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集卷六

译《东郡志序》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身份退休，居住在滑州。滑州统辖两个县，以白马县为治所。白马原是东郡的土地。宋公闲暇时阅读前代史书和其他传记，记得其中有关东郡的事情，又参照旧日听闻，写成《东郡志》十六卷，请我作序。我私下认为，古代谈论地理，有图也有志。图用来了解山川形势和土地所产，志用来了解语言风俗以及古代久远的事情。因此成周的制度中，职方氏掌管天下地图，把地图的道路地理讲给君王听；还有土训这一官职。小史掌管各诸侯国的志书，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把各地志书讲给君王听；还有诵训这一官职。所有这些都要通达朝廷，并且关系到政令，不只是用来供士大夫广泛浏览罢了。后世各郡，有的只有志没有图，有的把图合在志中，却从来没有由王朝官署统领；有司往往认为这不是官吏议论中的急务，漫不经心，不加省察。幸好有些士人有文学修养又喜好实务，奋然想把著述当作自己的责任；但是偏远州县、下等城邑的僻陋地方，没有世代居住的旧家族和年高德重之人可以征验，所写的书即使勉强具备，也不能详细核实。严重的甚至缺漏而不完整，儒臣、史家最终有所询问访察时，往往没有办法回答，遗文轶事不能附录在简册末尾的很多，何况那些更重大的事情呢？滑州本来就是著名的州，宋公又以年高有德成为本州的名望人物，有关文献足以征验，所以他编纂这部书是很合适的。它完备地搜集考据材料，精确记载人才的兴衰、风俗的盛衰；向上可以说明教化的得失，有助于治理之道；古今文章、事实和沿革的原委，向下可以等待采录，并流传无穷。难道能同那些凭空话作为著述的书相提并论吗？因此我为它作序，大略如此，使读者知道这部书不只是一个州的荣耀和观赏之物。《科名总录序》登科有记载，历史已经很久了，但乡贡士人却从来没有被记录过。过去没有这种记载，现在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过去录取的人多，不容易全部列举；如今录取的人少，可以立即数清。录取的人多，那么来源就广；录取的人少，那么选择就精。在范围极广的人中选出最精良的，那么如今考中春官试的人，都是过去应该登上天府榜籍的人。何况有的人受到特别恩典而升为显贵官员，成为当时闻名的人；有的人通过辟举，凭才干奋发自立，难道可以让他们的姓名无从考见吗？鄱阳徐勉之，在科场初兴的时候，废止了原来那种褎然与计吏一同进京的做法。所谓《登科记》，已经不能再续编，于是便汇集本朝凡是参加乡荐者的姓名，合计若干人，依次编成号码，名为《总录》。大概士人唱着《鹿鸣》而来，也是一时的荣耀际遇，并不是说祖宗培育人才的恩泽到此就停止了。皇上正日夜渴求士人，显赫地颁下明诏，网罗四方遗逸之士，难道不是因为过去对待士人的方式，使他们受到拘束而不能尽情施展，卓异、奇伟、杰出的人才全都被收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吗？广泛求取而精心选择，在这里得不到，必定能在那里得到。过去泰山孙明复、眉山苏明允，都曾参加有司考试而不合格，却以平民身份被召见并授予官职。伊川先生也曾因为廷试成绩而闻名，后来才应聘出仕。怎么知道今天就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本来不必等待勉之来传述，但勉之的这部编录却不应当没有流传。因此我不推辞而为它作序。《彭克绍诗序》鄱阳彭克绍来到京师，把他的诗集《学余稿》若干卷给我看。我喜爱它能够写出新意，却不流于奇巧；从来不拘谨地追求古人的外在形似，却没有失去自己的高妙。我反复展读几遍，询问他的家世，才知道已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是他的祖父。我私下考察宋朝末年，疆域虽然日益紧缩，但文武才智之士中足以担当方面重任的人并不缺乏。忠烈公又是其中的杰出人物，能够凭奇伟非凡的功勋奋发自立。谋划国家的人看看那时的情形，为什么却让那些只求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的大臣得以挑剔、诬陷他的短处，使他一经斥退便不再起用？国家的兴废存亡固然都由天命，难道也有人事的因素吗？忠烈公已经实际取得的功效，写在简册中，收藏在史官那里，但后世已经无法看到；他一生所蕴含的才略，没能在施政中充分施展，史书也无法详细记载。可是克绍因为这是异代之事，颇为忌讳谈说。大概自从国家统一，四海停止使用武力，朝廷内外有了很多闲暇，文治日益兴盛，做士人的只知道沐浴在德泽中，共同歌咏太平的盛况。想要访求百年以前的遗事，而故老已经全都去世了。只是我和克绍生在如今无事的时代，能够饱食终日，以文章相互娱乐，难道不是幸运吗？克绍的诗，有吴仲退先生所作的序，称赞他是“奇材”，又勉励他说“不能把这当作满足”。吴先生对克绍的期望很深，这里不再说了。

译《送吴生归黄岩诗序》我看如今凡是要远行的人，没有不俯身伏地侍候，向先生长者之门求取赠言的；得到赠言，一定面露喜色而高兴；得不到，一定怅然若失，满怀失望地离去。古代也有这种事吗？老子说：“富贵的人用财物赠送别人，仁德的人用言语赠送别人。”那么赠言这件事，古代是有的。所赠的言语，难道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吗？用在自身，可以成就才干、取得实际成效；用在处理事务上，可以应付万般变化而不困穷；写入书中，可以惠及后来的读者。《传》说：“仁人的言语，利益广大啊！”所以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用言语赠送给别人。至于借助口舌剩余的议论，为人说情铺路，使一个卑微的人得到引荐和重视，以便在当时取得名誉；又使那些凭琐碎才干、微薄技艺攀登几步的人，也能够夸耀为荣耀的际遇，向庸人和小孩子炫示，这些事情古代都没有，如今却有了。并不是古人不能说出这种话，而是有德行就有言语；只是他们所说的对象在于那种真正的德行，而不在于这里所说的求取虚名。如今求取赠言而得到就高兴，求取而得不到就失望离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只有吴生不是这样。他为人喜爱修养自己，又有文才；话语仿佛不能轻易从口中说出，同人交往却温和而有恩意，从来没有想要别人称誉自己。他来到京师，受到侍从近臣的赏识，并因声名传到天子那里，于是得以跻身国中贵游子弟之列。等到考校他的才艺，又多次超过众人，脱去布衣、出仕已有日期了，却从未想把这当作乡里的荣耀。如今他正要离开京师，到东南五千里大海之滨探望父母，担心自己离群独居，没有可以凭借来修身行善的条件，所以想从先生长者那里听取一句话，用来壮大自己求学求道的志向，这也不同于一般人的求学了。姑且把他的心意题写在篇首，希望有乐于教诲他的人，以仁人的言语相告。至于感叹时节万物的变迁，想到道路山川的遥远险阻，只要有可以寄托、用来安慰他长久思念之情的文字，也是君子不会废弃的事情。送徐生归吴中序 起初我留居钱塘时，承蒙屈尊同我交游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想相互约定推举我做老师。我推辞说不可以，他们便都说答应。徐生本中因为我同他父亲有旧交，仍然不废弃以契家子弟的礼节相待。后来那十几个人，往往考取乡试推荐，有的接连考中甲科，有的终于成为天下士人之首。唯独徐生参加有司考试总是不合格，带着自己所著的三十卷书来到京师。有认识他的宰相替他向皇上进言，于是他得以同国子监学生并列。我正因为没有才干却承蒙担任学官之长，徐生按照旧例拿着拜师礼登堂，向我行师生之礼。我也无法最终推辞。不久，徐生请假回吴中探望母亲，请我写几句话作为临别赠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听说古代做老师的，能够通过言语和行动使自身成为教化榜样的道理，在于自己；遇到不合乎道的人，只是约束他，使他回归正道罢了。因此，善于学习的人一定要到有道之人那里求得纠正，善于教人的人也不只是抄取前人的成说，轻率地告诉别人。如果只是抄取前人的成说，轻率地告诉别人，那么只要粗通句读的人，没有谁不可以做老师了。我以前同徐生行师生之礼已经很久了，何必等到今天才这样做呢？如今做老师的人却说：‘我的资历应当担任这个官职，他本来就不能拿道义来要求我。’ 做弟子的则说：‘他的品级资格适合担任这个官职，我本来就不敢以道义来要求他。’如果这样，那么徐生虽然同我行了师生之礼，却并不是因为我能够用言语和行动亲自教化他；而我又怎么能这样说呢？不过我看徐生所著的书，大多出自前人的成说，并不需要我再抄取后人的话来轻率教给他。徐生若能不专门把这些当作供口头耳听的资财，而致力于亲自实行，本来除了这些也没有另有所谓的道，只需勉励他罢了，又何必求我再说什么呢？在他启程时，姑且写下这些来满足他的请求。从前一同游学的人，如今有的在京师做官，有的在吴中任职，徐生可以拿这些话去问问他们，看他们认为对不对。

译刘忠公奏议集序 唉！君子与小人的胜败，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安危。诵读一个人的言论而想知道他的为人，还应当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宋朝灭亡已经很久了，自熙宁到元祐，再到绍圣、建中靖国的事情，姑且置而不论。故侍御史、守户部侍郎、致仕后追赠中大夫的刘忠公之事，理宗难道就是在处理君子与小人胜败的关键吗？起初，史嵩之以右相身份出任督办专门事务的官职，张扬边防事务，遥控朝廷。等到他入朝占据相位，援引私党，安插在重要职位上，把持权力，任意妄为，比从前更加严重。谏官有人提到他的事情，便立即被斥退。刘公任御史时，弹劾侍从、两制以下九人；叶贲作为史嵩之的心腹处在谏官职位上，刘公毫不宽贷，叶贲被降职，而刘公最终也因此离开朝廷。此时君子和小人的胜败还没有分晓。史嵩之因父亲丧服期满而被起复，三学士的议论沸腾起来，但朝臣大都畏缩顾忌，闭口不敢说话，能够发言的只有几个人。理宗也苦于史嵩之的专权，却不知应当怎样处置；想到刘公一向刚强正直，又不依附任何人，可以委以重任，便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召谏长刘晋之入朝。台臣王瓒、胡清献、龚基先都是史嵩之倚为左右手的人，急忙请求撤销刘公的新任命。理宗看了他们的奏章，夜间亲自下诏斥逐四人，提拔刘公为左司谏；刘公尚未到任，又改任侍御史。君子与小人胜败的关键，到这时才决定下来。刘公被引见以后，接连弹劾执政金渊、从官郑起潜、濮斗南以下八人。他指出马光祖夺情起复、总领军饷，实际上是史嵩之预先制造援例的依据，尤其击中了史嵩之的奸谋。于是邪党逐渐瓦解，但理宗仍然犹豫不决。刘公多次上密奏，请求早日任命宰相，言辞更加恳切，理宗醒悟，史嵩之最终不再被起用。这就是君子和小人胜败的分界。为什么国家议论刚刚安定，大纲已经举起而细目还未来得及展开，上天却不肯留下这位贤者，突然使人怀有夭折凋残的悲痛。唉，真令人悲伤！刘公起初任普通属官时，奉诏上书，轮流应对进讲，随着所陈述的事情，都有所补益，并不是只拾取细小末节，勉强用来充数而已。前后两次进入台院，每次都不到两个月，却尽情进言而毫不回避，勤勉正直，忘我无私。至于他的宏大议论，既然已经载入国史，不能一一书写；但见于家集的文章，本来不应没有流传。刘公去世至今将近百年，他的曾孙德辉担心遗稿长久以后散失，寻访旧藏，得到奏草以及经筵所上的文字，辑录成篇，并附上馆职防总二十有七篇，交给我，让我记在篇末，姑且等待后来执掌史笔的人采录。他的其他诗文杂著，另有别集保存。有人说，徐元▯以说书身份入宫侍奉，谈到史嵩之的事情，深深契合理宗的心意；刘晋之、王瓒等四人急忙攻击徐元▯，理宗便把他们全都贬黜，起复史嵩之的命令也停止不行。传闻虽有不同说法，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刘公和徐元▯的死，人们都认为是史嵩之毒害的结果；朝廷却怀疑徐元▯无病暴亡，因此兴起诏狱。刘公和徐元▯同时被追赠，典礼上又用同样的悼念之辞，难道其中大概有深意吗？考察内翰程公许所撰的墓志，既说刘公因感受末疾而死，又把他同徐元▯并列叙述，还反复表达对天运人事的感慨，叹息世事难以预料；他的措辞已经很隐微了。存疑而传存疑，也是史家应当知道的事情，所以一并记载在这里。徐氏咏史诗后序 孟子说：‘王者的功业迹象消失了，诗也就亡失了。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大概古代盛世作诗，进献于郊庙，就可以由此看见君王盛大的德行；陈列在朝廷，就可以知道政治的兴衰；施行于诸侯国和乡里，则是由上面发出而流布到下面，又可以用来教化百姓。到了衰败之时，先王的政教号令虽然不能施行，但流传的风气和遗留下来的习俗还没有完全泯灭，所以《风》《雅》的变体往往陈述古事来讽刺当今。到了王者的恩泽完全枯竭，再没有剩余，诗才不足以使人受到警醒、悔悟并振作起来，所以说‘诗亡’。圣人不得已，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褒奖善行，贬斥恶行，以此表示劝勉和警戒。这样，诗虽然亡失了，但它能使人警醒悔悟、振作兴起的作用，仍依靠《春秋》保存下来。后世君子有所创作，文章像史书，意义却不能从《春秋》中取法。仁人志士看到这些事情而内心有所感慨，没有不因此发愤郁结，感叹而作诗歌的。然而有的借一人为言，有的借一事为言，如王仲宣、曹子建咏三良，张景阳咏二疏，谢宣远咏张子房，虞子阳咏霍将军，就是这样。只有左太冲所作的赋，较多涉及战国、秦、汉的事情，却还没有人穷搜极讨、上下贯通古今，把它们的是非得失全部考察而无所遗漏。唐代的诗人，偶尔有人因古迹旧事而兴发感怀，篇章接连、诗句相续，达到数百首才停止，但他们的言辞大多浅陋近俗，只是供儿童口头耳听，对名教有什么关系呢？兰溪徐公早有声望，家庭中传承先儒关于道德性命的学说，尤其精通史学。凡是司马氏《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君臣事实，只要可以寓含褒贬、保存劝戒意义的，他便每人作一首诗，共有若干首；诗中的大义鲜明，完全本于圣人经典的法则，确实有功于名教。《春秋》产生于诗已经亡失之后，而诗能够使人警醒悔悟、振作兴起的作用，竟然又在《春秋》绝笔千百年以后重新出现，难道不是古人的正直性情仍有不灭的东西保存着吗？诗和《春秋》本来可以交替发挥作用吗？徐公去世已经很久，他的仲子徐津才拿出这些诗，请许先生谦、张君枢作序以便流传；他们不嫌弃我，认为我何不作一篇后序。我私下读到先师朱子《感兴》诗，提纲挈领地提出前代史书的要旨，言辞极其简约，却对名教关系极大。朱子曾说，学习不能只求广博，也不能径直追求简约。如今的学者如果不经过徐公的广博，又怎么能进入朱子的简约呢？因此把这些话写在篇末，拿来同有志同道的人验证，不知他们是否也这样认为？公讳銞，字秉国；他的父兄、师友以及学术源流的美善，见于前面的序文。其余事项，此处不再详述。

译六艺类要后序 先王的教化，对内施行于国子，对外遍及万民。教导他们，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的区别，而都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准则，内容极其详密，事务极其繁多劳苦；但人们生在那个时代，没有不学习的。后世经书残缺、教化松弛，即使专门研究经学的人，也有不能知道其中名物并通晓其意义的，何况贵游子弟和普通百姓呢？幸好六艺遗留下来的制度散见于经传，又杂见于其他书籍；后生小子虽然由于时代不同、制度改变，不能亲身学习那些事情，仍然可以诵读有关言论，大略窥见其仿佛。先儒朱子担心年代越久远，这些内容越发坠失，于是辑录并分类编次，用来告示后世。他把总目保存在《小学》一类的书中，把宏大纲要和大义、细微文辞和小节，全部写入《仪礼经传通解》。朱子亲自作序说明礼的通行事项以及乡射、大射，已经略见于各篇。乐经已经亡失，遗留下来的乐声也久已断绝；但书写和计算是日常所需，不能不加以讲论。于是取《周礼》郑注、太史公、《淮南子》、《前汉志》《后汉志》、杜氏《通典》，编成《钟律篇》；取唐《开元十二诗谱》，编成《诗乐篇》；取许氏《说文解字》的序说以及《九章算经》，编成《书数篇》。至于已经废失、无法考察的，只有御法而已。然而，这部书作于朱子晚年，丧礼、祭礼二礼已经交付门人编纂；他曾想向朝廷请求把钟律另编为一书，但奏章最终没有上呈。大射以下的各篇都没有脱稿，书数一篇也残缺不全。朱子有志而未能完成的事情，难道能不期待后世君子起而完成吗？这就是《六艺类要》一书所以编作的缘由。我私下看它所叙述的五礼之义、六乐的歌舞、五射的方法、五御的节度、六书的类别、九数的计算，全都以经书为根本，同时参考考察传注、史家和百家之说，推寻它们的源流，以补充先儒尚未完备之处，折衷其中的抵牾，以发明先儒尚未阐发的义理，对新学的功劳当然很多，难道只是足以成为爱好古学、博雅之人的一点帮助吗？只是如今做士人的，大都仰慕高远宏大而忽视细微事务，钻研性命之学，穷究高深之理，却不察觉制度、文辞都是圣人精神心术的寄托，道与器从来没有分离。阐明先王用来教化百姓的内容，完成朱子想要完成的志愿，不正在这部书吗？全书共六卷，由临江周氏刚善父撰述。有翰林揭公曼硕以及与我同科的王君师鲁所作的序，我只追溯它的源流，认为此书实在是继承先儒而作，希望有志同道的人共同谨慎地把它流传下去。霁峰文集序 宇宙之间清明灵秀、纯美和谐的气息，没有积聚起来却不发显的。上天不能把它闭藏起来，它终究会重新出现而成为文章；遇到时代和明主，歌咏帝王的功业，文饰王朝的法度，就像五纬星照耀天下、照亮万物，有眼睛的人谁不仰承它的余光？即使退居而寄托在空言中，以等待后世贤哲，也像珍珠被抛弃、美玉被丢在地上，光辉照耀山岳、使河川增色，终究不能被遮蔽。大概从上天得到这种气质的人，不一定都能与世人相合；显达或隐晦虽然取决于时运，但上天不能闭藏的东西，人也不能闭藏它。这是事理必然达到的结果，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宁海县在东南偏远之地，那里多有连绵的山岭和高大的树林，前面又隔着大海；清明灵秀、纯美和谐的气息聚集于此，到这里才停留。杰出伟大的人才，随着所禀受的厚薄，发而为文，有的简约雅正而峻拔洁净，有的博大丰赡而宏伟华丽，往往各自成名于一方。霁峰李先生，就是同英杰之士交游，并凭才华在其中奋发而出的那一位。先生刚到弱冠之年，跟随流寓之士到漕闱应试；那些带着粮食、装着书籍前来的人数以万计。先生稍微显露长处，便总是考取第一。等到在天府登名，开始在边地任职时，国家的形势已经困蹙，国运衰败，王朝更替；他拄杖向东归来，隐居海上，生活箪食瓢饮而安然自得，将近二十年。有些达官贵人了解先生，强行起用他并把他带到京师。先生于是作《大都赋》进献，一时馆阁中的诸位公卿都共同赞叹欣赏，交相向皇上推荐，提拔他为杭州学教授，而他的赋也因此被人传诵。先生后来由杭州学教授调任临江学教授，不久以黄岩州判官的身份结束仕途，最终没能凭借宏大的议论施展于大型著述，因此学士大夫没有机会称扬他。然而先生曾向朝廷上书，恳切地写了几千字，陈述六件事情，都关系到政治治理；奏章被搁置而没有施行，但稿本完整保存着。他的歌诗、古文，直到近世的骈俪文辞，笔势纵横奔放，像悬河倾注，越写越多而不枯竭。至于那些琐碎地雕琢辞藻，想凭片言只字求工巧的人，本来就不能同他相比。延祐初年，朝廷设科取士，我因为没有才干却承蒙列入荐书，先生实际参与主持考试。后来十五年，先生以高寿去世；又过十五年，我也年过六十，上表请求退休，归田休息。先生的小儿子李防，才开始收集编纂遗文，考订编次为二十卷，请我作序。这难道不是显达或隐晦各有时运，上天不能闭藏的东西，人也没有办法把它闭藏起来吗？从前扬子云因进献赋而得到赏识，当时担任郎官，供职于黄门；但子云的本意，是想凭文章在后世成名，《太玄》《法言》就是由此创作的。子云死后已经很久，《法言》才流行开来，《太玄》仍然没有显扬。学者如果只是诵读先生的赋，吸取其中的精华，把它作为稀世的资材来帮助自己求取功名，和当初那些了解子云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一定要就他过去被闭藏而如今显露的东西，全面观察而毫无遗憾，那么才可以真正知道先生文章的价值。先生讳洧孙，字甫山，世系、寿数、卒年和葬地已经记在墓碑上，这里不再叙述。

译吴正传文集序 我私下听说古人评论文章，大都认为文章以气为主，气由志决定，志则由学问树立。大概三代以后，文人墨客凭才华驱使气势，驾驭它来写文章；骄矜之气充盈，言辞必然放纵，流于荒诞；吝惜不足之气过盛，言辞必然苟且，流于谄媚。这好比一年四时的运行，万物由此生长；观察万物的荣枯盛衰，就能知道气的屈伸。只有学问足以辅助他的志向、志向足以控制他的气的人，气和则声音和，所以表现在言语上，纯正而完全出于正道；这大概就是他的文章能够取信于当代、流传给后世的原因吧？像我的亡友吴正传先生，可以说是有志之士。正传自幼年懂得求学起，就善于记诵阅览，精于辞章，才思涌溢，连续不断；有时写作歌诗，尤其清新俊秀、华美飘逸，人们大多赞叹称许他。刚到弱冠之年，因为读到西山真氏的遗书，便突然立志于为自己的学问，反复磨炼，日有所长、月有所进，终于成为醇正的儒者。起初，紫阳朱子的门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勉斋黄氏；从黄氏传四代，有北山何氏、鲁斋王氏、仁山金氏、白云许氏，都是婺州人。正传是金氏乡里的人，没有来得及在他们门下受业，却从遗留下来的著作中耳濡目染地接受他们精微深奥的言论，间或向许氏请教，完全探究其中的宗旨趣味，所以近世谈论理学的人，以婺州最为兴盛。然而自何氏以来，他们都一同高尚自守、远引退隐，把荣华富贵遗弃而不居。正传生在当今圣明的时代，正逢文运兴盛，才开始凭才华奋发；在平常官调中沉浮将近二十年，所到之处都能使政事平稳、诉讼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因而得到上级知遇，被推荐后名列朝廷官籍，同道之士正相互庆幸，国人也有了可以仿效的榜样。不久，他因父母丧而离职，后来又因病请求退休，于是便没有再起身任职。可惜他所能施展的职位太小，不能完全施展自己志向所要做的事业；能够取信于今、流传后世的，只有他的文章罢了。正传既然以道自任，晚年更加深入于文章，剖析的精细、征引的广博、议论的公允，即使同古人相比也可以无愧。他所阐明的无非是紫阳朱子的学说；他喜爱自己修养的道理，胜过了昌黎韩子的志向。正传的长子深先于他去世，次子沈收集编纂他的诗文，汇次成若干卷，交给我说：‘先父生前交游深厚而且居处相近的人，大多已经凋零谢世，执事和东阳张君独自还在。先父下葬时，张君已经在墓道上撰写墓表；只是这部家集应当有序文来流传，除了执事还能托付给谁呢？’我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谨慎考察并论述他的师友和学术源流之美，使读者知道正传的文章并不是只凭才华驱使气势、早年虽有才知却没有成就，而是由于有志向作为基础，又能够凭学问把志向完成。正传讳师道，是延祐辛酉年进士，调任高邮丞，历任宁国录事，升任建德尹，入朝教授国子监，由助教升为博士，最后以奉议大夫、中书礼部郎中的身份退休。诏令下达时，正传已经去世。他另有《某书》若干卷、《某书》若干卷，不收入本集中。送索御史诗序 至顺纪元年冬，当今监察御史索公以史馆掌故的身份，任职日久而升迁，参与编修；我则忝居由常调而入词林的职位，作为史馆属官，同公成为同僚，任命在同一天下达。第二年夏天，又一同护送皇帝车驾到上京。公自守清廉俭约，坚定独立，仿佛不可侵犯；内心却乐观平易，面色温和，神气安闲，也从未见他在言语笑容上有丝毫苟且，我深深敬畏他。不久，公因被荐举进入御史台；后来经过十有【缺字】年，便持有部使者的符节，分巡浙河以东。我当时正厌倦奔走，不等到规定年限，便预先请求交还俸禄而归，实际在属郡置办房舍。承蒙公两次前来慰问，握手叙说旧日交情，格外亲切融洽。今年春天，公奉御史之召赴朝，士人中受公知遇的，互相作诗来表达依依不舍之意，请我写在诗集篇首。古代台谏是不同的官职，御史负责分察六司百官，巡按郡县并纠察他们的过失；凡刑狱、功赏、选补、出纳、朝仪、祭祀、宴飨等事务，都参与处理。至于侍从左右、辅佐宰相、规谏讽谕，则是谏官的职责。我朝不设置谏官，台谏的职责全都归于御史。如今与古代相比，他们承担的责任不是更加重大吗？凭阳公城的操守品行，以及范公仲淹那样的才干和贤德，担任谏官时，韩退之、欧阳永叔尚且怀疑他没有尽职，有人写文章讥刺他，有人写信责备他。等到他上书伏阙，竭力争辩国家大事，都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事情，最终才因进谏而显名；这才知道他开始不说话，是不愿只做琐碎的事情姑且塞责。于是韩退之、欧阳永叔又相继推许称扬他，难道不是因为看重他的最终表现而佩服他识大体吗？如今政治教化美善清明，群臣遵守法度，恩泽施及百姓，四海安定，本来没有什么缺失的政事可供议论。皇上不以自己圣明自居，常怀戒惧勤勉之心，虚心采纳意见，即使片言也不遗漏。想到公长久奔波，又熟悉当世事务，便把他提拔到身边，寄托以耳目之任。我私下料想，公从容地提出可行与不可行的意见，只要涉及国家大事，一定能极力陈述别人难以说出口的话。至于端正根本而治理末节，举起纲领而张开细目，振兴风纪、整饬法度，以完成自己的职责，不过是很容易的事。假使韩退之、欧阳永叔复生，又有什么话可以表达他们对他的爱护和帮助呢？将来听说朝廷有刚直敢言的大臣，天子有听从劝谏如流水一样的美德，我虽已衰老退隐，无法拿笔记载，也还可以站在公的后面，歌颂贤臣与明主相逢的盛况，同田夫野老一起在田间踏歌吟咏太平。因此借作诗序的机会，一并说出我对他的期望。

译送周明府诗序 古代撰写史书的人，一定要为奉行善政的官吏立传。西汉二百年间，史传所记载的循吏只有六人，大概自古以来人才就难得，而尤其难得的是循吏。大元统一天下以来，我乌伤隶属于职方已经七十多年；我生在这个时代，有幸侍奉过许多贤能的地方长官，要寻找可以同古代循吏相比的人，清江周侯大概差不多吧？在他以前任职的人，致力于用平易的方式亲近百姓；有人带着礼物来拜见以求通达，他们都不拒绝，渐渐形成惯例，人们也不觉得奇怪。周侯到任后，一概严厉拒绝，这可以说是廉洁了。但世上从来不缺廉吏。过去多次设立机构核查田地赋粮，可隐匿、飞并等弊端始终没有完全革除；周侯开始命令百姓自行如实申报，并亲自承担稽查考核的劳苦，毫不畏惧，一个月后簿书便井然有序。愚昧百姓无知而喜欢争斗，豪强奸猾之徒诱使他们互相告发，并暗中掌握对他们处罚或宽免的权力来牟利；事情还未办完，家产已经破败，他们却仍未醒悟。周侯遇到有人前来申诉，就全部委婉详细地开导说明，调解劝和后遣送他们离去；那些理亏的人，全都惭愧伏地、悔过认罪。使理亏者得到伸张，部使者和郡长官多次把邻境的疑难案件以及多年未决的诉讼交给他办理，周侯用几句话便剖析清楚，人们无不佩服他的明察公允。官府既然没有其他事务，他便利用余力大规模整治土木工程，营建县尉官舍，修葺学校，创设常平义仓，并分别储存公粮和私粮来充实仓库；修复旧有设施，增建新的设施，各种废弛事务都得到恢复，这可以说是有才能了。但世上也从来不缺有才能的官吏。唯有使自己所居之地的百姓富足，离任之后仍被百姓思念，以至于在生前就为他建立祠堂、树立碑刻，隐隐然差不多有古代循吏的遗风，这才是绝无仅有的。何况汉代的循吏都是郡国二千石，如今在百里小县却得到一位循吏，不是更加难得吗？周侯任期届满，解下印绶，出行已有日期；我们这些同道之士各自作诗表达眷恋仰慕之情，请我写在篇首。周侯起初由湖北海南宪司属官进入湖南广西帅府幕僚，因招降两江叛乱蛮族有功，越级提拔为宣阃都司，历任江东繁剧郡县，前任官员的政绩功用十分显著；他来到乌伤后，政绩和品行在各县中最为突出，宪府正接连上章向朝廷推荐，他将要受到任用了。于是借作诗序的机会，附带记下周侯事迹的大略，等待日后撰写循吏传的人采择。送慈谿沈教谕诗序 鄞县沈君长久游学于金华，部使者把他的才能推荐给宣阃，于是任命他为慈谿县学教谕。他启程时，金华的乡里先生和士友都作诗相赠，并请我作序。从前河南二程先生去世后，门人各自尊崇自己所听闻的学说，各自实行自己所了解的道理，人人各自求学。到了考亭朱子出现，才汇集各家成就，二程之道依靠他重新彰明。然而学术分散，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严重的了。永嘉的经制学、永康的事功学，姑且不论。临川陆氏与朱氏都以性理为学，但他们的学说不能相互贯通，即使有鹅湖之会，最终也不能提挈两家使之合一。谈论陆氏学说的人，把慈谿杨文元公、鄞县袁正宪公父子视为巨擘；士人生在他们的乡里，只知道有陆氏而已。宗正少卿黄公也是慈谿人，才开始在那里倡导朱子之学，并致力于把亲身实践作为根本。他的大意认为，陆氏以简易自负，却以支离来批评朱子；这只是看见朱子穷究极讨、论说详尽，似乎支离，却不知道真正修养实践所守的纲领，本来未尝不简易。假使宗正少卿黄公同杨文元生在同时，难道不足以阐发鹅湖会尚未解决的余论吗？本朝承平日久，政治教化美善清明，建立学校、设置教师、设科取士，全都以朱子之说为主。到了这个时候，鄞县、慈谿的士人对于朱子的书，没有不家家传习、人人诵读的。沈君在金华时，曾登门受业于许先生益之，后来在吴君正传门下完成学业；他所接受的确实是朱子之学。如今他离开金华去主持教化事务，又恰好到了杨文元、黄宗卿的乡邑。学术的分合，是关系重大的事情，做师儒的人应当尽心于此。因此他出行时，我把这些话举出来告诉他。至于山水游览的快乐、朋友离别的思念，已经写在诗篇中，作者的心意不必依靠序文也可以看见。赠余生诗序 从前西山蔡氏善于谈论地理，先师朱子也有所取法。但朱子的门人不一定人人都是西山蔡氏。大概地理术数家的事情，儒者兼通其说，只是博闻多学的一个方面罢了，什么时候把它当作学者最急迫的事情呢？后生小子整天群居，把记诵辞章看作不值得做，却唯独以不懂地理为耻。他们探求奇异、抄取怪说，凭空造作言论，各自立说，务求胜过别人。世俗所崇尚的东西，互相仿效而形成风气，这又是西山氏从未有过的现象。看他们记述辨析、纵横驰骋，出人意料，确实好像值得喜爱，所以孝子慈孙甘心接受他们的欺骗，却一点也不醒悟，反而怀疑术士没有见到这些秘术，往往把自己托付给他们而听从。更严重的，甚至【缺字】改动安置百年的坟墓，使先人的遗体不能安宁于地下，这是有良知的人不忍心说的。我厌恶这种现象已经很久了，因此先人的安葬，凡是选择墓地，都一概交给术士办理。士友有人来责怪我不学地理而轻信人言，还画图立说来告诉我。图上画的不过是一冈一阜，却全都加上丑陋污秽的名称；说法则旁征曲譬，抑扬开合，诡异怪诞而无法测度。每次转换话题，都一定辅以‘唉呀’‘可悲啊’‘可以叹息流泪’之类的话。大体上全是科举场中哗众取宠的浮夸言辞。我本来已经厌烦他们强行聒噪；到如今十五年过去，他们的说法始终没有得到验证，而术士的话却可以证明并非虚妄。我于是更加相信，地理果然不是学者最急迫的学问；想选择墓地，只应当选择术士罢了。兰溪余生，就是如今所谓的术士，却乐于同我们这些儒生交往，拿着所得的赠言若干篇，请我为他作序。我正担心书生用游谈妄论扰乱他的术业，余生却不把自己的术数看作完全可靠，想借诸公的余论，在当时取得名声、确定身价，难道也还没有能够免俗吗？余生如果真能不断精进自己的术业，而不急于自我推销，等到有像西山蔡氏那样的人出现，再慢慢去请教求正，那些沾沾自喜、动辄卖弄口舌的人自然就会停止。余生的术业不必担心不能流行。我这鄙陋的言辞不足以写尽作者的心意，不知同道之士心中是否有所感触？

译师友集序 所谓《师友集》，是张君伯▯所得的名公赠言以及相互唱和酬答的作品。伯雨出生时，距离宋朝末年还不久；他的祖父漳州通守公很不愿意让几个孙子养成富贵骄纵的习气，放任他们去做日后华靡游荡的事情，于是请儒学前辈做老师，严加教导。伯▯尤其聪慧爽朗，才智出众，不同寻常，幼年便致力于记诵阅览，提笔写作词章。当时，前朝遗老、宿学大儒、科场魁士还有不少在世，数百年的文化典籍依靠他们才没有坠失。然而他们都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学说，各人自为学问，从不凌驾于众说之上、空泛高谈，强行把不同学说说成一套而苟且求同。伯▯亲见他们的风采仪容，聆听他们的言论，如同登临嵩山泰山而得到它们的高峻，面对江河大海而得到它们的广大深厚；他向来佩服他们，当然不是一天两天了。年岁流逝，诸位老先生相继去世，伯▯便在壮年离开尘世，成为道士，间或出山观览国家盛况。正值文明昌盛的时代，一时的博学鸿儒、声望卓著者以及文学侍从之臣，正共同熔炼辞章，写成训典，传播为颂歌，用来铺陈太平和谐盛大的景象。伯雨周旋于其中，又都同他们相交，以灿然的文章同他们唱和应答。等到伯▯厌倦游历而归，进入山中越来越深，进入树林越来越密，一同交游的英俊之士大多已经零落，而伯▯也老了。后起的年轻人如同春日的花、傍晚的秀色，奇异的才华接连显露；想请伯▯品评题识的人，无不带着自己的长处作为礼物，而伯雨从不拒绝，虽是细小之才也不遗漏，他积累的丰富自然达到如此。唉，伯▯凭借自己超迈卓绝的才华，不仅在家庭中有声誉，而且摆脱华贵绮丽的习气，终于遗世独立，周游天下，必定要尽览宏大景观而毫无遗憾；他的高尚风度和雅正情趣大体可以由此看出。尽管如此，四十年间气运有升有降，人物有盛有衰，而文章的变化也随着它无穷无尽，撰述文章的人还可以从中考察。诗文总共若干篇，编次不按年龄、爵位和声望，而完全以年代先后排列。方外的一两位人士已经替他编纂校订，又让某为之作序，并刻印安置在伯▯所居的灵石山登善庵。我的才学浅陋，言语不足以完全表达意思，作续集序的人，难道不应把这个说法补足吗？纪梦诗序 自从先王关于梦兆的法则失传以后，后世史家所记载的梦境奇异而应验、可以证明并非虚妄的事情固然很多，但人没有不做梦的，却不一定都能在现实事情中得到验证。重纪至元元年春天，我忝居无才而充任国子学官；那年秋天，我到上京校阅文章，夜里梦见观看新进士上谢恩表，其中有一位身材高大、出班站在前面的人，诸生中他的姓是痕都斯坦，名叫拜珠，字明善。我完成公务回来后，听说明善已经列入京师推荐名单，并且已经把姓名上报礼部；但科举之事突然废止，我很怀疑这个梦不足以验证。明善从有司退回，回到弟子行列，不久因丧服离开；服丧期满后回来，私试多次名列首选。当时我仍在国学任职，梦境同原来一样。私试的规则是按入学先后贡举十人便停止，明善恰好在十人之外，正等待年限而尚未释褐出仕，我更加怀疑这个梦不足以验证。等到我请求出任外职向南归还，而中书采用台臣的请求，计议上奏获皇上批答，再次以科举选取天下士人，我又梦见同样的情景。这已经是至正改元之年了。这一年，明善果然再次被推荐到京师；第二年春天，他以正途荐举被召入朝，在大殿应对，最终成为进士第一。我的梦到这时才得到验证：梦的征兆出现在科举将要废止之初，而应验却在科举复兴之后；天命原来早已确定，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大概古代占卜用三种兆法，筮卦用三种《易》，还一定要用三种梦来参验。夏代称为‘致’，殷代称为‘觭’，周代称为‘咸陟’，这些方法都已经失传，大略可以考察的，只有周代设有占梦之官，掌管六种梦：第一是正梦，第二是噩梦，第三是思梦，第四是寤梦，第五是喜梦，第六是惧梦。六梦的占验又有两类：吉善的梦便进献上去，把美善归于君上；凶恶的梦便以礼送走，使它离去。我以前所做的梦，认为是噩梦吗？那么明善家族的尊贵、学问的深厚，混同于一次科举及第，并不足以令人惊愕。认为是思梦吗？那么国子六馆有数百名士人，我所思念的并不只是明善。认为是寤梦吗？那么明善的姓和名，并不是我清醒时曾经说过的。认为是喜梦或惧梦吗？那么我对于明善，从未因他取得而欢喜，也未曾因他失去而恐惧。没有受到什么感动而自然入梦，大概是正梦吧？梦兆显现在科举将要废止时，而梦境本身并不恶；应验在科举复兴之后，那么这个梦可以说是吉梦了。当时文人才士中同明善交往的人，听到我谈论此事，往往作诗来记载；好事之人于是搜集汇编成卷，请我在卷首题记，以证实这件事。古诗说：‘牧人的梦，他的占验以鱼象征丰年，以旐旟象征人口众多。’解释它的人【原文残缺】。解释的人认为，这就是所进献的吉梦。何况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文运正重新兴盛，事情又有超过牧人梦境的地方。只是我的地位卑微，不能像古代的牧人那样进献吉梦，把美善归于君上。至于诸公感叹还不足以表达，便作诗歌咏唱它，那正是《小雅》诗人的心意。即使如此，兴废得失的缘由，本来是上天早已预定的。如果不能修治在人事方面的努力，却只想把一切确定地寄托在上天安排上，可以吗？孟子说：‘天命之中也包含人的本性。’这是我和明善早先共同讲论的道理，不敢再用烦琐言语轻率告诫他。

译族谱图序 古代有族谱图籍，由史官掌管。后来这种制度废弃，士大夫之家便各自编修族谱。谈论氏族的人，有的说黄氏属于嬴姓，是陆终氏的后代；有的说黄氏出自帝高阳氏，从柏翳被赐姓嬴开始，其后有江、黄等国，后来被楚国灭掉，在楚国做官的子孙中有黄歇。又有说出自金天氏，从台骀受封于汾川开始，其后有沈、姒、蓐、黄等国，后来被晋国灭掉，在晋国做官的子孙中有黄渊，这些都是以国名为姓。又有人说，黄氏得姓始于柏翳的祖先皋陶；但是，本来出自金天氏的说法，难道可以全部据此确定吗？汉代尚书令黄香、太尉黄琼父子，都是江夏人。唐代的江夏以及会稽、零陵、巴西、东郡、江陵、洛阳、晋安八郡各有黄氏，而如今却都以江夏为郡望，怎么区别呢？官职失去掌管其事的职能，谱学也随之衰败断绝，于是想从旁征引曲折的证据，推考到千年以前，本来就很困难。只有婺州的黄氏，是从金华迁到越州剡县、洪州分宁、丰城、信州弋阳、江陵监利，形成五大族支。而我的九世祖、八世祖仍居住在婺州浦江。旧谱认为他们是从分宁迁回来的，但郡志所载黄氏墓葬在浦江的情况，在《开元十道图》中已经可以见到，那么浦江有黄氏已经很久了，似乎不能把旧谱当作确切依据。总之，这些说法一定各有根据，只是无法考察验证罢了。七世祖才开始迁居义乌，族人日益繁衍，世系次序的承接传衍、支属的分化差异，这些就可以详细考察了。六世祖隐居不做官，经推荐本应授官，但还没有任命就去世了。五世祖也隐居不仕。到了我的高祖，才因儿子显贵而多次获得赠官的恩典。以进士身份登科做官的，只有我的曾祖一人。先祖、先父在不同时期，都曾补授官职，却未能享受俸禄。我处在如今的盛世，幸而充任官使，又得以把恩典推及两代先人；但回顾自己鄙陋无能，不能胜任，转眼已接近晚年，担心有一天突然去世，便会成为大遗憾，怎么能不让后人知道本族的源流，并思考如何光大宗族呢？从前太史公庭坚在自序中说自己本来出自金华，但他的族谱只上溯到分宁以上七世，其余都略而不载，大概是因为谨慎。现在我冒昧取用这个意思，从九世祖开始，凡坟墓尚完整、祭祀尚未废止的，编绘成图。至于族谱年代久远、无法确知，或者有所怀疑而不能说明的，全部空缺不载。凡编制族谱图的方法，亲近的支系应当详载，疏远的支系应当简略。子孙各自把自己的亲近支系详加记载，那么可以简略的部分自然可以互相参见。如今不以亲疏为区别而有所遗漏，是担心各房子孙未必人人都能拥有族谱图，因而对各自亲近的支系分别详细记载。后来的人应当考虑补足其中未完备之处，不要嫌它过于繁琐。《族谱图后序》我编作族谱，既然对有疑问和不知道的地方都加以空缺，旧谱没有记载的内容，也不敢妄自增补。然而仍有一些地方应当考订：我的七世祖母宗氏，是观文殿学士忠简公黄泽的妹妹。忠简公的儿子直秘阁黄颍曾为她撰写墓志。志文说她有五个孙子，其中两人名叫公显、公焕；但今天族谱中所见的孙子却有七人。只有上面三人与墓志相合，下面列有无咎、少亮、潜之、扬祖，却没有公显、公焕。墓志是当时所作，必然不会有错误；这不是名字后来改变了，就是族谱有所脱漏。浦江县花桥有黄将军庙，在我的九世祖墓旁。将军名叫黄仁环，乡先生倪朴为他立传，详细记载他保卫乡里的功绩。他的子孙至今没有断绝。同乡里平民之家都姓黄，而散居在县中的，多是士族，我怀疑上世一定出自同一支系，只是年代久远，世次失传，所以族谱没有收录。义乌芦砦有一位绍熙四年进士，名叫黄耕，字子野，官做到郡通守。查考《登科记》，他在我的曾祖一辈中属于叔伯辈，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收入族谱。又曾见太史公庭坚自序说他的先祖是金华人，七世以上的族谱已经失传，而丰城一支却在七世以上又上溯查得四代，并且说他们的先祖从秀州迁到婺州，又从婺州迁到洪州。越州新昌有一位与庭坚同年登进士第的人，名姓不详；推排他的昭穆辈次，知道与庭坚是兄弟。而这位进士的从曾孙、礼部尚书黄度，却说居住在江浙一带的黄氏，大体都出自建州浦城，他们的先祖从建州迁到婺州，又从婺州迁到越州。这两种说法尤其不同，一并记在这里，等待今后访求考察。

译《送高节书院刘山长序》上论两汉士人，一定会说到经术和名节。从公孙弘到张禹、孔光这一类人，都凭经术做到宰相，但他们贪恋俸禄、保全职位，不能免除阿谀奉承的讥讽。如果没有名节，谁来纠正他们的过失？所谓名节，实在是严子陵首先倡导的。直到今天已经一千三百年了，他过去居住和曾经垂钓游息的地方，仍然为他建立祠堂，还在祠堂旁设置书院，按照祭祀先师释奠的礼仪奉祀他。他对于名教的功劳，远远胜过那些只讲章句的儒生。古代的先师，有《诗经》的毛公，有《尚书》的伏生，有《礼经》的高堂生，有《乐经》的制氏。起初并不是因为他们贤德才尊敬奉事他们，而是学习他们的学说，就祭祀他们本人，以表示学术有所本源罢了。唐代制度中，孔子庙里从颜子以下列为先师的有二十二人，其中有毛公、伏生、高堂生，却没有制氏。这样，诗、书、礼还存在，而乐已经亡佚了。孔门高弟中，只有颜子、子夏一同列为先师。子夏为《诗经》作序，为《易经》作传，本来是学者共同尊崇的人。颜子没有遗留下可以传授的著作，却因为贤德有德行，足以配享先圣。后来又把子夏列入十哲，却唯独推尊颜子为先师，难道不是说讲习他的言论，不如以他的德行作为榜样吗？如今的道学，都出自濂、洛、闽、淳这几位大儒；他们就是当今学者的先师。既然已经把他们的著作立于学官，又把他们列入从祀，至于设置书院，又取前代史书所记载的高人逸士，像严子陵这样的人，把他们作为先师。严子陵纠正前人的过失，不过是回答侯霸的两句话；至于其他议论和风采，几乎都没有流传下来。世人只是因为他本人贤德，便尊敬奉事他，不过如此罢了。道只有一个，表现在文章中就是经术，落实在行为上就是名节。难道会像九流百家那样，各人自成一门学问，彼此没有相通之处吗？建阳人刘仲宝，因为科举选任而署理余姚高节书院山长。余姚是严子陵旧日居住的地方。我听说仲宝的先祖少师文简公曾在考亭受业，读《论语》到“予欲无言”时，感叹说语言并不是求学的根本，从此一心致力于亲身践行。虽然他出仕或退处的情况与严子陵不同，但修养名声、保持美好节操，与严子陵相比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仲宝家族世代相传的家学，一定不同于那些只把吟诵和科举应试当作事业的人。书院中的诸位学生，仲宝在职时就以先贤的仪范来教导激励他们，退职后又以家学私下传授给他们，使大家共同居住、讲习学问，这不是很好吗？仲宝将要出行时，同道之士在临别时赠送了若干篇文章。京兆杜伯原甫君实际为这些文章作了序。到了钱塘，他又请求我作后序。杜君隐居在武夷山中，受聘……假使他在门内却不起身，或许才算善于求学。严子陵啊，仲宝姑且拿我的话去问问你，以为如何？《资正备览序》至正九年冬天，诏令以中政院使、荣禄大夫札剌尔公为资政院使。他开始处理事务时，首先询问官府沿革以及所总管政务的始末；又看到从前徽政院的《纪源》一书，篇卷浩繁而叙述不详细，反复阅读，也不能掌握要领。大概设置这一官署之初，在东宫称为詹事院，在东朝称为徽政院，彼此时有废置，间或改设储庆使司和储政院，但詹事院、徽政院所掌管的事务全都归属其中。今天子才赐名为资正院，用来奉事中宫；由于名称和制度更改不常，新旧机构交接，文书案牍堆积，错乱遗漏，仓促之间很难完全查清，因此对于户口的增减、财赋的盈亏、人才的升降、工役的兴废，都无法全面了解。札剌尔公认为古代君子身居其官便思考自己的职务，如果没有旧有典章可以查考，即使想要履行职务也无从做到。于是他与院官谋划，命架阁库取出所藏旧文书，让经历司官以及提控、掾史等精心考核，汇集编成一部书。后来到任的院官，也都乐于帮助完成此事。凡是本院以及所统属各司官员的员额、品级、隶属、户口、拨赐、土地、土产、贡输、岁赋、征纳、铨选格式、营造规程等，都分门列举，巨细无遗，分成三卷，名为《资正备览》。掌握了大纲，万条细目就都会随之而来；把它们举用施行起来，也就容易了。我黄溍因暂时充任太史氏属官，奉命执笔在篇首题写序辞。从前汉文帝问周勃、陈平：“天下一年审决多少案件？钱粮一年收入支出多少？”周勃都谢罪说不知道，陈平回答说：“有主管的人：问审决案件，应责问廷尉；问钱粮，应责问治粟内史。”文帝说：“那么你主管什么事？”陈平便举宰相的职务回答，文帝称善。周勃、陈平都有所不知道，而陈平知道责问主管的人，所以周勃自认为不如陈平。何况如今资政院由专使统领，皇上为官职选择人才，不是执政、侍从和近臣就不能担任，皇上的倚重与托付，哪里是一般有司所能相比的呢？札剌尔公却不敢把责任推给主管之人，而是一切亲自办理。将来入宫侍奉，在闲暇时承受皇上的清问，一定能够逐条举出来回答；即使陈平复生，也一定会自认为不如他。况且这部书的编成，不只是搜罗旧有事实来补备缺文，还将留给后人，作为不可磨灭的典章，它的用意深远而重大。后来的人千万不要忽视它。

译《送徐彦礼赴冀州尹序》皇上即位十五年，任用勋臣贤能，更新各项政务。想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地方长官实在关系百姓的命运，而承接诏令、安抚养育百姓，有时还不能完全履行职责，是因为选任官员过于轻率。于是精心选拔朝廷中清廉正直、周详敏捷、通晓民事的大臣，授予郡守之任，又召到便殿回答政务，亲自面对面晓谕并遣送他们。群臣如果被列入出任之人，无不俯伏就列，叩头接受诏命，唯恐不能符合皇上的旨意，便相继到政事堂听取教诲。宰执大臣既为他们详细解释圣训，又告诉他们有哪些利弊应当兴革，应当赶快上奏，并落实施行，不要使它徒然成为空文。台司又把这些训导转告部使者，让他们加以勉励，以等待成效。言事官又建议，不要把琐碎事务交给这些人，使他们能够专心履行职责；这种责任的重大，是从前所没有的。天下广大，郡县众多，还没有完全找到合适的人才来充任这些职位，所以这次奉命出任的……十有……人，首先都派往重要地区。兵部郎中徐彦礼得到河北冀州之任。古代郎官出任百里之宰，冀州统领五县，是最有名的郡，而尹是尊贵的官职，比起治理百里的县宰，难道不是更加重要吗？彦礼从儒科奋身而起，曾在翰林待诏，又在史馆编修，对古今广泛涉猎，并深入考察历代治乱盛衰的原因。何况他曾被选中而蒙受皇帝眷顾，升任六察官，对于民生的安乐与疾苦、吏治的得失，没有不周遍了解的。把政务交给他，本来没有什么不能施行。黄霸是汉代丞相，史家认为他的才干长于治理百姓，特意把他列入循吏之中并为他立传。彦礼不要像汲黯治理淮阳那样，而要像黄霸治理颍川那样。将来执掌史笔的人如果真的把彦礼的姓名列入循吏之中，那么黄霸难道还能独自享有美名吗？彦礼出行已有日期，同僚和士人中擅长写文章的，都作诗为他送行。诗有《雅》，是用来说明王政兴废的原因。政务有大小不同，所以《雅》也有《大雅》《小雅》的区别。仲山甫前往齐国，尹吉甫送他《烝民》诗；为诗作序的人不说是送仲山甫，而说是赞美宣王，并且把这首诗列入《大雅》。这是因为宣王任用贤能，使周王室中兴，正是王者的大政。尹吉甫的诗，并不只是为了安慰仲山甫远行的情怀罢了。今天子临朝已久，没有幽隐之处不能照察，明鉴内重外轻的弊端而为官职选择人才，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把这些写成诗歌，铺陈宣扬圣德，用来配合《烝民》，实在是不能自已。难道只是偏爱彦礼，安慰他远行的心情吗？因此我推究古人作诗序的意义，把这些话题写在篇首，就是这样。《隆山牟先生文集序》从前宋朝东都全盛时期，眉山苏氏父子出世，于是蜀地的文章传播到天下。渡江以后，疆域日益缩小，士大夫流离四散，而蜀地文章集中到了东南。过了很久，百年以前的遗老相继沉沦去世，陵阳牟氏父子便卓然成为蜀地士人的声望所归。以高龄和深厚德望掌握文章之权，在东南一带雄视群贤的，只有大理公一人。隆山先生是大理公的长子，是能够继承家业而不使它衰落的人。先生的祖父大资清忠公，是当时著名的法从官员，交往的都是当代博大硕学之士；先生无不追随在他们身后，接受他们的余论。大理公后来与世俗不合，优游于仕途之外；先生居于家庭之中，父子彼此以师友相待，每天用经学和道义相互切磋。母夫人邓氏是太史李公的外孙女，又因此从她那里听闻了史学。大理公去世后，学者有不知道的事情，一定到先生那里考问。先生对于前朝制度的损益、世家文献的源流，清楚得如同指点掌上。那些出身寒微的下士，只能从残编断简中窥见一斑，本来不足以同先生相比。至于白头穷究经书，勤勉刻苦而忘记自己年老；那些出身显赫、游于贵族之间，凭借清俊才华和高雅技艺驰骋于英俊之士领域的人，也不容易仰望追及。先生所撰写的文章，言语必有实际内容，而归根结底都以义理为根本。从前善于品评文章的人说，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先生大概兼有二者。内翰蜀郡虞公称赞先生机警敏捷超过常人，志趣高远，援引材料有根有据，广博无边；他的文章充沛浩荡，如江河决堤，不到达尽头便不停流，真是深知文章之言啊！唉，文脉遗绪茫茫，形势如千钧系于一发；腐败的果实已经剥落，而新的萌芽正在生长。斯文没有丧失，难道只是蜀地士人的幸运吗？先生有五个儿子，只有必达、必胜在世。必胜收集保存父亲遗稿，担心年代久远而散失，于是汇集编成若干卷，刊刻流传。书信寄来，请我在篇末作序。只是大理公在宋末做官时，曾与我的曾祖太常府君同任吏部郎官；我出生后，还来得及到他的榻前拜见，承蒙他赠言。如今太平时代恢复并施行取士诏令，过去科举中出身的人还在世的已经很少，先生却应聘出任，主持江浙文衡，而我因才学不足，惭愧地参与荐送，所以必胜请我作序。像我这样鄙陋衰朽的人，哪里能够真正了解先生并阐发他的著述宗旨呢？姑且把事情的大概次第记述如下。先生名应龙，字成甫，他的先祖从陵阳迁到吴兴。先生辞去京官世代承袭的恩赏，以咸淳辛未年取得世科，调任光州定城县尉；仕途尚未通达，国事便已经发生变故。先生既然没有享受俸禄，后来因贫困勉强起任儒学官，晚年才出任溧水州教授，不久以建康上元县主簿的身份退休。先生的世系、卒葬以及言行，虞公已经为他写在墓志中，这里不再详述。

译《顺斋文集序》已故赠秘书少监顺斋蒲公去世后，他的次子御史君蒲机搜集编订遗文，名为《闲居丛稿》，共二十六卷，交给我，请我作序。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著作，却不了解他这个人，可以吗？”所以还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根据蒲公的行状，蒲公生来就聪颖奇异，幼年入学，记忆力超过常人，尚未成年便通晓经书大义。二十岁左右文名大振，许多老辈人物都屈尊同他交往。到了三十岁，又在汉中倡导濂洛诸儒的学说，于是汉中的士人知道有关于道德、性命的学问。他探求学问根源、用力求学，大体务求先广博而后归于简约，由体悟本体而达到实际应用；真正理解并亲身实践，不做矫饰，而对于名物、度数，下至阴阳、医学，没有不研究其精微的。他教导别人有一定的师法，大都把品行操守放在首位；至于穷究经书，就使人存心静定，从语言文字之外参悟其道理。郡县长官有时要取法于他，也一定把他引荐给当道，使他施行那些本来无需烦扰的政务。他临终时拒绝服药，饮酒作诗，安然去世。由此看来，就可以知道蒲公的为人了。自从国家统一以来，天下政治教化清明，士人风俗淳厚，一时的大儒硕士作文，都雄伟深厚，而没有柔靡华丽的习气。太平日子延续已久，流传下来的风气没有衰落。皇庆、延祐年间，蒲公入仕并列入朝廷官籍，把性理之学运用于台阁文章之中，因此文章更加精纯。譬如良金美玉，不必等待锻炼雕琢，光辉自然发散出来，本来就有不可遮掩的光彩。当时皇上刚刚即位，正要推行儒术，设置科举来网罗四方贤俊；御史君在公列入官班的那一天，把他的姓名记录在殿陛之前，士大夫尤其以此为荣。论其所处时代，正是太平盛世的极盛时期。我沉浮于州县之间，到了白头才登上京畿，惭愧地以才力不足充任胄监官职；那时已经是蒲公离职十五年以后，没有机会亲自聆听他的言论。如今幸而能够以一个有瑕疵而卑微的士人身份，署名附于蒲公之后，因此忘却自己的衰老荒疏，像上面这样叙述他的梗概。后来的读者考察他所处的时代而了解其为人，那么对于蒲公的文章就能领会过半了。蒲公名道源，字德之，出自汉代蒲将军一系，传到晋代安西大将军时，便因避乱进入蜀地；宋代资政殿学士、赠太师楚国公蒲宗孟，居住在眉州青神。蒲公的父亲赠礼部郎中蒲政午，又因国初迁徙到兴元。蒲公曾任郡学正，后来始终闭口不谈仕进，晚年因遗逸之才被征召到京师，在史馆编修，供职于词林。不久又任博士，教授国子监，任职一年多，便自行辞去。诏令起用蒲公为提举陕西儒学，他始终没有赴任；后来因御史君显贵，蒲公获得今天的赠官。蒲公享年多少岁去世，葬地和言行的详细情况，墓穴中有墓志，神道上有碑，这里不再赘述。《绣川二妙集序》我们乡里前辈中以诗歌著名的，推山南先生为巨擘。傅景文君、陈景传君，是仅次于他的诗人。先生从前游学太学，还没有释褐出仕，学校便废弃，士人散去；他带着书回到东方，隐迹于山林沟壑之间，面对景物产生感怀，全都寄托在诗中，悲壮激烈，从而抒发他豪迈不群的气概；他自认为与石曼卿、苏子美相比，不知究竟如何。至于近代江湖间那些喋喋不休、动辄卖弄口舌的人，暂且不必谈了。二位的年纪稍晚于先生，但都以能写诗著称。景文的诗精密切实、整齐舒缓，如清澈的江水缓缓流淌，碧色延绵千里，而水中的鱼龙光怪时隐时现，使人无法测度。景传的诗广博纵肆而文采灿然，如奇花珍木，高低大小错杂栽植在名园中，整日观赏也不会厌倦。他们以气概自负这一点相同，难怪能够承接先生俊逸的风轨，与他一同参预翱翔，不是其他人能够参与的。我年纪又比二位更晚，而在先生那里按亲戚辈分属于子侄；从幼年起就侍奉先生，知道喜爱先生的诗，只是才能器识低弱，胸襟气量狭小，不敢窥探他的境界，徒然有望洋兴叹的感慨。能够与先生相配的，只有二位而已。我曾根据先生亲自为《梦稿》《痴稿》《听雨留稿》作的序，重新加以诠释编次，编成二十卷，题名为《山南先生集》。可是先生的朋友都已经凋零去世，后辈晚出的人又各有好恶，如同嗜好酸咸不同，因此未能广泛流行于世。二位也相继去世，他们的遗稿仅仅收藏在家中，于是我访求得到景文所作若干篇、景传所作若干篇，合成若干卷，题名为《绣川二妙集》，并为它叙述大概，希望二位的遗风余韵能够留存，不至于完全湮灭。先生韬光养晦、不求显耀，隐居十五年，部使者强行征召他，使他主持教育事务；他不得已接受，起任后最终又归隐而终。二位则随世俗浮沉，以啸歌自我适意，与先生一样都能不让名声成为自己的负累；至于名声以及诗作是否流传，大概都不值得用来衡量他们的轻重。尽管如此，事物的显隐本来各有时机，天下的珍宝应当替天下珍惜，把它妥善收藏，等待后世像扬子云这样的人来发扬它，不也可以吗？先生姓刘，名应龟，字元益；景文名野，景传名尧道。

译《送郑仲舒诗序》浦阳人郑仲舒凭借才学受到知遇，如今太师丞相由平民进入经筵任检讨，正好遇到参赞官员空缺，便命令仲舒代理其职。我与仲舒同乡，又凭三代交情相托，到这时又因为官职相联而加深了同僚朋友的情谊，休息闲暇时来往尤其亲密。等到我因年老获准辞官退居乡里，仲舒也因父母之丧南归，服丧期满后应当还朝，朋友们都作诗为他送行，并征求我作序，把它作为赠言的开头。赠言的“赠”，意思是增加。古代的赠言，是想增益对方尚未达到的地方；如今的赠言，只是想替人扩大声誉，使他在一时之间更加显重。仲舒的先祖聚族而居，到现在已经九代，朝廷既表彰了他们的门闾，又免除了他们的徭役，士大夫无不为此作诗作文，来夸大宣扬这件事。仲舒受到家庭中义方教育的熏陶，严格自我树立，卓然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我本来没有什么可以为他增加声望的；而仲舒又有国家元臣作为知己，凡是结交的也都是鸿儒俊彦，也不需要我替他扬名而增加声望。至于抒发他一向蕴藏的奇伟才华，报答非同寻常的知遇，以此增进和崇高他远大的事业，这正是我区区爱护帮助他的情意，不能不借言语表达。何况如今君臣贤明相逢，日夜谋求治理天下，网罗众多贤士，没有谁会被遗漏。仲舒的叔伯和兄弟在京城做官，有人与他一同升入馆阁；仲舒接踵而来，继承家族蝉联显贵的盛况，身披银河般灿烂的光辉，使恩泽施加于人，使名声流传后世，都将在这次出行中实现，难道只是重复旧日道路，取得一资半级来作为乡里的荣耀吗？只是我已经衰老残生，没有什么可用之处，在墓旁结庐居住，等待终了此生；回想从前与英俊之士一同交游，恍如隔世。对于仲舒这次出行，我虽然不能不羡慕赞美，但由于心力已经衰退，笔墨也荒疏了，无法文饰高雅的言谈、铺陈盛大的举动，便借作诗序的机会，附带写出我个人的期望。《石门六观诗序》东阳有许多美好的山水，涵碧有亭，最早见于刘宾客的品题。戴岘、鲍岩、水乐、环翠，以及郭氏的石洞、蒋氏的南园，凡是名公题记吟咏所涉及、收入图志的，数不胜数。石门在县城东南七十里，山更加高峻，水更加深邃，尤其是奇异的境地，却长期埋没在丛生的荆棘草木之间，很久没有人揭开它的秘密。李公泽厌恶城邑的喧嚣烦扰，才开辟此地，建造别业居住。后来大力修治台榭亭馆，占据山水胜景的要处，以尽游览眺望之美，又从旁边搜览各处胜景，命名为“六观”，各作一诗。同乡先生和当时的俊秀之士，都共同作诗唱和，太常胡君为之作序。正当公泽重新出仕时，他拿这些诗给我看，请我在篇首题写序辞。唐史记载，太尉、中书令、西平王李晟有十二个儿子，都有官禄。李愿、李宪、李愬、李听等都做到节度使，其中李愬任左仆射、同平章事，李听任检校司徒、凉国公。有人说李愿就是韩文公所作序、居住在盘谷的那个人，韩公记述他说：“大丈夫是否得到机遇，可以从他的出仕或退处看出来。”如果真如有人所说，那么李愿曾经执掌旄钺、专任一方，不能说没有得到机遇；难道不是李愿本人虽然做了显贵官员，内心却有所不乐，于是远远引退离去吗？公泽是故宋嘉定年间进士、吏部尚书、宝谟阁直学士的玄孙，是淳祐年间进士、通判庆元军府事者的曾孙；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因世代恩赏而补授官职。他的兄长在本朝做官，有的以教官身份随宣政使征召举荐而入幕府，后来出任边远地区长官；有的游学上庠，考中乙科，后来多次辅佐著名郡府。公泽也曾奉命任一州副职，却独自避开不赴任，甘心过隐遁生活。把公泽兄弟同西平王李晟的诸子相比，名位固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公泽的志趣却与李愿没有不同。尽管如此，自从天地形成以来，就有这座山。千年以前，盘谷与石门相同。盘谷因为有李愿，地方才开始受到重视；李愿因为有韩公，名声更加显著。石门有公泽，就像盘谷有李愿一样，怎么知道后世没有韩公那样的大手笔，能够铺陈他的事迹，为石门作序呢？这不是我敢冒充的。何况我在衰退之余，厚着脸皮重新出仕，苟且在京城之下领取俸禄，奔走等候，畏缩嗫嚅；拿我同公泽相比，我成什么样子？又哪里能够描绘出他清峻的品格和高雅的情致呢？公泽说：“我不敢把自己比附于前代贤人，可以说是很善于估量自己的身份了。凭我区区浅陋微小的才德，拿来比拟古代的大人君子，岂不是不属于同一类吗？” 姑且把这些放在一边不谈，只用一句话在风月寂寥的地方相互慰藉，也就可以了。我回答他说：“怎么敢不答应？于是依次整理他的话，写下来归还给他。这就是序。” 《文献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文献集》卷七上 元代 黄溍 撰 记 《湖州路总管府题名记》古代诸侯的封国，一定设有史官。太史公开始搜集各国史官所记的内容，以年份为经、以国家为纬，合编成表。大概是想让拥有民众和土地的人，有幸看到它时，一定会说：“某年是什么时候，某侯是什么人，而我又怎么样呢？”自从秦朝设置郡县以后，既然不允许各地有私家史书，幸好还有所谓题名记录，难道可以缺少吗？吴兴作为郡，曾有内史、太守、刺史、知州事等官职。从晋代王羲之以下，共有若干人，也已经把他们的姓名列刻在贞石上了。自从圣朝教化向南传播以来，国家选拔仁厚贤明之人，使他们来惠泽这片土地；他们的声名相继相闻，踪迹前后相接，却一直没有把他们登载记录下来。如今总管某公才把历任长官中的正职和副职合在一起，立石刻写题名，并请我作记。我认为设置题名，本来是为了彰明年月，辨别爵位品秩，观察他们的姓名以及他们何时来去；由此也可以知道这些人的贤与不肖。褒奖善人，斥责恶人，惩戒和劝勉就存在其中。这是太史公深远的防范，也是《春秋》含蓄而微妙的权衡。从前司马文正公记载谏官题名，并在题名后列出忠、诈、回、直等评语，使后来的人知道应当避开什么、趋向什么。唉，难道只有谏官才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