洹词卷四雍集起癸未至甲申九月

译难道政事是因沿袭旧制而败坏的吗？百姓是因偏重服役而疲惫的吗？官员是因畏惧任事而失职的吗？法令能够长久，是因为有人能够继承吗？法令这种东西，是用来施行政事、[缺字]养百姓，使百姓从废弛中振作、兴办有利之事的；难道不应当怨恨制定它的人既有才智又有勇气吗？善政适合百姓而不能停止，难道不在于继承者的仁德吗？京畿是如今交通要冲，所以驿站使百姓疲困，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规定按户供给马匹，财富便从富户流向贫户；停止徭役而改收银两，利益又被官吏从中渔取。过往使者纷至沸腾，便顾借其他马匹，费用多得不可计数。中使索要打点，干办厮役得以乘坐驿传，征敛于是更加严重。有权势的人把劣马当作好马而得到上等价钱，轻率地花费钱币，苟且置办被褥帷帐，而法令却没有约束驿官的贪婪。嘉靖改元，来轩先生周公公仪巡抚京畿，过了一年制定驿传法，与侍郎彭君朝极商议，又在知府王腾等数人那里验证，确定之后才上请，得到批准之后才施行。这项制度把银两按赋税标准征收，买马价高于官价；厨灶装饰等费用予以裁撤，乘驿传所用的被褥帷幕交给专门机构制造，以节省费用来[缺字]养百姓。驿使得以杜绝私弊，请求削减冗员和滥用，命令一下，百姓一致称便。往年我因史事被召北上，在真定遇到周公，周公告诉我他想做的事，我认为很好，便催促促成了此事。更改常规制度的事情，并不是拘泥旧法者所能想到的；施政以利百姓，也不是官员谋求私利。实行这项法令，驿官没有地方收取贿赂，有权势的人也不能任意索取了。难道没有认为它过于严厉、因而议论它的人吗？那些筹划水利的人，要权衡缓急和成效得失；谋划边防长远事务的人，要辨别边境上的浮言。周公因政绩卓著而入朝辅佐留都事务，但有时有关官司被其他事务牵制，银两不能按时征收，催逼的文书忽然纷至，驿官必定要借钱办理，所欠利息日益加深，便可以借此作为责难的口实。所以我说：法令能够长久，在于有果断者的仁德。赠给吴司徒献臣考核政绩的序文 您说的道，是将要实行取决于天命吗？圣人制定道，是为了适合百姓，哪里能说这是天命呢？把利益计量到铢，把祸害衡量到黍，放弃那些可以希望得到的，却追求难以获得的，难道这叫天命吗？阳气复苏，万物生长；阴气滋长，万物憔悴；生长进入憔悴，憔悴又复归生长。因此，利益是由防备祸害而成的；祸害是贪爱利益所招来的。事情成功了，就以谦逊处之；祸害招来了，就端正自己的行为。君子为什么要受天命的牵动呢？我的朋友东湖公献臣，年轻时磨炼节操、勉励学习，壮年坚定，老年安定。他曾任顺德令，放弃邪说而崇尚教化，减轻自己的待遇而厚待百姓；然而他不让百姓受宦官的役使，因而触犯上官，后来仅任副职于郡中。任广东副宪时，军威振作而盗贼屏息，法令严明而奸邪收敛；他弹劾中使，触怒了刘瑾，因而被刘瑾嫉恨。出兵南昌时，以义理感化叛贼，最终却正直地得罪同僚；巡抚治理湖南时，揭发宁王朱宸濠的谋反，陈述重大谋略，却被近幸之臣嫉恨而不能采用。像鸟翼垂落于方正之地，奋发的雨水又被阻于高处；过去声名显著而功业受挫，地位晋升而自身遭受危险。冶炼器物要先使金属调和才能铸成，给钟染色要先使羽毛浸透才能染入。因此上天厚待一个人，先使他处境危殆，是要让他向有利处发展；使他徘徊不前，是要使他坚定志向；使他的遭遇错综复杂，是要使他保全智慧；使他内心警惕磨砺，是要使他能够安然应对变故。我听说，预见事势叫作智慧，省察弓括叫作前行，衡量情势叫作应变，坚守原则叫作立志。这四点都具备了，才可以同他谈论大道，才可以同他谈论立命。那些错综复杂的遭遇，我又何必计较呢？东湖公任中大夫，又过了三年，按惯例应当到朝廷考核政绩。他同乡的几位君子到我的馆舍说：‘东湖公的政绩和操行已经成熟了。’《诗经》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这是叙述赠序者的情意。又说：‘其惟哲人，顺德之行。’这是赞美君子的操守。又说：‘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是表明作者内心的真情。士人因被知己了解而得以施展，忠诚的劝告发自信任的朋友。先生对于东湖公的品行，是可以说这些话的。铣说：‘好。’ 《说铉》——赠给林子茂贞 林子将要前往泗州，他的同僚锺子带着同僚们来到雍，请求崔仲子写赠言。崔仲子刚刚考察古代义理，联系当今事务，取物象来阐明深奥的道理，扩展开来以充分表达意思，于是命名为《说铉》。这不是夸饰的辩说，而是借此申述忠告。文辞如下：古代君子，处在上位时宽宏，处在下位时谦逊。广泛容纳叫作弘，委婉接受劝谏叫作巽。宽宏，别人就无法遗弃他；谦逊，别人就无法欺凌他。从前圣人作《易》，观察三才的确立而知道常道，观察阴阳二气的变化而知道变易，观察消长的细微征兆而知道事机，观察昼夜的深奥变化而知道通达。在鼎卦的姤象中，称为黄耳；在金铉的恒象中，称为玉铉。大吉。金铉，是上位者的道；玉铉，是下位者的道。鼎没有耳，耳没有铉，就会闭塞不通；积聚的雉膏也会废弃。刚强才能举起重物，健行才能到达远方。事情要依靠人才能成功，言语要警醒内心然后才能思考。不自私，公议就会汇集；不倚仗尊位，正直的言论就会上升。至于听到命令便承受，看到脸色便趋附，这并不是上位者难以得到的。因此说，金铉是上位者的道。言论贵在切实，不贵在攻讦；议论贵在充分，不贵在争执；行迹贵在明白，不贵在暴露；名声贵在与人共享，不贵在据为己有。”},{ 能够感动人的，在于真诚；能够感动万物的，在于仪容；能够区别正直的，在于谦逊；能够消除疑惑的，在于安静。孔子赞美玉说：“温润而有光泽，这是仁；和谐而温厚，不结党同流，是和；浸润而不强行贯通，是润；有光泽而不自我炫耀，是泽。”春日温暖人，普遍而无所不至；水进入万物，渐渐渗透；珍珠具有光彩，潜藏而不露；这些都是浸润而隐藏光彩的表现，也都是玉的特点。所以说，玉制的鼎耳，是处于下位者的道理。居上位的人只取金属的坚刚，居下位的人才体察玉的温润，那么刚柔均衡，政事就可以建立了。唉，鼎这种器物，贵在恒常，而用途又十分重大。它的尊贵足以用来享祀上帝，它的德性足以用来供养圣贤，然而把它举起的人是鼎耳。等到俎案陈列、鼎器设置，食物盛好、礼仪完成，鼎耳便退出一旁，隐没而无人称道它的功劳，这正是天下最崇高的德行。因此，事情艰难时，君子不以此自夸；事情完成后，君子也不留恋其位。这样，事业便会崇高，声名也会流传久远。《赠王都事序》。

译谈子问后渠子说：“士人要立身，什么人容易？后渠子说：是世代为臣之家的人吗？那么什么人困难？还是世代为臣之家的人吗？士人凭什么能够在文章和品行上立身呢？不探究细微深处，不能造就精深而不流于末节的文章；不弘大，不简约，不[缺字]养，便不能造就不流于末节的品行。金属要改变形状，在熔炉中完成；葛藤要向上延伸，要依凭树木；附着在坚固基础上的事物容易稳固。那些日日夜夜所见所习的浸润，讲习听闻的渐进熏陶，以及熟悉练习的周密，因此见识和操守无需向外搜求便能形成。只专长一种技艺，可以成为艺人；具备一种品行，可以成为善人。在乡里有名可以，在世上通达却会受阻。若其先人的功业宽广显著，继承者只需如此承继而已，难道不会被人讥为有所短缺吗？汲取深水，不是短绳所能达到；到达远方，不是劣马所能做到。所以即使有卓越的品行、宏博的学问，也只能说是承继而来，不是突然显现、凭空创制的。昔日吕申公的家法将近严苛，希哲早年成熟，难道不是容易的吗？元方、长文的品行，能使人称许并自惭，难道不是困难的吗？何况崇尚善于驾车服饰的风气，以及袁氏的奢侈放纵呢？所以即使有子阳那样的贤能，也会受到受金的诬陷。” 世上做父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显贵；但希望儿子贤能的却很少。做儿子的，都希望自己的俸禄官位像父亲一样；但急于修养德行的却很少。不贤而显贵，叫作窃取；没有德行而享有俸禄，叫作虚浮。杨伯起善于馈赠，所馈赠的是清白，所以显名与国相匹；吕与叔善于继承父业，所继承的是不掩盖德行，所以言论和德业能够流传后世。孟子说：‘所谓故国，就是有世代为臣的卿大夫。’如今勤于耕作，是为了养活自己；栽种树木，是为了取得荫凉。世代传承的事业，根基精深；恩德深厚的家族，报应昌盛；宗族中人才众多，聚居便能长久。因此，国家依赖家族，君主依靠臣下，这大概就是古代的道理吧！”谈子说：“这些话说得很美。我同僚王子子仪，是少傅公守溪先生的次子。少傅公忠诚文雅，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子仪简约而文雅，恭敬而质朴，所以政绩完成，考核列为上等。他大概就是当今的吕氏后人，并且仕途有成而不懈怠；这难道不是受到严厉的规劝之言激励吗？请允许我把先生的话告诉他。” 《赠大司徒秦公赴召序》。皇上召南京兵部尚书凤山秦公任户部尚书，秦公听到诏命后，神色[缺字]然。已经接受诏命后，他又谦卑自持。留都诸公都称赞说：“各位恭敬地让有文采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言辞。”上公徐公、梁公以侍读的身份，严子太宰杨公以下，以及少宰汪子、鸿胪大夫刘公和同乡在仕途中的人，都请我铣来作赠言。赠言之道，是根据对方的实情制定礼节，再依据礼节形成言辞：对刚强者加以劝勉，对通达者以政事相告，对博闻者援引古事，对练达者依据典章。秦公政绩卓著，品行尊高；我铣官位低微而见识浅陋，譬如他山之石，不足以用来增益美玉，即使加以磨砺，又有什么用呢？若没有别的办法，难道只能说些迂阔的话吗？如今所谓应当记述的，是剖析宰相的职责而加以阐明。端正君主、提出谋略、申明礼制、建立法度，以安定并使天下获利，并不是考查旧例、仰赖成法，顺从旨意、下发文书而已。难道可以只供给国家所需，却反而使国家容易匮乏吗？主管粮食供给，是如今宰相所面对的最紧迫、最繁重的事务。过去秦公任郎官时，曾主管此事，精细而宽厚，因此物资没有耗竭。然而如今已不是弘治年间的安定局面，消耗并挥霍财物的事情数不胜数。利益炽盛而公义熄灭，官府器具完备而百姓变得狡黠；应当革新政务、整饬事务，不能再沿袭旧法。评论者说：“节省用度，确实是节制的真义。” 祭祀所赐的厚礼，慈宫乘舆的供给，百官的俸禄，边塞防御的需要，怎么能够有所缺少呢？评论者又说：“使百姓[缺字]，确实是[缺字]的真义。” 经常性赋税的费用，水旱灾害的侵扰，徭役劳力的负担，迁徙逃亡造成的减损，怎么能够全部满足呢？如今水流若在河川中势微，便会在山谷中泛滥；土地若削平高处，便会增加低处。国家用度因滥用而匮乏，百姓产业因偏颇而凋敝，反过来便可以从中得到治理财用的道理。因此，能够权衡取舍的人足以使财用充足；能够平均分配的人足以使百姓富足；能够扩大忠良力量的人适合担任宰相。既然已经从百姓那里一点一点征取财物，财物又因苟且疏略而腐坏蛀蚀，因豪强狡猾而被侵夺削减；既然已经从官府那里一勺一勺削减财物，外部又被贿赂和征敛所侵取，内部又因幸进冗员而散失，这一切都是因为不能权衡取舍。蚂蚁洞穴会使堤坝溃决，烟囱缝隙会使房屋焚毁；加固堤坝的人正是防范洞穴，修缮房屋的人正是谨慎对待缝隙。所以禹没有水灾，徐生没有房屋火灾；权衡取舍，是巩固国家的防护，也是消灭焚毁祸患的办法。人不能不结成群体；结群而没有分限就会争斗，争斗就会混乱而更加困穷。所以对人的祸害来说，没有分限是最大的祸害。田地能够生产粮食，善于治理就必定有定量收入，一年还可以收获两次；不善治理便常常饥荒。治理百姓，也只是确定各自的分限罢了。富人田地连绵，贫人没有一斗之地；豪强趁人困厄而削弱他们，商人凭借富裕而控制商贾，于是便产生偏颇。富人因此更加骄纵，便砍钟奏乐来宴饮，仿效上层人士修建服饰和居室；凡是能力所能达到的，没有人禁止他们。那些富人能够胜过贫弱者，于是贫弱者便不能占有自己的产业。上面对百姓的要求，不过是赋税和劳力，做到这些就够了，应当让他们自行经营，而不能另设隐秘情由和苛细制度来制约他们。所以分配不均，正是驱使百姓迁徙逃亡的原因。君主设置宰相，是因为君主一人不能独自运转政务；宰相壮大其属官，是因为一人势单力薄而不能周遍处理事务。选择人才而任用他们，事情就容易而且恰当。人往往受才能驱使，却吝于节制，所以选取人才的人应当去掉那些只会承顺的人，而奖赏正直的人。正直的人有一定原则，考虑长远，谋划有利，不会全靠诡计和邀取虚誉。我听说：用网捕鸟，张开许多网眼才能捕获鸟，捕获之功在于万目，从未听说只凭一个网眼就能捕获鸟。因此，应当同众人谋划，而把美名归于自己；内心公正，而使利益普及天下。《诗经》说：‘砍伐木头，许许作声’，就是说举起重物一定要依靠众人的力量。”},{ 《寿彭母序》。

译二月初，正值明司谏彭子祝寿。他的母亲洒扫厅堂，中间铺设席位，把母亲的座席和帷幕尊置在左边，并在筵席上陈列簋器。两种精美的肴馔摆在面前，依次等待天明。母亲就座后，彭子的同僚鲁鲁子吴、顾子越、黄子闽、郑子，以及他的朋友邺子铣、豫郭杏冈子一同到来，登堂拜了两拜，出去取来礼币，又进入厅堂，为母亲祝寿并向彭子道贺。彭子跪着向母亲献酒，叩头说：‘我的母亲履行德行、坚守贞节，上天因此降福。我的母亲长久以来确实能够奉行先君子的明训，没有使它坠失。母亲的美德，唯独使我这个孤儿得以自立，实在从己卯年直到今天；远离母亲的诞辰之月，如今又奉命出行。天子允许我任期届满后返回，我却又不能为母亲祝寿。愿母亲勤劳耕作而获得食物，实实在在地长久安宁。’于是我铣向众人称扬说：‘蜀地的节山，大概从岷山发源而显露秀色；福祉和善德集中在一家。宋代如阆中陈氏、华阳范氏，都有威严的父亲和明智的母亲，他们的子孙积累功德，世世代代显赫超群。’彭子敦厚严肃，明察谨慎，考察古训并落实于事务；对于百姓幽隐之处有所议论，他便斟酌上安下顺的办法，遵循孝道建立于爱、由事业引导的道理。朋友赞颂他的母亲，他的儿子也以此为喜并受到勉励。于是我对鲁子说：‘请把这些美善写成文章，以彰明德行。’ 鲁子说：“我纶听说彭母十分看重仪容。年轻时，父亲命她诵读经书、明白妇女的仪则；汉唐以来贤德之人的言语和行为，她都学习，能够娓娓道来，仿佛出自自己的口中。她抚养丈夫的前妻之子，从襁褓直到成家，从不说自己是疲惫贫困的寡妇；又替众人谋划合宜之事，以[缺字]养他们。于是家中延请老师教导她的儿子，使其成为儒者并显达；又惠及寡居的女子和年幼的族人，使他们都婚配成家、繁衍生息。她对奴仆严厉而又怜恤，人人都不忍使她负罪。”铣对顾子说：“请把这些美善写成文章，以彰明贞节。”顾子说：“我听说彭母谨慎自守而厌恶奢侈靡费，常亲自料理厨房，不把事情交给女御；她洗涤缝补破旧污垢的衣服，穿着同一件衣服，二十年不更换。自从成为寡妇以来便弃绝铅粉和皮革之饰，前后四十年。我曾经认识她，她足以成为内室妇女的训范。”铣对黄子说：“请把这些美善写成文章，以说明福德相宜。”黄子说：“我听说有根基才有房屋；有几个人凭借德行，便能使福泽流传长远。于是承载和谐、坚贞而不浅薄、不厚重失当，因此积累和气，便有厚重祥瑞，最终获得善终。彭氏的福德，大概能像她的母亲一样传至无穷吧。”铣对郑子说：“她的美德真好，请把这些美善写成文章。”郑子说：“唯有行善时总觉得还不够的人，他的福报才会充足；唯有觉得行善已经足够的人，他的福报反而不足。” 云听说《尚书》说：‘父亲建造房屋已经打好基础，儿子才肯修筑厅堂，又肯建造屋宇。’这正适用于彭子。郭子说：‘这些话美好，既可以诵读，也可以作为规诫；请把它们写成美好的颂辞。’以上各位颂扬彭母，彭母起身致谢说：‘我这个未亡人聚集各种劳苦，才有今天，难道值得称道吗？我怎能在九泉之下面见君子，却敢沉溺于嬉笑而毁掉已经成就的事业？实在依赖诸位朋友，只希望在官场箴言方面不要留下悔恨，那么我这个孤寡老妇便永远有所归依。’于是她呼唤说：‘来，请拜谢并进酒，以表示接受。’酒过三巡，众人饮毕便都离去。第二天，彭子向宾客致谢，南京国子监祭酒崔铣作序。《赠钟大理序》。钟子不治理政事时，仍能见义即行而不退缩；越地人称说他的耿介不可改变，纯粹如一。他曾上疏，愿意与同事共同承担罪责，宰相认为贤能，便替他向天子请求，使他回到朝廷。过去尹氏师鲁曾亲口说自己是范仲淹的同党，请求一同被贬。铣说：‘尹子大概就是古代所谓振拔奇异之人吧？他所牵涉的并非关系国家安危的紧要事务。’范公受到太白召忌，因涉及异议而引起争端，他的朋友替他调解，以平息众人的议论，也就可以了。譬如水势凶猛，堤防将要决口，难道可以不再加固，反而激发水势吗？钟子却不是行为有过失的人。他既然已经同僚属协同办公、约定共同承担，那么我若成全自己，便会使他受害。争夺智谋而推让过错，处于安全时便称朋友，处于危难时却抛弃他，君子岂会取这种做法？所以钟子的行为并不过失。然而我还要向钟子讲明道理：能够战胜自己，才能衡量事物；能够平衡内心，才能公平分配。如果只认为自己正确而认定别人必错，道理就没有贯通；我在下位一味抗节，上位便必然泛滥，顺应之道也就没有协调。应当把自己希望下属做到的，用来与上级交往；把自己能够安处的，用来对待他人而归于公正。践履实际而不追求虚名，承担怨恨而谦让功劳。《诗经》说：‘砍伐斧柄，砍伐斧柄，它的法则并不遥远。’就是要用自己的内心来衡量。所以孟子说：‘用善行使人服从，从来没有能使人真正服从的；’这是因为凭借意气强迫别人，反而会失败。”},{ 如今朝廷中有两位声望很高的人：甘泉湛元明，西樵方叔贤。他们的言论议论，力求统一内外、融通动静，也已经接近学问之道了。钟子此去，尚且要与这两位相合吗？我铣资质孱弱却喜欢树立主张，心胸狭窄却喜欢通达，因此做事屡遭挫折，几乎要跌倒。此去我还想着两位先生，却尚未通达他们的道理，更何况如今就要离别远居呢？钟子，请替我向他们请教并纠正我的过失。” 《于问赠剑溪子归闽》。

译于且问注公说：“你大概是顺从的人吗？”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劝你勇往直前、果断而不回头，投身于利益之中而不被折损；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要挥斥他们。你愿意这样做吗？”注公说：“你的话太浅薄了！凭什么说果断？凭什么说趋利？什么叫折损、回头？”骏马是天下奔驰最快的马，到了夜里却像木桩一样站立，因为被阻隔而什么也看不见。盲人整天不能下台阶，得到搀扶后便可以任意行走，因为借助了光明。所以，见识昏暗的人，难以同他谈论通达；拘泥于义理的人，难以同他谈论变通；固守形迹的人，难以同他谈论实情。因此，我未曾刻意果断，却没有什么地方不前往；未曾刻意趋利，却没有什么利益不投身其中。于且问说：‘聪明的人容易随波，通达的人往往随顺；悠哉悠哉，若说世俗之事便合宜，若说大道则[缺字]。你为什么不以此警戒自己，反而议论我呢？’注公说：‘弱小能够胜过强大，激烈的手段不可常用。内心刚强的人能够立身，把刚强施加于外在事务的人反而会受损。所以我的明察能够辨认人的面貌、看见眉毛，我的勇气能够削平山丘、推动石头；而你却拿着不明智的勇气来要求我。即便如此，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夏虫不能理解冰，井蛙听见天空便惊骇。通达大道的人不会停滞，陷入器物拘限的人不能周遍通达。像你这样的人，受地域限制，受陶范拘束，失去了随时变通的广大之道，却借助威势来炫耀，急切地怒视别人，真是太浅薄、太浅薄了！’ 干且神色不安地说：“我难道在君子那里十分没有可取之处吗？”注公说：“怎么能舍弃您呢？虎豹的迟疑不决，还不如蜂蝎一定要螫人；万人共同的怯懦，还不如一个匹夫独自奋勇。扬雄投阁，是《遯》卦上九‘遯尾厉’的情形；中立赴召，是《否》卦‘包承’的错误；胡康侯和秦桧同来，是《兑》卦的凶象。所以犹豫不决，小则会结成朋党，过分了就会招致祸害。怎么能舍弃您呢？”干且问：“我将向您学习明智和勇敢吗？”注公说：“我的道理十分广大！只希望您不要胶着，也不要因袭。明智产生于止静，扰乱它就连太山也辨认不出；勇气积累于渐进，急切刺迫它，就连一丈厚的土也不能流通。所以日月会被一寸厚的云遮蔽，山木会被巨石穿透。虽然如此，明智在安静中得到涵养，却会因炫耀而丧失；勇气在平和中昌盛，却会因刚愎而受挫。镜子沉没在地下，火力消退反而更加明亮；勇猛之士处在宾客赞礼的地位，气势受抑，便颓然顺从。”干且说：“您的道理到这里就完了吗？”注公说：“还没有，还没有！最高的道理不是语言所能容纳的，最高的德行不凭借力量，最高的神妙无法思量、无法计度。从前孔子是大圣人，却称赞我的流逝；孟子是大贤人，却不敢比拟我的本体来观澜；老聃得到我的常道，却因求奇而失去它；庄周得到我的广大，却因夸诞而失去它。” 不过，孔子知道我的一点要旨，说过：“果断地实行，以培养德行。”您回去后应当求取它。《阜民楼记》张子在浙江省治衙门后面建造阜民楼，后来因病免职，回到南城；等到林虑的马子到来，工程才完成。从嘉靖壬午年夏季第五个月到癸未年冬季，共一年零一个多月。全省各位官员在这里谋划政事，在这里宴饮，在这里引以为鉴。他们谋划，是为了统一政令；宴饮，是为了敦厚礼仪；引鉴，是为了铲除贪欲。如今的省，合并古代数国而成为一个行政区域。浙江又是上等的省份，土地肥沃而物产丰饶，百姓有文采而崇尚各异。利益和祸害相对，文采和质朴相互消长。布政使居中掌握枢纽，五位参政分别在外宣达政务。有的人拘泥于名声，想使自己显赫的功业更加光耀；整顿军务而不顾百姓贫困，催征赋税而不为难，废弃礼义，那么衡量政道的准绳就断裂了。冬天寒冷，却给左臂穿皮衣、给右臂穿葛衣，右臂必然麻木；夏天炎热，却让腰部穿厚衣、头部穿单衣，头部必然生疮。即使昏乱痴愚的人也不会这样做。皮衣和葛衣作为服装虽然不同，但保养身体的作用相同。省政犹如一个人的身体，所以治理政务不能彼此相反地施行；酸味和甜味虽不同，却能调成羹汤；赞成和反对虽意见不同，却可以共同建立议论。因此说，谋划政事在于统一政令。古代各国交往时，就举行盛大的宴饮礼仪来彰明谦让，赋诗来表达心志。君子有礼，百姓便会以此为准则，烦琐的言语和严厉的命令就可以屏除。来时便迎接，离行便赠送路资；慰劳时便慰劳；轮流接待宾客，以诚信和睦相处，杜绝乡里交往中的猥琐琐屑，摒弃世俗声音的淫靡泛滥。《采苹》一章彰明洁净，《四牡》坚定其节操，《皇华》推广其忠诚。上位者懂得节制，百姓便能改变邪恶。所以说，宴饮在于敦厚礼仪。我听说这座楼原是宋代秘省的旧址，后来成为紫薇堂并遭火焚，十年都无暇修葺。张子没有动用府库钱财，也没有征集百姓材料，而是拆除两名宦官的奢侈祠堂来建造此楼。宦官自行建祠，是削取百姓、侵耗国家的积蓄。他们的心难道不想使祠堂长久存在吗？但恶行一旦形成，诛罚也会随之而来。所以说，这是以焚毁的祠堂作为贿赂的鉴戒。住在这座楼里，看见优良木材被雕刻成桶，华美的柱子和有文饰的石材，耗尽那里的土木材料，还甘愿在世上承担恶名，最终却不能真正拥有它。收藏积聚得越厚，损失就越大；财富积累过度，越快被夺走。替那些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君子的操守反而更加坚定。所以说，引鉴在于铲除贪欲。因此政事举措得当便能公平，礼仪修明便能严整，鉴戒清楚便不会贪取，如此就可以使百姓富足了。张子名恩，马子名卿，两人都是布政使。《赠汪子宿序》当初，汪子宿进入翰林院，就上疏进谏。先皇南征后，他已经受过廷杖，又奉诏调出京城，出任泗州知州。今上召他任礼科给事中，他请求就近奉养父母，改任南科给事中，不久升官，任佥江西按察事。他进谏不局限于职守，施政不因循常规，志向不被他人动摇。这难道不是学问笃实而见识高远的人吗？臣子的根本在于忠诚正直罢了；一旦依赖恩宠，忠诚就会受到损害；夸张功劳，正直就会成为诱饵。忠诚是为了巩固国家，不是为了安身；正直是为了使教化长久，不是为了胜过别人。所以前者处在世间，后者留给后世，并不是我所能衡量决定的。鸟是最微小的动物，却能照见人的面貌，辨认远方的方向；它栖息迅疾，振翅而飞，弓弩罗网都不能追及。这样看来，常人中也有使自己感到惭愧而不如鸟的。何况那些具有血气而又有灵性的人呢？所以说：“有一句话能够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所谓恕，是协调人情、斟酌事理的名称。敢于任性独断、违拂他人本性，叫作乖戾；轻易地随同别人、越过中正的界限，叫作趋附。事情不要担心它不能兴办，贵在不使资源匮乏；法令不要担心它会松弛而缓慢，贵在不使执行受阻。因此，以不争竞为根本，以不滞碍为作用，以不炫耀为存心。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可以除去猜忌，停止争斗，保全正直。我把这些告诉汪子宿，又编次这些话作为文章，并把它记录下来。掌管谏诤的诸位君子曾请我写赠言，于是写了这些。《蔡氏图解序》

译蔡子介夫的《河图太极图说》各一卷。自从六经有了成说，学者只是沿袭旧说，熟读其文，却迷失其实质。成化年间，蔡子以笃实行持、精深思考在闽地倡导，于是人们才知道还应在言语之外求取道理。他遗留下来的论说，真是耐人寻味啊！嘉靖甲申年，户部蒋君和刊刻传播此书，向我询问其中义理。从前我年幼时，父亲教我《孝经》《论语》；长大后结交当世友人，又以古书加以验证。自孔氏以来，我私下仰慕程氏之学，只是自己驳杂鄙劣，不能居于其境界，还没有闲暇谈论性理。况且图象又深奥难解，没有言辞可以推演。只有孔子曾说：“黄河出图，圣人取法于它。”这是说八卦。八卦彰明阴阳的变化，使蕴藏的道理得到穷尽，尚且可以潜心玩味而通晓。至于龙马背上的旋转纹理，包含五十五个数，如果不是神明智慧，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如今却摘取纬书文字，把数推演到五行，在生克关系中考察变化。既然《易》不是孔子所著，也没有孔子的言论作为依据，又凭什么考察、凭什么相信呢？子孙是祖父和父亲的遗存。舍弃卦来谈图，就像嫌弃子孙不像祖先，反而到道路上的普通人那里寻找相似之处，真是遥远而荒谬。周子创立太极图，正如《中庸》一样，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是指出源头，以使支流清洁。大概自帝王以来，都是以自身所经历的道理治理天下，这就叫大同。周代末期，人们凭借智谋逞强、凭借武力立国；鼎之外的世俗治理，没有法度可以衡量，种种措施纷乱交错。《中庸》用一句话来挽救它，说：“道是根本天命，不是我可以私自占有的，而是贯通上下的。”那些区区私心的人，究竟在做什么呢？知道这个道理，就会产生惭愧和敬畏之心。把道据为己有可以惭愧，违背天理可以畏惧。所以说：“不必奖赏，百姓也会自我勉励；不必发怒，百姓也会畏惧得超过刀斧。”无极分散而成为太极，达到极点便产生万物。人应对事情、裁制万物，变化万端，但都应在静中安定。太极产生人，犹如父祖与子孙的气息相互传承。不体认无极，就不能节制欲望；想用欲望去节制欲望，反而会招致罪咎和凶祸。二气五行生成万物，最终必然有终结。因此探究变化根源的人，应当回头观察死亡。那些宣扬轮回和长生之说的人，难道不是迷惑而且妄诞吗？这不正是子思预先筹划并首先防范的吗？不过，与其空谈虚理，不如从卑近处打基础；与其高举见解，不如逐步累积实践。所以说：“从下学起而达到上达，真正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孟子说：“仁义的实际内容，就是侍奉父母、顺从兄长。”这就是学习，而上达的道理就在其中。显示根本道理以端正行为，就像疏浚泉水以便取水饮用。泉水已经显现却弃置不用，反而因口渴受苦，这是为什么呢？因此，舌头已经腐坏、眼睛已经被遮蔽，却探求开端、博取高远而不实行，仍然像乡野之人一样。那就像粮仓里储藏着粮食，自己却不能吃；何况还用它来滋长虚伪，怎能不令人叹息呢？《汳台集小叙》真正造诣深厚的人，不会使逢源之用匮乏；志向高尚的人，不会沉溺于应酬世俗的事务。因此，知道在履行道义上精进，在事物的几微处觉悟。思想好比泉水，疏浚就会深，弃置就会淤泥；才干好比丝线，理顺就会修长，紊乱就会打结。我在江汉之间考察文艺，得到长宪陈子汳台的文集，十分惊异。陈子执笔书写，文书事务十分繁多；辨析实情、比照法令，审理案件十分缜密；周旋礼仪、谦逊退让，接待宾客和旅行者十分频繁。他应对事务充沛，处身其中却安闲淡泊。懒散之时也能发声成文，下笔就以典诰为准绳，不作怪异的学说和浮靡的文章。他高远而不有所求。温习旧知而获得新知，是德性的尊贵之处。所以说，无源之水，早晨涨满，晚上就会消失。贤明啊，陈子，可以说是通达的儒者了。《述程志》有人问：“程氏二位先生已经有遗书了，您还要撰述《程志》，这是为什么？”我说：“是为了剔除虚伪，保存真实。高谈空虚，是异端的习气；学者附和它，就会迷惑人求学的方向。假使二位先生的道统因此混杂，那么游酢、谢良佐的罪过，以及鲍氏以下的人，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所以，先生的道是仁，敬重他的事业。我私下取用郑氏门人的意思说：“立志要成为孔氏那样的人，一定要从这里打基础，怎么会错呢？”有人问：“应当以什么为取法纯粹？”我说：“言语取其通达，行为取其仁厚。浮靡文辞会遮蔽义理，刻意拘守细节会损伤宽恕。先生的学问真是高明啊！经书不拘泥于旧训，所阐明的是意义；行为没有枝蔓，所遵循的是本性。做官不凭借才能炫耀，受人谏诤不因直言而恼怒；显明谦让而知人任用，忘掉自己的过失而清洁众人。仇敌也赞美他的忠信，顽劣者也悦服他的德行。自宋以来，只有这样的人。”有人问：“应当以什么为取法端正？”我说：“正学到了宋代就分裂了，所以有人舍弃文字而疏浚图画，治理外在学说而增衍数学，略去敬意而修饰文辞，使心离开事物去求道体，把道理分析为理和气，使训诂繁琐而经义离散。先生的学问简约啊！解释经书而不拘泥，见到奇异之说也不追问。敬，是贯通内外的道；理性就是天命。” 高明到了极点，天与人合为一体，因此可以使人尊贵，也可以使人卑贱，可以使人遇到艰难。这不是君子，谁能够做到呢？” 《九江府通判杜公墓碑》

译临颍有位质朴耿直的士人，姓杜，名进，字荩臣。他性情刚正峻峭，不合世俗；同人交谈，总是显露肺腑，面对面指出别人的过错，常常使人羞红脸也不停止。然而人们感到他说得切中要害，多有改正并听从他的。杜公又善于交友，恭敬谦逊地作揖，却不取别人财物；喜欢施予，有人欠债，他说：“我知道他家困乏，应该体恤他。”其余事迹还有待考察。他作为县学诸生，六次参加考试都未中，县令认为他贤能，贡送到礼部，完成太学学业。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同科考中进士，长子柟任户部主事，次子桐学问积累深厚，入翰林，升任给事中。嘉靖改元，吏部考试，杜公才学和容貌都列为上等，授九江通判。他治理崇尚严肃。九江盗贼起事，按察使谋划擒捕，认为应当由杜通判负责，于是发文移交杜公。杜公首先进行劝谕，其次整治军队，再次设下伏兵加以掩袭，果然平定了盗乱。后来又奉牒署理湖口、彭泽二县。杜公把府库钱财全部登记，出纳物品都陈列清楚，不增加额外盈余，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府库利益被轻易侵吞，也可以改变以往任职者往往因此陷入败坏的情形。杜公不受污名，迅速显达而出。三年夏四月初一，他看见两头蛇，没有杀它，说：“难道人的寿命长短果真取决于这种尸物吗？”过了十四天，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九岁。杜公声音洪亮，额头宽大，面貌端正，又有相貌显示近于长寿的人。杜氏是孟津人，元末为躲避兵乱来到临颍，在楮北选择居处；因战乱隐去姓名，不出乡里，乡人尊称他为杜大公。他的子孙祭祀他，称为龙门府君。龙门府君生杜宽，善于务农，购置田地二千亩。杜宽生杜宁，任藁城丞，宽厚仁慈，又首先兴建学校，藁城人刻石颂扬他的德行。杜宁生杜献，以财力雄厚闻名乡里。丁氏借贷他的田产来维生，长久想隐匿不还，后来终于归还。杜献生杜文，任工部文思院大使，这就是杜公的父亲。杜公的母亲是邢氏，配偶是姚氏，封为安人。杜公另有两个儿子木甫、栴，女儿嫁给李九成。孙子男子三人、女子四人。我又听说杜公有两件事：省祭官李某因为盗贼将要发动，带着行囊投奔杜公家，李某突然得暴病而死，杜公把他的财物全部归还给他的儿子。儿子查看父亲亲手所记的物品，只有十分之三，哭着说：“若不是公您能够不隐瞒，又怎么会考查追究而责令归还呢？”有百姓因为拖欠官租将要逃亡，夜里拿着一件夹衣敲门，说：“这是公家的东西，还给您，我就要远去了。”杜公说：“不是这样。”催促他拿走。其余文字多有错乱，难以确释。杜公曾以质朴耿直闻名，题写轩名，记载事迹，叙述功德，不加毁谤，只赞美其美德。两位儿子都已在长安入仕，佩银章、穿锦服，出入显贵行列；他们的显达如同疏浚源头，水流自然悠长。愿杜公的质朴耿直和谨慎永远不被遗忘。《赠夏子敦夫序》客人说：“如今的君子中有一位夏子，先生常常听说他吗？”后渠子说：“知道。”客人说：“您凭什么了解并相信他呢？”后渠子说：“我相信友人魏子。魏子才曾告诉我：‘敦夫议论笃实，是君子，可以同他结交。’魏子才敬重他而且判断确切，所以我因此取法于他。求知不能因知识浅近而满足，应当精深；修行不能因习惯平常而满足，应当恒久；言语不能因木讷而满足，应当审慎；志向不能因迟缓而满足，应当坚定。精深才有神明，恒久才会崇高，审慎才会通达，坚定才能贯通。因此，想以华美来逞强的人，会在外表上失误；想以奇异来求深刻的人，会在内心上失误。所以学习贵在崇尚笃实。”客人说：“夏子出任惠州知州，有人或许想阻止他的行程。任守职疲于文书考核，就会损害道义；惠州远离中心区域，教化很难推行。这不是安置夏子的好地方，怎么办呢？”后渠子说：“忠臣不选择便利之地居处，仁者不挑选百姓才施加恩惠。以世俗的猥琐习惯来期待夏子，不是正好相反吗？那么夏子最终能够治理好这个州吗？”后渠子说：“能够。政就是端正，端正就在于端正人。端正自身，是用来施加于他人的，所以不必向外寻求就已经足够。《诗经》说：‘百姓秉持常性，喜好这种美德。’说的是根本。” 谚语说：“关起门来制造车辆，出门后车轮就能合乎车辙。”说的是施政的方法。因此，亲身实行可以振作志向，赏罚分明可以使人明白趋向，去除私欲可以切中时机，诚信可以凝聚人心。这些都是笃实的施行。所以说：“在蛮貊之邦，也能够推行。”客人是谁？是李封部邦秀。《策问二首》问：国家在太学培养士人，准备等他们德行成就后授予官职；使他们学习的内容，不过是班次进退的严肃、选拔任用的公正，以及上面讲说的详细、考核试验的勤勉罢了。我私下担心，建立学校的道理并不在这些方面。诸位君子文质彬彬地来到这里求学，我深想引导诸位君子进入道的境界，却还没有做到，使国家有缺乏人才的忧虑，使诸位将来抱有错过时机的悔恨，也使我每天背负尸位素餐的罪责，这该怎么办呢？古人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那么自孔子、孟子以来，号称儒者的将近百家，历代不断增加他们的言论，究竟应当听从谁呢？程子说过：“开始学习，就必须知道用力的地方；学成之后，就必须知道力量发生作用的地方。”广泛考察、精心思考，却不回到自身实践，这就是所谓还珠。何不各自说说平日尊崇和讲述的是古代哪一位圣贤，以及日常生活中用力实践的情形，来回答我呢？” 问周子说：“立志要达到伊尹的志向，学习颜子的学问。”自衰落的周代以来，记载之书多出自散佚传闻，各种善辩之人都任意施展才智，纵情驰说，本来就不能全部相信。然而没有比孟子所说更醇正的了。伊尹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孟子曾称道他。桀的暴虐天下皆知，百姓想同他一起灭亡。伊尹难道不知道吗？却仍然前去做他的臣子。既不能改变他的德行，又跟随他辅佐诸侯去攻伐，最后把桀放逐到南巢，使自己蒙受同囚同俘的羞辱。做臣子的道理应当这样吗？怎么能让诚实笃信的人立这样的志向呢？孔子教颜渊以“四勿”来实行仁，先儒尊崇它说：“这是传授心法。”仲弓尚且没有听到这一说法，然而礼却不能片刻离开自身。古人从成童以上所受的教育，没有不是礼。如果一定要等到像颜渊那样之后，才可以学习礼，那么在心身日常生活之间，用来持守、遵循、防范、检点的又是什么呢？礼是新学小生也能做到的，难道颜子的学问就是这样吗？这不是太浅近了吗？请各自辨析它为什么不对。” 【讲义十二首】商汤的盘铭说：“如果每天都能更新自己，就要天天更新，而且不断更新。” 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我欺骗。像厌恶恶臭一样，像喜爱美色一样，这就叫内心自得满足。因此君子一定要慎重地对待独处之时。不修养德行，不讲习学问，听到合宜的道理却不能迁移实行，有了不善却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先生善于有次序地诱导人，用文章使我博学，用礼仪约束我。到了天寒，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六二爻：鸿雁渐渐飞到水边的石墩上，饮食安乐，吉祥。九二爻：诚信而和悦，吉祥，悔恨消失。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幼鹤应声和鸣。我有美好的爵禄，愿与你共同享用。美善的言论没有隐藏，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天下各国都安宁。听取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不虐待无处申诉的人，不抛弃困苦贫穷的人。广泛采纳意见，以言论使人明白；考察众人的功绩，以功劳授予车服；根据功劳授予车服以表彰功勋。沛公得到张良，让他担任厩将。任用汲黯为主爵都尉。礼的来源。商汤的盘铭说：“如果每天都能更新自己，就要天天更新，而且不断更新。”

译关于这层意义，章句和问答已经讲得很完备了。现在不抄袭旧说，只探究它的根本，和诸位士人共同把它落实为实际的践履。所谓“新”，指的是什么？议论的是什么事情？什么事物、什么事情既能够更新，又能够恒常更新？这大概说的是人的明德。孟子说：“良知良能，这是德性的实质。”有了这种知识和能力，还有什么事物不能具备？还有什么事情不能通晓？每提起一次，就显出一番精采；每讲明一次，就有一番发扬。古代圣人忧勤到死，仿佛仍未见到大道，正是因为看见这个“新”无穷无尽，纯一不止息；年老而更加圣明，才是真正能够恒常更新。这种更新，并不是从外面取得东西来增益自身，只是过去不知道，现在开始知道；过去不能做到，现在开始能够做到；过去不熟练，现在开始使它纯熟。就像泉水在池中，几天不汲取就会淤泥化而变味，每天汲取便常常甘甜清冽。所以学习的人应当心心念念在这个“新”上，时时刻刻在这个“新”上。内外、大小，没有一处不是要更新的。这个“新”，从一身来说，是由壮年到老年；从一年说，是由正月到腊月；从一月说，是由初一到晦日；从一天说，是由子时到亥时。常常看见这个“新”明明白白、灵灵觉觉，成为我的主宰，成为处理事情的准绳。它作为主宰，万物都为我所役使；它作为准绳，万事都由我运用。所以说：“站立时，就看见它参列在眼前；坐在车上，就看见它倚靠在车轭上。”这样以后才能行动。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我欺骗。像厌恶恶臭一样，像喜爱美色一样，这就叫内心自得满足。因此君子一定要慎重地对待独处之时。《大学》之道的要点，只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大学》彰明明德的要点，只在于使意念真诚。使意念真诚的要点，只在于不迷失自己的良知。德，是心的本体；意，是心发动的念头；知，是心的觉知。这里的知是良知，万物的道理都具备于其中，并不是搜求隐秘、猎取奇异，泛泛浏览采集、剽窃他人的残余，研究古人的糟粕。人的念头为什么有善？因为是本体感发出来的。人的念头为什么有恶？因为受到流俗习气的浸染。然而我们的良知从未因此昏昧，善恶二者的界限也从未不能辨别。所以《大学》的道理首先在于诚意。人刚生起一个念头，要做某件善事，却在不知不觉中仿佛有东西阻止他：或者担心行善会妨碍自己的欲望，或者违拂人情而引起讥笑，因而不肯奋发努力。又如人刚生起一个念头，要去除某种恶行，却在不知不觉中仿佛有东西使他沮丧：或者沉溺其中而难以舍弃，或者受群体爱好的牵引，不能彻底与之不同，因而不肯果断决绝。明知应当去做或去除，到了这种时候，心中的知觉明亮清楚，却不肯用力实行，难道不是自我欺骗吗？所以用“毋”作为功夫；“毋”就是禁止它，不让它放纵，是停止和拒绝实行的意思。行善如果不努力，就会走向作恶；去恶如果不迅速，保存善性就会困难。因此厌恶恶，一定要像厌恶恶臭；喜爱善，一定要像喜爱美色。恶臭确实是我所不想要的，闻到它就真想把它从鼻边除去；美色确实是人所共同喜爱的，真想得到它来愉悦眼睛，然后内心才会满足。这不是迎合外物，也不是做给别人看；所谓满足，是心中快意，没有隔阂，欲望得到满足而不等待外在条件的意思。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念头刚刚萌发、天理和欲望交战的时候，还没有落实为行迹，还没有进入具体事务，所以都说“自”；自就是独处。去除欺骗、求得满足的功夫叫作“慎”。慎的方法有三种：第一是审察，第二是预先防备，第三是果断。念头刚刚产生时，好像火忽然燃起，转眼就会旺盛，突然腾跃。如果不审察它，就会落实到事情上，得失成败的结果就相距很远了。必须追究这个念头为什么产生，由于什么而产生，怎样开始，怎样结束，这叫作审察。人的心在善恶尚未判定时，会疑惑、迟疑、回顾，往往有不甘于作恶而又舍弃善行的情况。后来思虑成熟、疑惑消除，就会重视善而舍弃恶，舍弃善、趋向恶的行为很快就会发生。所以贵在预先防备。心中的不善，起初还摇摆不定，中间便想办法为自己文饰，时间久了就安然居处其中。如果在念头刚开始时就果断判定：这样就是对，那样就是错；排除异端杂念，堵塞歧路邪术，只趋向正道，还有什么恶念能够牵累自己呢？所以贵在果断。因此意念真诚，内心就安定；在宁静中获得觉知，便逐渐明亮、逐渐昌盛。良知得到充分发挥，便能思虑，并把意念审察得更加详细，使它越来越公正、越来越确切，然后才能端正心志，达到中和。不修养德行，不讲习学问，听到合宜的道理却不能迁移实行，有了不善却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这是圣人教人切实反省自身的学问：修养德行、改正过错，都依靠自己；讲习学问、听闻义理，则借助他人。德，就是有所获得；学，就是有所觉悟；义，就是合宜；不善，就是过错。合起来说，都是心学。心中具备天性，能够体认并拥有它，这样就可以据守自身，所以叫作“得”。使心中明白而不昏昧，持守它、遵循它，所以叫作“觉”。事情有万端，每一端都有准则，按照准则处理它，所以叫作“宜”。已经立志于善，却仍然做不到，被气质压过、被习惯胜过，或者被转移而离开正道，所以叫作“过”。德说的是道理，学说的是知识，义与善说的是事情。所谓修德，不是修饰末节，而是内心有所存主，并把它贯彻到外在。所谓讲学，不是善于辩说，而是行为还未安定，通过讲习来求得正确，以便有利于实践。所谓迁移于义，是舍弃偏颇而服从整体，不同于世人而与天理相同。所谓改正不善，是希望内心不再放纵。内心不放纵，不善自然就远离了。修养自身，足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从他人那里取益，足以增进自己。没有真诚急切的志向，就不能全面实行；没有虚静明澈的见识，就不能选择；没有坚忍的操守，就不能持久；没有刚健的力量，就不能践行。圣人为此忧虑，并不只是谦逊而已。看清这四件事的道理，就知道它既广大又细密。德是根本；讲学，是讲这个根本；迁义，是迁就这个根本；改过，是改正违背这个根本的地方。否则，就像栽树没有根，灌溉的功夫施加在哪里呢？又像建造房屋没有地基，屋椽屋角的美好怎样安放呢？学习的人舍弃这些不做，却只致力于追求崇高宏大，必然忽视实际实行，竟敢轻视古代贤人，更何况普通人呢？这样建立的根基危险，所得也狭隘罢了。诸位学生只要遵循圣人的话去实行，一点一滴积累，眼下虽没有显赫的名声，时间久了必定会有真实的收获。将来考察功效、计算成效，自然会显现出来。先生善于有次序地诱导人，用文章使我博学，用礼仪约束我。

译自古以来的圣人都顺应时势来治理天下，到了孔子没有获得职位，于是专门讲学。得到孔子传授的，只有颜子。颜子之所以善于学习圣人，就在于博文约礼。然而这两个道理，后世人人都知道，却没有见到真正能够完全做到的人。一两个大儒告诫别人、留下规范时，又另外阐发一种道理，不曾专门把此二者作为自己的学法。这是学习者应当深思的。大概孔子在世时，周礼的优良部分还存在于比闾乡党之间，小学的功夫也没有废弃，所以学习者从小就知道善是应当实行的，内心尚未完全放纵；一旦告诉他要博学文章、约束于礼，便可以下手实行。后世沉迷于利益、安于荒废，所以博览古今、穷究典籍的人劳苦而抓不住要领；拘守绳墨、谨慎节文的人又闭塞而不能通达。古人讥讽他们像游骑、像嚼木，更有人倡导简易支离的说法，偶尔有称述孔子教诲的，也只是拿来作证明罢了，这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呢？现在谨慎考察孔子的言论，并深入探究颜子的学问，来阐明它。孔子说：“弟子在家就孝顺父母，出外就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做好这些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这是先从事四种行为，然后学习文章。学习文章就是博文。《礼记》说：“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 子夏说：“礼在后吗？礼是用来扩充忠信、避免质朴鄙陋的。”孔子说：“广泛学习文章，用礼来约束，也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所以君子懂得求道，却仍然不能免于背离；从博文、约礼二者入手以后才接近道，而且可以守住它。这就像射箭，先立志于靶心，再操弓发箭去射中它，还要用技巧和力量来辅助。颜子的学问，在仰望、钻研、瞻视、忽然有所领悟的时候，一定有所专注和拟议；等到不能立即得到，才因孔子的教导而从博文约礼入门，直到竭尽才力继续前进，最终达到无从再进的境界。孔门以仁为学习目标，而仁以孝悌为先。如今要推进孝悌，就必须对凡是典籍所记载的、故老所传述的、乡里所习行的、师友所讲授的，都广泛考察并记住，这就是所谓博文。采集各种材料而成章法叫作文；比如从侍奉自己的父亲推及侍奉父亲的行为，从侍奉自己的兄长推及侍奉兄长的行为；行为则从冬温夏清、进退周旋直到亲近和睦、周济抚恤；服制则从斩衰到缌麻；祭祀则从虞祭到祔祭再到迁祧，这些都是文。权就是原则，节就是有制度，理就是有条理。所有广泛学习的文，都用这些来约束，选取其中精纯实在的，去除散漫浮泛的；使它从情感中发出而体现于行为，又从行为斟酌以符合情感，彼此不越界而相互协调，就像规和矩一同使用，方圆自然确定。所以说：“学习达到礼就停止；有了礼，然后才有知。”高明却不亢进，坚定却不固执；前进时可以退却，后退时可以引导前进，这就是中正，是礼的最高境界。大体说来，古人的学问以人伦为根本，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明白一句话就是一件实事，走出一步就是一块实地。件件事情明白，就能通达；通达就没有滞碍；没有滞碍就神妙。步步都落实，就能纯粹；纯粹就不会停息；不停止就能化育。然而近世学者一定要舍弃礼的节文，把它说成天理；舍弃逐件事情的实行，把它说成同一根源。所谓约，就是约束这些具体的文。文果真只是同一根源吗？还是应当从一件件事情来说呢？如果文不能只是一个根源，那么礼也应当逐件事情去实行。理这个名称，正是借玉石纹理有条理，来形容我们所说的道不紊乱罢了。天垂下形象来向人显示，日月星辰就是这样；地呈现形体来向人显示，山川草木就是这样。圣人穷究天地万物的深奥，制定文字向人显示事物正确的名称，正如天象地形不可更改。如今说礼就是天理，是至为统一的东西；又说性就是理，那么太阳就应当成为月亮，山就应当成为水吗？况且儒者的学问，开始未尝不是统一的，中途不得不有所分别，末了又不能不归于统一罢了。诸位学生请试着思考它。到了天寒，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这是孔子有所感而发的话。在风气衰败、世俗萎靡的日子里，他希望看见特立独行的君子，所以感叹赞美松柏，以此激励学习者。松柏即使到了严寒时节，也显现出最后凋零的特点；它的树干坚实有力，经历四时而不改变枝干、不更换叶子。世道混乱之后才看见君子的操守，但他的贞正之心、高雅之节，本来无时不在。只是借众人的无常，显现他的有常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太平之世，上位者所重视的、下位者所崇尚的、议论所推许的，都以节操和义理为标准。中等资质的人也知道爱慕名声、畏惧法律，于是效法君子；有的因利益而实行，有的勉强修养。君子却淡泊无求，只做应做的事。一旦时势改变、乱象发生，上位昏昧，下位奸邪，不谄媚就不能安身，不钻营就不能升迁，不行贿就不能办成事；严重的甚至忘君卖友、倾陷正直、引进邪佞，只图自己获利，不顾国家丧亡。君子躲避利益如同躲避污秽，甘愿受祸如同甘食甜饴；守道已经成为本性，以贤者自得为乐，把那些小人看得如鬼如魅。君子难道是故意厚待自己吗？只是没有改变平素的操守罢了。人所能够做的事，发端于气；气所能够持守的，根源在志。气有盛衰，志却不分老少。寇准吗？他能够果断决定澶渊之战，却在天书一事上屈服；胡邦衡敢于攻击奸臣秦桧，却不能忍受黎涡齿之事。壮年时气势强盛，便慷慨激昂地树立节操；困顿到极点，气势受挫，便低头屈服于欲望。所以说：志向不可自满，欲望不可放纵。敬意一旦懈怠，安逸就会产生；安逸产生，志向就会荒废。所以说：“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只是以勤勉不懈的心情，孜孜不倦地每天思考罢了。君子以道作为学习内容，以学习来坚定志向，以志向来约束自身。唉！堆土造山到了九仞，最后因少一筐土而功亏一篑；挖井却没有挖到泉水，仍然只是一口废井。世上的君子竟想凭一节特殊的操守、一次偶然的成功，来结束自己一生的事业，难道也不思考吗？从前颜清臣年老而且困顿，仍以报国为乐；刘器之长期濒临灭亡，却退兵而成就功业。秋霜般严峻，实在值得仰望。即使如此，二位先生还不能说真正懂得学问，只是私下得到教诲的余绪罢了。如果有学习孔子的人，他那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谁能改变它呢！” 六二爻：鸿雁渐渐飞到水边的石墩上，饮食安乐，吉祥。

译伏羲画出艮下巽上的卦，命名为“渐”。渐，就是前进而不急促。鸿雁这种鸟，飞行有次序，前进有渐进，所以用它来象征君子的仕进。盘，是安稳平坦的石头，即水旁的石墩。鸿雁离开水边，停在石墩旁，如同士人受到上位者知遇而取得职位。渐进到石墩而尚未到达大路，如同取得职位而地位尚未崇高。六二以柔顺居中位，上面得到六五的应援，它进展安稳平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饮食安乐，是说安于所处，不急于求进，先自我修养以等待时机。安居平易之地而等待天命，这才是君子；他的吉祥，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大概士人仕进时，德行尚未得到上位者信任，声名尚未得到众人推重，治理国家的事务尚未熟练，四海的情况也还不能周遍了解。如果急于求取职位，言语躁急，做事冒进，处在卑位却仰慕高位，不能守住自己的职分；才干小却承担重任，不衡量自己的能力，很少有不失败的。然而既然已经有了职位，难道就没有事情可做吗？只是把本职做好罢了。努力培养德行，为将来承担重大任用打基础；扩充才干，为将来广泛施展作准备；安定情志，以理顺纷乱；扩大器量，以容纳万物；坚定信义，以感化他人。所以说：“不是徒然享受俸禄。”随着本分而止步，是人的大美，治理由此成就；不安于本分而求取非分，是人的大恶，祸乱由此产生。假使在朝为官的人只知道羡慕荣华、沉溺利益，贪求进升、逾越上位，必定要满足私欲，那么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推到极端，卖国背君也做得出来。为什么呢？顺从欲望如同水流，不泛滥到极点就不会停止，难道不可以警戒吗？难道不可以畏惧吗！” 九二爻：内心诚信而和悦，吉祥，悔恨消失。阳爻居中而充实，所以称为“孚”；与柔爻相比，便有悔恨。一阴爻出现在二阳爻之上，这就是此卦称为“兑”的原因。阳是阴所求取的，距离近便会情意相互吸引。六三以阴居于三爻，失位而不正，牵引、献媚，是它平素的情态；九二却与它相邻并承接它。然而九二刚健居中，德行内在充实，虽然接近小人，却能守身不失。立志则安守常道，行动则履行正道，交往则遵循礼义，结合则依照义理。庄重而深沉，可以共事却不能取悦；守正而通达，可以跟从却不能同流。那六三来不及感受德行、服从义理，又怎么能污染九二呢？又怎么能施展奸巧来欺骗它呢？这就是吉祥而悔恨消失。与人相处的方法，不外乎如何处置自己；端正别人的方法，完全在于端正自己的内心。使用权术，久了必然困穷；凭诈术立身，立即就会失败；崇尚奇巧，容易折损；一心求胜，必然屈服。因此，对待坏人的方法，只需诚信而止。诚信，是内心有真实内容。那么怎样才算真实？只是尽自己的本性罢了。所以真诚的人，能够尽自己的本性，便能尽别人的本性，也能尽万物的本性。这样，六三还有什么不能感化的呢？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幼鹤应声和鸣。我有美好的爵禄，愿与你共同享用。阳爻充实，阴爻空虚，所以《易》用九来表示诚信。此卦九二、九五都以阳爻居中，诚信积蓄于内而不炫耀，因此成为《中孚》卦的主旨。鹤是阳性的鸟，飞得高，鸣声传得远；如今却在幽暗处鸣叫。所谓阴，是山的下面、泽的中间，是幽暗的地方，说明它的诚信达到了极点。内在用力而使德行成就，说的就是诚信。鹤鸣、子和，是说诚信能够感动物类。美爵，是指天爵，即孟子所说的仁、义、忠、信，是诚信的具体内容。我有爵禄，愿与你共同享用，是说同德之人可以相互感应。况且诚信是每个人的本心。本心为什么叫作诚信？因为赤子之心，天理纯全，何曾有虚伪？等到年岁增长，情感开放，智慧日增，质朴的眼光逐渐散失，攀求取舍越来越多，淳厚也越来越稀薄。人的心发挥作用，只要是言语行为从内心直截了当地发出，就是本心，就是诚信；如果旁逸斜出，就是蒙蔽本心，就是不诚信。起初本来想这样说，却因为担心触犯别人而产生谄媚，因为想迎合别人喜好而产生迁就，因为想让别人倾听而产生巧言；这真是本心吗？不是本心，便是不诚信。起初本来想这样做，却因为想高过别人而产生矫饰，因为想异于别人而产生奇巧，因为想取悦别人而产生随从；这真是本心吗？不合乎本心，就是不诚实。由此推究，说话表现为浮躁、隐晦、游移、屈曲、支离、放纵；行为表现为懦弱、暴厉、逾越、懈怠、急速，都不是本心，也都不能称为诚实。它开始萌发时极其细微，显现出来却极其广大；转入意念很容易，落实到行动却很困难。说出话来没有人听不见，做出事来没有人看不见，这不是影响很大吗？说话一旦失误，即使四匹马并驾奔驰也追不回来；行为一旦失误，就像肌肤已经形成，无法更改，这不是很难吗？所谓巧诈的人，是善于用言语诱取别人心意的人；等到他看见别人也施展巧诈，便又讥诮对方。所谓谄媚的人，是善于用媚态取得别人欢心的人；等到他看见别人也谄媚，便又鄙视对方。这足以说明本心终究不能被蒙蔽，而诚也终究不能被遮掩。所以《易》说：“鹤在幽暗处鸣叫。”这是说慎独的学问。所谓独，就是本心；所谓慎，不过是获得自己的本心罢了。这就是所谓“切实用力，而德性在内心形成”，所以尊称它为“好爵”。具有本心的人，虽然不能没有过错，也可以称为善人；蒙蔽本心的人，虽然曾经行善，也仍然可以称为恶人。为什么呢？具有本心的人，每天都脚踏实地，好像把种子覆盖在田里，每天生长、每天茂盛；一旦力量充足，过错都会改成善行。蒙蔽本心的人，每天修饰自己的行为，好像在墙上涂彩，日久便陈旧剥落；一旦力量懈怠，善行都会变成恶行。何况推究他的存心，本来就不是为了自己，又怎么能够始终如一？又怎么能够长久？求学的人应当体察“鹤鸣于幽暗”的卦象，就会知道君子把诚实看得最为重要。美善的言论没有被隐瞒，乡野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天下各国都安宁。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不虐待无所申诉的人，不废弃困穷的人。

译帝舜因为禹陈说克服艰难的道理而喜悦，这几句话所说的“美言没有被隐瞒”等三句，是已经实现的效果；“考察众人”以下，才是在说取得这种效果的方法。美言被隐瞒而不能上达，是因为在上位者自以为是，不肯向别人咨询；贤才遗弃在乡野，是因为他们困穷而没有势力援助，不能被进用；天下不安宁，是因为鳏夫寡妇无处申诉，导致政事失职。舜不只是考察众人，还能够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这是乐于向善、遵循义理，不分彼此，于是四海之内的人都会不分贵贱前来告诉他善道，当然就没有美言被隐瞒的了。能够不虐待无所申诉的人，仁心仁政就会周遍而深厚，没有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天下各国自然都安宁。能够不废弃困穷的人，那么凡是在下位的贤才都能到君主面前，所谓发现一种善行就一概录用；没有势力的人不被有势力的人压制，没有援助的人不被有援助的人排挤，贤才自然不会有遗漏。君主地位崇高到了极点，就容易受蒙蔽；谄媚奸佞进用，就容易自以为圣明。然而，私人的言论会被公共的议论纠正，大智慧要由众人的长处共同成就，所以考察众人、听从别人又是根本。比如帝舜大孝而有玄德，当时谁能比得上他？尧多次询问四岳，尚且没有推举到他；直到尧专门访求侧微鄙陋之处的人，后来才得到舜。舜若不是尧的臣子，尧若不是舜的君主，他们怎么能够彼此发现呢？考察古代的事情，亲近的人容易通达，富有的人多有朋党引荐；贿赂形成的政令公然在朝廷施行，贿赂成风的政治肆意从官府发出。国家太平时小人享受福泽，导致动乱时君子承担灾难；有利益时富人专门获取，有赋税时贫人固然承受困苦。所以天下安宁必定要从不让无所申诉的人受到压抑做起，乡野没有遗弃贤才必定要从不废弃困穷者做起。仁人的言论难道还会远吗！广泛采纳言论，明察众人的功绩，按照功劳赐予车马服饰。帝舜谈论治理顽固、进谗者的方法，禹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内心还没有完全认同。因为用威势使人明白，不如用德行感化；曲意严厉地考核功劳，不如默默地贬黜他们的私心。顽固者敢于妄行，是因为核验事实不精；进谗者敢于宣扬，是因为察辨言辞不审。“广泛采纳言论”，是让各人陈述治理的办法，以观察其内心。“庶”疑是“试”字的讹误，因读音相近而误写。“明察功绩”，是让各人实行自己提出的言论，以考察实际效果；“按照功劳赐予车马服饰”，就是扩大赏赐之物，以显示其功效。药石般的直言能使事情成功，甘美的言辞能使事情失败。能够验证事实的言论可以长久，只务求华美的言论容易废弃。真正的见解与主观臆测不同，亲身办理事情与推测事情也各不相同。抓住关键就会简明，罗列全部情形就会宽泛。然而也有人长于言说而拙于实行，长于谋划而短于决断；又有人敢于说大话欺骗世人，擅长以出奇的言辞改变听者的判断。用事实检验他们，真假立刻就会显现。有功的人得到赏赐，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必定会受罚，这是可以知道的；看见赏赐能鼓励有功者，那么看见惩罚就必定会警戒弄虚作假者，这也是可以知道的。言论一定要考察它的成效，谁还敢再胡乱说话？功劳一定要通过赏赐彰明，谁还敢再粉饰虚伪？即使有顽固、进谗的人，又怎么能容身呢？唉，虚伪产生于过多的巧诈，邪恶产生于过多的欲望。一旦靠名声得到售卖和追逐，人们就会争相仿效；一旦喜好虚浮的文章，弊病就会不断滋长，所以君子不崇尚这些。礼仪与其奢侈，宁可俭朴；办事与其繁琐，宁可简略；说话与其强辩，宁可迟钝少言；行为与其矫饰文采，宁可质朴。孔子说：“政，就是端正。端正的方法，只在考察功绩罢了。考察的方法，只在求得真实罢了。”德行一定要核验其真实，然后才授予职位；才能一定要核验其真实，然后才委以事务；行为一定要核验其真实，然后才尊重他；言论一定要核验其真实，然后才相信他；物品一定要核验其真实，然后才使用它；工艺一定要核验其真实，然后才以它为标准。一旦有一项不真实，荣辱赏罚就随之加以纠正。不要被浮泛的议论迷惑，不要采纳虚假的称誉，而应据此决定施政的高下。因此上面会聚集众多正人，下面万事都归于实际。所以说：“先王的治道，这样才是美好的。” 沛公得到张良，让他担任厩将。当时秦朝还没有灭亡，刘季以“公”的身份声称要讨伐暴政，这是对他的称许。张良归附后说：“这是得到了一国的文辞。”汉得到张良而兴盛，所以改变了对他的称谓。改变称谓，是为了表示对他的贤能尊重。张良为什么贤能？张良大概是得到了《易》的道理。坤卦的谦卦说：“含藏文采，可以守正。”臣下进身时，炫耀才能就会遭人嫉妒，夸耀名声就会遭人毁谤。因此，参与办理事务的人会被嫉妒其成功，掌握权力的人会被诬陷专权。事情要合众人之力才能成功，要得到君上的信任才能办成；如果办事时遭人欺骗、受到怀疑，连自身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功劳？过错不在别人，而在于自恃才干。大畜卦的大有爻说：“给小牛套上木桩，割除杂草，不让它自行萌芽蔓延，否则就难以谋划；把约束纳入，不让它从窗户遮蔽进来，否则就难以开启。”所以改变事情不如在祸患刚萌发时制止，直言劝谏不如先止住自己的念头。谦卦的坤爻说：“有功劳而谦逊的君子，最终会有好的结果。”如果在功业成就后懈怠，在事业成功时志得意满，最终就会因害怕失去而丧身，因嫉妒宠幸而破家。所以事情还未灭亡时就应忧虑，尚未丧失时就应守护；等到将要灭亡时才保存，等到将要丧失时才取得，已经来不及了。司马氏赞张良说：“没有智慧的名声，没有勇武的功劳，大概合乎坤卦的意义吧？”又说：“在细微处经营大事，在容易处谋划难事，大概合乎大畜卦的意义吧？” 《纲目》记载说：“张良托病辞退，大概合乎谦卦的意义吧。”因此，他身居显贵却像脱身一般，身处困境却常常通达；言论不再重复发表，事情也不再反复举动。强悍的人被安抚，怀疑的人被折服。他为韩国复兴的志向，在当时没有人能够知晓，大概近于“肥遯”吧？他内心守中正来制止外在行动，以谦逊顺从来使志向通达，大概近于谦卦吧。后世若有不肯做臣子的人，臣道一定会因此败坏。任用汲黯为主爵都尉。

译考察《汉史》所记载的汲长孺言行，他大概是一个恪守简约的儒者。司马迁以老氏为学术宗旨，对于当时人物，凡是简约质朴而少有文采的，都说是学习黄老之道。综合事实来看并非如此，古代的学者知道就是实行，办事就是学习。考察典籍，一定寻求切合实际应用的内容；向师友请教，也都是因行动上的疑问而发问。汉初人物尚且如此，到汉武帝以后，才出现那些博学多闻、缀辑辞赋的士人，于是有只在外在事务上应用、却把言说称为学问，离开实行而徒然问学的人。魏晋以后，这种风气更加晦暗而且停滞。汉武帝才智雄伟、谋略宏大，智臣文士，有的被优厚豢养，有的被顺势驱使；一旦触犯禁戒，刑罚从不稍加宽贷。唯独因为畏惧威严，汲黯不戴冠也不敢去见他，汉武帝感叹他是社稷之臣。淮南王招集天下奇士，编纂记述千年以来的逸闻，把汉廷公卿看作小儿，唯独畏惧汲长孺，藏着邪谋而不敢发作。这也近于自己端正便能使万物端正。汲长孺治理郡国，选择任用丞、使，首先处理紧要事务；责备张汤施用苛刑，责备公孙弘粉饰欺诈，是崇尚仁义诚信；不因浑邪王的缘故斩杀县令，不因与胡人交易而获罪，是厚待国内治理；不歌咏天马，是懂得音乐的根本。因此，他举措能抓住要领，言论能切中实情，可以说曾经求得真正的学问。汲黯告诉皇帝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外表却施行仁义。”史书称赞他：“任性气节，内在操守修洁。”又说：“长孺正直。”仁义是纯粹精微的品德。譬如黄金夹杂铅铁，就不是真金；譬如珍珠混入鱼目，就不是宝珠。欲望对仁义的危害太严重了！它潜伏在内心，寻找它却没有踪迹；受到外界感触便发作，想遏止它又无从着手。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它要趋向哪里。在转眼、移听之间，我们的真心就被它消磨了。严重时沉溺其中而自己不知道，就像刘伶、毕卓沉溺于酒，人们认为那极其污浊，他们却正自以为享受清醒。一个念头都不敢自行宽恕，才可以称为修养；一句话都不敢苟且顺从，才可以称为正直；一件微小的事都不敢玷污自己，才可以称为清洁。做到这三点，欲望就远去了。累积许多简册、篇章，写出繁复的文章和空泛的议论，哪里比得上长孺一句话深切而明白呢？汉代以后，做君主的功业比不上齐桓公、晋文公，却放纵过失超过他们；做臣子的才干比不上管仲、狐偃，却在欺诈上超过他们。只是用三代的议论来粉饰自己，假使汲黯看见，不知他会怎样发怒痛骂！所以说：长孺得到儒学的简约之道，是古代真正的学者，后世一定应当取法。礼由。

译皇上继承皇统的大礼已经完成了。近来有一两位臣子，偏要实行他们的邪说，喧闹不止。我在太学任职，以教化为职业，已经和南京诸臣一起上疏劝谏，又写成这篇议论给诸生看。这篇议论，大概取自《小戴礼记》中关于权宜制度的议论。议论的要点有两个：一是长子不能作为后嗣；二是孝皇已有后嗣。如今皇上没有做太子，如果想对本生父母称亲，就会重蹈宋代欧阳修《濮议》的错误。过去欧阳修曾私下说：“我平生何尝读过《仪礼》？偶然到弟子书院，几案间看见此书，书中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服齐衰杖期，我认为合乎心意，因此就凭此推翻众议。”欧阳修强行坚持自己的私见，坚附偶然看到的文字，既失去了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又不明白圣人修饰文辞的方法。我谨慎考察《仪礼》对本生父母的称呼，仍称为“父母”，大概是因为若采用其他称呼，就不能说明所后之人的身份；不称“父母”，大概是要为后文的论证提供依据。圣人因亲属关系确定伦理，以服制表明亲疏。如果说所后之人不能称亲，为什么要服斩衰？如果说本生父母仍称亲，为什么要服齐衰？弄清齐衰、斩衰的区别，然后称亲究竟应当还是不应当、立庙究竟是礼还是私，就可以坐下来确定了。时代各有适宜，所以各代制度各不相同；臣子应当世代遵守，扰乱成法的人必受重刑。我谨按今日关于世袭的条令，大宗果真断绝，就必须从旁支中选择嫡长子来承继其庶统，不得把其他人置于其前，这是为了统一次序、防止争忿。太祖高皇帝鉴于前代宦官和权臣乘机拥立幼弱君主、实现窃取权力的奸谋，于是制定兄终弟及的制度。后来宗庙社稷常享有长君的福泽，谁敢扰乱这一制度，罪责不可估量。所谓长子不得为人后，以及像前代那样选择应当继承的人，让一个人养在宫中、礼秩等同太子的做法，都已经窒碍悖乱，不能实行于今日了。然而，武宗没有后嗣，也就等同孝宗没有后嗣，二代都断绝，悲痛又能如何？武宗既受制度限制而无法立后，幸好按伦序应当继承的人可以继承孝宗。孝宗有了后嗣，武宗的心愿也能得到安慰，所以尊重兄终弟及的制度，把大位传给皇上，以继承宗庙的礼制让皇上承嗣孝宗。《春秋传》说：“太子死了就立嫡母之弟，没有嫡母之弟就立长子。”荀悦说：“舍弃亲近而选择疏远，不合义理。”以弟弟继承父亲，比较接近义理。在两难之中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才可以为万世效法。作为后嗣，就是继承断绝的宗统；继承宗统，必须成为其后嗣，这是天理人情都如此的。因此要把前面几项义理合起来权衡。所以即使是长子，只要确实合乎伦序，就一定要继承；既然继承了，就立即成为后嗣。如果为了对本生父母施恩而回避“后嗣”的名义，那就是始终只为自己谋利。议论者对于继承皇位说应当，对于成为后嗣却说不可以。拘泥古制而想扰乱今日的法令，是不忠；享有现成的一切却忘记立我为君之人的恩德，是不仁。至于按照是否亲自抚养来衡量恩情，以是否为后嗣区别等级，这是市井小民计较铢两得失的心思，不可以用来谈论帝王之道。议论者又说：“那么兴献帝的后嗣怎么办？”藩国可以慢慢安排后嗣，天下却一天也不能没有君主。皇上敬奉武宗皇帝遗诏及昭圣慈寿皇太后懿旨入继，是先处理重要而紧急的事情。上天保佑圣明之君，子孙千亿，自然可以另行议定适宜的办法。私下考察议论者的意思，他们只顾小宗，却忍心损害大宗，怎么可以呢？凡是继承大宗而必然使小宗断绝，正是先王防止祸乱的深远用意。大位是奸人窥伺的对象，厚利是邪人等待的机会。所以入继者只使一人尊荣，其他人都无利可图，使他们都因无利而厌恶此事。若不停止他们僭越作乱的心思，就会使人怀有攫取重权的图谋，使国家实行买卖嫡统的策略。如今制度如此严密，尚且还有像宁王朱宸濠那样背弃、忘恩而宠幸货利之人的事，为什么今天的制度不能取法古代的善处？为什么今天的制度不能鉴戒古代的失误？从前汉光武帝亲自造成中兴，本来可以厚待自己的亲属；到在京师建立宗庙时，却避开帝统而不敢这样做。宋英宗曾经想尊崇自己的生父，因畏惧公议而中止。没有听说追究光武帝的失误，只是还有人遗憾英宗对本生父亲太薄。只有汉哀帝受太后压迫，又被冷褒、段犹等人迷惑，兼做了前面两件事；后来的事情都记载在《哀帝纪》中。但他也不敢改称成帝为伯父。即使从上天降下的祸福，也可以推知一个人内心是仁厚还是残忍；即使看万世公认的是非，也可以看出事情的得失。如今议论者似乎把光武帝看作残忍、把他的做法看作错误，把汉哀帝看作仁厚、把他的做法看作正确，这怎么可以呢？礼并不是从天上降下、从地下生出的，只是人情罢了。人情极不安，却说它是礼，这是从未听说过的。过去欧阳修在当时受到嫉恨，甚至有人把闺门丑事加在他身上。英宗想委曲庇护他却做不到。今天提出这一建议的人，没有时间远指他人；即使南京人士中没有担任实职的，也都痛加斥责。难道人的见识全都出在那些人之下吗？君子制定礼制，本来是要移风易俗、确定上下等级，却反而使人达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这只是口头说说罢了，怎么实行呢？天下传给后世，秋毫尚且再度昏暗，强悍而不顾一切，偏要破坏自古慎重防守的界限，实行自古不敢实行的举动。我恐怕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太重，而甘心替国家担当的人，并没有乌获那样的力量。听《中庸》说：“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前人的事业。”我仰望思念兴献帝，他怀有仁德、履行正道，恭敬勤学，不幸早早离开藩国，未能登上大位。积累的福庆流传下来，启发我皇上应当施行兴献帝未及发扬的心愿，弘扬兴献帝未能完成的德行：节制嗜欲，停止游乐放纵，远离邪佞，亲近忠直，礼敬信任大臣，包容谏诤，审理裁断各项政务，光明兴盛圣学，使宗社永远安定，使兴献帝的声名无穷无尽。至于聚集天下珍奇，勤勉地三次问候，以委曲承欢于兴国太后，这只须由圣心自行尽力罢了，哪里一定要拘泥于不合礼的礼仪呢？甲申年陈述当务之急的奏疏【七月十七日上呈】

译臣近来奉行圣明诏旨，内外臣工都更加修养反省，以挽回天变，谨慎遵行。臣私下看见，从嘉靖二年七月到三年正月，天上降下怪异，地下出现妖异，人间显现灾孽，异常到了极点。臣曾在翰林任职，仰见圣上容貌温和恭敬，不喜游乐放纵，没有专一的嗜欲；如今竟导致这样的灾异，若不是上下共同讲求切实的德行、共同坚持而不懈怠，臣恐怕这种变故一旦应验其灾难，就难以挽回。皇上如果不能先克制自己来作臣下的表率，只在号令之间徒然整饬，万无一成功的可能。臣谨陈述当前急务两件：一是勤修圣学，二是辨明忠邪。仰想皇上天资纯粹，正值盛年，如同初升的太阳；如果不被阴云遮蔽，就一定能照耀万国。后世保守流传圣道的方法已经疏略，礼乐又有缺失，只有读书能够维系心志、排除邪僻。然而进讲的日子很少，免除进讲的日子很多；接见士大夫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面对内人的时间却是十分之九。既然欲望容易流动、容易相互亲比，又以容易流动的欲望，引导容易亲比的人心，怎么能够端正呢？陛下在内宫侍奉慈闱，应当希望孝敬慈爱、和谐而合乎礼；亲近后妃，应当希望她们悦德而略去美色；驾驭宦官，应当希望他们供给命令而戒除狎昵。在外面对群臣，应当希望以诚信使他们明白；裁决各种政务，应当从善并与民众相亲。这些道理周全，而其关键运行又深藏细微，不学习怎么能够明白？怎么能够准绳？伏望陛下把每日讲解的经义反复回到自身加以体认，心中有所得，就一定会表现于行动；行动上有所迷惑，就一定要考察经义。对经义有疑问，就召讲官分析；对政事有疑惑，就召大臣共同商议。学问□，圣心才会长存，然后政事才能渐渐治理。所以勤学是急务，原因就在这里。近来主事张璁等以先后次序提出议论，破格升迁大学士蒋冕、尚书汪俊、修撰吕柟、编修邹守益、监察御史马明衡等；他们因上疏而被罢斥，御史段续、陈相、吏部员外郎薛蕙被下狱。仰想皇上希望从本生父母处求得完备礼制，是出于至孝；然而应当详细考察礼意，完全顺应常情，如果只任凭自己的感情，又怎么会有止境？人们希望有子孙，是因为气脉能够相传，而不能随形体一起断绝，所以断绝后代是人间的大痛。先王推究气脉的来源，选择同宗之人作为后嗣。至于帝统必须立长子，祖训规定宗统断绝必须立弟弟：立长子，是统一次序；立弟弟，是杜绝争忿。确立这两项义理，那么陛下既是弟弟又是长子，又继承了祖宗断绝的宗统，正应当按照伦序继承祖宗，因此对孝宗称考；所以必须降低本生父亲的名分，这才称为后嗣。如果与所后者名分相等，就仍然不算继承后嗣。既然承担奉祀宗庙、主持祭祀的重大责任，父子亲情的差别就要相对减轻。这是礼制最精微之处，也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守的。蒋冕等人所守持的，臣详细考察议论者的文字，是欧阳修遗留下来的说法；他们的实情，则是冷、段又乘机迎合意向，只求争胜而不停止；强悍者轻视法度，左右使者借机激怒；谄媚者依附于报祥瑞、贺降雨来打动听者。明诏再次颁布天下，正歌颂陛下的仁孝可以贯通幽明、昌盛后嗣，他们却仍然上奏异议。做人子女侍奉父母，什么时候听说过有渐渐尊崇之后又忽然降低的呢？把尊卑忽然降低，正是认为轻重没有关系而轻率改变，这不是陷陛下于薄恩吗？况且议论者难道不是臣子吗？即使他们所说的正确，也只是分内之事，并没有特别功劳；若以正直言论为赏而授官，恐怕天下暗中谋求赏赐的人会接踵而来，无法堵塞。臣听说天子得到四海人心的欢悦来侍奉亲人，没听说只因三四个人意见相同便赏赐他们；这样不过是自己彰明他们属于私下亲昵之人罢了，不要只把这看作一件事情。忠与邪消长的分界在于：守道就是忠，因此往往违逆君主心意；但一味迎合意旨就是邪。邪人背叛正道，却必然遭受困厄。为什么呢？邪人窥伺观望，机巧而固执，贪利而不知羞耻；他们最终只是为了遂意、得到巨大的欲望，并非真心在君主身上。堵住他们，他们仍会伺机而入，不能用赏赐招徕。为蒋冕、汪俊、宿学旧德吕柟等人平反，是乘时表达忠心，并不敢有其他企图。今天如果果真罢免蒋冕等人，那么有人就会因为畏惧而沉默、躲避、离去，忠臣会日益远离。议论者一旦受到宠幸，就会有办法转移君意，凭技巧进身的人增多，邪气就会日益增长。一种邪气就能扰乱国家，何况还可以使它壮大吗？礼尚且取贵重的品德，何况其他嗜好呢？伏望皇上不要轻视正统，不要违拂众情，不要倚仗威势任意作为，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可以继承；审察这四点，那么今日对忠邪的辨别自然会有不同的施用。孝心纯正而天心喜悦，众多正人会聚而长久和睦，也许就可以整治弊病、振兴衰颓、消除灾异了。所以辨别忠邪是急务，原因就在这里。臣私下认为祭酒是世代儒者的宗师，并非臣这样浅陋低劣的人可以冒充，何况又是两京四品堂上官；灾异发生，也应当自己陈述请求退职。伏望皇上罢免臣职，另选贤良代任。臣冒犯天威，罪当万死。八月二十一日奉圣旨：崔铣准许他辞职。呈给内阁三位老臣的信。近来国家不幸，产生了这几个邪说。假借礼制作为媒介而进身，改变天常却毫不顾惜；扰乱朝廷而毫不畏惧。乖戾之气、悖逆之言，肆意发出，横行无忌。冷、段不敢劝说的话，欧阳修不敢说的话，铣还有末尾的议论，已经附在南京诸公的奏疏中。心中不能停止思考，又再次上奏。如今人情汹汹，比正德年间更加严重；党派议论、朋党争斗，纷乱而可怕。铣年近五十，平生从未敢树立一项与众不同、独自坚持的见解。如今安危有所分别，按义理难以始终沉默。若说我有夸耀名声、猎取声誉的心，敢在天地日月之下发誓，我只是在调和弥缝，请求明察。铣有父亲八十六岁，得以因所请辞职归去，侍奉亲人直到终身，这恩德永远不会忘记。冒犯台省威严，惶恐惶恐。呈《书林茂贞嘉靖大礼辩》之后。当年《濮议》被搁置，所以诸位贤者留下了不同的议论。出于天性的叫作亲，缘于人心的叫作情，以天意裁定、以人情为本的叫作礼。懂得这三点，就可以判定轻重了。林先生的言论，情与礼并不相悖，难道不可以昌明而施行吗？议论者想让皇上尊兴献帝为考，而称孝宗为伯父；如果果真这样，那么从今直到万世都只是小宗。兴献帝从未承受主持宗庙祭祀、统治天下的责任，绝不能强行称作大宗小宗，却让他主持大宗的祭祀；这不是以侄子的身份僭越祭祀伯父吗？礼制规定旁系亲属没有后嗣，只能附祭，凭什么主持裸祭献礼？如果说是以君臣名分承接祭祀，那为什么一定要他的子孙？宗庙，是亲亲之情达到极点的地方；朝廷，是尊尊之义达到极点的地方。为什么反而转而沿袭里巷的鄙陋，深深迷恋妇人宦官的亲昵呢？【《休集》卷五】致何太常粹夫的短信。致南雍诸生蔡玘等的短信。亡妻孺人李氏墓穴志。删定《大厓集》。删定《圭峰集》。答王宪副德征书。亡友张仲修墓志铭。祭张守天泽文。赠邝知县序。社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