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词卷之八　　　休集

译崔子说：《春秋》记载文姜的罪恶，已经到了极点！庄公掌握一国的命运，却安然顺从她，自古没有这样的事。评论者失去了其中实情，只在文辞上增饰，还想制裁他的功业，从哪里可以成为笃实的论断呢？季友有吉祥之才，庆父有才干，都可以成为鲁国的君主。文姜失德，国人以此为耻，所以《敝笱》等讽刺诗兴起。齐襄公拥立庄公来显示德行，庄公借助舅父来巩固自己，文姜挟持宗主国来愚弄儿子、威慑臣下。她被淫邪迷惑，连丈夫被杀都不顾惜，哪里还会顾及儿子被废？所以狩猎于禚，包围郕，攻伐卫国，带回俘虏，等待齐国女子长大，主持王姬婚礼，种种事情接连而来！甘心受齐国役使，大概是因为齐襄公威势重，文姜的手段狡猾，庄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她呢？真正笃守义的人，不会比较利害的轻重；完全保全仁德的人，不会计算存亡得失；把最重要的事情专一看待的人，不会让亲疏关系扰乱内心。像庄公这样，只要为父亲报仇，其他一切都不顾忌。因此，他应当让文姜留在国内而供养她，责备齐襄公并断绝他的使者，枕着武器、身披盾牌，穿丧服、吃粗食，向周王哭诉，请求同盟国援助，把大义说明给鲁国臣民，整治军队、蓄养锐气，等待机会向东进击，以自身承担天下人的责难；这是一种办法。难道没有同情我这种不幸的人吗？楚国军队一句话，就使士卒像夹着温暖的绵絮一样感动；秦国欺骗楚怀王，项羽尚且还能够借此利用他，何况父子、君臣相互成为仇敌，本来就是人心不能容忍的事情呢！可惜庄公既年幼又愚昧，又没有石碏、子犯那样的臣子；几个庶出公子正在观望变化，慢慢图谋自己的利益，只庆幸获得一点小安宁，忘记了这件大仇。可悲啊！以上是上篇。崔子说：“鲁桓公是谁杀的？是文姜杀的。桓公责备夫人的淫乱，夫人把这件事告诉齐襄公，桓公就在车中死去。大概夫人参与了谋划。鲁桓公杀兄而即位，常常感到自身危险；于是同齐国结亲，把田地归还郑国，在宋国制造祸乱，急急忙忙把三个强国拉来巩固自己，尤其寄望于齐国。他长期受夫人欺凌。因此说，弑杀君主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原因。桓公死后，夫人逃到齐国，是害怕鲁国人讨伐她。当时如果鲁国有贤良大臣，凭着对君主的正义之心而没有利国私心，人人都愿意奋起挥戈，成为为君报仇的利刃，那么仇敌就会因天人共同制止而收敛放肆，齐襄公也会失去挟制鲁国的凭借。母子之间虽然有至亲恩情，但文姜罪恶极大，天地之间无处容纳。儿子可以不认母亲，臣下也可以不承认这样的君主，这才是彰明大义。夫人最终逃到齐国去了。否则，把她安置在别宫，等待她自我谋划也可以。鲁国正庆幸获得安逸，难道还会害怕杀掉夫人吗？她往来于齐、莒之间，在众人面前宣扬淫乱却毫无羞惭，这是彼此安于相处而习惯兽行。庄公的政治于是全都泯灭了。借助别人求取利益，祸害也会随之而来；倚仗强国立身，削弱也会跟着到来。别人见到利益以后才给我利益，别人有所取之后才使我强大；如果对方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连母亲也不会放过。般死后，闵公被弑，鲁国再次遭受妇人造成的祸患；杀掉恶人而拥立接替者，齐国三次促成鲁国的祸乱。鲁国没有灭亡，只是侥幸罢了。所以遵循义来求利就不会受阻，凭借礼来立国就没有敌人。《诗经》说：“自己求取更多福气。”大国又有什么必要借助外力呢？” 申生论。礼子说：孟子说过：“有一种为了求得保全而招致的毁谤，难道不是真的吗？”我读《左氏传》，读到申生因谗言而被杀，没有一次不流泪；等到看到后人责怪申生的过错，又不禁低回叹息，深深怜悯他的不幸。唉！周幽王昏庸，所以褒姒能够驱逐宜臼；卫灵公庸愚，所以南子能够使蒯聩出奔。那个晋献公，实在是奸人的首领；他欺骗虞国去攻打虢国，一举成功，如同制服鸡犬。齐桓公以信义在诸侯国施行政令，尚且不能使晋献公前来归附，难道一个姬妾的智慧就能欺骗并驱使他吗？大概他沉溺于邪恶的宠妾，废嫡立庶的谋划，在内心早已决定。佩戴金玦，穿着偏衣，两次伐伐之役，国人都知道太子将要遭难。骊姬告诉优施说：“君主已经答应我杀掉太子，立奚齐为太子了。”申生已经登上东宫太子之位，是全国所寄望、民心归附的人。重耳、夷吾只是庶出公子，没有资格主持国家，所以只要申生活着，晋国终究不会归于这两个孽子。因而晋献公一定要杀死申生；即使申生背负恶名出走，献公仍然想要满足杀他的心愿。像宋国冯受伐、长万因受贿而被擒这样的事，父亲的恶名更加显著，自己死后又被视为逆臣，哪比得上接受命令自行裁决，来得恭敬而安稳呢？” 违背常理所造成的祸患，言辞很难说明；为满足一时快意而产生的愤怒，实情也很难完全表达。太子的谋虑，已经陷入困境了。他的内心纯粹出于仁厚，不能轻易加以诋毁。里克论。崔子说：里克弑杀了两位君主，《春秋》记奚齐时说“他的君主之子”，记卓子时却说“他的君主是什么”。晋献公宠爱淫妾，宠信邪恶的庶子，一定要杀太子、逼走两个公子，然后传位。奚齐虽是父子的至亲之性，却把老成俊彦和忠直言论一概轻视。他说：“君主的儿子，国人没有一个同意他，只有献公想立他罢了。”等到奚齐被杀，晋国没有先君遗命可以承接，难道还不能改变吗？反正道、废除奸狡、树立德行，难道不是执掌国家的大臣的责任吗？献公将要杀申生，唯独对里克为难，于是让优施去游说他；里克采取中立态度，事情才得以完成。奚齐被杀后，国内没有责难的言论，于是里克的才能和权力在晋国显现出来。当时如果顺应百姓的愤怒，借助秦国的力量，迎接重耳立为君主，就像齐国迎立小白、鲁国友善而辅佐僖公一样，晋国就安定了。可是里克却听从荀息的愚见，立卓子为君，原意是想断绝祸乱根源、开启以后的谋划。君主是什么东西，怎么可以随意转移给曾经谋划的人呢？才能足以辨明贤者，权力足以完成事情，却迟疑而延误自己的谋划，这是谁的罪过呢？这个卓子，实际就是里克所立的君主。唉！事情处于两难之际，有义理会合而成的形势；在众多逼迫之中，又有几个关键枢纽可以把握。义理应当及时申明告诫吗？还是看到事机后应当预先告诫呢？事机微小啊，微小啊，却隐藏在显露的形势之中；危险在秋毫之间，变化却能在片刻交谈中发生。正确时，成果重如泰山；错误时，死亡轻贱如蚂蚁。晋国两次发生动乱，君主两次被弑；荀息走向死亡，里克也被杀戮。因此大臣，是国家所托付的人。义是做臣子的骨干，智慧是处理政务的能力，君主的决断是节度，辅佐者的等待是办事。卑微地迟疑，等待计谋，形势就已经改变了，能怎么办呢？赵盾论。

译崔子说：“过去儒者责备赵盾，已经很详细了。然而还有遗漏的议论。赵盾将要遭难时，晋国遇到死士，因而免除了晋灵公被弑及国家灭亡这一节；但作为臣子的赵盾，对于君主的疑虑就更加明显了。晋襄公去世后，晋国到秦国迎接公子雍，已经遭到穆嬴逼迫，不得已才立灵公，这等于把立君之权放在赵盾手中。灵公年幼，志向不在于称霸；赵盾会同君主去攻打别国，穿也侵扰崇地。那么灵公想要除掉赵盾，难道不是因为年长后心思改变，害怕赵盾逼迫自己吗？赵盾不是亲手弑杀君主的人，事情的内情又深藏不明；但他是有名的贤大夫，所以董狐和孔子指明他的行迹，以诛责他的内心，用委婉的讽刺和隐微的指斥，严厉得如同斧钺加身。假如他果真忠于君主、考虑国家，进谏不被采用，就应当离去，越过国境投奔别国，像宋国的哀公、鲁国的羁一样，谁还能把弑逆的罪名加到他身上？他因祸难而逃走，表面像是在避难，暗中却借助同党之手，随后返回本国执掌政权，那么作为首恶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说“逃亡却没有越过国境”，又说“越过国境才可以免罪”。赵盾掌握权柄，拥有富强宗族，怎么能舍弃这些而不回来呢？赵盾本来就心服董狐的史笔。唉！掌握权柄的大臣不可固守权力，中等才能的人不可世代执掌政权。从前鲁国混乱，季友忠诚而拥立僖公；到了意如却驱逐君主。从前晋国混乱，赵衰文雅而辅佐文公成就霸业；到了赵盾却弑杀君主。开始时，托付给贤臣，政权有所归属；时间久了，扩大家族私产，权力就不再归还。贤臣尚且给国家遗留下祸患，何况其他人呢？唉！驾驭臣下的节度、承继家业的忠诚，本来就不是容易做到的啊！” 季札论。崔子说：事情要随着时势变化，权衡取舍要依据义理。不察看形势，却希望按照难以安居的方式行事；不估量后果，却采取眼前最容易安处的办法，违背之处越积越多，而义理就全部受损了。这大概只是后人迂腐拘泥的偏见。季札，是《春秋》时代的哲人。他不因疼爱儿子而伤害本性，不因宝物而违背内心；听到乐声就知道德行，观察国家就知道它的结局。他如此聪明，难道会忍心把自己的宗国交付给颠覆败亡吗？拥立嫡子，通常选择贤者；常规的权宜，就是统一确定一人；如果可以依据权宜行事，那么众多贤者都能被举用。以大禹这样的圣人，也不能继承尧、舜禅让的做法，大概是因为顺应时宜、安定百姓的道理，不是自己想强行违背就能违背的。季子预先看出吴国风俗已经狡诈，而王僚和公子光又都喜欢动乱且才干很多，夺取国家、攘夺君位，后来必定会发生。我既然已经无法改变它，就洁身自守，不让祸乱由自己开始；这样，祸患自行平息后可以向先王交代，虽然废弃先君的遗命，姑且保全自己的义，这大概是叔齐一类的人。后人议论说：季子不是中庸之道的人，季子实际上造成了吴国的祸患，所以《春秋》直书其名来贬斥他。可是季子出使三十年后，公子光才发动乱事。圣人的仁心，不会这样深险；《春秋》正是借此事来彰明义理，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来比较实情，预先举出季子失去中正的行为加以贬抑，而且相隔太远了。《春秋》有这样的例法吗？楚椒、秦术又将凭什么作为合乎义理的行为呢？所以五经失传、学术失真的情况，没有比《春秋》更严重的了。魏征论。崔子说：“古语说：‘一句话就能亡国的，难道说的就是魏玄成吗？’自从汉朝灭亡以后，被董卓残害，分裂成三国；又被五胡消灭，遭受篡夺，分成南北；到了奢侈的隋朝而耗尽国力。其间百姓的性命和国家的纲常，几乎都粉碎了。唐秦王具有神武的谋略，确实聪明睿智，五年便平定天下。外族的气焰已经清除，征召魏征辅佐太子建成，魏征却天天以杀死秦王为事。如果这个谋划果真成功，那么建成、元吉二人的昏庸狡诈，必定不足以承担大业。宿仇和强悍的将领一齐兴起，唐朝和百姓的灾难，就从这里开始了。评论者说：‘王珪、魏征侍奉太宗，犹如管仲辅佐齐桓公，先有罪而后有功，大概不是这样吧？’齐襄公不守道义，子纠和小白都是庶出的公子，本来都没有君临国家的名分；管仲辅佐子纠不过是为了避祸。齐襄公被杀后，齐国大臣从长远考虑，顺应舆情而迎立桓公。平定祸乱要任用贤者，不应拘泥于嫡庶次序；接受拥立要看众人的意愿，不应只依靠一党。这才是变通中的正道。建成是奉命确立的太子，当然不同。即便如此，评论魏征的人舍弃他造成亡国的大问题，却责备他事奉仇敌的小节，这是什么道理？秦王处在这样的时代，身负这样的寄托，难道能坐看宗庙社稷灭亡吗？只是玄武门之变终究败坏了纲常，令人惋惜；但秦王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唉！智慧没有比选择君主更重要的，忠诚没有比保全国家更重要的，义行没有比保全自身更应优先的。魏征如果知道建成不可辅佐，早早离开他，再辅佐太宗，也就可以了。他一心一意想保住庸劣太子的地位，然而除了杀秦王、讨伐刘黑闼之外，再没有听说他提出什么忠言和长远策略。有人说：魏征具有辅佐霸主成就王业的才器，想要辅佐建成有所作为，所以把自己比作王猛。难道他不知道建成就是苻坚吗？这反而更加显出他的昏暗罢了。” 宋复仇论 崔子说：“宋高宗南渡，真令人痛心啊！父亲和兄长被拘禁，母亲和妻子被掳走；凭借险要却失去了险要，依靠军队却使军队溃散。取得天下，靠的只是顺应人心罢了。宋朝自从王安石掌权，接着又有章惇、蔡京，小人的祸害，古代从未有过。他们钻营求进却假装退让，图谋私利却援引经义；倡导邪说却自称任道，把君子视为仇敌。他们不仅害死君子，还要继续诋毁死者；排斥其学派，又要消灭其学说；诬陷其罪名，又把罪名刻在石碑上，在朝廷中宣扬。到了事情的末尾，连一名工匠都流着眼泪，畏惧公众的议论。《易经》说：‘包中没有鱼，会引起凶祸。’元民已经归附并渡过来了，难道会有这样的道理吗？那么宋朝就不能复兴了吗？孟子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行。’正当金兵攻下汴京、灭亡北宋，天下有志之士和百姓刚刚遭受敌虏暴虐，正想把他们驱逐出去的时候，金人扶立张邦昌和刘豫，随即撤军回到大漠。高宗如果能任用李纲主持政务，授予宗泽兵权，再让韩世忠、岳飞参与辅佐，纠合两河的忠义之士，仇敌是可以复除的。这叫作顺应人心。岳飞、朱仙镇的胜利，使敌虏震慑、百姓喜悦。高宗如果能在内廷任用赵鼎，兼听谏诤，招抚归附者，施行宽惠，明确刑罚、端正法典，仇敌也是可以复除的。这叫作乘胜而进。为什么却让汪伯彦、黄潜善从中阻挠，秦桧又胁迫君主，使大臣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对国家又有什么帮助呢？” 不久，金人的谋划已经完成，逆臣刘豫再次被废黜；策士和贤能的大臣如果能够尽力施展才能，中原取胜，哪里是容易预料的呢？况且要使灭亡的国家复兴、振兴衰颓的政局、收复土地并拓展国土，必须有确定的规划来包举全局，有实际的德政来充实它。往下说，子产辅佐郑国，诸葛孔明建立蜀汉，王朴振兴后周，都在帷幕之内筹划功业，最终使功效远及荒远之地。宋朝君臣任用人才，忽而用邪，忽而用正；办理政事，忽而昏暗，忽而明察；议定制度，昨天认为正确，今天又认为错误。即使有一两个大臣，张浚失之于无所作为，陈俊卿失之于懦弱，赵汝愚失之于疏略，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奸人和奸相刚刚被罢免，马上又重新出现，好比蔓草丛生、荆棘密布，藤蔓牵引，根系滋长，没有人能够剪除。儒生迂腐争辩，疑心彼此学说互相争胜，竟使自己成为小人的敌人，小人便借此设立禁令来排斥异己。直到宋朝灭亡，这种局面才停止；然而众大臣仍然瞪眼反对和议，挽起袖子任意谈论恢复仇国，最终不过成为文书中的累赘罢了。” 岳飞论

译评论者说：“忠武在朱仙镇驻军时，中原人都想着归附他，为什么不违背诏令收复旧京，舍弃小节上的守信而成就大的功业，这不是更加盛大吗？”崔子说：“不是这样。《易经》否卦的《彖传》说：‘有命令便没有灾咎。’臣子侍奉君主，不能有二心。恰逢国家遭受灾难，应当共同渡过难关。道理反而正确的，可以进谏；君主拒绝，就应停止。事情将要败坏而又可能成功的，可以请求；如果擅自专断，就会违背正道。我们既然已经违抗君命，又凭什么责怪臣下顺从呢？”高宗是一个软弱的君主，亲眼见到父兄母妻受辱，却甘愿逃窜藏伏而不敢奋发，大概是害怕金人强悍凶猛，难以凭宋朝绵薄的力量与之抗衡。因此秦桧的话正合他的心意。假如忠武抗命北伐，有人或许会责怪他违诏叛逆；如果给他这样的名声，又凭什么去讨伐敌虏呢？古语说：‘比较双方的力量，才能估量各自的德才。’自从王安石掌权以来，宋朝失去民心已经很久了。兀术并不是用一根折断的马鞭就能击败的，而且胜负的关键，即使大智慧的人也难以预料。郭子仪、李光弼尚且曾在思明手下失败，何况金人的力量又超过史思明十倍呢？百姓受暴虐之苦，是想投向仁政以求生；厌恶劳苦，是希望我们给他们安逸。这两点，忠武哪里能够如愿实现？秦桧是小人中的雄杰；小人吝惜为国家谋划，却迅速使国家受挫；不善于任用人才，却很会毁坏人才。” 一个人将要有所作为时，小人便牵制他、拖累他，必定把他逼到穷途，使他自己失去立足之处，同时丧失名声，以此证明自己的话，直到国家灭亡才罢休。假如忠武真的北伐，秦桧获得快意、发泄忿恨，也不过是一个方面罢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又能归向哪里呢？帝王拯救乱世有两条道路：一是德政，二是辅相，兵力只是最后的手段。因此要用仁义使众人归附，用德政招来流离者；对迷失方向而没有悔意的人，才开始讨伐，同时抚恤其百姓，所以德政占九分，兵力只占一分。管仲、范蠡不过是辅佐霸主的人，齐国先整顿内政，然后才排斥楚、越；越国先休养生息、教练军队，然后才向吴国复仇。根本动摇了，枝叶就会披散；内心只防备细小缝隙，水反而会毁坏整个工程。夷狄来往忽然，当然不是邻国可以固守的常态。然而君主和宰相到了这种地步，却只把功业责望于一名将领，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唐代李光弼一次没有入朝，竟至于愤懑而死；并非代宗与他共同患难，所以几乎不能保全唐朝宗室。因此，忠武的臣节已经周全了；至于能否成功，那是天意，君子不必再多费言辞。” 朋党论 崔子说：“王者的政治，不过在于公正平等罢了。因此要使民众的意愿相通，使民众的趋向确定；不应以偏激的措施激起怨叹，不应让郁结的势力形成，也就不会发生涣散。所以说：‘不要自作主张地偏爱，遵循君王的正道；不要自作主张地作恶，遵循君王的道路。’水最为安静，碰到石头便会发出轰轰的声响；树木最为挺立，被风吹动便会枝条摇曳。因此政治不公，必定产生异心的百姓；政治不平，必定形成互相告发、争讼的风气。三代以后，汉代有钩党，唐代有牛李党，宋代有潞、蜀、朔三党，都是在末世昏君当政、政道偏斜、命令混乱时形成的。当国家强盛时，君主和宰相明察，忠良得用，风俗淳朴；贤者必定上升，奸佞必定下降，天下共同遵行正道，怨恨无从自生。国家衰败时，用人和不用人只看是否对自己有利，刑罚和赏赐取决于偏斜的尺度；贤者被斥退，于是有《柏舟》诗的悲叹；奸佞都得到提升，于是尹氏遭到讥刺。君主还不醒悟，反而结交小人，同下面的正人君子为仇。于是香草和臭草各按同类聚集，彼此牵制、角逐，都崇尚力量、争相竞争。汉代的朋党形成于和安时期，窦宪、梁冀敢于僭越，杨震、李固却遭到杀戮；君子私下忧虑国家灭亡，想以正直自身和清正舆论挽救国家。唐代的朋党积聚于唐德宗、宪宗时期；在陆贽、裴度之外，皇帝又宠信延龄、裴度等人，小人窥伺权力和利益，结党交游，互相倾轧。”},{ 宋代的朋党产生于熙宁、元祐相承的时期，王安石、吕惠卿出卖奸计，众贤臣投劾辞职而逃避；学者守护各自的学业和方法，衡量彼此的胜负，宦官和奸臣又都利用鹬蚌相争的机会，任凭渔人取利。汉代的君子忠诚却不明时势，所谓知道进取，却不知道退让；唐代的小人贪利而忘身，所谓只顾眼前安危而不顾灾祸。说汉代君子是朋党，是欺罔他们；说唐代小人是朋党，却是赞誉他们。小人一旦取得利益，便争相残害自己的同党腹心，安然相处尚且做不到，哪里还有什么党呢？宋代诸臣，如洛学之道、朔党之节操，足以供后世观览。大概是因为他们各自把自己拥有的东西看得过高，认为足以压倒别人。《易经》说：‘在宗族内部结党同人，会有吝难，难道能够免除吗？’通达天命叫作德，推行并贯通它叫作道，施行到百姓身上而合乎百姓需要叫作功；依据不同情况裁制而制度相同叫作教。走弯路、钻窄巷，却想寻找迅速通行的车船；自以为强大而独自知晓，企求彼此完全符合，这些从来没有成功过。党碑刚刚树立，就被金兵践踏；到了南渡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煽动，士人的议论还没有统一，宋朝社稷已经覆亡。忘记国家的大仇，却只争辩字句训诂；舍弃自己固有的传统，专门奉行师承；最终流于空谈，不考察实际功绩，使孔孟之道竟像老庄虚无的荒诞学说一样。”},{ 唉！政治偏颇，开始是为了让自己痛快，最终却使天下丧亡；学术偏颇，根源在于任凭自己的见解，最终却误国害民。小人的祸害难道不就是这样吗？难道不值得恐惧、不值得警戒吗！许衡论 崔子说：“圣人为什么尊重中原之人？因为那里保存着礼义。为什么鄙弃夷狄？因为他们抛弃了礼义。中原人如果抛弃礼义，就成为夷狄中的夷狄；夷狄如果知道仰慕礼义，就可以进步。因此楚国本来是《春秋》极力诛责、断绝交往的对象。然而齐桓公、晋文公作为霸主，都宽容了弑君的贼臣；楚国军队却能够讨伐征舒。《春秋》略去楚国假借义名的一面而予以肯定，所以说：‘礼义在中原失落了，就到民间去寻求，难道不胜过彻底放弃吗？’从前中原陷于金人统治一百年，后来元朝兴起。许衡先生的家乡成为夷狄的领域，而从他的先辈起就已经臣服于夷狄。夷狄的暴虐一天比一天严重，幸存的百姓如同悬发般危急。仁人难道能忍心坐视而不救吗？世祖在潜邸时便知道许衡，尊重他的道德，以隆重礼节相待，所以让他参与救治乱世，也是可以的。即便如此，许衡从未把元朝君主当作自己的皇帝。召他来讨论道义，他就前往；召他来制定官制，他就前往；召他来建立教化，他就前往；召他来制定历法，他就前往；除此之外就不前往。因此，储君的老师如果不受尊重，他便辞去礼官而不再任职；权臣如果不被诛杀，他便辞乡归隐；教令如果不合道义，他就不宣扬。问他讨伐宋朝的事，他不回答；居于元朝朝廷，也从未长久停留。所以程氏、朱氏的学说在宋代受到禁止，元朝兴起后，儒者的道统在金人统治下灭亡，而许衡又使它重新兴起。” 至于使夷狄教化成为中原，如同古代圣王的时代，那是由于变通的德行，而不是长期专断积累的结果，最终才达到的。有人说：‘刘因的隐居，不也是这样吗？’回答说：‘元朝因刘因的名声而征召他，刘因一旦出仕，就会靠夷狄的俸禄生活。因此，处在危乱的国家和夷狄的朝廷，如果能够推行道义就出仕，只是为了俸禄就离去；尊重德行就前往，任用他只作具文的臣属就避开。’ 《政议十篇》均田 核举 重辅 简侍 省官 师田 本末 修礼 订学 通议 政议十篇【均田、核举、重辅、简侍、省官师田、本末、修礼、订学、通议】

译崔子说：“三代以前实行井田制和分封制，百姓关系固定，所以道理容易施行；三代以后实行阡陌制和郡县制，百姓分散，所以道理难以成就。何况沿袭下来直到今天，更是如此呢？然而人的本性向善，受到内心感动，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取决于君主。我在农闲之余，写成《政议》十篇，制度遵循当今的道路，又依照古代来合乎人心，不激进，也不随波逐流，希望能够长久实行。” 均田 田地不均，源于两类豪强：显贵官宦多行贿赂，富裕人家多有财产。他们专占肥沃富饶的地区，独享山林湖泽的利益。富民又把多余的田地隐藏在仕宦名籍中，使从事耕作的贫民承担更多劳役，由贫民代替他们缴纳租税。俗话说，这是富人家里囤粮，穷人替官府交粮。富人便拖着丝绸席垫，穿着绮罗，奢侈竞逐；穷人的衣食却低劣得和犬、猪、牛、马一样。真令人痛心！近来有关官府制定均田法，白天丈量田亩，分为三等征税，可惜把这件事交给吏胥办理，田地高下任凭他们的私心。众人的议论稍微喧闹，尤其受到两类豪强煽动摇撼，他们想把此法破坏而停止。隔了许多代才推行一件好事，却因为偶然噎住就停止进食，真可惜啊！田地均等，事务就均等；事务均等，产业就均等。没有特别富裕或特别贫穷的家庭，风俗自然淳厚。古代役使百姓不过三天，如今厨传供应、车马随从的烦扰，比过去多出百倍。州郡一下达给属吏，便乘坐车舆，成列的骑兵拥挤在道路上，破坏制度，抹平尊卑威仪，大家看惯了，反以为寻常。应当仿照古代限制田产，先禁止兼并，召集每一丘的田主，共同辨别土地的肥瘠。高田适宜排涝，下田适宜防旱，彼此折算补偿，然后确定等级，分别征收租税。凡臣下不是奉命出使，不得乘驿传。洪武年间规定，官员随从有固定人数，还应严格制定处罚，用来惩治不遵守的人。水旱灾害，是圣王也会遭遇的。” 秦朝废除沟洫，擅自开辟阡陌。汉代以来，贤能的官吏开凿渠道。我所处的地区从磁州到汤阴，才超过百里，就有四条大河：滏水、漳水、洹水、汤水。秋季洪水泛滥，毁坏万亩禾稼；灶台旁、道路边全都塌陷，变成低湿泥泞之地。古代开凿的十二条渠道，如今全都淤塞了。推及其他地方，也可以知道大概了。前代元朝的劝农法，贤史臣称赞说：‘王道距离今天并不远，可以考察而推行。’赋税收取得少，财用就充足；劳力有余，农业就能修治；灌溉水泉和督促劝勉的警戒，再加上开放山林湖泽，就能使贫民获得产业。这样实行十年，家家都可以自给。因此礼教兴盛，赞颂之声就会出现。” 核举 现在士人由学校教授科举业，国家以科举科目选取人才，凭借文章辞藻取士，这不是古代的方法，但也不能废除。应当仿照成周时期：每个成年男子授田百亩，死去或迁徙也不离开同一井田；用比、党把他们联结起来，由乡大夫教导，由师氏加以规范，再升入司徒那里。以六德为根本，以六艺来辅助。因此在家没有饥寒，身心没有空虚；内心没有奇邪歧异，居家行孝悌，出仕尽忠顺。等到德行衰败，臣下叛乱，百姓失业，士人失学；国家只把争夺武力放在首位，士人只投合嗜好、存心谋利。孙武凭兵法求取功名，李悝凭农政求取功名，苏秦、张仪只凭三寸之舌游说，先前能够动摇士人和国家，贵族把君主视为草芥，把百姓制成肉酱。四方豪强蓄养门客，竟至于有人甘愿成为鸡鸣狗盗之徒。假使当时有田生那样的学问，又有科目可以约束和选拔他们，他们进身也不至于如此。苏秦本来就说：‘假使我早有背靠城郭的田地，哪里还会佩戴六国相印呢？’国家培养士人，纯粹采用经学；然而士人诵读经书只是为了求仕，很少有人用来修养自身。旧法规定，里老先担保士人的品行，考试后升入学校；再由里老担保其品行，考试后到尚书省考核。这是乡里选举的遗意，可惜已经废弃很久了。何况百姓各自分散居住，迁徙没有定规，即使同住一城也互不相识；闾巷小民的见识，只能被财势左右。长官任期不过四五年，不是因微小功劳升迁，就是因小过失罢黜，所以只能依凭科举，说是把选才交给公道。” 因此，考试而得到合适的人才，就像赌博时押中了；考试却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才，就像赌博时输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详细的参验，也没有值得依赖的考察。自从设置官员督察学校，有关部门各有专职，却把事情委托出去而不治理；督学者几年才来一次，事务繁多而教导时间很少，又没有足够的粮食施行教育，所以士人更加荒废。从今以后，应当每年命令县令察举民间十五岁以上的人，能够通晓《四书》并通晓一部经书，性情淳厚、品行谨慎的，报送郡守，再升入学校。轻浮狡猾的人，即使有才也不录取。考核、黜退和升用，都应责成太守、督学官负责；隔年检验是否恰当，以实行惩罚和奖励。士人取得科第后，铨选部门精选其中的才干，量才授予职任，严格进行任期考核，必须坚守这些制度，偶然侥幸被举荐的人就不会再得到延用。培养士人依靠学校，主管学校的人必须慎重选择。成化年间，提学御史孙鼎为人贞正孝顺，陈选清廉方正，士人因此奋发修养。正德末年，御史萧鸣凤惩治恶人严厉，即使有才也不宽贷；副使魏校重视德行，急于推行善行，即使受到欺骗也不悔改。这两位大臣都遭到诬陷而被排斥。唉，学校凭什么能够端正呢？”},{ 重辅 《周礼》中，周公辅佐周王治理天下。春秋时期各国兴起，也都由一位卿相辅佐。求取人才必须面向整个时代，选择善人必须依靠众人，提纲挈领却必须集中于一人。一人专任，政事就和洽而没有乖戾争斗；和洽是太平的阶梯，乖戾则是荒乱的媒介。我的皇祖具有睿圣之才，从布衣中兴起，运筹制驭六合，创立制度，神妙而有创造性。群臣即使有刘基的智慧、宋濂的博学通达，也都俯伏接受他的成命。继位的君主临朝理政，急于咨询大臣。六部分别掌管各自职务，各自胜任所掌事务。因此皇祖废除左右丞相，设置六部。神宗建立内阁，参与机要事务，难道不是根据时势而通变的道路吗？永乐初年，让翰林院史官入值内阁；后来必定等到他们地位尊显，才简拔他们承担平章政事的职责，俨然如同周代的宰辅和国卿。因此，虽然削去了丞相的名号，却收取了丞相的实益，任用责任比从前更重，今天更应慎重；要在平素培养声望，在困厄中坚守操守，在试用中显露才能，在众人中显拔出来，特别以礼节加以尊崇。不能拘泥于门第流品，也不能只凭历次考核来判断。英宗复辟后，亲自擢用三位贤臣【薛瑄、岳正、李贤】。正德年间，逆臣刘瑾窃取政权，囚禁、戍遣元老，像奴仆一样对待首辅，却仍然尊重内阁。刘文靖、谢文正的怨恨，也只停留在被削夺官秩而已。”}], 考察近世所选用的人才，只说要淳厚、宽和、详审，拘守旧习常规；这不过是妇女的樊笼、乡里小民少犯过失的标准，哪里能胜任重任呢？所以，约束自己、谦让而推举贤能，像唐代卢怀慎，这叫作德；忘却生死、以身殉国，像宋代文天祥，这叫作忠；防微杜渐、从小处谋划大事，像汉代张良，这叫作才。否则，就会被君主鄙视，被六曹轻视，毁坏国家纲纪，败坏士人风气。从前汉文帝固宠邓通，终究还必须伸张申屠嘉的正直。钱若水感到寇准认为自己浅薄，便辞去职位离开。君主有深厚的托付，臣下有自重的操守，还担心国家不能治理好吗？简略论述侍从官。

译伊尹说：“任用官员，只任用贤能；在君主身边，只任用合适的人。所谓官员，是指宰相、谋臣、丞弼等；所谓左右，是指亲近的侍从。丞弼之臣，君主应当敬畏他们；侍从之臣，君主应当亲近他们。对值得敬畏的人，要让他们在公开场合匡正君德；对亲近的人，要让他们在闲暇之时辅佐善政。如今翰林院诸臣，在皇帝帷帐中讲解经书，勉励太子学习，是侍从官中最重要的。往年议论治理的人，想要恢复祖宗旧典，让他们轮班入值，以便接受顾问、承接皇帝旨意，适时进言劝谏。我听王端毅公说：‘这些人大多是新进的年轻人，其中又有轻浮才气、奸邪品德的人，会启发君主多事，扰乱君主的用人取舍；不如只让他们办理章奏，把奏章下发外廷处理，这样邪正就能分明，也容易补救。’这也许是一种说法，但还没有探究其中根源。君主独居深宫，宦官、妃妾机巧狡黠，蛊惑心志的情况何其多！有玉石，就应当琢磨；有刀，就应当磨砺。有了人才却不培养，反而怨恨失去良才；尚未成器便叹息其不能任用，那就无可奈何了！如今除进士及第者外，选拔才德兼备的人称为吉士，让他们在内阁秘阁读书三年，然后入直史馆。只是教他们浮靡的文词声律，引发他们争论考试高下。名义上很美，考核成效却毫无可见。应当选择朝廷中明白道理、树立德行的大臣作为他们的老师；如果没有，就到山林乡野中访求德高望重的老人，同他们讲习圣人存心修身、身体力行的道理，然后切磋治国之道，参酌古今的适宜办法。” 总之，必须实行没有弊病的办法，等到成效显著后再授予官职。《诗经》说：“有依凭，有辅翼；有孝行，有德性；用以引导，用以辅佐。”这样或许能够收到培养、任用人才的功效，也可以免受王端毅的讥评了。省察官员。皇祖设置官职，分设六部来总理各种事务；设两名谏官纠正过失；责成郡县从六个方面进行按察，追究贪污滥用。自大夫以下的官员，必须经过三次考核，才能晋升两阶。因此官职简约而能包办全面事务，政事简要而能取得成效，功业经过长久经营才能完成。自宣德年间至今，额外增设的官职何止数百？不督促他们勤勉办事，却又替他们分担职责，难道不是荒谬吗？何况下面多有通过钻营汇聚而进身的人，人人都抱有求速成、求骤升的希望。增设官职，空缺就会增多；空缺增多，调转就容易；侥幸求进的门路于是大开，居官者没有坚定的志向。事情一到，就以任期为限，逃避困难；事情办成，就争着显扬功劳，推让过失。一个人放牧十只羊，羊群就会收敛；一只羊却用两个牧人，羊就会惊乱奔逸。孔子讥刺官府事务被他人代办，老子写下了烹煮小鱼的譬喻。这就是如今士节不能磨砺、案件要务不能办结、徭役繁重而百姓疲惫的原因。所以把文书案卷集中起来，能捆满牛腰；考察实际功绩，却只像蚊翅一样微薄。姑且说外任官员的事务：赋税、学校、捕盗、审讼、补充军伍和百工技艺，都是郡县所掌管的。假使县能把这些事情办好，府就可以安逸；假使府能把这些事情办好，省和按察司就可以安逸。因此省、按察司的职责，不过是分别勤惰，核查廉洁与贪污，使其能够辅佐纯正而已。若事情牵涉两个郡而彼此不肯服从，祸害出自豪强大户而难以摧折，就应由省、按察司负责处理。如今在守、巡官之外，又另设了若干行【疑误字】。那些人高坐在司署之中，只用公文往来彼此牵制，既不能约束属吏，百姓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正德癸酉年，我奉命出使大梁，经过汲郡，两位监司互相抱怨不已。负责治军的人厚待士卒，专门任用富户，全部免除他们的杂役，说：‘怎么能要求别人去送死，却又吝惜给他们轻微的待遇呢？’负责治理百姓的人说：‘士卒只负责捕盗，不是作战；如果总是优待富户，贫民凭什么承担徭役呢？’我对他们说：‘请允许我用治病来作比喻：有一个人外有疮疡，内有积久的疾病，医生说“用温补虚弱的药治疗它，疮疡就会更加炽盛”；治疮的医生说“用寒凉败毒的药治疗它，内病就会更加严重”。不如让这个人自己斟酌身体虚实和病情缓急，调养治疗。’监司都表示信服，由此推广到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因此，应遵循皇祖的制度，革除内外官员中多余的设置；考核事情的真实情况，才是取信的功夫；考核他们的缴纳【疑义】，才能判断其才器；考核他们的积蓄【疑义】，才能评价其举荐声誉；考核他们的正直，才能辨明褒奖与毁谤；考核他们的行迹，才能决定黜退与否。不要偏私地慰劳，不要崇尚虚名，不要宽宥细小的恶行，也不要承受巨势豪强的压力。功劳和德行显著卓异的，就立即晋升到高位，如同西汉的旧例。这样，考核之权掌握在上面，各种真实的功绩就会在下面积累起来。论军队和田制。国家有汉代全盛时期的疆域，却没有汉代的强盛；没有宋代苟且偷安的处境，却近似宋代的衰弱。这大概是因为士人所学粗疏，做官太容易，很少有人学习治理天下的学问。官员之间互相牵制，迁调更换过于频繁，又不给他们专断决策的权力。军政松弛而无所支撑，没有比军队更严重的了。从前蓟州盗贼刘七，不过是钻穴越墙的小丑，却蔓延到万人。朝廷派官员、命将领，耗费三省的财力，调动两镇的军队，只是跟在后面追逐，不能设伏出奇，一战取得功绩。后来军队在狼山被风吹翻，然而仍然献俘刻铭，上下都互相庆贺。旧制规定县里选充民壮，就是古代的土兵；近年人数增减没有定额，而且各户分别编门，轮班每月更换，多半用雇佣的奴仆充数，只能勉强供役使。这样捕捉盗贼，就像赶羊进入屠宰场一样。应当规定大县四百人，次等县三百人，再次等县二百人。每两户合出一人，分为两班。乡里多有善于射箭、技艺精熟、力气大而喜欢争斗的人，就让他们照顾替代不足之处；每两户抽出一人，挑选强悍有力的，授予武艺训练。把其中才干勇武的登记为队长；当值的人守城捕盗，休息的人努力耕田、栽种桑树。乡里设立保伍，五乡设一名长官。平时侦察、查问逃亡和奸邪之事，遇到小规模警情就集合守备。百姓贫困，才会成为小盗；小盗应和聚集，随后才会变成大患。每个乡里严整，县就安定；每个县严整，府就安定；推及天下，都是如此。嘉靖癸未年，盗贼王堂从山东起事，转而劫掠河南。我当时以侍读身份留在朝廷，大司马彭公向我崔铣询问说：‘不调边军，就无法消灭他们。’我问：‘盗贼中有边地人吗？’彭公说：‘没有。’我说：‘盗贼凭一把刀，就能驱使百姓跟随他；朝廷的赏罚既明确又严厉，难道还不如一个盗贼的劫掠吗？’从前中原和蜀地发生盗乱，都使用边军；这样一来，盗贼知道内地军力薄弱，便轻视内地。如今又资助、凭借边军，万一他们仗恃功劳而肆意索求，后来就难以控制。土兵没有经历战阵，气势消竭而胆怯。不如调保定的达舍【疑为人名或军号】在前，土兵在后，总归由一名将领统率。古人说，习惯成自然；这样既可以平定盗贼，也可以训练我们的军队。彭公采纳我的计策，上奏施行不到一个月，王堂【原文作“王堂乎”，语意有疑】……第二年甲申秋，大同发生变乱。论根本和末节。

译治理国家有三个要点：重视农业，抑制商业，崇尚节俭。农民辛苦劳作来收获粮食，商人坐着就取得利润。农田遍布野外，商人把财货藏在箱笥之中。因此一切征收，农民没有一点遗留，商人却像完全不知道。若不把商人的积蓄拿出来，使之与农民的生产相对等，并平均分配给天下百姓，百姓就会趋向经商。百姓既然厌弃农工，必然做事草率；粮食就会不足。即使连续数郡发生荒年，忽然有数千上百名甲兵的粮饷要供给胡人，也只能取法唐德宗父子把身家性命寄托于韩滉进贡的办法。当时即使有珠山银海，又有什么用呢？抬高难以得到的货物，招来远方珍奇，聚众饮酒，放纵博戏和艳丽娼妓，这些心思一盛，商人就会日益受到重视而事端增多。一家多养一个人口，每天供给三餐，连年计算，抵得上千军一餐的费用。假如让一个人独自承担这些费用，没有人不惊骇逃走。如今官府征收往往没有限度：既有马丁的差役，又要供应驿站；既缴纳官税，又要承担户役；既充当隶役，又要缴纳柴薪银；既取户中的钱，又要凑交甲钱。司空征集材料，有司兴建营造，专卖货物并抽取分成，这些哪里能够一一记完？豪强的专擅和官吏的搜刮，还不在这里面。官贵民富，争相奢侈、竞相炫巧，转移风气，使淳厚散失、朴实消亡。议论者往往以此为忧，抚恤百姓、发布禁令，也不过徒然装饰玉璧罢了。从前齐侯厌恶紫色，国人便不再穿紫衣，紫衣的价格于是大幅下降。宋仁宗压低珍珠价格，也是这样。唉！如果不是上下都以忠信和恻隐悲悯之心来治理百姓，难道真只是做些文饰就够了吗！真只是做些文饰就够了吗！论整修礼制。孟子说：“遵循先王的法度而仍然犯错，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如今可以确切信从的，不过是《典谟》《洪范》《无逸》《立政》和《诗经》中的几十篇而已；然而其中多半只是举出大概，究察细节和制度，则以《三礼》最为详尽。《仪礼》义理精微而文辞繁多，《周礼》规划宏大而琐事繁杂，《戴记》知识广博而实际功效少。有人说：“《周礼》是周公没有完成的书。”有人说：“书虽完成，却没有实行。”这种说法固执啊！圣人亲身践履就成为道，发言就成为法，难道会像后世那样凭空揣摩、编排缀辑吗？如果说《周礼》没有实行，那么刑罚搁置不用、凤凰鸣于郊野等祥瑞又从何而来？大概周朝末年妨害诸侯僭越的，正是礼，所以各国都删去了相关典籍。孟子已经听不到其中的详细内容，邹、鲁的儒者搜集旧典，采合旧闻编成书，精华与粗疏、真实与赝品一并保存。如今其宏大的纲领和切要的条目，像周代的制度；其余鄙陋琐碎、冗繁细节，必定是东迁以后各国不同的政制。如今的制度，难道全都是皇祖创立的吗？礼，就是人心的道理；用它来协调众人，使之同心，百世之后也仍可通行。如今天子祭祀没有音乐，大臣没有家庙，做官的人不奔赴祖父母的丧事，没有因无功而服缌麻的假期，冠礼、婚礼任凭俗习，乡饮酒礼和射礼也只剩旧例；百姓没有固定的规范而离散，士人各有异学而无人匡正，伶人、道士掌管礼仪而主持颂祝，平民和下贱者越过等级、冒犯名分，即使有洪武年间的制度，也已经废弃了。国家没有礼，就像河流没有堤防；人没有礼，就像房屋没有根基。水流冲击侵蚀，堤岸毁坏倾圮，难道会有止境吗？应当下诏征召四方通晓大道、学问深奥的人，聚集到京师，以经典诰命为准则，以《三礼》为依据，参照《诗经》的歌咏和孔氏流传下来的言论，把这些同今天的法律制度逐一比较；宁可简要而重要，不要繁琐；宁可直截了当，不要轻易改动。裁定形成明白的典章，在天下施行，传给后代，使风俗相同、德行统一，国家就会长久延续美好福祉了。订正学术。孔门人才曾经分列为四科，这是根据成就来作的评语，并不是教育本身造成的。自从先圣去世，教育没有统一的准则，人们各自按照资质所适合的方向发展，于是有笃实行持而不明敏的人，也有听闻很多而很少能够守行的人。先王的礼制包括六德、六行、六艺，用来端正人的行为、引导人的实践，使人能够周遍应对各种事务。春季、秋季教礼乐，冬季、夏季教《诗》《书》，这就是所谓“有余力则学文”。两汉学者致力于孝悌忠信，在贫富、进退等方面谨慎自守。到了宋代禅学盛行，元老鸿儒趋向沉溺于空疏的教说，把它混入儒学之中；他们把谨守礼法说成咀嚼枯木，把坚守操行视为拘滞。即使程氏门徒，也说首先要静坐，以求达到未发之中的境界。中庸的教诲，所谓慎独，是保存本性的功夫。从忠恕一直到九经，哪一样不是本性的作用，哪一样不是修养的功效？如果不是谨慎地建立根本、使道由此产生，那么操守保存之后才会达到中和，这才是德行成就的状态。先诚意，然后正心；先无欲，然后心静而虚，这本来有先后次序。如今的人还没有立定根本，就先想求得腾达飞升，能行吗？他们的言论看似全面却有所偏失，功夫看似严密却实际上疏漏。陆氏一派流溢过度，杨简一派泛滥无边。徐霖把心的灵明知觉认作本性，任意越级而进，放肆地夸饰自己的言论；轻视六经，说它们只是脚注；斥责《论语》支离；贬低《大学》，说它不是经，并认为圣贤犯有不可胜数的罪过。达磨难道比孔子、颜回更贤吗？先圣在世时，人亡而书存；后世贤者亲身实践而有所体会，用言论来辅助圣道。为什么迷惑的人却错误地把搜寻章句当作学问，剽窃旧有宗旨而撰写今人的辞说？继朱熹之后兴起的人，把这些标为准的，深入穿凿、竭力考索，没有不达到改变原意的地步。箕子说“荄滋”【语义不明】，把《尚书》中关于治乱的文字改作“始咏”；在《春秋》中争论婼、舍；在《周礼》中拼凑司空；推演太极，设置卦画；白纷丘殉【疑误】，这些都无益于活人的实际运用。他们另立异道，铺陈浮词，搜集琐谈，乡野笔记中的文字也被拿来发明牵强的义理；至于以术数包藏强暴胁迫的政治，更不在此列。如今秘阁所藏、书肆刻印的书，以及士大夫爱好古书的传抄本，积累起来可以充栋，装载起来可以汗牛。学者仿佛进入武库，又像游览富足的市场；浅显华丽的容易使人喜悦，深沉平淡的难以理解，眼目被炫惑、耳聪被滥用，真正的道于是被遮蔽。更有甚者崇尚虚无、追逐高远，很少能够核验实际。舍弃梁肉却以蚬蛤为甘美，哪里懂得真正的滋味呢？从前孔子搜求丘坟典籍，嫌其繁难，于是删定整理，流传后世。如今应当以孔氏为宗祖，以颜回、孟子为法式，以程颐、朱熹的学说相互论证；依照《大学》《论语》的宗旨，以达到孔氏所说的功夫终点，以颜氏所说的老师为准，删去非圣之说的诡异剪裁、漫无边际的浮夸言论和异端的蛀虫。即使是大儒所作的书，也应当交互参校，删去重复篇章，保留篇章；篇章保留句子，句子保留意义。这样文字简约才会精要，内容精要才会通达。通论。

译客人说：田地不按井田划分而要均平，士人不由乡里选拔而直接举荐，难道是有人不知道根本吗？回答说：事情长期废坠，不是一天奋发就能复兴；道理尚未明白，哪里能在昏暗中盲目承袭？如今田地有固定的产业，产业有较重的价值，夺取那一家的给予这一家，谁会甘心？设置沟洫、划分田界、区别等级，不经过十年不能使之完善。像卓茂那样守成，像龚遂那样任职尚未考核就已经更替，谁能把事业做到底呢？古代即使是很小的国家，也必有贤哲；平常相互交谈，也都称述先王。即使朝廷颠覆了公道，乡里仍然崇尚清议。如今士大夫结党【缺字】、培植交情，荐举自己尚且难以凭据，何况普通百姓呢？这不是可以仓促议论的事。治疗患了七年的病，如果不追究病根，不培养生命元气，即使得到三年陈艾，熏灸到骨、灼伤皮肉，又有什么帮助呢？《中庸》说：“本性就是上天赋予的命；遵循本性就是道；教化就是修治它。”上古的事已经遥远了，只有尧、舜还可以考察。经典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纲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长幼有别有序，朋友有信”，这是条目；“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这是功效。当时士人有田地可以谋生，有事业可以修治，有朋友可以相互观摩，勤勉不懈地求得尽到自己的本分，安然度过一生。一旦成为臣子、治理百姓，只需推行自己内心所确立的政道，于是便显露出平日的修养。从前稷、契、皋陶、夔都是圣贤一类的人，然而各自治理一项职事，直到年老也不改变；志趣相同、德行相合，天下安定，而我并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功劳。譬如驾车之人用口吆喝、用眼示意，手调节缰绳，脚踩踏板，共同驾着一辆车前进。又譬如舟子，有人划桨，有人掌舵，有人张帆，有人牵纤，共同驾船顺流而行。一个人是一条心，众人也能成为一条心。从此以后，时代虽然逐渐衰落，而道统却长久流传。百姓中有的能够表率乡里，贤能之士也并不少见；商、周交替之际，许多事情都是开创而来，没有古代成例可以效法。因此有太王的传授，泰伯的谦让，王季的友爱，文王的臣辅，三位仁人的生死取舍，伯夷、叔齐的逃避，周公、召公的辅佐，各自安守本分、贡献所长，都合乎上天的法则。所以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自孔氏去世以来，教化之星已经垂落，士人趋向衰微；后世曲解学术以伸展私志，借助霸道来挽救时局，还说这是使他人得到好处，号称是在学习孔氏。把周遍浏览、暗中搜罗当作博学，把华丽辞藻编织成文采，把老氏、释氏混同为真正的传承；名声因此昌盛，私利因此增加。间或有朴实守行、勤勉能干的人出现，众人却相率鄙视他们，把他们看作肿木、痝肉【疑义】。唉！如今太学是贤士的关隘，确立教育的途径，应当首先选择有道之人为师，仰遵《二典》，以孔子、颜回为规矩，修订积分考核的办法，停止拨正历法【疑义】，专心而长久地培养人才，这样才可以取得大成。然后把其中优秀的人推荐给吏部，让他们分别掌管州、县的学校；提高他们所受到的礼遇，增加他们的俸禄，让他们各自选择乡里任教。士人的教育取得成效后，又让他们分别掌管党、序等地方学校，每三年把取得成效的人推荐上来，在乡里进行考试。从前许仲平任国子祭酒时，举荐他的弟子姚燧、耶律有尚担任属官，大概是担心异端言论和旁门小道败坏教育成效。周子说：“师道确立，善人就会增多；这样朝廷就会端正，天下就会得到治理。” 《休集》卷之九。《松窗寤言》。《洹词》卷之九　《休集》。《松窗寤言》。癸巳年腊月，我避居幽静之处，致力于观察事物、恢复本性的功夫。表侄李生栋送给我一株古松，形状像一条倒卧的龙。他说：“经过十五年，它将排列在窗边，同你一起守住严寒中的节操。”这一年冬天天气温暖和煦，笔砚使用顺畅，于是提笔随意谈论，写成八十一章。取自《考盘》的“寤言”之意，因此命名；篇章不作编次，文字没有因袭，大概就是这样。至于是非得失，等待明智的人来订正。崔铣识。学习如果不立志于道，就是在黑暗中盲目行走；道如果不以圣人为法，就是走上了曲折的道路。圣人没有谁比孔夫子更为适中，道就在于修治人的伦理纲纪。因此，要从孝悌发端，以忠信为根本，从强恕出发，以文理严密相配合。它的条理重大，规范深远，止境有待，确立后才能践履。以后再广泛参照先儒的言论，来尽可能详尽地相互验证，就可以了。以上为第一章。心学只需辨明善恶罢了。功夫在于研究事物初始的细微征兆：善，要追究它所由作成的根源；恶，要考察它所从产生的原因；明白地加以申明划定，果断地加以截断树立，这样善会一天天增长，恶会一天天消退。善恶二者尚未萌发时，就用敬来持守它，那么由恶而发的情况就会少了。这叫作建立根本。以上为第二章。孔门的教诲，以孝悌为根本，以忠信为基础，以亲身实行为实际，以文章学问为辅助。诚信了才能立身，立身之后才能施行。不要越级，不要说玄虚之言，不要作过分的议论。譬如饮用江河之水，每个人都能饮到适合自己的分量。右第三章。上天赐给你明察之性，你却反而使它昏暗；上天赐给你德性，你却反而损害它；上天使你困顿贫穷，你却强行使自己显达；上天使你困厄卑贱，你却强行使自己富贵。这样还足以谈论性命吗？右第四章。汉、唐时期的墓志铭文简略，宋代则繁多。固然可以说是执笔者文辞上的辩才不同，也由于汉、唐记载行事，宋人则多陈述建言。《伊训》《周书》记载他们应对变故，张良、萧何的史事记载他们兴建国家。贾谊、董仲舒的策论，可以匡正时世；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未免太过泛滥吧？右第五章。每天诵读六经，却不努力实行，那只是得到经书的文字罢了；心中没有安定宁静的力量，那么实行也只是留下外在的痕迹罢了。所以孟子说：“不能亲自践履，也不能明察。”右第六章。修养自己，就是天理与人欲此消彼长的过程；治理国家，就是审察君子和小人的进退。不是德的德，似乎忠诚的忠诚，君子应当及早辨明它们。右第七章。士人担忧见识不高，见识高了又可能流于空虚；担忧行为不果断，果断了又可能流于粗疏。言论要顾及自己的行为而不空虚，行为要履行平实之道而不粗疏。喜欢说大话的人难以和他一同走上正道，崇尚意气的人难以取得功业。右第八章。《大学》大概就是成圣的准则吧？没有什么比懂得本末更应优先，没有什么比辨别真诚与欺伪更紧要。因此知道根本应当在先，所以要推行平治天下，必定从格物开始；知道末节应当在后，所以充实格物的功夫，最终便达到平治天下。概括说来，都不过是修身。《淇澳》篇中盛美的文德，是格物的次序；仁、敬、孝、慈、信，是万事万物的条目。《康诰》等篇，从古事中征验，列出它的次第。使民更新而明明德的本体也就完整了。提取古本，把《淇澳》以下的文字置于《诚意章》之前，格物致知的意义便焕然明白了。在这上面真实实行的，叫作诚；在这上面分歧偏离的，叫作欺。右第九章。古代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是为了彰明自己的志向；如今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是为了使内心昏昧。所谓格，就是端正事物；所谓物，就是至理。如今说些异端之言，那么内心究竟应当怎样用功才能达到至善？难道还有另外的名称吗？圣贤之道，犹如日月五星，各有定位，依次运行，何必刻意点缀求异，却不求它是否可以遵循？只是为了抗拒名教、喧哗惑众罢了，难道不是使自己的内心昏昧吗？孟子说：“良知良能，是知能的本体作用；爱与敬，是本性的真实内容。”因为根源在上天，所以称为“良”。如今拿它来证明异端，删去“良能”而不提，这不是霸道地对待儒学吗？右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