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集卷七下

译《宝忠堂记》翰林学士公多尔济巴勒把“宝忠”题在自己居住的堂屋匾额上，并写信给溍说：“从前我鲁国的忠宣王、忠武王两位王爷辅佐太祖皇帝开始创建华夏疆土，建立了这样的功勋，所加的庆赏于是及于后代，成为国家世代的臣子。如今已经传到第八代，忠武王起初曾以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的身份行事，在燕地建立官署；如今京师迎阳里的宅第，则是我祖先同知通政院事府君所建。我不幸年幼丧父，痛自策励，终于成长成人，蒙受皇帝眷顾知遇，得以充任禁从官，常享俸禄，因此常常担心败坏家声。私下听说古人有的以善为宝，有的以亲近仁爱为宝；而我家世代传承的，则是以忠为宝。子孙应当谨慎承继，共同守护它而不要失掉。因此把我的堂屋命名为‘宝忠’，希望退朝用膳后在这里，心中仍想着皇室，早起晚睡，不敢有片刻忽略忘记。不能不把这些告诉后人，使他们继承我的志愿，有所述作，并刻在某种历书上。汉初豪杰一同兴起，跟随高帝在中原驰骋；高帝平定天下后，异姓臣子割地称王的有八国，大多很少能够善终。张耳颇能凭智慧保全自己，也仅仅到他的儿子便停止了；唯独吴芮受到高帝知遇，高帝称赞他忠诚，把这一评价写入甲令；他从衡山王传到长沙王，封号传承不断，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四百年，仍在一国享受祭祀。谁不会说，德行浅薄的人流传低微，德行厚重的人流传光大呢？推究根本来说，德行厚薄其实只在于能不能忠诚罢了。扎刺尔氏的祖先，奋发施展雄才，辅佐兴盛的国运，建立卓著功勋，记载在常法和典册中。此后，他们享有茅土封赏，在朝廷谋划政事，出入帷幄参与机密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世代继承并发扬美德；德业的盛大光耀前人，即使古代帝王的辅弼之臣，大概也没有超过他们的。那些因一时际遇侥幸而被称作豪杰的人，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然而从鲁国两位王爷父子以下，直到东平王三代，改定谥号为节惠，全部冠以“忠”字；同从前把“忠”写入法令而称颂的人似乎没有不同，使美名流传久远，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人的才质随时代高低，本来就不相同；至于侍奉君上的关键在于忠诚，则古今都是一样的。公以宗室重臣、世代贵胄的身份，每天侍奉天子于清闲宴乐之时，却谦退不夸耀，能够想到继承祖业。休假居外时，便常同博学之士、杰出人士探讨儒家一流的言论，知道忠诚的可贵，奉行周旋，唯恐自己承担不好。既把从前人那里接受的忠德彰明出来以自我警戒，又谋求有所寄托以留给后世，使它永远不致坠失，考虑得难道不深远吗？《诗经》说：‘赐给你大圭。’用它来作为你的宝物，这就是所谓君上的赏赐为宝。公所珍视的，是家世传承的忠德。能够不失掉家世的传承，就能够长久拥有君上的赏赐。即使百世之后，也应当以此为鉴。《学斋记》伯温甫把“学斋”题在自己的居室匾额上，来向我说：“我有幸凭国子生身份在馆下执经受业，忝居释褐出仕之列，奉命在西部边疆任职二十年。过去同舍的学生大多能凭文学议论表现自己，唯独我没有什么声名。我非常担心离开老师朋友越来越远，学业失坠，不能列入英俊之士的行列。因此用‘学’命名我的斋室，希望退息在这里时有所自我警戒，把它作为进德修业的地方；不仅要做到不愧对今人，即使还没有达到古人的境界，也不敢不努力。请您为我作记。”我听说《鲁论》记载子夏说过“做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做官”的话，解说者认为这句话不是用来劝那些求学却不做官的人，而是用来告诫那些做官却不学习的人。既然如此，学业优长或许不一定要做官，但做官有余力怎么可以没有学问呢？古代从家到乡，再达到国家，本来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学校；在乡里兴起的贤能之人，必定回来担任长官治理乡里，按时召集百姓举行射礼、饮礼、读法，使他们学习仪容、安闲和礼节，考察德行、询问学业，无不有教育与学习相互促进的道理；这样就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也没有一个时候不在学习。如今的求学已经不完全同古代相合，做官的人又大多把搜求、摘取和趋附辩说作为首要事务，没有闲暇从容地在儒服俎豆之间进退升降、应酬交接。至于随文书调任远方，遥远地处在海角边塞、万里之外，那么弦歌诵读的声音就更加稀少；任职多年而不到学校视察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能够不被事务夺去志向，不被风气改变，而卓然以古人为己任，像伯温甫这样，难道不是有志之士吗？遍观书传所记载的能够始终坚持学习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卫武公；他九十五岁时还作诗自我警戒说：“看着你独处的内心，尚且不应愧对屋漏之神。”先儒认为这是真诚正心的最高功夫，那么他的学问就可以知道了。伯温甫仕历已久，声誉名望很高，年过强仕之期，因选拔升任外任宰相的首僚，却居住在这间屋中，忘记自己年长、身份尊贵，仍不懈怠地自我警戒；这样看来，他也就是卫武公一类的人了。由此达到卫武公的年龄，成就哪里容易估量呢？况且“老”这个字也有考察、考验的意思，姑且谨慎地写下这篇记，等待将来考察他的成就。

译《敕赐丞相冀宁文忠王祠堂记》故丞相冀宁文忠王于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在任上去世。二十六日乙丑，附葬于京城和义门外的祖先墓地。至正八年春某月某日某甲子，在顺宁府宣平县宫家庄的景贤书院建立祠堂。冬十一月十二日甲辰，宰执大臣在明仁殿奏事后退下，皇帝谕令我溍为他的祖墓撰写碑铭，并命我溍撰作祠堂记。皇帝赐令王的母弟、现任大司农达实特穆尔把文章书写在石上，又命平章政事、议中书省事姚庸篆写碑首并刊刻。武宗皇帝过去还在潜邸时，出镇朔方。故丞相和宁忠献王以宿卫重臣的身份，长期侍奉帷幄。皇帝继承大统后，服膺忠献王，便让他凭辅佐皇帝建立功勋进入中书执掌国政。他早起晚睡，勤劳于皇室。将要把家族安置在北方土地上，命他们居住在高爽而远离暑湿之地，于是用皇帝所赐宫家庄的土地建造别墅居住，并聘请老师教育他的两个儿子，使他们成才，成为当时著名的臣子，就是文忠王和大司农。乡里人受到感化，没有不喜欢学习的。忠献王因乡人的请求，为他们创建精舍，聚集子弟加以教育。有司把情况报告中书省，赐额为“景贤书院”，设置山长作为求学者的老师。忠献王去世后，便建造祠堂祭祀他。祠堂开始兴建时，当今皇帝特意从内库拿出金钱币帛来资助工程，东宫和中宫也分别给予资助。等到工程完毕，皇帝又派使者带着香和完整的牢醴前往落成致祭，并诏令词臣欧阳玄为之作记。到此又另建祠堂祭祀文忠王，事情上报后，皇帝又命我溍作记。我私下考察古代制度：天子的公卿有大功劳，就在大烝时祭祀，后世庙廷中的配享就是这种制度。诸侯拥有国家，大夫拥有采邑，就设置宗庙、祧庙、坛墠来祭祀，后世群臣的家庙就是这种制度。传文所说释奠，有本国之故则合祭，没有本国之故则不合祭，解说者认为“国故”如唐虞时代有伯夷、后夔，周代有周公；有这样的先贤就自行祭奠，没有则同邻国合祭。如今学校各自祭祀本乡先贤，也还是取用了其中遗意。唐虞、成周本来没有可以合祭的邻国，除了伯夷、后夔、周公还能祭谁呢？忠献王凭雄才伟略，出朝则承担爪牙之任，入朝则接受心腹重托。到了处在危疑之际，他不动声色便施展转圜开合的功劳，使民心因此安定，国势因此稳固，可以称为国家的重臣。文忠王采用尊贵王道、贬低霸道的办法，在当今天子重熙累洽之后辅佐他，把亲近百姓、镇抚四夷作为自己的责任，并努力使官员各得其职、万物各遂其宜，即使古代的良相，大概也没有超过他的。何况前人创始，后人继述，继续成就美德、效法贤人，官位居百官之首，爵位超过五等，这样的人理应配享大烝之祭，享祀于宗庙，难道只是乡里国中的学校之士所能专擅祭祀的吗？他们共同主持祭祀、祝告，也只是按照祭祀伯夷、后夔、周公的礼制来奉事他们罢了。我于是借记事推述此事并加以论说。文忠王名特穆尔；达实任中书左丞相，录军国重事，阶官开府仪同三司，勋为上柱国，追赠开诚济美同德翊运功臣、太师、中书右丞相，阶官和勋位都依旧，追封冀宁王，谥号文忠。其余事迹见于前面的记文以及皇帝所赐勋德碑，这里不再详述。《监修国史题名记》宰相的职务，是辅佐天子、整顿百官，对于军国政令没有不统辖的。只有兼领史事时，才特意给予印章，另外设置官属，并把它写入敕尾的官衔，以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从前世祖皇帝中统二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公奏请设立史局，编纂修订先朝实录以及辽、金二史。至于国史，他请求以右丞相史天泽公监修，皇帝全都听从了。至元元年，开始设置翰林国史院。至元十三年，才制定授予平章军国重事耶律铸公监修国史的制度，正式设置这一官职从此开始。此后一直由上任宰相专门总管监修事务，有时兼命次相，便称为同监修，委任不可谓不重。考察过去的制度，词臣和史官的班次不同，职掌也不同。如今既合并为一院，而史事独独归于宰相，是因为记录天地日月的祥瑞、山川疆域的分界、宗庙昭穆和世代承继的次序、礼乐军旅之事、诛罚赏赐废置的政令，都要布列于典册，流传于万世；其中关系重大，不是其他官司所能相比，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因此凡是受到大任命之后，必定到本院询问、告知并视察印信，院中墙壁本来就应当有他们的题名。然而从史天泽公、耶律铸公直到托克托太傅公两次入中书任宰相，以及今天子以来九十年间，主管史事者的官位、姓名和年月，都还没有登记。于是院长同僚友谋划，又向中书省掌故访求，得到右丞相旺扎勒太傅公以下共【阙】十有【阙】人，磨治石碑，大字书写并深深刻下。那些无法详细考明的，一概不记载，这也是存疑而不妄说的道理。

译《翰林国史院题名记》世祖皇帝中统元年，最初设置翰林学士承旨，官阶止于三品。至元元年，才建立翰林国史院，并配备学士等官。至元八年，翰林国史院升为从二品。成宗皇帝大德九年，升为正二品。仁宗皇帝亲自提笔裁定，设置学士承旨六员，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各二员。皇庆元年，翰林国史院升为从一品，此后至今遵行，成为永久制度。在此以前，蒙古新字及伊斯提费都在本院教授。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合为一院，仍兼掌起居注，主管会同馆，掌知秘书监；国子学以待制兼任司业，兴文署以待制兼任令，编修官兼任丞，这些官职都来归属本院。后来新字机构分出，设置翰林院，又恢复设置集贤院如旧。如今兴文署已经废止，本院对于起居注、会同馆、秘书监、国子学的事务，都不再参与。回回学士也裁省了，伊斯提费则由待制兼任掌管。当今皇帝建立宣文阁，却不设置学士，诏令经筵、崇文监都归于本院。崇文监申言这样不便，事情于是停止；只有由学士承旨以下选择官员，判署经筵的文书。近来因为编纂《后妃功臣传》，又因执政兼任学士、承旨等官职，并没有固定员额。这就是设置、沿革和变革的大概情况。自中统至元年间直到现在，题名一直未能刻立，因此搜集旧档，考察他们的姓名、资秩和升迁次序，刻在石上，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考察。题名虽不是古制，但唐宋以来，偏僻州县没有不立记的，何况文学侍从之臣汇聚于此，怎么可以看见缺漏的文字却不加以讲求呢？阅览的人因这些人而追论他们所处的时代，那么国家的声名文物以及名公大人的遗风余烈，仍然可以大略看见。属官和僚佐，已另刻记载于别处，这里不再书写。上都翰林国史院题名记 凡是官署都有题名，撰写题名记的人一定要说明该官署职分所应当做的事，以寄托官长和属官彼此规诫的意思。自世祖皇帝在滦阳营建别都以来，凡一次巡游、一次休息，没有一件不是政事。历代圣主相继承袭，把它作为常典。文武百司恭谨地随从，翰林国史院的职责在于代皇帝发布言辞，向四方施行诏命，记载事实以传信于万世。天子到经筵听讲时，便劝导讲解、进读经书，启发圣心；退朝后则反复研习前人的言论，以等待皇帝询问。职责重大而地位亲近，受到皇帝识拔的，必定是有功勋门第的近臣、儒林中的老成之士以及当时有名的魁首才士，实在是侍从官中的优选，不是其他官署可以相比的。从至治元年到现在已有二十七年，分院题名每年都有记载，对于其职分所应当做的事情，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了。这里不再抄取旧说重新陈述，只记下官位、姓名和年月，希望后来的人有所考察罢了。大驾在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从京师出发，五月十二日驻跸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銮。院长以下，凡除授任命的就记载；有的奉命出行，有的请假离去，不能全部记载。经筵的职名有领、知、兼，并没有专任官员，只有在翰林院任职的人专掌文书的出纳，所以把本院及其所属官曹合并列在左边。中书省右司题名记 官署设题名，历史已经很久了。阅览它的人询问其中的人，便可以了解他们的政绩，所以撰写题名记的人一定以其职分所应做的事情为根本，以寄托规诫警策的意思并加以激励。乌克逊公良桢任右司郎中时，因为题名还没有建立，便命人考察旧档，得到姓名和年月，准备刻石立在廊下，尚未完成便出任外职。他持节出任闽中部使者，不久又被召回参与中书省事务，于是嘱托今天右司的诸位公卿完成此事，并让溍为它作记。溍私下想，中央都司以综理中书省事务为职责，对于各项事情没有不参与的。与旧制相比，唐代三省中尚书省有左右丞总管各项事务，左右司是它们的副手；宋代三省左右丞升为执政，中书门下另设检正官，而尚书省左右司居于其下。到了我朝，政务根本全出于中书省，丞相所管辖和检举的职责全归于左右两司，它们所承担和专掌的事务，是前代从未有过的。何况右司所掌管的是交付、承受兵刑方面的政务，最称重大紧要；而百工诸事又尤其繁杂，难道能像其他官署那样局限于官守，指出其职分所应做的事情，以寄托规诫警策的意思吗？虽然如此，今天担任这一官职的，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也就是古人所说以学习成为宰相的人。后人看见他们的姓名，知道应当羡慕仰望并奋发努力，那么它所起的激励作用就大了。我怎敢推辞，谨慎地把它记下来。

译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天子时常巡行上京时，从宰执大臣直到百司庶府，都各自按照职分在宫禁中随从，这是本朝的旧典。凡是官署一定要立题名，以记载官员来去的年月。御史台、殿中司设题名，始于至顺三年，大都削木为方板，写在上面。至正八年，现任殿中侍御史额森呼敦博啰特穆尔担心木板久后或许会腐朽损坏，便命人改用石头，大字书写并深深镌刻，还让溍记载此事的起因。谨考：汉代御史大夫有两名丞，其中一人称中丞，居于殿中兰台，对外督察刺史，对内统领侍御史，接受公卿奏事并审核弹劾奏章，也称中执法，因此居于殿中的官员，实际就是古代中丞的职责。魏代设置两名御史居殿中，察举非法之事，大朝会时头插白笔，侧身坐在台阶旁，这是殿中设置侍御史的开始。此后时代不同、制度各异，沿革没有常规。唐代还兼管库藏出纳、宫门内事务、京畿诸州和各卫的兵禁，所管政务不止一项。宋代三院都可以议论政事，兼管察事，官守并不分明。到了世祖皇帝至元五年，开始建立御史台，设置殿中侍御史二员，并把殿中单独设为一司，端正名分、举明职事，纠察朝廷礼仪。外朝举行庆贺礼时，他们相对站立在龙墀之下，不与一般僚属排列在一起。大驾出行时，他们全都跟随在豹尾之中，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可以轮流休息。所受委任既专一，地位又亲近机密，群臣有所陈奏，没有不参与听闻的；而且其官秩尊崇，品秩列在第四等，与唐宋以七品官担任相比，轻重不同，由此便可以看出。这一职位若不是功勋贤能的贵胄，秉持清正方直忠亮的节操，早已为众人所敬畏，就没有适合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因此由此官职做到卿相的，从来不乏其人。实在是想让后来者知道所应当仰慕效法，并想着继承他们的风烈，那么所托付给后世、用以永久昭示的题名，怎么可以缺少呢？万物没有比金石更长久的了；然而从古至今，声名流传天地、与国家同样无穷无尽的，本来并不只是依靠金石保存。请把这些写成记，可以吗？这一年大驾在五月到达滦阳，八月回銮，十月甲子朔日记。杭州路儒学兴造记 杭州在宋代是行都，士人聚集之处，设有京学。凡是在那里登记入学的人，都可以按类申请补入太学诸生，人们把它比作古代的外廱，四方士人都聚集依附于此，以求进入太学。因此它的规制狭窄低陋，反而比其他州郡还差，挑担背书箱前来的人几乎没有容身之处。德祐年间归附，杭州成为外藩，圣化所及不分远近，士风的兴盛不减于往日，孔庙和学校全都沿袭旧制，长久没有改建。礼殿东边有讲堂，宋理宗书写的“养源堂”三个大字还在；堂的左右前后环绕着十斋，分别叫进德、兴能、登俊、持正、宾贤、崇礼、致道、尚志、养心、率性。每斋前面排列屋舍，每排五间，后面是炉亭；匾额则由文丞相天祥、陈参政、文龙等名公书写。讲堂北面是高阁，用来收藏书籍，匾额题为“尊经”，是本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高公兴所书。大德七年，王教授去疾开始拆除尚志一斋，以扩大礼殿地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渊又拆除养心、率性两斋，用来营建学校官舍。至治元年，进德、兴能两斋毁于火灾，总管呼都克娄斯又在原地建起公事房，只剩下五斋还可以居住，但都受地势限制：前面被大道挡住，后面逼近民居，虽然想扩充拓展使它开阔敞亮，却无法摆脱喧闹烦扰。至正二年夏天，平民之家没有谨慎防火，飞火蔓延到礼殿屋檐才停止；持正、宾贤、崇礼、致道四斋以及庙墙外相邻的数十家民居，全都烧毁不存。主管此事的人请求划出学校西面的空地，再增加若干缗钱，利用废址改建讲堂。四年夏，儒学提举班公惟志正着手治理此事，测量木料和简材；这时李君祁来任副提举，立即命学正、录、直学等选择日期、准备工役，恰逢总管赵公琏刚刚到任，教授谢君池也来到。赵公既然锐意把学校作为自己的责任，谢君也能够同心专意地赶办事务、推进工程，于是依照阁楼建在四斋旧址，并在两旁修建屋舍；又把讲堂旧址改建为新讲堂和前轩，设置东西相对的大小斋舍；搬运石刻，在阁楼北面数百步处建亭覆盖它；礼殿屋舍、门、廊庑、官署、吏舍以及原有的登俊一斋，直到厨房、粮仓等附属建筑，都该建的建起来，缺损的修补完整，丹青剥落的重新修饰；房屋因旧修缮、更新和新建，共计若干甓，讲堂的涂饰从门开始，连接到阁楼，共二百多尺。土木工匠和雇工费用为若干缗钱、若干石米，全都出自赡学经费的结余，从未因此使官府困乏、劳扰百姓。读书的士人也没有受到什么干扰。工程开始于至正六年冬十一月，至七年夏四月完工。谢君把实际情况写成文，派人驰书京师，嘱托溍作记。政事由于人的作为而兴废，制度随着时势而增损，必须人与时势相合，才可以舍弃旧制谋求革新。如今皇帝正任用儒雅之士，厚待文教，群臣承奉宣扬圣德，唯恐赶不上。经营营建，房屋如果已经美好，士人就在此休息、防守，他们还要做什么呢？如果真能由此类推并深入思考，知道我们所居的是广大的居所，所处的是正大的位置，所行的是光明大道，而这些并不是人力所能使其兴废、时势所能使其增损的，那么一定会受到感发激励而奋发努力，求达到圣贤的境界，登上圣贤之堂、进入圣贤之室。这样，贤能师长振兴和革新的功效，就不只是今天所记载的这些了。溍既叙述了工程的大概，又记下对学生的期望，情况就是这样。赵公是至治辛酉年龙飞进士，如今任礼部尚书。班公此前任集贤待制。李君是至顺癸酉年廷试第二名。谢君是宋丞相太师鲁王的五世孙。

译胡侍郎庙碑阴记 胡公在宋代任职，是当时有名的卿士；婺州的永康是公的乡里。公曾在方岩山中读书，死后成为神灵，祥瑞便从那里兴起。宣和年间封为佑顺侯，绍兴末年赐庙额为“赫灵”，这是最初封爵诰命中的话。佑顺的称号后来屡次加封，到嘉应、福泽、灵显，合为八字。淳祐年间于是晋爵为公，改号显应。不久加封正惠，宝祐初年又加封忠佑。杭州南山龙井源，公墓旁有显应庙，敕命就在其中。庙不书写所赐的庙额，而以“显应”为名，是因为这是最初晋封时的称号。公本来因协助王师消灭大盗而被一乡奉祀，但他的神威光灵没有远近之分，能够兴云致雨，农人都把祈求丰年寄托在公身上。凡是村落、里社，都一定成为祈祷和报答神恩的地方，所以公的别庙遍布郡境，远不止几十上百处。位于我们乌伤县稠岩的这座庙，是里人方氏倡导众人修建的。宋初婺州考中进士的人，从公开始。到公晚年，方氏有大冶丞应龙，以进士出身起家，家族日益壮大；他的子孙相继出力办理祠庙事务，长久不懈，大概也是把公看作乡里的前辈，知道敬仰爱慕，并不只是按照民间习俗向公求福罢了。这座庙从创建到至元二十六年重新兴建，至正九年新庙告成，前来请求溍作记的人说：“公暗中护佑百姓，变化莫测，有些事情能使人的耳目惊异，这些连庸夫小孩都能说出来。至于公从考中进士起步，直到侍奉三朝，十次出任州郡长官，六次持节出使，历任选曹、计省，屡次跻身重要仕途，晚年以侍从官身份保全自身而退隐；他对人的德惠、对国家的功劳，以及进退出处的大节，不是荐绅先生就不能说明。希望把这些完备地记载下来。”溍私下考虑，公的官绩和政绩，在魏国韩公所修的《宋实录》中有传；文正范公所撰写的公墓铭，叙述评论尤其详尽。我谨慎地加以书写，交给他们刻在石上，并且为此作记。他们修建庙宇的始末，附带见于石碑背面。至于郡志说公曾上奏免除衢州、婺州的身丁钱，百姓蒙受恩惠而为他立庙，这件事在传记和墓志中都没有记载，姑且等待博学通达的君子考证辨正。樊川记 樊川，是长安的胜景之地。额森呼敦殿中君的别业在那里。他曾间或对我说：“我的先世居住在隰州永和，五世祖雍郡公偶游关中，喜爱那里的风土完整厚重，于是迁居鄠县。雍郡公的次子，就是我的高祖雍国贞献公，在略畔山之阳受到世祖的知遇，恩宠优厚，却安于淡泊进取，足迹没有到过京师，最终以京兆鄂罗总管的身份死于家中。我的曾祖太师奉元忠贞王、祖父太师泾阳忠宣王，两代掌管上京留钥，前后四十多年。忠贞王既然回到关中养老，忠宣王也归葬鄠县，大概早已把鄠县看作故乡了。我的父亲辅佐当今天子，担任丞相，不论早晚，都在皇帝左右升降出入；而我又凭借大臣之子的身份，承蒙皇上的恩宠，入宫便在内廷侍奉皇帝闲居宴饮，出宫则到私第侍奉父亲寒暖起居，离故乡一天比一天远。鄠县和杜县虽是不同的县，土地却相连接；樊川在杜县境内，就是我的土地。近来我曾买田筑屋，想用来安逸度日，却没有能够实现，因为没有一个夜晚做梦不在那地方。幸好请你为它作记，也许可以时时展开玩赏，以此自我安慰。”按图志记载，汉代京兆杜县的樊乡有樊川，因樊哙的食邑而得名；又叫后宽川，因为水出自秦岭；又叫秦川。那里有一座佛寺，名叫华严寺，俗称只叫华严川。京兆如今是奉元路，杜县废并入万年县，而万年县如今是咸宁县；咸宁县南面三十五里就是樊川。西面是韦曲，东面是杜曲，这就是唐人所说的“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地。气运的消长往来没有穷尽，人事的盛衰常常与它相始终。秦地的树木、陇地的云、斜阳和衰草，城郭还在而人事已非，再也没有从前冠盖往来、游赏聚会的盛况了。然而原野山坡平坦，水流清澈，土地富饶，百姓和物产繁盛，并不比从前逊色。雨露滋润之处，美花佳木生机充盈，从来没有稍稍停息。唐朝宰相杜岐公的甲第在长安，而樊川有他的别墅，其中有桂林亭，花卉树木最为幽深美好，每天同公卿在这里宴饮聚会。后来他以太保身份退休，便居住在此，家庙、石室等遗迹至今还在。岐公的孙子杜牧尤其喜爱樊川，倾尽俸禄资财修治别墅。他任中书舍人、掌制诰时，每次退值便急忙召集密友到这里游玩，自称“我老来要做樊川翁”，还写了数百首诗文，号称《樊川集》。殿中君与杜牧同样出生于宰相之家，同样执法于殿中；只是不能与杜牧相同的地方在于：从前城南离天只有五尺，如今却离天五万里，想要早晨去、晚上回到竹洲藤岸、苔径花斋，是不可能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万里〕 难道能不遥远地长久眺望，渺茫地深长思念吗？我听说古代通达之人把太虚当作家乡，把无何有之乡当作故乡，把相距五万里的地方都看作自己的屋舍和门户。更何况钧天清都的快乐，又怎么能与尘世相提并论呢？殿中君说：“这足以慰藉我一生的怀抱了。”于是我按次序整理这些话，写下来归还给他，这就是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万里〕

译白牛镇戴氏义塾记 嘉兴郡城东北六十里，有个白牛镇，居民数百家。当地有声望的人，是旸谷处士戴氏，名讳某，字某。他忧虑镇上没有学校，后生小子无处接受教育，便谋划创办义塾，想以自己的学问教化乡里。志愿尚未实现便去世了。二十年后，他的儿子光达，字君实，开始按照父亲原先的筹划，在镇东若干步量地，面积约二十亩有余；考察土质，校正地基和朝向，召集工匠选择材料，择日动工。先圣先师的殿堂立在中央，讲堂位于后面，斋舍像翅膀一样分列两旁；深廊、高门，直到厨房、浴室、仓库、粮库、值舍等，共有房屋四十五间。砖瓦黑白分明，坚实壮丽而不华美。图书史籍的收藏、各种器具的需要，纤细之物全都齐备。四周围以曲折的墙，环绕着幽深的竹林，还有佳木、花径、果树小路，并蓄积泉水，作为种植菱、荷、菰、蒲的水区，又有十亩不止。工程始于至正某年某月，至七年某月完工。八年春二月，才延请儒师，招来学生，按照仲丁日举行释奠先圣先师的礼仪；退下来便到讲席，使学生按次序进前请教。四斋各设教职一人，生员常有一百五十人，划拨上等肥田五百亩供养他们。既完成了前人的志愿，又将把它昭示给后人，使之长久流传。于是慈溪人黄伯成甫，凭借高尚的文章和久负的德望主持教务，派人来请求我作记。我听说古人有这样的话：“施惠是有方法的，养育是有道理的。施惠不在于丰厚，而在于不耗费；养育不在于规模大，而在于不会穷尽。丰厚却耗费很多，这是只知道爱护受惠者而不知道爱护施惠者，不是施惠的方法。规模大却容易穷尽，这是只知道惠及现在而不知道惠及后代，不是养育的道理。正因为不耗费，所以可贵尚；正因为不穷尽，所以值得珍重。”戴氏父子，他们深深懂得施惠的方法和养育的道理了吧？古代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门旁的堂叫塾；大夫、士中年老而不仕的担任左右师，闾中的子弟在那里学习。今天的义塾，还保留着这种遗意。至于房屋很多，达到四十五间，就不只是门旁的两座学堂；学生众多，达到一百五十人，就不只是闾中的子弟。这些都是古代没有的，其施惠是丰厚的。古代以百步为一亩，以百亩作为一夫的私田，百姓没有哪家不受田，士人也不必依靠学校供给生活。如今给它划拨五百亩田，这是十家的产业；何况如今一亩为二百四十步，就更不只是十家的产业了。这些都是古代没有的，其养育规模是很大的。上天生育人类，没有不赋予仁义礼智之性的；圣贤与普通人本来没有不同。顺着人心中固有的根本，使他们亲近老师、结交朋友，早晚增益学习，每天趋向善良。等到他们深入造诣而有所自得，都是自己本来固有的东西，并不是从这里损失一些来补益那里，这难道不是施惠而不耗费吗？物资的积聚有一定数量，使用起来却容易消耗。即使是封君那样富有，想拿万钟粮食供养弟子，还恐怕粮仓的粟米有时会接续不上。如今却有人愿意亲自承担用平民身份供养学生的事情，并尽力去做，使学生凭借土地的利益，每年取得而不会耗尽；对今天有利的事情能够施及后代，这难道不是养育而不穷尽吗？设置教育必定有先后次序，这里只是引导学生遵循幼学的节度，培养他们良知的根本罢了。日后由此在乡里按才俊选拔，在天府以贤能登进，授予他们政务，将会看到恩惠施加于人民，施惠更加丰厚，养育更加广大。戴氏父子的功劳，难道只对一乡有益就停止了吗？据郡志记载，宋代名臣陈公舜俞也是这里人。他考中进士，参加制科考试也都名列前茅；朝廷以山阴县令召试馆职，他没有就任，反而上书极力抨击青苗法，触犯了执政者的意旨，被贬为监当官。陈公以正直之道自信，从不屈曲动摇，常常骑着小牛往来山中，自号白牛居士，人们于是用这个名字称呼他的故里。学生们在这里休息、游学，仰望追慕前贤；前贤的仪范并不遥远。如果他们真有所感动仰慕而奋发，怎么知道其中不会有像陈公一样的人出现呢？戴氏父子也将和他一样不朽了。这又是我深切的期望，所以借记事一并记下，等待后人验证。

译婺州路新城记 婺州在吴地时是东阳郡，在梁代是金华郡，隋代开始设置婺州；本朝就在州的基础上设置婺州路，设总管府，而郡城最初创建的情况，已无法详细考知。图志记载，宋宣和四年，知州范之才重新修筑城墙，周长十里，基宽三丈，面宽为三分之一，而高度加倍。原来有十一座城门，后来堵塞了四座，保存七座：东门叫赤松，南门叫八咏、清波、长仙、通远，西门叫朝天，北门叫旌孝。到现在已有二百三十年，城墙坍坏而不修缮，已经不是一天了。圣人有所作为，一视同仁；八方之内，没有不是我的屋舍门户，众多百姓都安然凿井饮水、耕种取食，不分什么疆界彼此。然而皇威所及，封疆守备分明，隐然像天险不可侵犯，并不凭借人的力量才这样。只是因为太平日久，主管官员习惯因循，对细微之处忽视，意外的变故一旦仓促发生，城区受到惊扰，邻近州县的百姓也动荡不安。于是行中书省采纳江东、浙西各郡的请求，让他们修治旧城并加以更新，以防备非常情况。又因为浙东地近大海，尤其关系到要害之处，便把此事下达到帅府，命郡府考察便利条件，筹划实行修筑工程。婺州正是肃政廉访司的治所。如今副使巴扎讷奉政公、佥事图们特穆尔朝列公、奉议王公武以及照磨某官王君某，都认为有准备才能没有忧患，这是古代的良好规矩，也是今天的紧要事务。恰逢总管太中陈侯巴延巴哈急忙谋划兴建，佥事【阙】奉议公正好到任，交相赞成他的主张；陈侯也亲自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不敢落后。于是把工程分派给州县，州县长官各自率领所属百姓前来接受约束。粮资已经备齐，工匠和雇工已经聚集，便择日办理工程。大户按照土地多少出工，中等人家交纳材料以帮助费用，墙垣、屏障依次完成。然而按照古人谈地利的说法，大概讲的是高城深池；如今外壕淤塞，城已经高了，壕池却还不深。不能害怕劳苦而推诿给将来，因此工程停下后又重新举行，登记先前工程没有涉及的人家，让他们出钱作为雇工费用，招募闲民来参加工程，由官府供给食物；探求旧有河道，疏通开凿，挖深淘洗。州县长官轮流休息、交替前进，督促管理工程；副使公从头到尾亲临监督，命僚属某等相继总管工程并筹划劝勉协助。经历某官某随后到来，副使公借助他的力量，所得帮助很多。城墙的绵延长度全都沿用旧址，以尺计算为一万七千七百九十尺；厚二寻又四尺，高二寻又二尺。按照今昔尺度校准，都比旧城有所增加；坚固、壮丽、雄伟、险峻，也是过去所没有的。七座城门全部开启，门闩锁具都合乎规制；西、北两座城门都环绕着瓮城，用石头铺成道路，长度与城墙相等；层层砌砖形成城堞，高五尺。城门楼上建屋七座，用来谨慎瞭望；城垛之间建屋三十六座，用来严密巡逻。城南借大溪作为险阻；北、东、西三面壕沟，长度以尺计为八千六百二十五尺，宽六寻二尺八寸，深二寻六寸。壕沟上架三座吊桥，以三道石坝拦截；水坝高起、水流阻断之处，排列七星桩，以防空隙。壕沟旁建屋三十六座，让戍卒住在里面。整个城墙工程始于至正十二年春闰三月己亥日，至该年秋七月乙酉日完工，共一百零七天。壕沟工程始于该年冬十月丁卯日，至次年夏五月甲申日完工，共一百九十八天，并与城墙工程一并完成。居住的人有了依靠而不恐惧，服役的人各自按照应尽的职责行事而忘却劳苦。陈侯让人叙述始末，交给某说：‘替我写下来，镌刻在城角，用来昭示后人。’ 我私下想，《易经》在“萃”卦中告诫人们防备意外，在“豫”卦中又取法于设置重门和击柝。使者所到之处，婺州是防守重地，人民和物产聚集，繁盛而事务繁杂；警戒意外、暗中消除奸邪觊觎的萌芽，实在是不能拖延的事。邻近境地已经能听见战鼓，而婺州独自仍像往常一样安定；居安思危，考虑祸患、预先防备，到了有空闲时便急切谋划巩固自己的边防，难道是过分筹划吗？何况如今负责风纪的官员弘扬宣示德化，使人们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负责抚恤教养的官员广施恩惠和信义，使人们乐于趋赴事务、服役效力；并且将以民心作为城墙，以士气作为楼橹，精神汇聚，与山川的脉络相互流通，更加增强固若金汤的形势，在地利、人和两方面都做到完备。国家的保障永远要依赖于此，后来执政的人应当知道这些，难道可以不写下来吗？

译松溪县新学记 建州是先师朱文公的阙里；松溪县隶属于建州，士人出生在这里，亲身到朱公门下接受教诲，听闻朱公的言论和教诲而受到私下熏陶的人，前后相继。这个地方虽然狭小，但士人的学习风气最为兴盛。到了本朝，政治清明、教化昌盛，人才尤其文雅有礼。县里原来有学校，规制很完备。至正十二年，大盗在河南突然起事，江淮闽粤相继骚乱不安，山谷中的愚民互相牵引起兵，侵入县境，践踏民居。兵火之后，只有孔庙像鲁灵光殿一样巍然独存，有识者知道这是上天保佑斯文的征兆，早晚一定会有人振兴废墟。如今皇帝正在慎重选择守令，惠爱安抚百姓。至正十四年夏六月，现任县尹凌侯到任视事第三天，依照旧例到先圣庙恭敬拜谒，礼成退下后，左右环顾、徘徊叹息说：‘学校的兴废，是治理百姓的长官的责任，我怎么敢不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于是立即命人查考簿书，追查历年赡学田的租税；那些落在豪民和奸吏手中的，共查得若干石米，用来召集工匠、购买材料，择日办理工程。凌侯亲自到场，督察属员的工作并考核章程；县里代理尉事叶弘道，以及教谕李璿、训导傅子实，都竭尽全力帮助他。从礼殿、讲堂、斋舍、寝室直到门、廊庑、厨房、粮仓，全都拆除重建。增高墙垣，修整道路，连同茅草、瓦、砖、黑白涂饰、红色油漆，都各自合乎规制。工程始于秋七月，至冬十月完成。安置神位，配享陪祀都列于应有位置；铸铜制作祭器，其他应当具备的东西，也没有不齐备完整的。读书、修业、休息、游息，各得其所；佩带衣带的学生来此聚集，弦歌诵读之声相互听闻，供给膳食的物资也没有缺乏。凌侯既依礼举行释奠礼，以庆祝工程完工，又不远千里，让诸生扬垚带着书信到金华山中，请我作记。从前杜子美为衡山县学题诗，称赞陆宰以高雅才华和新颖构思，在战乱之后修治儒学的服饰、祭器和礼制；他的文辞飘逸纵横、气概情谊激烈，几百年后读者仍为之肃然。凌侯刚到任，就把兴办学校作为首要事务，清除荒废残破，树立栋梁屋宇，刚满一百天便完成工程；他的高雅才华和新颖构思，与陆宰相比，谁更多呢？我私下看，鲁人歌颂僖公说：‘已经建成泮宫，淮夷因此臣服。’这本来不是衡山县学的事情可以同日而语的。贤明的县侯宣导上天的教化，振兴士人群体，将会看到鲁人的颂歌在今天再次响起；即使杜子美也难以用一句话充分赞美，何况让我这个微末的后学、衰老昏愦之人勉强执笔作记，又怎么能够铺陈彰显伟大的功绩呢？用来昭示后来的时代吗？姑且叙述它兴废的年月而已。县侯名说，是吴兴人。祖父是秘书少监公，早年担任掌管风纪的官员；父亲是集贤直学士公，治理郡政颇有声誉。家学渊源深厚，形成由来已非一日。他治理政事，理应知道根本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才不会弄错缓急先后的次序。

译杏溪祠堂记 杏溪祠堂，是祭祀乡里先生傅公的祠堂。先生名寅，字同叔。幼年喜爱学习，经史百家之书都能背诵。长大以后，更加搜求奇异的书来读。间或跟随说斋唐公辨析疑难，都能援引依据反复论说。说斋高兴地说：‘他是我的益友啊。’后来听到他讲升陑分陕的学说，便对门人说：‘职方舆地，全都在同叔的胸中。’先生对于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历、兵制之类，都是当时儒生搁置而不讲的学问；他没有不穷究根源、订正讹误的，取材十分广博，参验十分精密，每件事绘成一图，累计达到一百幅，名叫《群书百考》。大愚吕公读到他的《禹贡图考》，说：‘这部书可以算是汇集先儒学问的大成了。’他举起图来，请先生进一步说明，并让诸生坐下听讲，还说：‘把自己能的教给别人，把自己不能的向别人学习，道理所在，起初并没有彼此之分。’先生也乐意这样做，详尽不倦地讲说。先生谈到《文中子》所说‘人不里居，地不井授’以及‘终苟道’一章时，屡屡叹息说：‘《周礼》是讲太平的书。那时按九等授田，家家给足、人人丰足；设置泉府，只是用来防备灾荒，未必经常使用。’ 何况这部书的体制有本末，功用有先后；如果大纲尚未举明，却只实行所谓以国服取息的办法，就像从名方中的百种药物里只取一种来服用，等到它伤害了人，却说这药出自名方罢了。他常常遗憾熙宁年间的诸位贤者没有这样辨析，因此《百考》一书对于成周时代的授地、赋兵、封国、制军、增地、制域、亩步、沟洫、稼穑、贡赋，特别详尽；也足以看出先生的学问可以施用于实际，而不是空谈。先生又曾遍游江淮，纵览六朝遗迹，考察南北形势，向史籍询问，得到历代成败兴废的缘由，清清楚楚如同指掌；这难道只是为了登高临远的快意吗？先生教人，常说下学上达，自有次序；不先学习切近而细小的事情，却突然谈论遥远而重大的道理，后生浅薄，学问就会更加不切实际，所以他对小学尤其留心。前来求学的常有百人之多，他一定先教《曲礼》《内则》《小仪》《乡党》等篇，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与义理相互发明，知道道与器从来没有分离。他谈论古代军制，细微详尽无不列举，却不希望人们阅读兵书，说：‘胸中没有《论语》《孟子》作为权衡，骤然听到诡诈的言论，先听到的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便会损害心术。’ 这就是先生所学习的内容以及他教人的大概原则。先生世代居住在婺州义乌，父亲孝俨，是笃实行义的君子；母亲楼氏在石姥山祈祷后生下先生。先生骨相秀美、神采高峻，早年就有器量和见识。侍奉父母孝顺谨慎，对待兄弟子侄一视同仁，没有亲疏差别。乡里有事情，总是亲自承担；不是公事，从不到官府去。县中长官有贤德的，一定亲自登门向他询问政事，他从不隐瞒自己的意见。有人暗中受到他的恩惠而自己并不知道。居住乡里时，他与马公师文、孙公居敬志同道合。永嘉戴公少望听到先生的名声，带着礼物愿意与他结交。大愚在朝廷时，多次称赞先生的文学和品行。彭公子寿、章公茂献、叶公正则、吴公德夫、汪公季路、黄公文叔、黄公商伯，无不推重敬仰先生。文叔想与同列上奏，补授先生为官，知道先生不可勉强屈服，便作罢了。先生在商伯家设馆最久，宾主之间每天都以义利相互规劝切磋，不说无益的话。他所交往的人，也都是显达之士。至于那些成为台谏、执政的人，他绝不与他们交往。先生既不追求仕禄，也不屑于经营生计。商伯掌持浙西漕运使的符节时，赠给先生钱五千万，先生全都分散给宗族邻里，一点也没有留下。晚年更加贫困，郡守孟公听说后叹息道：‘不能让贤人在我的土地上挨饿。’于是拿出俸禄财资，倡议亲友为先生在东阳泉村买田筑屋，先生于是成为东阳人。此时大愚以及当时的名公都列入党籍，相继被放逐，先生也闭门不再出仕。先生喜爱作诗，闲远古淡，有陶靖节、邵康节的风格。先生有七个儿子，都能够继承家学；大东尤其敦厚诚实，能够肖似父亲的德行；大原参加漕闱考试，取得本经第一名。先生去世后，侄孙定在朱文公门下受业，得到其中微妙深奥的言论，回来和诸弟共同讲习；大原也跟从慈湖杨公学习，杨公非常称许他。程子说，君子教人有次序，不是先把切近细小的教给他，后来就不教遥远重大的；先王的教育，都是程子所说的遗意。先生六十八岁，于嘉定八年在家中去世。过了一百二十年，曾孙师蒙、师佐害怕人事变迁、世代疏远，于是在家中建祠，按时举行祭祀。燕居私聚时合族共饮，祭祀以先生为主；先生是始迁祖。上面追溯到他的父亲，是说明有所本；下面延及他的儿子，是表示有所传承。祠堂在重纪至元二年建成。师蒙已经去世，于是把它作为侑食堂，是师蒙所建。祠室、正堂、轩共有三间，旁边配以斋舍，共六间；有田三十亩，由子孙轮流掌管，用来供给祠堂祭祀。师蒙的兄长之子似翁想使这件事长久流传，于是带着事状来拜谒，请我作记，并且说：‘建祠本来是为了寄托子孙追念远祖的心意。但县里的士人朋友认为，古代乡先生去世后，便在社中祭祀，这种礼制已经废缺很久，没有人讲求，于是相继撰文来祭祀先生。牵联所得的文章和书信，请您叙述祠堂兴建的经过，并首先写明先生学术源流的美善，希望后人知道有所取法。后来的人如果能够听闻先生遗风而奋发兴起，那么这座祠堂对于名教的功劳就很大了，哪里只是使族人聚合而已。’于是我依照他的话写下这些，并一并记载。

译远怀亭记 东阳蒋君子晦建造了一座亭子，题名为“远怀”；京兆杜君伯原替它篆写了匾额，但还没有人说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子晦已经去世，他的儿子们共同商议，来信请我写记。子晦的先祖在东阳定居已有十一代，居住在县城南二十五里的横城。曾祖迪功府君生于宋朝末年，因捐粮助边而补授初品官，却不急于求取仕进。他为人恬淡无欲，只专心选择老师来勉励子弟求学，并且还准备把这种教化推广给全乡。未及有所作为便去世了。祖父建昌府君有才干而洒脱，崇尚义气，继承先人的遗志，于景定元年在居所西边建造讲堂、寝室、斋舍、值舍以及厨房、粮仓等房屋，共计若干间，划拨田租一万附属其下，称为“横城义塾”。迎请原礼部尚书方公担任老师。方公当时刚从朝廷退居，住在蛟峰下，欣然出任，制定教法，以德行教育为先，然后才学习文艺。所有公布的规条，都以先儒的学说为根本，按月记录、按季考核，都有一定的制度。那些挑着书笈、背着书箱的人，不远数百里前来求学。过了不久，听说朝廷商议要授予他婺州郡守之职；东阳是婺州所属的县邑。方公于是撤去讲席离开了。乡里的前辈见山乔公、霁月陈公、存斋吕公相继接任，四明东洲吴公又接着任教，他们的教育都完全遵循原来的规法，门外学生的鞋子也不比从前少。名人和魁首接踵而来，后辈晚出的人才，在题名石刻上显露头角的共有六百八十五人。建昌府君的几个叔伯中，元善两次获得乡荐；堂弟合、侄孙朋龟都考入上庠，取得胄举资格；长子国光不久升入学馆，次子国宾，以及侄子国华、国▯都取得漕荐。咸淳六年，建昌府君受到仇家的流言陷害，不能安居，义塾也因此废弃了。天朝很快占有南方，到至元十五年，朝廷命左丞防公在江右行中书省之事。听说他长期住在庐陵，便急忙派人招请他；见他磊落不羁、议论流畅，知道是奇士，便竭力提拔，授任进义副尉、南康路建昌县主簿。当时他已经年过六十，接受任命后不久便辞官归来，在距离祖居三里左右的地方，于南溪之上营建别业，安置他的幼子，也就是子晦的父亲谷城府君。后来又把义塾旧址中仅存的完好房屋迁到溪东，改名为“城南精舍”，准备召集子侄和乡里的俊秀，让他们共同居住学习。至元二十一年，精舍刚刚完备，建昌府君就去世了。谷城府君适逢时运清明，慨然想凭借才干奋发进取，长期留在京师，并且在朝廷登记了官籍。等到出任谷城县尉后，因厌倦防务而退居故乡林下，不久便因病去世，精舍也随之废弃。子晦自认为出生得晚，来不及看到家塾全盛的情形，但先人的美好心愿不可不继续。他计划重建废弃的精舍，却苦于无暇顾及，于是在精舍旧址南面一百步的地方选地，名为“黄金坞”。双岘山环抱其后，邻县的桃岩、龙门诸山在前面拱卫相向，东冈独自占据胜处。至正元年六月，在山冈上建屋，柱间共三间，并抬来石碑置于其中。外面建一座小轩供来客休息，也便于登临眺望，取名“远怀亭”，是要让子孙不要忘记先人。故翰林学士侍读尤公为《东阳县志》作序，称东阳的大家族大多创建书院，准备丰盛饭食，招请名师来教育乡里的子弟；诗书讲诵之声相互传闻，这是邻郡他邑所不能比的。他所说的是石洞、西园、南湖、安田等先贤教化流行之地，以及金龙四所学塾。山野空寂，岁暮声息冷落，但蒋氏一门五世、百年来君子的德泽，仍然留下了余润。清晨醒来有所感怀，前人并不遥远，仿佛将要见到他们，亲自听受教诲。考察它原有的规章，举起已经废坠的典制，使贤能之才在昭明的时代兴起，使义声震动远方，难道不正是子晦最初的心愿吗？这就是我对他的后人寄予厚望的地方。那些值得大书特书、反复书写而不是只写一次的事情，哪里只是如今所记载的这些呢？谷城府君的墓志铭，是我实际撰写的；其中可以相互参见的内容，就不再赘述了。

译书写《东阳徐氏族谱图》后的记。宋朝奉议郎、两淮宣抚大使司干办公事徐公，名彬，字文伯，是溍的曾外祖父。徐氏是东阳著名的大族，七世以上的名字都缺失，只按行次称呼。六世祖名增，兄弟五人，增排行最长，其次是永、极、谌、逸。家族壮大后分居，增住在县南，称为南徐；谌住在县东，称为东徐。两族尤其兴盛，考取高等科第、升任显贵官职的人，世代不断。增的儿子名起，起的儿子名寿，是徐公的高祖。曾祖名元辅，祖父名楠，免解进士考名炘。徐公以太学上舍生身份考中淳祐七年进士，补授安庆府教授，堂差为泗州教授，召入授任国子正。宝祐六年，他和溍的曾祖户部府君同在两淮制幕，担任主管机宜文字；淮西方面由徐公负责，淮东方面由户部府君负责。因此户部府君替我祖父请求婚姻。祖母嫁来，是景定元年的事。当时徐公已经去世，一个儿子也早夭，两个女儿中长女就是我的祖母，次女嫁给永康章氏。溍出生还不到一周岁，便突然离开乳母，来到母亲身边；承蒙祖母抚养教诲达二十年。祖母去世已经很久，而溍有幸获得俸禄供养，德行浅薄、官位卑微，能够荣耀先人的恩典有限，无法充分报答祖母无穷的恩德。我衰老退居之后，偶然蒙受征召，入值翰林，充任侍讲，才开始依据成法向祖父母推恩。近年两次承受赐命，溍已经辞职归来，便捧着诏书到墓下宣告，族人、姻亲和乡党都来参加。祖母的再从侄文泰也在场，于是拿出徐氏族谱图，让溍把祖父母的年寿、卒年、葬地、赠官、封号、官职、爵位写在下方。我祖父名堮，卒于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五岁。祖母卒于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岁。大德十年八月合葬于义乌县居所东北三里的崇德乡东野原。祖父原任承节郎，最初追赠中顺大夫、礼部侍郎、上骑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后来又追赠嘉议大夫、本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进封本郡侯。祖母最初追封江夏郡君，后来进封本郡夫人。文泰字伯通，有学问有文才，差不多能够振兴他的宗族；他们迁居义乌已经三代了。考察本书以下共七条杂说，原刊本已经失去它们的标题，参校危素所编定的溍集，也没有收录这几条文字，无法考证补出，现在姑且缺略。鹤山魏氏说：朱文公把十说成河图，把九说成洛书，并引用邵子的学说作为依据。但邵子不过说：“圆形的是河图的数字，方形的是洛书的文字。”戴九履一的图形形状是圆的，五行生成图的形状是方的。这样看来，九是圆的，十是方的，怎么知道邵子不是把九作为河图、十作为洛书呢？朱子虽然极力驳斥刘氏，却还说：“《易》《范》的数字，确实互相表里。”又说：“怎么知道图不能是书，书不能是图呢？”可见朱子对此仍有疑问。朱子发、张文饶以及【疑有脱文】精通邵学，都把九作为河图、十作为洛书。朱子用《列子》作证，张文饶以邵子为依据。曾经根据《干凿度》和张平子传中所载“太一下行九宫法”考察，所谓“载九履一”的图，早已流传很久，知道它不是河图。鹤山一向尊信文公的学说，唯独在图书的辨析上不能不提出异议。然而他又说：“靖士蒋得之说，应当把先天图作为河图，把生成数作为洛书，也是一种说法。”似乎又有所取。往年闽人吴蟾来到京师，自称从谢叠山那里得到异人传授的河图，朝廷内外的诸位公卿大多传闻此图，但他秘藏不肯轻易拿出来。虽然详情没有办法听闻，大概也是把八卦作为河图，未必不是和蒋氏的说法出于同一来源。考察孔安国《尚书·顾命》传说：“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中出现，于是依照它的纹理画成八卦，称为河图。”王肃说：“河图就是八卦。”王充《论衡》也说：“伏羲得到河图，河图从黄河水中出现，就是《易》的卦。”伏羲是得到它，而不是创作它，那么把八卦称为河图，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鹤山的说法似乎不可不考。《尚书》古文《益稷》篇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采”与“在”、“滑”与“忽”读音相近；“来”与“采”、“始”与“治”、“七”与“在”、“咏”与“忽”字形相近；“政”与“治”意义相近。各位儒者都随着字面解释，唯独郑玄把“忽”写作“曶”，并说：“曶，是臣下见君主所执之物，君主也有它。”因此以【原文此处句子未完，疑有脱文】《礼记》说：“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纪》说：“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伯邑考已经被纣王杀死。”这样看来，伯邑考既然已经死了，武王就不得不被立为太子，并不是文王舍弃伯邑考。可是《史记》说：“文王去世，太子发即位。”难道伯邑考还没有死，文王已经舍弃他而立武王为太子了吗？《礼记》说：“凡是祭祀宗庙的礼制，羊称为柔毛，鸡称为翰音。”注释说：“是要特别给它们命名，用来同平常人所用的名称区别开。”可是如今送给人的礼物，反而借用这些称呼作为雅称，这就是把对鬼神的称呼用来称人。世上喜欢使用古语却不详察其文义，像这种情况非常多，这只是其中一例罢了。《春秋左氏传》说，声子穿着袜子登上席位。杜预说：“袜，是足衣。” 程泰之《演蕃露》说：“战国时已经有人称人主为陛下。考察《大戴礼》，周成王加冠时，周公让祝雍祝告成王说：‘遵循你的祖先，永永远远没有穷尽。’其中有‘陛下’的称呼，那么‘陛下’这个称号在周初就已经有了。有人说，《家语》记载成王冠礼的祝辞，大概是：‘遵循你的祖先，永永远远没有穷尽。’怀疑《大戴礼》所记，是秦汉以后增饰的。既然如此，战国文献中所称的‘陛下’，又怎么知道不是后人增饰的呢？” 辨析史事十六条。《史记》说黄帝“叡而徇齐”，《孔子家语》和《大戴记》都作“叡齐”。司马贞说：“徇”也写作“濬”，大概是因为“徇”和“濬”读音相近，“濬”和“叡”字形相近，所以这样说。又说：“濬”应当读作“迅”，又是因为裴骃把“徇”解释为快，而“迅”与“快”意义相近，所以这样说。距离古代已经很远，经书和史书中出现鲁鱼亥豕一类的讹误，像这种情况不止一例。学者如果一定要凭主观臆测强行解释通，难道符合有所疑就暂缺不论的原则吗？

译太史公采用百家关于黄帝的说法，其中文字不够雅正驯顺，于是选择其中尤其雅正的写成《本纪》。所以在书的开头只采用公孙卿关于获得宝鼎、迎日推策的说法，而不采用他关于黄帝成仙升天的话。正文直截了当地写：“黄帝去世，葬在桥山。”到了《封禅书》，才详细叙述公孙卿所说“黄帝骑龙上天”的话。到汉武帝询问黄帝陵墓时，又说：“有人回答说：黄帝已经成仙，群臣只埋葬了他的衣冠。”这里用了“或许”的疑辞。他叙事可以说是婉转而直截、隐微而显明了。《史记》记载轩辕在阪泉之野与炎帝交战，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取代神农氏，这就是黄帝。如果确实如它所说，那么凭借征伐取得天下就是从黄帝开始的。商汤放逐夏桀，为什么还说“我恐怕后世把这件事作为攻击我的口实”呢？仲虺作诰，又为什么不引用阪泉之战的事来说明呢？孔子编定《尚书》，从唐尧、虞舜以后开始记载。《易》系辞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学者应当以六经考察取信，对于不知道的地方暂且存疑即可。《史记·武帝纪》和《封禅书》记载“黄锤”“史宽舒”。《封禅书》注引徐广说：“锤，音丈恚反；锤县、黄县都在东莱。”《武帝纪》注引韦昭说：“黄锤，是人的姓名；一处把它当作地名，一处把它当作人名，前后自相矛盾。”《汉书·郊祀志》注引孟康说：“这两人都是方士。”颜师古说：“锤，音直垂反。他不采纳徐广的说法，大概是因为一个人不应当以两个县作为籍贯。”然而宽舒这个名字后来多次出现，却没有所谓“黄锤”，似乎也值得怀疑。《汉书·高祖本纪》说，沛公带兵到薛，秦朝泗川守壮的军队在薛战败，逃到戚地，沛公的左司马得将他杀死。颜师古说：“得，是司马的名字。”现在考察《史记》原文说：“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颜师古大概因为班孟坚删去了“泗川守壮”四字，误以为“得”字属于上文。小司马的《索隐》知道他的错误，却怀疑左司马应当有姓名，于是认为是“曹无伤”。“无伤”这个名字只见于沛公入关以后，之前没有可考的出处，姑且把这段缺文保留下来即可。《汉高帝纪》说：“我以平民身份提着三尺，取得天下。”这是说三尺剑。《杜周传》说：“三尺从哪里来呢？”这是说用三尺长的竹简书写法律。王充《论衡》每次引用高帝的话，却都加上“剑”字。写文章却喜欢使用这种歇后语，并以为奇特，是不可不知的。汉文帝的年号中有后元，汉景帝的年号中有中元、后元。葛胜仲说：“既然称为‘后’，就好像还应当有尽头，为什么又不避讳呢？”考察刘贡甫《两汉刊误》说：“元鼎四年才得到宝鼎，没有理由提前三年就称为元鼎。”《封禅书》说：“元鼎后三年，有关官员说，年号中的‘元’应当根据上天降下的祥瑞来命名，不应当用一、二这样的数字排列。”“元鼎以前的年号中的‘元’，都是有关官员后来追改命名的。”这样说来，所谓中元、后元，难道也是后来追改的年号吗？所以不必避讳是应当的。然而考察汉武帝本纪，元鼎元年在汾水上得到宝鼎，元鼎四年在后土祠旁得到宝鼎。应劭在元鼎元年的注中说：“因为得到宝鼎，所以据此改元。”刘贡甫根据《封禅书》“后三年”的话，不采纳应劭的说法，而认为到元鼎四年才得到宝鼎，似乎是正确的。汉元朔元年，有关官员上奏：“古代诸侯贡举士人，第一次被荐举称为好德，第二次被荐举称为贤贤，第三次被荐举称为有功，于是加赐九锡。”这样看来，九锡本来是先王赏赐功臣的常规典制，后世却反而借它作为篡夺帝位的器物，为什么呢？《汉书·游侠传》注释茂陵守令尹公，说担任守令的是朱真；有人认为这是宋代权摄、行守、试守的遗制，不对。

译传文称，门下掾对尹公说：“一旦真正的县令到任，您又只能乘一辆车回去做府吏了。” 这大概是宋代暂时代理官职的人。至于权摄、行、试、守，都是正式授予的官职，只是用来区别资历次序的高低罢了。所谓“行”，尤其和汉代不同。臣下贺某以太仆身份代理御史大夫之事，张汤、韩安国都曾以御史大夫身份代理丞相之事。宋代制度规定，寄禄官必须高于所任职事官，才称为“行”。《资治通鉴纲目》是考亭朱子续写经书的笔法。它推尊蜀汉继承汉统，根本出于习凿齿；贬抑周朝、尊存唐朝，根本出于沈既济。但《感兴诗》第六章、第七章都没有涉及这些。大概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原本不因古今而有区别。先儒所见，恰好与前人暗中相合，并不是有所承袭。学者诵读《感兴诗》，就不可不和史家所记一同考察。僧莹《湘山野录》卷首记载：宋真宗即位的第二年，赐李继迁姓名，进封西平王。考察《宋实录》，李继迁在宋太宗淳化二年被赐姓赵，名保吉，授银州管内观察使，封天水郡侯。由于他反叛和归顺反复无常，朝廷赐予的姓名曾两次被削夺。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为他归顺，仍称他为赵保吉，并不是这时才赐给他姓名。他被授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使、押蕃落等使，只增加食邑，并没有进封爵位。诏书在这一年十二月甲辰日下达，也不是第二年。咸平六年，李继迁攻陷西凉府，被潘罗支杀死，终其一生从未封王。他的儿子德明即位后，上表归附，朝廷才在景德三年封他为西平王。大诏令和如今新修的《宋史》记载都相同，而《湘山野录》的记载没有一项与它们相合。李继迁建节的诏制，见于《宋实录》和大诏令，原文说：先帝早就深切关注此事，正准备推恩，恰逢轩鼎突然完成，筑起韩坛而无暇进行。等到我继承帝位，他忽然上疏进献珍宝，显示出他深远的谋略，在当代无与伦比。应当扩大优厚的赏赐，用来劝勉忠诚的功勋。《湘山野录》的记载既有许多不同说法，又把“推恩”二字改成“真封”，来坐实其封王的说法，都不能完全依据。《李氏续通鉴长编》和陈均《编年备要》却单独采信了它。《李氏续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开宝九年十月壬子夜间的事情，也舍弃正史而采用《湘山野录》，其中删改取舍的用意，无法详细考知。周公谨《齐东野语》说：礼学家争论起来就像聚集诉讼，即使是兄弟也不肯勉强相同。其中最大的争论莫过于天地合祭。苏东坡主张合祭，颍滨主张分祭，朝廷最终采纳合祭的说法，一直到今天。考察《宋史》，郊祀的争论始于宋神宗元丰元年，到元丰六年才停止合祭；宋哲宗元祐七年下诏恢复合祭，以表示首次举行北郊之礼。等到皇帝亲自举行北郊祭祀时，就修订元丰六年的制度，仍命官员集议后上报。礼部尚书苏轼主张合祭，附和他的有五人；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主张分祭，附和他的有四十人；请求把十月祭祀神州地祇改为夏至祭祀方丘的有三人；请求皇帝不亲自祭祀，只在禁中通报火炬、遥拜的有一人。于是朝廷再次命他们详细说明，刘安世等人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苏辙当时任门下侍郎，请求下诏停止争论，而刘安世的议状最终没有能够上呈。苏轼、苏辙兄弟主张合祭，确实从未有不同意见。后来合祭在绍圣三年停止，而北郊也没有来得及举行。到宋徽宗政和三年以后，共举行了四次祭地；如果说朝廷采纳合祭的说法一直到今天，就更加不对了。《齐东野语》卷首记载宋孝宗时期的政事，史书没有记载的有十多件。其中一件说：淳熙年间，张说任枢密都承旨，上奏请求置酒邀请各位侍从，孝宗答应了。张说退下后约请宾客，只有兵部侍郎陈良祐没有来，张说非常不满。孝宗派中使赐给他上等酒和珍贵膳食，张说便附奏说：“臣奉诏召集宾客，而陈良祐没有来，这是违背圣意。”不久孝宗又命人赏赐，张说再次附奏，陈良祐最终仍不肯来。夜漏将尽，忽然传来中批：“陈良祐授任谏议大夫。”在座宾客都大为惊愕。考察《宋实录》，陈献肃公陈良翰传记对此事记载得很详细，并不是陈良祐。陈良祐当时也任从官，周公谨误把陈良翰当成陈良祐，却不知道陈良翰传从未漏载此事。而且张说任枢密都承旨，也不是在淳熙年间；大概张说在隆兴初年任枢密副都承旨，乾道初年去掉“副”字。陈良翰任职时，孝宗在乾道五年十二月任命张说为签书枢密院事；乾道八年，张说已经任签枢，连续升任知枢密院事，淳熙元年就罢职离去了。记一件事却有三处错误，对于执掌史笔的人，不必责怪他。靖康元年，宗忠简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飞当时隶属于他的部下，因犯法应当处斩。宗忠简公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是将帅之才。”于是释放他，没有杀掉，并把他留在军中。不久金人进犯汜水，宗忠简公便交给他五百名骑兵，让他担任踏白使。后来凯旋，补授统领，不久升任统制。岳飞由此知名。这件事和汉代王陵提拔张苍、滕公提拔韩信、暴胜之提拔王凤，大体相似。汉代史书详细记载了三人的事情，用来彰显他们奇特的际遇。岳飞的孙子珂撰写岳飞行实，却独独避讳此事而不记录。幸好宗忠简公的家传如今还流传于世，新史因此能够补充记载。

译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吴公渊由隆兴改任镇江知府。这一年发生大灾荒，第二年辛丑改元淳祐，吴公大力推行救荒政令，分设粥场，救济淮南、淮北流离的百姓。我的先曾祖户部公当时客居在吴公那里，跟随吴公亲自巡视各粥场。吴公在人群中认出汪公立信，认为他非同寻常，立即向吴公推荐。吴公与他交谈后十分高兴，马上命人安排馆舍，以礼相待；供应陈设和服用器物的丰盛程度，比其他重要宾客还要优厚，众人都感到惊讶。后来立信和先户部公相继考中丁未、庚戌科。宝祐三年乙卯，吴公以观文殿学士身份开府主管景湖，征召立信任干办公事，先户部公任准备差遗。宝祐五年丁巳正月一日，吴公拜任参知政事，请求退休，诏命尚未下达便在江陵府治去世。吴公下令立信和先户部公护送灵柩归葬宣城，先户部公替他撰写行状，呈给史官。后来立信入朝升任从班，出任一方长官，声名地位大致与吴公相等。人们这才佩服吴公有知人之明，却不知道立信其实是先户部公所推荐的。新史在立信传中虽然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却没有详列先户部公的姓名，误把梦炎写成应炎。这还可以推托说，普通官员的姓名没有载入史册，无从考察；但立信在七年丁未考中进士，进士题名有据可查，竟然也没有考察，却从旁采集传闻中的异说，把七年写成六年；这样一来年份就是丙午，又说是吴公见到他的第二年，年份便成了壬寅，实在没有想到这两年都不是举行进士考试的年份。后世执掌史笔的人应当考察清楚。开庆元年七月，朱公貔孙由史馆校勘授任武学博士；我的先曾祖户部府君当时承蒙差遣，任庆元军府通判，授任武学教谕，确实和朱公同时任命，使用同一份告词。这年十一月，貔孙授任监察御史，先户部公奉诏兼任枢密院编修官。九十年以后，也就是至正九年，我有机会看到朱公家所撰写的年谱，竟然把“武学”改成“太学”，大概是不了解当时的典故，以为武学是武官学校，便凭主观意思擅自改写了。却不知道国子、太学博士、正录以及武学博士、教谕，都是儒臣中的清贵职位。我曾偶然抄录家藏先世所受的诰命，把它归还原处，以补足缺文并订正错误。近来阅读《新宋史》貔孙本传，才发现它只依据朱氏家传，写成太学博士告词，开头说“敕史馆校勘朱貔孙等，古者文武同方……”之类的话，这尤其足以证明原职是武学而不是太学。我谨在这里记下此事，等待后世执掌史笔的人刊正。杂辨十三条。许由的事在经书中没有记载，所以司马子长、杨子云都认为可疑。有人说：尧开始把天下让给四岳，四岳又推举舜，于是尧把天下让给舜。《春秋左氏传》说：“许，是太岳的后代，四岳就是许由。”考察周武王把伯夷的后代又叔封在许地，作为四岳的后裔，那么四岳在唐虞时代尚未封于许，怎么能够预先以许为氏呢？大概《庄子》多是寓言，如果一定要旁征博引、曲折考证来证实它的说法，那么所谓“子州支父、石户之农”，又是谁呢？姑且对这个疑问存而不论。邓名世《上进姓氏辨证》列出两个“缪”姓，说读音为“穆”的是宋缪公之后，读音为“谬”的是秦缪公之后。考察《史记·秦本纪》，前面写“缪公”，后面写“穆公”，这两个字大概通用；而秦穆公见于《诗》《书》和《春秋》传的，都正式写作“穆”，却没有听说“穆”可以读作“谬”。“缪”本来有两个读音，一个与“谬”相同，秦缪公可以读“谬”，怎么知道宋缪公不能读“谬”呢？古人本来就有把“纰缪”的“缪”用作谥号的，例如汉代张勃、晋代何曾。至于唐代皮日休追究秦伯放弃重耳、安置夷吾的过错，而把秦穆公的谥号写成“缪”，这只是后世文人故意出奇立说，用来寄托褒贬罢了，并没有实际根据，怎么能就把它作为凭据呢？汉代有“谬忌”，名字正写作“谬”，不能把它和宋、秦两位君主的谥号混为一谈；而且“忌”这个名字也是《辨证》没有涉及的。《辨证》可疑的地方，大多是这一类。汉代翟方进是汝南人，却说“方进”的“翟”读“狄”，“汝南”的“翟”读“宅”，多么自相矛盾啊！汉代沿袭秦代官制设置御史大夫，掌管丞相的副职，其官署称为府，也称寺，又称宪台。朱博传只称御史府，后人却常引用朱博的故事，称御史府为柏台、乌台。大概御史有两个丞，其中一人在兰台，称为中丞；后来御史大夫废除，便只剩下中丞，与尚书、谒者合称三台。齐代有都水台，隋代有司隶台；唐代御史台曾改称宪台，又改称肃政台，而门下省称东台，中书省称西台，秘书省称麟台，并不专门把御史所在的官署称为台。至于所谓大行台，从魏晋到隋唐都有，其属官有令、仆、尚书、丞，即郎官，犹如尚书令所设的行省。所谓外台，汉代用来称州郡，唐代用来称带有御史的三司、监院；宋代监司已经不带御史，但人们因为它掌管纠察之任，也沿袭习惯称为外台。有人说《千字文》开篇有“敕”字，周兴嗣押韵编次时，世人说当时还没有把诏命称为“敕”，这应当是误把梁代文字当作“敕”。程泰之《考古编》极力辨明这种说法不对，引《南史》贾希【缺字】传中“敕”字的注释，郭子既已经把帝王的命令称为“敕”，而且周兴嗣传中说“敕制寺碑”，尤其可以作为证据。

译考察《汉书》，冯异传说以诏敕进行战攻，宣秉传说诏敕赐给尚书俸禄，董宣传说诏敕命强项令出来。这样看来，把皇帝的命令称为“敕”，从汉代就已经如此。程泰之只是因为周兴嗣传与所论时代较近，可以作为证据，却只引用了《南史》。米元章亲自书写自己的姓名和所用图记，其中“米”有时写作“芊”“芾”，有时写作“黻”；“黻”和“芾”还可以通用，“芊”却是楚国的姓。米氏出自西域，米氏图记中原本有人进入中国后因而以“米”为姓。唐代有回纥人米怀玉，五代有沙陀人米至诚，并不像楼与娄、邵与召那样出自同一祖先。姓氏本来不能改，字音相近的字，难道可以混为一谈吗？有人说，黄山谷极力称引“初平初起”，难道“皇”与“黄”可以混成一个姓吗？并不是这样。所谓“金华仙伯”“金华牧羊客”，只是说他们的先人是金华人，并不是说“初平”和“初起”同姓。可是其他传记中“初平”“初起”有时也写作“黄”，山谷则自称七世以上的族谱在金华一族中已经失传，尚且不能确定是否相通；可见他从未把“初平”和“初起”混淆，也没有把“皇”“黄”当作一个姓。民间称人的岳父为岳丈，也称泰山。解释的人认为泰山有丈人峰，所以有这种称呼。然而古代通常把尊长称为丈人，并不专指岳父。又有人认为，张说因为主持封禅，女婿越级升为五品官，所以人们称岳父为泰山，这种说法尤其牵强。考察《汉郊祀志》说：大的山川有岳，小的山川有岳。女婿称山岳，既然有“婿山岳”的说法，那么岳就可以用来称岳父。世俗的称谓未必不是因此而来，又因为有岳山而转称为泰山。龚颐正续释《常谈》，号称最为详尽；考察“酒”这两个字出自《仪礼》的注释，他却遗漏没有提及，大概他所解释的只是当时南方的常用说法。檠，是校定弓体的器具。《周礼·弓人》注音为“景”。《汉书·苏武》注又读作巨京反。苏文忠诗说：“大弨一旦松弛，怎么会【原文‘何縁谷已觉翻翻’疑有讹脱】不受檠呢？”陆放翁说：“檠读平声，是押用《汉书》注音。”灯檠也称为檠，读音与《汉书》注相同。李义山诗说：“九枝灯檠，夜里明珠般圆润。”《汉地理志》说：“朝鲜百姓用笾豆进食。”颜师古说：“就像今天的檠，读其敬反。”《韵书》在“檠”字下注说：“有足，可以承托各种东西。”义山把檠读作去声，大概依据的就是这一条，与前面两种读音又不同。范元实《诗眼》说：“我诵读少游的词，其中有‘杜鹃声里斜阳暮’。山谷说：‘既然说斜阳，又说暮，就是重复出现了。想把斜阳改为帘栊。’我说：‘既然说孤馆闭在春寒之中，似乎没有帘栊。’山谷说：‘亭传未必有帘栊，即使有也没有妨碍。’我说：‘这首词本来是描写冷落寂寞的情状，如果说帘栊，恐怕会损害原意。’山谷说：‘很难得到一个好字，应当慢慢思考。’宝祐年间，我的岳父王君仲芳随任来到郴阳，亲眼看到它的石刻，原文是‘杜鹃声里斜阳树’。当时传抄的人因为‘树’字与英宗庙讳同音，所以改成了‘暮’。大概这首词一经元祐年间名公品评，即使有人知道原字，也不敢改动。岳父常常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并为此长久叹息。有人说：‘传抄者既然因为与庙讳同音而避讳，少游怎么会不避讳呢？’不是这样。陆放翁引用《北史》说，北齐神武帝辅佐魏国时，法曹辛子炎把‘署’读成‘树’，神武帝恼怒他触犯名讳，杖打了他。可见这两个字本来读音不同，如今都避讳，才把它们当作同音字。因此说来，‘树’字本来不必避讳，《礼部韵略》因避讳而不收录它，是没有考察清楚。何况当时各位公卿的诗篇中使用“树”字的地方很多。姑且以苏轼文集中所载的为例，如“庭下梧桐树”“树头初日挂铜钲”“闇风惊树罢琅玕”“孤城吹角烟树里”“清风欲发鸦翻树”等句，分别作于熙宁、元祐、绍圣、元符年间，从来没有把“树”当作讳字，为什么偏偏怀疑少游不避讳呢？陶靖节诗说：“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汤伯记注说：“《三国志·黄盖传》说：南阳太守是子廉的后代。”刘潜夫《诗话》也说：“子廉这个名字只见于黄盖传。”考察东汉尚书令黄香的孙子名守亮，字子廉，曾任南阳太守。注释和诗话只举出他的孙子而遗漏他的祖父，难道是没有深入考察吗？子廉是守亮的字，也不是他的名。赵与旹《宾退录》说：“谚语说物品多就称为无万数，这是《汉成帝纪》中的话。”考察《绎山碑》说“世无万数”，可见秦代已经有这种说法了。汉代有两个韩信，都担任汉高祖的将领；有两个张禹，都精通经学；有两个京房，都研究《易》；有两个王商，都在汉成帝时凭借外戚身份辅政；有两个杜子夏，都依附王氏。北斗属于紫微垣以内的星，南斗是二十八宿中的一宿。道士把祠堂排列成两个斗，这是不对的。南斗按星次属于星纪，位置在正北，只是人们看见它时常在南方，所以称为南斗，用来区别于北斗罢了。至于所谓斗柄翻覆就预示丰年，那是天市垣中的斗斛星，也不是这两个斗。附录。大元故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赠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谥文献黄公神道碑。

译至正十七年闰月丙午日，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金华黄公，享年八十一岁，在家中去世。这月己未日，他的孤子黄梓和门人刘涓、王祎、朱世濂、传藻等，把他葬在所居义乌县东北三里崇德乡东埜的平原上。第二年，根据门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同郡宋濂所写的行状，来到京师，请临川危素撰写墓道碑文。危素在京师做官求学，曾蒙黄公把自己当作知己。黄公入翰林当值时，危素任供奉，同一天接到任命。后来黄公升任宣文阁授经郎，危素跟随他在经筵任职。朝廷下诏修撰后妃和功臣传记，危素又任供奉，跟随黄公在史馆任职。他们住在同一条巷子里，黄公曾举杯对危素说：“我死后，你可要为我铭刻墓碑。”唉，谁能料到最后竟由我来承受黄公托付千年的重任呢！黄公名溍，字晋卿，姓黄，世代居住在婺州。到集贤校理、文节公这一代，家族才在分宁显达。集贤校理的叔父黄眆，生景珪，家族迁居浦江。景珪生黄琳，娶宗忠简公的妹妹，才开始迁居义乌。黄琳生中辅，勤奋好学，崇尚气节。秦丞相桧专权，把主张抗金的人都杀掉，唯独黄中辅奋然在太平楼题写乐府，其中有“拔剑欲斩佞臣头”的话，至今人们还传诵它。晚年因转运使推荐，朝廷的任官命令将要下达时去世。中辅生绍祖，绍祖生伯信，伯信任迪功郎，屡次追赠为朝散郎，是黄公的高祖。曾祖梦炎，淳祐十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任太常丞兼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左曹郎官，以朝请大夫致仕。祖父堮，因进纳恩例补授承节郎，因黄公显贵追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亲铸，因朝请府君的遗泽补授将仕郎，屡次追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江夏郡公。当初，朝请府君的外孙女王氏嫁给浙西提举常平茶盐司干办公事丁公应复，实际生下参政府君和礼部府君；丁公因病废弃仕途，所以朝请府君便把黄公作为他的后嗣。母亲童氏怀孕二十四个月黄公才出生。母亲梦见一颗大星光芒耀眼地坠入怀中；黄公刚满周岁就自行脱离乳哺。祖母徐氏抚养他。到了成童年纪，他不随意出门，能够背诵诗书。等到学习写文章，下笔片刻便能写出数百字，撰有《吊诸葛忠武侯辞》。前太学内舍刘君应龟，是太常公的外孙，看了文章叹道：“我们乡里以文章著名的，只有喻叔奇兄弟罢了；稍加努力，他难道不能和他们抗衡吗？” 于是留下来拜师学习，二十岁时游学虎林。故都的文献都还存在，他全都能够考察征引。大理卿牟公巘对他期望很高。回乡后跟随仙华山隐士方君凤交游，彼此唱和作诗，完全没有做官求进的意愿。他的朋友叶君谨翁竭力拉他出仕。大德五年春天，被举荐为校官；七年，被举荐为宪史，都入选录取。后来又退隐在家。延祐元年实行贡举法，县中长官强迫他起身参加考试，他作《太极赋》，流传于世。第二年参加殿试策问，答策以任用真正的儒者、施行仁义为主旨，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台州路宁海县丞。宁海县靠近盐场，亭户仗恃自己不受有司统辖，残害百姓十分严重。编入户籍而隶属于漕司及财赋府的百姓，尤其横暴，黄公都依法严厉惩治。属吏因此把利害关系报告上来，他也不加理会。有个后母与和尚私通，毒杀自己的丈夫，反而诬陷丈夫前妻的儿子所为，案件将要定罪时，黄公改换衣冠暗中察访，完全查明她的奸诈虚伪，最终为那人洗雪冤屈，远近都把他看作神明。巡兵急于捕捉盗贩，于是把盐沉入河中，率众抵抗。巡兵发怒，便找出其他私盐贩卖的事情来坐实罪名。有百姓被列入盗贼名册，谋划抢劫杀人尚未实行，县中豪族把他抓住，想借此得到悬赏；但查验时起初没有发现赃物，因此案件长久不能判决。黄公替他们疏理剔除疑点，把案件上报，各人都按原条文论罪，因此免于死刑的有三十多人。部使者董士恒巡视县境，知道黄公的治理情况，把事情全都委托给他办理。黄公罢黜了一个因受贿而败坏法纪的军百户、两个县吏，以及四十多个在官府任职而没有俸禄的人。愚民控告昏乱的田产纠纷和斗殴诉讼，把诉状交上来的多达几十甚至上百件；黄公记录其中应当审问的，经过一次审理便作出判决，众人都畏惧服从，不敢再次申诉。世上自称精通法术的人，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那年大旱，他向龙湫祈祷，降下大雨，境内获得连续两年的丰收。后来有诏书改定盐法，江浙行省丞相下令调任他为石堰西场盐运，官阶仍按原等级。石堰比各盐场都更难治理，任此官职的人常因称盘折耗以及不能查禁私盐而获罪。黄公筹划处置得当，没有丝毫财物落入属吏之手。任职四年，因功劳越级升一资，升从仕郎、绍兴路诸暨州判官。新设捕盗司巡海官船，按惯例三年一换，费用由官府支出，却向百姓足额征收，有余款便由主管此事的人私吞。黄公主持此事，节省开支，革除浮费弊端，退还余钱，百姓争相欢呼而去。有奸民用伪钞纠集党羽，胁迫□□人的财物，官吏听从他们的谋划，带着他们到邻近各县，受牵连的百姓有数百家破产。府中让黄公审理这些官吏。将他们除名，同谋者各杖打一百。捕盗卒暗中把伪钞的印板放在良民家中，然后向官府报告，前去搜取。恶少年持棍跟随，几乎有几百人；黄公在野外遇到他们，责问随从说：“弓箭手名额只有三十人，怎么会有这些人？”将他们押送到州里时，众人全都相继逃走了。有个盗贼关押在钱唐县狱中，游民贿赂狱吏私自放走他，又假造署名文书，派他来充当向导，因而逮捕了二十多家。黄公对此怀疑，审讯他们，全部查得实情。认为对正犯盗贼应当从重议罪；至于携带伪造文书前来的人，又不是本州百姓，便把他们都戴上刑具送往钱唐，证据自然明白。奉行省檄令在杭州监督征税，只经过三个多月，增加羡余钱十二万缗。至顺二年，因马文贞公推荐，被召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进阶儒林郎。随驾到开平，作纪行诗十二篇，世人广为传诵。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转任承直郎、国子博士。他从未以师道自居，轻易接受别人行礼；他所亲近厚待的人学成出仕，都在当时有声望。当时有人想把礼殿四配的位置改为面向西、东向而坐，学官有人主张分置左右，与其他神位并列，却没有人敢争辩。

译黄公独自当面驳斥这件事，那人十分恼怒，每天坐在堂上，用严厉的话威胁他。御史斥责那人无礼，最终还是按照黄公的意见办理。任职六年后，请求调任外地，改授奉政大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他六十七岁时，不等到按例引年退休，便立即上表请求辞禄。很快有诏命纂修辽、金、宋三史，他因母亲去世没有赴任。服丧期满后，以中顺大夫、秘书少监致仕。闲居四年，中书右丞多尔济巴勒公和当今中书左丞相太平公大力推荐他，诏令取消他的致仕身份，仍按原官阶授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正七年六月，到上京，中书传旨兼任经筵官，在慈仁殿召见他。皇帝对多尔济巴勒说：“文臣年老，正应当在朕的左右。”至正八年夏，升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修撰后妃功臣传，数次受到赏赐金帛。黄公上表请求归田，不等候答复便出发。皇帝听说后，派使者在武林驿追上他，诚恳地催促他回来任职。至正十年夏，才获准辞职，南归江浙。丞相达实特穆尔公奉诏起用黄公商议中书省事务，他因病坚决推辞。他去世后，士林都为他悲伤哀悼。他所著有文集三十三卷、《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黄公娶王氏，屡次受封为江夏郡夫人，比黄公早一年去世。儿子一人，即黄梓，任杭州路同知海盐州事。女儿一人，嫁给惠州儒学。正妻陈克让的孙子四人：瑄、琛、瑭、珣。黄公天性刚正，博览群书而能约取其中最精要的内容。有人询问经史疑难、古今沿革，以及制度名物之类的问题，他旁征曲证，连续讲说而不能停止。至于辨析异同、判断是非，往往阐发出许多前代儒者未曾说过的道理。从他的论著来看，无不以六艺为根本，把辅翼圣人之道作为首要任务。然而他安排礼仪，谨慎严密，援引证据精确贴切，举止从容和雅，不显露声色。譬如澄澈的湖水不起波澜，万顷一片碧色；鼋、鼍、蛟、龙潜伏其中而不动，深沉的气象使人不敢直视。凡是典册、诏令以及铭文记述功德等，大多由朝廷命他撰写。其他来求文的人每天挤满门庭，他竭力推辞，他们却不肯离去。即使是遥远的异域，也都知道珍爱他的文章。他天性笃厚孝顺，父母去世后在三釡山营造墓地，曾有乳虎被驯服而亲近人的奇异现象。每月初一、十五一定前往墓地省视，酷暑严寒也不改变。先世遗留下来的文章，年代久远多有残缺，他竭力搜寻访求，补缀成编。他在州县任职时清廉，自从到任之处，都不置圭田、不卖产业来补助费用。在朝廷任职时不经营请托之事，遇到覃恩授官的机会只有一次，因资历减等的情况有五次。铨曹有时遗漏了对他的考核叙用，他也不自己申说。他与人交往不设心机，不靠矫饰来取悦别人，唯有诚意格外恳切深厚。然而他内心刚强，包容稍少，遇到事情有时像弦急雷震；但转眼之间便和煦如阳春，曾没有留下丝毫隔阂。他一向少有嗜好欲望，刚四十岁便独自睡一张床。后来升至法从官，生活萧然，和布衣平民没有不同。遇到美好的山水，便整日饮酒吟咏，忘了离开。世人评论说，黄公的操行孤高纯洁，像陈履常；文章严整简约，像王介甫；书法俊秀飘逸，像薛嗣通。只是没有真正了解他的人，不会频频这样评论。铭文说：黄氏出自春申君之后，在金华著名，有的迁徙到豫章，渐渐成为显赫之家，最后定居乌伤。宋朝中期，旧日的笏板仍有传承。在他的后代中，仁宗登临帝位，选拔任用杰出人才。黄公从南方起身，在朝廷应对策问，才思精敏，先在州县稍加试用，后来供奉词林，陶铸当时的英才，于是振兴文教声名，早早悬车归隐。朝廷又召回经筵，执笔于石渠阁，皇帝恩宠十分深厚，他的仕宦之情却更加淡薄，于是挂冠归休，在寥廓天地间自由翱翔。从前的文节公，学问品行确实美善；虽然年代相隔久远，声名文采仍前后相望。年高德劭的老成之士相继沦亡，黄公便如蓍草蔡草一样成为占验吉凶的人，是文献传承的寄托，后来者都要依赖他。享年八十而终，这是圆满归全。撰述铭文彰明德行，立于东埜墓道。中奉大夫、商议中书省事兼经筵官临川危素撰。请求追谥的公文 太常博士傅亨曾说：“上天开启文明的时代，适时生出品德纯正的贤人；他擅长一代文章，成为诸儒的典范，既然对名教有功，就应当加以追赠，以示褒扬尊崇。”我切实看到，已故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黄溍，天资端正耿介，德行操守刚正方严，早年在翰林中被选拔为秀异之才，继而登名科第。起初任将仕郎宁海县丞，升从事郎诸暨判官，擢为儒林郎、翰林应奉，授承直郎、国子博士，迁奉政大夫、江浙儒学提举；不等到按例引年，便自行致仕，授中顺大夫、秘书少监。闲居不久，当今皇上因修史之事特意召他为翰林直学士兼经筵官，不久升为中奉大夫、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多次蒙召入殿庭，赐给酒樽、金织纹段，宠遇优厚。考察黄公最初任州县官时，百姓感怀他的恩德而歌咏仁政；入国学教育成均生徒时，士人乐于受教并随之受到感化。至于供奉翰苑、掌管秘书事务，侍讲读时多有献纳之功，主持经筵又有规谏之益。他三次考核都得到行省推荐，后来在贡闱主持考试，掌握取士大权，因而他所取人才之多，盛况无比。他谈论性理，探究程朱学说的奥妙；评论文章著述，继承韩愈、柳宗元的雄浑深厚。德业显著，文章光彩照人。《太极一赋》是治世朝廷的高雅文章，古文各篇足以流传后世，成为宏大的规范。四方学者看见他的文章，像看见星辰和凤凰一样珍贵；仰望他，像仰望高山北斗一样。年老之后，朝廷优厚地照顾乡里生活，他以文章自娱，撰写了很多作品。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坚出使江浙返回，报告说黄公本职已于这一年闰九月初五日因病死于家中。傅亨才疏，曾亲自侍奉黄公的几杖；长期承受他诗书学问的教泽，常常沾染他的道德学问芬芳，知道他博览天下书籍，通晓古今制度，是缙绅所推许、学者所归依的人。如果承蒙将这份公文转呈，符合有关部门的法令，那么依照翰林侍讲学士袁桷、邓文原的先例，依上述规定追赠封号、赐予谥号，并仍由翰林国史院为他立传，实在很符合舆论。现在把翰林国史院编修官、门人宋濂撰写的行状一并录在前面，合行移文关会，请核验后转呈施行。谥议

译天地间清正淑美的气，在天上成为日月星辰，在地下成为山川草木，赋予人便成为道德文章；道德文章又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经历万古而不朽。大元皇朝从朔方兴起，圣明之君相继出现，天下统一；一时贤才兴盛，以文章道德辅助皇帝的事业，成为当代儒学宗师的人，从来不曾没有。至于已故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诰兼修国史、同知经筵事黄公，禀有端正耿介的资质，怀抱高远的志向，早年从儒科奋起，继而登进法从之列；试任郡县时有惠爱百姓的政绩，教育成均生徒时有养育人才的方法。他在翰林任职，多次受到皇帝眷顾，掌管诏令以弘扬帝王制度，修撰纪传以寄托王法。他学术精微，道德崇高，六经群史都探究其渊源，诸子百家也追究其根底。因此国家典册诏令以及功臣贤人的碑铭，必定命他撰写。天下戴冠束带的士人，乃至佛教、道教中人，凡是来请求文章的，一年到头没有空闲的日子。每写出一篇，家家传诵；他的书法擅长真书、草书，有人得到他的作品，珍贵得不亚于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他的文章以六经为根本，又能辅翼圣人之道；谨严精密，舒缓而不烦琐，如高山深水，金声玉振，处处雍容自然，可与汉唐诸家作品相匹敌，成为学者的典范。元朝以来，像黄公这样的人，大概不能多得计算。天下学者全都没有异议；考察黄公的事业品行，想见他的仪表法则，把它写入史册，铭刻在太常的典册中，确实符合公众议论。改名定谥是国家的常典。谨按谥法：博闻多见叫作“文”，通晓古代训典叫作“献”，请谥为“文献”。前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傅亨谨议。《文献集》卷七下 钦定《四库全书》《文献集》卷八上 元代黄溍撰 墓记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记 宋黄府君名景珪，字叔宝，是婺州浦江人，也是黄溍的八世祖。府君父亲名昉，字明仲，母亲姓于，墓在县西花桥南面；府君墓在县北后店。夫人姓朱，儿子一人，名琳，娶宗忠简公泽的妹妹，才开始定居义乌，这是黄溍的七世祖。孙子三人，长子名玑，次子名益，小儿子名中辅，是黄溍的六世祖。从此以后族人日益增多，旧谱所载有时有所脱漏；能看到的曾孙有万顷、昭祖、绍祖、公显、公焕、无咎、少亮、潜之、扬祖九人。名绍祖的是黄溍的五世祖。玄孙有伯谨、简、天寿、慕韩、某、伯昌、必大、伯信、梦符、伯恭、三畏、伯纪、桂发、维介、子唐、英纲、缜十八人。名伯信的是黄溍的四世祖。伯信累赠朝散郎，有三个儿子：长子名梦炎，任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左曹郎官，以朝请大夫致仕；次子忠翊郎、权安庆府望江县令名焱；三子太学生名荧。朝请公尚未中第时，曾刻石表记府君墓；年代相隔久远，有人偷偷把石碑取走，有人侵占墓墙外的余地据为己有。太学生的孙子可久、望江县令的孙子可传等，开始查考簿籍，全部恢复旧地，于是砍石重建这块墓表，请黄溍在下方撰记。黄溍是朝请公的曾孙、承节郎名堮的孙子、皇帝追赠中顺大夫、同佥太常礼仪院事、江夏郡伯名铸的儿子。他出生较晚，无法完整听闻上世的事情。府君的寿命、去世、安葬以及一切事迹，虽然已经散失不传，但子孙众多，也足以彰显积善所余的福庆。因此这里按次序叙述世系，直到有功服和缌麻服亲属，谱牒没有记载的便无法详述。袒免以下的亲属，如今又过了六代，谱牒所及有一百五十人，也不能全部写出。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日，八世孙黄溍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