其中一座在城西若干步，就是这座桥。去年夏天，大雨使水突然暴涨，这座桥处在两水交汇之处，所用的木材和砖石都腐朽残缺，无法抵挡水势，一夜之间全部倒塌。此地正好控制交通要道，凡是传达征令、赏赐、在各地推行政务，以及进京朝贡、输赋、履行职务的人，都要从这里经过。主管人员奔走迎接、慰劳使客，没有一天空闲；担心船只不足以恭敬接待使者，便砍伐木材扎成木筏等待。正谋划恢复旧桥时，官府库藏不能随意动用，又担心工程劳民，还不知道费用从哪里出。郡民邓文贵听说后，请求拿出家财的一半，改建石桥以便永久使用。随后他又认为这是主管官府的事情，不是平民可以擅自干预的，于是整备材料、召集工匠，听候官府的安排。事情报到府中，府里上报行中书省，不久得到答复，准许按照他的请求办理。于是于八月乙丑开始施工，经过八个甲子日才宣布工程完毕。桥长四百尺，高为长度的十分之一；桥面每隔五分降低二分，最后与两岸相平。桥脊宽度为高度的一半，桥脚宽度在此基础上增加十分之五。桥上设置扶栏，四周加以围护。桥下开门，形状像半月，用来分泄漕河之水，并约束雨水下泄。估计所花钱财，以缗计算为十二万五千有余；役夫按雇佣计算，为二万四千有余。如今总管郭公已经率领僚属在桥上设酒宴，为工程落成庆祝，并且认为文贵只是编户平民，并不像其他大姓那样拥有著名田产、俸禄和经营财货的资产；河桥、道路这些工程本来由官府实际掌管，而文贵却能拿出衣食所余来缓解主管官府的急难，不应当没有办法用来表彰并鼓励他人。于是砍伐石料，让我执笔记下事情始末并刻在石上。一个人承担有利于众人的工程，治理百姓的长官能够为他表彰树碑，以寄托鼓励民众的意思，这些都超出了主管官员通常事务的范围，按照礼法应当记载，我不能推辞。传说说：‘一家实行仁德，全国就会兴起仁德；一家实行谦让，全国就会兴起谦让。’本地百姓如果确实知道受到感发而仰慕效法，那么修复废坏、振兴坠废而超出主管官员日常职责之外的事情，今后即使屡次记载，也都应当以这座桥作为开端。至于文贵其他值得称道、但与修桥无关的事情，这里不记载。诸暨州乡贡进士题名记 我辅佐诸暨的第二年，州中士人有一同参加春官考试、成群进入天子朝廷的人。他们调任或补官回来时，学正陈继龙已经把乡荐之士的姓名合并题刻，并在左边空出位置等待，还嘱托我写记文。我想，本朝按照科举取士，已经写入法令，历代圣主相承，始终如一地遵守，上可以继承先志、叙述先业，下可以为国家建立太平的根基，这是多么盛大的德政啊！诸暨地处东南，号称都会要地，过去人才辈出，由进士做到宰相的也有。自从纳入版图、列入职方以来，身着章服的士人相互吟咏求学，已经很久了，正如播种等待收获，恰好时机成熟。因此诏令下达之日，人人争先奋发，想把自己列入英才俊杰之中。只是本州经过十年，参加计吏考试而考中奉常科的士人才开始接连出现，前后相望，越来越不乏其人。他们科第的优异程度，也是附近州县所没有的。正因为起步不快，所以成就更加伟大，那么他们的进取还有谁能阻挡呢？不过，士人如果没有科举，不能凭此自我通达；至于把学问施行于实际事务，足以泽被当代、流传后世的，往往在科举之外。如果只是一味夸耀荣耀、铺张盛大，把它当作考察古制的凭据，难道是贤明的师儒彰显皇帝德政、激励求学者的本意吗？因此，已经成年的士人能够有德行，我和诸位君子只求做到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年轻人如果有所成就，我对于那些正在学习的士人，大概每天都在盼望着他们。鄞县义役记 浙江东部隶属于庆元大府的州县有六个，所有田租收入，鄞县一县就承担其中十分之五；各种定额以及临时需要的征取，都以鄞县向百姓征收最多。鄞县处在大海边上，号称东南一大都会，州牧、郡守、将领以及其他官司，为了漕运、贸易、盐运的利益，凡是海上有事，都到这里治理，一切催办事务使用民力最为繁多。富人巧妙地自行逃避隐匿，贫民日益削弱而无法继续承担，官吏战战兢兢，只怕催办稍有迟延，因此公私双方都困苦不堪。天台周公任县丞时，正逢国家重申并严厉执行役法；豪强大户以其他名目自行占免的人，不敢不出役。周侯召集父老，详细宣示皇帝的德意，并教导他们实行义役。于是县西南五十里的林村百姓中，按次序应当服役的三十五家，首先共同商议，根据各家财力厚薄，各自捐出私财，得到钱七千五百缗作为本金；推举五人主管，拿经营所得的余利供给各种役费，同时保存本金，使其经常不断；又推举五人，每天到官府听候征令，年终便轮换休息。事情既已逐条上报县里，周君会同县中长官、佐官禀报大府，确定了具体约束办法，并在官署设宴款待父老，以此劝勉众人，附近乡里和邻近村落争相仰慕效法。他们出力均等，处理事务便利，奸猾的胥吏和强悍的士卒不能从中施展手脚，百姓也忘记了服役的劳苦，成效是可以看见的。周君任期届满离去，父老来拜访我，请求说：“希望有一篇记文，或许后来执政的人知道应当怎样帮助此事，使后人不要废弃已经取得的成就。”从前孔子称赞子产用合乎义的方式役使百姓；所谓义，本来就是古代役使百姓的方法。如今田野乡里的百姓不吝惜自己的力量，相继听从官府安排，并把它称为义役，难道不是上位者以义来役使他们才会这样吗？这大概正是子产治理郑国的方法，也是孔子赞许他的原因，谁能废弃它呢？既然如此，可以托付给永久流传的东西，并不在我的文章中。周君名仔肩，是延祐五年进士，于七年二月到任，义役实行于至治元年正月，他在至治三年三月离任。”

译傅氏义田记 乌伤县北部边地有一座称为义门的住宅，是乡里傅氏的居所。傅氏的族长名某，来见我说：“我家原来有田四百亩，合族共同食用，已经五代了。因为同族子侄越来越多，每年大约用八亩田的收入供养一个人，把其余收入登记下来，足以抵得十个人的食用，用来供给宾客、祭祀以及各种日常需要。我担心长久下去会难以继续，无法妥善安排后代。我已经竭尽自己的私财了。大概又购得田若干亩，另行储存其收入作为本金，再经营其余收益，等待日后继续购买田地来增加它。这件事不能没有告知后代，使他们完成我的志愿，这就要靠您了。请让我感叹一句：义这个名称究竟从哪里产生呢？亲爱亲族，是仁；因时制宜，是义。这就是礼的由来。我听说，古代制定礼制的人，设置井田来使众人利益均等，设置比、闾、族、党来使众人安宁均等。然后才施行教化，使人们遇到急难相互救济，有喜事相互庆贺，死亡时相互帮助安葬，疾病时相互供养；即使这样，仍担心不足以劝导人们亲爱亲族。于是才有宗族，但宗族并不是只说聚居共同饮食。亲族关系到缌麻丧服便已疏远，同姓关系到袒免之服便减轻，所以祖先血统在上代迁移，圣人也不能使它保存；宗族关系在下代改变，圣人也不能阻止。亲族关系日益疏远，是形势使然。如果用姓氏把他们联系起来而不加区别，用共同饮食把他们连接起来而不使其分离，那么疏远的关系就可以变得亲密。所凭借的是根本，顺着这种趋势，所以教化容易施行；通达这个根本，所以道理可以长久。圣人难道有什么术法能够强行把人合在一起吗？《大雅》说：‘给他们饮食，使他们成为君主的宗族。’这正是王者的大政。田制败坏，宗法废弃，仁人孝子不能再依据先王盛大的礼制，只能各自按照心意行事，借助区区生养之物，收拢圣人也无法重新合并的人群。这也只是取其合乎义罢了。把这种义推而广之，仁德就有无穷的作用。《礼记》说：‘一家实行仁德，全国就会兴起仁德；一家实行谦让，全国就会兴起谦让。’只在于不要废弃它，继续推广而已。我写下此文交还给他，让他刻在石上，难道不正是希望凭此扶持我们的义，使它百世不坠吗？表彰异行的事实保存在旧记中，具体条约都写在碑阴，这里不再记载。” 潜窝记 剡源先生原来想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缩轩”。跟随他游学的陈君养直，也把自己宴饮休息的房间题名为“潜窝”。陈君这样命名，必定是有所承受和领会的。因为“缩”的意思是退，“潜”的意思是隐藏。所以认为世道没有什么值得自己施展，便收敛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务求退藏。古代善于退藏的人，难道只是颓然隐藏身体、深闭不言而已吗？从前先生正当壮年时，眼光高远、步履阔大，在英才俊杰之中，别人见他必定避开座位，卖肉的人必定避开灶台，庸人小子退立一旁斜眼看他，仿佛万斛大船顺流向东，又仿佛骐骥、騕褭超越浮云而上。这样可以说是进取吗？还是退藏呢？一旦厌倦游历而归，徘徊于山脚海边，时而出入世俗之间，所居之处门外却常常满是来访者的鞋履。声望像鸿雁长鸣，声势如骏马飞驰、水势涌起，哪里知道退藏不是进取呢？只是他不肯做外物的首领，也不把墨守成规当作操守，所以总是瞪眼看着处在人后，不知道究竟谁在前进、谁在后退，而自己从未同他们一起进退。陈君对于先生已经很接近了，然而既然从未真正进取，又谈什么退藏？既然从未真正行动，又谈什么隐藏？只是独自在名声形迹之间疲惫经营，这将使人窥见他的隐藏之处。湛卢、豪曹这样的宝剑，本来不求一试锋刃；它们的光气灿然高过星辰，即使埋藏在千仞厚土之下，也未必容易掩盖阻遏。把刀擦拭干净而收藏起来，也有其中的道理吗？如果确实存在没有人任用我，却从未不能施展；没有人舍弃我，却从未不能隐藏的情形，那么这种退藏才算严密。但我哪里能够知道它呢？哪里能够说清它呢？慥慥斋记 天台项君可立甫、周君彦德甫，都用“慥慥”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如今的国子祭酒、集贤邓公分别为他们大字书写匾额，大概是为了表彰他们志趣相同。两人又让我合写一篇记，来阐释其中的意义。“慥慥”是用来赞美符合中庸之道、言语与行为相应的君子的；所谓斋，是说闲居时用来修养心性，好像在这里斋戒一样。两个人各自安适自在，默然休息，言语不与外物交接，行动不与事务接触，这时哪里看得出所谓“慥慥”呢？大概人受到感触而容易动摇的，是外物；外物来临没有定时，而经常使人善于迷惑的，是事务；衡量事物的道理，应付各种变化而不穷竭的，是人的内心。平日修养内心没有基础，一旦出外突然遇到事物，容易动摇的东西或许会使他恐惧，善于迷惑人的事务或许会使他眼花缭乱，嘴里说什么、身上做什么，便来不及选择了。能够不发生谬误迷乱和颠倒错乱的，实在很少。两人确实深知这一点，所以在白天谈论、晚上讲习的间隙，退回私室，各自写下自己的志向来警戒自己。这种在屋漏之下、隐微之处潜心修养的功夫，正是古代君子成就“慥慥”之美的根本，从来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易》中说风从火中生出，这一卦是家人卦，其象是君子说话有实质、行为有常规。解释它的人大概说：火在内，风在外，由内而及外，所以能够言语有实质、行为有恒常。两人追求使自己的言语和行为美好，并从修养内心、辨别内外宾主着手来规划自己，他们考虑得如此审慎，难道不能说是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吗？这个道理，只要知道选择中庸的人，应该没有不如此的；并不是只有两人能够这样。那“慥慥”的名号，难道又是两人所能专有的吗？写下这篇文章交还给他们，是为了记载此事，也为了激励志同道合的人。

译乡学记 霸州益津人宫君琪，就在自己居住的西乡建造学校，召集各庄的子弟，让他们在其中学习，又修建庙宇、塑造先圣先贤的像，春秋两季以及每月初一、十五，按照学校的礼法祭奠拜谒。想到不能没有东西把这件事昭示久远，于是写成事情经过，赶到京师，请奎章阁侍书学士、内翰虞公作记。虞公当时正有重要文章要撰写，没有时间答应宫君琪的请求，便把这份材料交给我，让我执笔写下。我认为古代施行教化、引导百姓，有根本也有源流，必定从乡里逐步推广到国家，所以六乡的官吏中，越接近百姓的，教化越详细。一年之中，州长所属向百姓宣读法令四次，党正七次，族师十四次，而闾胥则没有固定的时间。至于二十五家组成的闾，又有门塾来教导他们从事仕进；已经任职的人担任左右师，即使闾胥也不亲自参与。所以在上位者的教化不烦琐，而百姓中成为士人的人总能有所依赖。因此《诗经》说：“有所休息，有所安止，使我的俊士兴盛。”人出生在这样的时代，独自是多么幸运啊！如今郡县依照法令，都已经能够设立学校，承受并宣扬皇帝的德意，尊崇激励士人，有师长统领；可是乡里之间的教育稀少而不讲，即使有质朴敦厚的资质，又靠什么培植根本、使枝叶伸展呢？宫君琪不炫耀自己的才能来求取显达的仕途，而是主持昌平的候馆，本来并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却能够急切地设法私下教益乡人，这样可以说是有志于古道了。从前鲁国修建泮宫，《春秋》没有记载，解释的人大都说，这是诸侯国通常办理的事务。宫君琪所做的事，大概是因义而兴起的礼制，超出了通常事务之外，难道可以不记载吗？庙宇和学校合计共有房屋若干楹，花费钱若干缗，始建于至顺二年春二月，至秋八月落成。翰林直学士赵公子昌与宫君琪居所相望，确实对这件事有所帮助。他来请求作记，是在这一年冬十二月。浦江县三皇庙记 医家有学校，三皇有庙，历史已经很久了。把庙与学校合为一处，让医师主管祭祀事务，主管官府在春秋两季拿出公帑准备祭品，陈列祭肉、献上酒，这是现在的制度。大概《三坟》之书，世上已经没人能够见到；现今能够见到的未必是原书，百家所记录的内容又多怪诞迂曲、鄙俗荒诞而不切实用，能够推究其承传并把它施用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只有医家能够做到。三位圣人开创事物、成就功业的功德，有所寄托而不至于泯灭，大概就在这里吧？凡是设立学校，必定要祭奠先圣先师，这是礼制。仲尼继承并阐述尧舜之道，以文王、武王为法，而他的门徒不敢推尊唐尧、虞舜、成周的君主为先圣；医家一派却能够上溯援引伏羲、神农、黄帝而奉祀他们，这难道不是世间罕见的盛典吗？国家仁爱养育万类，将要把百姓都带入长寿安乐之境，对医事特别重视而不轻视，尊崇庙祀来表彰医术，已经写入法令制度；但偏远州县有时不能奉行，若不是懂得治理事务轻重缓急的人，就没有谁肯尽心办理。浦江县自从纳入版图、列入职方以来，过了四十多年，到至治初年才在县署西南建成庙宇；不久便毁坏，天历年间曾经修缮完毕，但仍没有学校。如今达噜噶齐博迪苏巴哈以廷试第二名的身份由中书省外调补任，辗转升迁后掌管本县；他已经兴建学校，优待身着章服的儒士，不久又认为现在建学校、设师长，医与儒是同等的，只重视儒学而轻视医学，不是恭敬承受天子的教令，于是捐出俸禄，倡导众人改建庙宇。庙中间是殿堂，备有庄严的神像和陈设；两侧排列廊庑，四面围墙环绕，前面树立棂星门；供斋宿的处所、讲论学说的场所，也无不齐备。工程始建于至顺三年某月，第二年某月落成。来信嘱托我写记。我私下认为，三位圣人的法则流传万世，他们对百姓的巨大庇佑，就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不能用某一件事来概括说明。各种药物配合调和，以及汤药、火灸、针砭的施用，和《易大传》所说的网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栋宇、棺椁一样，都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至于那无法用语言说尽的功德，谁能窥测并用形象加以描绘呢？至于贤明的县侯恭敬地整治祭祀、宣扬神灵的福佑，不应当没有文字告知后来的人，因此我姑且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记。其余我在旧刻中见过的内容，这里不再重复。永嘉县重修海堤记 温州作为郡，俯临大海；江水流经郡城后方，向东与大海汇合，正对着北门。依江建有亭子，匾额题作“四时万象”，候馆就在那里。使者所到之处，长官没有一天不迎接慰劳。亭子西面是市区，各种货物聚集于此，商铺居民和商贩都依附并奔向这里。江岸原有一条大石堤，延伸数千尺，弃船登岸的人被泥泞阻挡，无法前行。当地习俗通常在堤旁修筑石路，向外伸出，连接船只停泊处，称为马头。马头共有两个，一个用来等候官船，一个用来通达商船。此前江水被沙洲阻挡，从江心寺西面逆流而上，水势奔突，无法抵御，大堤屡次毁坏，修缮费用使公私都感到困苦。至顺二年秋天，洪水暴涨，括苍山一带都被洪水侵入郡境；狂风激起海水，彼此助长为害，大堤倾塌，道路被冲平，亭子也随之倒下，永和盐仓也坍塌了。水势怒涨不止，还将冲毁房屋、败坏城郭。永嘉是本郡治所，县尹赵君大讷认为这件事不能拖延，便商议兴工修建，让替官府服役的大户分别承担工程，有的输送财物，有的贡献劳力；筹划、劝导、协助等事，他都亲自办理。潮汐涨落有时，便趁着空隙安排工程。排列巨木作为柱子，在上面架设横梁和支撑；里面用众多木材环绕加固三层，外面设置木料的尖端来排开浪头；再填入石块，再堆积瓦砾并在其中填实泥土；加上横木防止倾斜，在背面贴砌石块以方便行人。大堤、道路以及亭子的地基都这样修筑，亭子也恢复原状。工程始于至顺三年春二月，至冬十一月完工，费用没有增加于旧日，而功效却加倍。使者来请我记载年月。我认为《春秋》的法则，有直截了当地记载事情、用完整文字显现意义的做法，敢于私下取用这个原则，叙述事情的大概，不再仿效近代人的记事文章，错误地写成谀词来扰乱事实。续修郡志的人，或许还会据此考察。

译昌平县石桥记 从都城向北到达上京，驿站有十二处，昌平县正是第一驿。溪水流经市集之中，横断交通要道。连日大雨突然到来时，水流更加湍急凶猛，人们无法便利涉水。县尹毕侯认为，昌平如今是京畿县，大驾巡行时的行宫住所就在这里。凡是侍从大臣、宿卫士卒，以及向外颁布教令、向内奉送职贡、往来的使客和传递文书的人员，大多要经过这里。做长官的，怎么敢不谨慎办理？于是筹措财物粮食，招募工匠役夫，选择吉日，架石修桥。桥长六十尺，宽为长度的四分之一。从开工到竣工，共用了若干天。车马不再因水满而无法渡过，行人不再因水深而忧惧，百姓也没有感到服役的劳苦，都相互称颂它的美好。掌管驿站事务的宫君琪，带着父老的话来告诉我说：“我们毕侯为人一向慎重，虽然身处事务繁剧的县，也善于掌握简要来驾驭繁杂，被认为才干敏捷。然而他廉洁平和而不苛刻，百姓乐于从事本业，田野乡里安于无事，所以能够利用闲暇致力于修建这座桥。希望有一篇记文，附带显现他治理政事的大概，刻在岸边左侧，以流传永久。”古代各国有四方邻国宾客往来，进入境内后，如果门关、道路、馆舍、桥梁修治不及时，尚且有时会被讥讽为失政。何况如今百里京郊，是皇帝车驾巡行所到的地方，有人能够勤勉履行官职、敬慎办理事务，又不忘记像这样严整修治、准备齐全，可以说没有失政了。难道仅仅是一时兴建工程的功劳值得称道吗？所以我不再推辞，为他写下这篇记。善于观察政绩的人如果考察这件事，那么他其他的治理功业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毕侯名文质，是济南士族，出任县令，是由翊正掾外调补任的。苏御史治狱记 至顺二年冬十一月，赵郡苏公天爵由翰林出任御史南台。当时正采用中书省奏请的办法，派遣官员审查复核并论定、上报天下的狱囚案件。三年春正月，苏公刚刚就职，便分派到湖北任事。湖北所辖地域广大而遥远，西南诸郡中百姓与獠人杂居，风俗一向粗犷强悍，喜欢斗争，狱讼事务最为繁多。苏公不畏山溪险阻和瘴毒侵袭，加以走遍各地，即使盛暑也夜里点灯查阅文书，没有一点疲倦。囚犯中有人申诉冤情，苏公说：“宪司一年两次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以前不说？”囚犯都说：“此前审察囚犯的人只是照例办事，听说您来要受刑，所以不得不说。”苏公为此长叹，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尽心办理。辰州沅陵人文甲没有儿子，抚养外甥雷乙，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便把雷乙逐出。雷乙等两个儿子去卖茶时，在船中拿起劈柴的斧头，把两人一起砍死。随后把斧头沉入水中，但血迹沾在衣服上，痕迹仍然存在。事情败露后，雷乙认罪。部使者却认为这是拖了三年的疑案，把他释放了。苏公说：“这件事才两年半，若不是杀人，衣服上为什么会有血污？又怎么知道斧头在水中？况且他住处距离杀人地点很近，怎么能说是疑案？” 于是重新把案件交付司法审理。有个叫龙光祖的人，买官得到某州同知的职位，后来依条例被夺官，闲居在家。他的儿子和家奴说：“胡孙溪有我家过去请求射取的官地，宋某却来耕种其上。如今宋某已经死了，应当招募佃户。”龙光祖听从了他们的话，宋某的儿子乙来争这块地。龙光祖把牛、米、盐送给洞蛮，让他们夜里拿着兵器包围宋家，把宋家人全部捆走。佃户指着乙的哥哥甲对洞蛮说：“不杀这个人，恐怕他逃出洞去，事情就会泄露。”于是洞蛮射杀甲后散去，并把他的妻子儿女卖到各洞。甲已经死了，乙最终逃回，控告此事。官吏收受贿赂，只以侵占田地的罪名处罚佃户，对龙光祖却不追究。苏公说：“杀了人却只按侵占田地定罪，可以吗？”于是命令洞蛮交出宋家所有人，并依法惩办杀人者。沅州麻阳县的百姓张甲、彭乙争夺灌溉田地的水，彼此结怨。张甲因稻谷将熟，夜里前去查看，彭乙正好经过那里，张甲便杀死彭乙，并诬称他是来偷稻

译谷的，还取来他家竹篓装满稻谷作为证据。官吏认为被杀的人确实是盗贼，准备宽免张甲的罪。苏公说：“他偷你的稻谷，是用手取的吗？还是用镰刀？”官吏说：“用镰刀。” 苏公问：“镰刀在哪里？”张甲无法回答，于是依法定罪。有个叫黄天发的人，有四个侄子，二侄子独自富裕，最小的侄子性情刚愎，常常同几个哥哥争吵，并且欺凌侮辱黄天发。二侄子想杀死小侄子，便告诉黄天发，并拿钱给谢某，让他共同杀人。小侄子的妻子揭发了这件事。二侄子对黄天发说：‘哥哥杀弟弟罪重，叔叔承认是自己所为，就不至于判死刑。叔母和孩子某能够供养你。’黄天发答应了，不久被捕，自己说确实是拿钱给龚某，让他杀人。龚某是二侄子的舅舅，而龚某的妻子是谢某的母亲。二侄子贿赂官吏，使案情文书按照他所说的形成了定案。苏公怀疑有冤情，审讯之后果然如此，于是把最初谋划的人定为首犯。常德桃源县百姓卢甲、莫乙、江丙一同外出，给人寻找雇工。卢甲不慎掉入水中死亡。卢甲的弟弟是僧人，想私通卢甲的妻子没有成功，便控告卢甲的妻子与莫乙私通并杀死了丈夫。莫乙无法自我辩白，说自己确实同江丙一起击打卢甲直到他死亡，担心他复苏，便割下他的头扔在草丛中，又把尸体和棍棒丢进谭某家的沟里。官吏前往查看，果然找到一具头骨，但尸体和棍棒都没有找到。苏公说：‘即使尸体和棍棒还在，如今已经过了八年，也没有不腐烂的。’叫谭某来询问，谭某说卢甲未死以前眼睛已经失明，却胡乱说曾经看见一具尸体被水冲走。苏公知道这是诬告，告诉官吏说：‘这才是疑案，而且不止三年。’最终把莫乙释放了。杨乙刚刚娶妻便患了闷风病，他的妻子厌恶他，逃回父母家。杨乙前去追讨聘礼，岳父把这件事告到官府，案件尚未审决，杨乙在屠户燕甲家见到自己的妻子，便同燕甲斗殴；离开后到了屠户燕丙家，索取借贷之物，又同燕丙斗殴离去。走到半路病发死亡。他的母亲知道没有别的原因，却害怕官府因以前的案件来追究，所以故意夸大情节上报。官吏不加调查，便逮捕拘押两个屠户，按杀人案审理。苏公询问杨乙的母亲，得知杨乙患闷风病的情况，两个屠户因此获免。印社子向同乡人家求娶女儿为妻，尚未来得及成婚，周某以同他结为姻亲为耻，便阻止女方父亲把女儿嫁给他。印社子怨恨周某，便杀了他。杨惠孙、黄文德都是乡里的大户，过去彼此有怨。印社子原来受雇于杨惠孙，又恰好租住黄文德的房子。黄文德于是唆使印社子，帮助杨氏父子谋划杀害周某。杨惠孙被强行逼供，却说不清原因；开始说周某因为捉到他的儿子奸淫之事而杀了他，后来又说周某同他的妾通奸而杀了他，最后把案件移到龙阳县，又说自己经过洞庭湖遇到风暴，向神祷告，许诺取活人祭祀，于是杀死周某，取其心肝祭神。苏公查阅案卷说：‘前面两种说法既然都不对，即使像最后一种说法那样有尸体可以验证，尚且不足以相信，何况连尸体都没有呢？’等到询问出真实情况，才知道教唆杨氏父子自诬的是卫推官。此时印社子已经因消瘦而死，于是苏公释放杨氏父子，打开刑具遣送他们回去。州人刘文贵死亡，他妻子的弟弟、同郡人朱德来探望姐姐。刘文贵的养子给他饮酒，几天后朱德患腹胀；刘文贵的次子同养子争夺家产，彼此有嫌隙，便对朱德说：‘莫不是中了虾蟆毒吧？’于是捣碎乌桕树根和酒给朱德饮下，朱德剧烈腹泻；检查没有别的毒，病情却更加严重。朱德回家，把养子说的话全部告诉母亲，他的母亲将此事报告官府。还没来得及逮捕审问，朱德便死了。录事和武陵县官员来验尸，都用银簪探入口中，银簪颜色没有改变，便断定是病死。卫推官先前因另一件事对录事发怒，想借口说验尸不实来治他的罪，于是命龙阳知州重新会同检验，定为中毒死亡，供词牵连三十多人。养子已经屈打

译成招，苏公怀疑有冤情，便向各路行人查访，并劝告他们说出实情，众人都说：‘狱词已经写好，是卫推官教我们这样说的。’苏公于是改正这件冤狱，并追究卫推官，将他罢免。以上这些都是死刑案件，苏公所审理平反的，没有一件不能查得实情。

译富人因为佃客家人死亡而防止无辜者被牵连，公便为他们伸张冤屈；穷人因为年成荒歉而拿取他人的粮食，因而将人打伤，公便按较轻的罪论处。公所救活的又有几十、上百人。澧州的齐氏，沅州的曹氏、骆氏，以及靖州的唐氏，都凭借财势抗拒官府，并且善于利用官吏的短处和权柄来危害百姓。齐氏因为湖泊官府不准他承买，便以其他事情诬陷；曹氏和骆氏犯罪，按例应当施以粉壁之刑，把他们的罪恶写明，他便把省府的文书藏起来，以抹去罪证；唐氏以白身担任黄平府判官，被追夺官职，命令下达后仍拒不接受，公到任后，官吏才得以依法办理，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有人因婚姻、田产之事来申诉，公虽然把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后来一定询问处理得是否恰当；如果有不当之处，便用几句话加以驳正，无不心悦诚服地离去。公被召回朝廷后，两次入台担任御史，湖北人思念他不止，士人中有文学修养的，大祝周君便详细叙述了他的事迹。从前于定国曾经担任御史，后来任廷尉，过了十八年才升迁。以十八年之久，他可记载的事应当不止一件，史书却只保存了他父亲于公与他争论不杀害婆母的孝妇一事，而于定国本人的事迹一件也没有记载，只说：“百姓只是自己认为不能做到罢了。”难道不是当时失传了他的事迹，而史家也没有加以叙述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我私下因公的事迹有所感触，便根据周君的叙述，删取大意写成这篇记，以安慰人们对他的思念。后世撰写史书的人，或许还会有所考察。公如今由中书礼部侍郎出任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自怡斋记》隐居山林、远离世俗的人，把声色、狗马、金珠以及服饰玩物的华美，全都不放在心上。然而他们心中所喜爱的，仍然可以寄托在草木禽鱼、烟云若隐若现、风月寂寥之间。这虽然好像与世俗人的嗜好不同、彼此不能相容，但不能不凭借外物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就外物本身来说，金珠与草木同样没有知觉；狗马与禽鱼同样没有意识。那么究竟取什么、舍弃什么呢？如果取舍都不使自己受到牵累，那么稊稗、蝼蚁、瓦甓，以及万物纷纷杂陈之中，没有什么不能寄托自己的快乐，难道只有烟云风月才可以吗？仁者喜爱山，却并不是借助山来成为仁者；智者喜爱水，却并不是借助水来成为智者。君子的快乐，本来就不依赖外物。我曾经和客人来到自怡斋，询问斋主人名字的由来，原来斋名取自华阳陶隐居诗中的话。唉，说白云不能拿来寄给别人，却可以用来使自己快乐，不过是华阳的戏言罢了。既然已经遨游于尘世之外，白云又是什么东西，能够成为他的牵累呢？贤明的主人不留恋他那显贵的官位，忽然像蝉蜕壳一样离去，从容地站立在万物之上，大概是不屑于做什么“山中宰相”的。声色、狗马、金珠、服饰玩物，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华阳所说的白云，本来不能成为他的牵累。如今斋名却取自“自怡”之说，可见其中必定存在真正的快乐，而与外物无关。从前孔子的门人中，有人谈到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下吹风，来说明自己的志向。如果不是从这些事情中自得其乐，那么用来寄托快乐的外物，和山中的白云又有什么不同呢？虽然如此，濠梁上游鱼的快乐，庄子未必真正知道；庄子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也未必知道。白云是否能够使人快乐，贤明的主人本来无须知道；贤明主人自己的快乐，我也无法知道，又怎么能够谈论它呢？姑且把我和客人所谈的内容记述如下。主人姓哈噜，名台哈巴哈，曾经以承袭世职统领长万夫。《巽庵记》余姚杨君把自己宴息的居室命名为“巽庵”，并请我说明这样命名的意义。巽卦的含义，圣人作《易》时已经说过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只是杨君以此命名他的庵舍，不能不加以辨析罢了。庵，是山林中枯槁自守的人，吃树木的果实、饮山涧的水，寄身其中来休息身体的地方。巽卦的卦象辞说：“有所前往有利，适宜拜见大人。”《象传》说：“君子由此领会，应当反复申明命令，推行政事。”这样说来，离开尘世、异于俗人的人，本来用不着巽卦。何况杨君逢上太平时代，正凭才干受到推举选择，而且渐渐担任显要职务，按理说应当席不暇暖，哪里能够长久居住在这里呢？不过，观察卦象、玩味卦辞，是居处者的事情。杨君退居家中，在这里藏修、游息，对于“有所前往”“拜见大人”这些话，必定反复审察；对于“申明命令、推行政事”这些话，也必定研究透彻，行动时只需观察变化、玩味卦占而已。说到卦变，巽卦由遯卦变来，遯变为巽，九四便得到正位；得到正位而接近君主，它的行动之占所以悔恨消失并且能够成功，是因为九四一阴处于四阳之间，向上又顺从九五，各爻都以正道相合。这是巽卦的善处。杨君果真会退隐而不再变化吗？假使他真的进身而居于近臣之列，也一定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难道他会像山林隐士那样，离开尘世、不同于流俗，吃树木、饮山涧，寂然休养身体而不用心于世事吗？或者我听说圣人的话，《易经》取义并不只有一个方面，所以巽卦既有“有所前往、拜见大人、申明命令、推行政事”的意义，也有时解释为隐遁、潜伏。我私下担心不明白的人会怀疑杨君把行迹寄托在这座庵中，像把潜隐屈伏当作巽义，于是才这样说。

译《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从前太史公对于汉代的将相名臣，并不是人人都立传，而是为他们作表，详细写明姓名和年月，使阅览者能够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并由此了解其为人。后世官署题名的做法，实际上本于此，所以即使偏远州县，也没有不把官员姓名刻在墙壁上的。江浙行中书省在钱塘治事，已经五十六年，题名有记，这件事由来已久。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毁于灾火，石碑也倒下了。如今丞相刚到任，立即让人估计工程所需的材料，扩展旧址，建造高大的厅堂，增加规模，壮大景观，以显示等级威仪；但还来不及搜寻遗失之物、扶起倒下的碑石，补全题名的缺漏。平章政事喀喇公刚开始任事，便命掌固查考旧档，汇集以前宰执的姓名和年月，凿石大书深刻，并命我叙述大概，告知后来的人。我幸而曾以文章为职业，又在属部供奔走之役，哪里敢以才疏学浅推辞？我考察本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以来，贤臣硕辅，入朝便辅佐天子，成为百官的表率；出任地方，便端正国人，成为四方的屏障。他们的身份尊贵，内外并无差别，正是用来使万民共同仰望、折服千里之外的冲突。如今天下有行省十一处，而江浙处于东南都会，人口繁多，物产丰饶，水陆交通，纷纷往来聚集。江浙行省所统辖的勾吴、于越、七闽等地，直到海边，旁边连接着各番部族；那些梳椎髻、穿草衣的人，向内叩首归附，带着军民两方面的事务，在关外统治管理，责任极其重大。不是有大功勋、厚德行，并且文武兼备的人，不能承担这一重任。丞相从中书平章政事升任端揆，前来镇守这片土地，纲纪号令焕然一新。各部门官员奔走尽职，丞相所到之处，众人都因此改变视察的态度、改换听命的方式。皇上嘉奖他兴复毁坏、振起废弛的功劳，特命词林宗工作记，又亲自书写篆文赐给他。一时宰执大臣、都司僚佐，也都已经沐浴在皇帝光明的恩泽中，荣耀流传无穷。至于设置题名碑，大概是后来表彰将相名臣的开端，应当与兰台秘阁所编纂的史籍、名山金匮所收藏的典册相互配合。姓名和年月是否保存，关系十分重大，哪里是偏远州县墙壁上的题记可以相提并论的呢？然而我私下听说，温国司马公记谏院题名，认为担任这种官职，应当记住大事，舍弃小事；先办急事，后办缓事；专心谋利于国家，不替自身打算。有言责的人，本来不能不奉行这句话。若能充实地遵循这个道理，即使掌握国家大权、承担天下重任，也没有什么困难；这样说来，题记又不只是取姓名和年月这些可见的内容而已。更何况如今圣明的皇帝主持国运，伟大人物共同出现，前后相继地进用兴起，共同分担劳苦和安逸。这就像虞舜时九位官员在内朝奋发建功，成周时三位公侯在外朝同心协力一样。统一的治理，使前后相承、彼此相接。撰述文章的人回头观察那个时代，还能看见他们留下的恩泽没有泯灭。指明事实，记载功劳，把它流传在竹帛上，不也是朝廷推崇美德、谦让善人，追述并记载前人盛大心意的表现吗？《江浙行中书省左右司题名记》中书省设有行省，行省设有左右司，这是本朝的制度。大概自唐代分设三省、开始设置都司以来，它便成为尚书丞的副职。天下广大，百官众多，而担任这一职务的只是一人，可见选任并不轻率。考察《六典》，它所掌管的只是把各司办理的事情上报，纠正错误、稽查违失，审核省署符目，掌握直簿以了解省内值宿等，不过几件事情而已。职位有固定人员，职掌有固定范围。如今政令根本全归中书，而把左右两司作为元老机构，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不参与的。各曹属吏有事禀报，可以执掌文书，讨论可否；集体议论确定后，才听取都堂的裁决，签署施行。与往昔相比，事权轻重实在大不相同。在行省中，官称有郎中、员外郎、都事，官名、品秩全都仿照中朝宰士，恩遇待遇也没有内外差别。左右司合为一个机构，总管六曹，分掌事务也没有彼此不同。职位秩序已经尊崇，而职务尤其繁重，所受委任的重大，远远超过前代。不是清正、端厚、诚实，且宏达敏捷、周全通达的人，不能适合居此职。因此由此历任从班、登上执政地位的人接连不断，被称为宰相的储备人选，确实是重要官职中的高等选任。学士大夫往往观看题名，指出其中当时显达、能够以杰出功勋和伟大功业自我显现的人，把他们夸作盛世的美谈，怎么可以没有办法考察他们来去任职的年月呢？江浙行省左右司在灾毁之后重新建成，于是命我记述题名，刻在廊庑之下。我私下认为，古代记题名的人，不只是为了谨慎保存年月，必定还根据任职的地位寄寓规劝告诫。如今的都司，对上要辅佐宰相成就事业，对下要整饬各曹事务，至于边地的险要、民间的幽隐，没有不应当过问的。不像各个有司只履行一官一职，能够用一件事情来概括。所以我姑且叙述它设置沿革的大概，作为这篇记。至于众人辅佐赞助的功劳，有可以称述而不是题名能够全部记载的，这里不能详细说明。

译《义乌先达题名记》义乌县学礼殿的西南面，过去有文昌祠，宋代先达的题名碑在那里。祠堂荒废、石碑毁坏已经很久了。至正七年春，主持教务的人和先达诸公的后代，才重新修建祠堂，购买石料重新刻碑，放置在祠中。从前世祖皇帝平定天下后，在一万邦贤才中共同选拔帝王的臣子，特意任命宋咸淳甲戌科进士第一名王公龙泽为行御史台监察御史。王公是本县人，乡里的士大夫无不变色相庆，认为科举制度的设置，正是从这里开始。到了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太平日久，文运兴盛，正逢其时，于是广泛颁布诏令，光大祖宗训诫，制定贡举令来兴起贤能；法令在延祐初年施行，而征兆在至元末年已经出现。王公的任用与弃置，正是科举兴废的关键。不称述他，就无法激励四方；搜集遗漏而表彰显扬他，也不只是作为一县的荣耀而已。何况如今圣明天子在上，考察古制、崇尚文教，分别命儒臣撰定前代史书，根据善恶寄寓劝善惩恶。列传中所记载的，竭尽心力报效国家如忠简宗公，严正地立身朝廷如文清徐公，也都是本县先达。看到他们的姓名而感动仰慕、奋发自励，那么两位公就不能独享前人的美名，后来的贤人接踵而来，又哪里只是科举之士呢？这本应当用来彰显千载以来的盛大时代，而不只是保存一代旧事罢了。《诗经》说：“自古以来，先民有所作为；遗留下的风俗和功烈，本来没有泯灭。”又说：“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光明的大道使人遵行。”我们这些后辈小子，岂敢不努力呢？旧刻的题名，实际上是我的曾大父左曹公记载的；如今又让溍继续书写重修的年月，我不能推辞。《义乌县学明伦堂记》义乌过去有先圣庙，在县城南面。宋庆历年间迁到县城东面，并建立县学以响应诏令。崇宁初年，命令各县都设置学校，又迁到县城西面。不久毁于兵乱。如今的庙学在县城北面，是绍兴年间迁来的。后来又划出庙西的土地作为学校，规制逐渐完备。进入本朝以后，有关部门按时谨慎修缮。天历二年冬，达鲁花赤特哩开始全部拆除重建。深邃的正殿和回廊，平整的庭院和高大的门楼，高度、长度、宽度全都比旧制增加一倍。又改建讲论堂，正对着庙北的墙，朝向和形势十分端正，而地脉隐隐隆起。讲堂正好占据地脊，有人依据宫宅地形之术考察方向，认为应当避开，不可触犯。因此工程尚未完成便突然停工。后来偶尔有不被这种说法吓住的人，却大都害怕工程浩大、费用巨大，不敢自行承担，只借术士的话来解脱责任。年岁越来越久，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的想法。至正三年夏五月，县尹周侯自强来到任所，拜谒后退出，看见这座讲堂还没有施加涂饰，倾斜破败、漏雨不堪，几乎将要倒塌压毁，询问原因后为之长叹，立即命令筹集钱财、兴办工程，换掉已经坏损的部分，补足尚未完备的部分。朽木、泥饰、瓦片和砖石，都务求坚固优良。栋梁粗大坚实，窗棂栏槛高敞明亮，飞出的椽子和层层檐角环绕四面屋脊。左右斋舍和讲堂共有十间，其中已打好地基而尚未建屋的有一半。修完旧有的，增建新的，终于全部完成。各种使用所需的器物没有缺少。先贤祠名为忠孝堂，原在回廊下面，于是迁到庙的西南面。巨石高大不平，挡在前轩之前，便顺着它的自然形势，辅以泥土和其他山石，使地面平坦，在上面砌成杏坛；长五十尺有余，宽度增加其长度的五分之一。工程开始于这一年冬天，第二年春天完工。主持教务的人想要绘写贤侯的功绩，使它永远不至坠失，于是写明事实，请我作记。古代只有学校而没有庙，后世有时有庙而没有学校；庙学的制度，没有比今天更完备的了。诏书屡次下达，激励兴建教化，比过去更加完备，可以说很盛大了。义乌是著名县，设置学校也已经很久。为什么一旦之间忽然兴起又忽然废弃呢？春秋祭祀时，士人快步奔走，执笾豆列队整齐；考察德行、询问学业以及众人共同居住、游息的地方，却全都没有。弦歌诵读之声稀少寂寥，几乎又像过去只有庙没有学校一样，怎么能够推广教化、称为上等学校呢？周侯用心操劳，竭力办理而不被流俗观念限制，是很应该的。关于先王建立学校、阐明人伦的根本用意，以及本地人才、风俗、文物的大概，晋陵胡公珵、乡中先达朱公如璋、陈公炳和我的六世祖，都曾由处士君撰写记论，论述得很详细。石碑大多已经不存在，但文章仍流传至今，没有泯灭。我不敢抄取前人的旧说，以此烦扰同道之士，只姑且记述事情的始末如此，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徐偃王庙碑后记》衢州徐偃王庙有韩愈所作的碑文；在今兰溪州的另一座徐偃王庙，实际是乡人徐畸作记的。徐畸辨析说，韩愈从未说徐偃王为王；而建安袁聘儒记江山的另一座庙时，却直接说孔子、孟子的门徒没有谈到徐偃王的事。古代帝王的事迹没有记载在经书中，而杂见于传记百家之书的，本来很多。何况徐偃王的事迹见于司马迁《史记》、范晔《后汉书》、张华《博物志》，始末记载得很完备。到了韩愈的文章问世，学者家家传诵，徐偃王仁义的心志于是显明于天下后世。由此可知韩愈的话可信而非虚妄。像韩愈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所谓孔孟之徒吗？衢州人柴某居住在兰溪，既与州中士民修整祠庙，又摹刻韩愈的碑文立在殿廊，并嘱托我在下方记载年月。我私下认为，商汤、周武王凭仁义兴起，徐偃王凭仁义而灭亡；兴亡虽有不同，但他们行仁义，未尝不是出于同样的本心。本州人如果确实相信韩愈的话而不怀疑，那么他们为神灵尽力将不会懈怠，反而会更加周到；祥瑞福庆的降临以及神灵庇佑的加被，也将没有止境。我姑且附带记下徐畸、袁聘儒的说法，并加以叙论，希望阅览者能够详细了解。

译《忠简宗公祠记》《义乌满心寺钟记》是宋代名臣忠简宗公所作的文章。石碑毁坏，已经很久不存在了。寺僧直、谧，实际上是宗公第七代孙。直先已去世，谧如今按照甲乙之传承接任住持。于是拿出衣钵资财，购买若干亩田，在西廊祭祀宗公。又查找宗氏家集，得到旧记，重新刻在石上，并让我在下方记述。谨按：宗公名泽，字汝霖，世代是义乌人。元祐六年考中进士，调任馆陶尉，历任龙游、胶水、赵城令。政和三年改任官职，任莱州掖县知县，差遣为登州通判。他触犯了受到道士宠信、掌握权势的人，于是请求祠禄退归，仍因这件事获罪被削夺官职，拘禁安置在镇江。此后便定居在那里。遇到郊祀恩典叙复官阶，又担任镇江酒务监官。靖康元年，经台臣推荐，被召入对，借任宗正少卿，充任和议使。公上奏说名分不正，朝廷改称他为计议使，最终没有成行。适逢选派替换河北帅守，于是提升公为直秘阁、磁州知州，兼任河北义兵都总管，随即升为秘阁修撰。高宗以亲王身份奉使经过磁州，公竭力劝止。朝廷随即授高宗兵马大元帅，公任副元帅。等到高宗正式登上帝位，任命公以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不久调任青州知州，又调任开封府知府，最终以延康殿学士任京城留守兼开封尹，升任资政殿学士。公正亲自承担中原事务时，当时嫉恨他的宰相从中阻挠，公因忧愤成疾而死。建炎二年，朝廷还将要授予公门下侍郎、御营副使，公却突然以遗表上报朝廷。诏令追赠观文殿学士，不久赐谥号“忠简”。公的官阶为正郎，防典制度刚开始实行，只按侍从的恩数晋升四级。后来才以通议大夫的告身送到他的宅第，屡次加官，直到开府仪同三司。公的墓在镇江京岘山，在家乡郡县建立祠庙，在县学配享，并列为有关部门应当遵行的常典。谧出生时，距离公去世已二百多年，而且离家出家为僧，却没有忘记贤人；他敬爱贤祖，祭祀宗公，是根据情义而兴起的礼制。我因此叙述祠事创始的缘由，并把公的官职刻在石碑上。公一生的大节以及对国家社稷的功劳，国史中已有传记，世间也流传着遗事，这里不再记载。《重修钓台书院记》汉代严子陵先生，是会稽余姚人。史书说，先生年轻时曾与光武帝一同游学；光武即位后，命人按形貌寻找他，在齐国找到了他，授任谏议大夫，他不肯接受，离去后在富春山耕作。考察地图和地方志，当时齐只是郡，还不是封国，他的遗迹已经漫漶得无法考察。如今建德的桐庐，正是富春旧地，先生的钓台在那里，就是所谓严陵濑。不仅以“严”命名其地，而且以“严”命名其州。先生高尚的风操和盛大的功业保存在这里，最为显著。高高建立并表彰它，使人知道应当仰慕什么而奋发努力，不也是为百姓作师表的职责吗？钓台有祠，创立于范文正公任州守之时，后来由萧侯燧重修。书院则从陆侯子遹开始建立，经过王侯佖、赵侯汝历，规制才完备。本朝仍沿袭旧制，设置教师和学生；但附近的僧人倚仗势力，把书院的恒产全部夺去作为己有。向官府申诉，只恢复了一半，能够供给食用的只有五十亩贫瘠田地。后来曾经出钱租佃书院旁边的官山三十顷，取卖柴薪的余利，用来补助修缮费用。豪民想独占这项利益，构成诉讼，连续几年不能判决。至正元年秋，总管罗公到任，首先办理整顿、振兴学校教育的政务。他偶然阅看那些诉状，立即命令丈量土地的肥瘠，平均分成两份，让人分别租种，大家都认为公平，各自安于本业。山长沈元鼎正打算一点一点积累钱财，以兴复毁坏、振起废弛。罗公又告知士人，合力筹集私钱二千五百缗，帮助弥补不足，土木工程所需的一切都准备齐全。沈元鼎不久写信给满徐天麟，由他接任。罗公认为元鼎一向擅长筹划经营，便留他共同完成工程。适逢达鲁花赤高昌公到任，与罗公心意相同，亲临工程加以劝勉协助。僚佐也都能共同赞助此事，至于亲自估量、督促工程的，是县达鲁花赤伊埒穆尔丹。房屋按间计算，共四十九间。修复旧有的有燕居殿、祠堂、清风堂、招隐堂、客星阁、山高水长阁、遂高楼、羊裘轩，以及怀仁、辅义两斋。增建新的有三公不换亭、天下十九泉亭、锦峰绣岭亭，以及东台、西台两亭。又在登台的道路上建门加以标识，并在外面另建一座门，匾额题为“钓台”“富春山”。工程于这一年十月开始，第二年五月完工。寄居此地的官员、退居的老人和来求学的士人，共同为工程完成而高兴。于是马君泰之写信来，请我记载年月。郡守拥有二千石俸禄的重任，又承担承接民情、宣布教化的职责，用来引导宣扬皇上的德行、扶助社会、启发百姓，这不是可以逐家逐户亲自告知的。以名教为根本，树立良好的风声，等待人们亲眼看见、内心思考，受到气氛感染而有所领悟，他们内心将会产生警醒，不能自已。诸位君子在这里藏修、游息，回望江山，想象先生的仪范，听到先生的高风而无不振作起来，希望不要忘记贤明师帅和重修书院的功劳。至于先生的品行义节以及出仕退处的大概，前代贤人已有论述，我不敢再赘述。高昌公名间尔，在朝廷任职，历任章佩监、中尚卿。罗公名廷玉，是兴和人，由监察御史累迁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如今由两淮都转运盐使来治理本郡。

译《海盐州新作大成乐记》古代的释奠，只不过折俎、升觞罢了。它作为礼仪很简略，所以开始使用音乐的情况，无法详细考知。《礼记》说：“凡举行释奠，一定要有会。”有的解释者把“会”解释为合奏音乐。这样说来，释奠使用音乐，难道源自古代吗？至于音乐的音节和乐器数量，自汉代儒者以来从未有人说明。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刘宋元嘉年间使用六佾，仅施行于太学；唐开元年间设置宫悬，也只在两京。政和年间制作雅乐，名为大晟乐，才开始颁行天下。到了绍兴年间制定法令，州县释奠的音乐演奏三遍。大概到这时，州县学校祭祀先圣先师，没有不用音乐的了。国家制度有沿袭也有变革，保留声音、乐器等旧制，却改变称号，以更新一代人的观听。如今所谓大成乐就是这样。海盐从前还是县时，已经建立学校并祭祀孔子。等到版图归入职方，朝廷因为当地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便把县改为州；但庙学制度仍沿用旧制。礼仪具备而音乐缺少，有关部门认为这不是官员议论所必须责成的事情，长久搁置不讲。至正元年夏四月，陈侯某来任海盐知州，首先致力于兴办学校、整顿学政。询问名册，读书的士人有百家，田地有万亩；询问春秋祭祀之事，则只有牲畜和币帛，没有音乐。陈侯对此警醒不安，与僚佐邀请诸位儒者共同谋划。大家都说，仪真有一位周君，精通音乐之事，年老而不做官，寄居云间；想要匡正雅乐，非周君不可。陈侯立即让人带着书信和礼物迎请他。周君说：“音乐用来引导和谐，不和谐就不能称为音乐。我看江淮一带所使用的音乐，杂出于乐工和低贱工匠之手，乐器不合规制，声音不合音律，高低错杂、混乱不齐，哪里足以达到和谐呢？如果只是白白花费厚重资财来装饰虚文，我不做。”陈侯说：“制作音乐是为了使神灵和谐，一切听从您的意见。”周君于是考察音律的度数，统一尺度，熔铸金属制作钟，并以古代律管调和，使彼此完全相合。吹奏律管，钟便自行应和。至于琴瑟，也都亲自制作。只有笙、磬之类，选择优秀工匠，命他们接受指点制作。召集三十二名学生，教他们练习，于第二年春二月上旬丁日合奏。在场的人无不欣喜欢悦。于是教授陈某拿着文状来，请我把这件事书写在丽牲之石上，以便长久流传。古代设置教育，没有比音乐更重要的了，不只是用于释奠而已。陈侯对于音乐，不但想辨明它的铿锵声响，还一定要探求它的意义，与人共同讨论，难道不能说是懂得音乐的根本吗？诸位君子跟随陈侯整治当时的事务，在堂和序之间周旋升降，一定有人听到音乐、理解其中的德义，在鸢飞鱼跃的生机之中受到鼓舞。这件事对于教化的功劳很大，不只是补备缺失的礼典而已，怎么可以不记载呢？《德清县学祭器记》德清县学新制作的祭器已经完成，主簿潘君写信来说：“县有学校，学校有孔庙，这是很早就有的制度。前任教谕蒋钓置办的祭器，只有四十九件。我们县尹苏侯刚到任时，首先把兴办学校作为要务，刻写褒封的文辞，以彰明国家典制；修饰庄严奉祀的器具，以尊崇庙宇的面貌；增加生员，训导启发并劝勉他们。不久又根据现任教谕胡宗海的请求，按照旧图补造未备的祭器一百三十九件。罇、爵、簠、簋、豆、登、罍、勺、槃、玷等器物，依照式样全部完成。费用按缗计算，共一千七百五十缗，都是富裕而喜好礼义的人仰慕此事、乐意捐助的。大概因为苏侯抚恤百姓有恩，驾驭官吏有法，又以不知疲倦来成就这些事情。如今达鲁花赤与苏侯同日到任，能够共同笃行恭敬之义，心意一致，使苏侯的愿望得以实现。我居于其间，虽不能亲自服役，也从旁共同赞助。因此不到一个月，庭中便没有积压的诉讼，奸猾豪强屏息收敛，官府事务也更加简省。余力所及，从社稷坛、三皇庙直到官署、宾馆、亭台、仓库、马厩，依次全部翻新。苏侯所施行的事情，值得称道的不止一件，而最重要的是礼器全部完备。我愿意举出这件最重要的事为它作记，其他善政也可以附带见于其中。”我认为古代举行释奠，礼仪简略，器物也简略，容许不必齐备。如今既然在孔庙举行祭祀，按照法令属于中祀，牲畜、币帛、物品、器具全都有固定制度。这种礼制从朝廷推行到四方，而偏远州县被米盐等细小事务所困，整天不得空闲，春秋祭祀只求不废止罢了。只有苏侯看出这件事表面缓慢、实际紧要，不苟且因陋就简、少有缺无，考察礼仪文书的缺失，对于器物数量这些末节也不遗漏，能够尽到职分应做的事情，又如此敬重祭祀之事，由此其他方面也可以知道了。我因此不推辞而为之作记。达鲁花赤名布哷齐，是河西右族；苏侯名靖，世代居住在濮州临清；潘君名子阳，是与我同郡的金华人。祭器的名目以及捐助钱财者的姓名，全都列在碑阴。《南山题名记》婺州在杭州做官、求学的人，每年暮春，一定相约前往南山，拜谒乡里的先达、已故宋代兵部侍郎胡公的墓，仍然在他的庙中祭祀。事情办完后，便在西湖的船中饮酒，以叙州里乡亲之情。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日，聚会者共有四十四人。魏国赵文敏公当时正以集贤直学士主持儒台，我有幸跟随先生长者之后，在赵公的车履末尾奔走服役。到如今已经三十九年，我才凭借不才补任赵公过去的职位。闲暇时跟随乡中僧人游览龙井，看见赵公旧日的题字，便和他们谈起这段旧事，大家都说不能长久废置，却没有人来兴办。我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宣政副使王公，命同郡大夫士和方外之人四十一名，于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日再次聚会南山，追数从前那四十四人，如今还在世的几乎没有多少了。有的在朝廷显达，有的随着公文调任远方，有的已经厌倦仕途，回到故乡家居休息。只有我忝居此地享受俸禄，得以列入这次盛会，不知道再过三十九年，如今这四十一人中，谁还能够重来呢？古人说：“后人看待今天，也正如今天的人看待过去。”这就是刻题名的原因。诸公认为我应当在题名之首记下姓名，因此我不再推辞，只直书这次聚会的年月，以等待后来阅览的人。

译《通济桥记》婺州濒临溪水作为郡治，两条河流逼近城墙，向南汇合后向西流去，水势越来越大，距离城约一里，所以过去用船连接成浮桥，以便往来。大雨时水势突然暴涨，绳索脆弱不能支撑，船只屡屡毁散；水流湍急凶猛，不能容纳篙橹，有人遇到紧急情况冒险前进，大多导致倾覆溺水。西峰及庵禅师怜悯百姓的祸患已经十分严重，谋划砍伐石料建桥，以便利永久通行。禅师名德之，尊贵官员、大吏、豪商、富民无不仰慕他，捐输财物，接连而来。宣慰使哈喇岱、金吾公上书闽省，请求征调善于二事的人来承担工程。于是测量浮桥西面若干步的地方，排除积沙来确定桥基，铺设横木来充实底部，在深水中垒石十三处，两旁修筑两道堤，中间建十一座墩。各墩的形状，西边是正方形，东边略小而尖削，上面用来削弱水势的冲击。工程始于大德四年秋九月，至十年春三月，两道堤和十一座桥墩都已完成，还没有来得及架木成梁，禅师便迁往湖州的道场，不久顺应自然示寂。杭州游民沈甲剃发做头陀，跑到京师，欺骗权贵说：“我是及庵禅师的弟子，愿意借助外来的力量完成桥梁工程。”权贵不知道他的欺诈，替他向东朝请求。获准之后，他回到南方，便借机搜取百姓财物，夺取商人的木材，众人都以此为患。郡中长吏也遭到他的凌侮而无法忍受，于是揭发他的奸诈，向台司陈述，上报朝廷，依法治罪，没收他的钱财，于是停止造桥事务并毁坏石桥。桥墩石块坚固紧密，不容易搬动，只毁掉了五座。那是延祐元年冬十二月。禅师的法嗣雪牛蒭公曾因桥梁不可废弃而向官府申诉，议论很久仍未决。元统二年春，部使者徐公刚到任，便询问民间利弊以及应当兴办、革除的事情。不久，友云龙公当时主持西峰寺法席，立即把这座桥的事情报告给他。徐公惊觉地说：“害民的人，应当用法律惩处；桥梁有利于百姓，不应因为这个人而废弃。”亲自签署公文加以申明。还没有得到回复，恰逢徐公入中书省参与议政，便向宰相执政说明，大家都认为桥梁不同于不急迫的工程，诏令规定十分明确，废弃的必须兴复，没有什么可疑虑的。文书下达到龙公那里，他首先拿出自己的衣钵财物倡导兴建。江浙行中书省发还先前没收的钱二万余缗，行宣政院也命令开坛召集众僧接受具足戒，得到香资和布施共五万缗，于是到处州遂昌购买大木，在闽南、江左招募良匠，于至正二年夏四月开始工程。如今工部尚书庆喜公、前刑部尚书张公都持部使者的符节前来，亲自临场视察。他们又拿出俸禄增加工程费用，僚佐以及所属官吏百姓也共同帮助；想来两位公又共同专心一意，竭尽劝勉、协助、督促工程的辛劳，于是各座桥墩全部完成。桥墩高出水面四十一尺，用木梁贯穿，以石砖覆盖，桥面又高出桥墩八尺，于是桥梁建成。桥长七百八十尺，宽若干尺，覆盖屋舍，长度、宽度与桥相同；柱间有五十处，建殿三座、亭二座。殿用来安置观音大士、泗洲僧伽、元天上帝的神像，亭用来安置四天王。沿用浮桥原来的名称，题名为“通济”。这一年冬十月十六日，张公率领宪府以及文武官属举行落成仪式。差人来请我为它作记。古代角星出现、雨季结束时，便修治道路；天根星出现、水势干涸时，便建成桥梁。有关部门每年只需治理一次。这项工程追溯其开始筹建的时候，已经不止四十年，时作时停，最终有赖主管风纪的人大力振兴，援引法令办事，才得以完成。它的兴废所系，本来不是有关部门日常事务可以一概而论的。对此究竟该怎样措辞呢？从前泉州太守蔡公记述万安渡石桥，只叙述工程的要领而不涉及其他，大概正是《春秋》笔法所谓直书其事、通过完备的文字显现意义。我不才，冒昧取用这个意思，考察它兴废的原因，详细记载下来，用来谨慎保存年月，留给后世的君子。

译《博古堂记》所以，翰林待制、兼任淮西江北道廉访司事的申屠公，是至元年间著名的御史。申屠公平日没有别的嗜好，只要看见有人求售古代彝器、法书、名画，便总是出高价买下。他收藏的东西已经很多，于是加以封缄、收藏，建造高大的屋宇覆盖它，命名为“博古之堂”。申屠公去世，直到今天已经【阙】十有【阙】年，他的嗣子耀州史官谨慎地传承、守护这些收藏，每次登上此堂，都如同看见父亲仍在世一样。有时他曾对我说：“我先君休息宴居的地方，名叫九思堂，吴文正公实在为它作过记。别号忍斋，则由翰林侍讲学士揭公作记。武昌的别业有篛谷，则由翰林待制柳公作记。建楼收藏书籍，名叫墨庄，则翰林学士承旨欧阳公在上面刻了铭文。唯独博古堂还存在，治书侍御史李公、魏国赵文敏公所书的匾额也在，却没有人为它作记。幸望您赐下一篇文字，使我的后人永远保存它而不至于废坠，难道不好吗？”我出生得晚，没能跟随先生长者登上申屠公的堂；而以我的浅陋微薄 compared with诸位大老，更没有能力效劳。然而我同耀州有旧交，并非一天，怎敢以才疏学浅推辞呢？从前孔子谈到夏、殷的礼制，却说杞、宋两国的文献不足以考证。在孔子那个时代，杞国采用夷狄的制度，宋国图谋称霸也已经很久了，典籍散失，保存下来的贤人也没有几个；它们的文献不足以考证，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秦人焚烧《诗》《书》，但博士所掌管的旧典故实还没有毁坏。萧何跟随沛公进入咸阳，只能收取丞相府的图籍，用来了解天下险要之处、户口多少以及强弱所在；至于先王旧有的典章礼仪和器物，却一概弃置不顾，落入楚人手中，最终一同化为灰烬。这是有识之士追悔痛惜而不能停止的事情。国家军队南伐，赵氏献出土地，既已封存其府库交给有关官署，而一代的礼仪文物和器物，都是申屠公任江浙宣阃都司时，亲自从赵氏那里接收后上交朝廷的。武夫俗吏不敢毁坏、损伤断简残编，也没有散失，这对保存斯文功劳极大。中原的文献流落东南，本来不能同夏、殷相比，但申屠公比萧何贤能得多了。他又能用余力极力搜求访察，凭借山岩丘陇、屋壁间遗存的东西，窥见古人制度、法象所寄托之处，以及精微义理所保存之处。申屠公有志于古，难道只是为了满足耳目和玩赏而已吗？何况耀州作为他的儿子，能够谨慎地承继父志，长久而不忘；这不必等到祭祀时斋戒，然后才思念父亲的居处、所喜乐之事和所嗜好之物。后来的人，难道可以忽略这些吗？申屠公名致远，字大用，是东平寿良人。他历任官职和所作所为，有永国文康阎公所作的碑铭记载，这里不再详述耀州的姓名。申屠公以清廉方正、刚直诚信著称，世代继承其家声。《述古堂记》吴郡缪仲素，是一位好古而博雅的士人。他平生所嗜好，只有古代器物。偶然遇到古器，他总是用重金买下，并且都陈列在一间堂屋之上。所收藏的名目有若干件，其中最珍贵、最有用的，是宋代内府旧藏、绍兴丁卯年邵谔进献的《述古图》圆砚。他因此用“述古”命名自己的堂屋，并请我为之作记。《述古图》原是李伯时仿效唐代小李将军，以设色描绘云泉、花木以及当时人物的画作。根据郑天民先觉所作的记载：坐在勘书台上执笔书写的，是东坡先生；喜欢观看的，是王晋卿；倚着椅子站立观看的，是张文潜；按着方几凝神伫立的，是蔡天启；坐在盘石上，托腮执卷观看画作的，是苏子由；拿着芭蕉扇仔细观看的，是黄鲁直；靠着肩膀偶然交谈的，是陈无己；伏在横卷上画《归去来图》的，是李伯时；按着膝盖在旁观看的，是李端叔；跪着俯身观看的，是晁无咎；坐在古桧树下弹阮的，是陈碧虚；拱手侧耳倾听的，是秦少游；仰头题写石壁的，是米元章；站立观看的，是王仲至；坐在蒲团上谈论无生之理的，是圆通大士；偶然坐着仔细观看的，是刘巨济。总共戴幅巾的有十一人，戴乌帽的有两人，其中一人戴的是道帽；戴仙桃巾、琴尾冠的各有一人；穿深衣、紫衣、褐衣的各有两人；穿青衣的有四人，穿黄衣的有三人，其中一人穿的是道服；穿茧衣、紫氅、黪衣的各有一人。一个童子拿着灵寿杖，一个童子捧着古砚。两个女奴梳着云鬟、佩戴翠饰，是王晋卿家的侍妾。石床、锦褥、玉卮、瑶琴，依次陈列。大溪峭壁、怪石、淙淙的流水、曲折的小路和险峻的桥，映照环绕在左右。松、竹、兰、蕙、红蕉、紫茂相互掩映，连绵不绝。天民又说，画中还有一位道士，名声震动四方，足以作为千古师表。李伯时偶然没有画出他，便乘空隙寄托自己的意思，把他绘成图，以供好事者玩赏。没有人知道他所指的是谁。此记作于政和甲午年后十三年。邵谔于是把这方砚进献上去。砚是端溪紫石制成的，形状正圆，中间隆起以承墨，外围环绕作为砚池，旁边刻有这幅图。虽然其中的物色已经无法辨认，但服饰和人物位置还大致可以看见。这就是所谓《述古图》圆砚。我听说《尚书》记载迟任的话说：“人只应求取旧人，器物却不应求旧，只应求新。之所以要从新器物中求取，难道是轻视远古而看重近世吗？只是因为取用新的器物能够适合使用罢了。” 三代以及先秦的古器，往往流传到今天，例如吴王夫差的戈、和氏的弓、后羿的竹箭、离磬、崇鼎，一旦归于士庶之家，本来就没有什么用途。唯独砚这种器物，从王公直到庶人都通用。何况这方砚制作精妙，完整保存了古代人物仪态法度的遗制，而它的用途又日新月异、没有穷尽，难道不应当成为仲素所珍重的东西吗？这座堂因砚而得名，这篇记是为此堂而作。仲素所收藏的东西，有些年代早于这方砚，却不是此堂命名的依据，我不能一一记载。

译《西湖书院田记》从前天下还没有学校，只有梁、楚之间有四所书院。如今江浙行中书省所统辖的吴越一带，偏远州郡和下等县邑没有不设学校的，而其中称为书院的多达八十五所。大体都是因为先贤的乡邑以及他们仕于国家时遗迹所在之处，表彰显扬它们，作为求学者的依归；否则就是好义之家创办书院，以私下仰慕、师法某人为目的。唯独杭州的西湖书院，实际上是宋代的太学，规制尤其宏大。过去所刻的经史群书，有专门官员掌管，称为书库官。宋朝灭亡，学校废弃，但书板库还完整存在。至元二十八年，故翰林学士承旨徐文贞公持部使者符节到杭州治理，才开始修饰礼殿，并把西湖上所祭祀的三位贤人奉祀到礼殿西侧。行省把书院建置沿革的详细情况上报中书省，于是赐给书院匾额，设置山长一员。过去书库官掌管的事务，也都归属书院。只是供养书院的田地，都贫瘠而且远在其他州县，丰收年所缴纳的租税尚且常常不能足数，营缮、廪给所需有时仍然匮乏而无法接续，更没有余力顾及书籍。郡人朱庆宗曾让两个儿子在其中学习，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书院，便捐出宜兴州泊阳村的圩田二百七十五亩归于书院，依照成法减免其租税十分之二，实际每年得米一百三十二石，请求另行储存，以供书库使用，不得挪作其他费用。凡是书板有磨损残缺的，就补修；有错误的，就刊刻订正；有所缺备的，就增补。主管教务的人先向儒学提举司报告，再转达宪府，于是命有关官署免除这些田地的徭役。担心后人不明白这件事的由来而破坏既成规制，便征集文字作记，以示永久。过去苏文忠公记载李氏山房藏书，认为世间使耳目愉悦、适合实用而不破败不穷尽，并且随人的才分求取就没有不能得到的东西，只有书。李氏对他的书既取来使用，而书本身仍旧完好，未曾稍有损坏。书确实能够令人喜爱，又适合实用，不会破败，也不会穷尽。假使传刻的书年年增加、长久没有损坏，那么摹写刊造的书也会日益广多，哪里会有穷尽呢？从前像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是朝廷赏赐，就无法得到书。如今一个平民之士却把心思放在学校事务上，不担心居处不高大、饮食不丰足，反而担心书籍不完整。这是仁人的无穷善意。求学者应当没有所求而不能得到的，只是能够玩味书籍的精华、穷究它的根本的人，又有多少呢？苏公之所以感叹古人得到书很难，而他们的学问却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是因为后世的书多而且容易取得，求学者反而更加苟且简略了。我把苏公书院中先贤的事迹显明地诵说、阐发，并以此作记，希望后来的人主持、坚持这件事而不要废弃，也借此劝诫那些捆束书籍却不阅读、只作空谈而没有根基的人。《沈氏义庄记》湖州向东七十里，是花城。乡里有声望的人叫沈君，家中世代以儒业为业。沈君的父亲处士公，抛弃声名利禄，不求仕宦俸禄，却乐于拿出私财救济他人的急难。他认为亲近亲族、仁爱百姓，应当有根本、末节和先后次序，首先谋划创建义庄，用来教育、供养族人。事情还没办成便去世了。沈君认为前人的志愿不能不继续，于是在至顺辛未年捐田五百亩，建立义塾，修建殿宇，把先圣、先师的像安置其中，按照春秋时节举行释奠礼。开辟讲舍和斋庐，聘请饱学宿儒为师，聚集族中子弟，使他们按照才质接受学业；乡人来求学的也不拒绝。不久又于至正乙酉年捐田五百亩，在义塾南面建立义庄，修建若干间房屋，以田地收入充实义庄。选择族中年长而贤能的人，共同主管收支。贫穷而无力供给婚嫁、丧葬等费用的人，就根据贫富厚薄的适宜程度，制定有高有低的等级，周济他们。大体仿照前人的成规，并根据情况略有损益。担心后来的人不能继承他的事业，于是把此事报告给外宰相、执政大臣和部使者，他们都按照请求答复。沈君已经请求乡里的寓居官员为义塾作记，而义庄还没有记，于是叙述事情的次序，把写作托付给我。古代拥有国家的人，必定丈量田地、授给百姓，以使他们生活富足；建立宗族、收聚族人，以教导他们亲爱。自从这些法制在后世不能实行，百姓失去供养的日益增多，风俗也日益衰薄。然而万古只有一个本心，万人的本心同出一理；田制败坏了，这颗心并不随之败坏，宗法废弃了，这颗心也不随之废弃。仁人君子如果能够充实自己一念的良知，把我有余的资财推给别人不足之处，使他们得以顺遂地生活，并由此发出自然亲爱的心情，难道不是由义而起礼吗？这样，即使生在千年以后，仍然是三代的百姓。传说说：“一家仁，一国就兴起仁；一家谦让，一国就会兴起谦让。”如果有人能够仰慕沈君的作为而奋发起来，那么将会看到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天下之内没有一个人不能得到自己的安处。子子孙孙，不要废弃而继续传承下去。善于继承、善于述行的人，应该尽心尽力。亲密的兄弟，不论远近，秉持常性的良知，谁会独独没有呢？我不推辞而为此作记，不只是为了勉励沈君的后人继承此事而不使它废坠，也是为了劝勉富有而又好礼的人。

译《敏学斋记》吴郡施允文，是一位喜欢修养德行的人。他在城东建造房屋，作为读书斋居之所，匾额题为“敏学”。四方士大夫来到吴地，允文一定亲自登门请求会见；来访者也没有不乐意同他交游的。正值我将北上，把船停泊在姑苏驿，允文来请我为他所谓“敏学斋”作记。我告诉他说：“《六经》谈到学习，最早见于武丁的诰命，其中谈论学习的道理，说到谦逊、敏进罢了。谦逊，是希望人谦退，像是有所不能；敏进，是希望人不断进修，像是有所不及。退处便能虚心接受别人，进取便能勤勉自励，这两者本来不能偏废。孔子是大圣人，却不自以为圣，所以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可以说是谦逊了。然而他又说‘爱好古道，勤勉敏捷地去求取’，那么他求取学问，什么时候不以敏进为可贵呢？有一天，他同颜、曾二人谈论仁和孝，二人都自称不敏，他们的谦逊也可以看见了。颜回的仁、曾参的孝，三千弟子中没有谁能超过他们，难道他们是不敏捷的人吗？如果只是自我谦卑，却不想办法自我勉强、自我奋发，这就叫只知退让而不知进取。谦逊虽然是美德，但必须敏进才能有所成就。由此说来，学习之道所特别重视的，尤其在于敏进。” 允文采用这些话给斋屋命名，确实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了。但允文并不以此自满，急切地想求得我的话来申明其中的意义，并为之作记。我听说孔子教人要说话迟钝而行动敏捷，又把办事敏捷、说话谨慎称为好学。允文平日奉养父母很孝顺，交友讲信用，是行动和办事敏捷的人。应当凭借他已经做到的，勉励他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不断前进而不停止，他必定会有深入造诣、自己有所心得。哪里需要我多说呢？姑且把这些话答复允文罢了。这就是记。《闲止斋记》钱唐张子英，出生于官宦之家，而且生活在当今盛世，却一向不喜欢做官进取，每天以写诗作文自娱，尤其喜爱陶渊明的诗，摘取其中的话题写在自己居室的匾额上，叫“闲止斋”，并请我记述以此命名的意义。我看陶渊明《止酒》诗篇，开头就以居住于城邑、逍遥闲止为话头，那么他所说的“止”，并不只是停止饮酒。天地之间的事物有万种不齐，是非相互倾轧，利害彼此乘除，美丑互相映衬，强弱相互欺凌，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终极；而人凭着渺小的身躯同它们周旋，在无穷的变化中从旁应答、交接，谁能在胶着纷扰中求得止息呢？山林中枯槁自守的人，抛弃世事、隔绝外物，把情感寄托于风月之间，处身寂寥之地，仰望云岚，俯视泉水，似乎可以止息了；但这仍然有所等待，尚未能不受外物牵累。只有在自得的境界中任凭万物各尽其性，使事情与自己的才能相称，而我则忘掉自己所寄身的处所，不知道城邑可以成为山林，山林也可以成为城邑，这样才可以无论到哪里都得到自己的止息之处。这不正是庄子所说的逍遥，也是渊明取来表达的意思吗？还是说，他的话不只是止酒，也不只是说到居住和止息呢？坐下便止息在高树浓荫之下，不知道什么才算华美高大的楼台；行走便止息在柴门之内，不知道什么才算通达宽广的大道；品尝便止息于园中的葵菜，不知道什么才算面前摆满一丈见方的珍馐美食；欢乐便止息于幼小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才算有数百名侍妾陪伴。这并不是舍弃那些而选取这些，只是闲适放任、不受拘束，逍遥自得罢了。又怎么知道哪一种是庄子的逍遥，哪一种是渊明的止息呢？子英清正修身、喜爱古道，处在城邑却像处在山林，从未疲惫地被名声和形迹牵累，难怪他听到渊明的话，便与自己的内心相契合。然而我听说孔子说‘可以止就止’，‘如果尚未可以止便止，以及已经可以止却不止’，两者都错了。应当做官时就像渊明一样，把弦歌作为营造三径的资财；应当止息时，就像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解下官印离去，不被外物牵累；道路虽然不同而所得到的相同，往哪里去不是逍遥呢？这才是善于学习渊明而得到真正止息的人。子英请我记述他以“止”命名的意义，我所知道的也就到这里为止。从前曾子用“缉熙敬止”解释“止于至善”，陶渊明用“逍遥闲止”吟咏“止酒”，他们取义都不是拘泥于章句训诂的寻常解释所能贯通的。我正想见到像渊明那样喜欢读书而不求过分深解的人，同他共同讨论这件事，子英难道不是渊明一类的人吗？如果能够替我说明，请把这些话留下。换班的仆人来后，就让他记录下来，作为后记。《记〈高祖墓表〉后》以上是迪功郎黄公的墓表。黄公是我的高祖。安葬他时，宗正丞兼左司郎官朱公元龙正奉祠居住乡里。因此我的曾祖户部公请他撰写文章，在墓道立表说：“迪功郎，是宋绍定辛卯年，黄公因东宫庆典而受封的初阶官名。后来户部公在景定年间再次遇到明堂恩典，庚申年追赠宣义郎，癸亥年追赠承议郎，咸淳丁卯年又因郊祀恩典屡次追赠朝散郎。高祖妣宗氏屡次受封为安人。高祖在户部公之后二十七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又说：“孺人，也是她最初的封号。儿子四人，长子名梦炎，就是户部公，是溍的曾祖。他年少时就能写文章，十一岁时，乡里的先生有人开玩笑说：‘小甘罗早一岁就已经会作文了。’他随即应声说：‘再加上孔子的几年，就可以学习《易》了。’乡先生非常惊异；墓表所说的‘以文相挑而应答，随口便能对答’，指的就是这件事。后来在绍定戊子、嘉熙丁酉年，他连续两次请求两浙转运司发给文解。”

译墓表说：“再次被漕司荐举时，当时还没有考中进士。” 黄公去世八年后，才凭免解资格考中淳祐庚戌年进士。官至太常丞、枢密院编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请大夫致仕。黄公在户部公之后三十年去世，享年七十岁。次子焱，起初户部公寄居观文殿学士、少师吴公渊门下，吴公借给他男爵身份，使他到漕闱参加考试，这并非他的志向。他摘取俚语编成启辞谢绝，说：“举子忙，槐花黄，早已察觉壮心萌动；时文熟，秀才绿，必要取得本色而归。”吴公赞赏他的志向，却不允许他彻底辞绝，于是把恩典回授给焱。后来他屡次升迁为忠翊郎，权任安庆府望江县令；炳大概是他的旧名。黄公在户部公之后四十八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次子焕，过继给伯恭公的母弟为后。次子荧，在黄公去世前一年补为太学生。黄公去世后二年，荧去世，享年二十八岁。女儿二人，长女嫁给王渊；王渊是金嘉熙戊戌年殿试第五名，授从事，即昭庆军节度掌书记，尚未赴任便去世。墓表不写帅镇军号而写州名，说安吉，是取其容易让人知道。次女嫁给刘瞻，孙即时孙。户部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垓，次子承节郎名谔，是溍的祖父。有一女嫁给刘景辰。我的父亲应龟是太学内舍生。望江县令有三个儿子，长子埴，次子壔。咸淳己巳年，户部公按照明堂恩典本应让儿子入仕，便把这一恩荫推让给壔，所以户部公的儿子没有一个凭恩荫入官。壔尚未接受任命，户部公便遭遇母丧，不久改名君泽，以进武校尉身份参加有司考试，姓名没有见于墓表；墓表所记之时，他还没有出生。有一女嫁给朱叔麒，朱叔麒考中咸淳戊辰年乙科，授从事郎、处州军事判官，升任国子监书库官、太学官。一子名埈生，一女嫁给刘璨。埈生出生于嘉熙初元，而承节公出生于隆兴寓舍。墓表所写都是小字，当时还没有取名。后来埈生又改名景山。墓表说孙女实际有三人，却写成四人，无法详细考明。只是我的高祖妣下葬时，户部公所作的墓志，有墨本流传收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的石碑早已不存在。溍在高祖去世三十五年以后出生，如今七十岁，才从朱公家藏文集中看到这篇文章，追念感慕，流泪不能自已。非常担心年代越来越远，文章散失而不能流传，所以谨慎抄录收藏，同时详细疏理其中纤细曲折的事项，使我的后人还有所考察。曾孙、玄孙以下墓表未涉及的人，家谱中还保存着。《文献集》卷七上 钦定《四库全书》《文献集》卷七下 元代黄溍撰 《汤氏义田记》汤氏在龙泉是大族。宋朝南渡时，岐国公汤思退凭文章才学做到宰相，家族更加显赫。岐公的伯祖太中大夫□，往下传九世，到了武翼大夫汤节。武翼生汤望，因父亲的恩荫把机会让给弟弟，从此不再享有世袭官职。他有个儿子名镛，字伯韶。镛十三岁时宋朝因德祐年间而亡国，于是隐居不仕，人们称他为石屋处士。处士君既然不做官，便混迹民间，致力于生产劳作，使家业勉强完整；自身生活十分简朴，却乐于救济别人的贫困急难。他认为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应当从亲近亲族开始，于是置办义田来供养同族。义田有二百亩，每年可收谷四百石。选择族中廉洁谨慎而有才干的人，让他负责收支。每月给每人五斗；有丧事的给二石，安葬时减半。生孩子的给一石，再生孩子就加倍。孩子刚入学，给钱三十缗。嫁女儿与入学所给数目相同，娶媳妇则减去三分之一。年满七十岁的人，每年给帛一匹。能够自行谋生的，不列入供给。不知道检点修养而有子弟过错的，停止供给。大体仿照范文正公的成规，略有损益；至于施贫救族的义理，则没有不同。范公有志于此事三十年，等到出任方面长官、进入政途，地位充足而俸禄丰厚，才得以完成范公的志愿。岐公正当显贵时，来不及做这件事，而处士君却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做成了，可以说很难得。过去我曾考察三王时代的百姓，都有固定的产业，饮食、衣服和器用的需要，不必依赖他人然后才能具备。公卿大夫所受的田地和俸禄，也有等级差别，不能超过制度规定，哪里有多余的田产用来作为互相周济、互相救助的资财呢？至于聚合族人的道理，也不是说让他们都靠我供给衣食。如今田制败坏、宗法废弃，已经很久了。有人能够以义兴礼，在亲族关系穷尽、亲缘疏远之后仍然尊崇恩爱，不是更加困难吗？处士君有三个儿子，长子濵，次子溱，次子京。溱不幸先去世。濵和京继承并发扬父亲的事业，不懈怠而更加虔诚。京不远数百里，赶到钱唐请求我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告诉后人，使他们不要使孝子仁人的用心坠失，这是多么深远啊！这本来就是我乐于听闻、乐于书写的事情。处士君的言行，前进士叶岘已经为他铭刻墓碑，这里不再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