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书类,尚书通考,卷十>
隂阳之合，易之体也；九▯者，奇偶之交，隂阳之变，易之用也。大传曰：“天▯五，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又曰：“大衍之▯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以九▯十▯观之，凡由是以生蓍防立卦爻者，更互推演，粲然可考。然则河图洛书，其皆为易卦之用明矣。若洪范者，述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与所谓“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者，絶无相配。且其第为九▯，亦非有待于象▯而后可推，不烦费词，固已明白如此。是何先儒过信之笃，而又有以啓后世云云之论哉？愚尝僭述河洛十图，以明九十之▯推于蓍防卦爻，颇有脗合自然之妙，兹不具述，特因先儒所论，故略见于此，断然以图书为易设，而与洪范无相涉也。
译阴阳的交合，是《易经》的本体；九与十，是奇偶的交错、阴阳的变易，是《易经》的应用。《大传》说：“天数为五，地数为五，这五个数相互配合而各有对应。”又说：“大衍之数五十，实际使用的只有四十九。”又说：“《易经》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现在用九和十来观察，凡是由此产生蓍草、确立卦爻的，通过更替推演，清晰明了，可以考证。那么，河图洛书，它们都是《易经》卦象的应用，这就很明白了。至于《洪范》，是阐述治理天下的大法，其中的九数与所谓“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的布局，完全没有相配之处。况且它只是九数，也并非依赖象数才能推演，不必多费言辞，本来就已经明白如斯。为什么先儒如此深信不疑，从而开启了后世种种议论呢？我曾僭越地绘制河洛十图，以阐明九和十在蓍草、卦爻推演中的运用，颇有契合自然之妙，这里不再详细叙述，只是针对先儒的论述，所以略见于此，断然认为河图洛书是为《易经》而设，与《洪范》毫无关联。
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
蔡传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北至东井，去极近；南至牵牛，去极逺；东至角，西至娄，去极中，是也。九行者，黒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并黄道为九行也。日极南至于牵牛，则为冬至；极北至于东井，则为夏至；南北中，东至角，西至娄，则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从靑道，立秋、秋分从白道，立冬、冬至从黑道，立夏、夏至从赤道。所谓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也。
考索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谓之南北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不见，谓之下规。赤道带天之纮，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极逺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逺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北极规道之行度，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极百十五度少强是也。日景南去极最逺，故景最长。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日昼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长。自南至之后，日去极稍近，故景稍短；日昼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长；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极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极最近，故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长；夜行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后，日去极稍逺，故景稍长；日昼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长。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复初焉。此日冬夏至之度，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应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极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处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长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亦出夘入酉，日昼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见伏之漏俱五十刻，谓之昼夜同。此日二分之度。
东汉志曰：「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冬夏之间，则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春；南陆，谓之夏；东陆，谓之秋。日道▯南，去极弥逺，其景弥长。逺长乃极，冬廼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廼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
唐孔氏曰：「南北二极中等之处，谓之赤道，去南北极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从此渐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极六十七度，去南极一百一十五度。从夏至日以后，日渐南，至秋分还行赤道，与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极六十七度，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处，谓之黄道。又有月行之道，与日道相近，交路而过，半在日道之里，半在日道之表。其当交则两道相合，交去极逺处，两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致日月之法，陈祥道曰：「汉书谓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夏至日在东井而北，近极星，则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牵牛而南，逺极星，则晷长，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娄，秋分日在角，而中于极星，则景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为暑。隂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隂胜，故为凉为寒。若日失节于南，则晷过而长，为常寒矣。失节于北，则晷退而短，为常燠矣。此四时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东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于黄道之傍。立春、春分，循靑道，上▯在东井，圆于角，下▯于牵牛。立秋、秋分，循白
译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就有了冬天和夏天。
蔡邕的传文说：太阳有固定的轨道，月亮有九条运行路线。固定的轨道，就是黄道。太阳运行到北边的东井宿，距离天极最近；运行到南边的牵牛宿，距离天极最远；运行到东边的角宿，西边的娄宿，距离天极适中，就是这样。九条运行路线，是指两条黑道从黄道北面分出，两条赤道从黄道南面分出，两条白道从黄道西面分出，两条青道从黄道东面分出，加上黄道本身，一共是九条路线。太阳运行到最南边的牵牛宿，就是冬至；运行到最北边的东井宿，就是夏至；南北适中，东边到角宿，西边到娄宿，就是春分和秋分。月亮在立春、春分时沿着青道运行，在立秋、秋分时沿着白道运行，在立冬、冬至时沿着黑道运行，在立夏、夏至时沿着赤道运行。这就是所说的“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就有了冬天和夏天”。
《考索》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五百八十九分，其中一百四十五度半覆盖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它的两端称为南极和北极，北极高出地面三十六度，南极没入地下三十六度。两极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半多一点。环绕北极直径七十二度的区域，经常可见而不隐没，称为上规；环绕南极七十二度的区域，经常看不见，称为下规。赤道环绕天穹，距离南北两极各九十一度少一点。黄道，是太阳运行的轨道，一半在赤道外，一半在赤道内，与赤道在东边相交于角宿五度稍弱处，在西边相交于奎宿十四度稍强处。它超出赤道外最远的地方，距离赤道二十四度，即斗宿二十一度处。它进入赤道内最远的地方，也是二十四度，即井宿二十五度处。北极规道运行的度数，太阳在南至时位于斗宿二十一度，距离天极一百十五度稍强，这是太阳影子向南距离天极最远的时候，所以影子最长。黄道在斗宿二十一度处，日出在辰时，日入在申时，太阳白天在地面上运行一百四十六度多一点，所以白天短；夜晚在地下运行二百一十九度稍弱，所以夜晚长。从南至之后，太阳距离天极稍近，所以影子稍短；太阳白天在地面上运行的度数稍多，所以白天稍长；夜晚在地下运行的度数稍少，所以夜晚稍短。太阳所在的度数稍偏北，所以日出稍偏北，直到夏至，太阳在井宿二十五度，距离天极六十七度稍强，这是太阳最北、距离天极最近的时候，所以影子最短。黄道在井宿二十五度处，日出在寅时，日入在戌时，所以太阳也是日出在寅时，日入在戌时。太阳白天在地面上运行二百一十九度稍弱，所以白天长；夜晚运行一百四十六度多一点，所以夜晚短。从夏至之后，太阳距离天极稍远，所以影子稍长；太阳白天在地面上运行的度数稍少，所以白天稍短；夜晚在地下运行的度数稍多，所以夜晚稍长。太阳所在的度数稍偏南，所以日出稍偏南，直到南至又回到初始状态。这是太阳冬至和夏至的度数，斗宿二十一，井宿二十五，南北相应四十八度。春分时太阳在奎宿十四度稍强处，秋分时太阳在角宿五度稍弱处，这是黄道和赤道相交的中间点，距离天极都是九十一度稍强，南北位置在斗宿二十一和井宿二十五的中间，所以影子长度处于冬至和夏至长短的中间。奎宿十四、角宿五，日出在卯时，日入在酉时，太阳也是日出在卯时，日入在酉时，太阳白天在地面上运行，夜晚在地下运行，都是一百八十二度半多一点，所以白天出现和夜晚隐没的时间都是五十刻，称为昼夜相等。这是太阳春分和秋分的度数。
《后汉书·律历志》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就有了冬天和夏天。冬夏之间，就有了春天和秋天。因此太阳运行在北陆，称为冬天；在西陆，称为春天；在南陆，称为夏天；在东陆，称为秋天。太阳轨道向南，距离天极越远，它的影子就越长。距离远且影子长到了极点，冬天就到了。太阳轨道收敛向北，距离天极越近，它的影子就越短。距离近且影子短到了极点，夏天就到了。两次至日的中间，轨道齐平，影子端正，就是春分和秋分。”
唐代孔颖达说：“南北两极中间的地方，称为赤道，距离南北两极各九十一度。春分时太阳运行在赤道上，从此逐渐向北。夏至时，在赤道以北二十四度，距离北极六十七度，距离南极一百一十五度。从夏至以后，太阳逐渐向南，到秋分时又回到赤道，与春分相同。冬至时，运行在赤道以南二十四度，距离南极六十七度，距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太阳运行的地方，称为黄道。还有月亮运行的轨道，与太阳轨道相近，交叉而过，一半在太阳轨道里面，一半在太阳轨道外面。当交叉时两条轨道相合，在距离天极最远的地方，两条轨道相距六度。这是太阳和月亮运行轨道的大致情况。”
关于测定太阳位置的方法，陈祥道说：“《汉书》说太阳有固定的轨道，月亮有九条运行路线。固定的轨道，就是黄道。夏至时太阳在东井宿而偏北，靠近北极星，所以日影短，因此立八尺高的表杆，影子长一尺五寸。冬至时太阳在牵牛宿而偏南，远离北极星，所以日影长，因此立八尺高的表杆，影子长一丈三尺。春分时太阳在娄宿，秋分时太阳在角宿，而处于北极星的中间，所以影子适中，因此立八尺高的表杆，影子长七尺三寸六分。太阳，属阳。阳气起作用，太阳就向北进，白天就变长，阳气占优势，所以温暖炎热。阴气起作用，太阳就向南退，白天就变短，阴气占优势，所以凉爽寒冷。如果太阳在南边失去节律，日影就会过长，就会常年寒冷。在北边失去节律，日影就会过短，就会常年炎热。这是四季测定太阳位置的方法。”月亮的九条运行路线，在东西南北，有青、白、赤、黑四条道各两条，从黄道旁边分出。立春、春分时，沿着青道运行，上端在东井宿，圆转于角宿，下端在牵牛宿。立秋、秋分时，沿着白道
道，上▯在牵牛，圆于娄，下▯在东井。立冬、冬至，从黒道。立夏、夏至，从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二望，而常在▯者，以月入八日与不尽八日，得隂阳之正平故也。然日之与月，隂阳尊卑之辨，若君臣然。然观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劳。臣近君则威损，逺君则▯盛。威损与君异，▯盛与君同。月逺日则其光盈，近日则其明阙。未望则出西，既望则出东。则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盖足信矣。
译太阳，上弦在牵牛宿，圆满在娄宿，下弦在东井宿。立冬、冬至时，太阳行于黑道；立夏、夏至时，太阳行于赤道。古人推求月亮的运行，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春分、秋分；不在春分、秋分、上弦、下弦，而常在初八或二十三左右，这是因为月亮进入八日或不足八日时，能得到阴阳的正中平衡的缘故。然而太阳与月亮，有阴阳尊卑的区别，就像君臣一样。观察君主居中而安逸，臣子旁行而辛劳。臣子靠近君主则威势受损，远离君主则气势旺盛。威势受损与君主不同，气势旺盛与君主相同。月亮远离太阳则其光芒盈满，靠近太阳则其光明缺损。未过上弦则月亮出于西方，已过下弦则月亮出于东方。那么太阳有固定的中道，月亮有九条运行轨道，这确实是可以相信的。
愚按：所谓冬至日在斗，夏至日在井，春分日在奎，秋分日在角者，以东西天纬言之，日行黄道，比天行一日为退一度，故分至之日各得其所在之宿。其曰冬至去极百十五度，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者，以南北天经言之，亦以日行黄道，日退一度，积而至于分至之日，各有进退之所。但尧时冬至日在虚一度，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今冬至又在箕八度，此岁差使然也。诸▯止据《汉志》而言，恐未为宻。
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蔡氏曰：「洛邑天地之中，故谓之土中。」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则日东景夕，多风；日西景朝，多隂；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长，多寒。洛，天地之中，风雨之所防，隂阳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则四方朝聘贡赋，道里均焉，故谓之土中。」
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隂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郑司农云：「日南，谓立表处大南，近日也；日北，谓立表处大北，逺日也；景夕，谓日昳景乃中，立表处大东，近日也；景朝，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大西，逺日也。」郑▯谓：「昼漏半而置土圭表，隂阳审其南北；景短于土圭，谓之日南，是地于日为近南也；景长于土圭，谓之日北，是地于日为近北也；东于土圭，谓之日东，是地于日为近东也；西于土圭，谓之日西，是地于日为近西也。」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为正。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为然。」度景之法，必于夏至昼漏半为之，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
陈祥道曰：「先儒谓天地相距八万里，其升降也不过三万里之中。日景于表移一寸，则于地差千里。张衡、周髀之▯皆然。惟宋何承天曰：『六百里而差一寸』，后魏信都芳曰：『千里而差四寸』，则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考索曰：「古者土圭必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东西二表亦如之。以四表眀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
王昭禹曰：「土圭横植于地，于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与土圭相齐，无过不及，然后见地之中。」
周礼图》曰：日南则景短多暑，据中土圭之南，土圭而言也。夏昼漏半，土圭在南得尺四寸，景不满尺五寸，不与圭等，是于日为近南也，故云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据中土圭之北，土圭而言也。夏昼漏半，土圭在北得尺六寸，景过于尺五寸，不与土圭等，是于日为近北也，故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西则景朝多隂者，据中土圭之西，土圭而言之，是于日为近西也。夏昼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时，土圭在西者，日未中乃得朝时之景，故曰日西则景朝多隂。日东则景夕多风者，据中土圭之东，土圭而言之，是于日为近东也。夏昼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时，土圭在东者，日已昳矣，乃得夕时之景，故云日东则景夕多风。
周公度日景，置五圭于颍川阳城，置一土圭为中。中土圭之南千里，置一土圭；中土圭之北千里，置一土圭；东去千里，置一土圭；西去千里，置一土圭。为五圭，天地相距八万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之升降，不过三万里之中；自地以至日，不过一万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测之，盖日景于圭差一寸，则差千里。先王以四表明中表正之，以中表定四方之中。在地则无道里逺近之不均，在天则无寒暑风雨隂阳之不和，然后建王国焉。匠人所谓「昼参诸日景，夜考诸极星」，盖如此也。《易》防为风，盖风之所属者，东方也。
<经部,书类,尚书通考,卷十>
愚按：立表必八
译我按：所谓冬至日在斗宿，夏至日在井宿，春分日在奎宿，秋分日在角宿，这是从东西天纬的角度来说的。太阳运行于黄道，相比天体每日运行后退一度，所以二分二至之日，太阳各得其所在的星宿。至于说冬至日距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距离北极六十七度，这是从南北天经的角度来说的，也是因为太阳运行于黄道，每日后退一度，累积到二分二至之日，各有进退的位置。只是尧时冬至日在虚宿一度，《月令》中冬至日在斗宿二十二度，如今冬至日又在箕宿八度，这是岁差造成的。诸家仅依据《汉书·天文志》而言，恐怕不够精密。
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蔡氏说：“洛邑是天地之中，所以称为土中。”
王氏说：“成王想要建都洛邑，从天象来说，太阳在东方时影子在西方，多风；太阳在西方时影子在东方，多阴；太阳在南方时影子短，多暑；太阳在北方时影子长，多寒。洛邑是天地之中，是风雨所防范、阴阳所调和的地方。从人事来说，四方朝聘贡赋，道路里程均等，所以称为土中。”
《周礼·大司徒》说：“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深浅，校正日影以求得地中。太阳在南方则影子短，多暑；太阳在北方则影子长，多寒；太阳在东方则影子在西方，多风；太阳在西方则影子在东方，多阴。冬至日影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这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时相交的地方，风雨会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这样百物阜盛安宁，于是建立王国。”
郑司农说：“日南，是指立表的地方太靠南，离太阳近；日北，是指立表的地方太靠北，离太阳远；景夕，是指太阳偏西时影子才居中，立表的地方太靠东，离太阳近；景朝，是指太阳未正中时影子已居中，立表的地方太靠西，离太阳远。”郑氏说：“白天漏刻过半时放置土圭和表，阴阳审察其南北；影子短于土圭，称为日南，这是地方离太阳偏南；影子长于土圭，称为日北，这是地方离太阳偏北；影子偏东于土圭，称为日东，这是地方离太阳偏东；影子偏西于土圭，称为日西，这是地方离太阳偏西。”凡是日影在地上，千里相差一寸；影子长一尺五寸的，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因此取一半，得到地中。王畿方圆千里，取象于日，一寸为正。郑司农说：“土圭长一尺五寸，在夏至日立八尺的表，其影子恰好与土圭相等，称为地中，如今颍川阳城就是这样。”测量日影的方法，必须在夏至日白天漏刻过半时进行，取日正午，才能得到端正笔直。
陈祥道说：“先儒认为天地相距八万里，其升降也不过在三万里之中。日影在表上移动一寸，则在地理上相差千里。张衡、《周髀算经》的说法都是如此。只有宋代的何承天说：‘六百里相差一寸’，后魏的信都芳说：‘千里相差四寸’，那就是二百五十里相差一寸。”《考索》说：“古代土圭必须竖立五根表，地中竖立中表，向南千里竖立南表，向北千里竖立北表，东西两表也如此。用四表来表明中表的端正，用中表来测定四方的中心。”
王昭禹说：“土圭横植于地，在圭的端头立表，以表端的日影与土圭相齐，无过无不及，然后可见地中。”
《周礼图》说：日南则影短多暑，是依据中土圭的南方，从土圭的角度来说的。夏至日白天漏刻过半，土圭在南边得到一尺四寸，影子不满一尺五寸，不与圭相等，这是地方离太阳偏南，所以说日南则影短多暑。日北则影长多寒，是依据中土圭的北方，从土圭的角度来说的。夏至日白天漏刻过半，土圭在北边得一尺六寸，影子超过一尺五寸，不与土圭相等，这是地方离太阳偏北，所以说日北则影长多寒。日西则影朝多阴，是依据中土圭的西方，从土圭的角度来说的，这是地方离太阳偏西。夏至日白天漏刻过半，中土圭的影子得正时，土圭在西边的，太阳未正中才得到早晨的影子，所以说日西则影朝多阴。日东则影夕多风，是依据中土圭的东方，从土圭的角度来说的，这是地方离太阳偏东。夏至日白天漏刻过半，中土圭的影子得正时，土圭在东边的，太阳已偏西才得到傍晚的影子，所以说日东则影夕多风。
周公测量日影，在颍川阳城放置五块土圭，放置一块土圭作为中圭。中土圭的南边千里，放置一块土圭；中土圭的北边千里，放置一块土圭；向东千里，放置一块土圭；向西千里，放置一块土圭。共五块土圭，天地相距八万里。先王立八尺的表，来测量日影。天地的升降，不过在三万里之中；从地到太阳，不过一万五千里。用一尺五寸的土圭测量，大概日影在圭上相差一寸，则地理相差千里。先王用四表来表明中表的端正，用中表来测定四方的中心。在地上就没有道路里程远近的不均，在天上就没有寒暑风雨阴阳的不和，然后建立王国。《考工记·匠人》所说的“白天参验日影，夜晚考察极星”，大概就是这样。《易经》说巽为风，大概风所归属的是东方。
我按：立表必须八
隋志，祖暅错综经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验昏旦定刻漏分辰次，及立仪表于准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于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极枢，而立北表，令参相直。三表皆以悬准定，乃观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当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观中表而知所偏，中表在西，则立表处在地中之东也。当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东方半体，乃立表于中表之东，名曰东表，令东表与日及中表参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体，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从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参相直。乃观三表，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之北。进退南北，求三表直正东西者，则其地处中，居夘酉之正也。梁天监中，祖暅造八尺铜表，其下与圭相连，上为沟置水，以取平正，揆测日景，求其盈缩。
又考《灵曜》《周髀》张衡《灵宪》及郑▯注《周官》并云：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测景，夏至之日，景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遥取阳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计阳城去交州路当万里，而景实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测，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当一尺一寸七分彊。后魏信都芳注《周髀》四术，称永平元年戊子，当梁天监之七年，见洛阳测景，又见公孙崇集诸朝士共观秘书景，同是夏至日，其中景皆长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当千里，而景差四寸，则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况人路迂回，山川登降，方于鸟道，所校弥多，则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王賔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蔡氏曰：「太室淸庙，中央室祼灌也。以圭瓒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颖达曰：「太室，室之大者，故为淸庙。庙有五室，中央曰太室。」
王肃云：「太室，淸庙中央之室，淸庙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
诗序》：「淸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郑注：「淸庙者，祭有清明之徳者之宫也，谓祭文王也。天徳清明，文王象焉。」杜预云：「清庙，肃然淸净之称也。」朱子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乐歌。」言：「于穆哉，此清静之庙。」又曰：「《书》称『王在新邑，烝祭嵗，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实周公摄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辞也。」《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茍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焉。」《乐记》曰：「清庙之瑟，朱▯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郑氏曰：「朱▯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疏之使声迟也。唱▯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耳。」汉因秦乐，干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乱人声，欲在位徧闻之，犹古淸庙之歌也。
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周谓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庙。飨射养老、教学▯士，皆于其中。故取其宗祀之淸静，则曰淸庙；言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则曰辟雍。虽各异名，而事实一也。」袁准《正论》明堂、宗庙、太学，各有所为，而儒者合为一体，失之逺矣。宗庙之中，人所致敬，幽▯清静，▯神所居，而使众学处焉，飨射于中，入▯慢黩，囚俘截耳，以千▯神，非其礼也。茅茨采椽，至质之物，建日月，乘玉辂，以处其中，非其▯也。夫宗庙，▯神之居，祭天而于人▯之室，非其处也。王者五门，宗庙在一门之内，若在庙而张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众多，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
考工记》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译《隋书·经籍志》记载，祖暅综合各种经书注释，来推算地中的位置。他的方法说：先观测黄昏和黎明来确定刻漏、划分时辰次序，并在水平平整的地方树立标杆，称为南表。在日中时分，刻漏注水，再在南表影子的末端树立一根标杆，称为中表。夜晚依据中表来仰望北极星枢，并树立北表，使三根标杆相互成一直线。三根标杆都用悬垂的准绳来校准，然后观察三根标杆是否成一直线，如果成一直线，那么树立标杆的地方就是子午线的正位。如果三根标杆弯曲，说明地点偏僻。每次观察中表就知道偏向哪里，中表在西边，那么树立标杆的地方就在地中的东边。应当再向西寻找地中，取三根标杆成一直线的地方作为地中的正位。又在春秋二分之日，太阳刚从东方升起一半时，在中表的东边树立标杆，称为东表，使东表与太阳及中表相互成一直线。这天傍晚，太阳落入西方一半时，又在中表的西边树立标杆，称为西表，也是从中表向西望，使西表及太阳相互成一直线。然后观察三根标杆，三根标杆成一直线，就是地南北的中点。如果中表稍微偏南，那么所测的地方就在卯酉线的南边；中表稍微偏北，那么所测的地方就在卯酉线的北边。进退南北，寻求三根标杆成一直线且东西端正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处于正中，位于卯酉线的正位。梁天监年间，祖暅制造了八尺高的铜表，下面与圭相连，上面开沟放置水，以取得水平，测量日影，寻求其长短的变化。
又考证《灵曜》《周髀算经》、张衡的《灵宪》以及郑玄注释的《周官》都说道：日影在地面上每千里相差一寸。查考宋元嘉十九年壬午年，派使者前往交州测量日影，夏至那天，影子出现在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远远选取阳城，说夏至日影一尺五寸，计算阳城距离交州的路程应当是万里，而日影实际相差一尺八寸二分，这是六百里相差一寸。又梁大同年间，两次至日所测，用八尺表来测量，夏至应当是一尺一寸七分多。后魏信都芳注释《周髀算经》四术，称永平元年戊子年，相当于梁天监七年，在洛阳测量日影，又看见公孙崇召集各位朝士共同观看秘书省测量的日影，同是夏至日，其中的日影都长一尺五寸八分。由此推算，金陵距离洛阳南北大约千里，而日影相差四寸，那么二百五十里日影就相差一寸。况且人走的路迂回曲折，山川高低起伏，与直线相比，差别更多，那么千里相差一寸的说法不足以依据。
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蔡氏说：“太室是清庙，中央的室进行祼灌。用圭瓒酌取秬鬯，灌地来降神。”
孔颖达说：“太室，是最大的室，所以称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的称为太室。”
王肃说：“太室，是清庙中央的室，清庙是神灵所在的地方，所以王进入太室进行祼灌。”
《诗序》说：“《清庙》，祭祀文王。”周公建成洛邑后，朝见诸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郑玄注说：“清庙，是祭祀有清明之德的君王的宫室，指祭祀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之。”杜预说：“清庙，是肃然清净的称呼。”朱熹说：“这是周公建成洛邑而朝见诸侯，因而率领他们祭祀文王的乐歌。”说：“多么庄重啊，这清静的庙宇。”又说：“《尚书》称‘王在新邑，举行岁祭，文王用一头赤牛，武王用一头赤牛’。实际上是周公摄政的第七年，而这是升歌的歌词。”《书大传》说：“周公升歌《清庙》，如果在庙中，曾经见过文王的人，肃然好像又见到了文王。”《乐记》说：“清庙的瑟，朱弦而疏越，一人唱而三人叹，有遗音。”郑氏说：“朱弦练则声音浊，越是瑟底的孔，疏之使声音迟缓。唱是歌句，三叹是三人跟着叹息。”汉朝沿袭秦朝音乐，干豆上奏，登歌独上，唱歌不用管乐扰乱人声，想让在位的人都听到，就像古清庙的歌一样。
蔡邕《明堂章句》说：“明堂，是天子的太庙，用来宗祀。周朝称为明堂，东边叫青阳，南边叫明堂，西边叫总章，北边叫玄堂，中间叫太室。人君面南，所以主要用明堂命名，在其五堂的中央，都叫太庙。飨射养老、教学选士，都在其中。所以取其宗祀的清静，就叫清庙；说其正室的貌，就叫太庙；取其尊崇，就叫太室；取其堂，就叫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就叫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就叫辟雍。虽然名称各异，但事实是一样的。”袁准《正论》说明堂、宗庙、太学，各有所为，而儒者合为一体，失之远矣。宗庙之中，是人所致敬的地方，幽静清静，神灵所居，而让众学处焉，飨射于中，入慢黩，囚俘截耳，以千神灵，非其礼也。茅茨采椽，至质之物，建日月，乘玉辂，以处其中，非其宜也。夫宗庙，神灵之居，祭天而于人神之室，非其处也。王者五门，宗庙在一门之内，若在庙而张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众多，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
《考工记》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通典》曰：东西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髙九尺，于一堂之上为五室。每一室广一丈八尺，每室开四门。门旁各有窻。九阶外有四门，门之广二丈一尺。门两旁各筑土为堂，南北四十二尺。其堂上各为一室，南北丈四尺，东西丈八尺。其宫室墙壁以蜃蛤灰饰之。
译凡是宫室，面积相当于两张席子的大小。《通典》说：东西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那堂的高度为九尺，在一座堂上建有五间室。每一间室的宽度为一丈八尺，每间室开设四扇门。门的旁边各有窗户。九级台阶之外有四扇门，门的宽度为二丈一尺。门的两侧各自用土筑成堂，南北长四十二尺。那堂上各建有一间室，南北长一丈四尺，东西宽一丈八尺。那宫室的墙壁用蚌壳灰加以装饰。
大戴礼》明堂九室，室有四户，八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盖以茅，上圆下方，其外水，名辟雍。
明堂月令▯云：「堂髙三丈，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户，八牖。」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防也。屋圜径二百一十六尺，干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隂阳九六之变，且圎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室髙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髙三丈，以应三统。四乡五邑，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应节气也。
淳于登▯云：「明堂在国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已之地。」
或问朱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亦天天亦帝，而分祭何也？」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只祭之，故谓之帝。」
朱子眀堂▯曰：「论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窃意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东之中为靑阳太庙，东之南为青阳右个，东之北为靑阳左个。南之中为明堂太庙，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西之中为总章太庙，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北之中为▯堂太庙，北之东【即东之北】为▯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为▯堂左个。中是为太庙太室，凡四方之太庙异方所，其左个右个则靑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总章之左个也。緫章之右个乃▯堂之左个，▯堂之右个乃靑阳之左个也。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太庙太室则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此恐是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氏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周礼》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郑注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国也，属天子；参之一者，亦然。」
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又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赵氏曰：古者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通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头，兵车一乘。故《周礼》甸读为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除山川沟壑、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之属，定出赋六十四万井，兵车万乘。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内，《周礼》所谓都鄙也，虽上公不过百里，公赋六万四千井，兵车千乘。诸侯之国，则畿外五等之封也，大国亦不过百里，出赋六万四千井，兵车千乘。诸侯之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六千四百井，兵车百乘。
南轩曰：方千里者，先儒以为王畿方千里，积百同九百万夫之地，是也。盖方千里，则为方百里者百，为田百万井，九百万夫之地，受田者八百万夫，百倍诸侯之国。夫如是，而后可以为天子都畿，镇抚天下，而卿大夫元士之采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以其田言之也。独以其田言之，则地虽有广狭之不齐，山林川泽之相间，而制田之多寡则自若也。而《王制》谓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者，则传者之失矣。《周礼》所载，往往与此不同。如曰：「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
译《大戴礼记》记载，明堂有九间屋子，每间屋子有四扇门、八扇窗，总共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屋顶用茅草覆盖，形状上圆下方，外围有水池，名叫辟雍。
《明堂月令》说：“堂高三丈，东西长九筵，南北长七筵。有九间屋子，十二个厅堂。每间屋子有四扇门，八扇窗。”又说：“堂的面积是百四十四平方尺，这是坤卦的界限。屋顶圆形直径二百一十六尺，这是乾卦的策数。”太庙和明堂的面积是三十六平方丈，通天屋的直径是九丈，这是阴阳九六的变化，并且圆形覆盖方形，承载六九的道理。八扇门象征八卦，九间屋子象征九州，十二个宫室对应十二时辰。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是用每间屋子的四扇门、八扇窗乘以九间屋子得来的。门都设在外面且不关闭，表示天下不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这是黄钟九九相乘的结果。二十八根柱子排列在四方，也是二十八宿的象征。堂高三丈，以对应三统。四方五邑，各自象征五行。外围宽二十四丈，以对应节气。
淳于登说：“明堂位于国都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方位的地方。”
有人问朱熹：“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上帝也是天，天也是上帝，为什么要分开祭祀呢？”朱熹说：“筑坛祭祀，所以称为天；在屋下祭祀而用神主牌位祭祀，所以称为帝。”
朱熹论明堂说：“论述明堂制度的不止一家，我私下认为应当有九间屋子，如同井田的制度。东面中间是青阳太庙，东面南边是青阳右个，东面北边是青阳左个。南面中间是明堂太庙，南面东边【即东面南边】是明堂左个，南面西边【即西面南边】是明堂右个。西面中间是总章太庙，西面南边【即南面西边】是总章左个，西面北边【即北面西边】是总章右个。北面中间是玄堂太庙，北面东边【即东面北边】是玄堂右个，北面西边【即西面北边】是玄堂左个。中间是太庙太室，凡是四方太庙所在方位不同，其左个右个则是青阳的右个就是明堂的左个，明堂的右个就是总章的左个。总章的右个就是玄堂的左个，玄堂的右个就是青阳的左个。只是随着当时方位开门罢了。太庙太室则在每个季度的十八天，天子居住在那里。古人制定制度多采用井田的遗意，这恐怕是对的。”
分封爵位只有五等，划分土地只有三等。
蔡氏说：“分封爵位只有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划分土地只有三等，即公、侯封地百里，伯封地七十里，子、男封地五十里，这是三等。”
《周礼》大司徒记载：“诸公的土地，疆域方圆五百里，其中供自己享用的占一半；诸侯的土地，疆域方圆四百里，其中供自己享用的占三分之一；诸伯的土地，疆域方圆三百里，其中供自己享用的占三分之一；诸子的土地，疆域方圆二百里，其中供自己享用的占四分之一；诸男的土地，疆域方圆百里，其中供自己享用的占四分之一。”郑玄注说：“供自己享用的占一半，是指公所征收的租税得到一半，另一半都是附属的小国，隶属于天子；占三分之一的情况，也是如此。”
《王制》说：“王者制定爵禄，公、侯、伯、子、男，共五等。诸侯的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天子的田地，方圆千里；公侯的田地，方圆百里；伯的田地七十里；子、男的田地五十里。”
孟子说：“天子一个等级，公一个等级，侯一个等级，伯一个等级，子和男同一个等级，共五等。”又说：“天子的制度，地方方圆千里；公和侯都是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和男五十里，共四等。”
赵氏说：古代方圆一里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一甸有六十四井，五百十二户人家，总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头，兵车一乘。所以《周礼》中甸读作乘。天子畿内方圆千里，总共有百万井，除去山川沟壑、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之类，实际出赋税的有六十四万井，兵车万乘。天子的公卿采地在畿内，就是《周礼》所说的都鄙，即使是上公也不过百里，公的赋税有六万四千井，兵车千乘。诸侯的国家，则是畿外五等的封地，大国也不过百里，出赋税六万四千井，兵车千乘。诸侯的大夫采地，大的也不过出六千四百井，兵车百乘。
南轩说：方圆千里，先儒认为王畿方圆千里，积累百同九百万夫的土地，这是对的。因为方圆千里，就是方圆百里的百倍，田地百万井，九百万夫的土地，受田的有八百万夫，是诸侯国家的百倍。只有这样，才能作为天子的都城畿内，镇抚天下，而卿大夫元士的采地都能有所容纳。所以公侯的方圆百里，伯的七十里，子男的五十里，都是以田地来说的。只以田地来说，那么土地虽然有广狭的不齐，山林川泽的相间，而制定田地的多寡则自然如此。而《王制》说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占三分之一的，则是传述者的失误了。《周礼》所载，往往与此不同。如说：“诸公的土地，疆域方圆五百里，其中供自己享用的占一半；诸侯的土地，疆域方圆
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盖不知分田建国之意，迁就而为此▯耳。要当以孟子为正。夫在孟子时，已去其籍，又更秦絶灭之余，《周官》之书存者无几矣。今时所传，先儒以为杂出汉儒一时之傅防，是不可以不考也。
译方圆四百里的诸侯国，其供食用的土地占三分之一；诸伯的封地，疆域方圆三百里，其供食用的土地占三分之一；诸子的封地，疆域方圆二百里，其供食用的土地占四分之一；诸男的封地，疆域方圆百里，其供食用的土地占四分之一。这大概是不了解分田建国的本意，迁就而做出的这种规定罢了。应当以孟子的说法为准。因为在孟子时代，已经失去了相关的典籍，再加上秦朝焚书绝灭之后，《周官》一书保存下来的已经不多了。现在所流传的版本，先代儒者认为是杂出于汉代儒生一时的附会伪造，这是不可以不加以考证的。
朱子曰：「孟子之▯，与《周礼》《王制》不同，盖不可考阙之可也。」
程子曰：「孟子之时，去先王未逺，载籍未经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闻其详。今之礼书，皆掇拾于煨烬之余，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傅防。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然则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复矣。」
陈祥道曰：「书」言舜之受禅曰：「辑五瑞，修五玉，复五器。」言武王之政由旧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则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郑氏释《王制》谓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无子男，以微子、箕子为畿内之爵。公羊释《春秋》变周合伯子男皆称子，岂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称其徳；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徳异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于百里，子男之地同于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异，故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之地方四百里，诸伯之地方三百里，诸子之地方二百里，诸男之地方百里。盖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广封也。正封则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于盛而无所屈，卑者嫌于削而无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从侯，男之地必上而从子。至于广封，则于上之政令有所统而不烦，下之职贡有所附而不费，又非诸侯得以擅之也。尊者不嫌于太多，卑者不嫌于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异于侯，男之地止百里而异于子也。民功曰庸，朝防曰合，谓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后有功于民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诸侯之地象雷震，则《周官》所谓五百里以至百里为附庸，明矣。
千乗之国，陈祥道曰：大司马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司马法》：“甸方八里，出长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长毂一乗。”古者或以甸为乗，或以乘为甸。以甸为乘，稍人掌丘乘之政令。《礼记》：“惟社丘乗粢盛是也。”以乗为甸，《春秋》：“孙良夫乗衷甸两牡是也。”盖乗者甸之赋，甸者乗之地。甸方八里，据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沟涂言之，其实一也。《易》曰：“震惊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封于鲁，太公封于齐，俭于百里。《春秋传》曰：“列国一同。”《坊记》曰：“制国不过千乘。”语曰：“道千乘之国。”盖诸侯之地不过百里，车不过千乗。以开方之法计之，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为方一里者万，方一里者百，其赋十乘；方一里者万，则其赋千乗。然赋虽至于千乗，而军不过三军五百乘而已，则五百乗三乡之所出也。千乘阖境之所出也。何则？乡万二千五百家，合三乡则三万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则三军为三万七千五百人。《司马法》：“兵车一乗，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则一卒所余在后车矣。后卒复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为一车。士卒则所余五十人，又在后车矣。凡三卒而车四乗，三旅而车二十乗，三师而车百乗，三军而车五百乗。由此推之，天子六军则车千乗矣。此车人参两以相联纠之法也。《诗》曰：“公车千乗。”又曰：“公徒三万。”则千乘之赋，岂特三军而已哉？郑氏据《司马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乗，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贾公彦遂以此为畿内之法，以甸出长毂一乗，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为邦国。之法，然《周官》之于调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余子与竭作。未闻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贾公彦言出军之法，先六乡，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征兵于诸侯；不止，则诸侯阖竟出焉。所谓千乗之赋也。然先王之于天下，大则有方伯，小则有连帅，其待卒应变，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适其事之逺近而已。方伯连率所不能克，然后乡遂之士应之。《周官》曰：“王之
译朱子说：“孟子所论述的制度，与《周礼》《王制》不同，大概是因为这些制度已不可考证，存疑即可。”
程子说：“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先王并不久远，典籍也未经过秦朝的焚毁，然而分封爵位和俸禄的制度，已经听不到详细的记载了。如今的礼书，都是从灰烬中搜集残篇而来，而且多出自汉代儒生一时的附会编造。怎么能够完全相信它们，并逐句为之解释呢？那么，那些制度本来就不可能一一恢复原貌了。”
陈祥道说：《尚书》记载舜接受禅让时说：“整理五种瑞玉，修整五种玉器，恢复五种礼器。”记载武王政令遵循旧制时说：“爵位分为五等，封地分为三等。”那么从唐尧到周朝，五等爵位是一致的。郑玄解释《王制》认为，商朝沿袭夏朝的爵位，有公、侯、伯，而没有子、男，以微子、箕子作为王畿内的爵位。《公羊传》解释《春秋》中周朝将伯、子、男合并，都称为子，难道真是这样吗？爵位分为五等，是为了称颂他们的德行；封地分为三等，是为了区分他们的功劳。德行不同而功劳有相同之处，所以公和侯的封地都是百里，子和男的封地都是五十里。封地相同而附庸有所差异，所以诸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诸侯的封地方圆四百里，诸伯的封地方圆三百里，诸子的封地方圆二百里，诸男的封地方圆百里。这三等封地是正式的封疆，五等附庸是扩展的封疆。正式封疆意味着每一寸土地都是他的领土，每一个百姓都是他的臣民，尊贵者担心权势太盛而没有谦让，卑贱者担心被削弱而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公的封地必须向下顺从侯，男的封地必须向上顺从子。至于扩展的封疆，对上政令有所统属而不繁琐，对下职贡有所依附而不耗费，而且不是诸侯可以擅自占有的。尊贵者不担心太多，卑贱者不担心太少，所以公的封地必须是五百里而与侯不同，男的封地止于百里而与子不同。民众的劳役称为庸，朝会聚合称为合，称为附庸，是因为有所依附然后才能为民众立功。古代天子的封地象征日月，诸侯的封地象征雷震，那么《周官》所说的五百里直到百里作为附庸，就很明白了。
关于千乘之国，陈祥道说：大司马凡是征发赋役，都根据土地和人口来制定。《司马法》说：“甸地方圆八里，出一辆长毂战车；又成地方圆十里，出一辆长毂战车。”古代有时把甸当作乘，有时把乘当作甸。把甸当作乘，稍人掌管丘乘的政令。《礼记》说：“只有社丘乘粢盛是这样。”把乘当作甸，《春秋》说：“孙良夫乘衷甸两牡是这样。”大概乘是甸的赋税，甸是乘的土地。甸地方圆八里，是从土地方面说的；成地方圆十里，是连同沟渠道路说的，其实是一样的。《易经》说：“震惊百里。”《王制》说：“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孟子》说：“诸侯没有百里，不足以守护宗庙的典籍。”周公封在鲁国，太公封在齐国，都少于百里。《春秋传》说：“列国一同。”《坊记》说：“制定国家不超过千乘。”俗话说：“治理千乘之国。”大概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战车不超过千乘。用开方法计算，方圆十里的是方圆一里的百倍，方圆百里的是方圆一里的万倍，方圆一里的百倍，其赋税是十乘；方圆一里的万倍，其赋税是千乘。然而赋税虽然达到千乘，但军队不过三军五百乘而已，这是五百乘由三个乡所出的。千乘是整个境域所出的。为什么呢？一个乡有一万二千五百家，合三个乡就是三万七千五百家。凡是征发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那么三军就是三万七千五百人。《司马法》说：“兵车一辆，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计七十五人。”那么一个卒所剩余的人就在后车了。后卒又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为一辆车。士卒所剩余的五十人，又在后车了。总共三个卒而战车四乘，三个旅而战车二十乘，三个师而战车百乘，三个军而战车五百乘。由此推算，天子六军则战车千乘了。这是战车人员参两相互联结纠合的方法。《诗经》说：“公车千乘。”又说：“公徒三万。”那么千乘的赋税，难道仅仅是三军而已吗？郑玄依据《司马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按照十家出一人的劳役，百家出十人的劳役。贾公彦于是把这作为王畿内的制度，以甸出一辆长毂战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作为邦国的制度，然而《周官》对于调发劳役，少的时候，每家出一人；多的时候，征发余子和全力劳作。没有听说过十家出一人的劳役，百家出十人的劳役的。贾公彦说出兵的方法，先征六乡，其次征六遂，其次征公邑都鄙，然后向诸侯征兵；如果还不够，那么诸侯就整个境域出兵。这就是所说的千乘赋税。然而先王对于天下，大的有方伯，小的有连帅，他们应对卒变，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各自适应事情的远近而已。方伯连帅所不能克服的，然后乡遂的士人响应。《周官》说：“天子的
大事，诸侯【缺】左传》：“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又曰：“诸侯敌王所忾，则出军之法，顾岂先虚其内以实其外哉？”马融曰：“千乗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竒，惟诸侯之封乃能容之。”其▯盖惑《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不知《周礼》之所言乃附庸也。
译关于军赋这一大事，诸侯【缺】《左传》说：“五侯九伯，你应当去征伐他们。”又说：“诸侯协助君王发泄愤慨，这是出兵的法度，难道会先削弱内部来充实外部吗？”马融说：“拥有千辆兵车的赋税，其土地面积为一千平方里，居住的地方方圆三百十六里有余，只有诸侯的封地才能容纳得下。”他大概是被《周礼》中“公的封地五百里，侯的封地四百里”的制度所迷惑，不知道《周礼》所说的其实是附庸小国。
田制赋乘图
司马法兵车一乘 凡百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四疋。
牛十二头，辎车一乘，炊家子十人。
固守衣装五人，廐养五人，樵汲五人。
右方百里为田万井私田八
百万亩合十万井公田之▯
论语》道千乘之国章解云：「马曰：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乗。然则千乗之赋，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虽大国之赋亦不过焉。」包曰：「千乘之国，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十井为乗，百里之国适千乗也。」融依《周礼》，包依《王制》，孟子义疑，故两存焉。
朱子曰：「车乘之▯疑马氏为可据。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马甲兵刍粮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给。」又曰：「此等处，只要识得古制大意，细微处亦不必大叚费力考究。」
愚按：融按《司马法》言，“千乗之赋，其地千成者，以私田而计夫家之所出也。”成方十里，为田百井，私田八万亩，为夫八百家。所谓“成出革车一乗者”，去公田而独计私田也。孟子《王制》言，“大国地方百里者，以公田而计分土之所入也。”百井之地，公田八千亩，亦为夫八十家，当私田十井之地。所谓“十井为乗者”，亦百井八百家之所具也。故以私田计之一乗，百井方十里，千乗则十万井，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以公田计之一乗，八千亩，千乗则八百万亩，当万井私田之▯，为方百里。二者皆纽计大▯如此，非谓十万井者必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为百里者必为田万井也。何氏设两存之疑，使学者无据，盖不知有公侯受地与夫家赋乗之异也。
愚按：无逸一篇，本以严敬怠之戒。敬则无逸，而有先王享国之安；不敬则逸，而有后王罔夀之危。是皆周公力陈往辙，以为▯鉴。今画为图，逸与无逸分布二方，一敬一怠，安危之应，愈益着明。覧者可以知为治之本矣。
周官图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廵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
蔡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衞也。六年一朝防京师，十二年王一廵守。」又曰：「周礼六服，诸侯有嵗一见者，与此不合。」唐孔氏曰：「计六年大集，应六服俱来，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为侯、甸、男、采、衞，盖以要服路逺，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寛言之而不▯也。」
周礼行人所掌六服之见嵗▯与此不同。
孔氏曰：「周制，十二年一廵守，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时廵
张氏曰：「周礼行人之职，是六年六服各一朝，今止言五服者，要服不必其来。周官又云：『十有二年王廵守殷国』，是五朝已更两朝矣。」
周礼》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嵗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嵗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嵗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嵗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嵗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嵗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寳为挚。
<经部,书类,尚书通考,卷十>
顾命图
尚书通考卷十
译田制赋乘图
《司马法》规定，兵车一乘，总共一百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四匹。
牛十二头，辎重车一乘，炊事人员十人。
负责固守衣装五人，饲养马匹五人，砍柴打水五人。
右方百里为田万井，私田八
百万亩合十万井，公田之〇
《论语》“道千乘之国”章的解说云：“马氏说：《司马法》规定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一成出一辆革车。那么千乘的赋税，其土地为一千成，占据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零，只有公侯的封地才能容纳，即使是大国之赋也不过如此。”包氏说：“千乘之国，是百里见方的国家。古代实行井田制，一平方里为一井，十井为一乘，百里见方的国家正好是一千乘。”融氏依据《周礼》，包氏依据《王制》，孟子的说法令人疑惑，所以两说并存。
朱熹说：“车乘的〇，怀疑马氏的说法可以依据。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马、甲兵、草料粮食都具备。恐怕不是八十家所能供给的。”又说：“这些地方，只要识得古代制度的大意，细微之处也不必大费力气去考究。”
我按：融氏依据《司马法》说，“千乘的赋税，其土地为一千成，是以私田来计算夫家所出的赋税。”一成方圆十里，为田百井，私田八万亩，为夫八百家。所谓“一成出一辆革车”，是除去公田而单独计算私田。孟子《王制》说，“大国地方百里的，是以公田来计算分土所入的赋税。”百井之地，公田八千亩，也为夫八十家，相当于私田十井之地。所谓“十井为一乘”，也是百井八百家所具备的。所以以私田计算，一乘对应百井方圆十里，千乘则对应十万井，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有零；以公田计算，一乘对应八千亩，千乘则对应八百万亩，相当于万井私田的〇，为方圆百里。两者都是这样的大致核算，并非说十万井必定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有零，方圆百里必定为田万井。何氏设立两说并存的疑惑，使学者无所依据，大概是不了解公侯受地与夫家赋乘的区别。
我按：《无逸》这一篇，本来是用来严厉警戒懈怠的。恭敬则不逸，而有先王享国长久的安定；不恭敬则逸，而有后王短命的危险。这些都是周公极力陈述过去的车辙，作为〇鉴。现在画成图，逸与无逸分布在两方，一敬一怠，安危的应验，更加显著明白。阅览的人可以知道治理国家的根本了。
周官图
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君王便按时巡行，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朝见方岳。
蔡氏说：“五服，是侯、甸、男、采、卫。六年朝见一次以防备京师，十二年君王巡行一次。”又说：“《周礼》六服，诸侯有每年朝见一次的，与此不合。”唐代孔氏说：“计算六年大集会，应该六服都来，而此文只说五服。孔氏以五服为侯、甸、男、采、卫，大概是因为要服路途遥远，外逼四夷，不一定常能按期到达，所以宽泛地说而不〇。”
《周礼》行人所掌管的六服朝见年限〇与此不同。
孔氏说：“周朝制度，十二年巡行一次，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所以说按时巡行。”
张氏说：“《周礼》行人的职责，是六年六服各朝见一次，现在只说五服，是因为要服不必其来。《周官》又说：‘十二年君王巡行殷国’，这是五朝已经更换两朝了。”
《周礼》大行人：邦畿方圆千里，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服，每年朝见一次，进贡祭祀物品。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进贡嫔妃物品。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进贡器物。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进贡服御物品。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进贡材木物品。再外方圆五百里，称为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进贡货物。九州之外，称为蕃国，世代朝见一次，各自以其所珍贵的宝物为挚礼。
<经部,书类,尚书通考,卷十>
顾命图
尚书通考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