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集卷五

译《送孔周卿序》从前七十弟子一类的人，大概因为有若像孔子，便以对待老师的礼节侍奉他。后来有若因为不能回答诸子的询问，被呵斥退下，但记载孔子言论的书最终不敢直称他的名字，仍然一定说‘有子’。那时孔子去世还不久，对于相貌偶然相似的人尚且如此尊敬仰慕，那么凡是在孔子之后千百年出生，而又见到额头高隆、嘴唇上翘、头顶凹陷、眼睛像河流深广、面孔像驱鬼面具的人，恐怕都会赶着去拜见，唯恐来不及，何况是孔子的子孙中能够像孔子的人呢？如今孔氏一族日益壮大繁盛，其中能够像伯鱼那样学习《诗》《礼》，像子思那样探究性命之理的人，我虽然不能全部认识。距离孔子五十四世，有一位名某、字周卿的人，是我所认识的。周卿在我们乌伤主持教务已经三年了，按任期届满将要升迁离去，乌伤的士人无不以他的出行为荣耀，又舍不得他离去。我私下认为，孔子的道就像天空没有专门覆盖某一处，土地没有单独承载某一处，日月不选择对象而普遍照耀，难道会偏爱自己的家族吗？如果孔子流传下来的风教余泽确实存在，那么孔子认为应当把他的后裔列置于公卿之位，建立于方岳之地，使各位大夫和国人都有寄托他们尊敬仰慕之情的地方，这才可以。又怎么能被某一州某一县私自占有呢？《诗经》说：‘虽然没有年老的贤人，尚且还有典范。’我当然不敢马上认为我们周卿比有子贤能，但难道不仍然胜过那些只因额头高隆、嘴唇上翘、头顶凹陷、眼睛像河流深广、面孔像驱鬼面具而偶然相似的人吗？周卿要走了，我对周卿的期望很深。关于离别后的思念和爱护帮助之意，已经表现在各位先生的诗篇中，所以我只论述他之所以受到孔氏尊重的原因如此。《送徐生序》过去从事科举应试学业的人，辛苦劳作、苦苦思索，疲惫不堪地钻研经史百家之书，劳累得不能休息，肮脏得没有时间洗浴，然后才能凭借自己的才艺与强者竞争取胜。幸而有能够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的人，无不带着粮食、装着书籍，呻吟呼喊、踊跃前行，聚集到京师去较量自己一日的才技。有的人多次参加考试却总是不利，也没有不闭门塞户、更加磨砺锋刃而希望再进取的。国家爱惜士人，不愿让他们最终废弃，于是制定制度：凡是取得举人资格满十五年的人，都可以再次参加礼部考试；又过十五年，便最终升入天子的朝廷。于是天子也怜悯他们年老，按照旧例特意授予一个官职；幸运的人于是能够担任县学教官。他们辛勤而长久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只要教过一轮启蒙知识，就立即升任这个职位，难道不是大幸吗？一次任期的劳苦，不是三十年那么遥远；围着十几个儿童教授句读，也没有与千万人竞争那样艰难；而且还有美好的官名、丰厚的俸禄，哪里像那些冒险走在道路上、顶着令人畏惧的烈日，匆匆赶去又匆匆返回，接连困顿跌倒、沉郁无聊的人呢？用较为安逸的方式施展自己的力量，又得到丰厚的报酬，这正应当使我们这一类士人拿起笔来、展开纸张，羡慕徐生的离任。何况曾经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却不能得到一个官职来慰藉自己长久而辛勤的努力，能不由此产生叹息和羡慕之情吗？我只是认为，从前求取于徐生的，不过是十几个儿童罢了。有一天他戴上高冠、穿着宽大的衣裳，安然自得、意气扬扬，手执经书登上高座，那么人们对他的期望，将会大大超过儿童对他的要求。只要徐生不要因为事情容易完成而庆幸，也不要忽视事情的艰难，那么即使他对金马门甩手而去，在石渠阁扬眉自得，也可以毫无惭愧，又哪里值得说什么文学掾呢？眼前已经有珠玉，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进献的了，谨把我对徐生的期望写在篇首。《送养直师序》起初我听说佛教称它的道广大盛大，与孔子的道并没有不同，但世间儒者常常讥讽佛教废弃尊卑、轻视贵贱，没有君臣礼节，难道果真如此吗？如今即使在内地和海外各郡县设置主僧的官职，也总是与地方官相抗衡。凡是府署的高大、随从的盛多，往往与郡守县令相当，而僧徒却更加卑躬屈意，听命办事。由此我知道尊卑贵贱不可能突然废除，而佛教确实没有办法独自不同于世人。既然如此，世间儒者又有什么可诋毁的呢？他们认为，佛教徒既然要用于当世，就应当舍弃财货、毁弃衣服，以树皮为食、以山涧水为饮，来追求他们所谓的道，确实不应当急急忙忙只把印绶官职当作追求目标。唉，这不也是责备人永无止境吗？况且古代人类生存，必定有君主；一个人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必定要聚集贤能者授予职事，那么贤能的人本来就不应当被世间舍弃。佛教徒难道在这里又要与常人有不同的情理吗？像直师这样才华卓异而性情倔强的人，大概不会被他的同道舍弃。如今他正要出任甬东的官职，甬东属于僧籍的人早已盼望他来听命办事很久了；他应当能够在处理文书号令之外，用自己的德行教化众人。他这次出行，难道还有所期待吗？我们这些人姑且用一句话作为赠言，难道是因为对他的道有所歉疚，想要听到什么不同的见解吗？《传》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这就是人的本性所由来，也是道的根本。’ 它作为根本是不二的，所以佛教不能苟且地制造差异，而我又何必去寻求差异呢？只是它受到世人的诟骂，不能不加以辨明罢了。甬东的文学掾柳君，是我的朋友，请你去问问他，看他会不会认为我的话背离正道。

译《石台纪游诗序》宁海有很多大山，有的高得可以俯视云雨；在仙经、地志中著名的有天门、阆风、丹丘、桐柏，而南田号称福地。喜欢游览的人大多苦于它们幽深遥远、险峻绝地，没有谁容易到达，却唯独喜欢游石台。石台距离县衙只有五里左右，山都是土丘，并没有奇岩峭峰、水泉花药、竹箭之类的美景。从山脚沿着缓坡曲折上行，穿过茂密的灌木荒草到达山脊，才有五六块巨石互相堆压着，像层层叠放的器物；石顶隆起而方正平坦，勉强可以坐下十个人。侧头俯看，四面山岭像屏障一样分列；东北方向山势缺口处，海上霞光和岛上雾气缥缈可见。石台的美景只有这些，只是因为地势低近、容易到达，凡是游览观赏的人总把它作为首选。我在县中任职又过了一年，才召集年高有德和才俊之士登上这座台，拨开遮蔽的草木，寻找前人的遗刻。遗刻已经漫漶磨灭，无法辨认，只有庆元年间各位老先生的题咏仍然存在。我们徘徊了很久，望见东麓杉松苍翠，屋檐瓦脊若隐若现，有人说那叫南园道院，于是前往拜访并在那里休息。因而大家一起饮酒赋诗，直到傍晚才离去，竟忘了这里是低矮的山和近处的地方。是什么使我在这里获得快乐，而没有记挂那些高大遥远的山呢？不正是这座石台吗？然而我听说，古代君子即使处身很简陋的地方，也一定有可以游览休息的事物，用来培养自己的见闻，激发自己的思想。事物有高低远近，本来就是不相同的；如果不被外物牵累，那么即使处在不同的地方，也能获得同样的收获。这些诗是用来记述这次游览所得的，作序后归藏于南园，作为石台的故事。《联珠续集序》鄞地过去有很多官宦家族，而以世代传承久远著称的，要数蒋氏。蒋氏开始发家在太平兴国初年，到宝元、康定年间，家族才兴盛起来，其中有人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在元符、崇宁年间都由进士出身而做到高官，世代享受俸禄延续了将近三代。最后有一人由进士出身，成为嘉熙年间的言官，官至刑部尚书，最为尊贵显赫。尚书的侄孙也由进士出身，任将作监主簿，在咸淳年间颇有名声；这就是能够看见的蒋氏世系。黄溍出生以后，未能赶上亲眼见到蒋氏衣冠显盛的时代，经过他家并前往访求，才发现高文大册早已散失，能够考见的只有诗罢了。我私下认为，古代典籍所记载的重大文辞、重大褒贬，保存于《春秋》一书；而流传下来的风气习俗，则表现于咏歌谣诵之间，细微曲折之处以诗保存得最为完备。善于诙谐的醒世之言，驰骋劳作和洒扫，葵、枣、瓜、壶、苴、荼之类的食物，事情极其微小，物品极其细微，圣人却把它们列在三百零五篇诗中，与《文王》《清庙》诸篇一起流传而不废，其中的意义实在深远。何况宋朝三百年间，蒋氏确实与它始终相伴；诵读蒋氏的诗而进一步评论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风气习俗仍足以大致看见，怎么可以忽视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他们所作的诗，断定从开禧以前开始，编有《三径联珠集》。宣献楼公已经替它作了序，将作监主簿君的儿子昭先又编纂整理它的续集，请我为它作序。昭先如今正以儒生身份入仕，沿着家学前进而不使它中断，蒋氏的世代恩泽还没有衰竭。以后如果还有续编这部集子的人，执笔的士人还不止一位。《方先生诗集序》《黍离》和《麦秀》，作为声音的哀伤和思念是相同的。《黍离》出自周朝的大夫，能够与《文王》《清庙》一起流传，是因为洛邑的鼎还没有迁走，风气虽然改变，却仍然有所联系。《麦秀》出自商朝的仁人义士，不能与《猗那》《长发》并存，是因为亳地的社已经毁坏，风气不只是改变，而且已经没有人知道它与什么相联系。既然已经没有所联系的东西了，而它的辞句仍然流传到今天，最终没有泯灭，难道不就是所谓民众的本性和先王遗泽吗？这样说来，方先生的诗，本来就是君子不应废弃的。先生在前朝统治时，还没有来得及做官，国运便转移、帝统便更换了；他抢救先贤遗留下来的经籍，隐居在仙华山南麓，深入幽僻之处，几乎与世隔绝。过了很久，他才稍稍出游浙东浙西各州，在残山剩水之间遇到前朝遗民和故老，常常握手叹息抽泣，徘徊流连而不忍离去。于是因情感而寄托于事物，发为诗歌；凡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起居、居住游览、聚合离散，以及耳目所接触到的事物，没有一样不借以寄托他的心意。物理的盈亏，人事的通塞，以及得失废兴的事迹，都可以从中大致看见。所以他的语言多半危苦激切，没有闲暇像其他文人那样用华丽辞藻来追求工巧。先生去世后，他的声音也随之断绝，大概到这时，百年间的老辈人物已经全都消失了。先生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吴氏善父，一个是谢氏皋父，平素都以风节和品行相互推重，却都死在先生之前。先生的两个儿子樗、梓，担心当时没有人知道先生，不敢轻易把遗稿拿给别人看。柳君道传当时正在太常任职，因为自己最早游学于先生门下，十分了解先生不朽的地方，于是既写了书信铭刻先生的墓，又搜求他家所藏，选取五言、七言古诗和律诗三百八十篇，厘定为九卷，托永嘉尹赵敬叔刻印，置于县斋。因为我有幸曾经拜在先生门下，他派人来请我为书作序。诵读先生的诗而想知道先生这个人，必定要进一步评论他所处的时代。先生盛年时不能跟随周朝大夫之后，却在晚年对商朝的仁人义士产生了志向，这难道不可悲吗？这就是我合上书卷长叹不止的原因。过去龚公圣予在钱塘见到先生，读到先生所作诗，写下二十二个字来评定说：‘从根本上说，在于人伦而不在人事；再往上推，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谈论先生诗歌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改易这句话了。我还说什么呢？先生姓方，名凤，字韶父，是婺州浦江人，享年多少、何时去世以及葬地等情况，墓铭中都有记载，这里不再写出。

译《见山集序》我起初听说余姚人频频称赞见山先生，却不知道他们称赞他的原因。后来有一天经过历山南面，才认识先生，又得到先生所作的诗。唉，这就是他成为先生的原因吧！先生姓叶，起初名某。宋咸淳甲戌年，礼部正式奏报进士名次，当时掌握国政的人正竭力隔绝后进之士，对文章笔墨的细小差异也要挑剔搜寻，丝毫不肯宽贷，先生最终不能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廷对，被罢遣回乡。第二年，掌权的大臣南归；又过一年，三宫北上了。先生既然惶惶然没有地方施展自己的才技，便在重山密林中穷居独游，前后四十年。凡古今的事情、人物，以及草木鱼虫这样细小的事物，只要眼睛接触到，心中有所感受，就全都发为诗歌。所以故老往往不忍心读，后生听到这些诗，又茫然不明白是什么话，难怪没有人知道为何称先生。大雅诗说：‘茂盛的柞树，砍来烧作柴薪。’又说：‘努力奋勉的君王，治理四方。’砍柴烧火，指的是山林中的材料；纲纪四方，指的是国家的大业。但诗人自始至终都把心意寄托在这些事情上。一个士人的得失，如果说与国家的废兴存亡无关，古人本来不这样认为。先生的诗，既不能登堂歌咏而成为《清庙》之乐，想要成为可以砍来烧用的柞树，也不能做到，于是竟成了空谷中的白驹，最终又成了《黍离》之诗，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一定有应当承担这个过错的人。即便如此，《黍离》的大夫在周朝东迁之后，仍然享有俸禄并供职；与先生所处的境遇相比，还是不同的。感受深的事情难以忘记，习惯久了的事情容易改变，这不也是人的常情吗？然而先生的志向，从来没有因为感受有深浅、时间有久近而改变；由此可以看出礼义的恩泽和民众的本性，有些东西不会随外物一起变化。至于诗篇格调力量的高下强弱、语言意思的美拙，这些暂且来不及评论。《送曹顺甫序》曹君顺甫与我同属一个郡，并且一同考取教官，我最终没有得到调任，而顺甫因为多次考核合格，按次序升迁为温州学正。他将要出行时，我正以督运吏的任期届满从海边回来，顺甫希望我有一句话来记述他的离别。此时距离我和顺甫一同考取教官，已经二十三年了。我资质低劣柔弱，没有什么长处，不能使自己的学问日益进步，哪里有什么可以增益顺甫尚未达到之处的呢？然而我曾经跟随乡先生听说干道、淳熙年间师友交游盛况，每次都不禁感叹当时人才聚集，而学术却分散。大概婺州的学术，陈氏首先重视事功，唐氏崇尚经制，吕氏擅长性理；三家之中，只有吕氏得到了学术正宗而独自传承下去。至于各人自行著书，彼此对立、争相兴起，吕氏最终也不能把它们提挈会合起来。温州方面，王道甫的慷慨和名义，曾经与陈氏相合，但他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陈君举本于薛士隆，上下考察古今，加以调和斟酌，以综述世事变化为学说，并不都与唐氏相合；他勉强保存下来的学说，也没有人替他传承。叶正则推本郑景望、周恭叔而上达程氏，仿佛与吕氏同出一源；但到了探究六经根本、折衷诸子、剖析秦汉直到五代时，凡是他的论述，没有一处与吕氏相合。那些流传长久而没有废弃的，只是文章而已，学术本身并没有随之传下去。夏商周三代的圣人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在大道毁坏分裂之后，还能够一定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一定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难道不是卓然独立而无所畏惧的人吗？不能只把专门偏私、自我封闭看作他们的缺点。师友源流渐渐湮没于后世之后，人们无从依凭风范、承接声响，只把世间共同流传的东西当作可信，于是使已经分散的不能重新会合，没有流传的日益消亡。怎么知道在纷纷不同之中，未尝没有浑然相同的地方呢？考察师友学术源流的由来，务必使它合乎圣人的正统，用来统一学生的道德观念，是学校的重要事情。因此我取这些内容来告诉顺甫。虽然不能由此增益顺甫尚未达到之处，但我对顺甫的期望却很深。将来顺甫退休后，如果能与我在乡校交游，我还希望听取他的余论，来消除自己的疑惑。《送东川书院陈山长序》古代在先师面前举行释奠祭祀，一定要追溯自己学术的来源，并分别祭祀各自的先师。不是他的老师，就不学习他的学说；不是他的学说，就不祭祀他。如今谈论师友关系的人，谁不知道寻找儒学先贤的书籍来为它们作解释、阅读学习呢？像汉代严子陵、诸葛孔明，晋代王逸少、陶元亮，唐代陆敬舆、白乐天这些人，言谈没有涉及性命之理，他们留下的文章仅存的部分，也不是世人用来讲解诵读的。可是有的人仍然相互带领着尊奉他们，祭祀祝告而不废弃，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高尚风范和盛大功业，能够使人观感兴起，有些作用不是讲解诵读所能达到的吗？我的朋友陈君被选为东川学者之师，而陶元亮正是东川的先师。元亮读书，从来不求过分深解，但在生死、去留的关头，浩然无所滞碍，不也是懂得大道的君子吗？你们这些人跟随陈君登上这座讲堂，如果不知道学习元亮，就是祭祀了却没有学习他的学说；舍弃元亮而学习别的，就是学习的不是自己的老师。至于所谓《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篇，本来就不能只用讲解诵读的方式来学习。因为我听说，古代有尊敬年长者却不向他求取言语的礼制；所谓尊敬，就是把他的德行作为仪范，只在有问题时向他询问并听取回答。次一等的情况，是有人讲，有人听；再下一等，是有人讲而未必有人听，那就没有办法了。陈君如果确实能使学生知道应当观感、兴起，把古人作为自己的责任，以千年后的影响作为自己的期望，彻底洗去平常讲解诵读的鄙陋，这才是善于学习元亮的人。《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行走。’难道只有学习元亮的人才如此吗？我姑且趁陈君出行，把我同他说过的话写下来，附在赠言的末尾。

译《周易集说序》《周易集说》四十卷，《纂图》二卷，《古占法》一卷，是林屋山人俞氏撰述的。它的学说大体上以程氏、邵氏为祖本，以朱子为宗旨；古今诸儒言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没有遗漏，也把自己的见解附带列出。它在是非取舍方面不合圣人的地方很少。古代三种《易》都由太卜掌管，学校所教授的只有《诗》《书》《礼》《乐》。孔子晚年才喜好《易》，他与七十弟子之间的疑难问答，本来还没有把《易》作为论说的内容。《易》到了秦代，仍然只是卜筮之书。汉朝兴起以后，讲《易》从田何开始。田何的传授分为施氏、孟氏、梁丘氏，另有分支成为焦赣一派和费直一派。焦赣专门研究阴阳占验之术，费直则只用《彖》《象》《文言》等十篇来解释上下经。到了唐贞观年间，又断然命令学者以王弼、韩康伯为老师，费氏之学借此才勉强保存，焦氏之学又被废弃。谈论者往往认为理学接近费氏之学，数学接近焦氏之学，却不知道河南二位先生的精深造诣，是独自有所获得的，有些地方并非汉儒所能了解，不可以把他们简单置于同异之间比较。考亭夫子把二位先生的学说合在一起编成书，七十弟子没有从孔子那里听到的内容，如今连三尺高的儿童都能诵读称说。唉，已经说尽了！如今这部书流传不过一百年，著述的人如果不阿附古人而说相同，就矫饰立异而说不同；他们对后世贤哲的期望，难道果真是这样吗？我私下曾听说，善于立言的人，不一定要出自古人，也不一定不能出自古人。若没有不同，这部书就可以不必写；若没有相同，这部书也不能独自流传。只有相同却不阿附，不同却不矫饰，才是善于立言。俞氏大概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为他作序，用来说明他的学说在是非取舍方面不悖于圣人；他的学术源流就是如此，这是读这部书的人应当知道的。《字鉴序》古代的小学有六艺，学习它的人一定从算术和书写开始，然后学习音乐、射箭、驾车和礼。它的学习方法极其详细严密，所做的事情又都有次序，不敢凭借快捷迅速来求取朝夕之间的效果。士人生在那个时代，从幼年到成年，如果不是这六种技艺，就不会用来役使四肢、接触心思、磨炼培养自己的根基。所以等到进入大学，进一步博习大学的教诲，都能够凭此成就才器、实现学业。正是《诗经》所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小学废弃已经很久了，近世大儒才开始采集古代经传，编成书籍。学习者诵读它们的言语，只知道有六艺这个名称，却从未亲身练习其中的事情。他们没有废弃的学习，只有书写罢了，而且又不明白形声、事意、转借等字书区别，迷失了文字构形、字母和音声的根源。这样看来，即使书写也已经废弃了。圣贤寄托在简册上以便流传的文字，出现鲁鱼亥豕这样的讹误，还剩下多少呢？后生小子正玩味思索空洞的言语，高谈性命，把它当作修身立世、哗众取宠的工具，切近实际的意义微薄，夸张傲慢的气息却很盛。这就是士人能够成就才器、实现学业，比古代少见的原因。吴郡李生文仲，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以《说文》为根本撰写《字鉴》若干篇，确实是有志于小学的人，难道不是仍然在实行古代的道路吗？即使如此，这毕竟只是小学；李生既然有志于古代，又能像这样不失去求学的次序，那么从事大人之学、成就自己的才器和实学，就不必担心不能像古人那样了。子夏说：‘君子的道路，什么应当先传授，什么应当后使人不倦？’我对李生是有所期望的。姑且把这些话写在篇首，作为这部书的序。《法书类要序》君子的学习一定从六艺开始，书法是其中之一。古代人对于熔炼金属、凝聚土坯、制作弓车皮革玉器以及绘画刺绣等事情，即使认为技艺属于末流，也没有一样不讲求方法并记录下来。书法的方法却没有传述。大概古人对于书法，每三年考察一次，只考核它的文字罢了；字体的偏正、工拙，都不足以评论。如今的学士大夫，生活在文字统一的时代，能够在闲暇时间考察字体的偏正、辨别书写的工拙，难道可以不把这些方法记载下来吗？所以得到这种书法方法的人，恨不得不吃饭而大声呼喊；看见它的人，恨不得捶胸呕血。为什么临习书法的人，大多跟随别人来筹划，只追求当今所看重的，而忽略古代所重视的呢？我十七八岁时，曾经得到所谓《书苑菁华》，从早到晚彻底阅读，于是选取其中没有收录、而散见于史家和百家著作中的内容，依次编成《临池拾遗》。只是当时所见不够广博，没有能力补足它缺漏的一二。三十年后，才有幸看到钱塘吴君编纂的《法书类要》，全书多至二十五卷，关于书法方法的记载已经完备、尽全了。可惜岁月已经流逝，而我不能再从事这件事。吴君不嫌弃我，嘱托我为它作序。我从孟子那里听说，大意是：‘大工匠教人，一定用规矩；学习的人也一定要用规矩。’然而孟子又说：‘木匠和车匠能够把规矩给人，却不能使人变得巧妙。’士君子游艺，与百工从事技艺，有什么不同吗？明白这一点，思考就已经过半了。我谨借用这话作为序，姑且等待读者详细考察。

译《陆氏藏书目录序》吴郡陆君居住在闹市之中，屋子的四壁之外，就挨着商贾的店区，他却一点也不认为嘈杂污秽。一张床榻空寂地放着，四周环绕古今书籍，共有若干卷。从经史传记以下，到权谋数术，以及汜胜、虞初等旁行杂说、零散著作，还有百家各种技艺的文字，密密排列，像鱼鳞一样整齐。进入他的屋子，好像登上群玉之府，探访蓬莱及道家所说的名山，竟忘了房屋的狭窄。陆君已经把书的篇帙编次，按部分类，为它编成目录以便读者查阅，并嘱托我为它作序。稻梁、稷黍、鱼肉、果蔬，是人们赖以生活滋养的东西，一天也不能缺少；得到它们足以吃饱，却不足以穷尽天下的滋味。说到珍奇的味道，豹胎、猩唇、封熊之蹯，当然可以算作美味，却不能经常得到以供给早晚的需要。至于水草和小虫，蝉、范、蚳、蜗，以及野果的果实，都是人们容易取得的，却未必人人都知道喜爱它们的滋味。世间大概有把嗜书看得如同嗜好饮食一样的人，只是各人所嗜好不同，有些东西不能同时兼得。陆君莫非就是能够兼收并取的人吗？倚相所读的书，如今人人都能读到；韩宣子所见的书，如今人人都能看到；延陵季子所观览的书，如今人人都能观览。世间不可缺少的东西，陆君当然不敢专有。兰台不掌管的书、金匮不收藏的书，世上没有人能够得到的书，以及可以得到却没有人喜爱的书，陆君也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私有物。这样说来，陆君的志向哪里曾不是想与世人共同享有这种嗜好呢？这就是编写这部目录的缘由。可是我又听说，老子说：‘五味使人的口味败坏。’喜欢猎奇的人，如果到陆君那里游览而获得了自己所嗜好的东西，沾一点滋味便出来，也就足够了。希望不要用秦人的烤肉来换掉我的烤肉吧！《钱氏科名录序》我读宋代中兴时期的《登科记》，没有一次不因此合上书卷而长叹。唉！那些从事举子业的人，忙忙碌碌、急急切切，积累昼夜的勤苦，直到获得机会由有司推荐，登上天子的朝廷，本来就是千万人共同叹羡其荣耀、认为自己无法企及的事。如今距离那个时代最远的也不到二百年，数一数他们的姓名，已经有十分之七八泯灭无闻了。幸而凭借才干能力达到显要地位，有功绩可以考察，能够传给子孙，少有不失去其事业的。至于那些大贤君子能够流传后世而不朽，并不一定要依靠科举名目来保存声名。这难道不是值得深思的吗？通川钱氏在四代九十年间，考中进士的有二人，特奏名的有一人，贡于礼部的有十四人，等待补为太学生的有十二人。到了本朝制定选取士人的法令，有一位名叫钱道字子原的人，首先应诏列入《名贤书》。为什么过去泯灭无闻的人很多，而钱氏传世越久声望反而越振兴呢？想来他们积累德业而达到这种地步，一定有超出科举之外的原因。这岂不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泽吗？子原的伯祖借田令，与我的曾祖父户部府君，都是淳祐庚戌进士。因此子原把钱氏的科名录给我看，请我为它作序。而我反而说，科举功名有不足以单独依靠的地方；这大概是他的期望吧？也大概是借此自我警戒吧。《送王照磨诗序》前些年，有司认为浙东、浙西的盐防法施行已久而产生弊病，商议改用官府收买发卖的办法，仿照淮南的制度，把这件事下达到中书省，选择能够担当仓库出纳的人，选中了济南的王君，让他到四明任职。大概王君曾经在六察任属官，有关方面认为除了他没有谁更合适，所以让他当选。过了不久，中台又上奏任命王君为海南宪府掌故，难道是认为原先那种琐碎事务还不足以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吗？岭海距离京城万里，百姓生活的安乐与忧患，官吏治理的得失，确实有比掌管出纳更重要的事情。国家日夜辛劳，寻求忠贤智能之士来辅佐，以振兴太平；侍从近臣把王君当作知己，并不只是像狗监了解司马相如那样而已。王君升入清要显职、进入宫禁机密之地，本来可以早晚等待；天下的事情，难道不又有比岭海之间更重要的吗？不知道一个掌故之职果真足以发挥王君的才干吗？或者我听说，古代做官的人，实行自己的志向，推行自己的道，做到这些也就够了。成王、康王盛治时期，皮革、角、筋、骨的征收，货物、财物、人口、牛马、兵器、珍异物品的交易，都由再命之士掌管；陈列货物、辨别物品、确定度量、制定价格，则由四命大夫实际主持管理。法令极其详细严密，事务极其繁多劳苦，却没有人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而感到遗憾。所以《诗经》说：“王朝人才众多而美好，只有君子任用他们，使他们取悦于天子。”又说：“王朝善人众多而美好，只有君子任命他们，使他们取悦于百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像汲都尉以县令为可耻、轻视郡守的做法，以及萧太傅的高雅心意，本朝对于道的穷达又将如何呢？我有幸以督运吏的身份与王君同列官署，观察到王君敏捷而宽裕、周密而通达；假如有机会让他充分发挥才干，一定不会随意改变他的志向、使他违背自己的道。因此王君离去时，我不敢贸然把世俗所说的那些夸耀荣宠的话当作谀辞，而只在众公赠诗的开头，记下我私下对他的期望。

译《送郑生序》如今在学校任官的人，从主持一县教务的官员，到国子监的长官和副长官，都负有教师的职责。国子监地位尊贵、俸禄优厚，不是有宏大德行和崇高声望的人不能担任。至于县里的教官，大多在阃外选任署理，任职累计到九十个月，才可以把姓名上报铨曹，补任郡文学，并与医卜等技艺人员同列。任满六年，才能参加内铨选，其经历的勤苦而长久就是这样。年老的儒生、学问深厚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在其中做了。有志之士如果借此作为自我进取的资本，本来就不能等到年壮才出仕。古代做教师的，必定只取已经出仕的人；而如今却一概把这件事委托给还未到壮年出仕的人，岂不是任用他们很轻率、要求他们却很沉重吗？余姚郑生，正值年轻而喜爱修养德行，两次参加有司考试，总是不合格，正要退下来在剡地担任教职。这只是借此作为进身之资，并不是明确地把自己当作教师。即便如此，我还是担心人们会把求师的要求加在郑生身上。我又听说，古代的学官不一定亲自担任教师，国学的政务总由大司乐掌管，在东序讲论学业的还有大司成。大司乐并不专门亲自授业。乡学的政务总由大司徒掌管，而早晚坐在闾巷学校中的，有父师，也有少师。大司徒并不亲自任教。有解释的人说：父师、少师都只是已经出仕的人。又说：父师就是司城，难道司城也只是已经出仕的人吗？所以，官有具体职务，而师没有固定职务；官依据法令办事，师依据道来教导。您如果确实不因为今天的制度而废弃古代的道，那么剡地那些只是已经出仕的人，应该为您振作起来了。将来剡地父老举出这件事告诉人们说：“我们剡地能够得到老师，是从郑君开始的，难道不是很好吗？”郑生出发的日子已经确定，朋友们都用诗送他，并请我作序。所以我替他说明教师职责中应当承担的内容，来告诉他。《郑氏义门诗序》浦阳郑氏聚族而居，已经延续八代，有司替他们向中书省请示，中书省为他们旌表，称作“义门”，并且免除他们家应承担的力役赋税，使他们不必参与这些事务。如今集贤直学士揭公确实为此作了记，一时的名人往往作诗来赞美他们。有人说我与郑氏同住一郡，了解郑氏的人大概没有谁比得上我，于是请我作序。我家距离郑氏家不到二舍，十分近；我同郑氏父兄子弟交往，岁月已经过了两轮，所以对他们的了解本来就很深。集贤公所称述的内容，难道还有什么惭愧不实的话吗？但我又听说，古代有合族的制度，不是士人和平民能够实行的；而亲爱亲族的仁心，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合族之事没有比立宗更重要的，立宗的制度，有的五世以后迁出，有的百世不迁。五世而迁，圣人不认为这是亲情太薄；百世不迁，圣人也不认为这是亲情太厚。迁出是为了辨明差异，不迁是为了统合共同之处，这两种做法大概可以同时实行，并不相互违背。至于几百、几千人聚居在一起共同饮食，即使古代公侯之家也没有这样的事，后世士人和平民之家却有时能够做到，难道不是很难的吗？因此史书应该不断记载，有关方面也应当加以褒奖，于是这件事最终写入法令。到了我朝，史臣编次礼典，列目共有三十二项，旌表居于其中一项。既然如此，凡是能够劝导人们亲爱亲族的事情，也是圣人不废弃的。这不就是所谓礼根据义而兴起吗？郑氏对于古人合族的制度，大概只是取其合乎义的意义罢了。褒奖涉及的事项，有司奉行并作为明文法令办理，只是还没能把他们的事迹上报给太史氏。我便不推辞，依次编排这些诗，把它们本于作者的心意，系在卷末，姑且等待那些陈献诗歌以观察民风的人来查看。《夏生文稿序》我初次出仕、任职于宁海的那一年，恰逢大比，所有应征入贡的人共有八十五人。只有夏君洪参年纪最小。其中年纪最大的，叫陈先生大有。先生是宋咸淳乙丑进士，进入本朝后曾以将仕佐郎身份担任处州教授，已经七十四岁了。我劝先生不要去，先生不听，于是我便把他的姓名上报郡府。不久，有专使拿着省府檄文征召先生担任考官，先生又不接受，最终还是参加了有司的考试。后来他和夏君都没有考中。先生已经回到越溪之上养老，夏君也放弃了举子业，把力量用在古文写作上。他与我分别十六年后，才在钱塘相见，把自己所作的一卷文章给我看，说书名叫《邯郸步者》。我反复展读，不能释手。假如当初因为一点得失稍微牵累他的志向，使他的才华能够随着年岁增长吗？夏君一出场考试而没有被录取，便远远离去；看起来，他对先生来说实在是太早作出决定了。与那些在科场中屡遭挫折、困顿蹒跚，直到老死也不后悔的人相比，究竟谁得谁失，根本不必再辨析。因此对于夏君的文章，我不屑于琐琐碎碎地摘取片言只字来品评，而只叙述他一生的大概情况。将来夏君年岁更加增长，志向更加坚定，文章应当更加醇厚，读者还可以根据我的话来考察他。《送王云卿教授诗序》从前朱文公与张宣公、吕成公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把圣人的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但是传承洛学的人，唯独推尊朱氏为正宗。文宪王公就是朱学的世代嫡传。吕氏、王氏都凭借过去宰相之家的身份成为我们这一地区的名望之家，王氏的宗族尤其庞大。能够继承祖业而不被富贵夺去志向，卓然有所树立，从而显名于世的人本来就不少；而文宪竟能自己承担这一道统的重任，难道不是豪杰之士吗？我出生得晚，不能赶上拜在他的门下，但偶然有机会登上玉斋的堂上，接触他的声望、风采、言辞和气度，没有一次不感到惘然自失。山川凋零，百年乔木仍然郁郁苍苍，经过那里停留时，我尚且为之徘徊，不忍离去。鲁地多君子，流传下来的恩泽还没有衰竭。玉斋的儿子就是云卿，他与同族兄弟都凭才干被当时任用，云卿得到睦州文学掾的职位。睦州学校是吕公教化所经过的地方，如今朝廷尊崇文教、兴盛治理，朱氏的书正盛行。云卿又以文宪的诸孙身份补任吕公过去的职位，睦州人士难道不会向云卿寻求不同寻常的见闻吗？况且吕公居于睦州学校时，张公确实主持郡政。吕公自己说同张公情谊深厚、没有隔阂。当今皇上的德行盛大，明白诏令有司慎重选择太守县令，以嘉惠百姓，谁知道今天的二千石官中不会有张公这样的人呢？把家庭中受到的良好教养，转化为贤能师帅承接政教、宣扬教化的助力，是云卿应当尽心去做的。云卿将要出行，所有朋友都作诗送他。我没有什么才德，便追溯他的父兄、师友和家学源流的美好，说明他不可不以古人为责任来要求自己，替他作了这篇序。至于当地风俗的美好、云山江水以及游观的乐趣，诗篇中自有记述，这里不再说了。

译《送吴良贵诗序》从前浦阳方先生在同乡吴氏家设馆，括吴先生善父、粤谢先生臯父都在那里。三位先生都是隐士，以风操节义和品行道义受到人们尊敬，后辈士人争相亲近接受教诲。良贵从私下仰慕学习中得到的教益很多。当时求学的人还没有科场的拖累，能够用古道相互切磋，讨论文章、分析义理，穷究根本。偶尔把研习所得的余绪拿出来，在风月寂寥的地方一唱一和，也足以陶冶抒写性情。三位先生所到之处，手杖鞋履所及，一言一笑无不具有教诲意义。元贞丙申年，我有幸行弟子之礼，在僊华山下拜见方先生。退下来以后，又承蒙与良贵交游，转眼之间将近四十年。先生已经不能再起，那个时代的人物也像星星分散、云彩飘散：有的随着公文调往远方，随时代沉浮；有的凭姓名著称，进入朝廷官籍；有的浩然独自走进重山密林，不再同世人交往。而我也老于州县，声名踪迹久已遥远，不能与他们相及。今年秋天，才听说良贵将要在稽山主持教务，朋友旧交都作诗为他送行。唉，良贵出身于仕宦之家，祖父、父亲都做过官却没有大显达，不能没有期望。良贵凭借自己取得的实际成就，稍稍在世上显露自己。但良贵却独自迟疑退避，安然处在下位，瞪眼看着诸公走在自己前面；年过五十，仍然只是所谓的山长。这难道是他的祖父、父亲所期望的吗？即便如此，良贵从三位先生那里得到的，并不是求取俸禄的学问。正因为不把做官当作必要，所以高台深馆并不令他羡慕；正因为也不把不做官当作必要，所以寒斋冷屋也不使他厌弃。他对于出仕和退处的取舍，思虑已经很审慎了。我们这一类人没有什么还能帮助他的了，姑且用表示爱护和帮助的话作诗，来记下这次离合，不也可以吗？从方先生的儿子寿甫以下，诗共若干篇，叙述他们的旧交，因而作这篇序，希望大体符合作者的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石〕 《送应教谕诗序》古代做师友的人，并不只是有所敬畏，彼此切磋相处之时，关系十分亲密而且快乐。一个人在年轻时，既然曾在党庠、术序中求学，而又因为贤能从乡里被选拔出来，就一定会返回来，让年长者主持和治理学校。等到年老而不再出仕，又早晚坐在闾巷学校中做老师，教导子弟。每年按时举行射礼、饮礼、读法等事情，彼此都从容地行揖让礼，进行升降、酬酢，在其中奔走出入。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从幼年直到壮年、老年，本来就没有长久离开学校的。即使贵为公侯，担负君师的重任，做士人的也不敢因为他的尊贵而不亲近他。所以《诗经》说：“无论职位大小，都跟随公出行。”又说：“带着喜色，带着笑容，并不是发怒，而是在教导。”由此说来，他们师友之间的亲密和快乐是怎样的呢？所以到了衰老时期，诗人还歌咏说：“即使我不去，你难道不会来吗？”大概是师道废弛、人民流散之后，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还没有泯灭。古代学校兴盛，不是后世所能比的，难道只是因为道理隆盛、制度严密吗？还因为彼此以灿然的文章相接，以欢快的恩情相爱，用熏陶、鼓舞、宽柔和浸润使人得到满足，从而能够唤起他们的良心，成就他们的德性罢了。如今的士人既不一定群居在学校中，主持教务的人又都按资历依次升迁，不能长久任职，不幸竟有荀卿所说的子游氏那样的卑贱儒生，甚至将要瞪眼疾视自己的上级，还怎能指望师生之间亲密而快乐呢？黄岩的应君署理我们县的教官，任期已满，应当由人接替，县里的士人都惋惜他离去，纷纷作诗来表达离别的情思，大篇短章连绵不断。如果不是彼此亲密而快乐，以至长久相处也不厌倦，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情形呢？我过去也是诸生，惭愧地承受官府差遣，不能跟随先生长者之后，每天同应君周旋，以寄托这种亲密快乐的感情。私下里我很欣喜应君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的情谊实在难得，也由此看出当地的风气习俗，比其他地方还更加接近古代。于是我以诗人所说的原则为根本，作序说明作者的心意，并且记下我的惭愧。《送汪生序》起初我懂得求学以后，很想从流俗中奋发自拔，却担心自己身处穷乡下邑，孤独闭塞，没有办法考察、请教来消除疑惑。听说钱塘是古代防府，号称衣冠人物聚集的地方，老儒宿学和前代遗老还有留存，于是带着粮食、装着书，越过涛江向西而去，有幸得以同他们交往认识。然而因为离开父母、越过乡土，不能长久同他们居住游处，偶尔听到一两句他们的绪言，终究没能尽览大观而无所遗憾。每当诵读昌黎韩氏记述欧阳詹、何蕃事迹的文章，没有一次不在心中有所感慨。唉！詹为了求道而离开父母，蕃因为父母的缘故不能安居来完成学业。这两个人虽然好像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但也都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罢了。作为士人，却生在师道废弛、人民离散之后，是多么不幸啊！四明汪生，年轻时跟随父亲到西州做官游历，进而拜访各位公卿的门下，在学海中扬起秋日的波涛，在文苑中采撷晚年的秀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今正要到信州玉山侍奉父母的早晚起居。信州本来就是著名郡，过去东南地区的文献多在那里。他那里的学者又往往把经术放在前面、把文章技艺放在后面；适逢这个昌盛的时代，崇尚质实而排斥浮华，三年一次的大比中，他必定会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成为信州的士人。汪生在家可以有父母因他的奉养而感到的喜悦，出外可以得到老师的教益；收敛外在的华饰而趋向真实的学问，就在这次出行了。这大概正是欧阳詹和何蕃想要却无法得到的，何况像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能不羡慕吗？只希望汪生懂得自己的幸运，并期望自己不愧于詹和蕃，这就是我的希望。我便抒发浅陋的心怀，作为临别赠言的开头。

译《李节妇诗序》节妇冯氏，名易安，是大名南乐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开之的孙女，湖州录事汝弼的女儿，武宁县尹李君如忠的继室。李氏过去是金朝的仕宦之家，如今入籍东平汶上。高祖名仲略，任山东路按察使；曾祖名景云，任御史中丞；祖父名先，任永昌令；父亲名定国，在至元年间随军攻下江南，于是把家安置在越地。李君最初娶探马赤氏，有一个儿子叫某，儿子出生十年时，特黙齐氏去世。录事君当时任越地筦库，于是把节妇嫁给他，仅仅过了两年，李君就因病去世，是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日。李君临死时对节妇说：“我已经不行了，你将怎么办呢？”节妇拿刀割断头发，发誓不再嫁人。当时节妇二十七岁，她有两个儿子：任刚满一岁，伏当时怀孕两个月，后来才出生。汶上的族人以及特黙齐氏的家人听说李君去世，多方留下财产，集合内外亲属向南方来，把他积蓄的财物全部取走，并带着他的儿子某离开。节妇听任他们所作所为，不同他们争执，家中四壁空空，屋里只有两具棺材而已。里巷中的人没有不为她悲哀的。节妇有一位姨母侍奉山阴尉李君良佐，依靠他的力量把棺材奉送安葬在城东北蕺山之下。录事君想到没有办法供给她衣食，准备把她改嫁。节妇用指甲抓破自己的脸，流血发誓至死不改。录事君知道无法改变她的心意，便为养女招赘女婿来供养周济她。她守寡大约十九年，两个儿子已经能够成家立业，于是在泰定元年春天，把李君和特黙齐氏的棺材迁出，送回汶上，安葬在祖先墓地旁边。中书平章政事王公亲自为她作铭。此时南北之间的音信已经隔绝很久，宗族姻亲和乡里邻党都以为她一定已经改嫁，或者怀疑她已经死了。听说她回来后，众人都大为惊讶，长声叹息，甚至流下眼泪。节妇让任留下来守护坟墓，自己与伏一同来到越地，以保存江南的祭祀。一时许多名人作诗，委托我作序。我想如今德教广泛流行，风俗教化淳厚美好，妇女能够以义自守而受到褒奖旌表的，各地都有。像冯氏这样遭遇变故时，起初能够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事情，最终又能够实现自己想做的事，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呢？所以我只把她的事迹直实地写在诗卷开头，使读者知道她的贤德确实与其他受到褒表的人不同。至于赞美她的言辞，诗篇中已经保存了。《送杨知州序》诸暨是古代的望县。本朝因为它户口繁多、人口众大，改县为州。到那里做官的人，往往害怕当地风俗险恶而难以治理，竭力施展声威来压制百姓，恩意日益衰薄。愚昧的百姓不明事理，苦于官吏严急而不能自安，于是开始心怀疑惧、掩饰欺诈，寻找空隙而起事。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治理他们违背了正确的方法，并不是人的本性如此。从前的贤能太守，有人替他们立碑，有人替他们建祠，人们喜爱德行的心，什么时候有一天消失过呢？何况这个州的人，有的出仕后凭才干显达，有的居家而以崇尚义气著称。他们中的读书人又能读书作文，考取进士，当地风俗难道完全不好吗？治理起来难道真的困难吗？只担心执政的人不知道用平易的办法亲近百姓罢了。杨侯，大概就是懂得用平易的办法亲近百姓的人吧？杨侯在京师任职最久，调任外地后先得到汝州，政绩完成后又调往诸暨。他治理汝州如同在京师，治理诸暨如同在汝州，不因地方远近、风俗厚薄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在这里任职三年，从未轻视当地百姓，完全去除苛细烦扰的政令，同他们在各自事务上相安相处，不使他们在外在迹象上产生疑虑，于是百姓自然不欺骗他。原先所说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也纷纷顺从他的教化，这就是用平易的办法亲近百姓的成效。孔子说：“您想要行善，百姓就会行善了。”难道不是真的吗？杨侯任期已满，将要回京，僚友、士人和百姓都惋惜他不能留下。凡是善于写文章的人，共同作诗送他，并请我作序。我曾经惭愧地担任这个州的辅佐官，杨侯到任时我已经离开，不能同杨侯从容相处，接受他的余风教化，只姑且把我所知道的这些写下来作序。其他值得称述而我没有来得及知道的事情，这里不再列举。《送八元凯序》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对经术之士记载得十分详尽。序文说公卿大夫和士吏人才济济，多是有文学修养的人。西京人才众多兴盛，由此可以想见。至于传记中所记载的循吏，却不过六人：文翁通晓《春秋》，凭郡县吏的身份被察举；朱邑从啬夫起家；黄霸因管理钱谷而得到官职，这些人都是后来才被举荐为贤良，开始凭明经进身，最终列入循吏的；真正从一开始就以明经进身而最终列入循吏的，只有龚遂、召信臣二人。文学之士为什么那样众多，而成为循吏的却只有这些人呢？自从先朝制定贡举法令，广泛招纳优秀士人，使他们充任各级官位以来，那些凭才干谋略参与朝廷议论的，凭节操气概维持风纪的，凭雄伟文章和深厚学问文饰皇朝制度、作为国人典范的，本朝公卿大夫不能专美于前汉。偏远州县中，任官而政绩值得记载、不愧于古代循吏的人，浦江的八元凯大概差不多可以算得上。元凯由国子监学生擢升为进士第二名，任秘书省郎官，转任两次后主持这个县。清白的德行表现在日常举止中，并不自我标榜来求取名声。他治理地方务求简易，对人有恩，而人们没有谁敢欺瞒他。使用法令不达到严急苛刻的程度，而奸猾豪强都畏惧服从，有的自己感到惭愧悔恨，回归善良。闲暇时便修治学校，用品格文雅教化百姓，这可以说有古代循吏的风范吗？难道不是这样吗？西京人才如此众多兴盛，内由明经进身而列入循吏的仅有两人；这两个人都担任二千石，能够专门裁决郡中事务。在一千数百年之后，文法越来越严密，民俗逐渐轻薄，而元凯能够在一个县中实行自己的志向，也就更加困难了。元凯在浦江任职满三年后离去。浦江的隐士方樗寿甫是我的朋友，善于作诗而不轻易出手，唯独在元凯出行时，率领士人作诗送他，并且写信请我在诗卷开头作序。我看元凯本来就不只是治理百里的才干，何况如今圣明的君主与贤能的臣子相遇，一旦考察他的治理百姓之功而加以任用，那么元凯施展的才干应当会超过治理这个县。即便如此，黄霸后来位列三公，班固认为他的才干长于治理百姓，特意把他列入循吏之列；我便借作这篇诗序的机会，一并记载元凯的为人，等待将来传述循吏的人来采择。

译《送高承之诗序》古代，一个家族的家业能够不衰落，并不只是说世代传承玉圭、承袭官印。家族气运恩泽能够仅仅保存，家族声望能够没有泯灭，正是有所凭借。时逢太平，士大夫家族极其兴盛，谁不知道自我振作整饬，以使家族长久保持其荣耀？等到气运消失、事物改变，旧家族的乔木，怎么能不和海中桑田一起变化消亡？然而晚辈后出的人，就像庭阶中的芝兰，不因雨露没有降临而停止萌芽。如今寻求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多。临邛高氏兄弟，处在宋朝末年，大参以文学显名，沔州以忠节著称。他们的后代归于魏氏的，就是文靖公；他的道德和议论，受到世人的师法尊崇。而沔州的儿子又从世代科举中起家，登上仕途，百年之间，这个家族的门户曾经显赫一时。有一位名叫继忠、字承之的人，是沔州的曾孙，出生在不同朝代之后，怀有才干，却不肯随意求取名位，只同世俗一起在平民身份中沉浮；唯独对于家世源流的旧事十分专心，凡是遗文旧实、片言只字，都谨慎收藏保护。大概承之想使家族世业世代延续，关键并不在那些外在的荣华，而正在这里。前些时候我同承之在鄞江上相见，听说承之将要出游京师；如果王公贵人确实把他当作知己，那么高氏世代相连、接续显达的仕宦家族，或许将从承之开始重新振兴，难道只是保存家族气运恩泽、延续家族声望而已吗？承之出行的日子已经确定，朋友们都作诗相赠，并征求我的话为他作序。我爱护他，却没有办法帮助他。诗人所说的原则啊，不要废弃，要继续发扬；承之，你努力吧！《文献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文献集》卷六 元代黄溍撰写 序 《送李子贞序》起初我惭愧地凭进士身份起家，担任督运吏。多次把船停泊在鄞江上时，李君子贞正任儒学官，从容地向诸生行礼，在俎豆礼器之间升降、酬酢。反观我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亲自从事低贱的事务，日日夜夜同掌管筹算的小吏计较细微的数目。子贞有空来探望我，总是为此长叹不止。后来我的任期已满，由人接替而离开，子贞却随着公文被调往远方，在括苍山中担任巡官。上任时降低姿态、和颜悦色，以窥察上级官员的意向；退下后则同巡逻士卒在深山密林、炊烟稀少的地方共同甘苦。我听说这些，又没有一次不为子贞长叹。今年秋天我们在京师相见时，子贞已经改调为婺郡文学。我也承乏在上庠教授国子，便同子贞握手叙旧，彼此安慰。子贞出行有日，对我说何不写一句话来记下这次离别。任用人的道理，必须使他的才干同事务相称，这样他才能熟悉工作并安心任职。然而人的才品有千万种不同，不是有司能够全面了解的。作为士人而不能守住自己的职业，难道只有我和子贞如此吗？如今皇上圣明，慎重选拔辅弼和侍从之臣，让他们掌握权柄、主持衡量，使我们这些人能够恢复原来的服饰和身份，这是很幸运的。至于谈论道德性命的言语，被官吏认为不急迫，只询问簿书和出纳之事，这就是儒者自己丧失了职业，并不是有司的过错。子贞阅历长久，见识和器量超出常人，一定能够承担起自己的职业，不会再让这些琐碎事务来牵累自己。我本来是婺州的诸生，将来回去后，跟随先生长者在乡校中交游，看到人才秀出，因教育有成而感到快乐；那种安慰和幸运，又哪里只是我先前所说的那些呢？因此我不推辞，记下这些年月，等待那一天。《送饶安道序》天子的学校，用来教育国家贵族游宦子弟，而乡里有才秀的百姓也可以通过举荐，在其中接受学业。膳食费用本来不烦劳县官供给，但人数满一百人就停止招收。后来到达而按次序等候的人，必须等到名额有了空缺，才可以补入其中。这是现在的定制。我因为没有才干，惭愧地参与教务。饶君安道从临川带着儿子来到这里，已经让儿子奉上贽礼，在堂上依礼相见；但因为受通常名额限制，还没能拿着经书入列，和诸生同班。安道告诉我将要同儿子一起回家吃饭，以等待名额，并希望我写一句话作为告别。唉！古代的秀异士人，由司徒那里升入学校，都近在王畿的六乡六遂之中。如今却使他们匆忙地来、匆忙地回，往返五千里还不止，怎么能够不消磨他们的志气呢？大学的制度，在学生可以接受教育的时候施教，这才叫合乎时宜。所以人十三岁入学，快乐地诵读《诗经》、学习舞勺；十五岁学习舞象、学习射箭驾车；二十岁学习礼、舞《大夏》。如今却使他们长久地等待，远的有的十年，近的也有三四年，怎么能够开发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早日获得知识呢？国家施行教育、教导百姓的初衷，不应当是这样。我只能为此叹息，却没有办法改变它。我听说安道通晓古代医经，医术精湛；他在京师从未稍稍出面来推销自己，只是为了儿子而来。推算他下次再来时，我必定已经调任离开，不能同他的儿子最终完成师生之礼，怎么可以不写些话来记下这次离别呢？鲁人的诗说：“无论职位大小，都跟随公出行。”郑人的诗说：“一天没有见到你，就好像过了三个月。”大概从来没有把人拒之于五千里之外，而且一拒就是十年之久的道理。即便如此，这还是诸侯的学校，何况天子的学校呢？幸好如果有人能够陈献诗歌来讽谏皇上，用古代的道改变今天的制度，那么安道父子再次前来时，我还来得及早晚等待他们。我姑且把这种期望记在群公赠言的篇首，等待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