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词卷之二　　馆集

译孟子说：“行动而没有达到目的，就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唉！由于我们这些人不能推己及人，不忠而被罢黜，就怨恨君主；不孝而被疏远，就怨恨父亲；不能治理政事而受阻，就虐待百姓。百姓并不是昏昧得像枯木一样；安逸居住、享受美名，是人人共同的愿望；身受劳苦、家产荡尽，是人人共同厌恶的事。政令偏邪而恩惠和劳役错乱，于是怨恨就产生了。上位者仍不知道反省自己，怨恨一天比一天严重，于是加重刑罚来平息诽谤，施展权术来愚弄民心，百姓便非常不服，强健而有才辩的人便起来控告上级。幸而控告获胜，继任的上级仍不知道反省自己，百姓就又来控告。这样以后，强横、狡猾、欺诈之徒便得以逞强。我听说治理政事的道理有两点：一是诚，二是才。诚是根本，才是运用。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爱心，却要求百姓怀有爱心；没有好的教化，却要求百姓改变；没有确定的法令，却责怪百姓违犯；供养尚未周全，却要求百姓安定；宽严张弛还没有适当，却责怪百姓不服；赏罚尚未公平，却责怪百姓欺诈。即使每天杀戮一百人，也不能解决问题。鳄鱼是顽劣之物，老虎是凶暴之兽，韩愈尚且能够驱逐鳄鱼，刘昆尚且曾经迁徙老虎，何况百姓呢？所以说：小民怨恨你、辱骂你，你就应当自行敬慎、修养德行。又说：“百姓唯有像是具有恒常不变的本性。”关中陈君以光禄署丞的身份出任大谷县令，天官认为大谷是难治之县，所以选拔任用了陈君。溪田马子想要帮助陈君治理，不重蹈从前县令的过失，于是把书信交给我，请我为它作序。《送李运判序》。李祜任运司判官，郭价以豫州王府官员的身份到郊外为他饯行。崔铣明白地叙述两位父亲的德行，并告诉李祜说：“李祜啊，您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没有一个不在清正忠诚方面严格自守，在先朝大有功绩。因此您李祜和我崔铣，继承父亲的学问，在乡里被荐举，于是才有今日的官职。从前汉代，有王吉家族，有袁安家族，子孙数代都显贵宏达，超过他们的先人。可是后来竟然装饰车马、奢侈服用，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声名就在当时败坏了。孝行不是靠拥有官位，唯有贤德才能使事业长久；不是靠富有，唯有俭约才能保持长久。运司是各种买卖、货物汇集之处，上下喧闹，往往只图用贿赂求得官位，很少有人以清白显名，更何况说有功劳呢？芝草生长在污秽之中，能够成为他家的祥瑞；蒿草长在兰花园里，最终就会使兰花荒芜。唉，百姓并不是喜欢欺诈，只是安于公正的政事；并不是自行偏邪，只是内心求得平正。官员并不是厌恶廉洁，只是败坏于欲望太多。用名声来宣扬施行，也会被名气所懈怠；用名声来树立节操，也会被名气所违背。胜过名声的是实际，端正气节在于志向，不要自满而应当自我警惕。你的同僚确实成就了你的功劳。” 《赠陈西安序》京城，是教化汇聚的地方。从前汉代，士人学习五经，所以教化醇厚而风俗美善。西汉的人才以雍地为盛，东汉的人才以豫地为盛。如今的永平，是京城一带。永平的士人中，我所认识的有京兆王君汝温，他洁身自守，不让自己被昏暗污浊玷污；守住自己的官职，不被豪强权势动摇，难道不能说是坚贞吗？京兆王君向我称赞他的同乡陈君汝和，陈君由御史出任西安知府。陈君任御史时，端正法纪而清理案情，所举荐的十多名官员退职后，从不把辨明是非的名声据为己有，难道不能说是谨慎吗？孟子说：“考察远方来的臣子，要看他主张什么；考察身边的臣子，要看他为谁做事。”这两位君子，以情谊交往，以节操进取，不把宴饮交游、朋党援引的私情放在心上，难道不能说是贤能吗？有才艺的人有时失之于邪僻，操守坚固的人有时失之于拘泥，豪迈的人有时失之于疏忽，善于权术的人有时失之于狡诈，只有贤者才差不多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西安是事务繁剧的郡，有藩国亲属的干预，有宦官使者的势力，有都御史、御史的威严，有布政使、按察使的治理。果断的人责怪我们过于强硬，安静的人责怪我们过于安逸，正直的人责怪我们过于固执，有才能的人责怪我们办事不力，贪婪的人责怪我们不给贿赂，谄媚的人责怪我们不肯奉承。我听说从前担任西安官员的人，每天用三个时辰治理百姓，用六个时辰处理公文，填满了交错而来的诉讼文书，每到半夜还不能应付完，那么孔子所谓“先使自己劳苦的政事”，大概就无暇顾及了。谚语说：“船夫寻找玉石，终年也不能得到；樵夫采珍珠，十个人都被水浸湿。”所以君子做官，见到君主就不顾惜自身，周济百姓就不考虑自己的爵位，把握政事要领却不把法令封闭得过于严密，顾全大局却不计较细枝末节。从前粤地商人到海外去，得到一颗照乘之珠。有人告诉他说：“为什么不把它丢掉？”商人问：“为什么？”那人说：“你从海上回来，龙会夺走你的珍珠，你一定会连身体和船都失去。”商人非常珍爱珍珠，就剖开大腿上的肉，把珍珠藏进去并缝合起来。船驶入海中，龙出现并刮起大风，果然像那人所说。唉！人如果能知道自身和财货哪个重要哪个轻微，就可以和他谈论政事了。《王淑人墓志铭》太史氏说：春秋时期，平常的事情不记载；礼法范围以内的话不传出闺门。闺门中的事情，是君子自己考察其德行的地方。前代史书记载列女，有的依靠辩说，有的依靠著书立史，文字繁多、广闻猎奇，却不知道这会助长祸乱。李勋部说：我的姻亲陈都指挥是纪长厚实的人，他的继妻王淑人，是宫中女子，曾侍奉太皇太后。皇上即位后，放出宫女一千人，淑人便归嫁陈君。当时，陈君有年老的父亲，有三个弟弟，弟弟们都已有妻室，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还年幼。淑人对这些都能妥善相处□。有人说了闲话，说陈君没有其他儿子，淑人便常常装扮年轻姬妾，让她们侍奉陈君。姻亲宗族中有人贫困或家有丧事，不能□，一定告诉陈君，淑人总是让陈君厚加周济。她自己生活所用，即使一尺布以上的东西，也不轻易浪费。每天早晚都侍奉在陈君身边，有时亲自为他拿巾帕梳篦，陈君阻止她说：“并不是缺少侍女。”淑人说：“侍奉丈夫是礼法规定的事，不能因为有人侍奉就怠慢。”她享年四十四岁，于五月十七日因痰疾去世。陈君悲痛不已。李大器说：“陈君难道不是悲哀过度吗？断绝后代的是嫉妒的妇人；使子女夭折的是妖艳的妇人；荒废家事的是懒惰的妇人；败坏礼法的是骄横的妇人；离间兄弟的是进谗言的妇人；助长祸乱的是自以为聪明的妇人；丧失家族的是蛮横的妇人。所以说：妇人，是家庭由盛转衰的关键。陈君的兄弟能够安宁，姻亲宗族有许多人依赖她。陈君在内得到的帮助，铭文说：甲戌年，未月，陈某率领众人把妻子安葬在纸坊旁。” 《东溪君寿序》

译东溪君，就是大都督刘君廷器。东溪君任锦衣卫百户，辅佐西厂任千户，掌理北司刑狱任指挥，主持卫所事务。在丁卯、己巳年间，士大夫遭祸正为严重。唯独东溪君崇尚宽厚，从不轻率地下令逮捕人、施加刑罚；对于可以减罪的，就从宽减罪；对于不可以宽宥的，也尽量从轻处理。他守职于太史之官，参与听闻国家议政，民风如此，却从未听说有什么不可之处，这正是东溪君的表现。君主的尊严如同上天，执政者的权势如同火焰。上天无法攀登，火焰不可逼近。一句话可以决定人的生死，一件事可以关系到安危。因此，依仗皇亲国戚的关系，身居宫禁近侍的亲近职位，擅用爪牙般的威势，掌握刑罚的权柄。这四种力量的议论、谋划和计策，就可以施加于君主和执政者。齐景公得到晏子辅佐，刑罚便减少；王凤得到杜钦辅佐，便能举荐人才。景帝是梁孝王的兄长，梁孝王是景帝的弟弟，武帝是戾太子的父亲，戾太子是武帝的儿子。景帝将要审讯诛杀梁王，田叔能够为他解脱；车千秋也曾使武帝消除对戾太子的疑惑。那么关系疏远的人就可以遗弃吗？关系亲近的人就一定可以依赖吗？锦衣卫指挥李大器对我说：“我听说君子的德行一旦惠及他人，上天就赐给他福气，人们就彰显他的美德。都督公今年十月十一日满五十三岁。既然富贵而且健康，已经得到上天的报偿。若不记述公的德行，就无法显现公应得的福气。先生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逊色。” 《守略》治理郡守之道只有一个原则，实行它却有三个方面。什么叫一个原则？就是安定百姓。一郡百姓的命运，都系在郡守身上。用恩惠对待他们，就像父亲；用政令治理他们，就像长者；用教化引导他们，就像老师。恩惠遍及百姓，父亲之道就完备了吗？政令得当，长者之道就实行了；教化兴起，老师之道就树立了。百姓活着时会怀念他，长久相处后会思念他。什么叫三个方面？就是明、惠、断。周密就是明，能够察知隐微才叫周密。安危、休戚，无论大小都要先后权衡；是非、贤否，即使明显也容易混淆。能够及早辨析、精确判断，这才是明。合乎人情就是惠，合乎人的本性才叫合乎人情。敦促实行正道、尊重善良，是百姓所喜爱的；抑制末流、去除偏僻，是百姓所厌恶的。做到这些才是惠。勇于担当就是断，遵循正义才叫勇。看清事情后不被迷惑，事情恰当后不再改变；不要因权势压迫而回避，不要因利益微小而满足。只有能够果断，才不会被明察所遮蔽；有所不能遮蔽，惠爱才不会受到阻碍。《贺徐母郁太安人受封序》徐母因为她的儿子膳部主事徐明之善于任职，被封为太安人。《诗经》说：“柞树的枝条，叶子蓬蓬勃勃。树干滋长枝条，枝条滋长叶子。枝条因为叶子护卫而茂盛，树干因为枝条庇护而坚固。”所以说，耕田的人是用来养活自己的。因此，儿子年幼时，母亲养育他；儿子壮年而有所成就时，母亲便依靠他。做官的人端正行为来彰显母亲的教诲，君主赐予封号来显扬她的称号，姻亲宗族以此为荣，同僚也来祝贺。由此，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安心慈爱地养育子女，做儿子的也会努力行善。所以，推恩封赠的典制，是明主以善行教化人的方法。《诗经》说：“砍伐树木时要扶住它，劈开柴薪时要顺着纹理。取用末梢的人尚且爱惜根本，所以要激励士人，必须使他从内心受到感动。”做儿子的对于父母，谁不希望他们荣耀？荣耀之后，谁不希望他们尊贵？尊贵之后，谁不希望他们长久而昌盛？没有忠诚就不能达到这些，没有谦逊就不能守有这些。没有这两种品德，即使父母处在荣耀尊贵之中，也不能使他们心中真正喜悦。因此，祝贺是鼓励事情的开始，思考的是扶助它直到终了；侍奉父母的人，应当承受父母的荣耀，也应当设法除去使父母蒙受的羞辱。《士林赠别诗序》事物深藏之后才能成为大器，经过长久浸润之后才能锋利。因此，铅刀用来切割必然会出现缺口，小聪明用来凿刻往往多有败事。龙是神异之物，雷是迅疾之物；不潜藏就不能跃起，不收敛就不能显扬。所以君子刚开始学习时，内心忧惧而不安；学成以后仍惶惶不安地不断进步；学业已经成就，还小心谨慎，仿佛赶不上别人。学习本来就是为了求得施用，形势变化而不偏执，时势也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行动早了，失之于急迫；行动迟了，失之于废弃。因此，把握时机是很难做到的。名誉的诱惑必然会使人厌恶，毁谤和意图通达也会使人厌恶，闭塞而诚实也很难做到。斟酌时机，清理情实，依据事物建立尺度，所以才干也很难具备。公输子制作方形和圆形器物，是天下最巧妙的技术。刚开始学习时还很笨拙；即使有最高的智慧和才干，如果每天游走于市肆，却要求他精通六艺之学，那也是做不到的。如今翰林的职责是掌管文章，还没有参与政事，但他们将来可能成为元辅、太宰、宗伯、司马。学士贾先生将要南行，京城士人赠诗八篇。先生南行，是在清静中涵养才用。先生任太史十年，任宫僚四年。他的公正表现在主持考试上，正直表现在史职上，经学表现在讲经之处。宣扬美德，是希望它流传久远；倾尽长久的怀念，所以作赠诗。记述开端、延续终局，畅达其中的大义，所以作序。《赠施御史序》汉代士人有句话说：“文章是用来装饰吏治的。”文章，说的是外在显现；治理，说的是施加于人的作用；德，说的是内在蕴含。文章因德而醇厚，治理因德而美善。给衣领镶边叫作缘，给物品施加彩饰叫作餙，这是不同的质地相互成就。过去孔子论说孝道，开始于修养自身，中间推及治理天下，最终落实到制定礼制，最高达到配享上天、沟通神明。因此，文章与治理的区分，从汉代开始。专攻辞辩的技巧，便轻视吏治为庸俗；学习严酷的法术，便斥责儒学为腐朽；浮华靡丽的祸害兴起，忠诚宽恕的风气便衰微。因此，文治的败坏，从魏晋开始。事业延续久了必然思求变化，思求变化必然追求奇异；世代更替，事情就会错乱；事情错乱，道理就会丧失。在大变乱之后兴起，考察已经亡失的礼制，也已经很困难了。如今士人彼此友善，用书信告诉对方，不如当面交谈；靠言语打动对方，不如从神色显露；从神色考察内心，又不如直接从内心相通。因此，距离遥远就仰慕他，接近了就仿效他，听说了就记取他，见到他就立即亲近他。所以道理与世道隔绝，世道又随着人的降低而衰落。《传》说：“君子的道，以自身为根本，即使经过百世等待圣人，也不会迷惑。”施御史将要奉命南巡，我思考着用什么话赠给您。您温厚而有文采，深沉简约而果断。前些日子我问您说：“您巡按边塞，将要鞭打哪些人，罢免弹劾哪些人？”您说：“事情轻重相同，就权衡谁更急迫；危害大小相同，就权衡谁更深重。如今的将领大多用贿赂办成事情，屡次更换他们，求取代任的人反而更加看重贿赂。有句关于贿赂的谚语说：饱虎厌弃肉，饿虎连骨头也吞。因此我要用刑罚威慑他们，等待他们改过；用诚意感动他们，使他们改变原来的习惯。”唉，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赠给您了。《孙太史归省诗序》

译这一年春天，太史孙君汝宗想到母亲张太孺人缺少奉养，上疏请求回乡省亲。皇上准许了，并已经赐给他钞币作为旅费。馆阁中从国老以下，赠诗三十三篇。我私下读后说：至高无上啊，皇上的仁德！公卿们的赠诗多么美好啊！荣耀没有超越情谊。朝廷，是四方的准则；臣子，是百姓的表率。因此，臣子不可不慎重。从前司马相如回乡时，装饰车马，带着丰厚的随从侍卫，用来在乡里炫耀。汉代士人学习经书而崇尚品行，唯独司马相如以浮华倡导，买臣、庄助又仿效他，于是风俗日益浮靡。所以臣子不可不慎重，因为他们是百姓的表率。汝宗回乡时，入庭祝寿，表达敬意使母亲欢悦，这是奉养母亲的礼仪，用来考察他的孝；陈列礼器、追念先人、感怀今日，这是祭扫墓地的礼仪，用来考察他的诚；在帷幕前尊敬长者、遍行馈食，劝勉长辈、抚育幼小，这是和合宗族的礼仪，用来考察他的悌；庆贺仍在世的人，慰问已经逝去的人，赞美善者，怜悯愚者，这是敦厚旧亲的礼仪，用来考察他的仁；言语检点、仪容循礼，远近闻名而亲疏相接，这是居处乡里的礼仪，用来考察他的信。孝并不只是供养而已，还必须使自己的品行受到尊敬；回乡也不只是团聚而已，还必须在乡里验证自己的德行。孝道树立，忠诚就能实现；在乡里取得信任，在朝廷就能通达。因此，这足以长久承当皇上的仁德，也足以配得上国老们的赠诗。《湛氏小宗义田记》小宗设立义田，是为了扩大孝亲之道。湛子遵奉母亲陈太孺人的意愿而设置义田。生活在天地之间、具有血气的生物，都知道爱护同类，但没有比人更能做到的。因此，不亲爱自己的亲人，是悖逆；亲爱亲人却没有亲疏等差，是混乱。义田只惠及五世以内的子孙，是先照顾亲近的人。所以说：从三世扩展到五世，从五世扩展到九世，专务于疏远而遗弃亲近，专务于广泛施舍却顾不上近亲，君子不会这样做。湛子拿出家中多余的粮食，买了若干亩田，每年收入粮食二百斛，储存在粮仓里。凡是婚娶、出嫁、丧事、下葬，都给予粮食：婚娶给八斛，出嫁给十斛，丧事给十二斛，下葬给十五斛。因此，尊敬尊长、爱护幼小、男女有别，是人道的根本。湛子又置办宗子田若干亩，每年收入粮食二十斛，用来周济贫乏，使宗子子孙世代传承。敬重宗子，是为了团结族人；团结族人，是为了延续祭祀。宗子在上位明确，礼法就在下位施行了。若年收入不足以供给，就等待第二年粮仓的收入；有余粮时就再次拿出来买田，田地扩大、收入增加，恩惠也会更加广泛。家族离散，是由于没有礼法；礼法废弛，是由于异端学说流行。因此，放纵声乐的人厌恶拘束；谈论玄理的人厌恶粗浅；崇尚高远的人厌恶卑近；喜欢宏大的人厌恶细小；追求捷径的人厌恶繁琐。这五种厌恶兴起，礼法便废弛；礼法废弛以后，邪恶奸慝就产生；邪恶奸慝产生以后，家庭就毁坏；家庭毁坏以后，国家就危险。唉！湛氏家族大概将会更加昌盛吧！” 《说竹》这是直庵张翁祝寿，铣作《说竹》来为他祝寿：道理周全而言辞简少，是重要的言论；旨意浅薄而辞藻繁辩，是徒费言辞。所以，修养浅薄的人容易显露，行为浮薄的人喜欢装饰；可以在近处取得名声，却会在恒久处失败；可以取悦世俗，却会被明智的人看作弊病。花一两天之内并非不娇艳美丽，但十天就衰败，再过二十天就凋尽。柳树是天下容易生长的植物，几年便会枯萎。从前肩吾子问老师说：“君子应当从竹子身上要求什么呢？”老师说：“它包藏时坚固，生长时渐进；外表淡泊，节处坚硬；枝干简约，作用却丰富。不使它迅速萌发，气势就会更加凝聚；不涂饰它的艳丽，根本就会更加坚固；不使它的形体混杂，作用就不会折损。”早晨的彩霞灿烂，晚上便消散；月亮盛大地放光，旋即又被阴云遮蔽；暴雨骤然倾注，很快便放晴；积水突然上涨，随即又干涸。何况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东西呢？所以《诗经》说：“碧绿的竹子茂盛如箦”，说的是它的德行。因此，有德而不能长寿的，从来没有这种事。《赠郝谷州序》。三原张子明远对我说：“郝道传，是我们乡里敦厚而勤修的人。如今他出任谷州的长官，将来一定会大有政绩，冒昧请求您把这些话告诉他。”我说：“如今学问醇正而节操高尚的人，只有三原的士人。我曾有想把他们当作父亲来侍奉的，也有想把他们当作兄长来侍奉的。士人仰慕贤者，听说他的人只能得到大概，亲自接近他的人才能得到精微。寻找道路的人，如果舍弃明眼人而向盲人询问，难道不会走错方向吗？”张子说：“听取言论不如广泛实地取证，询问政事不如向生长在当地的人仔细了解。”我说：“礼法施行时，有人不明白它的意义，只拘泥于表面形式，于是就产生了拘泥的礼；政事施行时，有人失去它的实际内容，只取用外在器具，于是就产生了空疏的政。高皇制定农桑、学校、宫室、衣服等制度，交给守令在百姓中推行，然而农民不能完全尽力，士人不能充实资业，商人不能守住本分。游民可以谋生而根本产业荒废，农民就懒惰了；浮夸言论可以出售而贪鄙之风加重，士人就偏邪了；不致力于满足百姓需要而喜好淫巧，商人就会过度兴盛。因此，土地并不是不肥沃，百姓并不是不众多，经书并不是没有治理，法令并不是不存在，只是没有忠诚、恭敬、诚实、笃厚之心来面对百姓，所以说：‘上面所发布的命令反而违背他们所喜爱的事情，百姓就不会服从。’ 即使排斥市井游民、堵塞逐利之门、上位者身体力行地敦促百姓重视根本，百姓尚且不能停止逐利，何况上位者又用利益来引导他们呢？”张子说：“从前我听乡里的先生说过这番话，大概也正如您所说。” 《霸州修城记》

译起初叛贼在京畿地区起事，霸州守臣抓来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关押在狱中。叛贼便集合全部人马攻打霸州，知州王汝翼拼死守城，叛贼最终不能攻下而离去。州城旧制只有北面用砖修筑。正德癸酉、甲戌年发生大水，唯独旧砖城保存下来。知州告诉同僚和百姓说：“古人做事，只求长久安定；看城墙是毁坏还是保存，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了。我想照北城的样式修筑，怎么样？”众人说：“好。”于是依照北城的规格，工程需要合计三城砖二百万方、石灰一百万斤。查看国库，发现金钱不够使用，于是就在城壕烧制砖，在山中购买石灰。命令有粮食和柴薪的百姓负责烧砖，有车辆的运送石灰，都按价给钱。事情详细上报给王都御史倬、杨府尹、廉董御史建中、蒋副使曙，他们都同意。知州调任河间府同知后，御史下令由霸州同知李曰雍主持工程。御史说：“过去看见道路上有许多无用的树，砍伐它们供给烧砖，就可以让谷的百姓得到木材。知州创议并准备了材料，应该让他完成此事。”于是下令河间府派官员前来督工。御史说：“不要被欺骗蒙蔽而造成财用匮乏，不要急于求成名而使工程受到损害。” 乙亥年春三月己未日，役夫都到齐，于是开始施工。夏季四月丙戌日，城墙建成。知州高鹏到来，感叹说：“董公的规划、王太守的劳绩，不可以忘记。”于是把这些事刻在霸台西面的城墙上。崔子说：我听说从前叛贼向南进攻时，谷州原本是著名的富饶之地。知州刚听说叛贼到来，就奔向叛贼，任其屠城；同知郁采为此而死。唐县是南阳所属的小县，千户陈锦凭借唐县县令协同百姓守城，叛贼围攻三十天，最终也不能攻下。因此，城墙只是施政所使用的器具，并不是可以依赖的根本。胜负的关键，难道不在于谋略和诚信吗？” 《赠刘千户序》刘都督的次子刘纶，因为平定盗贼有功，被授予锦衣卫千户。通政张献问崔子说：“都督减缓刑罚而顺应法令，既然他的爵位因此得到尊崇，他的儿子又能在军阵之间奋勇立功来显露自己。《传》说：所谓故国，就是说有世代任职的臣子，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 崔子说：“我听说，《诗经》说：‘看那旱山的山麓，榛树、楛树繁茂整齐’，大概是说根本兴盛，万物就会丰茂繁殖。国家为什么看重世代为臣的人呢？《诗经》说：‘世代显赫的家族，其谋划总是谨慎周密。’所以，恩德深厚的人图谋报答就坚定，世代守持事业的人从事本业就精专。从前唐代有李晟，宋代有曹彬，他们家中没有积聚金玉，他们所受的爵位没有超过应有的限度，他们的功劳都在第二代仍有继承和成就，因而超过四方之人，所以能够保全家族并成为百姓的表率。我又听说周代末年的大夫，世代掌握国政，倚仗宠幸和俸禄而在国内放纵，所以严重的会使君主衰弱，次一等的会毁坏宗族；这样的世臣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司马刘大夫和各位大夫听到这番话，都认为说得对，于是共同赞许都督和他的次子。《何士字解》申阳何梅翁的次子的儿子何士向崔子请教表字，崔子给他取字为子谷。又告诉他子谷这个字的含义说：从前先王培养士人，不是善道就不用来建立教化，不是礼法就不用来作为行为准则。因此教他们洒扫，教他们应答，以折服人的傲慢怠惰之气，使德行能够进步；从视听方面教导他们，从行走站立方面教导他们，从衣服饮食方面教导他们，使人免于只追求顺从自己心意的安逸而过度积累欲望。用六德约束他们，用六行充实他们，用三德要求他们，行为就能成就；用六艺扩大他们的学问，使文采和质朴均衡；用八种刑罚纠正他们，使懈怠者勤敏起来；让他们参加乡饮酒礼，通过射礼观察他们，在五州以宾礼接待他们，使他们在乡里树立名声；把他们提升到国子监，由司马评议，向君王报告，在朝廷授予爵位，于是道理就能在天下推行。他们求学进步必有次序，年龄不同必然互相更替地学习事务，彼此会见必定携带礼物。所谓次序，是使人遵循实际而不流于狂妄；所谓更替，是使人安于所做之事而不被躁动驱使；所谓礼物，是使人看重自身而不接近耻辱。士人到了这种地步，不是老师就不请教，不是朋友就不交往，不是大夫就不拜见。不急切求仕而在行事上偏颇，不沉溺于宠幸而折损节操。君主修养礼法，臣下竭尽忠诚；年轻人承担劳作，老年人享受安逸。因此，哀苦的百姓无处容身，诡诈的行为无从施展，偏邪荒诞的言论无人售卖，浮华的文章没有用途，淫巧的器物没有适用之处。所以说：用一道德来统一风俗，这就叫大同。崔子说：唉！三代的士人，我还没有达到他们的境界，但私下里却有志于此。子谷敦厚而敏捷，我将和你一同向前迈进啊。” 《喻刑》刘将军被授为锦衣卫指挥，主管镇抚司刑狱，崔子告诉他说：“凡是卫所都设有镇抚司，负责本卫的刑罚而已。锦衣卫镇抚司受到皇上亲信，所以凡是朝廷大臣将要受到重罚的人、传播妖言的人、盗贼，都命令它审治。案件即使已经具备法令依据，法司大臣也不敢任意增减改动。因此，朝廷的大狱由镇抚司审理，朝廷的一般案件由法司审理。君主的威势如雷霆，刑法的威势如火焰。雷霆所击之处，没有坚硬之物不枯败；火焰所烧之处，没有湿润之物不焦灼。臣下有进谏之心，但如果过于激烈，就可能获罪；守持典章，但如果拘泥不通，也可能获罪；百姓喜欢欺诈，我却困于生计，若犯法、抢夺而且有仇敌，也可能获罪。如果急于使案件结成，而昧于自身的责任；严厉地推行法令，而忽略其中的实情；勇于执行命令，而在平正方面软弱，那么案件真正判得恰当的，或许就很少了。治疗大热，必定用黄药；治疗大寒，必定用附子。所以说到祛除危害的功效，没有什么能超过刑罚。然而如果不以甘美脆嫩之物参合木药，随后加以调和，元气就会收缩。如果把黄药投入寒证，把附子投入热证，人的危险必然会到来。因此，大狱是国家所忌讳的事情。”}], 从前汉代楚王藩国的案件，袁安能够宽宥他们；袁安的子孙显贵，几乎与楚国相匹敌。因此，推行仁德来体察他们的实情，放缓定案来等待查明，善于措辞来掩饰他们的过失，把事情委托给他们来消解他们的愤怒。这四点，是平息狱讼、保全忠臣的办法。正德丙子仲秋初吉，崔铣撰。答复

译刘史向崔先生询问出使之道。崔先生说：“出使的道理，有三种德行：用言辞表达实情，用仪容显示礼节，用诚信彰明操守。言语依据典章，气势兼有委婉与刚直，这是辞；谦逊而不屈服，端庄而不专横，这是仪；伸张正义、驳斥错误，显明耿介清白的操守，这是信。从前周朝强盛时，礼制通行，世人彼此信任；教化明白，世人习以为常。到了末世，各国角逐权势、较量力量，列国交往的安危，都要看使者。因此，诚信有时或许不足，但崇尚敬意、申明典章，也可以取得一时的安定。战国以后，同中原诸国交往尚且重视欺诈，同夷狄交往尚且重视利益。苏武、富弼出使，或许算得上近于理想了吧？其他的就很少听说了。所以说：‘斗筲之器，哪里值得一提呢！’” 赠刘子德符序 我的朋友刘子德符，任太史八年，四次上疏陈述政事。在孝皇时，皇帝阅览了奏疏却没有施行。今上初年，刘瑾窃取政权，假传诏令将他罢官遣归。刘瑾败亡后，凡是被罢免的人都恢复了职位，唯独刘先生被补任外藩。孔子曾说：‘质朴正直而喜爱义理，察看言辞而观察脸色，考虑谦下待人，在诸侯国必能通达，在卿大夫家也必能通达。’又说：‘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可以斩断金属。’像这样看来，士人能够通达，确实有其道理。从前汉文帝是极其贤明的君主，只是不能充分任用贾谊这样的才士，反而抛弃了他。长沙的冯唐年老以后才得到任用，绛侯周勃的忠诚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却仍然受到怀疑。先师孔子的道，竟被晏婴所阻；耿介的丈夫、贞洁的妇人，慷慨守节，反而感动了盗贼；摆脱危难的汲黯徘徊于淮阳，董仲舒在文章中愤然发抒，管仲因鲍叔牙而感奋，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俗语说：‘关起门来造车，出门时车轮自然合辙。’这是说所持守的道理相同。因此，志趣不同而行为相反、事情却能相合，言论相违而议论却能相同的情况，是很少有的。江船渡江时，风帆顺风，逆流而上也快如奔驰；到了江中风向改变，就会折断桅杆、弄坏船只。唉！人心的变化，哪里可以预料呢？哪里可以预料呢？所以，良臣对于君主只应尽心罢了，不应因远近不同而改变忠贞。士人对于朋友也只应尽心罢了，不应因朋友是否听从自己而使诚信有二。坚硬的是石头，脆弱的是木头。山水本来凭借力量长久积聚，也有穿透石头而向上流的。由此可见，意志坚定，外在的取舍便不能改变它；见识明白，纷杂的言论便不能迷惑它；操守专一，岔路便不能使它改道。急于求成名，就一定会用手段捕取名声；害怕权势凌驾自己，就一定会包容它；强求交往相合，就一定会迎合它。这样，别人将把我看成可以欺骗的人，欺骗之事就会接连而来。所以，时势是君子所凭借的，而不是君子所追随的。铣听说：通达事理叫作圣，思虑通达叫作贤。下棋只是小技，但如果心思运用巧妙，能够顺着棋子的连缀进攻，与敌手周旋，即使每天应对百盘秋棋，也不会觉得困难。若拘泥于固定的奇局，计较其中的技巧，即使终身钻研，也无法真正学会下棋。答文 李沔阳向崔先生询问文章。崔先生说：‘道理载于书中，就像名目登记在册上一样。有名目而没有相应的人或实物，叫作诡妄。因此，事物一定有关键，道理一定有会通之处。找到关键，才能完全了解事物的实情；把握会通之处，才能将同类事物相互比照。这样，行为一定合乎宽恕之道，言语一定合乎中正。偏执的人拘滞于形迹，放荡的人荒疏于远大，疏略的人只看见空隙，浮薄的人践履不足，拘泥的人只冒犯表迹，臆测的人反而背离事物本身。因此，沉溺于世俗的人往往把平常当作准则，探求精微的人往往把奇异当作准则。不知道平常，德行就不能更新；不知道奇异，又会被怪异所迷惑。针对具体事情而发言，叫作虚；因感受事情而发言，叫作实。说虚理的，没有比《易》卦爻辞更善于辨析的，因为它就着事情显出象；说实情的，没有比《诗经》诗辞更善于辨析的，因为它借助事物来彰明情感。从前圣人观察天地的规律而作《易》，考察草木的性质而制定医术，听辨金石的声音而制作音乐。因此，不探究事物的幽深奥妙，就不能谈论行为；不经历事物的变化，就不能谈论文章。所以，诸子的言辞偏狭，异端的言辞放荡，狂士的言辞疏略，藻饰之人的言辞浮薄，腐儒的言辞拘泥，浮夸之士的言辞臆测。’ 经施 安成伍氏家族八代相传《春秋》。伍辉将要出任汾地守臣，向崔先生询问政事。崔先生告诉他说：‘古代传授经学最盛的，没有超过汉代；汉代传经之士中贤能的，没有超过研治《春秋》的人。董仲舒醇厚，刘向忠诚，严彭祖耿介。如果把这些道理贯彻到政事上，《春秋》的教化就差不多实现了吧？从前孔夫子作《春秋》，用天子之法衡量诸侯的功罪，用诸侯之法衡量列国卿大夫的功罪。它严格区别名分，而旨意周密；断定公正，而用意厚重。德是治理的根本，教化是治理取得信任的途径，刑罚和赏赐是磨砺德行的手段。衡量罪过细到铢，计量功劳细到黍。教化不流布，法令就会成为徒具形式的东西；根本不加权衡，枝末却要整齐划一。若只是想凭借权衡百姓、整治器具来达到目的，就与申不害、商鞅的做法相差无几了。所以，责罪诸侯，是希望他们能够尊奉天子；责罪卿大夫，是希望他们能够尊奉诸侯。只排列他们的行迹，而不损害他们的实情；彰显法文，而不使法令严密到失去情理。因此，它揭露罪恶缓慢，而奖许善行急切。唉！一旦确定凡例，权宜之法就可能被拘泥；一旦确定变例，经义就可能被夺失。由此可知，《春秋》中有隐微的言辞，而圣人是在借此施展治术。’ 所以，明确界限叫作严，体察实情叫作周，依据事物实际处置叫作公，扶助善行叫作厚。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政事了。’ 张锦衣墓志铭

译张君名伟干，容貌俊美，性情刚强，以低头屈从于人为耻，不合乎他的志向，即使身居富贵也不轻易屈服。他曾和我经过崇文里，里中有人大肆举行佛事。张君说：‘唉！把钱丢进灰烬中，荒唐地妄想求福。如今的百姓过分纵情于嗜好而懒于劳作；嗜好奢侈，不拥有很多财物就无法供给；懒于劳作，凡是遵循正道而有利可图的事都不肯做。这样下去，做佛教斋会、道教醮事，都可以安居而靠别人供养了。’我认为他说得对。我和张君都是河南安阳人。张君年轻时代替父亲张安任锦衣卫总旗。弘治十年，随王太傅越镇守甘肃，有功，升任百户。十四年，随朱保国公晖镇守榆林，有功，升任副千户。正德七年，随陆太监誾征讨蓟州盗贼，有功，升任指挥佥事。十年，因为卫长推荐，掌管礼仪房。礼仪房是挑选温良的乳媛居住其中，每季末更换。张君说：‘女子长期独居而无配偶，是人情常态，却也是和气的蛀虫。’于是下令每月更换，并考核人员每天办理饮食。张君很爱吃甘美脆嫩的食物，这是旧例。张君罢职在家时，我带着干粮和蔬菜去看他。他所辖部下凑钱来助葬，他没有接受。六月五日，他在外面饮酒，夜里回家，半夜痰病突然发作，第二天早晨便起不来了，享年五十四岁。张君名仁，字世荣，年轻时出身寒微而身体单弱，刻苦廉洁，自守品行，最终有所成就。他的弟弟张俊由他抚养，三十多年一直同住。张俊奉兄长严命，然后才就座；先询问兄长，然后才说话。张君去世后，张俊像服侍父亲一样办理丧事。张君的妻子是陈氏，有三个儿子：鉴、镇、锐；三个女儿，女婿分别是查替、挥通、林銮、李汝耕。侧室生二子：钝、釴。孙子四人：承祖、承禄、承祺、承祥；孙女一人。七月初六日，葬于都城南。张鉴跟随我学习《诗经》，李汝耕是我妻子的侄婿。铭文说：‘什么马折断了不是骕骦？什么劣马不能到达谷地？唉，苍天啊，请怜悯我这孤独的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丰润县儒学射圃记 史铣说：‘我曾经学习射礼。进退时行揖礼，拿弓箭时谨慎，面对胜负时谦让。’傅先生说：‘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君子对待天下万事，一定要合乎礼节，然后才能成就德行；一定要努力实行，然后才能取得功效。所以先王随着事情制定礼节仪文，折损人的骄傲懒惰之气，培养敬慎之心；反复学习，便养成习性，德行也就树立了。’丰润人宁生官来告诉我说：‘丰润儒学从前有射圃，沿纵向七十丈，横向十三丈。成化年间，射堂和围墙毁坏，邻近有武人盗占其地建屋。弘治年间，诸生商议恢复射圃，却没有能够治理武人的人。甲戌年秋，董御史巡按畿内，纠正冤枉、压制强暴，使被压抑的百姓得以伸张。诸生重申从前的建议，御史命兴州指挥鲁清、丰润知县邢良查验，果然是射圃被毁而建成住宅。过了一年，知县建造三间堂屋，修筑台阶，设置箭靶，筑墙防护，又在学舍北面种植槐树作为标志。百姓也侵占了五亩土地，于是将其收回。一定要在射圃后面刻石记载，也许可以作为鉴戒吧！’史铣说：‘你们诸生要了解御史和知县的志向：保存这块地方，是为了修习礼；修习礼，是为了培养人才。’ 所以，才能没有比德行更可贵的，礼制没有比射礼更重大的。又说：‘御史山东董建中，字商民；邢知县名邢良，字宗善，是汝南人。’ 刘封君传 刘翁名鉴，字守辉，是蜀地内江的处士。年老以后，因为儿子显贵，被封为刑部主事。他的祖先原是岳州平江人，元末有一位名得贤的祖先，才开始居住在内江。得贤生友义，友义生刘翁。刘翁是敦厚朴实的长者，蜀人敬爱他，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刘翁善于办理父母的丧事，号哭三年，脚从未穿鞋。刘翁有四个弟弟，服丧期满后，商议分家，于是把房屋分成五份，各写在纸片上，装入袋中，兄弟按次序抽取，并约定说：‘好坏都写在纸上，任凭你抽到什么，母亲不要有话说。’刘翁抽到了一所漂亮的房子；有一所房子靠近溪水而且破旧，二弟刘敬抽到后脸色变了。刘翁说：‘母亲，我和你交换。’后来溪水暴涨冲毁了房屋，刘翁也不后悔。当时各弟弟中只有小弟刘钰最年幼，刘翁亲自抚养他；稍长大后，送他跟乡里的老师游学，长大后又替他娶妻。后来刘钰掘地得到几十斤黄金，几个兄长说：‘这是先世藏下的东西，你怎么敢独占？’唯独刘翁没有取。刘翁年轻时在马湖服役，那里是蜀地偏远郡县，道路又险。同乡袁姓人死去，众人要把尸骨弃在沟壑中，刘翁背着他的尸骨回来，交给他的儿子安葬。刘氏居住在内江东溪，自从得贤以来，世代多子，已经成为大族。封君娶了尊长家的女儿，又三代显贵，从县令以下的人都尊敬礼待他。每年举行乡饮酒礼，封君担任宾客，与县令一起上下堂行礼、相互敬酒，仪容十分端庄。礼成后退席，外县令便不能再见到他。每次教导人们兄弟不要争斗，说：‘得到田地容易，得到兄弟却难。’县中人受他感化，不再有强横好讼的人。八十二岁去世。封君有六个儿子，小儿子时斆最贤能，任刑部主事，逐步升至山东按察司佥事。时斆有个儿子名瑞。评论说：世人说仁厚的人一定有后代，果然不是虚言！佥事君洁身自持，政治清明，勤于民事而忘却自身，擅长作诗，飘逸中带有侠气。瑞研治儒家学说，任太史，正直的言论震动朝廷，贤能的士大夫都认为他是国家的栋梁。我所结交的当代士人中，只有太史是我的旧友。刘以道墓志铭

译明正德乙亥年秋，我的朋友鸿胪少卿王希孟、字宗哲，在京城去世，我和何子仲默哭悼他。以道掌管河西务钞法，何子写信告诉我说：‘王君贫困，为什么不给他资助？王君的儿子年幼，妻子守寡，家业将怎么办？靠力量吗，以道又能怎么办？’何子在冬十一月说这话，以道称病辞职回乡。回京途中二十七日便去世，我和何子又哭悼他。像宗哲一样，以道名佐，号北原，是陕西中部县人。父亲名聪，以进士任太平府推官，后来镇守彰德，逐步升至佥都御史。母亲张氏，以道五岁时，正逢灾年，百姓中有人在市场上用粥换美衣，祖母用一升米换来衣服。以道问：‘换衣服做什么？’祖母说：‘将来给你穿。’以道哭着说：‘现在米和衣服哪个更重要？如今没有米就会饿死，衣服有什么用呢？’祖母大为惊异。佥都御史任职太平时，因事进京，将要升迁，以道侍奉母亲并带着弟弟们北上。渡江时遇到大风，以道十五岁，号哭并祈祷说：‘我愿代替母亲和弟弟们去死！我愿代替母亲和弟弟们去死！’风越来越急，以道将要投水，船夫把他抓住；不久风停了，才得以渡江。佥都御史镇守彰德时，我是当地人。佥都御史以礼待我，不顾自己的身份，命我与以道交游；以道接待彰德士人十分恭敬。等到以道做官以后，彰德士人到京城的，无论贤能或鄙陋，他都接到馆舍中，像亲戚一样对待。正德丁卯年参加乡试，考中邵升榜举人。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他和邵升都没有考中。邵升未满二十岁便登科，有俊异才华；一两个表臣谄媚侍奉太监刘瑾，把邵升当作奇货，推荐给刘瑾，并教刘瑾把孙女嫁给邵升。庚午年秋，刘瑾败亡，有司逮捕邵升，邵升急忙投奔以道，以道把他藏了起来。几天后，以道又把他藏到别处。有人劝阻他说：‘您难道不为自己考虑吗？’以道说：‘邵君托付给我，是因为相信我能救活他。我知道邵君本来没有参与刘瑾的事情。如果不权衡事情的是非根源，却轻易背弃朋友，难道是仁人吗？’最终使邵升脱免。辛未年考中进士，授户部山西司主事，两次出任管理粮储的官员，都在河西务办理事务。当时有权势者侵夺国家利益，无赖之徒假冒权势人物的名义，来到主管官员面前长揖说道：‘我奉某官府的意思，您想得到某种利益，某种利益。’主管官员有的畏惧他们的威势，不敢诘问，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以道到任后，有两个无赖又传达某个权势人物的意思来索取利益；以道不答应，他们言语不恭，以道大怒斥骂说：‘假冒的奴才，你想要攫取利益吗？我所主管的，是救济商人、充足国家用度。即使权势人物亲自来，我也不答应。难道因为我的官位就损害国家，何况你这个假冒的奴才，竟想攫取利益吗？’他命侍从把他们绑在庭院中，杖打数十下。无赖伏罪，依法处置。以道聪明敏捷而多才，议论事情能剖析道理，不需深思便能解决；敢于担当事务，也不因此失败。听说有才而贤能的人，便屈身礼敬。诗作清峻，曾自言：‘学问还没有充实才资，做官也没有充分发挥才干。’去世时年仅三十三岁。唉，悲痛啊！悲痛啊！娶寇氏之女一人为妻，女儿一人许配给张氏之子。以道的叔弟是侃，幼弟是仁，都在太学求学。按照礼制为以道办理含敛，侃扶柩向西归葬，在明确年月日后葬于新河口的原野。侃、仁哭泣着请我撰写墓志铭。铭文说：‘才臣夭折啊，恩惠将由谁来遍及？守节之臣早逝啊，百姓又将与谁相亲？苍天为何不怜悯啊！’ 亡姊丁千户妻崔氏圹志 姐姐崔氏，名参政，是安阳南郭君的长女。我们崔氏原是山东乐安人。我的祖父拙斋任赵府广有库大使，廉洁爽直而崇尚义理。还未做官住在乐安时，同辈有人急需钱财，祖父总是取出祖母的簪环首饰相助；后来有人忘了道谢，他也不计较，说：‘我已经成全了自己的爱好，心里已经快慰而满足了。’所以终身没有积聚财货。我的父亲二十岁时因好学闻名，外祖父侍郎李公的长女贤淑，正要择婿，侍郎公认为我的父亲非同寻常，便把女儿嫁给他，就是我的母亲。于是我们崔氏入籍安阳。成化戊子年，我父亲游学太学，九月二十二日，姐姐出生在京师。姐姐十六岁时，嫁给千户丁甫的长子玺为妻。千户公的父亲随驾北征，死于土木；千户公当时才十多岁，继母张氏品行端正坚贞，爱千户公如同亲生。千户公长大后承袭父亲的官职，性情严肃厚重，内心有明确界限，不饮酒；即使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说话分析事情也有条理。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母亲从外面回来，他一定叩头问安；有时过了半夜母亲已经睡了，母亲让侍人传话叫丁甫睡觉，千户公仍在窗外叩头，询问母亲白天是否安好。母亲说：‘孩子辛苦了，休息吧。’ 千户公又叩头道谢，即使刮大风下大雨也不停止。我的姐姐聪慧有谋略，年轻时便出嫁为妇，勤劳而谨守礼法，每当公婆有所差遣，总能合乎他们的心意。丁家的外亲到来，她准备器具、恭敬迎候。后来千户公去世，玺承袭官职，字朝用，研习科举业，也通晓诗文。自父亲去世后，家境渐渐贫困，朝用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尚未婚嫁；姐姐怜惜年幼的弟妹，想厚待他们，便顺着丈夫的心意，预先奉承安排。姐姐通晓事理，处理事情果断，很像母亲治家；内外事务都处理得严整，从弟妹以下的人有过错，她便指责并责令改正，众人都畏惧她而听从。我的父亲刚正直率，不善于逢迎，做官所到之处常常失去权势者的欢心，六十岁时致仕回到安阳。姐姐年长而贤德，父母一向疼爱她，即使是儿子也比不上。姐姐每年按时回娘家，父母和她谈论旧事以及农桑的适宜做法，随后饮酒相欢，各自忘却贫困。姐姐得到一果一肉这样的美味，一定拿来供奉父母。父亲做官时，姐姐在乡里，听说父母生病，便夜里焚香礼拜北斗，悲伤祈祷他们痊愈；数月不吃荤腥，父母病愈后才停止。弘治乙丑年生下儿子后患病，此后病症始终没有根除，稍有缓解便又发作，身体于是日渐羸弱。正德十一年正月九日终于去世，享年四十九岁。儿子一人，名始然；女儿一人，嫁给指挥使玉靖的孙子；另有一个男子。唉！过去每当铣要参加春官考试，或在两京任职将要出发时，母亲和姐姐围着我哭泣，常常连哭数夜。每逢节日，她们思念铣，悲伤不能自已。如今父亲和母亲都已年老，我之所以贪恋微薄俸禄、没有立即引退，是因为还有姐姐在。唉！完了，完了！听到讣告的当月，我便写下这篇墓志，并让始然把它纳入墓中。唉，悲痛啊！李公碑

译嘉议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参政李公，名景，字繁，字邦泰，河南仪封人。高祖旺在胜国时任万户；曾祖伯通；祖父原因儿子恒做官而被赠为知县；父亲荣被封为太仆寺寺丞；母亲赵氏、继母杜氏都被封为安人。李公幼年好学，器量风度不凡，研治宋代朱氏之《诗》。成化己丑年考中进士，授陕西三原知县。三原有许多往来淮扬贩卖的大商人，资财积累达数万；每逢婚丧，耗费千金。李公禁止这种奢侈，使之依照制度办理；流民归来，便恢复他们的田地房屋；死者则供给棺材。后升太仆寺寺丞，改任工部营缮主事。二十三年，升虞衡司员外郎，又升都水司郎中，主管漕河。当时漕河淤塞，从淮河到仪真共三百里，船只搁浅不能通行；诏令命都御史和郎中治理此事，唯独由李公承担。李公招募民夫八万人，先疏浚邵伯湖、杨子桥、三汊河，河面都扩至六丈；接着疏浚广陵驿东面，宽度是三汊河的两倍；又疏浚朴树湾，宽度是最初河段的三倍；最后疏浚仪真坝、瓜洲坝，宽度是朴树湾的三倍，深度都比旧河增加五等。李公走在瓜洲堤上，看见东南多有低洼湿地，便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地方？’当地人说：‘这是江潮汇集之处。’李公把水引导出来，由古代札港、刘家湾进入漕河。李公说：‘如今漕河若没有大水流来补济，船终究不能通行。不如趁江潮到来时打开坝闸，任江水向北流入，随后立即堵塞闸口；这样天再下六场雨，漕运就能成功。’当地人说：‘河床高而江面很低，如果不以坝阻挡，河水都会流入江中。’都御史以下的人都说李公的计策不好。李公说：‘江水原本平缓，只是潮来时猛烈激荡；潮退后，水也容易控制。’于是下令有关官府准备土和石头。潮来时大开坝闸，江水奔入漕河，声势如雷；随后用土石堵塞坝闸。过了几天，大雨使漕河水势浩大，漫到堤岸，船只于是大为畅行。河流经过徐州，冲荡城墙，几乎要侵蚀城池，居民震恐。李公修筑石堤，河水便不能造成危害。弘治六年，升山西布政司右参议，主管粮储。他曾巡行边境到灰沟营，查看粮仓，发现没有储粮，立即赶赴宪臣处商议，请求朝廷在灰沟营储粮十万石、草料一百万束。不久敌寇入侵，数万骑兵到来，因为早有准备，所以没有缺粮。十四年，升四川右参政，患风痹病，于是致仕回乡。回乡两年后病愈，督课农事，教导子孙，此外没有别的事务。李公是位长者，与乡人相处和善。和悦亲厚的样子。正德九年十一月一日去世。李公的长子运判应祯追念先人的德行，希望把它传给后人作为典范，于是在墓旁刻石，让观看的人知晓。铭辞说：‘啊，李氏父亲，是为国劳苦的臣子；宣扬政令、整饬习俗，使百姓大为遵循。悠悠向西而行，有志向却未能施展。云层笼罩郊野却不降雨，使我们的农人困苦。大河水势滚滚，我的居处就在河滨。时局正动荡不安，正直之人因此频频受挫。谁能使他的志向屈服，谁能使他的身体弯曲？啊，李公啊，美德长存无穷。’ 孙汝宗墓志铭

译我的朋友宿山先生孙君汝宗省视母亲后返回郡中，因患疮病去世。铣穿着缌服，前往汝宗的弟弟、编修孙远宗家中哭悼。远宗请求把兄长归葬故乡，皇帝下诏准许。于是他请铣撰写墓志，说：‘这是兄长临终的遗命。’唉，悲痛啊！汝宗名绍先，是山西代州人。曾祖名才，祖父名胜，父亲璋乡试考中第二名，未做官便去世。后来因汝宗的缘故追赠翰林院检讨、征仕郎。母亲张氏被封为太孺人。张太孺人于成化癸卯年九月二十三日生汝宗。在此之前，太孺人的姑母丁夫人曾感应奇异梦兆。汝宗刚会说话，就常拿书和笔玩耍；五岁能作对句，七岁能写文章。检讨公以《易》教授诸生，有人未能考取乡试而心怀疑愤，汝宗便举出检讨公的旨意加以分析，往往正合诸生的意思，而当时汝宗还没有研治《易》。十三岁时，文思迅速涌发，书籍只要看过便不会忘记。如今的少宰凝斋先生王公当时任提学副使，读到他的文章，大为惊异。弘治戊午年，检讨公去世。汝宗十六岁，按古礼办理丧事，不采用佛教仪式。服丧期满一个月后，加冠。辛酉年娶田氏，即现在的孺人。甲子年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过了三个月，丁夫人去世。汝宗以嫡孙身份奔丧，安葬后便住在墓后的瓦窑村贵舍。各位叔父强令他进城，汝宗哭泣着辞谢说：‘这是先父的遗志。’起初，检讨公曾说：‘我年轻时多病，母亲养育我，辛劳超过抚养其他弟弟百倍。自从丧礼废弛以来，天下缺少仁人，难道一定要庐墓守丧吗？只愿稍微竭尽心意罢了。’正德丙寅年，胡人进入雁门，乡民带着老人孩子进城躲避。汝宗不为所动。当时邻郡的士人都来跟随他学习，讲论三坟等古书，敦厚礼让。汝宗早晚都吃蔬菜素食，诸位士人也没有饮酒吃肉的。那时瓦窑村一带一片肃穆清静。戊辰年服制期满，进京，恢复庶吉士之职。己巳年授翰林院检讨。癸酉年奉诏在司礼监书堂教授。甲戌年礼部出资请他充任会试同考官。乙亥年充任经筵官。四月回代州，九月田孺人去世。第三子崔壮夭折。第二年三月，张太孺人命汝宗的女儿嫁给大同柴氏，婚礼完成后汝宗去世。时间是六月十一日，享年仅三十四岁。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年幼。长子胤昭聘娶太原张御史之女，次子胤蕃聘娶梁监生之女，女儿许配给弋监生之子。汝宗身材高大，面方，目力不能看远，天资机敏，性情正直，少有匹敌。不合乎他的志向，即使极其尊贵的人也不能使他屈服。他说话一定守信，已经决定的志向不会有丝毫改变。为人处世明白世务，遇到事情刚要行动，若与做事者的意向相反，便总是预先指出：‘某事如何？某事如何？’后来果然如此。他心胸狭窄，容人较少，遇到不平之事，言语脸色都很严厉，不顾别人能否承受。曾说：‘应对事物而能够随时变化，是圣人的宽厚；内心宽宏而外表像鸟中饴糖般甜美，外表却是奸邪小人的残忍。我向上不敢奢望成为圣人，向下又以奸邪小人的行为为耻。我即使因此获大罪过，但内心并没有别的想法。’起初研治《易》作为举子业，文辞刚健，旨意深玄，又旁通四经的大义。阅读各代史书和濂洛诸家的学说，成熟而有裁断。进入翰林后，阅读《左氏》《国语》以及秦汉人的著作，非常喜爱，说：‘六经尚且不容易赶上，如果一定要写文章，这些书就是规范啊！’每有创作，总要仿效它们，经过很久才能写成。文章古雅刚健而有辩才，每当意思表达尽了，还能另发新义，会聚旨意与辞藻，辗转承接而成篇。汝宗研治经书，并不完全采用传注；所发掘的都是大义，不把某一句或某一字当作奇异。他说：‘古人把行为当作言语，所以文章简约而切中；后人把言语当作行为，所以文章烦琐而……’ 从前孔子所作的文章已经很盛大了，然而到了晚年才开始作《春秋》，只用一年便完成。那些研究传注之学的人，从壮年到老年还不能确定其义。他们难道都能完全得到圣人的本意吗？检讨公刚去世时，汝宗便把弟弟们召来教导，严厉而恳切地训诫，没有人敢不努力。远宗专心研究古学，跟随兄长进入翰林院。小弟绍魁在各地学校中很有声名。汝宗所作的字辞、序、记、碑、表、书、赞，共一百多篇。铣自弱冠起游历四方，结交当代士人；与汝宗一同进入翰林后，才彼此亲善，内心喜爱汝宗的贤能，认为他必能对世道有所补益。铣心胸狭窄，看汝宗时比他更甚，而汝宗并不以此责怪我。唉，悲痛啊！悲痛啊！铭文说：‘唉！唉！为什么天资如此丰厚，却吝惜给他的施展机会？唉！’ 祭孙汝宗文 唉！我的汝宗，你竟突然到了这个地步吗？从前汝宗在京师做官，把我当作可以交友的人；时局多变，便同我长时间饮酒，畅谈英伟的议论，排遣羁旅中的情怀，约定将来献身于世以济世救民。人们多讥笑我们说：‘为什么沉溺于这些事而荒废学业呢？’我和汝宗约定研治经学、写作古文，扫除近代学术的蒙蔽，追寻先贤的见闻，形成一家之言，以辅助圣道。众人都指责我们喜欢标新立异，即使先生和长者也认为我们二人所做之事危险，难以成功。唉！讥笑我们的人知道我们的过失，却不能体谅我们的心；反对我们的人拘泥于成见，不能与我们共同理解道理。如今汝宗已经去了，我将独自立身于世吗？还是将一事无成呢？当初我们同辈进入翰林时，山东穆伯潜和你兄长都观察我，我知道你们二人曾对人说：‘这个人有才华而聪明；这个人诚实。’如今伯潜行事坚确、学问深邃，气度平和、文章典雅，只有铣我疏放昏弱而一事无成。己巳年，唉！在幽冥之中，你或许会怜悯我吧？唉，悲哀啊！河风叙

译孟仲甫入朝觐见时，利用闲暇宴请朋友。何子、李子、薛子三人各自作诗赠给他。这些诗体仿拟唐诗，辞意发自真情，陈述劝诫以讥刺世道，大概还保留着古代讽谏诗人的遗风。这三个人都居住在黄河以南，想继承《国风》《雅》的传统。史铣通晓古今变化，明白治乱的权衡，于是题名为《河风》，并为它作序说：‘君子处于世间，得志时便伸张自己的主张，不得志时便昌明自己的言论。昌明言论，就是讽谏；讽谏，就是促使人向善。不指出原则，人就会迷惑；不加以启发而使其达到完备，实际事务便无从遵循。’从前周朝衰微时，大夫们曾讥刺时政，天人相通的道理、辨别邪正的门径，都由此开启。因为内心有深切的感受，所以有切直的文章；因为怀有隐忧，所以有含蓄的意味；因为具备广博的学问，所以有极其深刻的政治见解。然而他们从未越过应有的原则。我看那些不得志的士人，刚强之气受到挫折，必然在情感上愤懑；正义受到阻抑，必然激愤而流于放纵。忠义对于人，正如饮食一样。愤懑激越，就会失去驾驭常理的能力；气是公正的，心是审察事理的。过于激越就会走向偏执，过于愤懑就会更加愤怒，想求得行为合乎中正，是很少的。水是天下最平的东西，水流冲下而触到石头，波涛便轰然作响，这当然不是普通积水。这种变化，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所以，偏颇的感受不足以经纬事物，粗劣的议论不足以安排事务，放纵情感的声音不足以协调志向。唐代人穷困而善于悲歌的，李白、杜甫就是这样。然而他们在所给予的处境上有所乖舛，在所任用的方面有所颠倒；那正是德盛之时，并不是抛弃人才的时候。所以君子将要启发别人，先要调和他的心；陈述政事，先要使听者富有承担它的力量。不要用藻饰华丽损害朴素，不要用浮夸荒诞毁灭真实，不要用虚饰文章混淆实际，不要用偏颇见解破坏公正，这样之后，人们才都会听从他。这三位先生，是怜悯孟仲甫忠诚却遭毁谤、才器宏大却任用微小、胸怀高尚而坚定自守；这就是《河风》的意义。宣府仓露台碑 古人说：‘天子有道，防守便在四方夷狄之外……’吃饱了粮食，就会想着扩张，因此不可以没有防备。我观察本朝设置防线，险要之处深入朔漠，延伸纵横遍及西北，所以没有广大军队就不能周密防守，没有充足粮食就不能巩固形势。宣府有三座粮仓，名为宣德、宜义、宣政。凡是尚未收入仓廪的粮食，都露天放在庭院下，混入沙砾，遭受风雨毁坏，运输者长期为此困苦。正德丙子年夏，户部郎中大梁人李志学与佥都御史王纯谋划，命通判孙各在庭院下修建露台，外面用石头围住，中间铺砖，台基层层垒高，以尺计量；宽度延展，以丈计量，使露天堆放的粮食不再遭受其他损害。百姓运输边地粮食，其价格比内地高出数倍；粮食被揽户侵吞，又被官吏压低价格，所费便又增加数倍。我听说从前的郎中中有三原人秦伟，力量足以抵御强暴，才智足以谋划粮谷，百姓赴边运粮，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李君用宽厚来救济他们，用安定来维持秩序。因此，险要不能依恃，贵在上下和睦；财富不能据为己有，贵在政治公平。这样看来，宣府将要安宁了。序医 我在京师任官十年，一直想找到当世能够穷究根本、通达真实的人与之交友；又从医药方技中寻找，希望得到这样的人。事情，是形势停留、积聚的结果；事物，是变化生成的结果。懂得事物将发生变化的先兆，才可以同他运转形势；掌握事物变化的枢纽，才可以同他布置教化。这两点都通达了，天下事情的根由就可以完全了解。王医坤是蜀人。王医治病，通晓黄帝、岐伯的医理，心中不沉溺于其他学说，所以能够思考变化的根由，察看事物的适宜。病属热，不一定用热性药物治疗；病属寒，也不一定用寒性药物治疗。曾有两个人，一个因劳累而瘦弱将死，一个因热病而口中流血。王医用黄药治疗劳损者，用温药治疗热病者，药一入口，疾病便消除了。因此，疾病产生，不过是人体一气偏颇，侵入其他经脉，又因与逆气相激，随后各个身体部位在发病处出现病变，使本来状态变得昏暗。即使每天投药，如果不能单独奏效，反而扰乱其气，就又会造成危害。所以，高明的医生使疾病尚未形成便消除它；能够消除已经形成的疾病，次一等；等到疾病发作才治疗，是下等。唉！明白这个道理，用来治理天下，难道不就像把一切呈现在掌中一样吗？奏乞养疾疏 臣年轻时患吐血，壮年后多病，近来又连续患伤寒，遂成痰病，两耳常常鸣响，右腿深处疼痛。自今年春天因事过度劳累，痰火大作，每当听到人的声音，就惊悸出汗，头晕而失去知觉，胸腹胀满，不能进食饮水。臣深切想到，过去的疾病屡经治疗仍未痊愈，如果不居家闲处、安静调养，必定会导致身体痿弱、性命丧失。如今既不能供职，领取俸禄也只是徒然耗费。伏望皇上怜悯臣多病，保全臣这微薄的生命，请敕令吏部放臣回归原籍调养。疾病痊愈之日，臣再前来供职。臣不胜感恩之至。彭生名字解 蜀地的彭生道与子滂交游，我给他取字夷仲。彭道辞谢说：‘先生给的命名真宏大！请问“道”的含义是什么？’我回答说：‘人有名，是为了区别这个人；名之外还有字，是为了尊重这个名。名字和字都很美，但如果不修养德行，世人就没有什么可用来称道他的。自从谈论性命的言论繁多以后，人们都困于玄理而驰骋辩说，必然忽略实践，反而败坏了切近的事理。高远之处，必须从低下处达到；栋梁之处，必须有根基。不能经过低处，就不能登上高处；根基不牢，栋梁必然倾斜。因此，喜好奇异的人多有叛离，喜好辩说的人多陷困穷，喜好新异的人多走旁枝，过分深挖常理的人多受欺罔。所以君子对待大道，应修习能够持久实行的，急于做好切近要紧的事，勤奋用力而不勉强去做尚不能做到的事，弘大志向而不强行追求难以达到的境界。这样以后，实际功业积累而根基稳固，便能逐渐通达更高的境界。’ 书王司马晋溪录后 大司马晋溪先生王公把他的文章给铣看，我读了一个月，已经完全领会其中旨意。唉！学术衰废，是因为人们把自己心中所喜欢的东西当作道，把华靡的言辞当作文，于是行为有违背世俗的地方，言语也有时背离实际。先生的学问精粹，发言时常常显出审慎，言论确切，境界高远，实在难以企及。议论总是重复自己的话，像商人贩卖货物；言辞必定袭用别人，像小孩子学步。因此，义理相合，礼制都可以用来治理世事，不一定非出自先王；道理通达，言语都可以用来说明事物，不一定非要援引古人的说法。所以说：关起门来造车，出门时车轮自然合辙。若不是先生这样的学问，谁能做到这一点呢！经筵讲义

译“希望你和你的同僚没有不同心的，都同心协力匡正你的君主，使他率先遵循先王的道，发扬我高后的德行，以安定万民。”这是《尚书·说命》中高宗命傅说时说的话。“乃僚”指傅说的同僚，“乃辟”是高宗自称，“先王”指商代历代守成的贤君，“高后”指成汤。高宗说：“傅说，我既然任命你为宰相，让你辅佐君德、接受教诲，你又应当以人事奉君主。如果你的君主所做的事不合理，你就和同僚同心协力加以匡救，务必使他做好事；君主所任用的人不恰当，你也要和同僚同心匡救，务必使他任用好人。大凡臣子一心为国，都应当志趣相合，不可自行分出彼此。只知道希望君主端正，不要顾念自己的名声；君主只知道希望道能够推行，不必一定要功劳出自自己，这样就不会彼此猜忌争功，心自然就同了。然而你和同僚同心匡救君主，难道一定要取法于异代吗？我先王中有许多贤君，都实践我高后成汤之道，大大彰显了安民的功劳。成汤之道，说到底就是专一于德：不积聚货利，不贪恋游乐，有过错就改正，听到谏言就采纳；选用伊尹，远离不仁之人，使宽厚仁爱的德行真实彰明于百姓，功德增大了才加以任官。” 过去修身、用人、行政，都是同一个道理。直到我先王仍能率先遵循这条道理，所以百姓安乐直到今天。如今你也要使你的君主率循先王的作为，实践成汤之道，以安定万民，那么你辅佐教导君主的责任就尽到了。”臣曾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赋税、军队、器用，都是百姓生产出来的。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都从忧勤中兴起，所以他们制定的法令都以有利于百姓、为后世谋划为原则。只有后世子孙享有成就的基业后，渐渐产生骄傲懈怠，有时徇私偏爱，擅自改变旧有章法，不听取利害之言，不能辨别忠奸，百姓才开始不安，国家也随之动荡。像高宗所说的，可以说是深知治理之道的人了。臣等恭愿皇上遵守圣祖划一的典章，体会列圣继承发扬先业的心意，任用贤能、斥退奸佞，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那么达到高宗那样的治理就不难了。臣等不胜殷切期望。正德丙子二月 季康子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敬重我、忠于我并互相劝勉呢？”孔子说：“你以庄严的态度面对他们，他们就会敬重你；你孝顺父母、慈爱众人，他们就会忠于你；举用善人并教导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互相劝勉。”这是《论语》第二篇中孔子回答季康子的话。季康子是鲁国大夫季孙氏，名肥。有一天他问孔子说：“我想使百姓都敬重我、事奉我而不敢怠慢，尽忠于我而不敢欺骗违抗，互相劝勉行善而不敢作恶，究竟要怎样做才能使百姓这样呢？”孔子回答说：“以庄严的态度面对百姓，他们就会敬重你。‘临’是面对百姓，‘庄’是庄严。处在上位的人，是百姓仰望的对象；面对百姓时，端正衣冠，尊重自己的仪表，百姓从仰望中自然会敬畏你而不敢怠慢，这就是‘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孝是孝顺父母，慈是慈爱众人。处在上位的人，是百姓的表率；在家中尽子女的职责侍奉父母，推广仁爱之心来爱护众人，百姓从观感中自然会尽忠于你而不敢欺慢，这就是‘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善，是才德值得称道的人；不能，是才德尚未成就的人。处在上位的人，对于百姓中有善德的人，应提拔任用；对于能力不足的人，应诱导扶助、勉励教诲，不要轻易抛弃他们。这样百姓都知道行善是好的，能力不足者也可以逐渐进步，不久也会成为善人并被举用，人人都会互相劝勉行善，这就是‘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所问的，专门是在百姓身上寻求效果；孔子教导他，却只要求自己尽到道理。因为人人都有同样的道理，我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效果自然会出现。臣看孔子这句话，不只是告诫鲁国大夫；君主治理天下，也不过是这个道理。庄严固然表现在容貌上，但必须在深宫无人之处也始终敬慎，和在朝廷上有人看见时一样；涵养纯熟了，自然举止合乎道理，端正而庄严。如果在深宫无人处放纵，到了朝廷才收敛作出庄严的模样，便显得做作不自然，百姓即使敬畏，也只是畏惧法度，并不是出于本心。孝，是体察父母的心意，专心行善，善于继承并发扬先人的事业；慈，是把百姓看作自己，给他们实际的恩惠。如果只把顺从奉承当作孝，发布一道温和的诏旨，说一两句忧恤百姓的话便称为慈，实际上既不为百姓兴利，也不替百姓除害，久而久之民心离散，旧有章法全都废坏了。询问众人的公论，知道某人确实是善人，才把事情交给他；看出他确实有才能，而且出于实心，不求名、不图利，便切实任用他，听从他的意见，任凭他去做，这才是举用善人。仰望皇上圣明的天性早已成熟，又能任用贤能、采纳谏言，仁厚孝顺、温和敦厚；这三方面本来就能自然相合。只愿皇上不要把臣等所讲的圣人之言仅仅看作旧事，退朝讲论之后仍常常反复思考，并一一付诸实行，这实在是天下臣民最大的愿望。恭请圣明留意。嘉靖二年四月。【退集／卷之三】《规资》《喻间》《元城县修学碑》《辩异》《刊元城先生语录叙》《周秀才诔》《殷近夫墓志铭》《岳鄂王庙记》《董汤民墓志铭》《杨公墓志铭》《张知州祠记》《磁州儒学修造记》《衢州府同知姚公墓志铭》《刻文章正宗序》《四使图记》《赠袁大理序》《安阳县修学记》《明伦堂记》《张侯碑》《百泉书院重修记》《歙县教谕赠监察御史潘公暨配孺人张氏墓志铭》《漳涯先生配恭人刘氏墓志铭》《王山人薄命辞跋》《邺乘序》《庸书》《南京光禄寺卿张公墓志铭》《邺兵议》《四贞祠记》《洹词》卷之三《退集》，收录丁丑至壬午七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