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集 / 卷之三】

译《规资》。诗中说：“采呀采芣苢，姑且把它采来。”这是说务求切实。“采呀采芣苢，姑且把它提在衣襟里。”这是说扩大容纳。“采呀采芣苢，姑且把它拾取起来。”这是说使所得精纯。因此君子有所忧虑：力量用于事务而道术不周全，勤勉用心而知识不宏博，积聚财富而性情不能通达，即使劳苦也没有益处。种花草的人用力少而很快见到美丽；种柏树的人用力加倍，却要很久才长成。人未尝不认为后者迂缓。然而花草的美丽按日计算，柏树的茂盛却要按年计算；花草可以供观赏，柏树可以成为材木，两者的用途相差万倍。孔子说：“我曾经学习礼；不学习礼，就没有办法立身。”所以礼是实践的本体，言语只是礼的文饰。礼废弃以后，言语才繁多；言语停滞以后，著书才兴起；书籍越来越受重视以后，各种技艺才都能售卖。过去孔子创作经书，是修明礼乐的文采和仁义的实质；言语铺陈其履践，议论阐明其精神。诸子之学，却偏曲而牵累于整体，偏颇而陷入其中，都自居于圣人之列，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四方土地不同、言语不同，亲自践履其地的人才能确定轻重；把形迹隐藏起来而悬挂秤权的，才能分辨差别。因此不以圣人为志向，就无法理解圣人的言语；不理解圣人的言语而能辨析事物的人，是很少的。时代相隔越远，义理就越隐微；异说越多，真实的道理就越隐藏。被眼前事物迷惑的人，中等才智的人都趋附它；隐藏在幽深处的道理，即使上等智慧的人也有时不明白。所以茂密树木的丛林中往往有美材，孤独鸟的鸣叫却没有和声。这正是《杕杜》所感叹的。圣人的教诲，考察华饰与实质的分别，安置先后次序的伦理，最后审慎而勤勉地反复验证，然后才发表言论。这样以后，情理才能综合事物，文章才能纲领世道。因此各种技艺的售卖者，在这里都无从显现；那就像依仗泰山的尊高，却以游玩土丘小阜为乐一样。《喻间》翰林先生因病辞职回到郡中，专心致志于六经，摒弃事务、断绝交游，以著述为业。有位客人非难先生，认为他不能建立功绩、树立名声，不能乘势取得富贵，学问迂阔而难以施行，志向孤高而缺少帮助。先生把这些问题都用合乎法则的言论开导他，分为上下两篇，并非为了流传后世，不过姑且告诉同道罢了。客人非难先生说：“读书人为什么要出仕？难道不是为了成就名声和利益吗？朱云向天子请求斩剑，申狄在一朝之中背负大石，名声都归于他们；孙弘十年而做到宰相，范睢一见君主便封侯，利益都聚集到他们身上。先生身居玉堂官署，在君主面前执经讲学十四年，官位不过郎官，从未发表直言上触君主，也没有因此取得当世的尊重。如今却在荆棘田里种粟，在斗大园地里浇菜，进门吃粗劣的藜藿，出门才有车马随从；侯爵经过不为之停车，执掌法史的官员也不来奔走相访。莫非先生有什么失德之处吗？为什么进退这样困窘？”先生笑着说：“君子不以求取显赫名声为意，而忧虑时机的艰难；不羡慕别人的爵位，而忧虑内心的正直被扭曲。大葫芦的嫩芽从细小的缝隙中萌发，高大的树木从笔直的苞芽中长成。因此，对于已经实现的欲望，即使刀刃踏在脚下也不会回头；对于可以改变的心意，经过细细谈论就能够觉悟。” 从前张良借助四皓的声望，触龙以对男子的爱护来进言，邹阳使长君觉悟，李泌保全了侄子的继承。由此可见，不处在恰当时机就不能进言，没有得到恰当的交情就不能阻止对方。道有舒卷，言语有显晦；修饰危险的言辞而使它浮泛于所忧患之上，牵引偏颇的见识而挽救已经形成的局面。树立自己的名声，掩饰君主的过错，凭借文辞希求君主宠爱，并不是忠臣的用心。况且沉溺于檐下风凉，会使四肢麻痹；贪食甘美醴酒，会损伤肺脏。所以君子不因一时的便利而换取终身的不安，不因满足口腹身体的小利而遗弃道义的大节。穿绫罗绮绣的人，世人夸耀他的外表；拥有田园的人，佣仆看重他的财产。因此于陵灌园而拒绝做宰相，邴丹辞去俸禄以保养志节。他从世间取得的很少，对自己的要求却很高。他的身体可以被压抑，志向却不可夺取；生命可以被伤害，道义却不可折断。你难道没见当世的权贵吗？正当他们得志时，奴仆也仗势作威；等到他们被杀戮时，妻子儿女也遭受羞辱。你又没见当世的君子吗？装饰虚伪来求取声誉，人人都趋附他；虚伪暴露后，人人都厌恶他。官吏向百姓搜刮时，只嫌所得太少；等到陷入刑罚，又只恨罪责太大。哪里比得上守住清正的节操，甘愿安守退让的本分呢？” 蛟龙潜伏时，鱼鳖可以同它混杂；一旦升上云霄、踏临苍天，便会使下方土地沾湿。大的事物反而会被小的事物迷惑。”以上为上篇。客人非难先生说：“我曾听说，建筑高处必须凭借丘陵，建造低处必须凭借川泽。这大概是说没有凭借就一定会毁坏。过去宋代崇尚谈论诸子，兴起谈论义理的人深入探究幽微，铺陈文章的人在华美丰盛上反复增饰，学者直到今天还尊奉他们，剽窃他们的余绪，再用自己的笔墨增删，文辞洋洋洒洒，已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先生却远取古人文章，施用于今日，所以劳苦而少有成效，长久而没有声望，恐怕先生会受到君子的责难。”先生说：“对。圣贤写作，不是迎合众人而求同，也不是诡异求新而求异，而是阐明天地的适宜，建立纲纪的正道，遵循经义来确定行为，因应变化来建立制度。至于言语幽深却不真实，发布政令却少有适当，文饰浮华而混淆实质，烦琐辞藻而支离根本，这些又有什么可取呢？上古质朴，所共同追求的是养育；世道衰落、民情改变，才开始有所变革。因此三皇建立生养之道，所以施用网罟；五帝使教化昌明，所以区别衣裳制度；三王使法度相连，所以用制度维系；五霸以威力胁迫，所以借助兵车；仲尼斥退私智，所以以忠恕约束；孔伋阐明天道，所以分析性命。五霸，是政治的终点；仲尼，是言论的起点。性命之说，仲尼很少谈论；子思大概是要用它挽救偏颇的行为、克制私情，并不是为了扩展雅谈、成为后世传述的首要内容。” 所以夏虫不能理解冰，君子不必浪费言辞去解释。周代衰落后，人们竞相施展技巧，秦因此变得暴虐；宋代衰落后，人们彼此驳斥学说，胡因此入侵。游定夫、张九成、杨简的经学与禅学，陈傅良、叶适的道术与法术，陈亮的功利之学，王安石的政事与利术，都是背离孔孟之道却袭用儒者名号，扰乱程朱之学而树立士人的标准。传注本来已经解释经义，又加上笺释来解释传注，文章越来越繁重，旨意却越来越远；如果只是为了喧哗世俗、取得宠爱，而实行起来又不能给人以帮助，那就没有意义。你没见过建造房屋的人吗？层层屋檐、重重楼阁就会遮蔽光明。你没见过疏导泉水的人吗？沟渠迂回、田亩曲折，就会使人迷失水源。何况反复说同样的话而漫无边际地补充，谈说而流于戏谑，这是贤人所厌恶、童子都羞于称道的。你却把这些作者排列为后世的准则，太困难了。伯牙断绝琴弦，是哀叹知音难遇；孟轲纵情发表言论，是等待后世圣人出现。”以上为下篇。《元城县修学碑》

译汝南进士张儒治理元城县第三年，政务已经大为通达，于是重新修建学宫，诸生都振奋兴起。教谕张庭和众人商议后说：“在张侯到来以前，我们和你们诸位学生在简陋的祠堂里祭祀先圣，住在低矮的房舍中。自从张侯举行这项修建，祭祀先圣有了明堂，讲习有了合宜的场所，会食有了厅堂，出入有了门户，游息歌咏有了池塘。子夏说：‘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你们诸位学生应当和悦正直，日日进步、月月精进。学习难道还会衰退吗？谁会愿意使它荒废呢？”于是大家共同雕刻石碑，请我撰文，以永远记载张侯的恩惠。唉！从前世道多变，已经有人说过，处理政事有时过当，烦琐苛细使人几乎无法保全德行。做郡县官的人受到牵制而不能施为，所以兴学修文的政事废弛了。元城是富庶的县，百姓性情容易懈怠，因此它的官吏很少能以治理成绩显著。张侯治理元城，洁身自持而办事敏捷，振兴衰颓，打击奸邪。元城这才知道有县令的治理。治理百姓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希望他们各尽人伦罢了。统率他们却使他们败坏，扰乱他们使他们离叛，于是懒惰的百姓和违法行为产生，政事就会有可乘之隙。刑罚，是消除间隙的工具；间隙除去以后，教化才能流行。所以兴办学校，是政事的先务；各尽人伦，是学习的目标。先圣的教诲，不过是父子、君臣彼此相生相成，桑麻、谷粟用来相互养活，这些都在六经之中罢了。因此最可贵的只是笃实行道。文章是用来辅助实践的，否则就成了排比雕饰，文华胜过实道，义理便旁逸了。于是虚诞的言论得到流行，奇异的行为也出现了。虚诞的言论，就像把木头雕成果实再涂上红绿颜色，拿来吃便会折断牙齿、堵塞喉咙。所以只有空洞的辞藻不足以感动人，糠秕般的言论不足以治理万物，险僻的志向不足以经世济民。因此一个家族没有必要依赖这样的士人。《辩异》空同李子丧妻时，杀羊猪祭祀，烹煮时发现肠子有异样。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感到疑惑，我又担心它被讹传成神怪之事，给喜欢猎奇谈论的人提供材料，于是叙述空同子的行迹，以义理加以验证，写成《辩异》说：“感应的道理，难道不微妙吗？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发动而生成万物；声音一呼出，便有回响；机关一被触动，便发生变化。所以西方铜山崩塌，东宫的钟就鸣响；春天百花布满原野，屋中的树木便萌发。忍住感情的人堵塞了感应的机会，残酷的人阻塞了感情的发端，感应的道理在他们那里就没有征验。君臣、夫妇，是人伦的纲纪。举起纲纪必定要依靠纲，纲张开了，网目就都各得其理。所以悖逆的臣子，在家中必定已经有忍心；不肖的儿子，在国中必定心怀愤懑。既然迷失了最初的本心，各种德行就都毁坏了。空同子的为人之道多么深厚啊！空同子曾经做官，向君主进谏，不因职务而委曲求全；守持法度，不因权势而改变；坚守节操，不因屡次受挫而屈服。甘愿受辱而吐露荣耀，并不是空同子的志向，他是因为取异于常人。爱意凝结在心中而不可解除，所以他只把大伦看得深厚；这次羊猪肠子出现异状，正是厚重人伦的征验。况且哭泣进谏的话，是真实的。将要悔悟的人把它看作忠诚，迷惑的人却把它看作忤逆。” 余桃之奉，既使人感到被爱，又因其轻慢而获罪。因此感应只是由内心产生罢了。召公的诗说：‘茂盛的甘棠树，是召伯所喜爱的。’周代大夫说：‘伯氏吹埙，仲氏吹箎。’爱意积累深厚以后，外物也会成为表记。所以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人，即使亲近也要有所防范；对于想要投奔自己的人，即使已经交好也可能背叛。与自己同类不同而盲从的人，最终会遭凶祸；坚持义理却心存疑惑的人，爱意或许可以□。如果没有礼义诚信之心，感情就会转移并迷惑人。你竟然连父亲也会失去，唉，李子的为人之道多么深厚啊！”}], 刊刻《元城先生语录》的序言 天顺己卯年，大名府知府河东王公刊刻《元城先生语录》三篇，年代久了便散佚。如今南阳张君任元城县令，向他的上司金公说明此事，请求重新刊刻。张君既已洁身自守、使百姓富足，又担心教化没有准则，说：“先生是本县前代有声望的人，诸生都在学习孔先生；作为孔氏门徒，难道不应当嘉许先生吗？”张君于是辑录先生的行迹，交给我，使后人继续刊刻。序说：“孟子说过，要尊尚结交古人，读他们的书还必须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六经的学说已经很多，赋文一类的书籍又是经书的数倍，学习的人到老仍眼花缭乱，因此腐儒沉溺于琐碎支离之学，辞人浮泛而失去操守。先生从司马氏那里接受的道理是：‘不过在于真诚罢了。’他终身实行，所以正直不向万乘之尊屈服，节操不因摧折而被夺，长久安定而不因祸患逼迫动摇；言语□而厚重，读了以后能去除鄙陋吝啬之气。荣华是可以贪恋的，祸患是可以畏惧的；一只瓦罐坠落，背负它的人便面露忧色；细小蜜蜂的毒刺，人一看见就躲避身影。为什么呢？因为把外物当作了自己的情感。因此，担当道义的心可以忘掉外物，真是奇异啊！范氏、吕氏相互为相时，只顾周全自身打算，创立调停的政事，排斥先生的言论，使他的正直受到阻滞。况且香草与臭草不能同藏，是因为臭草善于混淆香草。那个人志向不能实现便不肯罢休，起初压制先生、暗中离间，后来终于夺取他的地位而据有之，以放纵自己的欲望；他对君主尚且没有恩德，何况对其他人呢？范氏、吕氏任用他，不过是姑且以利饵引诱他，同时害怕他得势，并非真心爱护并成就他。用善行使人心悦诚服，别人尚且可能背叛；如果只是凭欺诈和权术取得信任，自己尚且如此，又凭什么率领众人呢？所以真诚的作用，只在于辨别邪正。圣人，是人伦的正道；佛氏却想保全人的本性而违逆人伦，难道不是荒谬吗？智者没有凝滞于外物，仁者没有阻遏真情，勇者没有暴戾的行为，这样才能尽其本性而建立功业。先生不能不受佛氏影响，因而在智慧上有所凝滞。先生已经忠诚、孝顺了，佛氏又能参与什么呢？有人说：“先生把自己的见解确定于佛学，大概不是这样。” 《周秀才诔》秀才名太，字大初，是安阳人，郡倅公的幼子。年幼时就能即席应对，争奇斗巧以求取捷径，见到他的人都大为惊异。长大以后，博览各种技艺，通晓蔡氏《尚书》。性情刚直，当面斥责人的过错，却能周济别人的急难，推扬别人的优点。族人中有因宗族事务彼此争执不合的，太一句话便作出裁决，众人都叹服。太的祖母，是我母亲的妹妹。太在正德戊寅正月二十五日不幸短命，享年四十岁。唉，悲哀啊！太有兄长而不能友爱，我作诔来哀悼他。辞说：谁来体恤你的寡嫂和孤儿？谁来抚慰你？道路险峻如帷幕，铺陈你的武略；你的盾牌像屋梁。于是同样羸弱佝偻，苍天仍维系着你，使恩泽深厚而广博。你的母亲已经白发苍苍，你忽然埋入黄土，眼泪滂沱。谁能理解母亲的苦楚？” 《殷近夫墓志铭》

译殷氏是凤阳的大族。元末有一位名仲名的人，为躲避战乱向东迁徙，于是在寿张安家。仲名生尚文，尚文生胜，胜生铎，铎生玘，号刚斋，以贡士身份任昌黎县令。刚斋刚严而多才智，百姓既畏惧又爱戴他。刚斋娶张氏，续娶任氏，两人都没有生育，于是纳李氏为妾，李氏怀孕七个月生下近夫。近夫长大后，眉毛修长、眼睛明亮，嘴大得可以容下拳头，身体瘦弱而骨骼强健。读书一目数行，读成后终身不忘。二十六岁时，中弘治乙丑进士。第二年因病回乡，选择居住在石川，建造畜艾堂，聚集数千卷书，早晚诵读思考，希望以著述自立名声，写成书十余篇。正德辛未年，病愈返回京师，授靖江县令。近夫明察果断，不费力便能治理。蓟州盗贼经过淮地，渡江劫掠常州，将要前往靖江。近夫早有防备，盗贼的侦探知道后，便转往江阴。近夫派兵追击，江阴得以保全。常州守令传檄近夫修缮郡城，他又亲自修建学官，费用节省而工程坚固。百姓朱铠死在文庙西廊中，没有人知道是谁杀了他。忽然得到匿名信说：“杀朱铠的是某人。”朱铠平素与某人有仇，众人都说匿名信没有诬陷。近夫说：“这是嫁祸给盗贼，以拖延查办。”他暗中询问身边的人：“谁和朱铠亲近？”回答说：“是胥吏姚明。”近夫便把众胥吏召集到堂上说：“我想抄写一封信，你们各自写出自己的字，看看姚明的字是否与信相似。”又盘问姚明说：“你平素和朱铠亲近，为什么要杀他？”姚明大惊说：“朱铠将要到苏地贩卖干货，只有我为他饯行；我贪图他的财物，所以杀了他。”近夫叹息说：“为了利益而重利轻弃亲交，不走正道的人必遭凶祸。”可叹啊！可叹啊！于是杀了姚明。癸酉年调任青田县，青田是事务繁剧的县。近夫除去六七件危害百姓的事情，其他方面没有改动。近夫平素喜爱游览山川，观赏景物、吟诗歌咏。靖江、青田有大江、孤山、混元峰，他每逢闲暇便出游其间长啸吟咏，旷达自得。乙亥年考核政绩，赴京师，青田百姓号哭着为他送行。吏部将他的优异政绩上报，选授南京工科给事中。他上疏论事五项：清除弊端、安抚民众；安定重要地区；防止奸邪的细微端倪；除去邪恶以保全治理；使赏罚公平。后来病重，把奏疏封好，题名为《理真事晓意忠词》，再三交给他的母亲，说：“这是交给云霓弟的。”于是去世了。这是丙子年七月七日，享年三十七岁。近夫名云霄，号石川。娶岳氏，生一子名哻，三个女儿。刚斋起初去世时，近夫按照礼制办理丧事。服丧期满，才举行冠礼；将要结婚时，他同妻子的父母约定，必须通晓婚礼，才举行后续仪式。他又考订古今祭礼，谨慎实行，因此鲁地多有奉行礼制的人。近夫喜爱诵读程氏、朱氏之书。他作文时，不是秦汉人的语句就不肯采用。他又认为诗是抒发感情、表明志向，使诗人趋向善道的东西。自汉魏到唐代，作者都辨析音节而仿作。古乐府有四百篇，他的志趣足以记录《金仆姑》数十卷。他又读《庄周》一书，欣赏其中通达本性的道理和譬喻。最后自认为学问太杂博，必须穷究六经旨意，才专心用力。近夫为人峭拔、刚克而简约，国子司业穆伯潜笃实修行、刻苦学习，无人能与他匹敌，却仍畏惧近夫，说：“近夫以不善为耻，不只是像背负污秽。”近夫平时不谈论别人的过错，到了评论文章时却指摘瑕疵，不用一句话宽贷别人。葬在石川南面，参加的人有千人，都哭得失声。铭文说：“哀哉我的朋友，品行如玉璧，文章极其光明。他是真正的儒者，可以垂范后世。” 《岳鄂王庙记》太史氏说：“学者每次读到鄂王的事迹，没有不流泪的。功劳受到怀疑而被杀，手握符节而死，自古就有这种事。鄂王忠诚，又得到君主信任，人们怎么能甘心呢？当初高宗南渡以后，岳王在内剪除盗寇，在外抵御敌虏；请求建立太子以安定人心，收复旧都以寄托众望，收取河北以接近中原。他受王彦牵制，遭杜充危害却没有挫败；被张俊陷害，被秦桧阻挠，却没有丧失节操；用高爵诱惑他，他也不改变廉正；没有爱惜自身的仁厚，却不肯杀人。因此谋划深远而能切中事理，义理明白而诚信，所以能够保存宋朝，使它没有立即灭亡。道所趋向的，是命；命所成就的，是势。命有枢纽，势有关键。善于治理的人能够顺势而为。当初高宗南渡时，金人破坏了王由之的志向，百姓苦于夷狄的暴虐而思念宋朝的恩德。金人任用张邦昌建立伪楚、任用刘豫建立伪齐，随后把军队撤回北方。等到张邦昌、刘豫垮台，人们习惯安逸、忧虑改变，后来才出现机会；这时金人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假如皇帝选择上宰辅佐岳王进行征伐，金国就可能灭亡。所以在高宗时代主张议和的，是贼臣；在孝宗时代主张用兵的，是削弱国家的臣子。古语说：‘同心的话语，香气如同兰花。’君主统治的道理，是以志向决定行动，以才能施行政务，以智慧辨明臣下。皇帝慑于金人的威势，担心他们复仇而使事情不能成功，并且失去已经取得的根据地；他聚拢臣子和英勇将领，又害怕无法奖赏他们的功劳，于是采取苟且求安的计策，只同佞臣交结。张俊贪婪而岳王廉正，岳王忠诚而秦桧奸邪；张俊、秦桧亲近君主而岳王被疏远，离间之言和陷害之术，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没有成就，是因为罪恶满盈；闭口不言，是为了躲避谗毁；退避行迹，是为了消除猜忌。如果没有这三点，他们怎能免于那些人的祸害？唉！以没有明证的迹象杀害国之元臣，自古以来没有像秦桧这样胆敢妄为的。奸臣想取得国政，开始便驱逐直谏之臣来遮蔽君主，中间诬陷别人的行为以加上恶名，最后果然杀害贤哲辅臣来放纵自己的威势。况且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是秦桧的游移之辞。秦桧可以欺骗天下，却不能欺骗自己的内心；所以邪恶侵害正道，并不是他的内心不知道贤者，而是被欲望束缚，忍心这样做罢了。”汤阴是岳王的故乡，庙宇年久失修，剥落破败。大明正德丁丑年，中丞河南巡抚丙江李公士修考察贤人、阐扬隐德，表彰岳王墓地、修建新祠，向百姓显示所应归向的道德，以成就教化。檄文下达给监司范君嵩，命汤阴知县王擢修建岳王庙，一个月后工程完毕。陈列祭牲的地方立了石碑，于是刻写我的文章。《董汤民墓志铭》

译汤民名建中，是吴江主簿章公的次子。他家的世系，已详载在我所撰《吴江公志》中。汤民年轻时同邑人殷云霄友善，以修建学校倡导乡人，又取吕氏《乡约》作为功课，每天在墙上大字书写：“某某是贤人建中的过错是某某。”弘治乙丑年，他和汤民同中进士。汤民授行人，后来升为御史。近夫称病辞官归乡，后来起用为青田县令，又升为给事中，都是因为才干品行而治理官事。近夫峭拔刚劲而喜好文章，和当世士人多有交往；汤民敦厚宏大而执守原则，处理事务精明强干。起初吴江公贫困时妻子杨氏去世，葬具简陋，汤民日夜号哭。吴江公在太学，继妻和儿子留在寿张，汤民涉水背粮去供给他们日常生活。遇到灾年，兄弟将要分居，汤民哭着劝阻，不能成功，便前往告诉吴江公，也没有得到同意，于是把田地房屋让给兄弟，指着妹妹说：“我的妻子幸好有嫁妆，不会连累各位兄弟。”汤民显贵以后，时常赠送财物给兄弟。幼弟用中夭折，每次经过他的墓都哭泣。汤民任御史时，正逢盗贼四起，宠臣擅权，朝廷有奸邪之臣以威势胁迫、以爵位利禄诱惑，正直之道几乎被堵塞。汤民把同僚麻城刘天和、仪封刘大谟、安阳张士隆、桐城余珊、昆山周广表都看作善于刺察奸邪的人，他们虽劳苦也不屈挠。甲戌年，汤民巡按顺天府，遣送妻子儿女回乡，自己只留下老奴主管家事，不敢私自拜访别人。永平发生大水，百姓靠捕鱼求生，权宦夺取渔利，割断渔网，有一位老妇和她的儿子在野外哭泣。汤民巡行部属时见到他们，查清实情，便上疏严厉斥责宦官说：“夺取渔利就是没有百姓，没有百姓就是没有君主；没有君主的人应当处死，不得赦免。”宦官害怕而自缢。海边苇荡和水涝渔业的利益，于是全都归还百姓。又有宦官将要前往广东，经过任丘，夺占御史府作为住所；听说汤民到来，便部署大批精兵等待。有司害怕，在路上迎接汤民，跪请他避开，汤民不答应，径直进入坐在堂上，冒着泥泞照常阅览政务。大宦官大惊，告辞离去。有两个穿青衣的人拿着权势人物的书信来到，对人说：“过去的太监都无能，所以屈服于御史；我们这次来并非有所托付，只是想挑衅他，较量胜负。”书信送入后，汤民不拆封，直接烧掉，并以诈伪之罪把两名使者发配到驿站。霸州有男子自首说自己是盗贼，赵鐩的弟弟有幸没有被杀；实际上那男子是盗贼派来离间的侦探，汤民立即下令斩杀他。汤民下令修缮州城以备防守。汤民沉着坚毅，谋虑确定以后才行动，一旦行动便不可更改；治理官吏严格却不苛刻。他利用闲暇又修建射圃，修缮元节士刘因的祠堂，以礼制和节义教诲儒生。乙亥年，患痹病。后来因吴江公丧事回乡。第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四十二岁。近夫也在这一年夏天死于南京。天啊，你竟使我们失去两位贤良之士，这该怎么说呢？铭文说：汤民，配偶吕氏，生渠与浚，是两个儿子；两个幼女尚年幼，已经戴上发簪。侧室郭氏生子泾。可叹你们贫乏，劳苦你的配偶；你的朋友用文章帮助你，来护卫你的坟墓。《杨公墓志铭》杨子守礼任河南按察佥事，在大名府主持军务，一年后威望信誉已经传闻。他的父亲去世的讣告传来，便奔丧回蒲州，派使者来请求我撰写墓志铭。杨子的父亲名通，字文达，性情方正耿介，不迎合世俗，意志决定的事没有人能够改变。遇到姻亲族人中有品行不善的，便断绝往来，因此号称匏瓜子。人们说：“这是善于自我命名啊。”后来大家都称他为匏瓜公。匏瓜公研治蔡氏《尚书》，六次参加科举都未中，依例进入太学，授陕西苑马寺监正；因父亲丧事回乡，服丧后改任陕西按察经历。遇事自信，屡屡违逆上官的心意，时间久了上官验证其判断确实正确，都敬重他。御史李鸾与布政使王衡不相容，王衡廉正而喜欢胜过别人，性情刚直偏狭却没有私心。御史传檄匏瓜公，要求他核查布政使所掌管的库藏器物，如实上报；布政使和御史各自上疏揭发对方过失，诏令下达若卢狱，二人一并被逮捕。匏瓜公后来获释，三次考核后升任蓟州同知，查勘马守备的贪赃。马守备夜里派人送给匏瓜公一百金，匏瓜公走出房间，凝立在厅上，命人点灯，召使者对他说：“我把你捆起来送官，换作别的人必定败坏你主人的名声，也侮辱你；你这是拿钱买我的廉洁。你赶快离开，赶快离开。”于是他叫出自己的七个儿子，对使者发誓说：“如果我父子不畏公道和神明，便应当大大受到世人的杀戮。”权势人物侵夺百姓的土地，拿出伪造的契约说：“这是皇庄。”匏瓜公判决把土地归还百姓。权势人物弹劾他，又将把他押入若卢狱；幸得上官出力，诏令夺去俸禄三个月，后来升任巩昌府通判。正德改元之年冬天，刘瑾专权，驱逐大学士刘公、谢公，随即大肆杀戮大小文臣。匏瓜公又因事获罪，被关入若卢狱；第二年春天获释，于是辞官。家中非常贫困，他教育抚养子孙，脚不踏入官府。郡守以下的官员有所请求，必须到他的住所才能同他说上话。他曾说：“与其卑微苟且地谋求富贵，哪里比得上做一个刚烈丈夫而贫穷呢？官吏如果贪婪，不过是增加子弟的祸乱，自己承受恶名罢了。”杨氏原本是平阳霍州人，匏瓜公的祖父谦在洪武初年被编入保定州民籍，父亲瓘任蒲城县丞，于是家居蒲州。匏瓜公原配高氏，赠安人；续配董氏。儿子三人：守仁、守信，都是生员；守洁的母亲李氏，封安人。三个儿子：守礼、守智、守廉。女儿二人，嫁给某某；侧室马氏，生女二人，嫁给某某。孙子四人，孙女四人。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去世，生于正统八年八月十四日，享年七十六岁。葬于某地，墓地的年月日兆记如下。铭文说：被斥退啊，发誓啊；若入圜土便迁徙啊，这就是匏瓜父亲的美德。琴弦断绝啊，成为脂膏的人受鞭打啊。《张知州祠记》

译上海张君治理潞州的第二年，升任湖广佥事。等到他离任时，潞州百姓攀着车辕号哭相送的有数万人，于是把他的神主牌位供奉在名宦祠中。祠中有五位仪宾，因为他们同张君以道义相交。三晋之地没有不听闻此事的，于是列举他的政绩，派人送到邺地，请我作记。如今从县令以下有几名官员，从郡守以下有几十名官员，从省级长官以下有几百名官员，天子派来临治地方的又有几名官员。他们仪仗华美，冠服森严，防范周密。然而政务日益削弱，百姓日益困苦，却没有止境。我听说如今考评官员，善于交际的列为上等，敏于征收科派的次之，精于办理公文的又次之；他们经营一整年，却与百姓毫无关系，何况那些不贤能的人呢？政务日益削弱，官府就日益玩忽，权力将被府属掌握；百姓日益困苦，就会离开家园，陷于只求活命的忧虑。张君大概与此不同吧？潞州有一座游息的台榭，名叫德风，自唐代就已有了，但张君从未到那里宴游，这不能说不是俭朴吗？他严格治理胥吏和徒隶，不进入乡里，使他们的奸邪无法售卖，这不能说不是公正吗？上官想索取潞州的绸缎，对赋税、驿站车舆和里夫服役于藩府之事苛求，又秘密传达命令，张君都加以阻止，这可以说是刚强了。征收驿马之税，把百姓分为三等，酌情征取，这难道还不公平吗？公文往来简约而能体恤百姓，不再崇尚逢迎，不是贤者，能够做到这样吗？上下彼此感通，靠的是心。人心相合，政治就能治理；人心离散，政治就会败坏。所以，把武器丢在一旁而各自离散时，兄弟也会互相遗弃；同船遇到风浪时，仇敌也会彼此救助。百姓的情性，常被利益束缚，却对义理吝惜。一文钱若要无故取走，即使父子之间也会吝惜；豆肉分得不均，即使是年长者，也不会让给孙子。百姓拿出赋税来供养官府，竭尽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国家，刑罚杀戮加到自己身上也甘心承受，这是因为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有所依赖于上位者。若这种依赖不足以凭恃，他们也就罢了；而上位者反过来违背、伤害他们，他们难道还不思考如何离弃上位者吗？到了这一步，嫉恨上位者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做的了，何况还能得到他们的仰慕，使他们思念、祭祀自己吗？唉！若有人听闻张君的风范而受到感发、奋起而行，那大概就是君子了吧？张君名萱，是弘治壬戌年进士。《磁州儒学修造记》本来可以停止却仍然兴建的，是扰害百姓；本来可以兴建却停止不建的，是使百姓迷惑。因此，通达事理的政治，必定使百姓的负担均平而不惊扰他们。张侯珂修建学校，做得很好；监司汪子正命令他主持修建。所以，旧有的可以沿用的，我没有增建；旧有的缺损、坍塌的，我没有因循旧制而不予修复；旧有坍塌而需要更新的，建堂两座：一座叫明伦堂，一座叫馔堂；建斋舍三处：一处叫进德斋，一处叫时习斋，一处叫日新斋；建亭一座，叫射圃。旧有缺损而需要兴建的，建有仓、库、神厨和号舍，共一百二十楹。祠堂建一座，叫乡贤祠。学校是用来阐明人伦的，圣人树立了它的表率，贤人申述了它的旨意。教师觉悟其中的道理，弟子学习践行，在堂舍中讲习，并把它施行于家庭和国家。射箭用来端正志向，饮食用来彰明谦让。况且，考察典章不如向父兄听取审慎的意见，向四方访求不如在乡里加以切实验证。一方之人却把希望寄托于天下，生长在这里的人难道可以不奋发兴起吗？被阉割的公猪长着獠牙，它的力量已经衰竭，作用只能及于眼前；用木框拘束小牛，所费力气少，效果却能影响长远。因此，幼年时的礼仪不可废弃，儿童的本心不可不加以培育。所以在学校西边建造了社学。《衢州府同知姚公墓志铭》公讳凤，字廷仪，是长安人。元至正年间，曾祖父仕中为躲避战乱进入蒲州，于是便在那里安家。祖父名善，父亲名聪，是太学生，曾授任蓟州幕职。正统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公年幼时庄重，十三岁便能作诗。成化甲午年乡试中举，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列入乙榜举人。授任陕西泾州学正，因母亲去世回家服丧。服丧期满，改任宁州；又因父亲去世回家服丧，服丧期满，改任直隶开州。丙午年主持江西乡试，升任山东莱州通判。下令追赠父亲官职如同自己的官职，母亲某氏追赠安人，妻子孟氏封为安人。升任衢州府同知。御史推荐公可以担任监司、郡守，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辞官回到蒲州。正德丁丑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公任学官时，命诸生夜里诵读经书，自己亲自前往察看，责罚那些先行睡觉的人。五经各设立一位经长，每天早晨坐在明伦堂讲说经义，阐发疑难、辨析异同，年轻的学生都来听。在莱州时，恰逢奉旨在青州营造王府，聚集货物、放纵奸弊，主管者对此十分忧虑。特意委任公办理，出入库物都严格管理，即使一个小吏也不敢冒取。在衢州时，每逢旱灾，公祈祷后就下雨。征收赋税时，他奏报有余粮，百姓没有拖欠；余十三和邻人争夺山场、系岸，多年不能解决。公劝他说：“官府拷打你，打得体无完肤，山场和身体哪个更重要？”余十三叩头哭泣道谢，把所争的地方让给了邻人。等到公将要离任，衢州百姓哭泣着躺在路上挽留他，车子无法前行。郊野有山民夫妇一百多人把图画和玩器献给公，公不肯收。百姓说：“公只饮衢州的水罢了，百姓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公；我们这些小人，难道敢用贿赂污辱公的操守吗？”公于是收下了。公有三个儿子，都以读书为业：长子钦，任驿丞；次子钢；幼子钲，是太学生。有一个女儿，嫁给佥事杨守礼。孙子六人，孙女五人，曾孙二人。公临终遗命，告诫子孙应当和睦，不要争斗；和睦就顺利而有福，争斗就乖戾而有灾祸。他说，读书的人应当明白道理，耕田的人应当勤劳用力。明白道理的人不会污浊，勤劳用力的人不会贫乏。公曾说：“读书不要追求博杂，只应做到道理明白。”所以公终日安静居处，万事自然归于端正。回到蒲州九年间，三州两府的士人百姓每年都来问候馈赠，从未间断。门人参政景佐等共同刻石称颂他的德行，铭文说：“戊寅年秋七月己酉日早晨，蒲州大夫吊唁，士人哭泣，坟墓之人奔走，众人都来饯行。姚敬庵父亲即安葬于此，唉！愿您的子子孙孙永远吉祥。” 《刻〈文章正宗〉序》

译《文章正宗》是宋代真希元编纂的书。删去芜杂，排除异说，用来辅助经典、端正学术，这不也是圣人的志向吗？万物产生便有情感，有了情感便会思考，把思考表达出来，于是产生了言语。口拙的人不能表达，浅陋的人没有文采，就无法铺陈事情、说明事物，于是便产生了文章。文章是语言中优美的形式，而可贵之处在于端正它所表达的情感。幽深玄妙的道理，要用显明的言辞彰显；久远深沉的情怀，要在堂序中抒发；和乐谦逊的言谈，要经过长久岁月来验证。不是深通大道的人，谁能做到这些？如果只是勤于模仿，博闻强记，偶然猜中、暗中投合，我还没有看出这有什么可取。献纳忠言叫作疏，体恤隐情叫作诏，申明彼此之意、追问所遗漏的深意，叫作对、序、书、纪；赞颂贤德叫作记、铭、引；思绪畅达和谐叫作诗。语言虽有断处而意思仍能相续，先提出纲要以概括全篇，有的委婉，有的显著；有的用譬喻，有的直陈；有的因秋天而起兴，有的随时事而发；都应当出于至真的情感，并且适合所写之物。后来教化衰息、学术混乱，质朴衰退而辞藻反而工巧，于是长期渐渐依凭典章法式，用来摧折强暴邪曲、考察成败，这就是左氏的文章。纵横捭阖、飞箝之术，不问邪正，只以推销自己的权术为主，这是战国的文章。援引经典来议论制度，削平夸饰的文采，这是汉代的文章；综合采纳群书，善于辨析而铺陈文辞，这是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君子因此考察变化、验证实际：从左氏那里取其礼法，从汉文取其质朴，从韩愈取其昌盛的文气，由此看见先王的教化既深远又完备。如今登山的人必定登上山顶，行路的人必定从自己的家出发；不能在山脚停步，也不能在旅舍才开始起步。如果不先立志学习先王之道，再参照历代的变化，我恐怕他不只是言论错误而已。隆虑人马君敬臣以按察副使督学山西，既已用六经教导士人，凡是礼制中有关凶礼的内容、诗书中变化的义理，以及民间废弃而急于求取功名的事情，一概恢复。他认为当时的学说浅陋，于是刻印这部书来作为诸生的准则，并向长官说明此意；他的同僚都来帮助刻印。经过两年，刻书人报告书版完成。《四使图记》从前周文公派遣使臣时说：“我的马是青黑色的骏马，六根缰绳像丝一样。人才用来治理政事，就像六根缰绳一样。人才不足，政事就会有所遗漏。参天大树如果蛀虫超过一尺，明堂也会舍弃它。政事汇集起来，纷杂多端，而事情的真伪从背后产生，就像驾驭马一样。我顺着那些纷杂的事务去处理，即使岁月不足也不妨。我只用简约的原则治理，枢纽运转而开合随之，长短按照规矩恰当地确定。”所以说“如丝”，是说缰绳的调节掌握在我手中。我的朋友燕泉先生何子，字元之，曾任使者，前后有四件善政。画工跟随他把这些事情绘成图画，是为了歌颂成就、描绘劳绩。何子最初任职方司职时，巡视晋地、陕地和边地，查验金钱买马；任参政时，镇守河南，百姓安定，官吏没有可以借此作奸的地方。他代理长官入朝觐见，代同僚督办储粮；任太仆寺少卿时，巡视京畿牧场；后来升任中丞，抚治滇地。崇尚教化，整顿武备，使夷人畏服、百姓安宁；病者赐给药方，饥饿者发给粮食。在百步之外射中杨树，只是小技。凭养由基的能力，尚且可能担心失手不中，何况治理政务，如果不是通晓儒学的上等人才，怎么能发出政令而事事回应呢？何子正是这样的人啊！何子年轻时便以好学闻名，如今著述丰富，却清廉端正而简约，没有华丽言辞，也没有懈怠行为，即使做卿这样的高官也完全胜任。既然如此，他担任使者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听说乡野有人筑墙，簸箕和土都已齐备，墙的高宽也很均匀，后来连续下了十天大雨，墙就有倒塌和倾斜的。这样做墙究竟是坚固还是容易毁坏呢？所以，政事没有忠信而不能建立的；果真能做到忠信，百姓就会安宁太平了。《赠袁大理序》正德丁丑年春天，史铣因病辞职将要回乡。御史许子、董子带着礼物来赠送。我说：“袁子的考绩列为上上，袁子聪明敏捷而宽厚，任事却不激烈；我们御史大多取其中道。对有美德的人加以宣扬，是礼。袁子希望得到我的文章，冒昧前来请求。”我推辞说：“病在身上会溃烂，思念远方的人只能听闻消息；闭塞不通的人不能参与议论政事。”许子说：“即使这样，袁子一定要得到您的文章。”我说：“那么请允许我稍后再写，怎么样？”二人答应了。后来王子派使者到安阳来说明此事。又过了一段时间，袁子升任大理丞。我惊讶地说：“如今我既有病又远行，却反而埋没君子的美德，这不几乎成了埋没贤才吗？”我虽然不聪敏，但本来曾听说过：大理寺审理狱讼，要依据二种司寇之法。古人说：“狱讼关系到百姓的重大性命。”只有一方供词，单薄而难以相信；双方供词齐备，又难以保证真实。狡猾的人看似有情理，木讷的人看似虚假。只听信而不宽宥，是束缚百姓；只宽宥而不审察，是放纵百姓。古代法律之所以使狱讼稀少，现今法律之所以使狱讼繁密，在于对人的宽恕太少。因此称为滥刑。先王的刑法，辨别五服亲属关系；明确亲疏服制，也要考察双方的实际情状。说：“所以说有意为之便是罪，误犯则应宽宥，使其志向可以更新。故意犯罪，就应当定罪，使防范可以巩固；巩固防范接近于治本，更新自新接近于教化。”所以说：“这样才是大大彰明服制，百姓也会勤勉和睦。”如果放纵他的恶行然后才刑罚他，就像割草一样，只是刻薄；不追究实情便凭猜测定罪，就会制定严酷刑法，这是急躁；只夸耀自己在关键处明察，却不怜悯哀伤百姓，这是残忍。这样一来，法律越严密，诉讼反而越繁多。疾病在身体上，人只怕它不能去除，所以周密思虑、曲尽防范，担忧最终的后果、警戒事情的开端；用这种方法养身，身体必定安康；用这种方法治理百姓，百姓就不会触犯法律。所以说：“如果有疾病，百姓就应当完全抛弃罪过。”百姓生活所需要的，不过是衣食。上级使百姓的生活匮乏，却责备他们的过失，市场上天天行刑，也无法停止。厚重礼义，名分就不会逾越；彰明羞耻，志向就不会卑劣；谨慎嫌疑，界限就不会毁坏；使生活富足，财用就不会匮乏。这样善行可以兴起，刑罚可以减少。所以说：“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百姓就会安康太平。”袁子字醇夫，升任大理丞是在戊寅年十月。史铣在二月作此序。史铣称病辞职，已经两年了。《安阳县修学记》

译我听说，上级是百姓的表率；他向百姓显示的道理不能失去。百姓的本性承受于土地，资质各不相同；受到教化的感发，崇尚各不相同；受到熏染而形成的习惯，安处之态也各不相同。把这些不同反归于正道，是上级所应当做的事。安阳是交通要地。正德辛未、壬申年间，百姓遭受暴虐侵扰，又被大盗掠夺。燕山章公来任安阳知县，整治混乱，不再扰害百姓，百姓知道有了庇护。章公说：“还不够，还不够，难道不应当用学校来引导他们吗？”于是拿出库府中的余财，拿没收轻罪赎金所得的钱，又采纳富民愿意捐献的钱，便重新修建学校。从大门开始，依次修建殿、堂、斋舍、号房、学官住宅、仓库、厨房，使诸生前来学习。学习俎豆礼仪，明白训诫文辞，百姓于是尊重学校。丁丑年，章公升任御史进入内台已有一年多。兖州陈公来镇守彰德，执法而不含怒嫉恨，权势和力量都不能使他屈服，百姓于是有了依靠。陈公说：“还不够，还不够，难道不应当用学校来引导他们吗？”于是修建尊经阁，共五楹，拆去东西两边的廊庑重新修整。这时，同知寿张王公、通判乡宁王公、莒地陈公、推官泾地杨公都来赞助此事，使诸生前来学习。除了六经，不把心思用在别处；不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便无从有所成就，于是士人知道了求学的根本。唉！治乱取决于时代，邪正取决于学术，安危取决于士人。东汉士人以清议匡正当世，后来士人灭绝，国家也灭亡了。宋代士人放言于权势，能进退宰执；即使遭遇贾似道无礼的对待，虽然他要挟君主、离弃国家，士人仍相继请求留下他，真是比夷狄还卑贱。夷狄士人倡导乞丐之道的，中间也有这样的人；反过来，没有不丧身而祸国的。因此先王的教化以礼为重；群居相处，和谐一致，没有比谦让更可贵的。尊贵的酒食和器皿，用谦逊来达到并培养廉耻。儿童学步旋转，教他们谦让并明白顺从。君子踏实做事而谦让功劳，小人争夺智巧而推让过错。谦让功劳便形成和谐与治理，争夺智巧便形成乖戾与混乱。谦让达到极点，仇敌也可以感化；争斗达到极点，父子也会互相残害。悍将武人，平日像割草一样杀敌，一旦在宾客赞礼之中行礼作揖，却低头屏息，惴惴恐怕礼数做得不够。所以君子把一切归结为一句话：“孔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我史铣没有才能，愿同乡诸君共同弘扬礼让之风。章公名纶，陈公名策，王公名良弼，王公名爵，陈公名言，杨公名天锡。请求我撰写文章的，是关中教谕赵鸣凤，以及诸生王寅、刘助。《明伦堂记》正德庚辰年秋九月庚午日，丁侯惩建造的明伦堂落成。堂高五仞有余，共五间；每间宽一丈三尺，深度是宽度的两倍。堂的东北角竖立卧碑。每天早晚，学官和诸生在堂中行揖让之礼，考察学业、分析义理。丁侯提出疑问、发掘难题，并且资助费用。丁侯治理平乡，修筑城墙，训练士卒，教百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修整先贤祭祀，并以歌咏劝导他们。百姓要依靠上级才能兴起；如果上级对我所要求的只是赋税和劳役，那么没有广阔田地，赋税就无从筹办而会拖欠；没有雄厚财力，劳力也可能供给不足。百姓只顾焦急于利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凌辱，即使反叛也做得出来，所以教育不能迟缓。把道理逐家逐户讲明的势力，很难遍及所有人；逐一告诉每个人，他们接受的程度又各有不同，这正是零散教化的弊病。因此选择优秀百姓，把他们集中到学校。学校用来作为百姓的表率，求学必定以圣人为志向，就像登山一定要登到顶峰。即使是奔驰的快马也只停在山顶，所以即便是上等人才也不敢违背圣道。圣帝的命令说：教育百姓，要把人伦恭敬地广泛施行，并且宽厚。孔子说：树立仁爱要从亲爱亲人开始，树立敬意要从尊敬长辈开始。求学的道理，不过取法于此罢了。因此，轻慢是爱心的失误，疏远是敬意的弊病。人情亲近便会产生恻隐，产生恻隐便会谨慎恭敬，谨慎恭敬长久保持，礼节由此产生；情感畅达，音乐也由此产生。尊卑贵贱的秩序因此牢固而和合，国家便安定长久、通达顺利了。沉溺游乐的人会迷失根本，枝叶繁多而根本必定容易动摇。因此，广泛追逐声誉，亲人也可能变得疏远；甘心于荣华、利益、权势，便可能抛弃道义；泛泛浏览而荒疏见闻，约束便可能显得浅陋；追逐捷径、厌弃常道，有时可以删去；精通古训而追求华美辞藻，却可能离开经义。所以说，君子的学习不追求繁多，必定审察其中的真实。已经看见真理，就一定要说出来；说出来，就一定要依照它实行，像肌肤和性命一样不能改变。丁侯字启善，是杞地人。《张侯碑》磁州人说：“从前蓟州盗贼向南猖獗，州城几乎陷落。百姓抛弃家园迁往郡城的，超过了一半。如今我们的张侯修缮城池，建楼两座，筑敌台三十二座，疏浚护城河并在河上架桥，数量与楼相同。从今以后，还何必忧虑盗贼呢？”张侯考绩已经完成，考核贤能、晋升明达的典礼一定会加以褒奖；如果没有颂文，以后凭什么劝勉他人呢？如今治理政事的人把百姓视同草木，百姓也把他们视作仇敌。诉讼案件堆积在岸边，百姓在道路上侧目而行，他们还自以为施加的刑罚不够。张君施恩而不求感报，施威而不取畏惧；恭敬地对待过客，百姓却不受劳扰；预先筹划赋税，百姓也不贫乏。内心含藏而独自明朗，对外则遵循常规；这样循循善诱的君子，若不是张侯还能是谁？各种顺遂招来祥瑞，甚至在虫豸活动中也能看见：蝗虫避开他的辖境，雨水在道路上停止。指挥董益之说：“我董益一向喜爱文雅，虽与张君分属不同官司，却商议政事而施行，代百姓进行治理。于是把这些事刻在楼上，永远告知观看的人。” 《百泉书院重修记》

译百泉有书院，是从副使吴公伯通开始的。百泉出自苏门山麓，古代开辟此地的人多居住在那里。孙登以简静自守，邵子以通达著称，许氏以立身严正著称，姚氏、窦氏以谦让著称，吴公把他们合在一起祭祀。吴公明白朱子学，于是祭祀朱子，并上溯到周子及其朋友南轩；修建斋舍和房屋，让前来求学的诸生居住。后来副使车公玺增加祭祀先圣和群贤，并让他们降位配享。如今过了四十年，书院几乎荒废。正德庚辰年，知府翟君到任，以清廉严明治理卫所，政事清楚、兴作有序而百姓安定，于是对此深有感慨，商议重修。御史见到后对他说：“这件事已经不能再耽搁了。”参政、佥事奉行约束，十分谨慎；副使前来考察士人，又提起此事。御史风采和裁断明盛，参政、佥事协同处理政务，本意在于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唯独对于这项工程不吝惜。知府拿出府库余财，购买木材、交换砖瓦，下文给辉县知县李杰，让他开始办理；推官杨惠前来督责工程。知府又在思贤堂后建楼三楹，树立表志，拓宽道路；恢复被豪强侵占的土地六十亩，建房六间，以便供给已经入学的诸生。到了秋天，这项工程便可继续完成。过去弘治年间，士人崇尚文章而敬畏道义，有司重视学校，文章灿然可供诵读传述。正德初年便遭受刘瑾的暴虐，威逼和贿赂造成事情，士气已经萎靡；后来蓟州盗贼横行，边患和川地盗寇又连续数年同时发生。那时做官的人拘谨自守，只等待任期替换；不是立即剥削百姓、搜刮钱财以求侥幸升官，学校便逐渐毁坏，公家粮饷也不再接济，学官只能空着肚子躺下，士人有时甚至要换穿衣服才能出行；田野间多有退职士人，于是悲愤幽怨的文章产生了。因此宗藩发动变乱，旧臣和隐逸之士也不以结党反叛为耻，宁愿以厮养、武弁身份亲近侍奉帷幄，把天下当作货物来买卖、猎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忘记了学习，只看见利益罢了。如今大君兴起，完全除去旧弊而谋求更新；如果舍弃士人，就没有可以登记任用的人了。然而圣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没有人加以折中裁定，所以人们任意发表议论。古代的道理可以学习，却容易拘泥于形迹；今天的学问可以贯通，却容易流于简略。下学的人有时拘泥于浅近路径，上达的人有时荡然抛弃繁复，于是经典晦暗，追求名声而丧失实际，异端也混杂其中。于是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自身；含藏而潜伏的是仁，裁量而合宜的是义。既有仁又有义，又怎么会有这四者的过失呢？”御史汪氏名渊，参政陶氏名照，副使王氏名韦，佥事翟氏名瓒，字鹏；知府也是翟氏。这项工程的情况，我是听教谕金延贵说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歙县教谕赠监察御史潘公暨配孺人张氏墓志铭》正德辛巳年春二月末，御史潘仿巡按陕西，任满返京，路过洛阳，前去探望父亲和母亲。第二月的十一日癸亥，母亲去世。父亲悲痛伤心，因而得病，对儿子说：“我从成年订婚娶你母亲以来，六十年间彼此以宾礼相待，从未反目怨恨。我才拙劣，多亏你母亲辅助我；我没有内顾之忧，才能求得你的职位，如今怎么能不悲伤？”过了七个月的己巳日，父亲也去世了。御史入朝报告事情办成后，便请求说：“先父和先父之妻张氏不幸去世，不能等到我为他们请封。先父做庠生二十多年，七次参加有司考试，却不能被推荐为学官；三十年勤劳尽职，因此士人很有声望。皇上是臣的君父，希望体念小臣的劳苦，怜悯臣失去了父母，赐下封命。”皇上说：“你潘仿很能胜任自己的官职，我赞许你，准许按照制度追赠你的父亲和母亲。”潘仿拜谢叩首，接受命令后更加悲哀。考功大夫牛君慰问御史说：“你的母亲早年是凤友君的朋友，我了解你父母的贤德；我将写状文送去，请太史为他们作铭。”御史叩头致谢。潘公字廷威，世代居住在闻喜，始祖迁居洛阳陈昌里；始祖生仲和，任庾宰；仲和生智，以正直闻名。有四个儿子：凯，任长垣县令；其次是恭；其次是伦；最小的是潘公。潘公年轻时跟随兄长凯学习礼学，闲暇而有文才，远远超过同辈。到了乡贡时，说：“还没有听说谦让而处在次位的人。”两次任长清训导，三次考核后升任新城教谕，改任歙县教谕。他说：“教育有次序，告诫有先后；要像荆棘一样成就自己，古人早有训诫。小孩子有所造就，便成为有德之人；若要成就这种德行，怎么能因年幼而不成功，拾级而上就可以登高。”他把这些话写在文字中。因此即使成为冠士，开始学习也一定从小学做起，先修养自身，不因寒暑而中断学业；安逸时不向县令献媚求利，安然守德，不沉溺酒宴。士人没有不喜悦的，说：“他自身可以作法则，言语可以作尺度，大可为我们后辈效法。”张孺人是德州守张钺的女儿，娴熟女工，年轻时读过《女训》，通晓各种礼器，在德州被认为是相配的婚嫁对象。潘公孝顺而且能与妯娌和睦相处。有位老妇不能安葬丈夫，便到市中求助，潘公于是解下簪子资助她；后来知道丢失簪子使她陷入困窘，又再次资助她。潘公在太学时，孺人留在洛阳，舅舅病重，孺人说：“我的丈夫不能和我一起照料他，想到最终不能尽孝，我很悔恨悲愤。”她亲自祈神并给舅舅服药，长久以来越发虔诚。潘公的侧室去世，留下儿子仁、伸、俨，孺人把他们养大成人，都为他们娶了妻。潘公临终遗命说：“我家遭逢乱世，从西方迁回，来到洛阳已经多年。我的诸子不要因母亲在官任而放纵自己的情性，这会使自身远离正道。过分看重财物会产生吝啬，依仗张氏会产生骄傲；既不吝啬又不骄傲，家道就不会灭亡[缺字]。”又呼唤说：“仿儿，墓志怎么[缺字]？”仿回答说：“礼制像这样，已经相当久远了。”又说：“[缺字]你的父亲只是笃实厚道，[缺字]其他声誉。”潘公生于某年，享年八十一岁。孺人享年八十岁。于十二月某日安葬。潘公去世八个月后，十一月末撰写墓志。铭文说：“潘公配张氏，生有二子；御史兄长效，曰贡士；高谦是外甥；郑简氏及王九思解下冠缨。只有有节操的人，邙山才是公的安息之处。后来谁来为他作铭呢？” 《漳涯先生配恭人刘氏墓志铭》

译漳涯薛子全卿写信给我说：“斌[缺字]金不幸去世，妻子刘恭人也去世了，希望先生为她作铭。唉！漳涯先生自身清白却招来诽谤，勤勉处理政务却受到嫉妒，如今又失去了贤良的内助，难道上天果真嫉妒善人吗？恭人是魏地刘生佑的女儿，母亲冯氏是节妇。恭人年轻时端庄安静，喜爱女工，精于酿酒和烹饪，能背诵曹昭的《女诫》。十九岁嫁给漳涯先生，侍奉公公西园公和婆婆李恭人十分孝顺。漳涯先生二十岁中进士，乡人跑来祝贺说：‘这人将来可以成为公卿，求取功名如拾取衣襟中的采物，黄金也可悬取。’恭人说：‘何必以此为意呢？做官不过是忠于君主罢了。’漳涯先生两次任县令，都是事务繁剧的县，百姓因豪强狡猾而闻名。后来由光守迁任南京户部郎中，又升任名郡太守。恭人谨守约束，安于节俭，每天勤勉不懈，辅助丈夫处理正务，只求使百姓安定。漳涯先生任郎中时，得到推恩封赠父母的机会。这时李恭人已经去世，恭人接受诰命后哭泣说：‘婆婆已经来不及看见这一切，而我却披上[缺字]、戴上首饰，这难道是上天的安排吗？太残酷了！为什么不让婆婆再活几年呢？’听到的人都感动悲痛。漳涯先生任淮地太守考绩回京时，费用短缺，便把家中粮仓的粮食换成钱，办理部署上考的事务，于是诽谤之言传播开来。漳涯先生想弃官，恭人说：‘即使依照您的话辞官，谁能辨明您不是受诬陷的人呢？’漳涯先生再次赴任，事情果然得到澄清。当时恭人留在魏地，年收入不足，却亲自用米屑做饭供奉公公和继婆婆，必定做得极其丰盛。正德辛巳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重，儿子绍光悲痛地向上天祈求，愿以自身代替母亲，恭人最终没有醒来，享年四十五岁。有六个儿子：绍光、绍韩、绍范、绍富、绍欧、绍吕。两个女儿：长女许配胡应制，次女许配胡淮。孙子一人，孙女三人。恭人非常疼爱孩子，但他们有过错时从不宽贷。曾经拿出旧绨衣给孩子们看，说：‘我穿这件衣服二十多年了，你们应当崇尚节俭。读书以及耕作纺织，百姓谋生的道路不过如此。’然而她早起晚睡，办理事务从不懈怠。铭文说：‘本来应当使你的家族安适地延续下去，为什么上天催促得这样急呢？真是无可奈何！’ 《王山人〈薄命辞〉跋》唉！山人难道是过分拘执于世俗的人吗？他难道不只是自我申辩，还要把公正寄望于众人吗？嫉妒积累起来便成为毁谤，采信虚妄的言语而概括评判一个人的一生。百姓喜好奇异而不合实情，实在太过分了！相同的事容易使人感动，被遮蔽的道理却难以明白。司马相如尚且苟且迎合，却被人把深情闭锁在《白头吟》中；《白华》《小弁》反而只会增加他们的愤怒罢了。山人说：“我已经辞去衣冠，进入深山老林。这样大概就能忘掉言语了吧？这样便可以没有过错了。” 《邺乘序》序说：正德己卯年，太保、汤阴人李公从宫中秘府得到《宋相台志》十二卷、《元续志》十卷。郡守陈公万言[缺字]，各自把本郡志书送交官府。这年冬天，因为我[缺字]，便加以校正。第二年春天，我遭逢先母淑人之丧；又过了两年，服丧期满并完成祔葬之后，才打开书来阅读。宋志记载的事情大体齐备，但文义芜杂浅陋。元代以下没有[缺字]，于是另立体例，写成九篇，共十卷。内容兼采各史，文字则删削润色了一半以上。地方志就是一郡的史书。应当完备地记载事物、垂示法则；没有法则，不成其为记载，反而会使人炫目、乡人迷惑，那么文辞再好又有什么用？所以，地理要考察实情而排斥附会；建置要遵循制度而彰明准则；田赋要体恤隐情；祠祀要端正典制；官师要排列均当而使教化可信；人物和选举要上行下达、秩序分明；官署宫室要讥刺奢侈；杂志要辅助教化；尊崇正义而排斥异端；减去浮泛冗杂而务求简明确实。这样以后，府中的事情才稍可供诵读阅览。这是我私下取法于各位君子的志书。我的才智浅薄、能力广泛不足，志向很大而力量短小。况且本府处于交通要冲，天下兵乱兴起，先受荼毒；如今土著人家十家存不下一家，旧典籍湮没，后学见闻浅少，沿着前代乡贤的踪迹，也无法全部叙述。旧志中涉及错误、近于谄媚的内容，都按照义理删去，不能收入记载。孔子说：“多听闻，保留疑问；其余说话要谨慎。”如果记述不以圣人为师，又有什么教训作用呢？责怪我的人，大概会因此责怪我吧。《庸书》图像繁多，文章就容易荒疏；小序废弃，诗歌就会芜杂浅薄；轻视左氏，《春秋》就会空虚。喜爱新奇而改变古道，君子难道会以此为乐吗？诸子是损害文章的人，六朝文人是损害诗歌的人，没有谁比他们更忘本、更损害学术。牛羊猪犬等肉食是天下最美的食物，王公如果吃蕨菜，却会把它当作最美。庄子、列子、佛教、申不害、韩非、沈约、谢朓、宋代贤者所排斥废弃的东西，如今却把它们搜猎来当作奇珍，把[缺字]当作真实，把炫目看作见闻；这样一来，六经岂不是又昏暗了吗？士人喜好标榜高明，有三种欲望：一是隐藏，二是求誉，三是图方便。不认真做事，内在的真伪就混淆了。不是因为行为奇特而求取仰慕、事情平常便轻视它，不就是求名吗？幽玄则别人不能测知，高远则别人不能攀登；这样以后，便可以随意操持、任凭自己，不就是图方便吗？但时间久了就无法掩盖。孔子指示求学之道说：“以忠信为根本罢了。” 受到责怪以后才谨慎说话，受到侮辱以后才讲求道理，事情发展到末端才想挽救，等到寒冷才寻找皮衣，不也太晚了吗？发生动乱以后才亲近贤人，不也太茫然了吗？《易经》说：“有新衣也要有旧絮；衣服已经破了仍有旧絮，恐怕还是会匮乏。”难道要把寒冷推得很远才防备吗？能够治理却一定走向混乱，是由于人；能够增长却一定走向消减，是由于天。人到了最安逸、最方便的状态，没有超过坐卧的了。坐久了就想站立，卧久了就想起身，所以事物困穷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便能通达。况且长期使天下安定或混乱的，是人；能够挽回天命的，是道。《易经》说：“有新衣也有旧絮。新帛叫作繻，破旧的絮叫作袽。繻转变为袽，就是盛衰发生了更替。”唉！难道可以不戒惧吗？厌恶魏征，贞观之治就开始懈怠了；疏远宋璟，天宝之乱就有了征兆。治与乱，就像人的行走和停步一样。不停步就只能行走，二者不能同时施行。因此君子一生都警戒自满，戒除自满就能上升到治理，骄谦失当就会引向混乱。《易经》说：“有新衣也要有旧絮，是说不要因为有新丝织品便抛弃旧絮。”这样哪里会有混乱呢？虞舜的德行已经不能再增加，却在末年出兵征讨苗民。苗民为什么违抗命令呢？夷狄之人，也是人罢了。把人践踏、居处而射猎他们，他们不振翅远去的很少。宣扬别人的罪过，正是自己彰显德行。拿德行互相比较，难道不近于自高吗？于是益让军队回师，修明文德。后来发现苗民并没有罪过，怎么会不服从呢？流动的是阳，凝聚的是阴。阴能够生成万物，但如果没有阳的运行便不能完成。因此阳得到阴才能运行，阴得到阳才能显现灵性。如果说阴阳只是一种气，那么人死后魂魄分离，又当如何解释呢？《易经》说：“在内亲近君子，在外疏远小人。”如果地位逼近而志意不能相通，就不算在内；如果把小人寄放在心腹之地却使其行迹远离，也不算在外。

译有人问：周朝是否改变了时令和月份的次序？回答说：改变了。我曾经思考过，其中有至理。春夏属阳，阳气生于子时，在巳时达到极盛；秋冬属阴，阴气生于午时，在亥时达到极盛。所谓遵行夏代的时令，是孔子议论礼制的内容；《春秋》“春王正月”，是孔子记事的文辞。礼制有因革变化，事情本身没有增损；是非两方面都存在，裁断在于人。如果说孔子截断冬季而以春季开头，便是弑君；既然改变古法，为什么还要改动原来的文辞呢？耶律晋卿的进谏、弒许平仲的兴学、刘梦吉不仕夷元，这三位儒者而已。方希直的志向、李时勉的正直、薛德温的称王、公度的不屈，这四位明代臣子而已。二南，是端正家庭；变风，是教化诸侯国；雅，是教化天下；颂，用来侍奉神明。学业完成而感应显现，就可以看到了。所以说：“只有仁人才能享祀上帝，只有孝子才能享祀亲人。”既仁且孝，就是德行完备。鲁颂彰显鲁国僭越，商颂保存古代遗风。诗的道理，到这里就结束了。宋代人谈论古代事情，大多凭自己的想法猜测。开始时还显得明白，熟习久了，便最终像真的一样，这不是欺罔吗？有人问：“二南这个名称和意义是什么？”回答说：“周、召是地名，南是乐名，取其光明盛大的意义。还有一种说法：夏代正当文王时期，周公年少，而且武王尚在，未必会让周公执政；成王年幼，后来才由周公摄政。” 连续几代大加赏赐，天下就会乱；大规模狱讼兴起，国家就会灭亡。人们羡慕赏赐，便会希望发生事情；案件广泛株连，受牵连的人就多。以祸乱为乐，惊扰百姓，这样不亡国还依靠什么呢？有人问忠恕，说：“尽心体恕他人，就是忠吗？”恩情也有亲疏，礼制也有等级；各守自己的分际，不能因为疏远便屡次以忠道相责。所以以德报怨，并不是忠；只按自己的标准去宽恕别人，也不是恕。孔子曾把这些话告诉曾子，又担心曾子把它看轻，所以又说：“我的道，是用一个原则贯通的。”这个一，就是忠恕。后人想把议论说得高远，反而离开了这个道理，恐怕是不对的吧？河图、洛书的文字，记载在纬书中。五行相互生成，又相互克制，这是术数家的说法。孔子叙述伏羲创作《易经》，从仰观天象以下，共有六件事，并不只是取法于河图、洛书而已；其中详细情形已经无法听闻。能够明白八卦的意义，就可以了。陈氏希夷所谓探求隐秘、行为怪异之说，与《易经》不能相通，也就罢了。” 程伯淳得到仁的公正，程正叔得到仁的正大，张子厚得到仁的勇敢，司马君实得到仁的质朴。能够得到较多道理，在于读书；能够迅速得到道理，在于辨析；能够深刻得到道理，在于思考；能够得到切实的道理，在于实行。孔子的教导实在高明啊！它使人在处理每一件事情时，道理都存于其中。孟子说：“求学问的道理，只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如果没有具体条目，凭什么寻找本心？所以说：“平日居处要恭敬，办理事务要严肃，对人要忠诚；出门像要会见贵宾一样，使唤百姓像承当大祭祀一样。”这大概就是存养本心的方法吧？心属火，火附着于物体才有形状；心主持事情，才会有所成就。异端的说法不同，说：“安静下来心就安定，天理自然会显现，不必等待学习。”这就像抛开耒耜而谈耕作一样。不能这样做，正是学习者所应忧虑的。学习有三种弊病：轻浮、疏略、软弱。轻浮的过失是危险，疏略的过失是紊乱，软弱的过失是废弃。有人问：“颜子的快乐，可以听闻吗？”回答说：“古人以尽到人伦为快乐。瞽叟得到欢悦，是舜的快乐；兄弟和睦，是周公的快乐。如果说风月之情怀、花柳之兴致、万物一体、以天地为伴侣，那是后人的敷衍之言，恐怕太荒诞了吧？” 问道：“《传》中说：‘幽微地赞助神明，于是产生蓍草’，旧日的解释应当怎样理解？”回答说：“蓍，是筹策的意思，并不是指生长在地上的草。蓍和龟都是圣人创立的占卜事物，‘占事’是它们的名称。上天生育万物，圣人顺应其宜而创制器物，以满足百姓的需要。因此，刻木制成文字，铸金制成鼎，截竹制成律管，取蒿草作蓍。天地刚一开辟，万物纷纷显现生长，蓍草也已经出现了。直到今天，它仍和一般草木一同茂盛，哪里是等待圣人赞助后才出现的呢？” 监司担忧军政废弛，向崔子询问。回答说：“不要把军政本身当作忧虑，关键一定在于选择人才吧？如今世袭武臣的子弟，受到豢养却不学习。正因为受到豢养，所以专门行贿；正因为不学习，所以昏昧。稍有不同寻常的人，便不为属吏所容，他们互相陷害，借诉讼牵连百人。往往要经过多年，诬告才得以澄清，所以任职如同住在旅舍，空缺如同驿站的符传。十天更换两人的，也有这种情况。事情还能同谁治理呢？因此应先选拔他的才能，其次确定他的职责；对他能力不足之处加以教导，等待他取得成效；宽容他的小过失，却断绝他的欺罔。职责专一，人就会想着奋发；任职时间长久，事务就会日益有成。熟悉这些情况，难道还会没有一点成效吗？” 有位友人出任郡中的副职，崔子告诉他说：“您知道治理政事的道理吗？”那人说：“政，就是端正。自己学习端正，才可以谈论使别人端正。因此，修整仪容、整治法度，是使外表整齐；审察事机、守持专一，是使内心端正；诵读经书、践履实际，是充实自己的器量；辨析言辞、考察事迹，是验证真实；收敛约束、含蓄积蓄，是培养已有的德性。因此，明察就能端容，正直就能温厚，果断就能审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崔子对唐监司说：“刑罚应当审慎，不应严酷；法令应当简明，不应烦琐。百姓尚未受到教化，却责求他们行善，百姓就会懈怠；百姓尚未信服，却责求他们服从，百姓就会疑惑。用刑罚驱除懈怠，用议论平定疑惑，残害和扰乱的祸患就会由此产生。所以，四匹马还没有调教好，不能谈驾车；六种东西还没有齐备，不能谈捕鱼。同样施刑而邪僻停止，这是教化；同样发布命令而事业兴起，这是信服。所以说，教化成功便不需要刑罚，取得信服便不需要法令。” 南京光禄寺卿张公墓志铭

译张公世代是山东单县平堽里人。后来兵乱兴起，只有仲祥没有迁往别处。仲祥生宗道，宗道生肃，肃生拱。张公名拱，是长子，讳宾，字廷宾。成化戊子年三十岁时中乡试，乙未年中进士，丙申年授任睢宁知县，因服丧离职。服丧期满，改任金坛知县。甲辰年升监察御史，奉旨到宁夏盘查粮储，巡视山海关并巡按真定。弘治庚戌年升湖广按察佥事，因服丧离职。服丧期满，改任山西。戊午年升浙江按察副使，乙丑年升江西按察使。正德丁卯年升南京光禄寺卿，第二年廷臣推荐公任大理卿。刘瑾掌权，因恼怒公没有馈赠财物，便以内批命令他退休。公身材魁梧、气度宽宏，质朴正直而谦逊，没有矫饰的言辞和虚伪的行为；凡是同他交往的人，无不远离瑕疵和吝啬之习，倾心佩服他。任睢宁知县时，适逢大水，便开仓赈济饥民。有人劝他等候上报批准，公说：‘粮食是为百姓积存的，如今为百姓发放，获罪自当由我承担。’金坛又发生大水，他按全县受灾上报，都御史发怒说：‘你这样替百姓做主，难道我是祸害百姓的人吗！’如果立即按受灾情况上报赋税，赋税从哪里出？于是命其他官员核验实际情况，才上报为九成受灾。”},{ 张公抗辩说：“百姓严重受灾而把灾情隐瞒不报，这是不仁；向上报告却不据实说明，这是不忠。百姓将要饿死了，还谈什么赋税？即使如此，仍因错误上报而被责罚缴粮。”睢宁庙湾村人口众多而且多有狡猾之徒，张公加以禁止，众人都改正了行为。他设立集市，按日期轮流开市，使粮食和货物得以流通，后来其中有很多人富裕起来。他平时总能廉察贫富强弱的等级，徭役和赋税都按照等级分派。他任御史时弹劾太监蒋琮砍伐山陵的树木来建造房屋；蒋琮是皇帝的宠臣，奏疏上去却没有得到答复。他巡察山海关时设立社学，使军队中的人都懂得读书。守备刘某贪婪残暴，又有内援，张公查办他，使其依法受到惩处。湖广某知县平素谄媚，得到上官宠信，后来被人告发，都御史交给张公审理，并且说：“这个官员贤能，他的罪应当归在告发他的人身上。”张公最终罢免了他，都御史因此发怒，张公也因这件事很久没有得到调任。御史宁陵人乔恕巡按江西，处事严厉而且善于决断，省、府官员都畏惧他，礼貌上谄媚奉承，言语甜美。张公到任时将穿着獬豸服拜见，有人劝他换另一种服装，张公说：“这是我的命服；如果是面见君主，又该怎么办呢？”他每次和御史议论事情，话题一转换就起身，请求对方坐定并把话说完，御史很不高兴。同僚趁机探问张公御史的意思，张公说：“礼制贵在尽到本分，我也曾任御史、任按察司官，经历过三个省，礼节做到这样就可以了，难道还要靠过分恭敬来求得别人高兴吗？” 有一天，御史因为一件事鞭打拷问省中的官吏，有人把这件事归咎于张公，张公说：“官吏自有罪过，而且我一人的耳目有限，难道能保证他们不败坏法令吗？”布政使林某拜见御史，经过张公身边时加快脚步，张公立即叫住他说：“这是为什么？”意思是说，他身为藩司长官，却去效仿驿站官员的行为。过了很久，御史轻视林某而认为张公贤能；张公已经把林某推荐给朝廷，此后每逢谈论林某，必定称赞他。一次，张公与三司官员一同入朝祝贺，晋王府的诸王和将军都跑来询问：“哪一位是张佥事？我听说这个人忠诚。”张公在谅公司掌管刑狱很久，断案明察决断而又宽恕。句容有一宗积压了十五年的案件，每次把重要囚犯上报，都不能使其服罪。后来囚犯向御史请求，希望交给金坛知县审理，说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御史说：“他不属于我的管辖。”囚犯哭着说：“其他官员喜欢受贿，所以使我的冤屈不能昭雪；如今江南的清官只有金坛知县一人。”御史于是转告另一位御史，将案件交给金坛知县审理，果然得到了公正处理。张公在山西审理文水两家的田地纠纷，又治理平阳藩府的暴横行为，百姓都感念他。直到现在，江西最喜欢打官司，每打一场官司，必定逮捕数百人；他们编造虚词、罗织事端，诬陷善良、替自己伸冤，获得利益后便自行承认罪行，反而接受反坐之罚。张公一概用公平宽恕的原则治理，审察诉词、观察神色，交互验证，查明实情，区别轻重等级，然后定罪处置。当时宁庶人倚仗才智而施行欺诈，把三司官员当作车夫和奴仆。他的尉卒因犯事而请求张公从轻发落，便以威势胁迫、用手段钳制，张公最终也没有屈服。宝鸡人张抚任湖广按察使，字安世，操守廉洁，穿布衣、吃蔬食，俸禄仅够生活，饭后便把剩余的钱财带回官库，有时送给宾客亲戚。天下人称他为“青菜张”。然而他喜欢以奇特的行为求取名声，君子称许他的节操，却认为他的用心有所偏颇。副使俞振才和同僚都嫉妒诋毁他。焦少师芳任佥事时，唯独支持张抚，张抚公正无所依附；后来两次为张抚解围，张抚大为醒悟，握着焦芳的手流泪致谢。江西副使蔡清、林廷玉都是品行高尚的人，有一天两人互相辱骂，想要彼此殴打，便到张公府第请求裁决；见到张公后感到后悔惭愧，不敢再说，便离去了。襄城人张淮任御史，巡按睢宁，看到百姓称颂张公政绩的状文，张公撕掉状文，把百姓遣走。御史正好看见，以为他们是来告发并索取财物的人，便召来百姓询问实情。张公的孙子谢罪说：“这只是市民献媚求取日后庇护罢了；我只担心没有政绩，不担心没有声名。”御史感叹说：“这位县令真忠诚！那些刻石碑表彰他的人，难道不是在劳累百姓吗？”山西省城以北十里，方圆百里没有水，张公勘察地势，找到了一口井。王公鸿儒想为此事作记，张公不同意。张公在湖广刘家隔修建桥梁，又修建度蚁桥，百姓为他建造“张公德政坊”，张公看见后把它毁掉了。他在浙江代理县令并入朝觐见时，副使赵某对他说：“您空着口袋进京，拿什么去拜见各位贵人呢？”张公的同乡、知府于凤喈听说后，想送给他财物。张公没有收进来；他一向贫穷，却能够不妄取财物。他未加冠时，夜里读书，邻家女子来亲近他，他呵斥她离开。显贵以后，他没有妾媵，生活仍像寒士一样，尤其轻视权势，说：“官职难道是自家的财物吗？尽到我的忠诚就是了。”那些把做官当作经营官职的人，难道没有想过这个道理吗？秦襄毅公秦纮是张公的姻兄，掌权任用时，也不曾与张公通信问候。司徒陈公年轻时曾与张公交游，后来陈司徒显贵，陈司徒的长子策举进士，出任本郡太守，张公常常用忠诚廉洁勉励这位郡守。他为人廉洁正直而有才干，声望地位渐渐显赫起来，总是说：“这是我父亲以及我的张公的教诲。”张公生于正统己未年冬十一月一日，卒于正德丁丑年十二月晦日，享年七十九岁。妻子司氏，封为孺人。有两个儿子：遵化，任阴阳训术；遵诲，早逝。有两个女儿，女婿是石光王[原文缺字]业、路云衢。有三个孙子：瑁，任训术；璜，是国子生；璟。孙女一人，嫁给秦学曾。另有两个孙子：[此处原文疑有脱漏或串文]“河决兖郡，单尤害也。”过了六年，到嘉靖改元某月某日，才得以安葬。铭文说：考察古代笃实的儒者，有宋代司马光；他的德行感动了平民和卑贱之人，名声流传于夷狄和华夏。明代有张卿，诚恳厚实地修养自身；他宽厚而能容纳狭隘者，抑制强暴者，就像草木被风吹拂。恩惠覆盖亲戚，坚贞地抵御艳丽女子。过错不能欺骗他，幽冥又怎么能欺骗他呢？有纯色的束帛，却鄙弃那些华丽的绮绣。虽然怀有美玉般的才德，光彩怎么会被遮蔽呢？大河岸边，是哲人的坟墓；哲人的名声洋溢流传，河水缓缓流淌。《邺兵议》。

译议论说：彰德有卫兵，也有民兵。民兵中，骑兵是快手，步兵是民壮。卫兵分班轮流戍守京师和北部边塞，留下的人守城、捕盗。他们都生长在军伍之中，熟悉刀戈弓箭，就像熟悉耕田的农具一样。民兵从乡里的农民和市井中的机灵人中选取，每年操练、每天训练，就像火已经能够拿来引弓、挟刀一样。全郡的精兵不足一百人。盗贼就像暴涨的水，突然到来便冲坏田地、咬破堤防，离去便干涸，并没有固定日期可以依凭。议论者说：如今已经没有盗贼了，却平白养着游手好闲之人，使他们空受差役；他们被豢养已久，懒于务农，一旦把他们罢免遣散，全都会成为盗贼。革除民兵制度是有利的。然而正德壬申年，蓟州盗贼数万人包围城池，南关的火焰烧灼城楼。卫兵先前都因受贿而被放走遣散，城中没有一个卫兵，幸亏官军赶到，盗贼才解散。唉！当时如果没有民兵，城池一定陷落。军队和百姓本来是相互对待的：无事时百姓出粮养军，盗寇来时军队抵御，使百姓不受扰乱。士绅推行礼教、彰明刑法，军士披甲练武，剿除盗贼，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自从战事兴起，责任都归在主管官员身上，他们往往被夺职或降职；而那些武人却靠与盗贼勾结起家，侵渔军饷、放松戒备，完全没有受到追究责罚，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正德丁丑年，有关官员开始留心军务。当时上级命令有关官员一并督促整治留守的卫兵，军威稍有振作，虽然地域荒僻空旷，也没有发生警报。后来改变了先前的制度，郭门之外便发生劫掠官私财物的事情。驾驭百姓靠的是法令，执行法令靠的是人；法令施行久了必然产生弊病，补救它有赖于人。如今担心他们成为游民和盗贼，想要立即罢免他们，但一旦发生变故，又依靠谁呢？起初，蓟州盗贼兴起时只有刘七等八个人，后来发展到二十六人。辛未年，他们劫掠水冶没有成功，于是又向西到史泉，那里距府城二舍，四面被山环绕。刘七等人都高兴得到这样险要的地方可以作乐，虽然过了十天没有其他忧患，便放散马匹、松开弓弦，把刀矛挂在墙壁之间，纵情饮酒高歌，夜里召来歌女，酣饮而睡。民兵侦察得知此事，约定指挥某在夜间前往袭击。戊夜时到达史泉以东三里处停下，盗贼都已经熟睡。当时如果每个人拿一根棍棒，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歼灭；可是身披铠甲的民兵贪图盗贼的财物，对指挥说：“这些人坐着就可以擒获了，但我们这样白白失去利益而把他们赶走，为什么不俘获他们遗弃的财物呢？”指挥答应了。天将亮时发炮，盗贼大惊，于是借着酒力跃上马匹，拿着矛和箭冲来，民兵全都逃跑，只有百户张世禄与他们交战而死。盗贼从此不敢肆意横行，后来势力扩大到数万人，最后才被大军攻克。唉！没有法令而不令人畏惧，就不能成为军队；不贪图财物而没有疑虑，才可以取胜。[“不货”一词疑有讹误]直到今天，长者们谈起这件事，未尝不为之叹息。彰德北面有卫所，燕赵在西面是边塞，太行山和豫、陕在南面，东面连接澶、鲁。因此漳水、卫水、洹水、汤水都可以用来阻挡敌人，车骑和蚁尖等险要之处都可以据守，军队怎么可以裁撤呢？有人说：“州县没有卫兵的，应当设有民兵；府一级的民兵不能撤除。”我回答说：“治理军队，应当慎重执行释放和免除的法令，使官员廉洁严明；通过查验核实使士兵集合，对纵容盗寇和逃避军役的人一定杀戮，并且让主管官员能够治理他们，这样或许才可以裁减。” 《四贞祠记》。正德壬申年，盗贼劫掠东火，抢夺妻女和妇女；不肯受辱而遇害的有四人：一位是赵氏，一位是袁氏，一位是程氏，一位是平氏。盗贼离去后，主管官员把此事上报，皇帝下诏按照制度发给丧葬抚恤，并树立阙门。过了十四年，到辛巳年，潞州太守向御史请求在小岭建立祠堂祭祀她们，获准后，便命东火人仇朴主持工程；仇朴又拿出自己的财产资助修祠。祠堂正堂三楹，夹室三楹，左右廊各二楹。祠外筑有围墙，从冈门出入；春秋两季祭祀，选择日期，洁净祭品，设侑祝，以帛为祭品。唉！过去值得称道的，难道只有四位贞女吗？我听说：政事开始于懈怠，极端发展便成为废弛；享乐开始于安逸，流弊便成为荒淫；做官开始于得到职位，放纵下去便使国家陷入混乱。唉！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自从宦官谷大用等八人想要蛊惑君主，以满足他们的欲望；皇帝出游燕乐，又起用八人，后来还进用刘瑾，使朝廷舆论受到震慑，士人的祸患惨烈。自从议论者想让司马刘公担任宰相，却攻击马公，党羽因而分裂；自从刘瑾驱逐少师刘公，相权便丧失；自从杖责谏官，进言的道路便被堵塞；靠行贿来升迁官阶、免除祸患，谋利的门路便大肆敞开。朱宁进用后宦官的宠势衰退，江彬入朝后皇帝巡幸兴起，官府威权轻弱而日渐颓败，百姓贫困而盗贼强盛。那些图谋作乱、骄横自大的藩王，也已经窥伺机会而萌生野心了。在刘瑾当权时，祸患猛烈得如同焚烧，韩司徒、李梦阳都恨他入骨。众人说他们一定会死，但他们竟获免；罗侨进谏、吴廷举上疏弹劾，众人也说他们一定会死，但他们同样获免；何瑭只作长揖，知县王勋不肯行贿，反而受到尊重。刘瑾失败后，永继承其势；永失败后，宁王、江彬相继而起，天下的混乱已经到了极点。刘少傅据理抗拒职位，傅尚书抗疏进言，于是宁王朱宸濠叛乱了。胡世宁、曹琥坚持法度，孙燧、许逵为义而死。唉！这些人多么美好啊，政事怎么会败坏到这种地步呢？因此，那些守节拒辱的女子可以用来观察人的本性，秉持节操的大臣可以用来观察所受的教养。《雍集》卷之四。《直隶驿传事宜序》。《赠吴司徒献臣考绩序》。《说铉赠林子茂贞》。《赠王都事序》。《赠大司徒秦公赴召序》。《寿彭母序》。《赠锺大理序》。《于问赠剑溪子归闽》。《阜民楼记》。《赠汪子宿序》。《蔡氏图解序》。《汳台集小叙》。《述程志》。《九江府通判杜公墓碑》。《赠夏子敦夫序》。《策问二首》。《讲义十二首》。甲申年《陈述紧急事务疏》。《致内阁三位老臣书》。《书林茂贞〈嘉靖大礼辩〉后》。《洹词》卷四，雍集，起于癸未年，至甲申年九月。《直隶驿传事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