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词卷之九　　　休集

译碑志盛行了，史书就虚伪了。唐诗兴盛了，教化就消亡了。书信完备了，朋友交往就泛滥了。表章笺启充满谄媚，君主的志意就骄纵了。诰命制书讲究对偶，臣下的报答就轻薄了。贿赂财物流通，馈赠礼仪就丧失了。专门从事科举应试，经典学问就浅薄了。登第容易了，具备全面才能的人就被轻视了。右第十一章。君子不幸而被小人赏识，应当及早同他决裂。小人难道真是爱好德行吗？不过借此厌弃众人的议论，夸耀自己的党羽罢了。《易经》说：“包容小人而承顺他们则吉，大人则否。”所谓包容，是表面上相互容纳；然而内心实际上各不相同。所以说“否”，君子和小人不能共同做事；因为熏香与臭草不能放在同一器皿中，等到彼此分裂离去时，自己已经被玷污了。荀爽对董卓，杨氏对蔡京，以及范仲淹主张调停，都可能丧失国家。《易经》说：“坚定得像磐石，不到一天便能决定。”孔子赞叹说：“是万众所仰望的。”右第十二章。子游说：“丧礼要把哀痛充分表达出来就停止。”意思是说，凡是能够用尽感情的地方，都要做到极致。因此，极度悲痛，是哀伤从内心发出的表现；身体瘦弱、面色黑暗、捶胸顿足，是哀伤从容貌身体发出的表现；只喝粥和水，是哀伤从饮食发出的表现；穿齐衰、斩衰，是哀伤从服饰发出的表现；居处简陋，是哀伤从居处发出的表现。所谓“充分”，就是推展到极点。五方面有一方面没有做到极致，就不能说是充分。想缩短丧期的人，怎么忍心这样做？然而孝子的心情，哪里有穷尽呢？所以说：“有终身的丧服之心。”有人说“做到这里就停止”，是因为不能毁伤身体以至于损害生命。议论者根据《礼记》中的说法，讥笑它过于崇高，是不对的。右第十三章。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质朴的本质就够了。”这大概是老氏的议论，讥讽孔门修饰文辞礼仪，所以子贡极力说明没有文饰是不行的；若不这样说，就无法纠正他。譬如用黄连去除热病，用附子救治寒病，事情各有适当的处理。孔子也说：“礼仪，与其奢侈，宁可俭朴。”这并不是平常处事时的衡量之言，所以前代贤者的义理，不要轻易诋毁。右第十四章。资质中等的人只要不懈怠，就可以少犯过错。年老而仍勤勉学习，叫作有始有终。右第十五章。慎独，是学问的枢纽吧？口头答应而内心违背，外表勉强而志向相反，事情在刚起念时就改变，义理却靠袭取他人而成，这些都是慎独的蛀虫。功业如齐桓公、晋文公，辞令如贾谊、司马相如，勇力如孟贲、夏育，玄妙如庄子、列子，如果内心驳杂不纯，又何必借助这些外在表现呢？这是把它们置于外，是激发它们，是放纵它们。镜子不因与人有仇而分别美丑，秤不因偏爱物品而失去轻重，大气遍布万物而挺立者承受它，洪炉熔炼金属而质地良好的便跳跃出来。右第十六章。懂得了，才能果断；实行了，行为才能真实。知道帝都的盛况，贤者愚者都听说过。向人询问，考察图籍，参照五方面、比较衡量，以求得实际情况，都不如亲自到那里观看；然后内心才会真正感受到它的盛大。右第十七章。勉强矫饰，不如积累感受；考订辞句，不如玩味意义；张扬事情，不如默默成就；不停向外求取，不如静心涵养。右第十八章。彰明明德的要领，大概只在于顾念自己的心吧？经常存养它，本性便显现出来；静，是澄湛；动，也能澄湛明照。所以只需不断提醒、振作自己罢了。眼睛明亮时看东西，细微的毫毛也没有什么能逃过它；闭上眼睛，即使泰山在面前，也会黑暗得看不见。闭塞了我的顾念之心，难道是因为懈怠荒疏吗？右第十九章。人的内心有邪思，也有妄念。邪思就是贪求；妄念就是觊觎。贪求自己可以得到的东西，觊觎自己难以得到的东西。越动念越放纵，越放纵就离目标越远。因此，邪念一出现就要觉察，一觉察就要截断它。有时澄清内心，有时探究义理，有时研习圣学。时间久了，内心就会安定。右第二十章。求学者改正过错，要追究自己当初动念的原因并把它除去，这样它就不会再次萌发。右第二十一章。求学者有两种毛病：学问积累还不深厚，就急于运用；德性涵养还不足，谈论却已经过多。右第二十二章。读经时有所见解，办事时结合具体事情，检验经书的旨意；这样最终遇到变故也不会惊骇，就可以应付变化了。对浅近的言语不轻易亲近，就可以发布政令了。小事都能谨慎，就可以举大事了。仆婢都能服从义理，就可以役使百姓了。右第二十三章。接触凡夫、听到世俗议论，应当回应还是沉默？选择可以回应的，推明义理，用正确的话说明它，可以这样做。右第二十四章。心意专一存于此，叫作敬；发自内心，叫作诚；顺循本性，叫作情；合乎情理，叫作恕；把恕心发用于人，叫作忠。右第二十五章。古代没有闲散的民众。士人都有确定的职业，兢兢业业地做事才是实际功业；无所事事只是虚浮的享乐。《学记》所说的教育有七项，端正容貌、修治职事以及诵读讲说只是其中一项。如今的士人终身诵读讲说，其中下等的还学习不合乎正道的言论。唉！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右第二十六章。太平时代风俗淳厚而崇尚实行，所以士人观察而向善；衰乱时代风俗浇薄而竞相夸谈，所以士人起而喧哗。古人使道德归于一途，风俗就会一致。这就叫修养实行。要求君主满足私欲的人眼中没有君上，非议圣人的人眼中没有法度，非议孝道的人眼中没有父母；这是用来拒绝邪僻、确定行为，使百姓趋向正道和天然伦常的。这与后世辨析古训、争论字句不同。右第二十七章。良心丧失，百姓就会迷失方向；百姓迷失方向，公论就会混乱；上面没有办法驾驭下面，下面也没有什么可仰望于上面，那么《诗经》所代表的教化就消亡了。人的恶行若不在当时的舆论中受到非难，又把罪迹留在史册上，那么大奸之人就会横行而无人忌惮，人的欲望流荡起来，又哪里有尽头呢？孔子担心教化衰败，所以作《春秋》以阐明王道、申明周代典章、辨别是非、昭示劝诫。为什么要让它被传注扰乱呢？三家传注尚且还有准则。自啖助、赵匡以下，创制前所未有的说法【例如“季姬使鄫子来朝”之类】，凭个人独见，称为实录；凡是说法浅陋、笔力低下的，就贬称为书法；又用琐碎文字和苛细条例来穿凿它，直到今天仍没有弄明白。这难道不是后人的责任吗？右第二十八章。说“会”、说“盟”、说“遇”，是记载私下交往；说“朝”、说“奔丧”，是说侍奉天子的礼制已经废弛。翚、侠彄、无骇还没有改变氏族。公子友以下的人，一出生就有氏。凡此大概都是为了显示旧章逐渐衰落吧？从典谟中寻求圣学，从《周礼》中验证法则，那么诸侯的罪过就明白了，孔子的志意也实现了。右第二十九章。归还给君氏赗赠，考察宫室时使用八佾，这些事情都记载仲子。先君失礼，又两次取用臣下，后人不能追究议论，所以把它们连同人情一并处理。闺门之内嫡妾的区别，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因此《诗经》开头是《关雎》，《春秋》详记仲子。申生、齐昭公以及荼因杀身亡国的祸乱，都是从嫡妾名分混乱开始的。右第三十章。求车、接受赏赐任命，跟随讨伐叛逆，送姬姓王室女子归去，与诸侯交往，这些都是征伐、礼乐之事，国家可以自行专断。成公、宣公以后不再记载，是因为王室更加卑弱，诸侯离散，形势必然降为普通人家罢了。唉！右第三十一章。罪过没有比弑君更大的，恶行没有比鲁桓公更严重的。隐公自处于摄政之位，行事多有退让回避，实际上有意让位给桓公；孔子记作“君氏卒”，正是显明这一真实情况。只是到晚年仍迟疑不决，羽父和公子允恐怕另有蓄谋。右第三十二章。

译桓公、宣公都记载“有年”，是记载百姓的庆幸。当时大伦败坏，灾异接连出现，百姓仿佛无法维持生计，却得到丰年，难道不是上天在帮助他们吗？所以记录下来以记载异常。什么异常？人不体恤百姓，而上天却勤勉地救助他们。右第三十三章。祭公违逆，后来所记载的礼制仅仅保存下来的部分，仍然没有废去告朔的羊。夭子内后，鲁国君主昏乱便记载下来。传注者责备祭公，贬斥天王，除了季女之外还有谁呢？是不是过于深刻严厉了？有人说：“纪，就是记载事情。齐国想废掉纪国，只是天子不能保存它罢了。”右第三十四章。天王败逃不加记载，诸侯则以自行逃奔来记文，是为了保存大义名分。若说“臣某驱逐某侯”，后世拿什么作为训诫？后世的史书，几乎成了辱骂。《春秋》措辞谨慎严整，含意却温厚仁慈，就像上天养育万物，任其自然生长，不急迫，也不滞塞。所以说：“《春秋》，是表现性命之理的文章。”后世谈正统的人，把僭越篡窃的君臣也必定写入，死亡年份还要分别作注，件件都加以贬斥削抑，这难道是任凭忿怒发挥作用吗？右第三十五章。单伯送王姬。秋季，在城外修筑王姬的馆舍。王姬已经长久住在鲁国了。齐国因为弑杀桓公的缘故，夫人还要退居别国。襄公难道敢安然在自己的国家营建宫室吗？所以在城外为她修筑馆舍。左氏记事详细却义理鄙陋，《公羊传》《谷梁传》阐明大道却感情疏略。右第三十六章。纪侯完全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称“大去”是尊重大其名号。只记“去国”，与逃奔不同，不加“大”字来表示异常。谷梁说：“是不遗弃一人的说法。”纪侯未必真的得到所有人的同心拥戴。大概就像太王离开邠地，带着亲属一起走；至于礼仪、文章、器物等，如果还要一一处理，离开国家都来不及了。何况舍弃社稷人民这样重大的事情，难道还计较这些小事吗？太王居住在西部边远之地，有空旷土地可以迁徙；纪侯处在中原，百姓像蜂群星罗般聚居，各国各有君主。所以先主孔明也只谋求西蜀。春秋时代令人悲伤的是王纲坠落，而弱小国家不断灭亡，一个遗留的媵妾还屡次成为祸端。晋国兴起后，灭亡诸国，断绝其世袭。这样的做法固然符合孔子的道吗？右第三十七章。管子、荀子说子纠是齐桓公的兄长。韩宣子把桓公说成僖公之子；讨伐齐国，若在国内拥立子纠，那么子纠是齐国公子就明确了。若小白不系于齐国，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这样的书法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为了说子纠应当继位。小白都是庶出的公子，没有嫡子可以立。小白贤能，国氏、高氏和齐国人亲近他，便拥立了他。大乱之后，若没有才能便不能处理事务；在困顿中建立诸侯之国，使国家复兴、解除危难，这是孔子所赞许的。宋襄公讨伐齐国，《春秋》不记“内”，是昭公把罪过归于桓公，显示他废弃内政修治的积弊罢了。右第三十八章。《春秋》记文姜去世，和记小君相同，正如记桓公、宣公即位一样。像文姜这样罪恶深重的人，仍按完备礼制送终；臣下难道不忠，而上天讨伐废弛又已经很久了。因此哀姜再次作乱，行父在国内行贿，意如驱逐国君，晋国人庇护贼臣；若《春秋》不修，民间伦理还剩下多少？右第三十九章。齐桓公称霸时，若放过宋万、庆父的诛讨，假如讨伐这两个贼人，那么不必等待晓谕，人的伦理纲常自然就会明白，良心奋发，功绩也超过讨伐楚国。只知道攘除夷狄，却忽略端正中原；只知道保存亡国，却忽略保存人心，这是失去本末。右第四十章。《春秋》对于公子入国争夺君位的事，就记作子纠、小白、展舆、去疾；辨别伦理关系，则记作荼和阳生。齐昭公掩盖罪过，桓公、夷吾、重耳各自入国，所以略而不详。《春秋》辨别嫌疑，区分相同与不同。右第四十一章。处父推荐赵盾，射姑杀死处父，赵盾驱逐射姑。国君去世而臣下各自结党，这是强大家族互相倾轧。宋国的华氏、向氏，齐国的崔氏、庆氏，卫国的孙宁，鲁国的归父，以及晋国的三家私门，纷乱成这个样子，最终都覆亡了自己的国家。大概长期掌握枢机，结党朋比；赞誉并依附他们的人得以进用，忤逆并远离他们的人就不被诛罚，于是游说者替他们制造说辞，掌政者为他们建立根基。家族积累了泰山般的安全，国家却像累卵一样危险。根基已经形成便难以移动，蔓藤燃烧起来也无法扑灭。所以说：“即使有善人，也没有办法了。”如果依照三传的说法，处父是受任用后把情况告诉国君的忠臣，怎么能说他有罪？右第四十二章。晋国弑杀国君州蒲。大概弑君者应当掌握国政而使国家灭亡；能够以国名报告弑君之事，所以称为“晋”。赵盾不是那一类人，狐氏不能书写弑君；崔杼也不是太史，不敢书写弑君。赵盾使国家富强而求取名声，崔杼依靠宗族强大而没有政令，因此二人尚且可以使自己的正直得以实现。赵盾是奸邪，崔杼是横暴。书偃更加暴虐，倚仗众人，鼓动愤怒。晋厉公除去逼迫而掌握权柄，是想把持权术，只是刚愎而失去中道。晋厉公德行浅薄而功劳很多，谋虑短浅却屡次得志，所以最终失败。传注者为什么深深怀疑、过分求取呢？君主和父亲就是臣子、子女的上天，岂能由臣子来衡量他们的得失？宋昭公无道，晋厉公名声恶劣，直到今天学者仍习惯这样说。子鲍在宋国专权，书偃在晋国专权，他们的党羽替他们制造说辞。把罪恶和杀戮的羞耻分别归于人，君主不成其为君主，像蔡般、陈平、国齐、光极等人已经到了极点。《春秋》依照惯例称晋，而认为悼公贤；记书偃得以逃脱刑罚，是畏惧他的势力不可抗拒。唉！晋国没有臣子太严重了【何粹夫说：弑君而称国名，是掌国大臣的罪；而国人中有共同谋划者，旧说以此为长。】右第四十三章。齐桓公诛杀哀姜，晋文公把周王室女子纳入后宫，晋悼公讨伐鱼石，这才确定了称霸的权柄吗？人伦稍稍明白，纲纪粗略建立，这就是所谓借助外力来实现吗？所以儒学所讲的王道，只是修明常伦罢了。右第四十四章。戍守虎牢。有人说：“这是责备郑国不能据有虎牢。晋国之所以有霸主名号，是因为攘除楚国；楚国之所以侵扰中原，是因为得到了郑国。如果郑国能够守住虎牢，楚国就不能侵扰中原，否则中原就会大乱。这件事可以这样做吗？不可以吗？王道已经衰微久远，晋国君臣不知道其中原因，但这也不是他们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姑且考虑一时的安定，那么这次戍守的功劳就很大了。”右第四十五章。世道不会永远穷困，所以《春秋》以获麟结束。严冬阴寒凝结，却孕育阳气；树木枝干光秃、叶子凋落，根部却萌发新芽；谷苗即使化为灰烬，仍有生机存在。传说中的真实意义是：世道虽然大乱，上天仁爱百姓、开辟治世的道路并没有消失。纷扰的会安定，深沉的会显现，被遮蔽的会消尽，光明的会发露。这就是所谓获麟吧？圣人把它记录下来，以开启后世贤哲的志向。所以说：“使万物生生不息，就是《易》。”唉，意义多么深远啊！右第四十六章。抛弃《诗大序》而谈《诗经》，违背左氏而谈《春秋》，就更加荒谬了。大概道理可以用来知道事情的终极，事实必须依靠真实记载来彰显，何况是在千年之后呢？《大序》深厚精粹，不是卜子夏不能作成。到了丘明的时代，各家同时兴起；如果没有窥见圣道，乡信不会如此坚定；如果没有看见国史的始末，也不会记载得如此详细。只是他采集得过于广泛，妄加评议罢了。从获麟到智氏灭亡，恐怕是后人续写的。右第四十七章。

译文王的诗称为“雅”，就不符合天下的情况，因为文王当时还没有称王；称为“风”，又把它降同于列国，而它其实是王业的根基。把它视为列国之风便降低了它的地位，尊奉它为王诗又不合事实。所以另立名称，称为“南小雅”，又说“以雅以南”；这些大概都是太平时代的声音吧？右第四十八章。周朝的王业，太王奠定根基，文王使它安定，武王使它完成，周公使它长久。周公是臣子，却有天子的功业，所以他的诗自成一国，称为《豳》。由于不能得到君主的重用，所以成为变风。孔子编次《诗经》，开头列二南，说“王业从这里开始奠基”；末尾列《豳》，说“王业已经成就并昌盛了”。因此反观十二国的变风，安慰桧、曹之地的思绪，开启《小雅》的治世之音；除了周公，谁能做到呢？右第四十九章。孔子把《绿衣》以下四篇诗保存并列在开头，是用变风来验证二南的教化，并不只是为了记录怨女罢了。因此周朝得到贤德的后妃，便形成二南的教化；卫国失去庄姜，便招来狄人的祸患。所以《诗经》以《国风》开头，是从性命之理出发来端正人伦；礼制从冠礼、婚礼开始，是彰明根本征兆并防止将来的变乱。右第五十章。卫国自从庄姜得不到回应，宣公不履行父亲之道，宣姜不守贞节，于是形成了卫国的淫乱风气。《鹑之奔奔》开头先确定这一点，中间写明卫国灭亡的原因；《木瓜》作为结尾，写明卫国得以保存的原因，这是齐桓公的功劳。《载驰》说：“向大国求援，难道真是拯救它的良策吗？”右第五十一章。记录《桑中》来写卫国的淫乱，已经很明显；记录《溱洧》来写郑国的淫乱，也已经很明显。既然确定这些篇章都是淫乱之风，孔子为什么还反复记录它们？风俗混乱，没有比卫、郑更严重的；其次是王、陈、卫。卫国由于宫内宠妾而起，郑国从庄公开始便不把兄长当兄长、不把父亲当父亲；王室从平王开始不把儿子当儿子，幽王不把妻子当妻子；陈国则从太姬喜欢游乐开始。这些都可说是三纲败坏。上天闺房中的私情，起于一个邪念，祸患波及妻子儿女，毒害延及国家，侮辱招来夷狄，污秽流传后世。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右第五十二章。《国风》写到桧、曹，是昭示先王的恩泽。乱到了极点便思念治理，人们的良心并没有泯灭。孔子痛惜周王室大为衰败，无法满足天下人的希望。小国有王室在，对它有利；大国却厌恶王室。因此封建制度废弛，诸侯放纵；诸侯横行，王室衰微；霸业兴起，王泽熄灭；大夫强盛，公室卑弱。君子应当防止趋利的道路。右第五十三章。古代封建的制度是，诸侯各自占有土地，并拥有土地上的人民；这种形势容易分裂而难以联合。天子独立居于上位，凭千里王畿，哪里足以控制万国的命运？只有用德行来安抚他们，兢兢业业、彰明政教，日益严格地治理自身，使诸侯世代享有封地、每年朝见，归服之心日益深厚。禹有涂山之会，成王有六服承奉，史官把这些写入策书来光耀后世。昭王困于水滨，穆王时荒远诸侯不能到来，夷王甚至下堂接受朝见，所以宣王在东都会见诸侯，封申伯，任命山甫，赏赐韩侯；《赫赫》以及秋季的歌诗，都是盛大的功绩。右第五十四章。鲁国大概就是《颂》的变体吧？《颂》歌唱诸庙，鲁国却在朝廷演奏；《颂》是后代祭祀先祖，鲁国是臣下为君主祈祷；《颂》赞美已经成就的德行，鲁国希望君主开创治世；《颂》用于祭祀，鲁国用于宴享。因此鲁颂气势外溢、文辞夸张，是周代文饰发展到极端的弊病。如果不是以商颂承接它，几乎连质朴本性也要灭亡了。桧、曹若没有《豳》，人们的希望就断绝；《春秋》若不记获麟，天道就穷尽。一部经典经过圣人之笔，神妙的功力使教化广大，真是奇妙而深远啊。右第五十五章。孔子整理《尚书》，终于秦代；整理《诗经》，终于商代。商代的质朴，改变成周代的文饰；秦国的霸业，预示王道的熄灭。周朝在上承接商朝，在下终于秦朝。右第五十六章。《诗经·桑柔》描写小人的恶行，有三项：凉，是说刻薄；盗，是说贪婪污浊；竞，是说强横欺凌。《易经·解》描写小人的情状，有四项：狐，是说媚惑；乘，是说僭越窃取；挴，是说依附；准，是说凶悍狠戾。右第五十七章。荀卿真是杰出的儒者啊！众人昏暗而只有他独自明察，这很难；众人一齐倡导而有人随声应和，这很容易。那正是战国时代，荀子尊奉孔氏，谈论王道，解释如何解除蒙蔽，论说人心，不坠入空寂之中，屡遭困厄却不改变操守。先儒憎恶他谈性恶时激愤的言辞，于是推尊扬雄，这难道不是没有作出公正衡量的议论吗？右第五十八章。横渠撤去讲席，几乎使我们的道统灭亡。后人争强斗气，屡次改变说法来寻求长久真实。像闵道卫护圣道那样，实际上只是更加炽盛自己的胜负之心而没有觉悟。唉！右第五十九章。程子门徒中，刘绚大概平正，尹焞大概强毅吧？他们确实守持圣经，异端无法迷惑他们。尹先生大概接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境界。议论者讥笑他没有用处，难道是另有见解吗？右第六十章。许鲁齐是实行笃厚的儒者，刘静修是以志向求道的儒者，吴草庐是博闻广识的儒者。草庐精于考证探索，但也夹杂正反两面吗？陆象山只是把“同抚产”直接当作依据而推尊他罢了。元人称之为陆学，难道不是借此博取声誉吗？右第六十一章。管宁拒绝出仕魏国，是为了保存汉统；刘因辞绝元朝，是为了保存中国。既然生来是汉人的百姓，怎么能趁乱辅佐奸臣来覆灭汉统？何况毁弃华夏的冠冕礼制，作为夏人却去侍奉夷狄呢？静修在愤激的诗中说：“没有君主，愁苦得要杀人。”又说：“夷吾有称霸功业，汉武有雄才大略。”幼安默然无言，难道也没有可以称道之处吗？右第六十二章。刘因怜悯元朝攻打宋朝，于是作《渡江赋》。他的门徒为它申说：“这是在哀悼宋朝。”他题咏梅花说：“西风吹落战尘沙，梦中想到西湖处士之家。”又说：“恐怕江南春色减少了”，这仍然是《渡江赋》的意思。有人讥讽他为元朝效力，有人尊重他说这是忧病宋朝。许先生不陈述攻打宋朝的谋略，而希望通过修养德行来使宋人归附【见欧阳玄碑文】。丘仲深也有重要的话：“不考核事实而任意贬斥，不也是冤枉吗？”右第六十三章。唉！如今的士人，为什么具备全面才能的人这样少呢？大概因为学业容易掌握，不需要深入造诣；年轻而容易做官，不必等待大成。那些才华出众而兴起的人，沉溺于迂曲的辩说、华丽的文章和空泛的谈论，白白耗费时日。考察《学记》的方法，遵守《曲礼》的节文【《人生幼学》一章】，学业依靠实行而成，事情随着年岁而变得熟练。未做官的不要急于求进，已经做官的守住既定资序，这大概就可以了吧？右第六十四章。世上有些大宅之家，房屋奢侈、衣服华丽，用来肆意欺骗诞妄，结交权贵，谋求俸禄官位，培植交游党羽，却都自称是在行道。难道是他们愚蠢吗？还是因为没有什么忌惮才这样呢？古代奸人盗取名声，狷介之士固守狭隘，也会以严厉自守、安于困穷来彰明自己。唉！士人的习气为什么越来越低下呢？右第六十五章。称贺医闾钦，他笃实实行，深沉高雅，坚定不移，也是管幼安一类的人。他教人只以小学为主，已经通达次序了。陈白沙说他没有见识，劝他读佛书，难道名教之外还另有传授吗？右第六十六章。

译御史陈茂烈，是莆田人。他弃官奉养老母，灌溉园子、种植蔬菜。太守怜悯他劳苦，派两个壮丁帮助汲水。过了三天，他前往向太守禀告说：“这是让乡野之人增加事情，也使我的饭食过量。”于是把他们退还了。评论者说：“孝廉的行为已经达到极致了！” 从前任吉安副职的明允公恕，百姓为他建立祠堂，每年祭享。右第六十七章。月川曹端敦厚笃实，介庵李锦清正坚定；他们的学问都谨守朱氏之学，只是有的人还没有达到摆脱因袭近习的程度。他们在荒陋环境中卓然自立。如今士人的习气改变了，百姓的虚伪滋长了，哪里能得到这样的人来纠正它呢？右第六十八章。王虎谷云凤的节操耿介，难道不刚强吗？后来却甘心接受张彩的临幸，接受刘瑾的包容，又与刘瑾的宠人孙聪交往，最终不能相终。古人说：“一熏一莸，十年还有臭味。”即使在危难、事情正剧烈时，尚且不能轻易给予，更何况平常时候呢？那个人究竟是什么心思？难道想和他们共同兴办学校吗？如今翰林、成均以文辞为秩序，清正而爱好文章的人羡慕得到它们，反而鄙视台省而去做属吏。树立节操、建立功绩、著述立言，难道受官职所限吗？庾折刑何等勤勉，却不是忠诚的谋略；在外求取阶梯而丧失内在操守，真是太不思考了。右第六十九章。孔子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出生，这按夏历是八月。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去世，这按夏历是二月，享年七十四岁。出生年月采用《谷梁传》，卒年采用《左氏传》，把庚子移到十月，把己丑改成乙丑。这是《长历》的依据。传述经书的各家，师徒次第相传，何况这两家距离孔子时代很近，出生地又相同呢？司马迁时代较后而且疏略浅陋，我没有依据了吗？宋濂说周代不改变时月，《春秋》把子、丑两月截取到前一年。史书本来就是记载事实，难以凭自己的意思弄乱。君主在岁首即位，周历就是子月。《春秋》在正月记载即位，难道也是孔子把月份移过来的吗？左丘明是周人，正是按他所经历的历法记载。改动月份，是周历本身的错误。如果一定要说圣人替它掩盖，那么天子大辂、乐舞等制度，孔子为什么又要取法虞、商呢？右第七十章。孔子的教诲真是达到极点了！他顺着人的明处加以扩充，扶助人的勇武并加以诱导。子路想把车马衣裘同朋友共用，颜子却推辞把善事归于自己。子路重视意气，颜子通达人的本性与名分。孔子仍然区分自己和他人，进一步说：“使老年人安宁，使朋友信任我，使年轻人怀念我。”这样就把人我两方面都忘却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施加于人，别人也没有什么可以从我这里接受。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上天难道果真无言吗？右第七十一章。人吃五味，用来滋养五气。生病时味觉受到阻碍，气便消耗，所以用药除去疾病，凡是为了使五味能够畅通，这是人的常道。君臣、父子相互生成，桑、麻、谷、粟相互供养；如果有暴民产生，侵犯弱者、冒犯尊长，反常的人伦常道，所以用刑来纠正。严重的聚合党羽，大肆叛逆上位者，所以用兵来制服。暴乱者服从，人的常道就通行了。没有疾病，就不可以试用药物；暴乱者消灭了，就可以减少刑罚、停止战争。甘美的食物和肥腻的膏脂，吃得过多尚且会损伤气，何况是药物呢？更何况错乱地施用药物呢？右第七十二章。修明礼制，使百姓的德行归于一致；删去浮华文饰，断绝邪僻趋向。治理的两个要领，是依循人道的常理，用礼来品评节制，使人不流于偏邪；并不是强迫人去做他们难以做到的事。婚姻不能没有配偶，所以婚礼有六项程序；如果放任苟且相同而停止礼制，就是私下诱导。又不能没有聚会饮酒，但礼制规定百拜而酒只行三巡，是为了防止沉湎饮酒、消除酗酒的祸害。行礼的人，内心敬慎，好像不能胜任自己的仪容，谦恭得好像总觉得不足。那些繁琐文饰、拘束仪容的做法，难道不是失去了礼的严肃本意吗？学习若有所见，见解必然要发为言论；可是倡导荒诞之言，修饰华丽辞句，标榜高论，铺陈浮夸空谈，对人生的实际用途没有益处。不加以禁止，难道不会浪费读者的时间，扰乱蒙昧士人的志向吗？右第七十三章。开设屯田以节省军队供给，禁止市场卖酒以减少粮食耗费，裁减乐籍以保全妇女贞节，重申乡里选举以辅助设置科举，平均田地以制止贪婪，统一盐铁等专卖以抑制末业，崇尚俭朴以厚实根本产业，确定制度以遏止奢侈僭越，简省器物以断绝淫巧；这样百姓便崇尚专一，生计得以完成，良心一旦发露，即使奖赏他们也不会作奸。然后寺观自然毁坏，僧道也没有徒众。韩子说：“疲弱、衰老、残疾的人有供养，普通僧道大多没有职业，求生无路，然后才甘心出家。”所以《尚书》说：“不虐待无所告诉的人，这样天下各国都会安宁。”右第七十四章。文王的教化施行，所以游女改变成了乔木。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所以公慎氏把妻子逐出。天下所有百姓，都是君主的子女。父母对于子女，没有不希望他们守贞的。后世却听任百姓以声色娱乐，把人的衣裳登记在册，视人如犬羊般混杂。即使是名臣节士，也会被声色歌伎牵累，放纵自己而成为良民。这样的做法怎么能说仁厚呢？右第七十五章。尧、舜用心，是为了得到贤人；孔子担忧求学者无处用心，于是说下棋博弈。大学所说的正心，是忧虑、爱好、愤怒和恐惧的问题；孟子所说的存心，是存养仁和礼。即使遇到横逆，也应反躬自省；这与面壁、闭门、断绝一切念头和意念不同。右第七十六章。贤士大夫开始时磨砺节操，最终却丧失名声，甚至因此扰乱国家，难道是由于四种过失吗？急于议论，就忽略自己而伤害别人；争逐名位权势，就导致矫饰而败坏朋友关系；崇尚党同伐异，就聚集欺骗而蒙蔽君主；一味追求速成，就开辟旁门而败坏事务。右第七十七章。名声和利益，因相互依存而产生，因相互交往而增加；名声越高，利益越大，得到利益便群相依附，声誉也日益扩展。不要把这些作为内心所求，而安居于道，这样才可以安适。韩子说：“没有人替它居先，即使美好也不能显著；没有人替它居后，即使盛大也不能流传。”人们彼此以钩连相胁，这难道就是名利之徒的游说吗？自古国家的败坏，起于臣下害怕失去权势的心，所以用谄媚奉承上级，用恭敬迎合朋党，用引荐来培植党羽，最终私党聚集而政治败坏，政治败坏而百姓离散，祸患就降临自身，再也无法解脱。因自以为得意而实际失去，因自以为厚待自己而实际自我伤害，真是愚蠢啊！右第七十八章。好的金子、美的玉石，见到的人都会珍视；白日晴朗明亮，盲人也会感到喜悦。拿铅石炫耀而自以为晴明，那只是昏暗的雾气，究竟想欺骗谁呢？士人勉强结交来求取名声，以低下的根基抗拒高远的道理；对其中的道理昏暗不明却妄称通达，远离实际却安然自居，不也是可耻的吗？所以君子把辩才隐藏在讷言中，把拥有安置在无有中。有所拥有却不轻举妄动，一旦行动便会取得信实。右第七十九章。

译名义上是这样，实际却不是这样，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吗？小人存心于此，君子则修饰自己以求其名。因此张商英违逆蔡京，便被混入党籍；异端的学说，却借用圣贤的名义，因此张无垢拜宗杲为师，便厕身儒林。后人看今天，难道有类似的事吗？奸人已经取得富贵，于是树立一个节操来自我标异。偶然因幸运际遇而窃取声名的人，大概很多。儒者一定尊奉圣人，圣人的道载于经书，从未要求人在博文约礼之外去寻求。曾子、子思所传的道在日常生活中，难道愚人和普通人不能做到吗？邪说说：“博大就是简约，道不可用言语传授。”然而人的睿智即使如圣人，伟大杰出即使如贤者，也远胜过今人。若一定说修养只在“文行”，邪说就说：“只须在我的心中求取罢了。”等到忽然觉悟，这就可以自处在圣人之上了。经书为什么要创作呢？圣人想到自己的身后不能亲自存在，无法使后世善良，所以把它写在书中，犹如父祖登记家产积蓄来留给子孙。子孙抛弃而不守，本来就是罪过；把这份家产账籍视为赘物，却到茫昧之中另求其积蓄，可以吗？右第八十章。陆象山曾说：“自从颜子去世，孔子的传承就亡失了。”近来的学者也述说这句话。古今风气有淳厚和浇薄，学术有艰难和容易。颜子温和敦厚、纯粹美善，资质禀赋很高。年轻时跟随孔子，没有一件行为错误，只有一次言语迂曲。到了程子、朱子，尚且要出入老氏、佛氏之学，广泛涉猎各家，然后才反复辨正、归于简约，心力已经耗尽。大概是道统丧失、学术迷乱，众人喧闹纷扰，只能在沙中拣金，幸而才能得到它。文王的德行，先儒说近似尧舜。舜承继尧的治理，恭敬自守而使天下成功；文王在位五十年，身处卑下的服饰而成就功业，早晚不暇顾及饮食，而卫国仍未教化，暴虐的君主更加放纵。可见士人生在衰乱时代，求学确实艰难啊！陆氏所谓“传”，是佛氏顿悟之说；与孔子博学而归约的教诲相比，差异太大了。右第八十一章。寤言把这篇文章交给子汲，让他收藏。子汲请问：“大人的文章平实无华。然而道理贵在宏通，文辞崇尚含蓄委婉。如今摘取他人的过失，揭出虚伪隐藏的地方，难道不是太直截、太急切了吗？”我告诉他说：“圣贤急切地排斥邪说，难道是把他们当仇敌吗？这是为了确定自己的志向，防止百姓流于邪僻。古代杨朱、墨翟一类人，端正名分、践履事迹，自认为是异端，圣贤尚且厌恶他们堵塞仁义的道路。假使见到后人把禅学混入儒学，诬蔑道理、迷惑百姓，难道只能沉默吗？”子汲请问：“朱子说：‘晋代崇尚清谈，实际上喜爱官职。’他们有人假装存心修养来掩盖行为不检，鼓吹糟粕的赘言来掩饰学问不精，又何必浪费辞说呢？”我惭愧地笑着说：“这确实是我话说多了！”嘉靖甲午春正月己未，少石老人续写。【《休集》卷之十】《世豸堂记》《记韩魏公事》《评文喻学者四首》《小适亭铭》《校正尹师鲁文集序》《谕螽》《议宋事五条》《跋孝经古注》《景武堂记》《赠陈编修约之序》《书王中丞均徭规则后》《太宰罗公七十寿序》《与太宰整庵罗公书》《晦庵文抄续集序》《书王端毅奏议后》《刘李氏埋铭》《少保南庄先生李公八十寿序》《复河南宪司书》《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暨配淑人胡氏、王氏合葬墓志铭》《刊陶诗后序》《记我》《赠杨明甫序》《士翼序》《何母刘太淑人八十寿序》赠送少参郗公赴关中的序 威县重修陈教谕祠记 陕西按察副使葛君墓志铭 《绝句博选》的序 赠张长史的序 南京工部尚书崔公神道碑 汝南兵备道题名记 按察副使水南田君墓志铭 贺封君胡公赴任所奉养父母的序 《胡氏集》的序 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马公行状。《瞻云图诗引》《文苑春秋》的序 《洹词》之十——《休集》《世豸堂记》孟子说：“所谓故国，是说有世代相传的臣子。接受君主的深厚恩德，便能增强报答君恩的心；亲眼见到他们在朝廷上升降进退，这不同于凭臆测承袭枝末。过去上天保佑周而使它兴盛，并赐给它世代显达的臣子，周文公称赞他们恭敬谨慎，还赞叹说‘文王因此安宁’。到了周朝末期，这种风气仍未断绝：鲁国有展获、懿伯，郑国有子皮、国侨，他们同出于公族，申明义理、修明礼制，尚且能够折服奸邪、振兴废坠。无奈群小构成祸乱，使贤能功臣的后代废弃，于是国家空虚衰敝，这就是《裳华》诗所以作的缘故。”我朝排除夷狄、恢复华夏，法度可与周朝相比。列圣继承德业，优厚尊崇年高德劭的老臣，宁可失之于包容荒远，也以玷污名节为耻。因此世代相传的臣子接连出现在朝廷。永乐年间，闽地筠轩公陈周有四个儿子：长子是綗斋公叔刚，次子是毅斋公叔绍，两人都任监察御史。綗斋公因修史升为侍读，毅斋公积功升为按察副使。綗斋公的长子耻庵公炜，由御史做到左布政使。毅斋公的幼弟抑斋公叔复没有做官，他的儿子蒙庵公烓，由御史做到按察佥事。他们全都是通过进士科考取功名，并非由其他途径出身。耻庵公的弟弟果庵公爟，有个儿子名叫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丈〕 蒙庵公有个儿子叫达，与我一同考中弘治乙丑进士。德阶由郎中升任云南副使，德英以都御史身份巡抚山西，主持雁门军务。受到封赠的人，有筠轩公和他的儿子抑斋，二人都任过御史。果庵任郎中时，吏部石溪王子希旦题署中丞堂为“世豸”，说：“‘世豸’并不是炫耀美名，实际上是用来证明世代相承的事业。”这句话意味深长啊！上天赋予人的叫作德，人承受于心的叫作仁；没有一处不通畅，只要顺应它，就能广大地养育万物，更何况是继承它的人呢？居家的人，从筠轩公以下，都遵循吉祥之道、履行祥善之事，成就之后懂得回归本分，厚积而不急于享用，把福泽留给后人。出仕的人，从綗斋公以下，都以忠贞为努力方向，早早安于清静退处，不使官秩过分膨胀。荣耀容易止息，长久之后才会进入昌盛。至于仕途中的升降，属于时运；三代之中出了六位宪臣，这是上天福佑陈氏的谦德，真是奇异啊！我听说君子侍奉君主，应当预先筹划政事，使国家安定；不要等祸患萌芽而惊慌图谋；有利于百姓的事就推行，不要只图自身便利而留下后患；政事沿袭旧制而适时培植，以完成既有功业；处理事情却不独占美名，以止息争竞。过去萧氏八代为相辅佐唐朝，丞相又因厌恶华贵门第而仰慕清廉贞正，立定心志不改变，取得了忠于宋、魏的声誉。宋朝吕氏到正献公时，以清廉方正、安静庄重著称；陈君所陈十事，言论足以垂为治国规范，光大宗族、承继家业，国家也因此受益。我崔铣有幸与德阶、德英二位同年登第。二位才华与节操兼备，功勋盛大，所以我把他们当作兄弟；记述他们的世代事业，又以朋友之交相互切磋砥砺善行。《记韩魏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