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一】

译黄御史希武编次《乙丑同年录》，嘱托冯无锡景祥刊刻，并把作序的事托给我崔铣。我们三人都见于这部名录之中。按科举惯例，考中进士必有登科录，姓名、郡邑等类目都在其中。再次编纂这部书，是为了省去叙述；省去叙述，就是便于查阅。所谓便览，是为了给那些要到四方办事的人使用。同年之间有世代相讲求的情谊；如果从我们自身就忽略并忘掉这种情谊，那就太浅薄了。经过同年人的里庐，却好像完全不认识，这就和路人一样了。同年关系流落到成为路人，实在可悲。因此打开这部名录时，无论在世、去世、升迁还是沉沦的人，都会感叹各自遭遇不同，而我却不会区别看待他们。率领同年朋友共同敦厚友道的人，一定是这部名录中的人。友道有两方面：一是礼，二是义。感情深厚的人，礼节完备；关系深切的人，义气厚重。礼节不完备，隔阂就由此产生；义气不厚重，就成了市井交易之道。因此活着时互相问候，遇到喜事互相庆贺，去世时互相吊唁，这叫作礼。仕进时一定互相引荐贤能，不要彼此嫉妒；退处时一定互相约束于正道，不要彼此牵累；遇到患难时一定互相扶持以求保全，不要互相陷害甚至抛弃，这叫作义。都将从这部名录中考察出来。唉！率领同年朋友共同敦厚友道的人，一定是这部名录中的人。友道…… 别石楼李老先生序 我侍奉先生已经十三年了，入门便聆听教诲，出外便仰承他的声望光辉。仰望先生伟岸的气度，我是赶不上的。先生正想提携辅导我，我的升沉却数次变化。先生只把重大的事业期望于我，我都把这些看作偶然的遭遇，不以为意。古人的师友情谊深厚，为报答知遇、感激遭逢，孜孜不倦，只以求得不朽为目标，并不计较个人得失。我未尝不感激慨叹，想在千载之上和这样的人交友。然而岁月更替、事情变迁，我的志向荒疏而卑下，行为怯懦而退缩，文章支离蔓衍而不能成章。实在担心一旦湮没，就没有凭借来见古人；如果不是先生，谁能成全我呢？先生又要回朝了，跌跤挫折尚且应付不暇，哪里还能有所进益呢？然而先生的教诲和气度声望，我能够认识并加以修养；否则即使每天侍奉先生，也没有益处。如今皇帝朝夕想念贤臣的风采，先生已经得到他的赏识。少宰一职，总领百官，掌管国家政务。总领百官，是巨大的权衡；掌管国政，是总的责任。若不是像先生这样刚正平直的人，恐怕不能胜任。古代贤臣事业的极致，广大如天地，天下万物都包含其中，并不是只在一世之上翱翔，求得一时的清名，或在一两件事上激发义气便以为满足。诚信是立身的根本，谋略是决定事情的手段，洞察先机可以消除祸难，固执违逆会导致危殆，随波逐流则会导致蛊惑败坏。若不是像先生这样老成深沉、缜密周全的人，恐怕就要把事情办坏了吧？唉，这正是先生应当前往任职的地方。我若想私下挽留先生，就太鄙陋了。《翰林庶吉士题名记》【拟作】士人入朝做官，从最低一级任命以上，都各有职守，稍有懈怠就会受到贬黜和惩罚。只有翰林庶吉士虽然已经做官，却以读书为职，仍然和士人一样。因此把他们安置在禁署中，使他们专心致志；供给他们俸禄，以养活家人；让他们阅读典籍，以开阔见闻；派文臣督导他们，以考核学业。从永乐甲申到弘治乙丑，共有若干科、若干人。唉！士人如果没有遇到好时机，尚且还要学习圣人之学来修养自己、救济百姓，何况是受到上级任用的人呢？用三年培养他们，却要在数十年中使用他们；培养很少而使用很重，蓄积很少而要求大量发挥，却想完全取得成效，不是很难吗？我听说，处理事变靠的是才干，洞察隐微靠的是见识，精妙地应对事物靠的是德行。成就这三者，靠的是学问。那么后世的学问，时代变迁、世道更易，各自提出见解，想得到真正的学问，本来就很难。即使得到了真学问，又受到众人喧嚣、曲高和寡，能够坚定不变，也还是很难。学问如果不是真实的，才干就会走入邪途，见识就会陷于浅陋，德行就会偏颇，却推说“任用人不必求其完备”，这不是我所能理解的。翰林院过去没有题名碑，学士某人创立了这种做法，记录姓名并考察实际情况。把姓名刻在石碑上，是为了流传长久；碑的左边空着，是等待以后续刻；写下这篇文章，是为了勉励同道，也作为鉴戒。《送马佥事序》南京御史大夫振进入府中，全部打开旧档案，评定属吏功劳才能的高下，准备推荐他们，逐一升迁。于是他查阅案卷，问道：“以前巡视江上，清除偷盗，使旅客行走如同回到家中，为什么这样严厉有力？是派马御史去的吗？”随从史官跪下检查完毕，抬头回答：“是的。”又问：“从前治理戎务，使赋税充足而下属不受惊扰，为什么这样仁惠？是派马御史去的吗？”随从史官又跪下检查完毕，抬头回答：“是的。”又问：“近来盗贼藏匿，捕获大凶之人、揭露隐蔽的罪过，终于依法处置，使听到的人都很欣喜，为什么这样明察而且执行坚决？是派马御史去的吗？”随从史官像先前一样回答。大夫说：“你们和良御史马君赶快写好奏疏，我要上报。”奏疏还未上呈，马君已经被授为江西佥事，人们没有不认为这是恰当的。马君当时正警惕自持，每天寻找那些尚未完备的御史，把事情写成文章，交给铣说：“先生一向掌管文字工作，这篇文章大概会对马君有帮助。”铣说：“是，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空谈不如亲见，臆测不如亲历；没有见过就谈论，是昏昧；没有经历就臆测，是乖谬。清除蠹虫没有比严厉更有效的，安抚百姓没有比仁惠更好的，照见幽隐没有比明察更强的，完成事情没有比坚决执行更重要的。这四种品德，是人的美好行为。马君已经具备了这些品德；马君是吴人，江西是楚地，吴楚百姓的习俗和喜好本来就相近。御史和佥事在内外的职责相互对应，所任职务相同；凭借这四种美德，在吴楚两地相同的习俗之间施政，马君还担心没有政绩吗？马君字善征，是癸丑科进士。《对江话别诗序》《对江话别》，是赠给顾开封的诗。顾开封任郎官时，就有很大的声名，后来声名传到皇上那里，升任大郡太守。声名显著了，就会想到实际功绩；责任重大了，就会想到才干。实际功业不修养，声名就会陨落；才干不能胜任，职位就会败坏。因此只有君子能够为此忧虑，也只有君子能够把这些话告诉他。因为要告诉他，所以写成这篇长诗，表示不会忘记这份情谊。唉！我读了这些诗，才知道友道的益处。僚友的诗，文辞明白，主旨切实；交游之友的诗，文辞委婉，主旨深远；知心朋友的诗，文辞昂扬，主旨深厚。明白而切实，是为了警醒他：容易办的事情容易跌倒，艰难的事情反而能够站立，这是忠诚的言语。委婉而深远，是为了讽谏他：读来使人油然而然地动心，不惊扰感情，不使人惊骇侧目，这是含蓄的言语。昂扬而深厚，是为了赞美他：知道有美德就会爱惜，爱惜了就一定会长久保持，这是直率的言语。这三种不同，是由于各自身份和分际不同；希望流传不朽，心意却没有不同。所以我说，读这些诗，就知道友道的益处。《赠刘宣城诗序》

译成都人刘觐阳在南京考功司任职七年，起初任主事。泉山林公任太宰时，敦厚宽绰、雍容大度，对细小的隐过加以包容，只责究大体，颇有长者风范。觐阳承受他的作风，没有违逆。人们说：“您做事为什么像宰相一样？为什么不改变？”觐阳说：“是，是。我观察他的行事，却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后来觐阳升任郎中，野亭刘公任太宰，刚正严峻、冷峭不苟，考核功绩、剔除弊端，细小之处也不忽略，很有大臣的气节。觐阳仍然坚持原来的操守。人们说：“您为什么违背宰相的做法？为什么不依附他？”觐阳说：“是，是。我观察他的行事，却没有什么可以依附的。”世事的变化哪里有止境？只有道理能够确定不变，我掌握它的关键来驾驭变化。高处可以达到重重玄远之境，深处可以深入重泉，广大可以包容无外，细微可以剖析秋毫。我不曾前往那些地方，却不能脱离这个根本；怎么能舍弃自己去追逐别人呢？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成枳，貉越过汶水就会死亡，这是因为没有固定的本性。窃脂鸟不吃谷物，松柏经受冰雪仍不凋零，劫火也不能将它烧尽。这是因为玉石各有确定的本质。因此，已经亡失还徒然强辩的人，是害人者；一再改变自己以求容纳的人，是软弱者；粉饰的人是奸诈者；昏昧的人是盲从者，这些都很可悲。觐阳调任宁国太守，经过我的居室来告别，请我写赠言。我推辞说：“您的操守本来就很坚定，而且各位先生的诗已经在诗卷中了。” 《赠陈子序》陈子文相居于谏官之位，上奏政事违逆圣旨，被关在狱中两个月，后来削除名籍。他母亲的讣告又传来，陈子责备自己，反省过错。他的朋友崔仲子铣叹息说：“伟大啊，陈子真是大丈夫！然而，上天难道会一再困厄善人吗？”士人只在末节上培养自己，过去凭借利益就能举荐，顺利时志向就轻浮。轻易得到举荐的多有挫折，志向轻浮的多有丧失，所以退却之后才能前进，降低之后才能伸展，曲折之后才能通达。上天对于人的磨炼是多么深啊！松树和楠木生长在山中，经历霜雪风日的摧折，数百年后才成为可以承担栋梁的材料，何况是人呢？上天难道会一再困厄善人吗？世上成就事务所需的，有明察，有正直。迷失征兆、错过时机，不能守正而感应事理，这叫盲目和枉曲；违逆他人、屈抑志向而随声附和，这叫俯首。盲目就不能前行，俯首就不能伸展。我从陈子的封事中看出他的明察，称为精练而切中；从他抗争的言论中看出他的正直，称为不畏威势而不改口。然而，明察产生于思考，却会因臆测而闭塞；正直出于理，却会因意气而败坏。思考能够通达细微，理能够作为办事的根本。依靠臆测必然多疑，多疑就会狭隘；任凭意气必然放纵，放纵就会凌人。怀疑别人的人，别人也将怀疑他；凌辱别人的人，别人也将凌辱他。处理事务却使人怀疑并受压凌，于是怨恨兴起、毁谤传播，下属谨慎恐惧，上级也会受到蒙蔽。思考不精密，明察就不能深远；道理不充实，正直就不能广大。想要精密而充实，就要学习，学习啊！《说交赠马敬臣》结群交游、尊重迎合的，是市井之人的行为；当面奉承、背后诋毁的，是险恶之人的心术。所以以义来建立信任，即使相隔疆域也不能使它受到影响；以远大目标相约，即使相隔时代也不能使它改变。从前我和马子以及另外几位朋友交往，见到错误一定追问，言语有失一定规劝，行为偏差一定纠正，仪容怠慢一定讽谏。一天之中便有新的了解，一次会面之中便有默默的改变。自从我和马子做官以后，言语不能全部规劝，行为不能全都端正，仪容也不再相互讽谏，见到问题也没有时间追问。一天之中便有不再了解之处，一次会面之中便有逐渐背离之处。交往不以外在亲密为形式，只以心志坚定为根本；道义不在表面观察，只以是否恰当相合来验证。如今从我自己来看，我想要沟通旧情，却失之于涣散；少与人交往，却失之于傲慢；容纳众人，却失之于随便；感叹时事，却失之于放纵；议论政事，却失之于激烈；顺应风俗，却失之于受到沾染，这真是古代所谓放荡的人。马子见事明白却不轻易发言，思虑事情深远却不泄露，处世安定却不改变，这真是古代所谓笃实的人。马子年长我一百多岁，仍然像未经雕琢的璞玉；我虽有怹山之石，也没有可以用来琢玉的地方。《大学》的教诲，是年长者应当实行，年轻者应当效法。年纪长而没有谋略，是我的罪过。马子您为什么参与进来呢？然而若不取法于行动，就是可耻；如果连我的话也一并废弃，就是浅薄。请听完我的话而不要抛弃它，可以吗？见到善行就想去实行，是最大的勇敢；听到义理立即醒悟，是智慧的开端。实行的弊病在于等待，等待会被私心阻滞，于是懦弱之心产生；醒悟的弊病在于沿袭，沿袭会被眼前事物拘束，于是轻率之心产生。懦弱却还自以为坚强，轻率却还自以为周全。因此，谈论大事却只做小事，看见的范围宽泛而内心却疏漏，心力劳苦而行动退缩，志向广大而才干滞塞。归根到底，这是欺骗自己。传记说：“不要自欺。”《诗经》说：“如同切磋，如同琢磨”，说的就是自我满足、不断修治。到秋天，马子请不要抛弃我的话。《石淙对》

译客人问：“土地因地域而划分，地域因名称而确定。太宰杨公取滇地的石淙来命名江南，欺骗古古和豫生说：‘有这种先例。过去周濂溪以地名著称，是彰显他的乡里；吕东莱以书名追述先世，是追念他的先人。彰显乡里，就会想为乡里增光，因此不会使它受辱；追念先人，就会想继承先人的事业，因此不会成为不肖子孙。不使乡里受辱叫作仁，能够继承先人叫作孝。既仁且孝，难道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吗？’”客人说：“贤者不放弃职位却想留下名声，智者不远行却想使德行不泯灭。老先生正身居高位，却沉溺于偏僻的山水之地，承袭隐士的行迹，恐怕不可以这样做。”豫生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没有牵累的人，张弛进退都容易省察；有所依附的人，去留取舍都能甘心；淡泊的人，不会被纷华改变；守持退让的人，不会被权势利益扰乱。所以大鹏奋飞，只是为了适意而已；龙可以豢养并供人食用，只是因为有所欲求而已。从前伊尹功成而不居，周公摄政而思念光明，农夫害怕盈满带来的灾祸。只有君子不以功成自有，不被职位束缚，于是事业显著而道德尊崇，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客人说：“那么老先生将要隐居吗？”豫生说：“还不能这样说。君子对于世事，不在于离去还是任职，只遵从道义。” 有节操的人甘愿隐遁踪迹以成就高尚，退隐的人致力于不显姓名以避开祸患，有志之士寻求置身危险以彰显气节，义士乐于奋勇以流传声名。古语说：‘行为虽各不相同，失去中道却是一样的。’臣下侍奉君主，交情有浅深，职责有轻重，恩遇有厚薄。违背君主就离去，君主昏乱就以任职为耻，这是初仕之人处于常态时的法则；大臣则不同，交情深厚就一定要努力成就君德，责任重大就一定要使国事安定，恩遇深厚就一定要使国祚长久。要知道消息盈虚的征兆，贵在预先处理治乱；安危所系，贵在守持节制。因此，汲黯压制淮南王的谋划，是正直；韩琦平定内乱，是有谋略；司马光改变法令，是务实。辅弼大臣是国家所寄托的人，不可轻率地谈论隐退。”客人说：“元结把义寄托在七泉，张咏在乖崕表彰德行，石淙的意义将会属于这一类吗？”豫生说：“是的。我听说阴阳之气，凝聚的成为石，流动的成为水。凝聚的没有变化，是诚信；流动的没有停滞，是智慧。石质顺从，所以可以制成器物；水停留在内部，所以不能驾驭。孔子厌恶硁硁，孟子不赞成偏激，对人来说也是这样。只有诚信才能立身，通达流行就不会闭塞；只有智慧才能运转，从正道出发就不会流于偏激。因此，有怜悯恻隐之情，叫作仁；内心存有而不妄作，叫作诚；行动而不跌跤，叫作才；顺应形势曲折成事，以中道为原则，叫作权。发端于仁，以诚来体现，这样才算诚信完备；才干周全，权变通达，这样才算智慧完备。这叫作完备。因此可以立身，可以侍奉君主，可以权衡出仕和退处，可以匡正天下，这是完备到了极点。《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题名记》虞衡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品秩都是下大夫；主事一人，品秩是上士。掌管山川、林泽的贡物：凡贡鸟取其羽，贡兽取其皮革，贡材木则按阴阳取材，收入玉府。四方按季节进上工匠，考察他们来迟来早，给他们分别定等；到了期限仍执掌技艺的，就遣送回去。凡是制造兵器，都由这里掌管。用贡物使国家富足，用工匠整治国家，用兵器保卫国家。接受贡物贵在节俭，安排工匠贵在均平，制造器械贵在精良。奢侈使用、极尽嗜好、穷搜细索，叫作奢；空有技艺徒具名声，私用公物而使公事亏损，叫作倾；多次备办却实际空虚，外形完整而用途损坏，叫作敝。奢侈之后百姓贫乏，倾败之后政事废弛，破敝之后盗贼滋生。造成这三种弊病，是国家的大患，掌管虞衡的人也有罪。如今天下政务归于北京，留在南京的只有十分之一二，然而相关责任仍由虞衡司承担。过去没有题名碑，年代久远便无人知晓。郎中唐君荣借此机会，才创立题名碑，列出近年若干人的姓名；其他方面没有凭证，也可以借此考察事实。后来任职的人将会有所警戒。唐君字仁夫，是西方人。《问政篇赠方镗》方子任县尹，向崔子询问政事，请王子作为中介。崔子说：“治理政事，仿效古人，往往拘泥；拘泥就会停滞。依据世俗，往往随从；随从就会滋生弊病。因此，不向外求取而自身就足够，这才是立身之道。我过去和您一起在汴闱应试，在国子监求学，后来又一同隐居豫郊，早已了解您的为人。您的为人，内心诚信而正直，做事遇到问题果断处理，能够把这些品德贯彻下去，就是治理政事。积累爱心、蓄积恩惠，使百姓不怀疑，没有比诚信更重要的；施行公正、制止邪僻，使百姓不违抗，没有比正直更重要的；确定法令、统一听从，使百姓不轻易改变，没有比果断更重要的。以诚信为主，以正直来决断，以果断来成事，三者完备，政事就没有不美善的。诚信贵在能够明察；固执偏见而废弃整体，过失在于闭塞。正直贵在能够包容；任凭情绪驾驭事物，过失在于苛刻。果断贵在能够详审；急于行动而少加顾虑，过失在于轻率。闭塞就使百姓迷惑，苛刻就使百姓践踏法令，轻率就使百姓喧扰。三种过失不除，政事就没有不生病的。因此，用明察来建立诚信，是诚意的通达；用包容来辅翼正直，是义理的广大；用详审来发出果断，是智慧的周全。这样以后，静居就中正，行动就有准则。”方子道谢说：“您的话意义广大而美好，我方镗敢不敬受。” 崔子祝贺说：“您的话能够说到这个地步，这是吴桥的福气。” 《跋豪杰录》古代可以作为今天的准则，哲人可以作为求学的表率。因此考察古代，是为了积蓄德行，不是为了扩大见闻；仰慕贤人，是为了端正行为，不是为了完备故事知识。否则，即使有高深的文章、宏大的典册，也不过像仓箱里的豆谷一样。我又参与其中做什么呢？《五吏篇》

译深文周纳、苛细用法，这是苛吏；世人却推崇他，称为“通晓法理的官吏”。粉饰外表、修饰声誉，这是伪吏；世人却推崇他，称为“严明的官吏”。迎合脸色、违背正道，这是佞吏；世人却推崇他，称为“恭敬谦逊的官吏”。残暴搜刮、加重征收，这是贼吏；世人却推崇他，称为“有功劳能干的官吏”。巧立名目、征取偷窃，这是贪吏；世人却推崇他，称为“有才干的官吏”。近臣徇私偏爱而称赞他们，君主听信浮夸的称誉而礼遇他们；礼遇了就加以赏赐。相反，即使是张季之的平正、卓茂的真实、延寿的正直、阳城的宽厚、张堪的清廉，近臣因私怨而诋毁他们，君主被众议迷惑而弃置他们；弃置了就加以惩罚。不是有操守的人，一定会因赏赐而改变心志，因惩罚而改变节操。这五种官吏，是政治的蛀虫，而贪婪是它们的根源。贪婪并不是只为养活自己，必然还要送给近臣以求取名声，于是从豪强那里榨取，豪强又从小民那里榨取。从豪强那里取，十份中已经去掉五份；从小民那里取，十份中已经去掉七份。时间久了就会枯竭。仅仅贪婪，百姓还不会畏惧，所得也很少，于是必然用苛法控制；苛法必须显得有效才能推行，于是必然用虚伪来掩盖；虚伪就会使百姓喧闹而怨恨上级。上级听到这些话，必然因谄媚而高兴；谄媚如果不靠征敛，就无法显示自己，于是必然放纵贼吏。这样以后，才能满足贪欲。因此，五种错误风气盛行，官吏就不会良善；五种官吏兴起，百姓就不得安宁。想求国家长久安定，是不可能的。《上西涯相国书》我私下听说，忠于君主的人，即使相隔很远也不会隔断自己的真情；尊重老师的人，即使事情细微也不会怠慢敬意。君主和老师是人的大伦，君主颠危而能够扶助他叫忠，爱护老师而能够劝谏他叫敬。我铣是赵地的卑微士人，任侍从而尸位，眼看时局变化，上不能向君主直言，下不能私下告诉老师，这是天下的大罪。只是思虑不敏锐，内心空虚，明知而不实行，几乎危险，哪里承受得起听闻呢？因此我忧虑深重而醉酒，思虑激烈而颠倒，徘徊在门墙之外，想进去却多次退却。伏望执事喜爱士人、容纳污浊，好像唯恐来不及；哪怕一寸之才、一尺之美，也从未遗弃，难道唯独会弃置我铣吗？因此冒昧陈述内心。如今有一个病体衰弱的人，精力耗尽、精神疲惫，只能勉强面对人，却还没有停止贪酒好色。有人告诉他说：‘你的病很危重，恐怕将要不起。’他一定会斥责而不相信；如果让他的父兄子弟哭泣着告诉他，他一定会害怕；如果让国医告诉他，他一定会惊惶而流泪。为什么呢？父兄子弟是至亲，他们的话一定不会欺骗；国医见识精深，他的话一定可以验证。如今天下的病已经很深了：财物耗尽而用度更加奢侈，百姓疲惫而劳役没有停止，赏赐频繁而功劳不能受到鼓励，刑罚太轻而罪行不能受到威慑，命令下达却不能遵行，恩惠施行却不能遍及，官吏放纵贪婪而法令废弛，办事只求完备形式而实际内容已经丧失。天下只有十三个省罢了，其中用兵的就有八个。朔方的军队疲敝、玩忽而没有战斗力，公家和私人都因供给不足而困乏，人才也因贪利而偷安。如果再次有人聚众作乱，靠什么军队去讨伐？边境如果有寇盗入侵，把驻扎在内地的兵马留下，恐怕会使边防轻弱；把他们派出去，又恐怕使盗贼势力壮大。朝廷的经营从这里开始变得重大了。即使如此，这些还只是我所看见的事情；那些没有听到、不敢开口说的，又有百倍之多吧？如今九重宫禁和帷幄之中的事情，只是我偶然还没有想到罢了。然而只有执事能够把这些告诉君主。执事从辅佐先皇以来，恩泽流布，声望尊隆。先皇病重时，曾握着您的手流泪，把爱子托付给您；权势重大而人们信服，这是第一。您年轻时就秉持清白节操，显贵以后更加坚定，与宰相相互斟酌时机，成为国家的蓍龟，品行高尚而人们信任，这是第二。因此，您就像君主的亲属，又像通晓病情的国医。所以说，只有执事能够把这些告诉君主。执事辅佐新政，调和宽严，整治弊病，庚午年入朝陈告，已经多次了，似乎仍未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近来听说执事上疏，忠诚恳切而且切中要害；接着又听说您请求明确处理农事。古人不是说过吗：“大臣以道义侍奉君主，不可行就离去。”执事离去是对的。然而也有不对的地方

译吗？侍奉幼主和侍奉成年的君主，尺度不同；在太平之世和纷乱之世，不能用同样的行迹来评判成败；开头做得好却不能完成结局，仍然等于没有开头。我私下揣测，执事的用意大概是想以自身来示范警戒。劝告人的方法有三种：用诚信长期积累，是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用容色态度来感动，是为了取得对方的感动；把利害关系展示出来，是为了使对方畏惧并听从。文字奏章中，说话人的心意不能完全表达，听话人的真情也不能充分领会，本来就很难取得效果。我私下希望执事有时请求当面陈说，指出困难而反复说明容易之处，说明善政应当保存、恶政应当败亡；以帝王的轨范、祖宗的典章为依据，内心诚实而在容貌上显现，顺着君主的明察而通达其中曲折，使当今皇上的英武冠绝天下，深深相信这些话并改变施政尺度，这样天下才可以逐渐得到治理。如果有一两个帷幄大臣与执事共同执政，也会有所帮助。从前有两个客人登船进入船舱，仔细一看，原来是世代仇敌；一见面就要拔刀相向，船到了江中，风浪使两人惊骇，于是共同谋划，终于渡过了江。这不是因为先前彼此怨恨不深，而是因为后来共同克服困难的力量很强。我的志向在于使国家生存，所以那些臣子也希望执事善于进谏。对方果真诚恳，我也确实听从，就可以有所帮助。又听说古代君子侍奉君主，智力不能胜任时，就曲折顺势以求成事；力量不能施展时，就广泛谋划以求成功。君主认为我对国家社稷有用，我就应当像盘石一样为他固守，等待君主醒悟，把完整的器物交还给他；这样臣下的职责才没有缺失。否则到了所谓“无可奈何”的地步，即使君主幸而醒悟，又有什么用呢？我私下认为，执事的谋划不能再拖延了。选拔官员，应当兼具才干、操行端正而且内心诚信，学问深厚而懂得政务，技艺精熟而能够适用，这才是才干完备。对有所偏长的人，应当斟酌任用；不要以科举出身限制升进，不要以浮夸虚伪混淆真实，不要因粗疏草率而压制正直，不要因小的瑕疵而遗弃长处，不要因资格年限而延缓任用。让各部推荐监察官，监察官推荐郡守，郡守县令各自推荐属吏；压制侥幸，治理贪污，激励知耻，表彰节操；严格考察升进，核验虚伪。这样不仅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也可以端正士人的风气。自天子直到士人，没有不需要敢于进谏之士的；忠诚正直、有谋略的人，执事应当引来辅佐自己，使他们尽情发表意见，不会没有帮助。国家最需要的是维系民心，而维系民心在于财用。长期积蓄才会形成力量；充塞的粮食如果用于供养冗员，就会消耗；奢侈则会穷困。贾谊说：“一个人生产，十个人消费，一定会饥饿；十个人生产，却不能供养一个人的衣食，一定会寒冷。”如今内廷的供奉、军队的供给，能够计算清楚吗？南方遭受水灾，北方因盗贼而荒芜，每年收入还有多少呢？财用不足，百姓就贫困；百姓贫困，痛苦就产生；痛苦产生，人心就离散；人心离散，那么凡是可以救命的事情，还有什么不做的呢？盗贼只是扰乱的开始，扰乱不断蔓延，英雄就会乘机而起，所以祸乱从财用开始。孔子说：“节约用度而爱护人民。”《周礼》规定年终统计收入，以会计君主的用度；官府对工匠都考核功业，以此确定等级。这些制度如今都可以实行。根本强固的能够制服弱小，枝叶预先完备的能够应对突然变化；禁军就是根本，重镇就是防备。两京禁军的编制因内外贿赂而缺额，操练只是按照旧例举行，治理军务的人沿袭惯例，仍然让纨绔子弟统率他们；一旦有缓急，这些人可以依靠吗？到了火烧眉毛、头发将被烧着的时候，还要遵守拱手缓行的礼仪，这不是正确的谋划。秦、晋两镇地势险要、人民勇敢，如今尚且还来得及，难道要等到以后吗？可以依靠选拔将领来训练禁军，选择人员来守卫秦、晋，厚待并联结民心，精心整治士卒马匹，守住险要、扩大储备，使它们可以成为凭借。如今议论的人说：“本地兵弱于边兵。”他们不知道，计划得当，勇士就会自我奋发；加以训练，军队就会兴盛；技艺不是天生增长的，练习就会熟练。太祖平定中原，不过是江上的士卒；太宗北伐，使用的也是中原士兵。因此安危取决于任用谁，倡导者关系到军队的强弱。治理政事贵在顺应时势，法令首先要救治弊病；处在困厄之中一定要寻求帮助，如果不能使人深深心服，哪里能够控

译制他们的行动呢？从前董阏于担任赵国守臣，经过一条深涧，崖壁陡峭如墙，向下看有百仞深，便问道：“婴儿、痴呆、狂悖之人，以及牛马犬猪，有误入这里的吗？”

译乡人回答：“没有。”董阏于说：“假如我的法令也像这深涧一样，那么人们就没有谁敢触犯，为什么还治理不好呢？”所以不能把弘治年间的政令原样施用于今天。因此，烹杀一个阿大夫，谄媚者就会远离，刑罚也会得到警戒；封赏一个即墨大夫，进谗者就会远离，功业也会受到鼓励。没有区别而且迟缓行事，不是治理政事的方法。我这个愚昧的人哪里足以了解国家大事？但我私下观察天下的形势，如果不赶紧救治，将会不可收拾。伏望执事掌管国家，安危都系于您，所以我冒昧俯伏门下，叩头上书，冒犯台下威严，惶恐至极，谨伏在这里等待斧钺之罪。《赠高生序》起初，张西渠生病，我和王淇东去探望他。我说：“这是天行疫病，为什么不谨慎些呢？”西渠说：“只是偶然不舒服罢了。”我立即请来医生，医生说：“这是伤寒少阳症。”服药以后，西渠的病大为发作，头昏沉得像顶着石头，呼出的气使人感到灼热。孟无涯医士参与诊视，神色温和、应答迟缓，我暗中怀疑他不能胜任。秦西涧说：“您认为靠辩说修饰容貌的人就是能医吗？内里充足的人不炫耀，行动宽裕的人少说空话。靠辩说修饰容貌而施治失败的人，您认为是能医吗？”过了两天，西渠病得昏乱，脸面浮肿而中焦泄泻。我害怕了，对高生和诸位先生说：“不能坐等下去。”不久，高生惊醒般地说：“张公是近臣，这是伤寒风症。我十分敬重近臣，也重视风症，所以我是为了张公而来。只要有能够治愈张公的人，就不应回避。”蔡石冈推荐一位医生，朱给事推荐一位，我推荐两位，后来又推荐一位，但各位医生的说法都不同。我私下询问高生，高生说：“伤寒这种病，延误就会传变，仓促就会败坏，因此治疗必须掌握时机。……医业的技法大概不能错。”最后，张复泉又推荐一人。我等他来到，见他目光张扬、相貌浮夸，切脉后，完全不同于前面诸医的说法，说：“这是湿症。” 这个人的言论支离散漫、不合医理，看高生时十分傲慢；高生神色平和，勤恳地应答而不厌倦。我辞退了这个人，不采用他的意见，有人对此感到疑惑。我叹息说：“周代制度规定，冢宰统领医师，使医师治理所属事务，端正医术并考核医事。端正医术，下面的医生就少有歧异的技艺；考核医事，冒牌者就不能混淆人心。礼制失落而真理昏昧，真理昏昧而医术纷乱，医术纷乱而冒牌者出现，随后百姓喧扰而归罪于上。那个人的医术本来就没有深入考究。”于是大家都尊重并任用高生，让他充分施展医术。过了两天，西渠出汗；又过了三天，脸上的浮肿消退了；中焦也坚实了。西渠非常感激高生，间或对我说：“您认为高生的医术奇异吗？”我说：“是的。”喜欢说大话的人，是浮夸的医生；容易受迷惑、容易改变的人，是懦弱的医生；拘泥医方而不知道权变的人，是平庸的医生；喜欢自作主张而导致失败的人，是暴虐的医生；排挤众人的意见来施展医术，却不顾病人生死的人，是贼害人的医生。这些人同样都能杀人，而没有比贼医更严重的。西渠说：“对。”又问：“起初您为什么怀疑高生呢？”我说：“这是谨慎观察他的才干。”又问：“您为什么请来这么多医生？”我说：“这是广泛听取意见，以求周全。”又问：“最后为什么听从高生？”我说：“这是诸位君子的明察。” 《张舍人墓志铭》张舍人名伦，字天叙，是千户张能适的儿子。他的祖先是沧州人，祖父某人跟随太祖征伐元朝，后来揭发监党谋逆之事，被授予府军左卫千户。后来又跟随太宗平定内难，改任北京府军卫，他的子孙便因此在北京安家。张舍人早逝，没有儿子。舍人只有一个弟弟张杰，承袭千户；张杰只有一个儿子张瓒，此外再没有张氏后人。舍人老实厚道，没有嗜好，北京及四方的人都来拜访他。当地风气错杂，所以习俗各不相同：权势之家习于奢侈，侠少习于轻佻，商贾习于便利，贫寒者习于屈抑，儒学之士习于浮饰。唯独舍人谨慎质朴，是个木讷的人。然而他侍奉父亲、对待弟弟都合乎礼法，内心也有所抱负，却没有得到长寿，使人无从称述。因此谚语说：“栋梁之材没有成材，早开的花却先荣；巧艺不能相称，拙朴反而得到利益。”可悲啊！王媪是王千户恺的女儿，二十五岁嫁给舍人。舍人去世时，王媪三十二岁，成为寡妇。过了四十七年，张瓒才出生，年仅数岁。他的父母因为只有这一个儿子，非常疼爱他。王媪是张瓒的诸母之一，唯独认为他非同寻常，说：“振兴张氏的，就是这个孩子。我丈夫去世后，暗自担忧家门衰落，如今幸好香火没有断绝，张氏不会灭亡了。”张瓒失去母亲后，王媪抚养并教导他。张瓒果然积累官职，位列九卿。舍人生于宣德丙午九月三日，卒于天顺五年六月三日。王媪生于宣德甲寅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正德七年七月十六日。舍人享年只有四十岁，王媪却活到七十九岁。然而王媪勤苦守持妇节，发誓不进食，按誓言劳瘁过度，比舍人艰苦百倍。舍人确实有这样的贤妇啊！王媪去世后的第二个月初一日，张瓒打开舍人的墓穴，将二人合葬，铭文说：“已到秋天，仍然没有子嗣，只是艰难中的艰难劳苦。妃子彰显妇女的德行，说太史将她附葬于此，她跟随儿子。” 《别友》《诗经》说：“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玉器。”我做官时得到两位朋友：蔡子成之、穆子伯潜。蔡子是平民，我和他交往时说：“做官的人才重视交友。”蔡子内心明朗、外表温润，遇到事情深沉慎重而不泄露；穆子安静专一而凝重，发自笃实地趋向文史。只有我放纵散漫，二位却不抛弃我，他们大概是有所见识吧？古人的交友，是聚会时谈论文章并辅翼善行，平居时观察彼此并纠正过错，却仍然重视赠诗送别，大概是因为感情深厚，听取意见就必然重视；约定长久，思念就必然恒久；关系确定于根本，行动就不会改变。如今这两位将要与我分别，我不能挽留，他们却没有默然不语，心意深沉而言辞委婉。我内心浅薄而杂乱地发表议论，何况不是二位要斥责、破除我的偏见，又何况要听取、思考并实行呢？更何况要长久、恒久而不改变呢？蔡子长于智慧，智慧是侍奉君主所需的品德。疑惑是智慧的曲折，怯懦助长疑惑，吝惜又受怯懦驱使。事情的成败还没有显现，关键在于细微征兆中判断；吉凶由什么产生，要依据道理来辨明。道理顺畅，吉凶就不会偏离趋向；征兆明白，成败就不会改变方向。因此，与其周密考虑百种方案却最终失败，哪里比得上采取一个正确方案而坚定操守呢？不吝惜就不会怯懦，不怯懦就不会滋长疑虑，因而才有智慧。穆子善于守持。然而君子的心，深藏六种虚静，洞察万般变化；前进有次序而不拘泥，会通于一而不遗漏。因此，道理昏昧就多有阻塞，处理事情没有原则就多有忧患，修养浅薄就容易暴露，学问孤陋就多有疑惑，见识拘泥就多有浅陋。用心虽然好却不能普遍周全，事物虽然在外，根本却在内。孟子说：“我所厌恶的执守一端，就是举起一点而废弃其余百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张先生墓表》

译睢阳蔡公镇守济南时，他的儿子天祜还只是成童。张云鹏先生以《易》教授学生，天祜很器重他。先生住在睢阳东陵里，天祜前往跟随他交游。后来天祜进入太学，先生已经担任知县。天祜家中一向贫困，先生多次周济他，他才得以饱食度日。先生研究经学，不凭臆测加入自己的意见，也不猎奇深求，说：“先儒已经有训释，探索隐微、辨析义理已经很详尽了；内心粗疏、意气放纵，为什么还要背离他们的教诲？所谓节制欲望来修养身体，守持自身才能胜任官职，是学问的纲领。尘土扬起就会飞散，水混浊就会污浊，绳子拉直就有准绳，木材端正就可以量度。因此欲望炽烈，内心就会丧失；自身已经弯曲，行为就会乖离。”先生真懂得学问啊！先生没有考中进士，做过三个县的知县，后来又不顺利，便退居东陵养老。先生所说的孝，贵在使亲人心中喜悦，不怕委曲周旋；所说的政，贵在使百姓安定，不追求显赫名号；所说的仕，贵在保全自己，不贪恋厚禄。成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在先生身上可以看到了。天祜与我铣交好，济南公铣是大人的朋友。天祜想到先生的教诲，每天都想磨炼品行来报答知遇，立碑来彰明先生幽隐的德行。我听说后感叹：“济南公官禄丰厚而家境俭约，身居荣耀而节操真实。先生仕途没有显达而品行得到信任，天祜继承家业却不背弃老师。因此，济南公使他的忠诚得到发扬，先生使他的教化得到弘扬，天祜使他的声誉得以长存。” 《送左毅夫还常州序》我的岳父鹤翁派人带着左君桓来，说：“您应该赠送他一些话。”我问左君想听什么。左君退后拜了两拜，说：“起初我因郡府文书征召入京，在户部学习计算九年，已经取得冠带，准备授予八品官阶。但我多病，不愿立即做官，暂且请求回郡。”我说：“您以平民身份进入京城，如今回去就荣耀了。常州是您的父母之邦，《诗经》说：‘维系祖先的桑树和梓树，必须恭敬对待。’何况是兄弟、兄弟子弟所要遵行的呢？何况是祖父、父亲所要遵行的呢？只有谦逊才能不积聚过恶，只有俭约才能不招致众多过失。不要轻视自己、显得孤弱，不要倚仗尊贵势力，这样大概就可以了。”左君说：“我家宗族自从征君以来，就出了大叔祖名御史，我父亲是义士；唯独我左桓孤陋，没有继承前人的事业。”我说：“宗族伟大的事业难以守成，先辈贤人的事业难以继承。但事业大，就不必等待自己显赫；先人贤，就不必担心没有继承者。只要您确实不忘记先人，就会想到修养自己；修养自己就能继承；能够继承就能守成。”左君说：“我年少时学习文章并通晓计算之学，却没有成就，只有计算方面有些名声。我以自己没有能力光大先业为耻。”我说：“您以自己尚未学成而感到羞耻，本来是对的；但把计算看低于后世所谓的文章，不也是糊涂吗？” 古代君子的学问，是学习道，而说到具体实践则游于六艺。六艺是用来扩充道的。计算大的可以达到亿兆，细的可以深入丝忽，天地没有超出它的范围，鬼神也不能测知它的变化；它能使人思考精密而简约，通达道理而周备，所以君子看重它。后世君子的学习，只说通晓经书、熟悉典故罢了，只说铺陈辞藻、写作文章罢了。精神昏昧直到死去却不知道道的人，算是什么东西呢？因此，昏愦、愚昧、迷惑、平庸，粉饰名誉、助长虚伪，您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左君道谢说：“这些话我过去没有听过。今后我要在道上体会，在器物上验证，终身不敢轻视我的技艺。” 《悔斋铭》任凭意气就会自负，追逐外物就会改变；你的行为正处在迷惘之中，却说自己什么都知道。只有诚信是你的药，只有圣人是你的老师。你如果不增进德行，不如死去算了。右铭。你有百般过错，却厌恶别人；你稍有一点长处，就怨恨别人。你把自己藏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只有你正确，而别人全都错误吗？难道只有你已经做了，而别人却不知道吗？唉！你为什么竟然如此呢？左铭。《序乐趣卷》天上的快乐由顺遂产生，忧患因违逆而来。事情顺遂的少而违逆的多，人情趋向快乐而背离忧患，所以快乐很少。庄周是古代最善于谈论快乐的人。他说：“大鹏凭借风势鼓动翅膀，樗树因为无用而被弃置、长在野外。迂曲而巨大却不实用，我不取它。”大鹏依靠外在气势，樗树激发于无用。有所依靠就是寄托，有所忌惮就是忧惧。没有寄托就冷漠，有所忌惮就受到扰乱。人的本性用来约束情感就能合乎中正，顺应事物来处理事务就能化解问题。因此，抛弃荣华就不会求取，遗忘得失就不会争夺，选择同伴就不会嫉妒，去掉修饰就不会畏惧。静止就安定，行动就通达，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还依靠什么？还忌惮什么？《易经》说：“由豫，因顺遂而有大收获”，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紫巗刘先生有一位堂兄叫凤，住在京师。凤有一座园林，园中有一座轩。王虎谷为轩题名“乐趣”。紫巗和晋地诸位大夫到那里游览并感到适意，于是说明其中的宗旨，记载他们的事业，铺陈描述其事，写诗抒发兴致。诗文洋溢着和平之声。我洹野子，是紫巗和诸位大夫的朋友。紫巗说：“这部卷子只有序文，才能记载开端、流传终篇，畅达其中的大义。冒昧托付给您。”洹野子说：“好。” 赠给秦子 孟子说：“凡是自己具备仁、义、礼、智四端的人，如果能够充分扩充它们，就足以保有天下。”秦子与诸位交往，超过常规地规劝人而又友善，勉励困难者、体恤困苦者而礼数恭敬，可以说懂得交友之道了。秦子治理储粮，核实实情，杜绝请托，褒扬善行，惩治奸猾，粮仓丰足而饲料粮食精美，可以说懂得刚正之道了。秦子管理财利而不受污染，即使在荒废的草场上，也不举杯称量，而甘愿吃粗劣食物，可以说懂得廉洁了。秦子清理蓟地事务，使田亩清楚于官租，对贫弱百姓宽厚，免除豪强侵害，不留下祸害，可以说懂得惠民之道了。那些不明白道理的人，处于幽暗之中便会灭亡，遇到事情也无法行动；不能行动，就会枯槁而缺少滋味，因而不能充实自己。秦子已经明白，也已经实行，难道还不能充分扩充这些德行吗？秦子授任郎中，在宣府督理储粮，当权者器重并提拔了他。边疆，是守卫中原的屏障；粮食，是守边的根本；人才，是使粮食充足的方法；道理，是驾驭人才的缰绳。因此，扩充友道来对待同僚，内心就会忠厚；扩充刚道来治理粮食，粮食就会充足；扩充廉道来制止邪僻，人们就会畏惧；扩充惠道来治理百姓，百姓就会安定。镜子照见形体却不嫌丑，忘却愤怒，这是公正；水能淹没万物而船总能漂浮，这是虚空；车轮运载重物而辐条不会折断，这是众力；树木质地脆弱而根却能穿石，积累也能成山。所以说：“每天更新，叫作盛大的德行。”因此，德行盛大，事业就会宏大。《赵节妇寿诗序》。

译我读赵节妇的寿诗，感叹说：“郑子所奉行的道义多么厚重啊！”诗说：“我送舅父归去，心中长久地思念他。”距离遥远，恩情就容易减弱；关系疏远，感情就不能相连。世人本来就厚待父族，能够厚待母族的很少；能够厚待祖母家族的，就更少了。节妇是郑子的祖母之妹，嫁给庄氏。节妇有三种善行：年轻守寡而坚贞，叫作节；教养四个儿子，叫作慈；养活丈夫的幼弟，叫作义。即使男子，有时也会感到惭愧。当时节妇历尽艰苦，曾经十分劳瘁，人们都以为她活不到高寿；如今她却已经八十岁，仍然健康。说上天对善人没有意志，岂不是诬蔑吗！节妇思念她的姐姐嫁给郑子，郑子思念他的祖母和节妇。于是节妇的德行，在乡野中被倡导，在朝廷中得到应和；幽隐的德行变得显著，历久而更加彰明，可以用来示范乡里的妇女。然而使它流传开来的，是郑子。到了秋天，我又感叹：郑子所奉行的道义多么厚重啊！《送何仲子知巢县序》。从前梅溪君，是你们那里闻名的人物。他在隐约微贱时不毁坏品行，在卑下处境中也不降低志节。长子景韶，学问润泽乡里，治理才能建立于百姓之间，是有才的人。幼子景明，品行安静而坚定，文辞优美而典雅，声名显赫，是有文采的人。景旸，是梅溪君的次子。哥哥景韶、弟弟景明都很有成就，他相貌敦厚，品行质朴。世上的人对贵人的儿子加以宠爱，他们自己却容易轻视自己；世上的人对贤人的儿子加以敬重，他们自己却难以保全声誉。内外都有法则，出入都怀有戒惧，德行成就而不自满，这叫作受人敬重；才能若不卓拔，就不能光耀祖宗，品行若不卓异，就不能施展道术。受人敬重，就一定被寄予厚望；被寄予厚望，就一定担心获罪，所以说是“难”。因此，纪信对太丘感到惭愧，荀彧自认为不如仲豫，不可不谨慎。仲子初次做官，任巢县县令。巢县，是京畿附近的县；县令，是牧养百姓的官。治理得好，京畿百姓就能安定有为；京畿安定，远方百姓就会柔服。因此，不杂以私好，事业就专一；不追求虚名，功绩就真实。倚仗权贵，谄媚就会滋生；遗留恩惠，征敛就会急迫；节省费用，人才财用就充足；敦厚礼教，教化就能推行；刑罚得当，威令简明而有效。所以，他可以作为人子的榜样，可以作为弟弟的榜样，也可以作为兄长的榜样。教育建立起来，便是忠；弟弟的事业能够成就，便是善于牧民。《长汀县主墓志铭》：长汀县主，是赵府汤阴庄僖王的第四个女儿，母亲是武氏。十五岁时，汤阴郑玑娶她为妻，授官宗人府仪宾。当初，庄僖王贤明，从贵族女子中选择婚配对象；郑氏居住在小元村，七代同灶不分家，族人都敦厚朴实，崇尚道义，不懂世间机诈，不在世人面前失言。郑玑的父亲名祥，乡里称为郑五老。郑氏田地很多，所以财产富足。男子努力务农，间或外出经商；女子学习养蚕织布，门外的事情一概不过问。农商所得，都收藏在粮仓中。族中有婚嫁之事，族长供给费用，哪怕一寸布、一合粮食也不吝惜。其母亲有时私下救济；成化年间遇到灾荒，她拿出一千斛粮食帮助赈济，虽然来不及留下文字记载，但她的行为同古代笃行君子相当。郑五老年轻时在临清经商，每次回来都把钱帛倒在地上，他的妻子儿女也不看一眼。长女嫁给如今的少傅李公，受封为夫人。少傅初仕任主事，管理临清闸，郑五老便不再经商。少傅显贵以后，郑氏逐渐衰落。少傅任职期间，请求郑玑娶公主，庄僖王看重他的世家。县主聪慧温顺，凡是公主嫁到夫家，处置尊卑长幼都十分高亢；近来稍稍收敛，便乘驴车到别人家去，有时饮酒，有时出城嬉游一整天。皇家礼法认为这不合宜，县主每当翁姑入府，便亲自置办食物献上，谨慎接待姻亲，如同外家妇女，从未随意到别人家去。仪宾有时生病，县主亲自照看汤药扶持他。多次生育子女却没有养活，存活的有：目【原文疑误】、晊；四岁的女儿嫁给李继文后去世。孙子一人，名牛住。县主在正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因病不起。她生于成化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岁。葬于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铭文说：郑氏显赫而笃厚，根源起于山西；由西而来到黄河之地，在这里安居。宗族庞大而昌盛，实在是整齐和美。也有人说世俗浅薄而不知医治，只有郑氏成为砭石。世俗已经消失，而那些人却粉饰虚伪，树立阙门，表彰门阀；回顾这种笃厚的品行，若隐没下去，便几乎可以灭绝。我铭记这位主室，正是为了彰明世代的德行；世世代代承载我的文字，郑氏的功业光明盛大。《送张魏县序》。任用不能使事情有利，就不能叫作学问；百姓不能安定，就不能叫作政治。没有学问，就失去了成为士人的依据；没有政绩，就失去了成为臣子的依据。元杰聪敏好学，潜心学问，难道会不懂政治吗？百姓凭政治来驾驭，学问凭政治来施行；用欲望去破坏欲望的，是贿赂和名声。若官职靠贿赂取得，下面的人就少有廉洁；若考核只依循名声，下面的人就会解除实际约束。贿赂有时会败坏官职，名声可以迷惑世人，所以有薄待贿赂而厚待名声的，也有表面彰显名声而暗中接受贿赂的。张扬干办，便没有闲暇休养治理；崇尚逢迎，便没有闲暇修养正直；喜好营建，便没有闲暇顾念俭约；整齐文书，便没有闲暇核验真伪。道理没有岔路，是因为心中不能有两种凝滞。援助上级，必然虐待下级；专务外表，祸患必定积聚于内部。古代君主考核名实，没有比汉宣帝更明察的；古代臣子粉饰名声，没有比王成更甚的。如今不明不忠的现象更加严重了，难道可以让虚伪流行吗？因此，喜好名声必然虚伪，虚伪的人必然改变。所以说：君子以诚实为贵。《辨似》。孔子说：“厌恶紫色夺去朱红的地位。”善与恶，就像水火不能相容一样。显现在事情上，彼此相反而容易辨知；隐藏在道理中，彼此相近而难以分辨。因此，能够举起一车柴薪的，不算最明智；能够听见雷霆的，不算最聪敏；能够分别尧与桀的，不算最高明。君子对于道，不凭任道的志向就不能成就，不凭正气就不能达到。自任其道，看似任道，实则不是；客气看似正气，实际上会造成危害。自任其道的人，思虑不足却勉强为之；自是的人，骄傲自满而受到损害。正气得到培养就日益昌盛，客气暴露则容易折损。君子的学问，没有不能成就而最终不到达的，都是靠去除自是和客气来实现的。立志于道，就是任；以道配合志，就是气。坚定志向而驾驭正气，靠的是心。心好比泉水，引导它就流动，疏浚它就清新，蓄积它就充盈，搅扰它就混浊，填塞它就不通。因此，实心自是，是最深厚的壅塞；客气，是最惨烈的搅扰。这两种毛病没有除去，他们的行为叫作袭取，他们的功业叫作虚假。《贺吴御史考满序》。

译吴子任御史三年，考核功绩时，部署官员评论说：“明察而等待升迁，是崔子友人御史孟无涯所说的。崔子说：‘吴子的政绩成就了自身，用恩德使双亲荣耀。’我听说进用是因为有成就，善行是因为有荣耀；用祝贺来助成，用言辞来彰明，这大概就是古代的道理吧？”崔子说：“是的。没有缺失才叫成就，不受辱才叫荣耀，君子愿意这样吗？有了成就而显出荣耀，就会心意满足、意气张扬，事业必然毁坏。知道缺失，才知道什么是成就；知道受辱，才知道什么是荣耀。这才是君子所应当祝贺的。”如今赞扬治理的人说：“有专科，有台部；知道言论和行动却不能供给，议论的人不深究，便加以责罚。专科只知道言行尚未昌盛，却还没有把责任交给他。御史是能够发言并且实行的人。节操义气，在于我自身；不是这样的人，即使看见也不能做到，不加勉励也不敢做到。为家族谋利，就会伤害国家；只想自身安稳，就必然危及君主。”我听说，言论的道路有两种：一是救助，二是劝勉，贵在预先防范；行动的道路有两种：一是激励，二是宣扬，贵在感化。预先制止叫作防范，默默改变叫作感化。防范没有比堤坝更好的，感化没有比风更好的。堤坝坚固，即使狂流也一定顺着河道；风力鼓荡，即使微小的草也一定改变。祸患形成之后才去救治，能够消除的就很少；善行消退之后才去劝勉，能够恢复的就很少。这种人叫作慢臣。世道兴盛、行为流行时，细小的恶也可能被激发，所以外在形迹烦杂而令人疑惑；世道衰败、邪恶流行时，巨大的善也可能被宣扬，所以赏赐减少而人心沮丧。这种人叫作棘臣。慢臣废弛，棘臣就会紊乱。因此，防范产生于明察，感化产生于公正，而明察与公正产生于敬畏。《孝答赠二陆守》。姚江陆参政先生的长子陆相以郎中身份出任长沙知府，次子陆栋以御史身份出任河间知府。有人说：“这可以算尽孝了吗？”洹野子说：“可以算孝，却还不能说尽孝。我听说汉代陈氏一族世代超过先祖的尊贵，天下人反而认为可耻；宋代张轼家族的地位不到父亲一半，世人却称赞他们贤能。由此可知继承和发扬先人事业的道理了。因此，有节操的人容易被扭曲而难以建立功业，有才的人难以通达而容易困滞。能够兼具二者的，才是贤者；偶然到来的，是职位。贤而居于职位，就把美名留给亲人，用职位使我荣耀；不贤而居于职位，就把恶名留给亲人，用职位使我受辱。受辱，是君子所不取的。” 《序李氏诗画卷》。人趋向善，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尊贵会张扬人的自满，富足会堵塞人的聪明。既张扬又闭塞，善就会离得很远了。绘画，是摹写事物的形状；诗，是会合事物的情感。事物先呈现文理形态，绘画才可以摹写；诗人先触动情感，诗才可以会合。摹写是为了察知物理，会合是为了激发自己的志向。因此，君子用自己的文章来修饰自身，内在的义理必有经纬，外在的尺度必有规矩。这样，远近取象的法则得以施行，教化得以完成，天下后世便会诵读它。唉！君子对于学问，没有一种感受不是存留在心中的。《贺郑都指挥序》。崔子说：往日蓟地盗贼兴起，共有八人。他们把险要地形当作熟悉的家园，因治理迟缓而扩张到成为万人大军，后来才把他们击败。论赏时，劳苦的人反而居下，有势力的人反而居上。德行衰败之后才有政令，政令受阻之后才有战争，军队懈怠之后才有赏赐。因此，教化世道时不谈政令，太平治理时不谈兵事，振兴世道时不谈赏赐。已经赏赐却还失去根本，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从前闾丘氏的儿子溺水，他在国中呼喊：“能救出我儿子的，给他金子。”渔人把他救了出来。闾丘氏的亲属却把救人功劳据为己有，给父亲金子，而让渔人白白劳苦。后来他的次子又溺水，呼喊仍同前次一样，国中却没有人响应。所以守信，是古人所看重的。我的姨妹之夫郑存，也跟从军队立有功劳，从指挥使升为都指挥佥事。我的岳父鹤翁和乡里的大夫都来祝贺他。我说：“郑存，你知道功劳比你大的人，你也知道功劳比你小的人。想到功劳比你大，就应当安定自守；想到功劳比你小，就应当谨慎。从你祖父到你，已经三代担任都指挥了。你的父亲仍然奉行节俭治家；财物充盈而能够守成，所以才有你今天。你只应继承德行，只应孝顺；只应报答赏赐，只应忠诚；只应接受祝贺，只应敬畏。我听说：福禄不可妄自接受，富贵不可徒然占有。” “名实不相称而不能守住福禄，就会成为罪过；名实不相称而不能配享富贵，就会成为耻辱。善于饮酒的人，不过是酒量恰好合适。酒量之内，满饮有时还可以承受；超过它，很少有不困顿并且生病的。因此君子对福禄感到畏惧，对富贵感到忧虑。又说：郑存，你已经显达，你已经刚毅；如果还想升任更高官职，就应当早晚守持我的话，这样才能建立功勋、留下声名。” 《西涯乐府何氏解序》。我出使梁地时，读到何子《孟春西涯乐府解》，说：“只有涯公能够指出古人的心意，只有何子能够探究涯翁的志向。可以用来谋划，可以用来阻止，可以用来阐发乐府之道，大概已经完备了吧？”先王治理天下，有教化、政令、音乐三种方法。教化用来迁善，政令用来匡正，音乐用来兴发。况且使教化长久、使政令通达的，正是音乐。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曲。善行不彰明，恶就会放纵；恶行不警戒，善就会停止。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这样的世道。”音乐，是用声音来宣达文辞，用文辞来陈述事情。它的旨趣深远，语言委婉，情意恳切。深远，思考就可以深；委婉，感受就可以进入人心；恳切，听者就可以长久不忘。它和于歌唱，配以乐器，始于家庭，推广到邦国。不用严厉告诫却使人信服，不用猛烈威迫却使人受到警戒。因此，直白铺陈的，近似文章；显露斥责的，近似训诫；巧言诱导的，近似戏谑；质朴浅近的，近似鄙野；华丽装饰的，近似淫靡。这些都远离音乐的正道。《广志赠刘远夫》。崔子评论当今赞美治理的人说：“能够发言并且实行的，是御史刘子。刘子任御史三年，辛未年上疏劝勉学习和治理；壬申年巡按辽东，摧抑权势，平反冤枉，爱护士卒。既能发言又能实行，刘子才算得上御史吧？刘子甘心承受祸患，像平常一样；职位降低，也像忘记了一样。像这样能够发言并实行，谁能抵御照察事物的光明呢？”一个人的见识能否担当事情，取决于气质。见识有昏暗和明亮，气质有充盈和不足，所以得失由此产生。因此，介甫使王彦博受挫，安石吐出准绳；决定澶州之战却征求天书，献上虚妄之说而产生错误见识；元气如果不能安定，必然动摇；事业如果不能更新，必然停滞。停滞的是机关，动摇的是蛀虫。燕石虽白，看起来像玉；一经火烧便成为灰烬。东郭氏的大葫芦，若装满石浆就会溢出。因此君子审慎地求得安定而端正事业，顺利时不忘警惕，逆境时不沮丧，长久坚持而不懈怠，一时一刻也不放弃。所以，内在蕴积精纯，发出时就合乎中道；实行起来能够流传长远。从前颛孙师说：“令尹子文三次做官没有喜色，三次被罢免也没有愠色，是仁人吧？”孔子说：“是忠诚。”孟轲说：“仁，是人的本心。” 《释思送许公还汝南》。

译山东佥事许逵派人来告诉我说：“我幸好父母都在，又幸好有俸禄足以奉养他们；只是害怕盗贼，所以没能迎接他们。等盗贼平定后，我的双亲才来居住。一年后他们想要回去，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感情。”我听说后说：“许君逵大概是想侍奉双亲的人吧？孟子说：‘曾子奉养父母而能顺从父母的心志，侍奉双亲像曾子这样就可以了。’许君逵，你的父母只是来接受你的奉养罢了。秋天，我听说乡人说，你的父亲通达事理而有所畏惧，你的母亲能够辅助他。过去盗贼兴起，越过州国，进入郡邑，如入无人之境；你任乐陵县令，能够守城，能够作战，还能斩获凶贼首级。人人都知道你的忠诚，朝廷主管军事，越级提拔你，使你的地位高于县丞，尊于县令。人的功绩会因不能继续而减损，志向会因小有收获而懈怠。父母喜爱你的功绩，就会想见你；担忧你的结局，就会想教导你。见面可以使他们得到安慰，受教可以使他们安心，回乡享受桑梓之乐也就可以了。许君逵，你难道要使双亲因为过度思念而犯错吗？况且我听说，功劳不能令人自喜，自喜就一定要求取更多；才能不可凭恃，凭恃就一定放纵。实际没有亏欠，正道没有偏回，准备没有失败。想在陆路远行的人，骑强健的马，行走数十里还可以；骑劣马，只能行走百里；行走千里，若不是骏马，中途就会疲惫倒下。因此君子不是不看重功名，而是担心停留在已有地位，因而失去眼前事业的忧患。” 又说：“许君逵，你应当多谋划、多用力、多体察，只要听取我的话，就能够侍奉好你的双亲。” 《野闻三首赠张御史仲修》。太史氏出使梁地，经过琉璃村，有个男子带着几个孩子追逐公鸡，还辱骂它。太史氏说：“你为什么把鸡当作仇敌？不是太急迫了吗？”男子说：“这只鸡恰好在鸣叫。”太史氏叹息说：“鸡在早晨发声，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这正如君子的言论。”当时的人都听到了这番话。涿地旱灾，天忽然聚起云彩将要下雨，农人却并不十分高兴。太史氏说：“你不希望下雨吗？”农人说：“云气猛烈升腾而不能积聚，即使下雨也不能解决旱情。”雨是阴阳交合的结果，云气聚集才会厚重，厚重才会醞酿成雨，这样雨才会丰沛。后来果然没有下成雨。太史氏说：“积聚的作用真大啊！”太史氏渡过曰沟，说：“河水多么美啊，为什么不把船划过去，使它通达滹水、卫水，以便利商旅呢？”渔人说：“河水壮阔而奔泻，没有节制，所以常有沙洲；有沙洲，船就会搁浅，不能通行。”河道有九曲，大江经过三峡而永远险峻，是因为水势泛滥；水流徐缓，是因为通道均平，这样才可以划船而便利交通。太史氏说：“确实如此，所以君子要通过谋划议论来成就事物的变化。” 《送师御史序》。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不能通达；即使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君子不苟且求取所得，这样才能精通自己的事业；不把文饰器具放在先，这样才能扩大实际功用。师愚诵读《诗经》二十年，用其中的文采来显达自身，用其中的实义来治理官事。升迁而守正的人不会停息，旅居而安定的人能够安居于次舍。守正而安定，才可以有利于事业。诗说：“善人君子啊，心中好像打了结。”以迷乱来行事，必然改变；以枝节来言说，必然分离；以两种标准任事，必然被夺取。因此，火的炎热、水的湿润，即使聋子瞎子也相信。诗说：“周道平坦如砥石，是君子所行走的道路。”权衡、辅助经典，是为了使万事各自确定；以实质对待虚文，是为了使事物归于一处。因此尧协和万邦而舍弃自己的儿子，孔子厚待守馆人而对颜回节省。情感有不敢尽情伸展的，力量有不敢完全施展的，新事有不敢先行的，大事有不敢越过小事的。同一轨距的车，燕国和徐国可以合辙；没有收缩的勇气，圣哲心中也会不安。诗说：“采呀采呀采芣苢，轻轻地把它提起来。”这说明即使樵夫的话也可以作为老师；不加改变地搬用成法之言，也可能成为多余。听到话却不能选择，就会混乱而相互混淆；能够选择却不能会通，就会错乱而造成阻碍。既阻碍又混淆，必然使自己的权衡倾斜。因此，轻重的关系就会颠倒。奸邪，是君子所要防备的；昏暗，是君子所要照亮的。毒物没有比鸩毒更厉害的，愚夫也知道躲避它；甘美的酒会损害身体，明智的人却有时喜欢它。因此，考察言论要追究它的来源，考察行为要察看他的内心，吝啬、毁谤、困穷等情况要穷究其相互关系，顺逆得失都反求于自身，这就是防奸照暗的方法。诗说：“肃肃然的兔网，张设在树林中央。”人子不忘记双亲，孝就能有始有终；妇女不忘记丈夫，贞节就不会丧失。因此进入山中便想着登高，就不会改变脚步；涉历险境便想着渡过，就不会怠慢划桨。臣子不忘记君主，那么无论远近、幽明，都没有不奉行公义的。诗说：“正因为你的缘故，使我不能停息。”这是忠臣的行为。《挈财》【有序】。御史张起溟巡察淮盐，向我询问政事，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把财利分给众人就是施惠，专擅均分利益就会招怨；聚集恩惠的人，即使平庸也能推行政事；招致怨恨的人，即使聪明也不能善终。这一道理体现在梁相治理水患、赵司马论养勇的故事中。治理事情过于粗疏，必然有所缺失；穷尽搜求而一概举用，就会使百姓受到扰乱和沮丧。咸丘氏驾驭马匹不成，正是这个缘故。梁相是燕国人，后来做梁国的相，有治事才能。汝水处在梁、韩两国之间，水利资源丰富。韩地高，梁地低；每年水涝冲毁梁国堤坝，水流入平地沟渠，淹没田亩。梁相大量征发百姓，取马陵的土修筑障碍，使水流入韩国境内，又暗中挖开韩国堤坝。韩国饥荒而梁国丰收，韩国人知道了这件事，便大举攻打梁国。新中生向赵司马询问取胜之道，司马说：“军队要勇敢，军队的勇敢有方法吗？”回答说：“在于养成。”衣服平均分配、按时供给饮食，公开劳作而轮流休息；然而若不把名额和次序规定清楚，终究不能实行。新中生熟悉这一说法，入楚国担任将领，一年内攻取弦和黄。秦人失去驾驭军队的方法，便学习咸丘氏的做法。齐国的御马者听说后进入秦国，秦人任他为仆正。一年之内田地必定有收获，征伐也必然有利。咸丘氏却只知道仔细察看马嚼子和缰绳，使控制马匹的器具过于繁密，频繁鞭打马匹，马匹多次疲惫而跌倒。第二年，汧水、渭水之间已经没有马了。《宾筵赠别诗序》。癸酉年冬天，张御史将要巡察京畿辅郡，翟太史以下十人在王少卿府第为他饯行。酒席中，御史离席说：“官秩、簋器、帷幕都很尊重，回旋仪节又谦逊有礼，这是诸位以礼相待；谈话不涉及离别，饮酒也不至于勉强，这是诸位以仁相爱。”礼贵在成就人的德行，爱贵在助长人的事业；诸位用什么赠送我，才能使仁德避免过失呢？众人都答应了。王希孟、张继孟各赋诗一首，诸人唱和。我读诗后感叹说：“离别，是因为交往深厚；赠诗，是因为将要离别。交往不深，就不会离别；不重视离别，就不会赠诗。我见过把离别当作赠送的。放纵的人用酣饮表示厚意，软弱的人用依恋表示牢固。诸位的赠诗多么美好啊！讽谏而不隐晦它的旨意，直说而不使言辞严厉；概括它的美好来激发长久之情，指出它的艰难来使轻微之处受到重视，兴发志向来坚定节操，这才可以说是赠言。礼取自义理而节制情感，爱取自公义而各自保有私情。这样，即使治理天下，也可以做到了。” 《河东书院志序》。

译从前孔夫子在洙水、泗水之间施教，修明礼乐的文饰，阐明仁义的实质，跟从他的有三千人。等到他周游列国，有的尊崇他，有的抑制他；有的召见他，有的离间他。太平时代的教育，是上位者主导的缘故，德行统一而习俗相同；末世的教育，是下位者主导的缘故，德行分裂而习俗错杂。同一的能够推行，错杂的便相互抵触。孔夫子感伤梦见奠祭楹柱，叹息说：“天下还有谁能够尊奉我呢？”大概是悲伤于不能使天下同一。张御史仲修巡察河东盐务，利用空闲时间修建河东书院，建成后写了三篇志文。他说：费用取自山野，劳力取自闲散之人，制度取自古代；文翰取自当今立言之士，书籍取自经史。御史对贡士樊君莹说：“兴建书院是盛事，但我私下担心后来者有的会沿袭我的做法，有的却会寻找其中的漏洞来苛待百姓。我又私下担心议论者把这看作多余之事，说现在学校和政事能够存在，本来同样都是重要的；若说兴建书院有罪，那就是我的罪过。”所以记下这些话。崔铣仲凫父作序。《梁古谷先生墓志铭》。我听说石翁陈先生的学问，去除支离的功用，完整保持虚圆的精神；始于静，终于自然。先生最初与李伯温兄弟跟从他学习，每次退回山房静坐，有空便考察阅读典籍，十年后学业有成。石翁让先生住在家中，教导他的几个孙子。石翁晚年居住在碧玉楼，曾与先生深入讨论名理，知道他大有所得，便给先生取号“见玉”。先生与嘉鱼李世卿、吴献臣交情深厚，彼此赠答诗文书札，几乎没有一年间断。我没有机会与他亲近。李世卿就是李承箕，专攻古文，修养志向而不出仕。吴献臣就是吴廷举，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刘瑾窃取政权时，他上疏论述中使贪污财货，被戴械拘押十日仍不死，获释后也不屈服。交友有始有终，未及冠便丧父母而有声誉。平生没有一担一石的储蓄，却安然自得。有句话说：“不了解一个人，就看他所事奉的人和所给予的人。”先生身体虚弱，多病；十二岁时，母亲还背着他。有一天在椅子中，他伸直腿将要触地，父亲笑说：“你快要和母亲一样高了，怎么还撒娇呢？”稍长大后喜欢读书，母亲常熄灯让他睡觉，并告诫不要夜间点火。先生暂且听从，后来又到舅舅家和同辈一起读书。父亲去世安葬时，才开始采用灰隔的丧制，仍然悲哀哭泣，采用佛教仪式；又开始在天刚亮时举行祭祀。先生生性喜欢吟诗，不以锻炼雕琢为苦。石翁赠诗说：“得到雨水，花畦湿润；随着风来，鸟声悠长。”先生写的诗很多，几乎每天都有两三首。不喜欢饮酒，武人强迫他喝一杯，饮后竟病了两个月才痊愈。先生名文冠，字华卿，广东顺德人。年轻时号鹤山，晚年居住古谷，种植梅树，收录所作诗一千篇，藏入匣中，号古谷老人。生于正统辛酉年，卒于正德辛未年九月一日，享年七十一岁。壬申年正月八日下葬。妻陈氏生五子：景复、景行、景孚、景熙、景伦；侧室生二子：景与、景望；女一人，名宜。孙四人：肇、阜、准、卞。景行是我的朋友，廉洁正直而有文才，任崇明知县。铭文说：“鼓楼的南面，先生安葬在这里；直到万年以后，子孙都享有福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 《汤阴县修城记》。正德六年春天，蓟地盗贼兴起，攻陷城池，杀死长官，把百姓像割草一样屠杀。秋八月，彰德府通判郑公如阜奉台檄修筑并扩建汤阴县城。每十户立一里长，每十甲立一甲长；各自考察督促，号令用四次鸣钲发出，大家便按照尺度施工；不鸣钲就筑城。经过十八天便完工。城周长八百四十九丈，高二丈五尺，地基宽三丈，从地基以上逐渐收窄。矮墙一千二百四十堵，护城河宽、深都为二丈。南北月城两座，城楼六座，铺二十四所。又修理弓、箭、炮，设置快手让他们练习。十月初，盗贼刘七果然带着盗众来攻，盗贼劫掠、放火并射箭。过了两天仍不能攻克，便退去。七年二月，盗贼又来攻城，仍然不能攻克，向南去攻打胙城，城陷，百姓死伤过半。盗党杨虎渡过黄河，赵鐩、刘三相继攻破西平、上蔡等十多座城。太史氏说：唉！自从盗贼兴起，郡县只把城池看作存亡的关键；坚固的能够保全，破败的就会陷落，没有城池的便被歼灭。可叹啊，百姓的祸患太惨重了。《王恭人墓志铭》。恭人是中丞王公哲的妻子，申处士志仁的女儿，吴江人。恭人十七岁嫁给中丞。中丞任御史时，奉命巡按广东；中丞的父亲乐善先生病势危急。恭人谨慎地料理汤药，夜里不睡，白天也吃不下可口食物。几个月后，乐善先生终于不起。恭人悲伤憔悴，仿佛不能活下去；她含殓、服衰、祭奠都合乎礼制。乡人赞叹说：“即使御史亲自做这些，也不能超过她。”恭人嫁给中丞几年后，生下一个女儿却夭折。恭人说：“妻子，是因有后嗣才具有意义的；没有后嗣，就将断绝夫家的宗族。男子四十岁便开始衰老，女子三十岁血气便开始耗损。等到衰老之后才惊慌地谋求子嗣，难道可以保证吗？难道可以保证吗？”于是告诉公婆说：“媳妇不宜生育，夫君的宠爱，媳妇不敢独占。请为他置办三个侧室。”当时中丞正值壮年，后来果然有了儿女：徐氏生子子京、子东，女儿某嫁给某人；陈氏生子子家，女儿某嫁给某人；郭氏生子子木、子术，女儿某。正德四年冬，中丞由山东副使升任广东按察使，经过吴江。当时刘瑾窃取政权，绕道回乡的人也会被械系拘捕，中丞仓促与家人告别。恭人生病，医治也不能痊愈；当时太恭人还在堂上。恭人说：“我侍奉婆婆没有做到最后，我死后又不能与丈夫诀别，真是遗憾啊！悲哀啊！悲哀啊！遗憾啊！”第二年正月五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正德七年，中丞辞官归乡，才在十二月二日把她葬于王山。第二年，中丞也去世。恭人治理家务、教训子女，都足以作为典范；这里不全部记载，只单独表彰她的大义，用来告诫她的子孙。铭文说：“丈夫说：我有贤妇；儿子说：我有慈母。可叹那贞洁的女子，愿成为你们后世的法式。” 《孙少卿墓表》。

译正德六年，蜀地盗贼侵犯汉中、略阳，汉中是交通间道。御史□公章召集省台官员商议；略阳县令严顺懦弱，扶风县令孙玺刚毅而多智，可以任用，于是发檄让孙玺前往修筑略阳城。扶风君到了略阳，正准备下令，严顺以此为耻，教乡人送金贿赂扶风君，请求不要筑城。扶风君不听，每天周遍察看地势，分派百姓筑城，约定一月完工。城尚未到期限，蜀地盗贼突然到来，城的三面已经筑成，东门的墙垛才开始建立。城中士兵恰好被调往别处，严顺说：“城一定守不住，不如赶快逃亡。”扶风君又不听，严顺于是故意发布这样的命令。城中人听说后，喧哗着想逃跑。扶风君抽出佩刀砍断坐榻说：“敢说逃亡的，按这坐榻一样处置。”于是拿出城中所有弓箭刀刃，命令士卒、商人、车夫、奴仆拿着它们；又登城把石块堆在城上，像小山一样，并用水浇湿毡子披在外面以遮挡箭矢。十名甲士由一人统领，五十名甲士由一人统领；甲士五十人由官员和士卒分别统率。孙玺说：“我命令你守南城；我命令你守北城；我命令典史守西城；东城尚未坚固，只由我来守。”又说：“你们这些士卒和甲士，盗贼如果攻陷城池，杀戮你们的父子，掳走你们的妻女，烧毁你们的房屋，荡尽你们的积蓄，难道你们能够不痛心吗？” “正义会产生勇气，有了勇气就无敌。”又说：“我们这些官员的生死要看城池存亡，百姓怎么可以抛弃？天子命令官吏不得逃跑。”又说：“你们这些士卒和甲士，白天传递粮食，夜里点火、击柝。你们拿着我的扇子传达命令，传递中断的就加刑。”有船夫违令，把粮食箱子搬上船；查获后，割掉船夫的耳朵和鼻子示众。过了三天，盗贼不能攻克城池，正要离去。恰逢盗贼抓住一名报告危急情况的人并杀死他，打开公文，得知城中困窘，便聚集全部盗众包围进攻。盗贼从辰时攻到晡时仍不能攻下东城；有个强悍的盗贼戴着木盾奔到城下，被落下的石块砸破脑袋而死。后来严顺逃奔盗贼，盗贼攻陷南城并进入，抓住扶风君。扶风君辱骂盗贼，盗贼把他割裂肢解而杀死。那天是七月十四日。盗贼大肆抢掠三天后离去，严顺渡江返回，上文书报告说：“我和扶风知县一同陷入水中，扶风知县的尸体被江水冲走。”都御史大怒，责令寻找尸体。严顺十分窘迫，便与主簿商量，在江边找了一具尸体装棺，运回扶风君的家乡。扶风君的兄弟、儿子及族人打开棺材查看，发现尸体多须而身材魁梧，并不是扶风君。于是他们奔赴京师投匦申辩。事情交给御史王廷相审理，终于查明实情，上奏朝廷。朝廷追赠孙玺为光禄寺少卿，赐祭，荫其子绍卿为国子生。唉，严顺啊，他只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惭愧，却怀恨扶风君。古语说：“嫉恨之心比刀戈更惨烈，小的怨愤一定会败坏大的谋略。” 扶风君之死，确实壮烈。汉中并不是荒远蛮地，尚且还要经过辨析核实；否则上下都会被严顺蒙蔽而不知道真相。自蜀地盗贼兴起到扶风君战死，已经数年了。此时蓟地盗贼侵犯中原，桃源盗贼侵犯江西，北虏多次进入边境。世道长久太平，文臣缺乏谋略，武臣缺乏勇气；长吏习惯于最初逃跑，束手待毙，把百姓陷在城下；后来得到尸体，手肘上还系着县印，才知道那是县令叚豸。朝廷开始听说为国死事的人，便予以嘉奖，追赠太仆少卿，荫其子为锦衣卫百户世袭。后来我又听说，上蔡县令霍恩、西平县令王佐、【原文疑误】谷倅郁采，他们和扶风君的事情都很伟大。被逼迫而死、偶然而死、畏惧而死、被激怒而死的人，仍然有外力驱使他们。扶风君的志向早已确定，功业在平素修成，节操在安定时已经坚定，到危急时更显坚贞，真是大丈夫啊！扶风君字廷信，山西代州人，通晓《春秋》，深深仰慕荀息的为人。年轻时乡试中举，最初任诸城县令，后来任扶风县令，都有治理功绩。死时四十七岁。他的兄长璒，弟弟珂，从子太史绍先，绍祖之子绍卿，备办衣冠招魂，把他葬在代州东门外。《赠董先生序》。士人的道路有五种，但也有五种情形会使他有才能却不得遇合。器量宏大而适合任用，这是遇合；谋略多而谨慎发出，能够切中事情，这是遇合；明白义理而隐藏行迹，不招致非难，这是遇合；守持耿介而不改变，事业能够建立，这是遇合；善于协调而少有抵触，借此完成功业，使人不嫉妒，这是遇合。器量宏大，有时不屑于小事，必然近于疏忽，便不得遇合；谋略之心过强，就会多疑；求全之心过强，就会错过时机，必然近于迂阔，便不得遇合；隐藏行迹若越过礼法，必然近于放荡，便不得遇合；耿介的人多与众不同，必然近于矫饰，便不得遇合；善于协调的人崇尚附和，必然近于谄媚，便不得遇合。因此，是否遇合，是治乱的关键。孔子说：“同心人的言语，气味如同兰花。”从前车千秋只是平常的臣子，因为一句话合乎皇帝心意便成为丞相；董仲舒是儒者；汲黯是敢于直谏的臣子，终身被排斥，甚至比这还严重。晏婴不了解孔子，司马光却受到夷狄的仰慕。因此君子不向别人求取，害怕丧失自己的本性；不固守自己的偏见，害怕损害完整的道理。文中子说：“执守一方叫作器，通晓变化叫作道。君子可以和他谈论道了。”董先生是寿张人，御史建中的父亲。先生乐观平易而高爽，平日安然自得，出仕求官后，被授任吴江主簿。先生没有愠怒的神色。石川殷云霄说：“先生大概是内心充足的人吧？”又说：“先生大概是有治理才能的人吧？”内心充足的人，前往哪里都没有不利的。我说：“是这样。” 《白发倡和诗序》。《白发》是张大夫感叹自己的作品。京城的才士中有感于张大夫之感的人，和诗的声音悲怆而旨意深邃，读者没有不为之动心的。悲哀没有超过错过时机，羞耻没有超过没有功绩。时势的流转，形势的趋向，功业的施行，人的成就，都有各自的时机。合乎时机，一句话就能使人觉悟；不合乎时机，即使说一万句话也会造成错误。这是不能预先决定、也不能轻易改变的。然而如今有人，远看事物就遗弃它的形状而观察它的姿态，远听声音就舍弃它的高扬而观察它的舒缓，最终既失去外貌，也丢失声音；放弃本来可以从事的事业，却每天孜孜不倦地期望从事那不可能从事的事情，这就迷惑了。壮年有壮年可以决断的事，行动有行动可以建立的功业；并不是老年才会毁坏，平素修养也可以成就德行。我听说，内在适合发挥作用的人不从外物求取；足以充实自身条件的人不计较时机；充分发挥本性的人不责问年岁。所以先师说：“只是还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罢了。” 《赠王嘉兴序》。

译王嘉兴，字汝言，担任御史时巡按蜀地，正逢蜀地用兵。御史揭发朋党欺罔之事并依法惩治，即使手握兵权的人也无不惴惴不安，谋求日后的功劳。我听说此事后，认为他很有气魄。过了一年，我在吕泾野太史家见到这位御史，泾野和我谈论兵事，都主张严治。御史说：“人情不容易查明，事情也难以详尽说清；如果隐瞒实情、违背事实而施法，法律怎么能得到伸张呢？”我又感叹御史的仁厚。又过了三个月，御史奉命出任嘉兴知府。他的同乡吕九川任司谏，想要帮助嘉兴的政事取得成效，便请我把这些话告诉他。世人评论御史说“执掌法令”，评论知府说“治理百姓”。如果拘泥于影子来确定形体，即使专心也不真实；拿着固定的规矩去求取运用，即使劳苦也不会成功。嘉兴作为御史，如果不忘记秋季所体现的仁厚，就能成为善于牧养百姓的官员，这一点可以知道。过去唐代柳仲郢先治理京城，严厉；后来治理河南，却宽厚。疆域不同、所承受的事务不同，风气和习俗也不同，所以施政因地而异。同一门族之中，十户人家的地方，贤能与不肖也各不相同；从一个地方得到的经验，却想用来概括万处，自己得利就想把一切都等同起来，难道可以吗？人们必然会败坏它。凫氏铸钟，只规定钟声和器形，根据模型调节火候，时机到了才把它铸出，这样声音才不会像石头一样粗涩，并且把合乎规矩的技艺传授给公输子。无论大小、长短，还是木材的曲直变化，总的要求都是使方圆合乎标准。因此，仲郢的治理，是懂得因时更新的学问；凫氏铸钟，是懂得成事方法的道理；公输子制作合乎标准的器物，是懂得把握关键原则的表现。《赠李典籍序》高陵李先生任典籍三年，考核功绩列为上等，将要回南监，司谏吕道夫同我前往为他饯行。李先生是我的朋友吕太史仲木的岳父。我的朋友贤能，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先生恬静雅正、深沉笃实，和他相处的人会消除吝啬，和他交谈的人会去掉浮躁。从前孔子称赞子贱，说鲁国有君子。所谓君子，确立教化就能使风俗改变。宋代有个石介，任直讲。太学因石介而兴盛，所以正道有值得尊崇之处，不在于他的官位；人有值得师法之处，也不依赖他的权势。先生的职务是典籍。经书以下的典籍都收藏在这里，总共有几十万卷。当年不能诵读完它们的文辞，累世也不能穷究它们的学问，太史公已经为此感到忧虑。先王的道理，只存在于经书之中。学者厌倦实行，于是深谈性命之理，丢失了根本；于是加长衣带和皮革装饰。开始时以经书求取进身，后来却与经书相违。因此，学习辞赋，只说屈原、曹植而已，不说《风》《雅》；学习文章，只说司马迁、班固而已，不说典诰；学习训诂，只说王肃、郑玄而已，不说子思、孟子；学习事功，只说律令条例而已，不说经术；学习玄理，只说虚静而已，不说孝悌。学习通达权变，只说谋略权术而已，不说仁义。更有甚者，剽窃古人的义理而改换文字，降低自己的成就却抬高自己的议论，代代增加、人人增衍，借此取得名声。学者都被迷惑而不知道要领。我听说：古诗有三千篇，孔子删定为三百篇，这以后才可以诵读并奉为准则。爱慕父母，是孝子的行为；履行六经，是纯正士人的学问。因此，遵循经书而实行，学习就会归于同一；学习归一，德性就能树立；德性树立，教化就能推行；教化推行以后，天下国家才可以随之得到治理。《瞻辰楼诗序》瞻辰楼，是徐子的住所。徐子住在宫城南面，修习文章而崇尚交友，如今的名士都到那里去。徐子和他们登楼作诗，用来舒展羁旅中的情怀。崔子读了这些诗，感叹说：“可悲啊！我们的情感会因时势而变化，只是随着秋天寄居之处而流转，感情由感触而产生。感情这种东西，压抑它就会郁结，聚集它就会停滞。因此登高远望，振奋志向以追慕古人，并把感情寄托在万物上。所以望见云彩的人会思念亲人，怀念故乡的人会因寄居而悲伤，感慨时事的人会启发自己的作用，玩味物理的人会考察其中的奥妙，望见朝廷宫阙的人会想要献上忠心。于是用言语抒发感情，用反复咏诵的话来尽情表达感受。使有见识的人看到它，吟咏诗中的言语，就可以知道作者的志向；考察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世道。这对于教化百姓是有补益的。以《离骚》的哀怨来教化世人，称作忧患；在夕阳西斜时敲击瓦缶，称作余乐。痛苦还轻微便号哭，是招来更大痛苦；欢乐刚开始便鸣奏，是抛弃欢乐。所以贤者和愚者都有感情，区别只在于是否正当而已；忧愁和欢乐可以用同样的言语表达，共同之处只在于是否和谐而已。子云说：《关雎》是快乐而不淫荡，悲哀而不伤痛。” 【《馆集》卷之二】《张御史治路记》《赠陈知县序》《送李运判序》《赠陈西安序》《王淑人墓志铭》《东溪君寿序》《守略》《贺徐母郁太安人受封序》《士林赠别诗序》《赠施御史序》《孙太史归省诗序》《湛氏小宗义田记》《说竹》《赠郝谷州序》。《霸州修城记》《赠刘千户序》《何士字解》《喻刑》《使荅》《赠刘子德符序》《文荅》《经施》《张锦衣墓志铭》《丰润县儒学射圃记》《刘封君传》《刘以道墓志铭》《亡姊丁千户妻崔氏圹志》《李公碑》《孙汝宗墓志铭》《祭孙汝宗文》《河风叙》《宣府仓露台碑》《序医》《奏乞养疾疏》《彭生名字解》《书王司马晋溪录后》《经筵讲义》《洹词》卷之二　《馆集》《张御史治路记》河东人说：“河东盐业流通，四方公家和私人都从中获利。”运司向东二十里有青石槽，道路狭窄险峻，像深长的巷子一样，长达七里，行走的人和负重的人也很难通行。从青石槽向南到陕州方向，中间有张店、茅津等地，共六十里。有一处土坡高二十丈，沟深有它的一半，两边山崖对立，中间狭窄。正德八年秋，张御史征调河津、稷山二百三十人，芮城、安邑民夫六百人，开凿青石槽，深一丈有余，宽度是深度的两倍。青石槽一平整，行旅就已经十分高兴了。又征调平陆民夫七百人，整治张店、茅津的宽阔和狭窄处，削平险峻之地一个月后，张店、茅津也平整了。雇工减少了工钱，负重者节省了力气，马可以通行，车可以并排两辆奔驰，行旅都非常高兴。又有人说：“御史当初向王运使宣、平陆申知县纶询问，又向众人征询意见，谋划协调后才兴工。百姓原本安定，劳力分配明确，又禁止有人买通来逃避劳役，所以能够顺着地势施工，不与险阻争功，因此很快完工。”太史氏说：“张御史就是安阳人张十隆，字仲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石〕 《赠陈知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