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集 / 卷之十】

译韩魏公一生不谈禅，曾说：“我从少年到老年，所实践的只有奉行《论语》，从未敢有片刻离开它。”晚年镇守北门时，已经六十多岁。有一天他因病没有办公，家中有一位亲近的客人到卧室拜访，看见案上只有一只唾壶和一部《论语》。崔铣说：“宋人记述韩公德行的文字中，没有这件事。”我从小说中得到这个故事，唉！那些人哪里知道韩公的学问呢？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有本性；本性的显现，就是道；道的实质，就是五伦。君子安定自己的心来端正行为，行为合乎人伦，便可由此知道其心之所存。孔子的实践之道说：“孝悌的教化，以及文、行、忠、信。”厌恶贫贱而羡慕富贵，怨天尤人，这就是丧失本性了，还谈什么学习呢？韩公秉持正直而人们不怨恨他，建立大功而人们不嫉妒他，处理平常事务却流传美德，实行奇特事业却不留下踪迹，也差不多合乎《论语》的准则了吧？嘉靖癸巳年夏五月二日，记于柴村农舍。《评文喻学者四首》崔子说：“金、元之际，中州的文章气势雄健，文辞倔强刚健，想要陈述义理，却不够精密。那时的人可以同他们共成事业，却不能同他们长久坚持。所以故国容易倾覆，譬如秋天的深谷和霜覆的山崖，孤高峭拔而突然崩决，并不是可以寄托生命的地方。南宋的文章气势浮薄，文辞细弱靡丽，所以国势更加衰弱。尤其是叶水心的诡谲、周乎园的漫无边际、陈止斋的杂乱、秋扬的浮华，只不过更加显露出它的萧索罢了。” 崔子说：“圣人的道路被荆棘堵塞，程子加以开辟而变得开阔明朗，所以说‘文不在这里吗’？学者于是知道方向了。后来苏氏的学说使它混乱，拾取佛、老思想的残余文辞，采用纵横家的言论。金源氏把程氏、苏氏的学说并行推行。朱子、张南轩再次阐明程氏之学，陆氏又用直截近便的说法扰乱它。于是朱、陆两派互相敌对，直到元代仍在争论。真希元氏、许仲平氏兴起之后，朱氏之学受到尊崇；吴澄氏与陆抚也支持陆氏。虽说他们不结党，我不这样认为。” 崔子说：“文章的产生，上等取决于时运，其次取决于学问。时运本于天，学问由人而成。因此春莺的声音和悦，秋虫的吟声凄清；祥瑞之鸟白天鸣叫，妖异之鸟夜间鸣叫。天津的杜鹃啼鸣，使邵子忧虑。凤凰潜藏时在虞舜之世鸣叫，仙鹤飞起时在阴暗之处鸣叫。君子认为这些是祥瑞，并以此比拟德行。鸟的高声传到栖息处，又传到天上，称为不能长久。过去荪子卿回答李陵，侯应议论停止边防，并不是有意作文。忠信显著而长久坚固，所以应当由内心积累，并谨慎地说出来。没有实际内容，却用文饰来灌注它，那就衰败了！” 崔子说：“昌黎先生约取六经的旨意来作文，分析义理、陈述事情，明白清晰而不蒙昧，确实是贯通大道的器具。君子称其文章为‘外在之学’，并不是说他没有亲身践行而获得这些道理。何况把珍珠混在鱼目中，把糟粕中的余汁当作美味来饮呢？所以李翱讲复性，欧阳修论性，苏轼、苏辙论道，君子都斥责并排斥它们。” 《小适亭铭》古人说，真正的隐士只居住在城市中；那么终南山为何竟成了走捷径求隐居之处呢？泰宇是万物的枢纽，其中有澄湛的虚空，任凭万物卷舒变化；我的屋子在台的东面。住了三十年，只侍奉严父慈母，抚养孙辈成人。我屋子的对面，开辟了一座园子，用茅草建了一座亭子，背靠西墙。亭子小得像拳头，园子狭窄而局促。儒生居于四堵墙之内，高士却畏惧困厄。园中种花植树，春日和暖，秋日清爽；鸟儿留下美好的声音，菊花独自占有晚秋的荣华。寒冬来到，纷纷下雪，松树和梅树这才显出高尚的节操。想到古代贤人，他们出仕或退处，心中究竟作何打算？道路平坦开阔，便回车避开险峻。高峻的长公只出仕一次便退隐，轩冕有什么荣耀，反而覆盖了我的淳朴践履。董生著书，三年不窥视园外；司马独自享乐，并不是感念遗失的富贵。可叹我出生太晚，只能瞻仰他们遗风；望见险阻便停船，不使自己陷入洪水。弦歌诵读它，游息于其中；从容舒缓地保守自我，而跟随世俗者却气焰炽盛。” 《校正尹师鲁文集序》过去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设教，启发天下英才，所传之道只有一个罢了；后来成列为四科，难道是因为有所区别才如此吗？大概只是都没有丧失本心罢了。心，就是仁；仁，就是上天的德。因此把仁蕴藏在心中，不是为了私己；把它扩充开来，就能普遍惠及万物。通过处理事务来体认道，用恩泽施及别人来成就自己，用修作文辞来划定界限。否则流于质朴而又靡弱，讲求技巧而欺诈，这难道可以算作道吗？我考察宋代的形势，得到尹师鲁的文章：他所崇尚的是节义，所长的是论兵；明察先于行事，任事而不结党，遭受构陷却不愤怒，处事始终精密。因此文辞简约而切实，旨意不袭用旧说，不逾越自己不能胜任的范围。这大概也是孔氏的政道吧？宋代谈经作传、铺陈文辞以申明政事的人，何止百家？然而除三四位儒者之外，许鲁斋说他们越接近义理，越大大扰乱真道；至于追随程氏的人，尹彦明称得上差不多合格。以敬贯串一切，言语纯合经义，行为经得起富贵患难的考验。唉！尹氏一门为什么有这么多贤者呢？”},{ 告谕蝗虫（为柴村等各村农民而作）。唉，你们这些蝗虫！为什么不想一想？上天既然生了你们，你们却夺取百姓的粮食，所以说你们只是蠢蠢而动的虫子。从前贤明的君主曾吞灭你们，你们才暂得安息；他们任用奉公守法的官吏，使你们远离他们的境域。你们又怎么能同那些昏昧无知的蝇蚋相比呢？我们村全是贫苦百姓，接连几年秋雨成灾，禾苗都被淹没，连麦种也没有收进来；官吏却把这里一斗土地评为上等田，增加赋税和徭役。今年春天毒雾伤害了麦子，每亩只收了几升，刚刚抽穗的嫩苗，又遭到你们的暴害。我们村有千口人，靠什么度过一年呢？如今村民抱着孩子、带着妻子，焚烧纸钱向上天呼号，祈祝把你们迁到丰草美莠的地方去；你们赶快迁走，不要在这里留下种子，成为日后的灾害。我们所有的田租，也请先收获庄稼的人哀怜我们百姓，从中暗暗帮助我们。你们这些蝗虫，应该明白这个意思，不要固执地继续作恶。论宋代政事五条。宋朝正当英宗、神宗时期，莫非正是由富盛转为困穷、由困穷而发生变革的时候吗？真宗时的百姓刚刚脱离征伐之苦，李相用安定政策使他们获得休养；但久而久之失于软弱，既然软弱，就用强力来矫正它，也是可以的。杨亿攻击骈偶华丽的文词，使圣贤经典破碎，流变成律赋，文章风气因此衰靡了。王安石采用经义，确实有正确之处，但不应专门推行他那些固执错误的训说。天子谨慎修德，四方夷族便来归附；却没有听说过靠搜刮财物来使敌虏骄横，还同他们讲兄弟叔侄的伦理关系。若把这些财力转来供养戍卒，国家就会富足；把这些爵位转来激励守边大臣，臣下就会贤良。富足和利益归于我方，危亡就转移给对方。唐高祖起初向突厥称臣，唐太宗却把颉利可汗用组绳系在宫阙之前；周世宗使用中原军队，几乎恢复了旧日的强盛。宋朝却以内外交纳财物、屈己求和来换取安定，懦弱啊，懦弱啊！汉、唐同夷狄结交，是为了最终制服他们；宋朝只是害怕他们罢了。元祐年间的变法，若说熙宁年间正当时机，解除百姓困厄也是可以的，但还没有得到圣人治国用道的方法吗？

译宋仁宗的明察不能照见远处，虽然仁厚却容纳奸邪；他明知王钦若而仍任用他，对富弼、范仲淹虽加任用却没有始终信任。与郭公相比，差别几乎没有多少。富公、范公整顿弊政、提升治理，然而他们的志向过于急切，规划过于宽泛。急切就会像荆棘一样迫促，宽泛就会显得空疏。《易经》说：“包容荒远之地，不遗漏遥远之处。”二位公难道还没有领会吗？君子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才提出要求；孟子先使人心归正，然后才谈论政事，难道会急于求成吗？元祐时期任用宰相，权力确实太专断了；然而天子年幼，□□□听闻，女主临朝而能有大作为，这究竟取决于时势，还是取决于人事？本来就很难两者兼得吗？宋太祖任用权术而使国势衰弱，宋太宗便施行狡诈之术，宋仁宗容纳奸邪而又疏于防范，宋高宗则受人制约，真宗在喜好道术方面弄虚作假，理宗在崇尚儒学方面掠取他人的美名。司马公抨击张方平的奸邪，苏氏却称赞他的忠诚，这是因为苏氏偏袒自己的私交。王安石轻视苏洵的学问，欧阳修把他比作荀子，也是沉溺于文辞的缘故。吕荣公说苏洵浮薄，本中却效法他的文辞。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写墓志，说范仲淹能够解除仇怨；忠宣公却删削了其中的文字。因此，对于是非曲直的缘由，君子必须谨慎对待。宋代臣子的奏疏，文字繁多而实际作用很少，气势激烈而意思放纵；南渡以后就更加低下了。一定要有司马公的切实恰当、程伯子的条理通畅、叔子的简约严肃、范纯夫的明白晓畅，才可以从中看到忠心。《孝经古注》跋。唐皇的训说已经简明，只是还没有显出圣人的全部意义罢了。经文中有些地方同《左氏》记载的干之类文辞相同，先儒想要删去它们。穆姜、子太叔虽然生在孔子以前，但《左氏》却成书在孔子以后，何况还引用并涉及三家之说呢？左史大概是世代担任史官职务的人，他采辑群典，润色整理而成为书。后人反而因此怀疑经文吗？小戴《礼记》采录了[疑有讹字]豕之语，于是灭失了原文，使它像今天流传的本子一样有所脱漏。可惜啊！嘉靖癸巳秋日，铣书。《景武堂记》。凡是器物都可以寄托道理、警醒人心；木[疑有缺字]是自身，君子一定要为它题名。从前卫武公年老而使国家陷入危亡，人们称他为睿圣；但他仍然乘车接受规谏，遵行宁典，几次进谏，又设置箴言。一个人如果一天忘记戒惧，就会有事情废弛；如果不思考而懈怠，人们就会称他为狂妄。因此君子的内心总是戒惧不安。嘉靖壬辰年，定原吕侯幼通从秋官郎中来到汲郡任职，威严而敏捷，修治政事；又振兴颓败、整饬废弛，使邦侯的常法得到充分修明。他把官署后面燕息的堂命名为“景武”，就以卫武公的事迹来激励志向，并因循卫武公的遗意来树立规范。他的属官孙君连同属官王君、钱君的意思来向我求取记文。自从周代文公的诰命不再作，洙泗之学的书籍尚未出现，士人知道遵守、学习典章法度，却很少窥见大道的根源。等到曾子、孔子后学叙述孔夫子之道，《大学》《中庸》成书，用来教导后世做帝王的、做卿大夫的以及士人，其总括就是“慎独”。我读《诗经》读到《抑》篇，武公的事业也可以说既丰富又焕然一新了；他在屋漏之处不感惭愧，对神明之境极其省察，那么心学就在洙泗之学以前兴起了。心的神明，是气的精英；人的本性不可穷尽，恍恍惚惚，其中正当之处便精微明确，像规矩、像准绳，它的运行却无形可见。所以不必等别人指点察看，自己就能觉察错误；不必接受老师启发引导，自己就能悟到事物的端倪。知识都由此得到弘大，涵养而开通，郁结而明达，那么内心有所统摄，做事也有纲领，逐渐便能完成天下的一切事业。所以说：“四时运行，百物生长，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吕侯志向高远，才干宏大；他的伯父九川子道甫、他的老师吕泾野仲水，都是当今继承曾子、子思之学的人。因此吕侯的德行早已成熟，而政绩卓异，确实如此啊！《赠陈编修约之序》。陈子出使河北，凭吊铜雀台的荒凉，观览苏门山的胜景，感受啸台的旷达，仰慕安期生的通达，说明月的秀美高峻，太行山的雄伟险峻。已经在后渠停下车驾，和我饮酒赋诗，谈论经义、考核事理。随后悠然有所思，突然起身，于是返回都城，立志追求古初之道。唉，陈子！陈子！生成才资并不难，成就才资才难；努力学习并不难，懂得怎样学习才难。世上的君子，难道不想有志于经世济民吗？考察旧典，协调当时的法式，探求百姓的隐情，指出法令的弊病。若在衡器上有所偏差，却还游移于权衡之间，便难以同他谈论人的过失是否在于外在；这不是有志于自治、自我修养的人吗？守持静默，沉溺于玄虚寂寞，最终将废弃群体共同遵循的长久原则，只等待独自觉悟。只灌溉根部而剪除枝叶，便难以同他谈论处世的过失是否在于内在；况且从尧舜所实行的大道，到洙泗之学的合宜言论，道理可以裁定，学问也有凭据了。端正自己是为了端正他人，普遍体察万物是为了安定内心，考察德行才可以施展功业。所以说：仁与智，是贯通内外的道理。只是观察它要分清本末，进修它要辨别先后罢了。到燕地去的人一定向北询问陆路，到越地去的人一定向南询问渡口；走对方向，前进就更快，违背方向，距离就更远。圣贤就是指示陆路和渡口的人。圣贤难道会永远存在吗？把道保存在书中，如果因为害怕反复探究的烦劳，就走省事而荒疏的道路；如果贪慕超越古人的名声，创立以自我心意为师的说法，徒然用来哗众取宠罢了，难道还可以拿来试行而使国家困蹙吗？我年老而且多病，发誓到名山采药，在山涧曲折处修养性情。陈子才华英发，想要用于世事、在官署中积累学问，前途是可以弘大的。龙长久潜藏而后显现，器物经过淬炼而后锋利。陈子要谨慎守持啊！《书王中丞均徭规则后》。

译古代的君子谋求国家利益、使百姓得利，一定制定安定国运的长久规章，使庸弱怯懦的人有所凭借而站立，使横暴放肆的人有所防范而受到遏制。因此，任职的人虽有更替，恩泽却能长久流传。后世的君子安守陋习、苟且应付朝夕，否则便堆砌浮词、编造诡事，只求自己获得美誉。癸巳年冬天，崔子得到中丞南皋王公伯圻所制定的均徭书，读了两遍，说：“王公大概已经通晓治理之道了吧？辨别土地的上下等级，计算道路的通达与偏僻，审察百姓积蓄的丰歉，然后制定等级、分派差役，从富强者那里取出多余来补助贫弱者，这就是王公的政绩吧？使劳役平均，百姓的力量[疑有缺字]谷；百姓的力量[疑有缺字]谷，本业就能得到修治；本业得到修治，国家的储备就会充实，这就是王公的成就吧？开始制定办法时说：‘询问士大夫，体察众人的情意。’最后又说：‘凡事如果有窒碍以及规则尚未记载的地方，有司都可以上报并议定处理。’这就是王公的治道吧？官府制定法令，并不是为了自我经营，而是要同百姓共同实行。譬如烹饪食物来供养宾客，总想使它合乎每个人的口味；如果自以为聪明而堵塞通达民情的途径，袒护缺失而强作曲折辩解，那么坚持它必然断裂，处置它也不会有疑问。到那时，奸佞者便能推销欺诈，强横者便能以威势胁迫，乡里骚动不安，留下的祸患将更加急迫。” 不如仍旧那样缓慢行事。如今公私财力都已匮乏，官吏和百姓都很困顿，并不只是秦中如此。天下有两种不足的病患，却没有两种不足的道理。沙土在高处堆积而使低处隆起，河水冲决堤岸而流到污洼之地，凡此都是因为权衡失当、侥幸留下的孔穴没有堵塞，所以才会这样。我读《宣成春秋》，当时郑国已经不能算作国家了。子产出来整顿礼制，大国反而畏惧它；玉帛交聘、兵车会盟、辞令往来，都秩序完备，没有缺失，何况如今万全的胜势呢？所以士大夫只担忧没有道，不要担忧没有时机。我读前史论厉行治理的篇章，详考那个时代，发现其奢溢衰败，岂不是崇尚文饰、浮靡失当的过错吗？官俸折合支取，是为了节省用度；宣德年间才增加柴薪、马夫等征银，是为了杜绝其他方面的侵渔；正德以来，郡中官吏都乘坐轿舆。唉！为什么上面设置的禁令一天比一天严密，而臣下为自己谋求便利的办法却一天比一天高明呢？《太宰罗公七十寿序》。从前周道衰微而臣下兴起，未论繁复而霸道之臣与霸学之儒便争相出现。霸臣必定借助强大势力来假托仁义，霸儒必定凭借高深玄妙来超越学术，说到底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争胜的心罢了。所以，僭越称侯的罪过容易指出，而异端的过失却可以减轻，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手段显露在外，其中的道理还可以分辨。孟子陈说王道，朱子申明正学，与他们同时而立、同他们争论的人都有。可是自汉代以来，虽然有人靠诈术和武力取得地位，却以居于霸名为耻；元夷也上表尊崇，朱书也受到信奉，到今天反而更加尊贵。从前与他们争论的人都湮没无闻了，人们却仍然尊崇他们，难道这就是公所说的天道常理吗？弘治年间，士人厌倦文辞习气的衰弱，便倡导古文写作；后来兴起的人又厌弃训释经书的卑下，转而谈论心学。因此，有人慨叹颜回之后道统失传，有人申说陆九渊象山独自创立的学说，有人创立格物的新解释，有人剽取禅宗觉悟的绪论；奇异的见解盛行，而经典义理衰微，内心的主张详尽，而外在的践行却被忽略了。整庵先生罗公，年高而辞去政务，天子屡次虚置端揆之位等待他，他被召见却不肯拜受。所著书有三篇，名为《困知记》。他摘取相近而彰明真实的内容，剔除虚伪而端正事实。其中说：思考是心的作用，所得是性的道理，这叫作建立知识；能够运用心的作用，爱人敬人而合乎天的道理，所以称为良。分析心与性来辨明儒、释，调和理与气来统一天与人，通达这四点，各种言论就都得到统摄了。多么浩大啊，难道这就是武夷学脉的流衍吗？先生庄重、正直而有操守，说话论道、举止行动都合乎规矩；造就士人的严格，参与铨选的持正，即使时俗崇尚与自己的准则彼此抵牾，我的法度也不改变，权势、利益、毁谤和赞誉都不能左右他。因此，求学的人佩服他的操行，也信服他的言论。嘉靖甲午年腊月，先生年寿七十。先生的次子参军珝从京师派遣使者到邺地，索取我的鄙陋文章作为寿礼。一个人走偏僻的道路，却向末流士人请教，大概是因为仰慕之情无所不用其极。我听说道存在于天下已经很久了。天下一治一乱，是由于国家受困于气运；一邪一正，是由于学术趋附时势。君主骄纵而臣下好谋私利，政治便消解，淳朴便离散；一旦声名可以求取，正道也会混淆。所以，天竺的空寂重在直率温厚，柱下老子的无为没有固定路径而归于博大简约。然而上天生出贤哲，难道将要使道的否塞得到休止吗？先生大概一定会享有长久的寿命吧！嘉靖甲午年夏五月十五日，南京国子监祭酒相台崔铣作序。《与太宰整庵罗公书》。庚寅年，刘守派使者取回我写给公的回信；我草草裁剪书写，文章既没有条理，字也写得不谨慎，直到今天仍因过错而深感惶恐。今年夏天，您的儿子参军兄从都城派使者来到邺地，命我写信说：为公子求婚，能够用尽自己的心意，这是非常美好的德行。铣年过二十，接受父亲朋友当面提携告诫的教导，私下立志于正学。成年做官后游历两京，劝说、研治古文的人，于是又苦心从事古文。四十七岁时，承蒙担任南雍之长，自知学问不足，却厚着脸皮教导士人。无奈根本学问不足，只好反躬自省而努力求取；又因功业不能专一，于是奋发辞官北归，在乡郡奉养父母，读书以修补缺失、弥补过错。如今那些谈论学问的人，已经奉行他的著述了。有为陆象山表彰的，有慈湖斥责程氏、小程氏和文公的，也有人感叹颜子之后道统失传。铣虽然不敢跟从这些说法，却常以自己的浅陋昏昧而自我怀疑。等到得到公的《困知记》来读，发现它批驳邪说有根据，申明正道而造诣精深，于是才重新自信并站立起来。从今以后，只要还能活一天，哪怕只前进半步，也都是奉行明训，感激佩服，永不忘怀。我就把这种心意铺陈成文，写来献给您。私下认为古人所说的“闻道”之类，大概是说，道就是四性由五行发见出来的；所谓“闻”，就是精心思考、努力实行而得到感化。因此，日常生活中所显现的一切，一事一物，都是实体的流动运行；圣贤所显示的内容，一字一句，也都是要旨的传播。所以，尽人的道理，不外乎尽己；而求取尽己之学，又要落实到尽人。文公曾对求学者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曾子终身奉行的功课，其中只在一个‘唯’字。”这大概是无意间会通，并不是一定要先豁然顿悟，然后才逐步修行。铣认为，曾子所应诺的，是忠与恕、内与外、人己相合的道理，难道要像禅僧那样从昏暗渺茫之处去搜求吗？铣仰慕先生的门墙，何止如饥似渴；心中满是愤懑和困惑，却没有机会彻底陈说，只能略陈管见，请您裁正，幸甚。《晦庵文抄绩集序》。

译宣德年间，海虞吴讷编纂《晦庵文抄》，各种文体大致齐备，意思似乎是取其简约的部分。正德年间，鄱阳余祜编纂《文公经世大训》，间或采录语类，专门讲述治理国家的道理。今年夏天，铣闭门三个月，戒酒并摒弃杂事，把《朱子大全集》读了三遍，私下窥见其中立言的宗旨，体会到他忧虑道统的心情。于是亲手抄录这部编集，稍稍解释其大旨，并把它接在吴氏《文抄》之后合为一书。《大训》中已经收载的文章不再收入，于是自己写序说：“自孟子以来，荀卿的文章离开了道；程子的书崇尚简约，到了文公才灿然完备。深则探究浑沦之理，细则深入丝毛发之微，道理仿佛指在手掌上。驳斥邪说，就剖析它的肺肝。”大概文公的天性既高明，又以沉潜缜密来辅助；内心就是道义，又以刚强坚毅来助成。每读一篇，心胸眼界便开朗，疑惑得到解释，志气也受到激发。唉！道不能实行，是伪儒扰乱了它；儒者多有虚伪，是异端扰乱了它。从前两汉时期，风俗淳厚，政事简省，士人读书必定明白义理，修养自己必定讲求实用，居家必定树立气节，出仕必定竭尽忠诚。即使有人讥讽他们拘泥旧训、见识浅陋，君子仍佩服他们忠信的纯粹。到了魏晋，只崇尚华丽文辞和清谈，终于导致臣子弑君，夷狄侵乱华夏；胡僧狡黠，乘着空隙而进入。佛澄、鸠摩罗什在北方兜售妖异幻术，达摩、曹溪在南方倡导心性之说，文字越来越繁多，议论也转而更加激烈。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吏治灿然可述，但儒道未曾有一天真正彰明。宋朝兴起后，禅学谈论达到极盛，修颙、宗果开堂说法，国老和节士都低头伏拜、归依他们。张无垢把禅学杂入儒学，改换外貌，真伪便无法分辨了。铣考察文公的答问，发现其中宗奉佛学的内容占十分之七八。文公耗尽砚中的研墨，磨秃童子所执之笔，碎心裂舌地辨析，似乎仍有未能使人信服之处。铣考察他所处的时代：强大的戎狄如虎噬般逼近邻境，衰弱的君主寄居在偏僻土地上，谁能怀抱长远谋略来安定一方屏障呢？求学者借托自身、借取声誉，只是图谋私计；上面轻视前代贤人，只任意自称传道；下面钩取时誉，自称正宗。要寻找真正具有空寂定力、生死关头不改其志的人，像元城、了斋那样的，能有几人呢？铣如今选取文公切实的言论和真实的秘诀，其中足以辅翼先圣的部分，约同志共同学习。我们生在崇尚文治的时代，并非禁止道学；既然守持成说、训诫详备，也不必另外广泛搜求，只须各自勉励笃实的操行，以赞助盛美昌隆的治理，难道不是伟大的事吗！嘉靖甲午年秋七月癸未，后学相台崔铣谨书。《书王端毅奏议后》。耿文恪公任太宰时，声誉很高。有人说公可以继承王端毅，文恪公说：“王公有谁能够担当得起呢？”王公在位时，我经过他的宅第，必定看见苍头仆人正在卖油。铣的先父任延安守，任期考核期满，考功郎中佐持文书上报王公，说：“你还没有尽到这个人的节操。”边地官吏大多从中润饰谋利，只有这个人约束自己，〔缺字〕谷。百姓遇到歉收之年，便停止征收赋税；他因此被停发俸禄，妻子儿女常常挨饿。王公于是亲自写下考语：“操守清白，政事详明。”第二天，先父在公堂上辞谢说：“我是远郡的官吏，怎么能够蒙受您的知遇呢？”王公说：“我的几个儿子留在三原，那里是邻郡，只有您从不问候馈赠罢了。”秋日整理书籍时，我读到王公的奏议，见他打击奸邪、恪守法令，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情也不屈挠，于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唉！元老大臣的功勋声名，原本不是靠巧言修饰行为而取得的啊！嘉靖甲午年秋日，相台崔铣书。《刘李氏埋铭后》。渠书院的诸位学生规劝刘生说：“端正自己吧。你刚刚遭逢丧妻的悲痛，难道竟要越过礼法吗？”刘生说：“诸位只知道我的困苦，却不能体恤我的遭遇。我年少时父母双亡，长大后兄弟又少，过了二十岁便失去了配偶。汤阴李郡倅梅翁在渠书院老师的住所见到我，已经把女儿许配给我。正德辛巳年夏天，我迎娶李氏回家。李氏家族显贵，却使我这个河朔人居于其上。我和妻子共同享用珍馐美食、穿着华丽衣服二十年；后来一旦家境贫困，她便像平常士人一样生活，安于粗粝食物而节省衣服，衣服粗陋便缝缀木制饭器和陶瓦酒杯，年年如此却仍像新的一样。我有三姐，大姐刘氏守寡而贫穷，我供养她，妻子像侍奉婆母一样侍奉她。二姐刘氏留下三个孤儿，无所依靠，我供养他们，妻子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二姐的女儿、三姐的女儿将要出嫁，妻子拿出她们出嫁所用的全部嫁妆来资助，并毁掉借债的契券。我到渠书院求学，赴京参加计偕，妻子严肃持家，同住的人听不到奴仆婢女的声音。唉，我平庸无能，惭愧于鲍叔牙，哪里配有像少君那样贤良的妻子呢？不幸在嘉靖癸巳年十月十二日因气疾去世。她生于弘治壬戌年十月初一，享年才三十二岁。留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天啊，为什么这样残酷！料理家事、抚养孤儿，我将把这些托付给谁呢？”诸位学生把这些话告诉洹翁。洹翁说：“梅翁是我的岳父鹤山太傅的堂弟，先室恭人把刘李氏看作妹妹。我曾经像刘生一样为她悲痛。”唉！为什么李氏这样善于早夭呢？铭文说：“可叹兰花萌发而美好，为什么荆棘却被霜打平了？怎能忍心让你的天命如此奇异！” 《少保南庄先生李公八十寿序》。正德丁丑年秋天，礼部尚书李公刚刚超过六十岁，便上疏请求退休，前后三次。皇上这才下令给他加官秩，以优厚礼遇让他归乡。当时上下相安，海内安宁。李公谨慎自持，得到公议的信任；治理国家的才能，也经受了司马部门的考验。李公归乡两个月后，掌兵的将帅在道路上迎接皇帝巡游，以此专擅政权、充实私家；北方掠扰荒远边地，皇帝还滞留在江南。大臣想进谏却没有进言的机会，想罢免将帅又不合义，想挽留皇帝又日益承受天下的怨恨和讥刺。君子说：“李公大概就是汉代的疏广吧？而他所关系到的事情还更加重大。”李公从参加计偕进入京城、位至端揆以来，常常用余禄资助外甥、女婿、亲戚和相识之人，教导他们各自修习自己的事业。李公的三个儿子勤学修德，继承父亲出仕，都不依赖家中丰厚的藏财。君子说：“李公可以比作齐国的晏平仲了。”李公归乡二十年，闲居南庄，谢绝宾客，拒绝交际往来。在东边田陌、南边道路上，他督促仆人耕种，取一部古书，熟读深究。从前白居易显达后亲近燕朋，富弼严厉却又被异端迷惑，李公大概已经铲除古人的弊病而自立了吧。永远追求[疑有缺字]的人吗？君子说：“确实如此！”乙未年正月初一，李公享寿八十岁。甲午年秋天，李公的女婿颐派使者来到邺地，请求我写颂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章铣私下以词臣身份供职，陪侍李公出行而得以安宁。李公相貌祥和而言辞笃实，内心真诚，行为端正，大概是性情安静而履行诚信的人。所谓静，是内心不存私欲；所谓诚，是行为没有缝隙。上天会帮助这样的人，人们也会信服他，李公的长寿哪里会有尽头呢？安静而诚信，是古代辅佐帝王的学问，三代以后做宰相的人中再也没有听闻了。所以君子说：“李公这样的人，大概还没有完全发挥出他的作用。” 《复河南宪司书》。

译陈百户廉奉您的命令来告诉我：诸位公要把新近毁弃的道观改建为后渠书院，重新清理城郭附近的官田，征收的赋税都永久用来使贫寒人家有产业可依。公卿不以优礼对待年高德劭的旧臣，却兴起、生养学生，已经很久了。诸位的高义，我深深欣慕。士人本来有官学，如今又设立书院，那么居住其中的人必定要立志追慕古人，在科举应试的学业之外修养事业，这才称得上书院。如今使人为难的是，生逢太平之世，人人垂涎荣华利益，千百种念头都只希望得到必然的功名。因此近来的举业混乱泛滥，对经书旨意茫然不明。我已经老了，又能帮助他们吗？我是山东人，从祖父以来，家族都曾蒙受一命之官的恩典，在相州居住七十多年。先人留下的房屋不华美，只够容膝；田地不肥沃，只够糊口。我又早年失去亡妻，只有一个婢女供洒扫，一个儿子能够自立，吃饭也不敢苟且羡慕别人的财产。一个孙子刚刚长到成童之年，我亲自供给他一饭一蔬、一件粗布衣、一件葛衣。所玩味的只有《古易》《论语》，亭下有十竿修竹。又喜爱古人初生时不举行祭祀、遇灾才杀鸡鸭的俭约；除此之外，都是多余的东西。我自知福分浅薄，守着自己的本分就足够了，岂敢固执地推辞？请希望您不要再次颁布这个命令，以免激起渔利者妄图侥幸的心。愿诸位扩充这种心意，更加施惠于疲惫的百姓和贫寒的士人，那么我这个愚老也将一同庆贺大庆。只是没有机会当面致谢，实在惭愧感激到了极点。《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及其配偶淑人胡氏、王氏合葬墓志铭》。嘉靖二年，诏令援引前朝旧例，举荐天下奉公守法的官吏，并赐宴褒奖。知府共四人，沙河朱裳朱公垂因为廉洁被选中。朱公垂如今晋升为副都御史。他的田地没有一亩荒芜，房屋的椽子也没有多余，草舍席门，清寒得像贫士，大概这是他父亲朱公的教诲。父亲说：“你朱裳，要磨砺清白操守，不要把家庭财产放在心上。我有一碗饭、一件皮衣、一件葛衣，除此之外对我还有什么呢？”又说：“古代的大贤遭逢坎坷，内心怀抱安定天下的才具，最终却湮没在草野之间。你幸而遇到时机，应当以建立功业来孝敬父亲。父亲固守贫穷以立身，儿子努力尽忠以显扬父亲。从前子路背米的叹息、孙期在集市买衣的污迹，难道不也是因为亲人嫌贫而造成的吗？”朱公名凤，字朝阳，本是邢台人，后来迁居沙河。高祖名兴，曾祖名洪，是府学生；祖父名魁鈝，通晓经学，授任卫经历，追赠副都御史。朱公是他的次子。朱公从小跟父亲学习大道义理，父亲每有举动都教导公垂。他曾感念乡人救济自己的困窘，后来报答得更加丰厚。有人拿几十两金子，求他向有关官府为自己解罪，朱公拒绝了。他立身行事谦退，深深告诫自己不要自夸，因此乡人活着时爱戴他，死后思念他。配偶胡氏，性情少言少笑，孝顺而和善。胡氏卒于弘治丁巳年四月一日，享年四十岁，生于天顺戊寅年九月二十三日。朱公独居十多年，见儿子已经立身，于是再次娶王氏。王氏生于景泰丙子年八月十三日，卒于嘉靖甲午年二月十一日，享年七十九岁。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王氏去世。她生于天顺癸未年正月初四，没有儿子。胡氏生有朱裳，另有坚厚，坚厚先于母亲去世。女儿一人，嫁给赵行思。孙子七人，长孙名性，因祖荫成为国子生。孙女八人。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下葬，将胡氏附葬于墓中，墓在邢台北陈村东原。铭文说：“那坚实的根基，有后嗣承继；正如古人所说，虽说没有学习过，我认为这就是学习了。” 《刊陶诗后序》。子汲想要作诗，我对他说：“《诗经》三百篇，就是标准。诗歌发自感情，感情又受到时世触动。政治清明就欢乐，欢乐就歌颂；政治衰败就忧愁，忧愁就讽刺；政治混乱就悲痛，这些都用来记载事实、彰明鉴戒。没有感情就不是诗，没有法则也就不是感情。”汲说：“后世谁能作诗呢？大概就是陶渊明吧。他像嵇康一样洁身自好，像孙登一样安贫谦逊，像阮籍一样放纵志意；而六朝没有贤能的人才，文辞浮靡，议论玄虚。”陶子出言深沉清雅，志向少有地合于洙泗之学，数百年间，只有他的文章罢了。汲于是刻印他的诗，并把这些话刊载在后面。嘉靖甲午年九日，崔铣识。记载我的事情。甲午年秋九月二十二日，我的左眼生了翳。医生说：“这是因为沉溺读书、思虑过度造成的。”于是我停止事务，斋居静养，焚香静坐。十月六日半夜，我熟睡后醒来，忽然想起邵子诗中的两句：“宝镜照形，难以遮隐头发；鸾刀迎着刀刃，哪里容得下一根丝。”醒来后，心体忽然明净莹澈，所有思虑都消失了，境界广大而没有边际。此后正逢儿子汲生日的三天之中，我处理世俗事务，接待来拜访的宾客，从容和悦，各件事都有条理，不必安排排布。仆人有过错，我也不动怒，因而知道《大学》所说“定、静、安”这一节，是立身的根本；“虑自居”这一节，是研究事物端倪。内心安静而没有妄虑，做事就很少有错误。大概上天赋予我的本性，没有一样不具备；所以我顺从天性行事，没有一件功业不能周全。这个月九日壬寅记。《赠杨明甫序》。我读《汉史》读到范莱芜《釜鱼之歌》，书中说：“史书上说，他本来食用君王的俸禄，为什么竟贫困到这种地步呢！”如今乐安杨君来任我县县令，家中常常缺粮，厨房也缺柴，曾遇上久雨，竟劈毁坏的箱子来烧火。大概因为我县地处道路中间，四方官员士人每天络绎而来，官府供给不足，杨君不忍再向百姓征敛，便常常用自己的俸禄补助。况且古人做官是为了实行自己的道，俸禄用来供养父母，余下的就周济宗族、救活故旧，以私自享受君王恩泽为可耻，君子本来就应当如此贫困吗！杨君把每天十分之二的时间用来接待行旅，把十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处理县务，务必要在一天之内办完。大概事情积压到一起，时间虽多而精力不能周全，弊病就会产生，所以他常常从午后才开始办公，早饭以后便点烛处理文书。今年甲午冬天，他随同群吏入朝觐见，正是朝廷考察贤明、贬退昏庸的时期，不知是否有人能够主持公道，把像杨君这样出身微末偏远之地的人提拔起来？还是会把诸位君子拘束在寻常官署中，只考核他们细枝末节的文书和末等功绩呢？过去史书说：“有人说王子炳、李固是知己朋友；后来有一天在路上遇见子炳，李固却鄙视他随从车骑的排场，躲起来不肯相见。”古代君子用道义来衡量人就是如此，何况肯不辞劳苦地奔走于权贵门下，只为侥幸求得自己寸步升迁吗！于是我斟酒告诉杨君说：“士人只有自立，才可以自强；除此之外，安静地顺其自然、接受命运就可以了。” 《士翼》序 我崔铣退居相台已有十年，不是圣人的志意就不留心，不是《翼经》的文字就不阅读。我反省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用古代的道理来验证今天的现实，虽然晚年才听闻大道，愚钝的我也有一点心得。既然守持得很坚定，居处其中也就很安稳。于是把札记中所阐明的内容记录下来，稍稍修订章句，阐发性命之道，训释订正经史，有时申明正理，有时驳斥偏颇的见解，书名叫《士翼》。大概是用来辅助常道典则的。只是惭愧自己居处穷僻，没有广泛求教，亲身践行也还做不到，只能说到这里。嘉靖甲午嘉平节，崔铣仲凫作序。何母刘太淑人八十寿序

译母亲对于儿子来说，使他取得官位容易，使他安守正道却很难。天下人奔走追逐仕途，就像商人奔走追逐货物一样。古代君子宁肯放弃卿相之位，也不肯奉事弥子；乐于背米求取功名，以求达到自己的志节。因此，丰厚的供养哪里依赖鼎俎珍馔，显耀自身也不在于金印绛绶。莱妇感动于孺仲，焞母成就了儿子的隐逸操守。我读《汉史》到周盘、毛义的篇章时，也未尝不叹息逢时之难，而更加明白仁孝之心的可贵。我的朋友、覃怀的何公粹夫，自幼不游历四方，也不需要借助三种有益朋友；他玄妙的领悟、深邃的见识能够洞察细微之处，素来的志向和操守，即使在显达之后也仍然坚定。他从直史官做到贰宗伯，三十多年中有一半居住山林，敢于抗拒权阉，伸张正义，辅佐明主。今年春王，瞿二生来请我写文章，准备在后渠为他的母亲太淑人祝寿。太淑人生性刚强贞洁，内心淡泊，顺从辅佐封君来训导我的朋友，如今已经八十岁了。她身体健康，步履安和，面色和悦，听觉聪敏，视力明亮；我的朋友归居莱田，不以美味甘食供养她，她住在简陋的房屋中，只顺应风日而居。及至他的弟弟何璋努力耕作、顺从母亲的意志，太淑人以儿子能够守道而不以家业为乐，于是对瞿二生说：“上天所规定的寿命，不过是让这个母亲和这个儿子彼此相依，引导他们自己走向无穷罢了。” 像我臣谟崔铣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必再祝颂了吧。赠少参郗公之关中序 当初我崔铣还未成年时，曾到秦、晋边地寻求朋友。平定郗公与我一见如故。郗公任谏议后，奉命前往治理边储，并且秉持廉洁正直。逆瑾厌恶他的刚直违逆，便陷害他。君子壮其气节，天子褒奖他的忠诚。后来他的仲子文范公继承父业兴起，担任御史，又因进谏被贬，起用为佥臬司，来治理我汴地。他清正廉洁而明察，果断施政，恩惠广泛流布。今年春天，他晋升陕西藩司参政，专门镇守商洛。我们河北的士民，久已蒙受良吏的恩泽，如今又要失去慈爱的庇护。我们列举他的功劳请求挽留，但形势已经无法挽回。我于是献上自己的迂拙见解，用来酬答他的恩德。商洛，是关辅的屏障，是逃亡者聚集的地方，也是各种诟病潜藏的所在。那里山势险峻，难以接近；土地漫衍分散，难以划界；物产繁多错杂，难以登记。因此守臣不能年年更换，是希望他长期熟悉当地情况，逐渐使其受到治理。治理过急就会使人惊骇，宽缓放纵就会使人懈怠。承平已有一百多年，但教化仍未融洽。鉴别镜子时，容貌美丽的人不会因此受到恩宠，丑陋的人也不会因此被仇视；在峡中放船，明明知道水势利便却任意纵行，反而会违背常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前者治理它却没有成见，后者遭遇它却不能预料。百姓争相追逐富豪之名而习惯于强悍暴戾，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技能和力量可以施用于官府，并能转移、推却官府的权衡和权力。古人治理边地，解开盘结的隐患，使强暴者开始困窘；处理盘根错节的艰难事务，最终收到拔除弊害的成效，实在是不急于用强力控制，而急于用柔和安抚；不责求百姓立即服从命令，而是严格申明发动教化的原则。因此，施行道术要节俭，安定百姓要宁静，处置事务要平和。做到这样以后，再对强横顽梗者施加威势，斟酌《洪范》所说的三种德行，杜绝《甫刑》所说的五种弊病。所以说：前者治理它却没有成见，后者遭遇它却不能预料。威县重修陈教谕祠记 从前宋代乾道、淳熙年间，儒学如树林般兴起，学者博闻强记、文思绮丽，著述十分丰富。朱子在闽地著述，于是感慨地远远仰慕安定、徂徕二先生质朴的学问，说：“程子不忘记这几位先生，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儒学不能资助世道，文章不能联系治理吗？”朱子去世后，各种说法纷纷出现，但士人的习气越来越浮薄，国家终于衰败。如今乙未春，广平同知丘东鲁派人来告诉我说：“威县县吏奉提学方公的檄令，重修陈教谕祠，这是听从诸生焦弼等人的请求。祠堂废弃已经十多年了。”等我看到他们的文状，上面说：“陈先生名璲，是莆田人，成化丙午年凭借诗学来到这里任教授。他忧虑诸生学业荒废，于是融会推演经传，编成讲义，让他们熟读以求通经。陈先生是个古朴的人，每天勉励士人以圣贤为师，却拒绝询问束修礼金。任职四年，升任国子监教官，这是士人通常的行为。士人久而久之思念他，他在官职上又有什么可图谋的，竟能使人多年不忘吗？凡是方先生门下的弟子，都可以深思长考。”自汉初传授经学以来，越过唐代直到宋代，演绎之说繁多，析理细密到丝毛，评论文章也能深入肺腑。自元代直到今天，学者凭借这些学问登上仕途，地位高的便借此成为名家，把经文概括在笺注中，所以反而割裂、制作章句。所以阅读他们的文章，很少有人能从内心真正有所获得；厚重深沉的文章使人合卷，轻浮浅薄的文章则使人发笑。何况如今还有少数英才，想要振兴长久以来的陋习：经书的实质就是我们的内心，经书的文字就是我们的行为。若使内心沿袭世俗、行为流于俗套，却想仿拟经书，可以吗？所以奇闻异学有时混杂在儒学中，浮夸的言论、尖刻的句子都被称作古文；沿着这样走下去，最终要到哪里才会停步呢？古人说，文章弊病严重，就用质朴来挽救；质朴过头，就用文采来挽救；然而与其流于浮文，不如流于质朴。我听说方先生的教诲，是排斥浮华驳杂，崇尚雅正厚重，斥责浮夸虚伪，礼法敦厚务实。如今他正表彰质朴的儒者，访求隐逸的德行。唉！凡是方先生门下的弟子，都可以深思长考啊。陕西按察副使葛君墓志铭

译俗话说：长远的谋划常屈服于短促的时日。唉！功业必须依次积累并有充足时间才能宏大，才能也必须经过长久磨炼才能积累功绩。因此，人的一生往往多艰难，不能抗拒上天的损折。古代有志之士对此深为悲痛。我磁州葛延之的父亲，操守廉洁，勤勉任事，约束自己、奉献国家，官至按察副使，五十岁时去世。唉！他抗志守古，施展蕴藏的才华、建立声名，原本期望在一定时期内奋发有为，究竟将怎样才能达到极致呢？磁州又有御史王泮，忠诚清正，与延之同列，也早早去世。可悲啊！我们邺地的士人尤其遭受上天损折的残酷了吗？延之名覃，祖父名玘，父亲名义，母亲王氏，曾经受封为郎中和太宜人。延之通晓朱子之诗，正德甲戌年考中进士，任乐清县令，三次升迁后官至南京户部郎中，任平阳知府，后来担任陕西按察副使。延之治理事务很有才能，处理文书、审结囚狱要案，精明果断，很快就能办妥，属吏无法从中作奸。在乐清时，堪舆家说县署背后是吉地，因此县令没有升迁的应当改建官署；延之不听从，减免武官滥用的劳役，即使百姓遭到他们构陷，他也不为所动。在平阳时，他征召卢生，又辨明卢生属员对他的诬陷，都触犯了上官。大概因为他的操守清廉，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所以遇事总是谨慎执守法典。他天性少言少笑，平日交游往来都谨慎约束自身，唯恐越过规矩。议论者说应当用宏大的气度来弥补他的不足，但他顺循自己的性情，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妻子是张氏，也封为宜人。五个儿子：逢春、逢夏、逢时、逢吉、逢辰。一个女儿嫁给张涵。延之于嘉靖甲午九月二十三日去世，生于成化壬寅正月十四日。逢夏是郡学生，在科举场中颇有名声，准备在乙未十月十五日安葬父亲。我接受托请为墓作铭，于是仿效前汉贤士的文章，体制简洁而保存大意，并且续入《邺乘》。铭文说：那低矮粗劣的灌木，竟成为高大房屋的栋梁。为什么短小的车辕，却驾着四匹马的大车？葛先生活着时践履清正的操守，接受任用而施展才华，归返幽冥。谁能坚守自己的约定，前去忧恤百姓的疾苦？只听见光明灿烂的德声，墓石方正，文辞刚劲，永远揭示清白高洁。《绝句博选》序 从前先王的教化，指示真实、端正行为，准备万物、周行天下的，称为“文”；显示类别、比喻志意，以微妙的风气激发感情的，称为“诗”。天地运行而万物变化，大地各自呈现其才能；气息用来滋养形体，雨露主持它；声音用来鼓动气息，风雷主持它。因此诗的作用，在于风气不显露形迹，却能默默改变人心。如今《诗经》三百篇就是这样。唐人崇尚兴寄，却失之浮艳；宋人喜谈义理，却失之偏僻滞涩。邵子大概说过：“删诗以后就没有诗了；如果不得不说有诗，唐诗接近于诗。”所以它的言语婉转，辞采恰当。自从《北征》《南山》写成以后，诗人便夸耀奇异、争竞富丽，在兴寄上迂曲，在辞藻上奢侈。我曾读《采薇》一篇，其中说：“从前我出发时，杨柳依依；如今我归来，雨雪纷纷。”既然如此，表达断肠之情只需寄托在柔和婉转的景物中，让人受到劝勉，何必反复堆叠辞藻呢？秦中的友人山王公删去那些长篇，选取这些绝句，难道不是看重其精微深远而又容易使人观感吗？即使是桧、曹等细小的诗篇，也能申明周公、召公的广大德业；鲁国夸张的颂诗，也能表达商代简远的遗意。所以兼收并录□类作品，只是唐诗中有可取之处的作品而已。王公的嗣子潼谷君三省，来任邺地守臣，忧虑本郡没有诗歌，便刊刻传播并加以教导，我只阐明它的末义如此。赠张长史序 孔子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沿着直道施行治理的根本。是非要辨明等级，褒贬要考察实迹，赏罚要以成效为准。是非属于道，褒贬属于权，赏罚属于治理。道理明白，百姓趋向就不会迷乱；权衡得当，士人的真实情感就不会隐匿；治理确定，官员的才能就不会反复。如果朝廷中失去人才，就到民间去寻求；如果施政中出现紊乱，就从言论中加以验证。所以说：众人的唯唯诺诺，不如一个士人的直言；衮服礼帽的华美，不如简牍文字的明白。有道理啊，有道理啊！太原张子维国来任我郡的副职，明察事物隐微之处，坚持国家法度，懂得通达时势变化。往年有案件触犯强豪、案情隐晦不明的，御史台一定把案件交下来，太守也一定交给张君办理。张君审察事情、厘清案情，加以裁决制伏，依据法律办结。往年授田不均、百姓产业不平，张君接受均田命令，划分疆界，平整高低，不到几个月，七个县便界限分明。两篇奏疏已经推荐他，一位年高德劭者也已证明他的才干，于是他晋升为徽王长史，辞去帝王属臣之职而任府属官，离开繁琐棘手的事务而进入省府。全郡人都为他屈惜，想写公文请求借留他，但他最终离开副郡守职位的势头又无法挽回。洹野子对众人说：诸位可以说是爱惜张君了，为什么不深入思考，为长远打算呢？从前尧帝彰明崇高的德行，首先亲睦九族。德行必须有人倡导，倡导必须得到众人响应才能振兴。周代分封同姓诸侯，一定先封伯禽，先封康叔。这是在教训什么呢？枝叶枯萎，根本必然动摇；孤立无援地站立，行动必然受到十倍限制。亲族势力衰弱，疏远者便不会畏惧，那么危急时将依靠谁？守护国家又将依赖谁呢？所以君王想依靠宗人的力量守卫国家，就要一概用德行来引导；想使宗人的德行更加盛大，就要用经书来教导；想使他们明白经书的深奥道理，就要用儒者来辅助。汉代拒绝东平王求取史书的请求，是因为要告诫宗亲亲近儒者、讲习经书。所以君王对宗人，如果增加财物供给，他们就会奢侈；假借权力给他们，他们就会僭越；凭借恩宠使他们依赖，他们就会骄纵；扩大封地给他们，他们就会横暴；用权术驾驭他们，他们就会猜疑；用刑罚威逼他们，他们就会怨恨。机巧之人进入其中，宗人就会习染他的虚伪；表面人物处在其间，就会萌发他们的妄念。长史啊，这关系到保卫国家、亲近天子的重任吧！所以我不敢用区区品级升迁来衡量张君。南京工部尚书崔公神道碑

译崔公在成化甲辰年考中进士，次年乙巳授任刑部主事。又过六年，弘治庚戌年升为员外郎；次年辛亥升为郎中。又过八年，戊午年升为河南按察副使。七年后，甲子年升为山西布政司参政。遭母丧服制未满，又遭父丧。到正德庚午年，再次授任河南官职。这年秋天，再次升到左布政使。壬申年升为南院副都御史，督理粮务。乙亥年升为工部右侍郎。嘉靖癸未年升为右都御史，随即升任南京工部尚书。次年甲申以年老请求退休，崔公当时七十四岁。崔公从部曹做到端揆，清廉洁净、恭谨厚重，精力完备、精神强健，处理事务勤勉敏捷，即使半夜也能更加尽职。他的施政措施，一定归于谨慎、宽厚、淳朴，希望借此接近教化。粗衣淡食，一切安于俭朴简陋。性情形成后柔和谦下，不追求声名文饰，泯灭个人功德、忘却劳苦，不计较他人与自己。天下人都一致推许他为伟岸而仁厚的长者。崔公两次治理我汴地：任按察副使时，我崔铣在那里；我从太学回乡省亲、在省府任职时，我又在他手下任职；他长官工部时，我在南雍任职，亲自承受过公的德行教化。公的政绩，也是我亲眼见到的。弘治初年，安福人刘逊敢于摧折豪强、打击横暴藩镇，任武刚州知州时，因削减岷府禄米而被人构陷。崔公以郎中身份奉旨前往审查，使知州左降官秩，禄米也被削减。他为刘逊申明诬陷之罪，主持审理拖延已久的案件，一次审问便查清了。遇到疑难案件，就立即辨析结案，务求依照宽缓的法律。曾经拿出俸禄买来桧树种在庭院中，使等待审讯的囚犯免受夏日酷热。在任副使出巡时，询问百姓所需要、所忧患的事情，为他们加以废止或办理；凡是案件已经审结、只等待上报的，就可以停止拘捕，至于与案件相牵连的人，也多释放回家。封丘有三万亩田地被黄河冲成河滩，六十年来百姓仍然缴纳这部分田租，崔公上奏后予以免除。中牟的田地贫瘠，只有县城南面一万亩肥沃，但北面被城墙阻隔，三面又被丘陵高阜阻挡，每年积水，百姓只得靠运输和捕鱼来缴税。崔公查看田地，发现南面有缺口，便把缺口扩大，使水流能够进入黄河，田地于是年年有收成。又在城墙上凿出两个孔，设置铁窗泄水，城中也免除了低洼潮湿之患。封丘曾遭乱军侵扰，户册中有许多逃亡后冒名的人，崔公查究追问，实际使一百人免于牵连。汤阴常玺收取官银时，有奴仆偷走八十两逃走，常玺因此被判赔偿，却没有办法办理，关押多年，妻子靠乞讨来供养他。崔公对知县说：“我没有办法使这个囚犯活下来，但一定是他藏了钱吧？”不久便有人因挖地发现钱财而来告发；那人又因相互殴打受伤而来诉讼，崔公依法治罪，于是向上官说明情况，用钱赎出常玺，释放了他。温县知县盗窃库金，有权势人物暗中援助，便把罪责推给高黑哥；黑哥是库吏，也被连累关押多年，家人甚至因牵连而死。崔公任布政使时，命县里释放黑哥，只追缴银两使其补足损失。公文送到省里后，又截取其余银两代为缴纳；这种处理事情的用意曲折周全，以人情来附会法律，真是仁厚啊！往年全省大户的案件办结后，布政使还要追缴余银，又罚他们用纸张写名帖申报，因为这是要增加纸张费用。崔公不这样做，属吏说公文用纸缺乏，他便取旧册覆在上面作为草稿；只有上报宪司的文书，才使用咨文，这样全省节省了十分之七的费用。辛未年蓟州盗乱，河南守臣商议征收全省摧军费，崔公认为不是办法，只发放省库中多余的款项。次年天子从内库拨出十万金，贼乱平定后，崔公仍把余银归还京师。崔公既廉洁俭约，又精通吏事，熟悉财计，吏胥无法施展奸诈，日夜只盼望崔公调离而不敢怨恨。他在山西时，太原有旧例把数百名应配云南的人改配他处，后来有诏令改往内地，但户籍尚未注销，有司仍然押送补充名额；凡是被送去的人都没有活着回来。崔公从宪臣任上发文给云南宪臣，宪臣共同上奏，才取消了这些人的籍名。他督运粮饷时，把草厂改设在琵山，既在城中，又靠近仓库，缓急之间容易互相接济。但琵山长期被权势人物占据，崔公冒犯其怒而把它取回。议论者说，这尤其困难。他任大司空时，在玄津以西设置器用厂，既可以严密防守，又没有草木、衣物等供给之弊，并且上奏免除制造海船器具的数量。崔公退职十年后，即甲午年十一月九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崔公生于景泰辛未年二月二十八日。崔公名文奎，字应宿；高祖名三公，曾祖名士元，祖父名瑾，父亲名荣。祖父和父亲都因他而累次追赠尚书，祖母张氏，母亲刘氏，也累次追赠夫人。妻子杜氏，累次封为淑人，并追赠夫人。五个儿子：继先、绍先，任知县；怀忠；怀恕，为学生；怀恩。六个女儿。女婿童英、王守卿、和士杰、徐扬、郭泮。孙子八人，孙女七人；曾孙男四人，曾孙女二人。怀恕来到邺地请我写文，说将于丙申年二月十一日安葬，并与杜夫人同葬一处。过去皇上命官员为墓地所作的文字说：公先世居沂水，后来迁到新泰；他的家世绵延，生出了延相君；他的清白像冰一样，他的正直可以作为准绳。百姓说有恩可依，诉讼者说没有冤屈。国库积蓄源源不断，众人敬畏我；奔驰办事的人争相而来，不敢不询问同伴。公本来应当接受爵禄，厚施德政，谁知劳苦直到老年；政绩更加盛大，百姓都思念他。德行足以作为士师，现考定这些事，刻在这座碑上。汝南兵备道题名记 起初，汝南设置宪使分巡，后来又设置兵备道，已经觉得这是多余的官员，于是把两者合并。其官员有时是副使，有时是佥事，建立治所，统协兵刑事务。如今可以考知的，从刘公君佐以下，共有十六人。顾铎、孔振撰写题名，难道不是为了考核过去的政绩，给后来的官员以警戒吗？汝南是北方地区，南面接近楚、黄，土地广阔，物产丰饶，人口稀少而聚集，各种风俗错杂但淳厚易治。古人称那里是贫瘠之地的居民汇聚、诟病繁多而物产丰富的地方，奢侈华美的人才与散漫朴拙、凭力气谋生的人家都在那里争竞。善于治理的人，即使选用强干官吏来削弱其顽梗，也尤其重视任用循良之人来端正根本。我曾听说从前治理汝南的人，大都用严厉猛烈来取得治理效果，却以温和谦逊造成弊病；以洁身自守、节约用度取得下属信服，却因崇尚贿赂、铺张费用而败坏职守。那些事迹已经陈旧，像云散烟消；但实际影响常常留存，像石头屹立、山峰高峙。往往一念之间便能成就事业，一举之间便能使百姓得到安宁。唉！为什么不能因此更加谨慎呢？孔子说：“如果您自己没有贪欲，即使奖赏百姓，他们也不会偷盗。”又说：“选用正直的人，废置邪曲的人，百姓就会服从。”舍弃这些根本不图谋，却只在末节上防范，琐碎地苛察弊病，疲于整饬文书，这本来就不是保卫国家、使百姓安宁的道理。顾子方正刚介，心中不存一物私欲；执法坚定，巨大的权势也不能使他动摇。他本来就是君佐一类的人，而且尤其维护细微的操行；超越这些而能达到如此境界，难道不可以永远刻在这块碑上吗！按察副使水南田君墓志铭

译田君名汝耔，字勤父，是汴地祥符人。弘治戊午年，他二十一岁，与我一同中乡试，于是进入太学学习。勤父博闻善辞，又整饬操守。三原马伯循称赞他说：“见到别人有才能却不惊异，规劝别人的过错却态度温和。”乙丑年，他又与我一同中进士。后来因服丧回乡，服丧期满后授任行人，选为中书给事中。当时刘瑾窃取政权，刘瑾被诛后，朝廷制度已经紊乱，官员只依附权势来润泽自己。勤父挺立在其中，断绝请托，专攻词赋。我本来与何舍人仲默是旧交，又一向喜爱他；他每次经过我这里，两人便饮酒吟诗，感慨时局而愤恨地说：“扯住衣襟、请求赐剑的人固然是以身许国的大丈夫，只是事情没有赶上时机，情势也不合宜，牺牲生命没有益处，反而会彰显君主的暴虐。唉，唉！行为与内心相违，命运与世道相左，所以只能做西山上的饿夫罢了。”然而勤父遇到事情总是仔细执着，自信而敢于决断。正值首辅职位空缺，争相进用的人大多徒然奔走，勤父上疏说应当任用大臣，以忠诚进谏；像韩文等人那样遭到诏旨斥责，却不应剥夺官职。他又弹劾武率时源仗恃功劳而纵情放荡，于是升任江西提学佥事。江西虽号称文化之邦，但士习浮夸放纵，仍然崇尚请托。提学官主持考试，校阅试卷，排列第一的文章有时是素来被他评论过的，考生便喧闹着径直离去。善于做官的人，先暗中访察众人的议论，再参照这次考试的成绩，把名字列在相应的名次下；勤父却只依据试卷文章。勤父一向喜爱秦汉诸家，刊刻流传《史记》；过去凭举业文章获得声誉的人，勤父认为他们陈腐，便把他们列在下等。他又遵照诏令，推荐贤能的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等四人和教官十二人，以及退居的御史宋景和某位隐逸之士，均上疏推荐。他又弹劾十多个不称职的知县和教官。宪臣和同僚厌恶他侵犯自己的职权，于是共同散布诽谤。当他任考官时，南台弹劾他，调往山西，诽谤随之兴起，众人都想把他挤进不可测的深渊；但他们只能说他做事不合方规，其他方面没有可摘取的过失。这就是古人所说因贬斥反而显出褒扬吧？从山西调任湖广副使后，他都办理狱讼，清理屯田，修治水利，管理粮仓储备，没有一件事不整饬。前后请求退休三次，才获准。那时他四十五岁，回到汴地后努力耕田奉养母亲，闭门读书，朗朗诵读声传到门外。他忧虑六经的庸俗学说和传注纷乱，没有统一的字义、句读和品评，于是想编纂成一家之言，只完成了《周易》，以及《诗经》和古文集若干卷。勤父的父亲、母亲魏氏，曾两次娶妻，都是陶氏女子；只有屏女嫁给李莘叟，徐梦鹤前妻陶氏的一女嫁给和颜，准备在丙申年某月某日安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勤父任行人时，在正德戊辰年选为给事中；在己巳年掌理刑科。迁任江西是在癸酉年十一月，调往山西是在丁丑年二月，迁任湖广是在己卯年。过了四年，回到家乡。嘉靖癸巳年三月二日去世。勤父闲居，共有十二年。铭文说：行为清洁而性情刚强，进攻文辞而文章显扬。像方枘和圆凿一样彼此抵触，又有什么妨碍于衡量义理？那些精细之处即使被视为微末，也应一概平等衡量。回到水南旧居，享受这洋洋自得的生活。谁来进用贤能之士？愿以君之德业辅助盛世。岁月正在迅速流逝，谁能询问上天？寿命并不长久，声名却能传扬久远。河水浩荡流淌，文章也将昌盛。贺封君胡公就养序 石陵胡公介夫来辅佐豫地宪司，分治河北，在懹地建立察院，于是把受封的尊父迎接到官署奉养，使爱敬与恭谨同时达到，甘美食物和安适生活都用来尽天伦，因此父子都感到满足快乐。他的属官王守等人，便派薛生、吴生来请我写文，我推辞歌颂之辞而加以论说，用来说明做官者的道理。古人重视奉养父母，认为不可以三公之位换取奉养父母的一天，所以将要接受任命、授予职位时，如果形势有所偏阻，便放弃忠而成全孝，说侍奉父母的日子短，侍奉君主的日子长。这多么美善啊！胡公对外治理公事，对内竭尽亲情，不必陈列表章，也自然能够兼得两种美好结果。我听说胡氏出自高密，世代显盛，日常用度哪里会缺少丰厚的器物呢？只是田租收入终究不如俸禄丰厚，个人劳力成就终究不如君王恩光荣耀。天子用俸禄来使臣下尽孝，知道所要致送的必定要寻求具备，知道已经具备的又必定要设法长久保持。宋代韩亿考察他的儿子，把情况上奏，查验他的儿子有迟误，便责怒他。唐代玄暐的母亲总要询问钱物从何而来，甚至把它比作从墙洞中行窃得来的赃物；所以如果对关键处加以审察，又怎么会在狱讼中造成冤枉滥刑？若对自身严厉清洁，又怎么会败坏自己的操守？把这两方面兼备起来，就是三王时代士人的声名。父母对于儿子，儿子有过错便思念他，思念他便为他忧虑；忧虑又能怎样呢？只希望使他完全成器罢了。如今高兴地来到这里，乐于看到你能够治理事务；你看见父母所喜爱、所称许的事情，就会更加努力去成就他们所安适的生活，并且勉励自己远离他们所厌恶的行为。善名不断传闻，官位于是晋升；官位多次晋升，奉养也更加丰厚。所以韩亿的父亲可以没有遗憾，崔公的母亲也可以不再过问了。《胡氏集》序

译国家通过科举选拔士人，通过法律治理官吏；把科举当作职业容易，求取仕进也容易，所以深于学问、工于文章的儒者比不上前代。洪武年间的文臣，都是元代遗留下来的才俊；永乐以后，才可以列举称道。方天台的辞章像苏氏一样，言论一定归本道周公、孔子，志向多么伟大啊！东里少师入阁主持文章，既专心又长久；诗学习唐人，文章学习欧阳修，依从他的人便效法他。弘治年间，南城罗玘想要振兴颓靡风气，独自师法韩愈，他构思艰深奇特，句子雄伟。武功康海喜爱司马迁的史学，入朝在大廷应对，文章古雅雄辩，元老宿儒见了都惊异佩服。当时北郡李梦阳和申阳何景明共同表彰诗歌法度，说：“汉代没有骚体，唐代没有赋，宋代没有诗。”二人抗志高举，所以能够写成佳篇。李梦阳的文章雄厚，何景明的文章飘逸爽朗，学者尊崇他们，如同尊崇李社。宣德年间，河东文清公出仕，学说称为“复性”，宗旨是“宗朱”，进退直道而行，足以冠绝一时，根本不屑于议论文。如今古书逐渐显现，士人提笔一定期望达到周、汉的境界，甚至韩愈也被轻视了。正德戊辰年，天水胡子世甫进入翰林，等到我崔铣参与校订国史时，与胡子同属户馆；胡子正值盛年，已经聪明通达、善于作文。我崔铣出入隐退之间，胡子则在州府之间升降。嘉靖初年，我起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得以读到胡子的诗，便对知友说：“他的诗比何、李二人差在哪里呢！”胡子任南京考功时，宁藩作乱，他筹划策略，截断防守，大司马采用了他的计策。他后来保卫国家，治理两个繁剧郡县，奉诏办理事务、安抚百姓，发掘其中的机宜，探究义理来酬答问难，文思充沛，仿佛长期处在学校之中。因此官职成就而声名建立，深厚的积累变得丰富，于是他的诗歌清新而刚健，文章典雅而流畅，法度取自古人却不因袭，辞意婉转而意趣跃动。他的同乡慈溪孙公德夫任长我汴省的长官，而寀世甫喜爱他的诗，赞成他的贤能，便刊刻了这部集子。孙公铲除奸邪、杜绝请托，体恤百姓、节省费用，于是倡议完成这项刊刻工作。他是要把胡子作为我们众人的楷模吗？还是要在文苑中为他筹划声名呢！胡子曾经摘取文清公的精要言论，既仰慕又赞叹，急切地仿佛想追赶却又追不上；他的德业不已经高远了吗！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马公行状

译公名卿，字敬臣，号柳泉。他的先祖从临滑迁到林虑。高祖考名贰，曾祖考名颙，任府通判；祖考名麟，父亲名图，任沁州知州。祖父和父亲都因公而追赠副都御史。祖母有两位张氏，母亲申氏，都追赠、封为淑人。公年少时聪颖敏捷，刚满十岁，知州公把经书的大旨讲给他听，他立即明白分析，写出的文章清峻明洁。刚满十七岁，参加河南乙卯乡试。弘治改元后八年，他两次参加春官会试都没有成功，便完成太学学业。祭酒方石先生谢子对他的文章十分惊异，每次考试都在诸生中名列第一。公会集天下名士在关中讲学时，关中有马理、秦伟、吕柟，山西有寇天叙，同省有方镗、张士隆、田汝耔和我崔铣；我们也承蒙公与之交友并主持讲论，以六经为根本，兼通史书，亲身实践，务求实效，作为立身止息之处。临清王佑以贡生身份来到公处，公察知他博览有操行，于是和张、田二人一起在王氏处讲习《易经》。乙丑年会试中式，入朝在大廷应对，策问问及道理不能施行、法令不能守持，公回答说：“政事的权柄掌握在司礼监，刑法的权力转移到了厂卫。”这正切中当时的弊病，因此赐三甲进士。大学士刘文靖公重新阅看试卷，认为奇异，选为庶吉士。正德丁卯年，授任户科给事中。当时刘瑾专权，仇视毒害台谏官，拘禁他们于省署，有人进言也不肯听信。庚午年刘瑾被诛，革除扰乱法制的做法，恢复旧制，表彰忠直、铲除奸佞，谏官的言论全都得到采信。公与同僚斟酌情势、处理适宜，没有冤枉滥刑，天下人都盼望政治清平。辛未年任会试同考官，榜单尚未公布，礼部发文说，内帘主考靳学士的奴仆把试题泄露给常州某举子，收受千金。主考刘文肃公查验号舍，有一人中式，等到填榜时把他黜落，说：“用来警戒贪污财货。”已经出院后，公上疏请求追查说：“即使事情不实，也不能使大臣在四方受到侮辱。”最终判定那奴仆有罪，一名举子充任吏员，靳公深感惭愧，憎恨吏部，于是把公调任大名知府。公从工科左给事中职位出任大名时，正值蓟盗在中原大乱，大名是南北交通要道，战马充斥，又遇到灾荒年。公到郡后修筑城墙、疏浚城壕，磨砺兵器、招募士卒，任命陈智、教谕陈悃为总领，亲自考察他们的才能，大力实行赏罚，人人都想奋力效命。东明是小县，贼军攻围十一天也未能攻下，便离去，并相互告诫不要进入郡城；公请求留下若干斛粮食救济灾荒，得到回报后，便自行分发，一点也没有剩下。侍郎王公掌管赈济事务，恼怒公擅自发放粮食，后来亲眼看见道路上的树木没有被砍伐，百姓安居而没有流亡，才转而称赞他的才能。刘瑾曾经增加大名的赋税，赋税已经输送到官府，公便请求把它作为下一年的正式定额。辽东宁杲从御史越级升为佥都御史，后来被革去官籍，暗中居住在京师，厚贿宦官永，请求恢复官职并捕盗。永便暗示谏官推荐他。公在工科任职时，同僚中有人提及此事，公甩袖说：“天下果真无人，宁可任用像宁卿这样无能的人吗？京畿之内难道还可以再让他来败坏吗？”后来传旨恢复宁杲佥都御史，巡抚真定，并负责讨伐群盗。宁杲一定想用危险的法律陷害公，到了大名便挑毛病、找疤痕，用威胁的话侵犯公，公不为所动，他也无从找到空隙。于是朝廷今次供应军需二千金，公说必须取得印信，公文转发后才敢上报，最终依照他的请求办理。御史张某来按察治理，和公同年中进士，多次暗示索取贿赂，公不接受。张某捏造事情而恼怒，多次责罚公；有人传说张某其实是靳党的同谋，借此陷害公来报仇。不久二人都败露，真定知府以下官员全都因罪罢免，公因此更加声名显著。公又查出锦衣卫侦事指挥桑洪是假官，果然如此；桑洪还准备前往登州、莱州作乱。黄河决口，担心妨碍漕运，公亲自堵塞。众人说那里正是黄河旧道，水流容易冲刷侵蚀，应该请求大臣督办工程，也可以分担罪责。公担心烦扰百姓，黄河很快便恢复了功效。公毁掉官庄寺院的铜佛像，铸造成军器；政务稍暇，便教授诸生，考订文章体式，像刘珂、董进第等人都在士大夫中显名。乙亥年，升任浙江按察副使，负责温州、处州兵备。孝丰汤氏作乱，长期无人能够平定，公到任后上奏说：“汤氏自己知道罪大不可赦，一天也没有忘记死亡，所以他们的防备必定很深。凡是孝丰县在官府任职的人都与他们相通，我们有所行动，他们必然知道。如今粮饷差役不能到达孝丰，是因为他们荡平了道路。豪强口头上说要与汤氏为仇，实际上是想保存他们以便自己。何况法纪松弛、纲常颓坏，百姓畏惧汤氏如同畏惧猛虎，而把官府看得像羔羊。军队远道千里袭击，必须先泄露消息。山路险窄，如同老鼠争斗的洞穴；林木遮蔽，可以设置伏兵。他们安居等待，我们竭力进攻，若遇连日阴雨，形势难以持久，这些都是我们所忌惮的。然而衡量他们的势力，他们的败亡形势也很多：如果依险固守，聚集而不分散，就可以图谋拒绝命令、苟延时日；如果多疑少决，就可以劫取；他们虽然桀骜，却没有见过大敌，就可以用威势压服。招集豪杰，联结与汤氏有仇的家族，明白告示利害，公开施行刑赏，就可以用榜文、劝说、招降、赦免和诛杀等办法。我们的威势一旦振作起来，他们想要自行解脱，就可以使他们离散；这些又都是他们所忌惮的。用兵的人，不用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而要用自己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那么两军尚未交战，胜负就已经确定了。”当时这个建议不能实行。次年丁丑年，改任山西提学，公阐发理学，督促考察品行义理，刊刻《文章正宗》，以振兴时文的陋习，士风因此兴盛，文学风气显然超过从前。晋溪司马的弟弟考试落第，自称家世门阀，最终还是受了朴刑。晋溪权势恩宠正盛，平日喜欢快意报复恩仇的人也在己卯年得势。晋参政自行招募民兵，平定陕西回部盗贼的侵掠，想在河边截击、歼灭他们。同事害怕，于是停止了行动。晋国举行国丧并安葬时，妖民张钺想乘虚夺取会城，树起旗帜、发出号令。公预先知道这件事，早有防备，张钺无法发动。御史后来没有先行巡察，被张钺的党羽攻击，几乎不能免祸。于是大肆搜捕贼党，想要大量杀戮。公又从容地为无辜者开释。嘉靖癸未年，升任浙江右布政使。宦官张志聪、吴勋在杭州铸钱，擅自专权牟利，又放纵行头采购色料；色料既不合规格，金钱又被拖欠，十年都没有完成工程。公到任处理此事，于是和御史欧珠共同裁抑他们，把色料全部改由商人供应。

译杭州知府查仲道按平价办事，他没有同党。宦官上奏说公和查知府抗拒违背新的□命令，轻慢侮辱□钦差，于是下诏把公和查知府逮捕，交付□诏狱审治。到了受审时，公和查知府各自承认了自己的罪过。欧史上疏营救他们，公被贬为鹤庆知府，查知府、欧史都被调往外地。公回到林中省亲会友，饮酒宴乐十分适意。知州公临别时笑着对他说：“大丈夫的志向在于万里之外，到云南就像走进厅堂深处一样。”到了云南，公见到宦官不行答拜之礼，站着说：“我不过是再次被关押罢了。”宦官变了脸色，向他道歉。鹤庆百姓质朴而士人少有文才，公推诚施行教化，革除烦琐苛细，均平徭役、赋税，疏通道路和水利，疏浚丰利河，开通龙潭分水。水流广泛漫过漾江西，直到登和；那里地势高亢，借水灌溉，靠桔槔也很少能济事。公询问当地人，他们说：“只有丽江可以疏导来灌溉。”但当地人最终私自占有水利，堵塞了水流。公于是发文给丽江，委派官员修筑漾江堰，堰高一丈多，宽度也相当。沿江开凿渠道，深、宽都接近一丈，十天便完工。公教诲生徒，两次讲授《大学》《中庸》。又命令乡里实行乡约，建造无陋轩，栽种花竹，每天在其中饮酒吟咏。土官凤朝文和安铨叛乱，有人指示公说可以从小路逃走，公严厉地说：“大丈夫为什么不为国而死，反而要为自己的家而死呢？” 丽江土官木公的妻子，是凤朝文的姐姐。众人害怕她的军队强悍，把她的顺从或叛逆看作事情成败的关键。公召集约会军队，最终上谕她说：“你的军队确实精锐，但也是依赖历代朝廷的恩命才形成的。你叛逆朝廷，难道军队不能反过来叛逆你吗？你受了厚恩却忘记它，军队受到你的恩惠，与你受到朝廷的恩惠相比，厚薄不必比较；一旦反过来吞噬你，又有什么困难？丽江人想要擒获你的人何止一个，但只是畏惧朝廷威势镇压他们。况且凤朝文并不真正拥有丽江。你和他的兄长有什么亲戚关系？即使事情成功，他能容许你处在他之下吗？难道你要向北面侍奉内行吗？”木公感动流泪，出兵三千前往援助。恰逢滇中人说：“丽江的军队本来就难以调动。”因此两个酋长失去了援助，很快瓦解。戊子年正月，晋升为云南布政司参政，后来又晋升为按察使，奉命考察平定蛮夷的功过；果然当权者认为他有才能。御史刘臬推荐公，应当赶快召回朝廷，辅佐六部，赞助国家大政。大同巡抚蔡天祜推荐公代替自己，说：“您的气量可以消除反复，才略可以治理纷乱。”晋升为福建右布政使，又晋升为南京太仆卿，遭逢父丧。壬辰年服丧期满，起任光禄寺卿，随即晋升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地方。公回到相台，来访我在少石山的书斋，神情忧愁憔悴得很。我说：“如今做官，以漕运都御史为外台中最荣耀的职位，您为什么忧愁？”公说：“水流和天运同属一体的化机，河川原野虽有变化，久而久之还会恢复原状。河道是值得忧虑的；器具钝旧、船只破败、财力匮乏、工程粗劣，工程是值得忧虑的；军队没有休息的期限，疲惫不堪而又不断损耗，任意夹带私货，禁止它就会生乱，军队是值得忧虑的；贿赂形成势力和援助，罢免他们又做不到，人心怀有异志，谁来承担利害，官吏是值得忧虑的；盐徒私自贩盐，收取巨大利润而官盐滞销，国家税收不能充足，船快江宽，方便时便抢掠，依凭险要盘踞洞穴，官府又不敢怎样，地方是值得忧虑的；僊芝巢诚，哪里知道没有别人呢？地方是值得忧虑的。”社稷已经有显然的祸患，君子却把它当作安稳的依靠吗？所以您自从接受任命以来，忧虑已经到了极点。我回答说：“既然存有诚实之心，必然会有巩固政事的办法；先知道忧虑，后来才能享受安逸。弊病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您却想在一天之内见效，这是不可能的。您知道治疗痈疽的人吗？应当首先顾护元气，不要只求痛快地割掉一刀。”公到了淮河漕运任上，果然发生了堵塞。议论者纷纷说应当恢复海运、开通济汶河。公说：“六月没有漕运，京师就要困顿了。”姑且缓解眼前的急务，和松石刘公养和仍然疏通黄河旧道，同时加固堤防，不让水流走泄。不久，漕运取得成效，皇上赏赐白金和彩缎；公上奏请求免除淮扬军余无田者的粮税，共若干两；又上疏请求把余盐和钞关银拿来赈济，事情刚刚办完，公就去世了。公生于成化己亥年十二月十二日，死于嘉靖丙申年二月九日，享年五十八岁。妻子王氏，封为淑人。有两个儿子：元官，生员；允，县学学生。有三个女儿。女婿刘守廉、李栋，都是郡学学生；崔汲是监生。最小的孩子是友，由侧室杨氏所生。孙子二人，孙女二人。公相貌丰厚，性情宽宏博大，待人包容和善，但内心自有界限。处理事情安详平稳，内心严守法度。自幼聪敏好学，深受父母特别喜爱。公仰慕、敬爱父母的心始终如一，因此成为吉士。知州公夫妇都来到京城府第，知州公以儿子的贤能为乐，亲手抄补《文献通考》十多卷。知州公本来就是伟岸的长者，太淑人尤其忠厚诚恳。弟弟豫驯文雅而有高见，一家父子兄弟都足以互相师友。公治学以古人为目标，立志用于世事。六经以外，卜筮、历算、仙佛之术也都通晓。公曾说，韩愈的《原道》、胡氏的《崇正辩》，正是排斥世俗僧人和狂妄道士的作品，与老聃、释昙的本色有什么关系呢？公在翰林时，和穆伯潜、铣一同学习。每次打开书卷，我和伯潜正积聚疑问、深入思考，公立即指出大义，领会言外之意。伯潜笑他说：“您像奔马一样走马看花，怎么能得到其中的香气和色彩呢？”等到我们两人有所领悟，也没有超出公所见，可惜公历任官职，却没有来得及把这些写成书。公在鹤庆写文章教示诸生，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文中说：“古代求学的人，首先学习六艺，这是接近实际的学问；其次学习六行，这是实际的践行；到学习六德，才算考察成就。如今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文章，只把中第作为志向，把做官得禄作为功业；一旦侥幸中第，全部本领都荒废了，这叫作举业的弊病。堆砌辞藻写文章，拼凑对偶作诗，拾取古人的残余弊病，一生的力量也不足以覆盖一只酒瓮，这叫作诗文的弊病。晚宋的浅陋儒生，疏浚伏羲的卦画，转述濂溪的图圈，却不反省身心，只求纸墨上的豪言。如今又咀嚼他们的糟粕来自我迷惑，这叫作理学的弊病。宋代四位先生的造诣精深，都是实学。如今却轻率地诋毁张载、排斥邵雍，尊陆九渊而贬朱熹，把怪僻当作高明，却忘了自己践履低下；这种经过门前却不入门的做法，我并不遗憾。有的人自己没有成就便不学习，专门指责别人，对凡人的善处也曲意诋毁。诸位学生如果能像古人那样学习圣贤，就可以拾级而上，达到圣贤境界。” 举业只是资用，诗文只是技艺，性理才是根本。天下一切善行，都是我的老师。”公去世五个月后，他的儿子元请我撰写行状。公的才华、官位、德行和功业，上可以备载史册，下可以作为乡里的楷模，谨此撰状。《瞻云图诗》引言

译为什么要作《瞻云图》来彰明孝道？又为什么要题诗来张扬美德？年轻人往往放纵自己的心思，炫耀浮华的荣誉和奢侈的景象，于是把父母看轻。在贫寒的读书人中尚且有这样的人，何况拥有封土的人呢？我们赵国公能够依凭易子之德，真是至高至美了。他自己哀悼早年失去父亲，因而竭力奉养祖母，所以像曾参那样以奉养邻近的曾母为乐，祖母生病时便有黔娄那样的忧虑，祖母去世后又有韩嘉那样深厚的感情。赵国人受到他的感化，天子加以褒奖。南方的隐逸之士把这件事绘成图画，足以验证人们的心情是相同的吧？《礼记》说：‘父母去世后，行善一定要坚持到底，以留下美好的名声。’从前有周公旦，他的德行处在最圣明的境界，文治法度流传万古。他难道不是人的儿子吗？河间王、东平王怎么能拿来和他相比呢？”},{ 《文苑春秋》序 有人说：“孔子删定《尚书》为一百篇，现在留存的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可以作为可信的传本；晋人后来出现的那些书，可以作为存疑的传本。”凡是书中所记载的，都是大事中变化最显著的部分；太平时代的细小节文，没有写入其中。《尧典》记载的是尧禅让，《甘誓》记载的是夏代世袭，《汤武伐》记载的是汤、武征伐，《盘庚迁》记载的是盘庚迁都，《大诰》记载的是周公摄政，《顾命》记载的是临终托孤，《吕刑》记载的是周道衰落，《文侯之命》记载的是天下动乱。周王室衰微而诸侯称霸，所以以《秦誓》作为终篇。秦以前实行封建制，秦以后实行郡县制。实行封建制时，君主与他人共同拥有天下，他施加恩威、给予福祸，是公而非私的；实行郡县制时，君主独占天下，他施加恩威、给予福祸，完全出于专断。君臣交往的方式、礼乐的施行、风俗的流传、人才的养成，因此彼此相距悬远。这大概就是天地间最大的分界。善恶都有惩罚，劝善惩恶就十分明显；记载全都真实，欺诈虚伪就无法售弄。君子有所凭借，便能增长自己的德行；小人有所畏惧，便会收敛自己的奸邪。文章写得精美，人们就乐于玩味其中的道理；有这样的记载，书籍也就能长久保存。自汉代以来，史家记载事实，儒者阐发义理，文士施展贯通之才，智者凭借它来进行辩论。然而，诡诈悖谬、危害教化的文字，以及浮华无用的文章，却交错罗列而一并保存下来。世上的选本并非不想选取简明扼要的内容，以减少阅读的劳苦，只是很少有人有志于孔子而取法《尚书》。隋代王仲淹先生，眼见道术丧失、文风衰靡已经很久，便奋发志向，想要续成经书，可惜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后人把它斥为绝作，为什么竟做得如此过分呢？我铣感慨而仰慕他的意旨，私下想取汉帝取代楚国的诏告，直到我皇祖驱逐夷狄的檄文，命名为《文苑春秋》，用来阐明文章的正道，穷尽历代兴替的缘故。因此，可以由文气的淳厚或浇薄、辞藻的简约或繁复、事情的常规或奇异、义理的精纯或驳杂来认识政治，又可以由政治来观察德行，于是上天的谋划便可以考察了。我弃官居住山林十四年，仍然没有时间完成这件事。嘉靖丁酉年春天，我再次阅读《通鉴》，感叹兴亡之事，于是抄录一百篇，大略表明作者的志意，将使后来的观览者，因[缺字]而[缺字][缺字][缺字]文而[缺字]质：上可以领悟天道运行的因革，下可以探究人道始终的规律。国家存在，只在于忧劳勤勉；国家丧亡，就在于骄奢安逸；喜好询问的人昌盛，自以为是的人灭亡；预先堵塞祸患的根源，永远遵循治国的轨道，这样或许可以接近古人修订经书的遗志吧。《三仕集》卷之十一 《古文类选》序 《漫记》《沁州水田记》《书王凝斋李文达起复论后》《书周文襄事状后》《录赠言》《赠戴尹序》《象山学辩解》《赠胡中丞序》《史记日者传跋》《醉翁亭记跋》《赠王君考绩序》《赠大中丞简公序》《大酉书院录后语》《赠高令序》《讹传》《南京户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庄敏许公墓表》《文林郎汉中府推官李公墓志铭》《察院题名记》《柴村录》《贺太守王公序》《许乐庵墓志铭》《赠解太守序》《赠左丞陈公之晋阳序》《愚庄居士传》《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赠太保，谥恭敏李公神道碑》《百泉题名》。《赴召告考妣墓文》。《赴召录》。《静修文集序》。《秦府右长史梁先生墓表》。《苏氏诗序》。《钤山堂集序》。《雅述序》。《中麓说》。《赠太司徒李公归蒲汀序》。《贺宫保浚川王公序》。《漫记》。《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君墓志铭》。《赠郑中丞莅所治序》。《讹传》。《封文林郎彰德府推官葛君墓志铭》。《洹词》卷十一。《三仕集》：起于丙午，止于辛丑。《古文类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