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本朝四书文卷五目録

译《先进于礼乐》一章　熊伯龙 圣人面对世上议论礼乐的人，以自身来加以纠正。野人、君子的议论纷纷不止，是因为没有人用自身去纠正他们并感化他们。跟从先进，若不是圣人的责任，还能是谁的责任呢？意思是说：天下的作用，没有比礼乐更大的了。只是先王用礼乐改变风俗，后世却用风俗改变礼乐；其中势力有轻有重的，并不是礼乐本身，而是天下人的意向。能够把天下当作忧患的人，自然不忍心苟且同流于天下罢了。我实在没有想到，礼乐到了今天竟然还分先进、后进，也没有想到还把人分为野人、君子。礼乐的条文数目，并不是先进者所能减少的；但在他们运用礼乐的时候，其中自有一种敦厚淳朴的意味牢固存在。现在回想起来，日常饮食般质朴的风貌，俨然可以亲近，这就是“野人”之称由此而来的原因。礼乐的条文数目，也不是后进者所能增加的；但在他们运用礼乐的时候，其中自有一种丰盛、亨通、安逸、宏大的景象流行。生活在这个时代，那些城市士人的风气尤其使人快意，这就是“君子”之称由此而来的原因。唉！人心如果能够安于本来的状态，即使先进之风延续到今天也可以。有意彼此鄙视、彼此抛弃之后，后进的势力才形成了。贤者如果不安于习俗，即使是后进者也应当徒然返回本源。有意彼此推许、彼此认可之后，先进的意义便衰微了。时势变化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君子自立的时候吗？我认为，人如果只把礼乐看作祸乱的开端，那也就罢了。若真能想到，学习问道的事情片刻也不能离开，那么要培养庄严和谐的气象、去除淫邪不正的风气，除了先进之道便没有途径。即使处在衰乱末世的人情之中，仍然尊重古道而退守，不存轻视祖先的心，这才是真正的礼乐根本，难道会有违背世俗的拖累吗？人如果只听任礼乐崩坏，那也就罢了。若真能想到，自周文王、周武王以后，道统在儒者这里，那么要安定百姓的心志、传播百姓的和气，除了先进之道便没有途径。即使是本朝昭明的文物制度，也能通过深思而仿佛看见黄帝、神农、虞、夏的遗风，这才是真正的礼乐之情，难道会有改变旧制的嫌疑吗？唉！先进如果流变为后进，则古今之间便没有气运；后进如果不能归于先进，则圣贤便无法补救世道。气运是上天自行推动的，补救则要靠人以自身去匡正。自从有生民以来，日日更新、时时变化，而人道终究不至于穷尽，都是因为遵从先进的这一念头所造成的。可是为什么要把治理人的重大事业，交付给悠悠众口呢？先辈名作多如树林，我…… 本朝庚午年佳作层出不穷，这篇文章与先辈相比，也无愧于继承前人的成就；后人更不能超过它。学者广泛观览并详细探求它，可以知道圣贤的话任凭人反复推求，而其中的义理深意终究无穷无尽。

译《先进于礼乐》一章，张大受【墨】圣人挽救礼乐的弊病，只在于决定应当跟从哪一方面。大概礼乐如果不跟从先进，就没有可跟从的对象。可是人们这样议论礼乐，难道要跟从那些被称为君子的人吗？宁可跟从那些被称为野人的人。孔子是为了挽救使用礼乐者的弊病，才这样说的，因为移风易俗没有比礼乐更好的办法。先王斟酌文饰与质朴的中道，百世都不会有弊病。可是有时上面失去掌管礼乐的官职，下面产生不同的议论，听任人心逐渐衰靡而不能端正自己的守持，这也是使用礼乐者的过错。把使用礼乐的人称为先进，是从有后进以后才有的。那些先进者使用礼乐，大体都遵循没有过失的原则；拿他们同后进相比，后进反而认为自己不如先进文饰明丽。那些后进者使用礼乐，实际心意已经渐渐衰微；拿自己同先进相比，却自以为改变了先进的朴陋。即使追溯先民所崇尚的事物，用大礼引导他们，大礼必定简约；用大乐引导他们，大乐必定变易，还怕人心疲倦而想要离去，何况还用野人的名目斥责他们呢？即使鉴察末流所趋向的地方，用“礼胜则离、乐胜则流”来告诫他们，还怕人心习惯之后难以返回，何况还用君子的称号尊崇他们呢？自从野人、君子的议论出现，使用礼乐的人究竟将要跟从哪一方呢？要知道礼乐运用久了必然会有弊病，必定会有人出来挽救它。孔丘因此私下立下了志向。先进逐渐流变为后进，是因为时势已经衰微；如果不是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君主，周公、召公这样的辅相，必定不能制定礼乐，毅然改变天下所跟从的方向，使天下不沉溺于错误的习俗。至于把后进挽回为先进，道统本身并没有改变。即使是掌管官职的柱史、执籥的乐工，也可以参与制定礼制、匡正音乐，慨然端正自身所遵从的方向，而不失古代初期的盛美。如果让我来施行，舍弃先进还跟从谁呢？君子的赞誉，可以实践，却不是我所愿意追求的。我眼睛想看到古代官礼的遗存，耳朵想听到雅颂的正声；我不敢舍弃先进而跟从后进，因为表面上似乎违背时俗，实际上志在专心效法古制。野人的讥刺，想要推辞却又不忍。我辨明礼制的尺度，使它简约而严肃；审察音乐的声调，使思虑深沉。我宁可违背后进而一定跟从先进，因为精研礼乐可以陶冶性情，推广礼乐可以使百姓同心。我跟从先进，而世人使用礼乐时逐渐去掉那些接连增饰的华美，这是大道的幸运，不是我的力量；我跟从先进，而世人使用礼乐最终厌弃朴实简略的旧制，这是世风衰败，实在是我的忧虑。执着于当时人关于礼乐弊病的议论，究竟要到什么尽头呢？顺着题意安置句子，谋篇布局于其中，实在兼具收束与放纵的变化；并不刻意求异于前辈，却没有一处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这叫作同工而异曲。【原评】细密周到、熨帖贴切，全都从题目曲折空灵之处搜寻出意义，所以显得精妙出彩。《孝哉闵子骞》一节　储在文 贤人的孝行，由人们的称说而更加显著。称赞闵子孝的人，先从父母兄弟说起，后来又有众人的称说相继，圣人也不过是顺从众人罢了。况且孝是五常的根本、百行的源头。人事变化到了极点，而行孝的道理只有一个；人的类别差别到了极点，而谈到孝的感情也没有两样。情感和道理的极致，发动于天性的自然，所以虚浮的声誉也可以彰显真实的德行。闵子骞真孝啊！我听到这句话已经很久了。人情往往少见便觉得奇怪，而一旦有使人安然信服的事情，道理本来不超出日常行为，却好像有惊异的言辞。末世风俗的人听到善行便怀疑，而一旦有使人释然相信的事情，未必亲身经历，却也不会完全流于依恋仰慕。我不知道这称说最初出自谁，但借以传扬的人已经充满了我的耳朵。观察闵子的家庭，便知道这些话是从他的父母兄弟那里传来的。既然做了父母，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孝顺的；他的父母又怎么会独独不是这样呢？于是听到他的话便欣喜地亲口称说，私下庆幸自己有这样的孩子，并不是出于偏私；人们听到这些，也都说并非偏私。只要有兄弟，没有不希望兄弟孝顺的；他的兄弟又怎么会不是这样呢？于是询问他的言语，因自愧不如而谦让，好像难以做一个弟弟，并不是虚妄；人们听到这些，也都一致说并非虚妄。况且他的父母兄弟，难道一定要向别人夸耀吗？人们的议论，难道也会只知附和而不察考事实吗？人的一生不过是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之中度过，而孝子长久侍奉在他们身旁，自然感到快乐满足，并没有什么额外要求。天下虽有勇猛强悍、难以驯服的人，但孝子从他面前经过，他没有不肃然起敬的；而孝子又哪里知道这些呢？我看他早晨问安、晚上省视，兄弟之间亲密和顺，正是不知道什么叫作孝，又何必追问什么叫作言语呢？然而至诚的天性流入其中，往往化为笃实的行为，日积月累而自然彰显。以至于父母兄弟见了他，都会欣然动容，路上的行人也想为之流泪；以至于宗族乡党都一致称许，孝子的内心反而因此更加惶恐自持。唉！看到这种情形，孝悌之心就可以油然而生了。闵子骞真是孝啊！人们的话果然可信，我又有什么可置喙的呢？字字都深入人的肝脾，静静对读片刻，越发觉得意味悠长。至于处变的意思，前人所诃责的地方，篇中浑然不露痕迹，然而何尝没有全部包含呢？剥去表皮而见筋骨，锤炼文气而归于神韵，这篇文章是此题中的杰作。【原评】“不”和“间”这两个字，能够传达出一片真实醇厚、恳切深挚的情味，所以不同于仅仅描写外貌的文章。

译季路问如何事奉鬼神　　一节　　　　陆　师 这是把返本求源的道理指示给贤者，只讲尽他所能知道的罢了。事奉人的道理做到尽头，鬼神之事也包含在其中；生的道理得到说明，死的道理也包含在其中。从前先王曾经制定礼制，阐明神道；《易》谈生死，也说明幽明本是一理、始终本是一气。然而不去寻求显明可见的道理，却只去追索幽微难见之事；舍弃日常伦理和行为习惯的常道，而专门从事于渺茫不可知的领域，这怎么可以作为教训呢？我不知道天下为什么会有鬼神，又为什么会有死亡。活着的人，不过都是凭形体相接触罢了；却无端奔走于坛场、郊祀、宗庙之间，仿佛临祭者在上，受祭者在旁。自古至今，人们不认为它们虚无，反而认为确实存在，这是什么道理？活着的人起初都只是由气聚合而成，忽然便消散归于寂灭无迹之地，随着生命一同到来，也随着生命一同终尽。自古至今，人们不认为这是幻象，反而认为这是常理，这又是什么道理？子路的发问，难道没有来由吗？孔子却说：“显而易见的鬼神之事就是人事。连人还不能事奉好，哪里有闲暇谈事奉鬼神呢？”又说：“在死之前先有生。连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何况死呢？难道这不是把鬼神看作不可事奉吗？” 不是这样。鬼神中最大的不过是天地，而天地就是万物的父母；鬼神中与人最切近的莫过于祖宗，而祖宗就是已经逝去的君亲。日常酬酢交往之中，凡是人世间有恩爱相亲、有礼貌相敬的地方，都是有形可见的鬼神。做臣子而能事奉君主，这个人必然忠诚，那么在郊外祭天时就能感格天神；做儿子而能事奉父亲，这个人必然孝顺，那么在宗庙祭祀时祖先之灵就会来享用。因此圣人对于事奉人讲得详细，对于事奉鬼神讲得简略。若说：“人与人之间有恩爱相亲、有礼貌相敬，尚且不免彼此抵触而不能相通，哪里还有闲暇去寻求那些耳目不能交接的事呢？”难道又是把死亡看作不必知晓吗？也不是。人死以后，四肢身体会衰败；然而衰败的是肢体，不衰败的是人的灵明。人死以后，形体和气息会消散；然而消散的是形气，不消散的是理义。在饮食服用和日常习惯之中，凡是活人实行并彰显、习得并明察的，都是人在未死时所具有的正理。有形体而能实践其本性，他的一生就没有虚度，所以活着时顺遂，死后也安宁；懂得天命而能确立自己的命运，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所以志愿可以实现，修养也可以达到。因此圣人对于认识生讲得详细，对于认识死讲得简略。若说：“他们所实行并彰显、习得并明察的道理，尚且不免恍惚难以凭据，哪里还有闲暇去寻求生以后之事呢？”如今明白了人、鬼、死、生的道理，圣人其实是用一条道理贯通到底的。有疾病时可以不必祈祷，但做子、做臣、做弟、做朋友，却应当终身勤勉。以显明之道治理幽暗之事；这篇文章知道文统并未丧失，所以联系《易》而说少犯过错，直到将近老年还要勤勉不懈，正是推究始终如一。孔子的话，确实正切地教导子路啊。实在的义理和虚无的鬼神两方面都说得到了，是时文中合乎正道的文章。赤，你怎么样　　一节　　　　　　何　焯 贤者以自己只能担任小职自居，仿佛还要等待学习才能胜任。宗庙会同之礼，只有公西赤能够辅相，可他为什么只把自己看作小职呢？难道还要等待学习吗？礼乐的作用，大处在于教化人民、形成风俗；至于朝廷祭祀之间，不过只涉及仪式章法罢了。可是承当礼乐的人，仍不敢认为自己已经立即熟练，反而退居在借助他人而成事的行列中，这又是多么自谦啊！然而这正是真正具有君子风范。从前孔子等待冉求，大概就是在等待公西赤。孔子也认为我党之中必将有君子出现，于是回头看着公西赤问道：“你所想做的怎么样？”公西赤谦逊地回答说：“我回头审视自己的能力，想以此光大国家，眼下还没有闲暇做到。虽然长者对我有所期待，我哪里敢夸张地陈说自己的微小志愿呢？慢慢商量我所学的，跟随众人去做，我还很不聪敏罢了。然而一旦有任务交给我，难道我会不尽心尽力地学习吗？”这并不是说宾客应对之事，早就在孔子的赞许之中；掌故所藏的礼制，也没有不如同平日所习；我也愿意参与俎豆之礼，曾经略微听到孔子讨论的余绪；至于行人所掌管的事务，或许还能预先承受一点余光。那么想来，所要做的或许是宗庙之事吧？在上位的人正使万国和谐欢悦，在明堂隆重举行宗祀，在清庙完备举行大祫；穿丝衣、戴弁冠的礼官队列，怎样才能使人都称颂我们的君主恭敬谨慎呢？这本来就是公西赤所仰望的盛大礼仪、徘徊不前的地方；那么，如果正好遇到诸侯会同呢？在上位的人正聚集五等爵位的瑞玉，发布禁令以抵御敌人、发扬君王的义愤；施行政令来代替天子巡行，朱芾金舄的行列，又怎样才能使人争相羡慕我们的君主没有违失呢？这本来就是公西赤想要荐达见闻、却又迟疑不进的地方。那么公西赤将要做什么呢？只是了解公西赤的人，倘若因为他生长在东鲁，亲眼见过《閟宫有侐》的颂诗，便说显然辅相、奔走办事，也可以借宗邦之事推求其大概；在这种情况下让公西赤来补其缺职，那么公西赤也不计较越过本分，跟随君王穿着黼黻、卿大夫穿着卿黻而行，或许可以在安乐和谐中求得福佑吧？了解公西赤的人，倘若因为他曾到杏坛求学，应当鉴于不能辅相礼仪的羞耻，便说繁琐言辞无法治理，也可以借儒生来使其中安静镇定；在这种情况下让公西赤代理他的官职，那么公西赤就欣然辅佐下位，托身于承摈、绍摈之后，或许还能免于惭愧和责罚吧？辅相礼仪并不容易做到，但担任小职或许可以学习。衣服要有端正的形制，胜过轻裘的粗疏；冠要戴章甫，略比束带更加合宜。公西赤所愿意做的，不过如此罢了。唉！公西赤对于礼乐的理解很深，而他说愿意学习的却只到这里，难道不正是真正懂得君子谦让的意义吗？难怪孔子要等待他。文章节奏和谐、声音雅正，是以韵致取胜的文章。

译曾点，你怎么样　　一节　　　　　　张玉书 他的志向有合于圣人之心的地方，不求别人了解，却自然能够自得。即使别人了解他的志向而显现出来，即使别人不了解，他的志向也同样会显现出来。这就是曾点的不同之处，也是孔子赞许他的原因吗？况且我党平日常常自我期许，即使在日常生活之间也有置身三代的想法，又到哪里会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呢？却惶惶然把有待于将来的功名勋业作为自我期许，因时运不知我而慨叹，大概还没有观察到圣贤彼此相喻的深意。三个人相继谈自己的志向，而曾点独自没有回答，仿佛没有什么志向，所以不急于自我表明；又仿佛已经自得其志，所以不期待与众人共同展示，因此仍然悠然鼓瑟。等到听见孔子发问，便放下瑟站起来从容发言；观察他的言语、沉默、举止和气象，已经明显不同了。圣贤为了这个时代有志于行事，难道一定要彼此谋划、挟持着去做吗？所选择的道路虽然不同，也不过是实行自己的心意罢了。圣贤本于学问而形成志向和性情，难道一定要彼此强求、实际试验吗？有所不同并没有妨碍，也不过是表明自己的心意罢了。这时曾点心中，已经完全不把三个人所说的兵、农、礼、乐放在心上，而说正值暮春时节，我的志向已经遇合了。说有衣服可穿，衣服已经制成了；说要游玩，游玩也已经同行了。戴冠的成年人，是我们的同伴，五六个人就够了。童子也是我们的同伴，六七个人就够了。到沂水可以洗浴，就去洗浴；到舞雩台可以吹风，就去吹风；可以歌咏就歌咏，可以回来就回来。曾点的快乐，不在于一定要和别人相同。无论俯身还是仰首，有什么需要借助外物，才能对天地时事的穷通产生感慨呢？曾点的快乐也不在于一定要显示不同。无论俯身还是仰首，有什么私心不能使自己的快乐与顺时而行、排除忧患的愿望相合呢？时节不必选择，各自顺应时节；地方不必选择，各自顺应地方。春风、舞雩，也不过是寄托罢了。保持这种见解，就知道天地之间没有什么是容许我任意安排的。我的老师孔子每天与我一同这样行事，曾点只是不时受到外物触发而有所感，于是我的本性得到贯通；有内心的感动而我的心意得到舒适。春风、舞雩，也只是随着所遇而已。推及这种见解，就知道天地之大，没有什么是容许我冷漠置之的。我的老师孔子每天对此深深挂怀，曾点便默默记在心中。孔子与几位弟子共同筹划、了解志向的时候，没想到曾点的志向独自达到了这里；即使和曾点谈论志向的时候，也没想到曾点的话竟达到这里，忽然发现他竟然如此。因此孔子才深深叹息而切切赞许他。三个人所追求的是将来被了解，曾点所追求的是今日的快乐，而孔子最终赞许曾点的地方，就在这里而不在那边。这时孔子心中的意思，难道是想强求三个人所说的兵、农、礼、乐，必须和曾点不同的选择相同吗？其实其中有更深的彼此相知。可惜三个人没有深入辨析，便出去了。前半篇详细记写曾点的行动、止息、坐立和言默，他的胸襟气象隐约可以想见。不只是“暮春”几句话合于圣人之心，曾点言外的意思和孔子喟叹的感情，也很难体会。只有这篇文章把它们一一疏理清楚，各有着落。义理既已得到，风致又悠扬深远，耐人寻味。曾点，你怎么样　　一节　　　　　　胡任舆【墨】随遇而安而志向自得其所，是圣人所赞许的。曾点的志向，难道不正像春风沂水之间蕴含着教化的生机吗？所以孔子感叹曾点吗？我曾想，人生俯仰之间极其宽广，却常常郁郁不乐，为志向不能实现而忧虑，究竟是为什么呢？将来经世济民的事业，虽然实在，却也虚无，为什么？因为它有所等待。眼前的寄托，虽然虚无，却也是实在，为什么？因为它无所等待。若曾点的志向值得称述，那么已经建立功业的人，靠的是君臣际遇。禹、皋陶、伊尹、周公旦，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遭逢，难道不会湮没终老于天地之间吗？事业越大，如果一定要有所等待然后才能抒发胸怀，假如所遇不合，终身都将没有自我表现的机会。景物是通达之士的功名。黄帝、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今天难道就不同于这种风气吗？怎么知道安宁和煦的太平景象难以再次出现？人物依旧，如果没有什么需要等待而都能称心如意，那么行动就将合于天意，眼前一切都能成为自得的境界。当时曾点承接孔子的发问，鼓瑟刚刚停止，余音铿锵；举止之间萧然超脱，仿佛三个人所说的兵、农、礼、乐，未必就是虚无，而他也未必不想做；眼前的物候人情，未必不真实，而他也未必独自看出不同。那暮春的春服，正是知晓我的时节；戴冠者和童子，都是合乎志趣的人；吹风、沐浴、歌咏、归来，全都是酬答知音的具备条件。虽然各自都说了自己的志向，但如果这样来思考曾点，曾点究竟怎么样呢？在性情所到之处，哪里不能得到自在？忽然遇上这个时节，忽然想起这个人，忽然陶醉于这个境界，任凭耳目之间取舍收受，而一生也不能尽情发挥啸歌的意趣。这种气象，恐怕不在三代以下。说曾点狂放吧，他难道不是合于道吗？宇宙的道理，哪里可以执着地把握？如果一定要等暮春才算合时，一定要有成年人和童子才算有其人，一定要吹风、沐浴、歌咏、归来才算有其境界，自命为旷达高远，却仍把感情寄托在形迹范围之内，那么他的意趣器量也不过是石隐一流罢了。说曾点深邃吧，他难道不仍然流于浅近吗？评论者说曾点的志向和孔子“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志向略有相合，所以孔子急切地赞许他。然而孔子当时只是喟然赞叹，至于究竟为什么赞许他，始终没有说出缘故。翩翩摇曳，经过数十年，风调依然清新。

译曾点，你怎么样　　一节　　　　　　汪　薇【墨】不同于常人而与圣人相同，是狂士的志向。在圣人面前谈论志向，却自认为与众不同，确实是不同了。孔子就着他的话而赞许他，其中大概有很深的相互感应吧？况且同堂相见问答，各自说出平生隐藏的愿望，共同在良师益友身边质证，难道不是很快意吗？可是反而背负着卓异不凡的意趣，仿佛是自托于不可一世的人才会这样做；不用说这不合人情、难以亲近，即使拿它来衡量圣人殷切入世的心意，难道也合适吗？其实并不是这样。自负有超越世俗才能的人，必然不屑于苟且同于世人；怀有旷远深广思想的人，有时也会把心意寄托在外物上。当时曾点承受孔子发问，正从容鼓瑟，起坐自如，他的气象本来已经明显不同；可是仍然上前说：“我同三个人的选择不同。”这时，曾点把自己看作什么样的人呢？如今所谓不同与不不同，哪里有一定呢？隐居相处而谈论古事，听鸡鸣风雨，早晚之间不必彼此谋划，这是性情自然如此。若一定要改变他人所不做的，来作为自己所肯定的，那么学术也会拘泥牵强。慷慨激昂地商议治理方略，水利、火政、工政、虞政等事务，神圣之人也不必彼此假借，这是时运所造成的。若一定要借助别人的长处来掩盖自己的短处，那么天地也会怀疑这种见解过于狭隘。孔子说：“这有什么妨害呢？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大概是不愿强迫曾点一定要和别人相同。即便如此，曾点究竟哪里不同呢？是不同于暮春吗？不同于春服吗？不同于成年人和童子吗？不同于沐浴、吹风吗？不同于歌咏归来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不同于三个人，难道就等于不同于孔子吗？在东山、泗水之间，曾点拄杖穿鞋，从容自得，也曾想永远坚持志向而不告诉别人。然而大道施行于天下，他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过。向西归去令人怀念，常常抱着使天下如同溺水者得救、饥饿者得食的愿望，那么这种奔波不安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在齐、楚、宋、卫的郊野，风尘劳顿、事务纷扰，曾点也曾竭尽心力而无暇顾及。然而时运命数的悲哀，并不是他一己之事。删定《春秋》可以自得其乐，却常常怀抱这种仿佛将终身坚持的志向，那么孤高失意又哪里会不是这样呢？所以孔子一听到曾点的话，就不禁喟然长叹而深深赞许他；他与曾点相契合的地方，实在深远。唉，圣人尚且向万物学习，何况他的弟子呢？三代英才并未远去，天地覆盖承载的道理每天都在俯仰之间。曾点还多存着一点“不同”的见解，而孔子岂不是已经更加深远了吗？扫尽了这道题中习见的套语，确实与曾点的志向以及孔子赞许他的精神相互照应；思致清新，韵味高雅，飘然超出尘俗，在科举闱墨中得到这样的文章尤其难得。君子敬慎而不失当　　二句　　　　刘子壮 处在变故之中，寻求使自己完善的办法，君子的内心也会感到痛苦。君子不幸遭遇兄弟之间的变故，既不能纠正对方，又不忍心坐视不管，那么也只能敬慎、恭谨，尽力履行自己的道义罢了。况且人伦关系发生变故，即使贤人圣人也不能使它完全合乎天意；他们所能做的，只是以正大之道守住自身。骨肉之间的事情难以明言，忧患的到来也没有固定方式，只有更加谨慎，不给事端留下发端之处；这样即使未必能够改变事情的局势，至少保全自身的办法也是好的。您的忧虑在于兄弟，难道只是安然把它看作命运，还是也在寻求自处的方法吗？身处体分尊长的位置，就应当秉持道义去匡正他；如果他不顺从，也应当用家法约束他。父兄处置弟弟，本来如此；可是您的时势又有不能压制之处，事情关系到国家大事，就要以声望和义理来治理；如果仍有变故，也要以君主的命令加以临制。这本是明智之人平定祸乱的办法，但您的地位又有不能不亲自处理之处，那么只有把自己当作君子，敬慎而不失当；与人相处恭敬而合乎礼吗？我和他既然已经志趣不同，那么我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都可能成为他所反对的。古来不善之人，难道一定是由于天性如此吗？常常是因为争竞意气、求胜逞强而使矛盾更加激烈。君子以敬慎来积累自己的诚意，不敢失去脸色的庄重，不敢失去言辞的谨慎，这是多么周详啊！在父母面前尚且可以容许一点骄态，在兄弟之间却实在难以宽恕傲慢。由此审慎处理，就可以知道反省自身的方法了。对方和我尚且禀性不同，那么彼此应答酬酢，都有难以预料的地方。天下性情无常的人，难道一定要有外在触犯才会发生变故吗？常常只是从来往交际中的细小事情开始，逐渐形成嫌隙。君子以恭敬对待他人来谨守自己的节度，以礼来礼待别人，以礼来约束自身，这是多么周密啊！人世间的风波还可以容纳忠信，家门之内的猜疑怨恨却不是容易调停的。由此谨慎行事，就可以知道处世的艰难了。况且有人因一时愤怒，竟至于想危害自己的君主；这种人不是极其狂悖、直率妄为的人吗？我用敬慎来对待他，他也会明白君臣关系的缘故吗？彼此只是兄弟，尚且不敢有所失当，何况比这更尊上的关系呢？幸好我们同出一气，那么我的性情也就是他的性情；如果整天严肃相对，却说内心毫无一点触动，合乎人情吗？况且有人无缘无故竟至于想杀害一位圣人；这种人不是愚昧蒙昧、粗鲁直率的人吗？我用恭敬来对待他，他也会明白世故人情的道理吗？你我只是兄弟，尚且彼此以礼相待，何况比这关系更疏远的人呢？既然已经是一体，那么我的举动也会关系到他的举动；处处谦逊和顺，却说对事情一点帮助也没有，这难道人情事理吗？古人身处水火之中，反而更加亲爱彼此，难道能说事情还没有波及自己，就没有保全自身的办法吗？古人受到风雷般的感动，各自激发天性，难道会因为形势已无可奈何，就只作无关紧要的忧虑吗？您只应当把自己作为君子来要求罢了。题目本来只是泛泛谈论君子修养自身、接待他人的道理，文章却紧紧就司马氏兄弟发论；下文所谓“四海之内”等语，便不太融贯了。不过文章恳切真挚，确实能够令人悲悯而感动。

译文采仍然就是质朴　　一节　　　　　　谢陈常 这是想把文采和质朴合而为一，因为看到了没有文采的弊病。文采和质朴，难道没有轻重之分吗？总的说来，两者都不可缺少罢了。假如没有文采，就是没有区别，这可以吗？况且孔子想要去掉文采而保存质朴，实在太过分了；按道理衡量，便失去了平衡；按形势推究，则会招致祸患。文采因质朴而产生，也正是辅助质朴而施行；质朴先于文采而成立，却不能不依附文采而表达。推究它的始末，虽有先后次序；权衡它的轻重，实际上没有缓急之分。近代礼仪虽然日益增加华饰，但谦让必至于三拜，甚至百拜，难道就能说忠信因此变薄了吗？孔子说：“何必要文饰呢？”我从文采方面来说，文采仍然就是质朴。上古固然崇尚朴素，但草木器物逐渐有了变化，服用匏器也逐渐有了变化，酒樽也渐渐使人觉察到文饰的可喜。孔子说：“质朴就够了。”我从质朴方面来说，质朴仍然就是文采。况且文采的作用，君子用它来防护自身，小人也用它来遵守身份；文饰过度，造成的过失不过是少有实质。过分简略废弃文饰，它的流弊必然达到消灭等级差别的地步。虎豹之所以贵于犬羊，难道是由于质地不同吗？还是由于文采不同呢？按照孔子的说法，那就把它们剥成皮革了。从前是虎豹，今天就只剩皮革；从前是犬羊，今天也只剩皮革。皮革既然相同，又怎么知道它们有什么差别呢？君子将要对天下有所挽救，却因为一句激烈的话，反而使人因救治而产生弊病，而且弊病转而比原来要救治的更严重，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由此可知，文采和质朴的轻重之间，只有斟酌到最平衡的程度来议论，不要采取过分激烈的说法；这样或许听到的人能够受到感化，而说话的人也不至于有所后悔。一句话也没有超出题意，题目的内涵已经完全写尽了。短短篇幅之中，气势格局疏宕古雅，更像善于学习前辈的文章。居处而不懈怠　　二句　　　　　　熊伯龙 圣人深入说明政治，把居处和行动合起来考察人的内心。因为不懈怠和忠诚，无不属于内心。由此考察政治，就知道治理天下本来不在琐碎细节之间。孔子对子张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是只治理事情，而是治理内心；治理内心本来就是治理事情。”心的作用，是坚定地承担天下而有余力，坦然把自己的心意示于天下而无所不足；在内心存养和发用之间，就可以观察政治。你问政治吗？谈政治，就一定要从政治所依托的根本说起。我用它来观察人的居处：天下不能自行治理，于是把万物的变化安顿在自己的心中。心志坚定安定时，就是天下所仰望的所在。既然已经成为天下所仰望的所在，那么王事的深浅、教化的久近，难道还在于气数而不在于我的内心吗？如果确实认为帝王之道一定可以学习，风俗一定可以形成，百年、终身的事业一定可以成效显现；欲望不因内在的细小事物而有所间隔，喜悦也不因外在事物而有所间隔，就可以说是没有懈怠、没有荒废了。果真如此，做了便能建立功业，而我又能在长久和宏大的事业上深深相助，那么谋划就将长久；做了却不能立即建立功业，而我能够因此在艰难中自我勉励，那么形势终将回转。治理政治的人，功名难道一定大大异于常人吗？只在于他的志气不衰罢了。否则，几十年积累的事业有时在一天之内废弃，前面的积累便可悲；一天取得的胜利就忘掉几十年的积累，后面的结果便可忧虑。这个人难道没有明达有为的才能吗？为什么一念之间厌倦勤政，竟至于此呢？那么，怎样才算审慎安顿自己的居处而做得恰当呢？谈政治又一定要从政治显现端倪的地方说起。我用它来观察人的行动：天下不能只凭主观意愿治理，于是把自己的意旨彰明于纲纪之中。行动坚定时，就是我内心所凭借的地方。既然已经成为我内心所凭借的地方，那么法度的根源，难道不是四方巡行、官礼等微小形式；没有六府之政，难道能从实际开始而以名声终结吗？如果确实认为法令一定不可单独依靠，百姓一定不可欺骗，机智、声誉、名望一定不可滥用；处理常规事务时能使常道充分，处理权变事务时能使变化安定，就可以说是一定诚实、一定守信了。果真如此，施行政策便有回应，恻隐体恤显现在百姓身上，这就足以说明天下并不以权术为贵；施行政策而未能立即见效，浮薄之风仍存在于当世，也可以看出王者所持守的本心。治理政治的人，方法很多，难道没有险阻吗？只在于他的性情是否能够显现罢了。否则，除去百姓的祸害，百姓却不以为乐，人们就会说他只是奉行成法而心志并不存在；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业，百姓反而忧虑，人们就会说他喜欢纷纷更改，弊病将会扩大。这个人即使拥有君主和宰相的权力，却始终不能推行一件事情，也实在可惜。那么应该怎样做呢？谨慎选择并实行自己的行动，才算做得恰当吧。举步高阔，措意浑厚完整。学习这种文章的人如果没有真实力量，只模仿它的外在形貌，就难免外表强盛而内里空虚。

译樊迟问仁　　三节　　　　　　张曾裕【墨】仁和智都把天下放在心上，分别施用反而更加相合。假如把天下放在心上，就没有只爱自己而不爱别人、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别人的道理。举措施行时，究竟是仁还是智呢？况且圣贤一天也不能忘怀天下，所凭借的只是这颗心。内心不忍漠视天下，于是仁产生；内心不敢把天下看得泛泛无别，于是智显现。因此圣贤无穷的心意，往往寄托在彼此并未谋划的不同做法中；然而不能说它们的作用不同，也不能说它们的本心不同。这在樊迟问仁、又问智的事情中可以看出。如今面对天下迫切等待治理的情形，却说可以对天下百姓一概置之不理，这种人必须不是仁者才可以。仁者把万物看作一体，他慈祥恺恻的胸怀，难道会有不是天下人都在爱护之中的人吗？孔子说：“爱人。”确实如此，不爱人就不能称为仁。况且天下万类纷杂，却说可以对所有人一概看待，这种人必须不是智者才可以。智者以鉴别为自己的责任，他聪明英达的资质，难道会有不把天下人都纳入认识之中的地方吗？孔子说：“知人。”确实如此，不知人就不能称为智。即便如此，圣贤一天也不能忘怀天下，所凭借的仍然只是这颗心。自从“知人”的说法出现以后，辨别人的品流、严格甄别人才，想求得一念姑息宽恕也不可得，所以樊迟对此不能没有疑问。孔子说：“你有什么可疑惑的呢？现在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对于天下的是非、邪正，并非看不清楚，大家也都明白可见；可是他竟存有因循姑息的想法，直的也听任，枉的也听任，泛泛然与天下相安无事。天下或许有人称赞这个人大度，然而是非不辨、邪正混淆，最终使贤者无法自我显现，不肖之人却能够偷偷混杂其中，那么它所造成的伤害不是太多了吗？”又假设有这样一个人，他对于天下的是非、邪正，也已经灿然明白、区别清楚。于是发挥刚断明决的才能，正直的就提升他，平庸的、邪枉的就罢黜他、驱逐他，坚定明确地让天下共同明白我的心意所在。天下或许有人畏惧他的严厉周密，然而是非既已分明，邪正也共同显白；我看见怀才的人都面露欣喜，被弃置的人也都生出翻然改变、奋发振作的心，那么他的成就不是很神奇吗？举用正直的人，安置邪枉的人，即使邪枉者也可以转为正直；能使他们发挥作用，事实如此明显，然后才知道仁和智虽然分别施用，但它们那颗不能忘怀天下的心，果然是一致的。篇章段落和文脉安排，丝毫不失疏朗明快。英秀之气，使人心胸和眼界都为之开阔。先任用主管官吏　　三句　　　　　　　熊伯龙 圣人用三句话谈政治，都是为了任用人才。治理政事的人，实际上就是各级主管官吏。赦免过错、举荐贤才，又哪一项不是任用人才的方法呢？虽然没有直接说政治，政治的道理却已经说尽了。这是孔子把治理天下的道理告诉仲弓。孔子说：君子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难道能够件件事情都详细考察吗？主持政务的人，公与私的意向，正是国家事务兴废的所在。如果认为政治一定要由我亲自建立，就会看见朝廷之上，执行我的政令而获罪的人何其多，那么天下的人才几乎都可以弃置不用了；如果认为政治不必由我亲自建立，就会看见朝廷之上，执行我的政令而获罪的人何其少，那么天下的人才几乎都可以任用。如今和您衡量当世事务，我私下认为：凡是政事都由我亲自做，不如和别人共同做而有所成效；和别人做事却在其中多加督责，不如让别人安心尽志去做而有所成效；让各级官吏安心尽志去做，又不如广泛寻求天下贤士君子，让他们群起而共同做事更有成效。因此，国家有主管官吏，不可加以侵夺。古人明定刑法、教导稼穑，治理一项事务便终身不能彼此更换，难道可以说：“我掌握国家大权，却使明达有为的众多人才废弃不用”吗？任官来授予事务，人民便会敬重官职；依据事务来考核官吏，人民便会振兴事业。先任用他们，下面的属官就有施展政绩的地方了。人有小过错，不可苛求。古人诛戮凶恶、抑制奸邪的人，起初也有可能培养了数年而不加变动，难道可以说：“细小行为没有谨慎，终身就要因此败坏吗？”无心造成的过失，上位者能够听闻，这个人一定不会远离普通人的常情；舆论所谈论、可以摘举的不过这几件事，这个人一生也没有产生大惭愧的道理。宽赦他，朝廷之中便没有服事政务的困苦了。人有贤能才干，不可遗漏。凡是敬重事业、考究道义，积累岁月而成为一名优秀士人的，都是古代先王祈祷求取的人才，难道可以说：“我有国家政事，却不使他们参与其中”吗？举荐人才却不让他参与议论，才华秀异却不给他机会，这是贤才的忧虑。有的人因此流于怨叹，有的人因此散到邻近诸侯国；这不只是贤才个人的忧虑。举荐他们、记录其升迁，便都是建立政事的人了。一个时代的功名，君主和宰相可以取得它，但君主和宰相若不能任用人才，也会因此奔走劳顿。依照三百六十条法令的意旨来劝勉有职位的人，使朝廷没有苛细禁令，乡野没有被遗留的贤良，那么哪里看不见宽仁大度之心化为纲纪，而《周官》也就不可能重新制作了。国家事务的权力，要切实掌握它，却又未尝不分散放任、任人施行；要分散放任，却又未尝不使它归于统一。考察《六计》所说整治奸吏的办法，用来汇集众人的谋略；谨慎执行官府刑法，以培养人的羞耻心。爱惜人才，把他们用于国家社稷，国家就会安定。看见众多吉士共同扶助国家，刑书便停止铸造，而礼乐也就不可能重新兴盛。这就是任用人才的道理，而政治就在其中了。稿中多是雄奇峻厉的文章，唯独这一篇信笔写来，具有飘然自得的情致。分成三件来平稳铺陈，但开头发讲和总提之处互相串联，稍稍违背文体格局，这一点不可不知道。

译在上位者喜好礼　　三段　　　　　　　钱世熹 端正自己的爱好来得到人民拥护，这是大人的学问。所谓大学问，就是大大地得到人民。喜好礼义诚信，使人情由此而受到感化，难道还会去看重稼穑园圃吗？况且我们儒者潜心修养、居家食禄，人们一定期望我们成为大人，学习也一定要求成为大学问，并不是因为大的能够胜过小的，而是因为大的能够统摄小的。凡是成为大人的，都是上位者；成为小人的，都是人民。假如只把稼穑园圃当作学问，必定要等上位者的力量不能从人民那里取得才行；但上位者没有不能从人民那里取得的。上位者有自然取得的，也有必然取得的；既然有所取得，就会屡屡取得。必须等人民习惯于不知道回应上位者才行，但人民没有不知道回应上位者的。有的会立即回应，有的会类推回应，而且回应不止一种。只是担心在上位的人不喜好礼罢了。礼是人民心中共同尊崇的，所以即使在席位、俎豆、酒觞之间，田野乡间也有修习揖让之礼的人。如果上位者确实喜好礼，以品式彰明自身，以法度规范世人，人民有不以敬意回应的吗？他们的敬意，大概没有谁敢不敬吧。这样就确定了天下的名分。又担心在上位的人不喜好义。义是人民心中共同认为正确的，所以即使慷慨侠烈，草野之间也有乐于追随景仰的人。如果上位者确实喜好义，以可与不可来决断事情，以赏罚来公正对待人民。人民有不以服从回应的吗？他们的服从，大概没有谁敢不服从吧。这样又能收摄天下人的志向。还担心在上位的人不喜好信。信是人民心中共同亲近的，所以即使是诺言话语，闾巷之间也有思图报答的人。如果上位者确实喜好信，便以去除虚伪来持守自身，以推诚相待来与众人相处。人民有不以真情回应的吗？他们的真情，大概没有谁敢不使用真情吧。这样又能汇聚天下人的诚意。大人也有平易近人的一面，但始终不敢自行贬低自己所行之道的尊贵，只会说：“今天学习它，将来要使用它。”两个卑贱的人不能互相治理，我以尊贵自处，那么卑贱的人都将被我驱使，而风气一经感化便自然神速。大人也有勤劳处理民事的时候，但始终不敢自行放弃自己事业的正道，只会说：“今天学习它，今天就立即使用它。”两个愚昧的人不能互相使对方谦下，我以贤能自处，那么不肖之人都将被我驱策，而彼此感通也会迅速。果真如此，还用担忧稼穑园圃吗？这一节一气呵成地写下来，题面看似庄重，题目的精神实际上流动奔放。如果把礼、义、信对着稼穑园圃呆板地讲，比较大小，就错了。又有人讲到治理之道，那就更加偏离、更加疏远了。【自记】用老练的笔法来写，紧承题目而顾及“上”，按住题目的精神义理，恰好做到不用一句张皇铺陈的话，却在好字之中兼备体与用。诵读《诗》三百篇　　一节　　　　　　韩　菼 《诗》足以用来施行于实际，真为只会诵读它的人感到可惜。诵读《诗》，难道只是为了读得多吗？如果不能在政治和言语之间遇到《诗》的意义，就算从来没有诵读过。且让我说，我曾广泛阅览过古代典籍：《书》是用来记载言语的，《春秋》是用来记载事情的。然而《书》的教导，在于疏通明白而通晓远大；《春秋》的教导，在于比较事例、组织文辞。因此可以知道，善于读古人书的人，从来没有不把事情和言语兼顾的。后来审定《诗》篇，彼此弦歌吟诵，又知道它感动人心的深度，使人由此成就才性，使自身的言辞合于尔雅，尤其没有比《诗》更好的了。为什么呢？盛世的声音，安宁而快乐，便有《豳》诗、《蜡》祭的遗风；近世的声音，悲哀而多思，便有茂草之叹。所以君王巡视四方、询问风俗时，一定要陈列《诗》来观览。陈列它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知道《诗》不只是学士歌咏的东西了。它作为和平之音，有清风广布、人民尽情喜好的情感；它作为怨诽之辞，也有温柔敦厚的情致。所以列国聘问、享礼、会盟时，多用《诗》来赋咏。赋咏它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知道《诗》不只是一个房间中咏叹的材料了。然而我们把它删取保存下来，达到三百多篇，并不只是说它数量多罢了。我还看见今天从事政治的人，实在太急迫了：严猛就残酷，宽缓就懈怠，怎样的办法才能使这些相互争逐、彼此催迫的弊病全都消失呢？我说：“何不诵读《诗经》呢？”又想到如今出使的人，真是困苦疲惫：言语不能充分表达心志，文章不能充分表达言语，凭什么道理才能使彼此和睦融洽地交往呢？我又说：“何不诵读《诗经》呢？”诗用来说明政治，这固然是事实；但我偏偏认为，《诗经》中所记载的政治最难做到。《雅》《颂》所记，都是把成功告知天地鬼神；《二南》所称扬的，则是深厚的仁德连昆虫草木都受到感化。假如今天把政事交给我，即使等我一个月，等我几年，也不至于要求我取得这样盛大的功业、达到这样神妙的教化。这样看来，学习《诗经》来从事政治，即使今天施行得很宽裕，也还会有很多惭愧。《诗经》可以用来表达心意，这固然是事实；但我偏偏认为，诗人立言最难。劳苦的人、思念丈夫的妇女，感受到时事变化，能够写出自己难以说出的心情；孝子忠臣，遭逢变故，能够委曲详尽地说明自己不忍说出的事情。假如今天我走遍四方，即使不能说高亢的话，不能说卑下的话，也不至于逼迫我面对这样痛苦的感情和艰难的处境。这样看来，学习《诗经》来表达言辞，即使今天说得绵密流畅，也远远谈不上精工。为什么还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上下千余年，遍览得失的种种，遍看十五国正邪不同的风俗，最终却不能治理一个时代，不能治理一个国家；即使偶尔有一点长处，通达大道却是不可能的。至于洁白的丝绸、柔软的皮衣，是古代三事大夫早晚所操心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每天诵读它们，却反而背负不起它们吗？为什么还不能专门应对呢？《诗经》能感发人心：匹夫街巷中的思虑，可以在朝廷宗庙中学习实行；文章的盛美，可以到各地去经历，奉献玉帛。即使偶尔能够酬答应对，但专门应对政事却做不到。至于雨雪寒暑，是古代奔走不息的征夫所商议谋划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曾经诵读它们，却反而辜负它们吗？即使诵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读一首诗，就觉得自己的感情、才力仿佛都各有一首诗，希望能够同它一起读完全篇；读完一首诗后，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却仍像没有读过诗一样。我朱某不敢自许为能够读懂一首诗的人。我曾说，诗的过失在于使人愚昧，难道是诗本身的缘故吗？《寒碧斋稿》尽显启祯年间的才调，深得隆万年间文章法度的神髓，文势淋漓跌宕，不拘泥于旧规；实际上却极其谨严细密，无不曲折切合题目的节奏。要探求这篇文章的关键，就在这里，可以由此得到它的大概。【原评】

译诵读《诗经》三百篇　　一节　　　　　　张尚瑗 《诗经》贵在能够实际应用，不希望人把自己当作只会读经的书生。参与政事、专门应对，都具备于《诗经》之中，所以三百篇的用途是无穷的。若从经生的角度说，《诗经》不过是六经之一罢了，怎么能说很多呢？况且后世学者所读的典籍极其广博，常常只是对古人心怀仰慕，却不知道古人的博学远远比不上今人。古人守持一家学说，终身佩服的不过几句话，但一经考察实行，用来守卫国家、和睦邻国，便绰绰有余。后世儒者所称的经术，必定推尊古人而说后人不可企及，难道没有缘故吗？后人考察古代，总要推说六艺繁多；古人读书，有时连一部经书的篇数都没有读完。像歌咏商国、歌咏齐国，各有适宜的内容，就是这样。后人一间屋子里便能备有各国的书，古人一个国家只掌握本国乡土的旧俗。像七子、六子不出郑国的史志，就是这样。既然如此，诵读《诗经》三百篇，若拿它去要求古人，难道也能一概而论吗？古人的一首诗必定不是随便写成的，其中大的方面，无非是歌咏君王恩泽、慰劳出征远行之人的篇章，用意在于：我们只可以不使国家蒙受忧患，不可以使君主蒙受羞辱。连这些声韵和谐的诗也可以不作了。既然不能自已而把它写在言辞中，那么它一定与世道有关，这是可以知道的。除此之外，轻薄的少年、哀怨的女子，也都是借以寄托伤时之情，不能说与这两方面没有关系。古人诵读《诗经》，也并不只是诵读其中写成的文字，常有以诗考察人才、任命将帅，作诗来参与宴享的事情，认为这样的人确实不愧为大夫才干的人选、不愧为上介的选择。那些风度翩翩的人，不过是借此让人考察罢了。既然经考察而见到成效，那么他能够胜任这项重大任务，也就可知了。除此之外，文人学士有的从其他途径来表现自己，大体也与这两种情况相类似。可是有人把政事交给他，他却推辞说没有空闲；把出使的任务交给他，他又推辞说才力不敏。他还洋洋自得地搜集六义遗留下来的文章，寄托雅人的深远意味，广泛传授，彼此反复说道：“我将把它藏在名山，等待真正懂它的人。”这不是轻视朝廷、使当世士人蒙羞吗？天下有大儒之学，也有经生之学。读古人的书，便能以古人自命，单独一句、片段话语尚且终身使用不尽，何况把全部学问都掌握呢？周公、召公入朝能够使天下得到治理，方叔、召虎出征能够平定祸乱，能够比得上他们功业的人，难道能自居为三代以下的才材吗？读古人的书，便动辄想同古人争名，补订亡佚、校正错误，几十年争论仍不能确定，这同旧文章又有什么关系呢？虫鱼草木的名称多得写不尽，各郡国山川的志书多得考察不尽；专门研究一家学说的人，于是天天增加三代以前的说法。如果只说诵读《诗经》三百篇，这也可以说太多了；这样反而会使空疏浅陋的儒生，因为不能办理政事、不能熟练地专门应对而感到惭愧，后来却能够夸耀自己把三百篇读得很多；这又便利了那些不懂书的人。构思新颖，造语自出，满篇都有书卷气，自己觉得潇洒而超脱尘俗。孔子到卫国　　一章　　　　　　　张玉书 圣贤谋划保全百姓，都是不愿只听取百姓意见的人。百姓众多而富裕，富裕之后再加以教化，哪一项不是拥有百姓的君主应尽的责任呢？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只看他努力实行得怎么样罢了。如今有了国家，就有了百姓；百姓等待圣贤来治理，同等待君主、宰相来治理，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君主、宰相所谋划成就的事情，本来就是圣贤每天在心中经营筹划的事情。已经实现的，要保留它的余裕；尚未实现的，要忧虑它的不足。面对眼前这些仰望治理的人，哪有不谋求万全而不能停止的呢？从前我的老师孔子周游聘问，不止经过一个国家，但他始终关怀这个世道，因为百姓都应当成为三代的百姓。我们这些人跟随孔子讨论治理，不止一个方面，而共同筹划的，都是三代的政治。我曾经在孔子到卫国时看到了这一点：卫国自从渡过黄河以后，国都已经多次迁徙，人民也不是从前的人了；它究竟用什么来保有这些百姓，不得而知，可是却能够得到人民，并且使人民众多。孔子发出“百姓真多啊”的感叹，您大概是想敬重并善用这些百姓吧？百姓数量的盛衰，彼此交替相依。有的十年就发生变化，有的几十年才发生变化。说盛衰是天道的常态，其实并不是这样。先王先公以安乐利益来怀柔百姓，以亲近贤人来培育百姓，所以才把成果留传到今天。现在抚育这一成果的人，难道竟把它归因于时运有盛有衰的偶然吗？民气的聚合和离散，最难以依靠。有的传一代、两代就发生变化，有的传几十代才发生变化。说聚散是人事的常态，其实也不是这样。君子和小人，先人的事业还没有远去，旧日的德泽还没有消失，依靠的只是今天的谋划经营罢了。四面环视的人，难道竟听任它聚散不定的常态吗？如果不是冉有提出这个问题，孔子一定会忧心忡忡地议论增加人口、谋求富裕，直到百姓已经众多才请教。人口满了，却担心他们贫穷，这比土地满了却担心土地太少更严重。百姓众多却不富裕，还能依靠什么呢？家族聚集却防备粮食不足，那么人口越多越快陷入匮乏；家族聚集而勤劳行动，那么人口越多也越容易富足。可是由谁来使他们富裕呢？冉有又在已经富裕之后请教。国家富裕比国家贫穷稍胜一筹，正如百姓众多也只比百姓稀少略胜一筹。富裕而不加教化，人口众多又怎能达到极盛呢？骄纵淫逸的习气，只有富裕者最先形成；知耻之心的兴起，也只有富裕者容易做到。可是由谁来教化他们呢？天下最大的利益必定归于农业，所以使百姓富裕，先从耕种养蚕开始，其次才是工商业；天下的礼治要在贵族中实行，所以教化先从公族开始，然后推及庶民。在全国之中权衡轻重而施行这些措施，便都是君师无愧于百姓的事情了。这样还要怀疑王道没有多少成效吗？什一之税，是先王不会废弃的制度，所以君主的富裕也藏在百姓之中。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百姓共同的天性，所以一家之中的教化可以通行于全国。按照人情来引导百姓，在全国之中实行这些办法，百姓就都会服习于仁义了。这样还要怀疑儒术迂阔疏远吗？努力实行它，便不只是为一个卫国谋划了。在“百姓真多啊”这一声感叹中，写出了圣人的深厚感情，通篇都显得生动有神。文章疏论富裕和教化，再没有一句浮泛的话，真可以说是丝毫没有遗憾。

译已经富裕了　　一节　　　　　　　狄亿 富裕之后所要增加的内容，只有教化，才是保全民众的最高谋划。把已经富裕看作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并不是爱护百姓。孔子说，教化百姓、保全富裕，正是为了保全民众。我曾经说，百姓肥沃富足便不成材，这句话不能当作可信的定论。然而上位者不敢不把它当作忧虑。既然忧虑，就赶紧为此采取措施，那么不成材的人尚且会转变为成材的人，何况天下本来就没有不成材的百姓呢？冉有听到孔子增加财富的主张，对卫国百姓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但这还只是末节。百姓不是一代的百姓，而是经历数千百年直到今天的百姓。使他们富裕了，同那些生活毫无乐趣的百姓相比似乎有余裕，同那些每户都可以封爵的百姓相比却还不足；这样治理，大概不免只取得一半成效。百姓也不是一个国家的百姓，我曾经考察七十二个国家直到这个地方。已经富裕了，但我有再次到来而看到它成为废墟的地方；百姓众多本来就不能维持一天，富裕也不能维持一天。它所造成的祸患，有不止于丧失一半成效的；这怎么能不继续增加努力呢？孔子告诉他：“百姓的气力确实充实了，治理百姓的人更应当努力使它充实。使百姓物质充实的，大概是粮仓。民间财富流失的途径很多，还有人乘百姓空虚时侵入。如果外部有粮仓使它充实，内部又有礼义使它充实，那还有什么遗憾呢？” 礼义并不是百姓自己就能充实的，只能靠教化。百姓的生活已经丰厚了，抚育百姓的人更应当努力使它丰厚。使百姓生活丰厚的，大概是衣食。习俗逐渐衰薄，已经非常严重，随时有人把百姓引向浅薄而离开。如果用衣食使他们的生活丰厚，又用道德使他们的内心丰厚，那还有什么忧患呢？道德也不是百姓自己就能充实的，只能靠教化。教化有机巧：顺应人们所喜欢的，便容易进入人心。富裕，是贫民所喜欢的，但富裕百姓的喜好却不会止于此。处在俯仰之间极其宽裕的境地，常常觉得自身不能被抛弃，我便借此迎合他们来施行教化。若说：“你依从我，就成为贤人君子；不依从我，也不过成为富人而已，就到此为止。”那么他们对富裕的喜爱，必定不如对成为贤人君子的喜爱。古代圣人驱使天下人，使他们不立即安于富裕，凭借的就是这一机会。教化也有权宜的方法：利用人们所害怕的，便容易使他们听从。富裕，是富人始终喜爱的，富人所害怕的也始终与此相关。他们享受富足安宁而感到快乐，只怕这种境地不能长久，我便借此机会施行教化。若说：“你能够率先遵行教化，就可以免于骄纵自满、夸耀自得；不遵行，就会想做富人也做不成。”他们对骄纵自满、夸耀自得的喜爱，必定不如对富裕的喜爱。古代圣人使天下百姓都能够长久享有富裕，确实是有权宜之道存在。百姓不立即安于富裕，就一定会彼此安于教化；下面的百姓长久享有富裕，上面的君主就长久保有众多百姓。还要再增加什么呢？还要再增加什么呢？文章没有特别奇特的笔法，疏朗豁达而令人喜爱，顿时觉得超然不群。如果有人任用我　　一节　　　　　方舟 圣人施展抱负于世的实际情形，越是推算，内心越感到急迫。一个月、三年就能成功，为什么竟这样容易呢？可是任用我的人又是谁呢？怎么能不因此感到悲伤呢？孔子仿佛说：“我困顿于世间已经很久了。按照当今天下任用人才的方式，同我的操守结合起来，大概最终不会有任何可指望的了。难道我是在为自身谋划吗？我曾经默默观察天下的事情，又回头审察自身，似乎并非对世道毫无益处，而且私下里有可以自信的地方。这就是我区区之心不忍废弃的原因。”天下相继陷入变乱而失去太平，已有数百年。揣度天时，考察人事，大概一天也不能没有可以任用的人。我在本国不能得志，因此亲身周游，遍历天下。衡量各国形势，观察各地民风，大概没有一处不在我的眼中。天下的事情并非不能做，而我想在天下施行的事情，也不是需要耗费漫长岁月，使人昏昏然等待不及。只是世上没有任用我的人罢了。假如有人任用我，而我能够审察时机和具体情势，先把最不合乎道义的地方改置一番，使长期积累的偏差回归正道，到一个月时，人心本来就已经肃然了。由此实行三年，那么朝廷内外、上下各得其分，自己却还不知道已经如此了。衡量事情的缓急，选取其中使人最困苦的地方加以改革，以求合乎先王的心意。到一个月时，放眼一看，局面本来就已经清楚明白了。由此实行三年，那么大纲小纪仍然同起初没有不同，却没有一项缺失。横向观察七十二国之间，凡是我所见所闻的地方，究竟会是什么景象呢？转而推算它们的情形，它们的朝廷和民间都可以变得严肃清明，它们的百姓万物都可以安闲从容而仁厚长寿。唯独不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告诉它们成功的消息，只能坐看它们纷纷扰扰，自己成为旁观者而长叹。我又怎么能够淡然置之、当作与自己无关呢？总括经历我一生少壮时期，凡是像奔驰、像骤进那样所做的事情，都只是为了这种徘徊不安。回头想来，那时志气正盛，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做；岁月还很长，功业没有什么不能成就。却在不经意间错过了，如今将近老年，想要再约定到将来，却不知道天命究竟如何。我又怎么能忍心同这种处境永远相终呢？唉！古人想在天下有所作为，历经百年、几代，成功大概就是那样艰难；而我所期望的却在一个月、三年之间。我哪里敢自称一定能够做到呢？世道变化重大，成功的情形也不同，那么眼前的事情可以期待，长远的事情可以等待。我哪里敢仓促草率地断定事情呢？” 可是我对于天下，实在是情意深厚；天下对于我，却大概冷漠无情。孔丘这一生被废弃了。不被任用也就罢了，难道上天的心意竟然不厌恶祸乱吗？” 真实的作用、期望的神情，都一一融入文字之中。评论者说，作者把白文反复涵泳了几遍，早已有一篇至美的文章藏在胸中，下笔时不知不觉便写得相似，可以说是真正懂得文章的话。

译父亲替儿子隐瞒过错　　二句　　　　　　张自超 懂得用隐瞒来保全父子之间天性的亲情，才可以处理父子之间的过错。父子之间，难道要因为对方有过错而使其名声受损吗？所谓隐瞒，是慈父、孝子内心深处的微妙情感。而且慈爱和孝顺的道理，人都知道并不容易做到；有时要直接实行，有时也要委曲求全来达到它。实在是因为天性的根本之处，有不能径直任性而行的地方。从常情来说，家庭中的欢乐事情，彼此也只当作本来如此；他们起初并没有难以表白的心事，又何必使用弥补掩饰的办法？从变故来说，一次行为不检点，到了难以同众人相比的地步，幸好还没有发展到形迹明显，又怎么能没有委曲隐讳的心思？于是父亲对于儿子、儿子对于父亲，不得不互相隐瞒。父亲也默默自问：家门福薄，儿子行为可耻，将来会不被人群接纳，我隐瞒他能制止这一点吗？还不得而知，但起初并没有预先设想能不能制止。只是觉得爱儿子的感情和恼怒儿子的感情聚集在一起互相冲击，越是愤恨，越是不忍从口中说出，所以无论是慈父还是不慈父，在替儿子深深隐瞒过错这一点上，内心实情是相同的。儿子也深深自我责备：遭遇实在艰难，父亲败坏德行，将不容于世人的议论，我隐瞒他能改变这一点吗？”},{ 这还不能确定，但起初并不是预先站在能不能感化父亲的立场上。只是觉得，代替父亲承受恶名的愿望和盼望父亲悔改过错的愿望都隐藏在心中，自己反复责备自己，越是忧虑恐惧，越不敢泄露实情。所以，无论他是孝子还是不孝子，在替父亲隐瞒过错这一点上的苦衷却是相同的。起初他本来有勇往直前、刚强无所顾忌的气概，等听到自己的儿子不成器，便不由得声情俱衰；用溺爱儿子、纵容错误的过失来惩戒他，父亲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父亲也不想为自己辩解。不隐瞒，过去的事情就会成为可耻之事，无法施展挽回的办法；隐瞒起来，如果名声还没有败坏，还可以慢慢申明父亲教育子女的道理，这样用心，也实在很费踌躇。起初他本来有不被私心牵累、说话毫不隐讳的操守，等到要揭露父亲遗留下来的行为，便不由得言辞语气都柔和下来；再加上被称为顺从父亲而作伪，儿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儿子也不想为自己辩解。不隐瞒，过去的恶行就会时时被想起，已经难以获得梦寐中的安宁；隐瞒起来，如果父亲的志向或许会改变，还可以逐渐谋求晚年补救的办法，这样用意，也确实有许多曲折。可是试着深入思考，其中哪一处不是合乎人情、符合天理的呢？如果不这样正直地理解，反而只去直斥那个指证父亲偷羊的儿子，那么天下若真有这种正直，也就没有父子关系了。思路清澈而笔意曲折，句句都从父子之间的天性中流出，言外自然显现出天理人情的极致。《乡人皆好之》一节，李钟侨。要根据乡里人对人的好恶来判断一个人，必须先知道乡里人本身是善还是不善。如果乡里人全都喜欢他或全都厌恶他，那么被喜欢或被厌恶的人的善恶也就一定如此吗？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应当按类别加以辨析，这样才行。况且，考察一个人，又怎么能让一世的人全都与我意见相同，或全都与我相反，并以此决定是非的归属呢？人本来就不相同，我想用一个标准来齐一天下所有不同的人，也可见这种想法是迷惑的。不如各自按照类别考察，使他们各自显露真实情状，这才是孔子与子贡讨论乡里人评价的意思。子贡认为，一个人的品行义行以及他独自内省所得的情况难以看见，而旁观者的褒贬已经随即在后面议论他，这种好恶是显著的。一个人的善恶行为在全社会都明白显露，乡里人的见闻大多能得到真实情况，那么乡里人就是较为接近的观察者。可是一个说全都喜欢，一个说全都厌恶，孔子都认为不可以，实在是应该的。把极不相同的人聚在一起，却让他们有同样的爱好，必定没有能够相合的道理。一个人既受到长者称赞，而宵小之徒又异口同声地赞美他，这或许是因为各有所图。世上有些人矫饰情态、修饰行为来欺骗君子，又曲意周旋来讨好小人，我怎么知道所谓‘皆好之’不是出于这种情况呢？有些人怀有独立高洁的君子气概，却举世没有知音，怎么会有这样一直困穷的事情呢？即使他不合于流俗，清正议论中的同道也都闭口不谈他，这必定是有某种原因造成的。世上有些人刚愎忿怒成为习性，不能与污浊的世道相协调，行为举止违背常规，正直的舆论也没有人赞同他，我怎么知道所谓‘皆恶之’就一定不是这种情况呢？所以，是否必须先考察乡里人本身善与不善呢？善人喜爱善人，并不曾与他亲近，却像是自己的善行由他做出一样；不善之人厌恶善人，本来与自己没有关系，却自觉不能容忍。双方各自显露真情相互表达，完全没有借助假饰之处，所以他们的喜爱出于公心，他们的厌恶也出于确切的见闻。善人遇到善人，并不是有意求得对方喜欢，而欢喜之情自然不能停止；善人遇到不善之人，也不是故意激起对方的厌恶，而愤怒憎恶绝不宽贷。双方各自显露自己的品格来相互对待，也没有可以趋避的余地，所以受到喜爱不会有结党同类的嫌疑，受到厌恶也不会有违逆世俗的讥评。士人本来有逢时得位、贤愚都称赞其美德的，这不等于‘皆好之’。时代太平，善类的正道得以伸张，所以人们的喜爱并不是因为特别的识见；那一两个顽固的人只是口头赞同而内心反对，不过是敢怒而不敢说罢了。士人本来有远离世俗、与众不同，临近困厄和羞辱却不后悔的，这也不等于‘皆恶之’。时局闭塞，群小极力排斥他，所以人们的厌恶并不是公正的评价。那两三个具有隐德的人彼此叹息不已，只是有话说出却没有人相信罢了。对美与恶的好恶，是随着各自的类别而定的。道理明白得很，却想用一个法则一概而论，可以吗？唉！古代圣王从乡里选取士人，从来没有‘皆恶之’这种说法。子贡将要说明‘皆好之’不可信，所以故意用反话来激发人们吗？后来孔子也说：‘众人都喜欢的，必须仔细考察；众人都厌恶的，也必须仔细考察。’这大概既不是把众人的议论当作定论，也不是完全反对众人的议论吧。义理没有增添，语句没有虚造，文章清澈深沉而曲折，自然有法度，这是时文的正宗。

译钦定《四库全书》。钦定《本朝四书文》卷六目录。《论语》下之中。《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至《器之》，熊伯龙。《刚毅木讷近仁》，朱书。《善人教民七年》一节，李光地。《克伐怨欲，不行焉》一章，刘岩。《爱之能勿劳乎》一节，张英。《为命》一节，谢陈常（墨）。《裨谌草创之》三句，韩菼。《文之以礼乐》，李光地。《古之学者为己》一节，姜橚。《蘧伯玉使人于孔子》一章，韩菼。《蘧伯玉使人于孔子》一章，陈世治。《夫子自道也》，朱书。《原壤夷俟》二章，李▯。《无为而治者》一节，储欣。《颜渊问为邦》一章，徐干学。《行夏之时》，邵基（墨）。《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曹一士》。《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储欣。《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一节，方舟。《师冕见》一节，王汝骧。《天下有道》下二节，储欣。‘君子容易侍奉，却难以取悦。’器之。熊伯龙。观察君子处理事情和接受取悦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公正宽恕的用心。君子以公正宽恕为心，处理事务和接受取悦也随之而定，所处置的事情便都恰当了。在旁人看来，只会觉得有的容易、有的困难。按理说，能够让人侍奉自己的，一定是有足以使人出力的地方；能够让人取悦自己的，一定是有足以打动人感情的地方。君子以成就德性的自身，又有感动物类的道理，本来应当有许多侍奉和取悦他的人纷纷到来。但君子在这里自有自己的性情：能够使别人归附自己，却不被别人牵制，这一点不可不知。别人对君子，有人看见他容易侍奉，这就是‘易事’；有人看见他难以取悦，这就是‘难说’。同样是相互交往，有时允许进身并有所成效，有时退避而无处容身，为什么取舍会不同呢？同样是使人归附并与人同体的意思，有时人人都能得到自己的愿望，有时每件事都分别顾及彼此的嫌疑，为什么宽严能够同时具备呢？这并不是君子之间有什么不可测的东西，使事情忽易忽难，只是侍奉和取悦他的人自己造成的罢了。如果用正道取悦他却不能使他喜悦，即使说君子不近人情也可以了。可是外物来试探我的事情很多，君子能不战战兢兢地担心失去自我吗？那些邪僻之人的求取当然不必说；即使有人以自己所喜爱的德行来感动我，但如果他是抱着某种目的来到我面前的，用至公之心衡量，都属于没有真情的结交，不能有一刻安心。圣贤的行迹往往被不肖之人借托，到了这种地步，才可叹天下真正能够取悦君子的，大概也很少了。等到君子使人如此谨慎自守，即使说君子不近人情也可以了。可是普通人凭借天性生成而成器的很少，君子能不战战兢兢地担心失去人才吗？那些谋求道义、采取相同方法的人当然不必说；即使有人不甘心放弃自己所学，而只要能够在天下成就一番才能，用至恕之心衡量，也都应当加以培养、裁成，使他们各得其所。道德的道路往往被中等资质的人所畏惧，到了这种地步，才可叹天下能够侍奉君子的，大概也很少了。这就是事情为什么容易办理，而取悦君子为什么困难。大概人情容易沉溺，那些慨然有为的人，必定希望从淡泊宁静中出发；只有用容易侍奉来加以引导，使他们每一点长处和善行都安处于义与命的必然之中，这正是君子用来率领天下、端正人们心术的做法。人才没有固定的类型，那些怀着抱负而来的人，也往往把智慧、勇力和功名寄托在其中；只有用难以取悦来劝告示范，使贪婪和欺诈的人都明白，君子心中没有别的私意，这正是君子走在天下人之前、端正他们心术的做法。这哪里是小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呢？事情的难易都从君子的心术中发出，但事情为什么难、为什么易，也只是旁人看见了这种结果，并不是君子故意向人显示深不可测。扣题精确贴切，言辞和意旨深厚，后面两段所见的道理尤其宏大。《刚毅木讷近仁》，朱书。资质中有接近仁的地方，就应当思考怎样成就这种资质。人的资质有赖于自身，实在太重要了；知道刚强、坚毅、质朴、言语迟钝接近仁，难道就满足于接近而已吗？况且人一出生便具备仁的完整体性，其中有理而无欲的根源，本来不因资质的美恶而增减。然而同外物相互牵引，能够自强的人就会伸展；同他人相互联系，以天性为根本的人就显得尊贵。因此说，资质不能依赖，却又有可依赖之处。人在外部不必竭力拒绝，邪僻的私欲自然无从进入；在内部不必严密防守，邪妄之气自然无从流出，这就是纯粹的仁。低于这一层，就必须看他的资质了。一个人必定要让世俗有所畏惧，随后那些想亲近并投靠我的人便无从自得，来到我面前也会有所收敛，所以很少有相合的人，也必然很少有经营私利的事情。人不成为物情所喜欢的对象，随后那些想乘隙侵害、击中我的东西便无从获得机会，不能改变原来的操守，所以没有顾虑的人也必定没有牵累。于是有刚强的人，这是气势果决，外物不能夺取；性情正直，私情不能缠绕。世俗日益委靡已经很久了，哪里能找到这样刚强的人呢？又有坚毅的人，这是意志坚定，经历险阻也不害怕；力量坚忍，经历长久也不衰退。人的自我废弃太严重了，哪里能找到这样坚毅的人呢？我还要进一步思考‘木’这一类人：才能不足以胜过别人，见到可欲之物却不动心；容貌不足以取悦世俗，却安处于极其淡泊之中而能甘之如饴。拿他同那些争相追逐华美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我还要进一步想到‘讷’这一类人：宁可在言语上显得笨拙，也不在辩说上逞巧，所以掩饰过错的人不能向他夸耀；宁可让人议论自己深沉，也不让人议论自己浮躁，所以浮华虚伪的人不能在他面前喧嚣。拿他同那些纷纷奔走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像这样的人，一往直前、不可阻遏的气概超出万物之上，外物不能侵害他，于是纷乱骚扰的根源便在那里断绝；淡泊而无所营求的内心深入万物之中，却不受万物扰乱，于是向外驰逐的念头便在那里减少。凭此恢复仁的体性，仁的体性就可以恢复，这是天德的刚健；凭此保存仁心，仁心就可以保存，这是人心的真诚。这难道不是接近仁吗？既然如此，对于还没有接近仁的人，我希望他反过来努力，以相反的方面相互成就：柔弱委靡转变为刚强坚毅，才可以担当重任而到达远方；浮华巧辩转变为质朴木讷，才可以守持质朴而保存真实。尽到矫正磨炼的力量，然后希望实行仁的人才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对于已经接近仁的人，我又希望他继续前进、更加提高：刚强坚毅而进一步达到宽缓顺和，那么强大的力量便出自细心谨慎；木讷质朴而进一步达到文采明达，那么英华便从笃实中发出。再加上变化气质的功夫，这样以后，喜爱仁德的人才不会受到自以为美好的资质的牵累。人也应当急切地求取接近仁，却又不要停留在接近的程度上，这样就可以了。四个实字经过洗练，后面两段尤其得到圣人勉励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