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书经解义卷十一

译教导他的君主，行拜手稽首之礼，尊称君主并向他禀告说：“凡是具备这九种品德的人，擅长处理政务的，就让他担任处理政务的官职；擅长治理百姓的，就让他担任治理百姓的官职；擅长执行法律的，就让他担任掌管刑狱的官职。能够完全做到任用贤才的道理像这样，才能完全尽到作为君主的实际责任。如果不是以真诚的态度去考察九种品德的行为，只是凭空揣度人的面貌，以此来作为顺应道德的标准，就授予他们官职，那么在这三种官职中，哪里还会有贤才来胜任其职并尊崇侍奉上帝呢？大禹因为任用贤才建立政事，从而成就了夏朝的基业。假使夏朝的后代君王世世代代都以体恤贤才为心，那么直到今天依然可以非常强盛。为什么桀放纵邪恶的德行，不效法往昔先王任用贤才的事迹，只任用奸邪之人，因此导致夏朝灭亡而没有后代？我们不可以不借鉴夏朝的历史。可见祖宗因任用贤才而兴起，子孙因不任用贤才而灭亡，都是因为开创基业的君主能够体恤贤才，而守成之君很少体恤贤才。周公殷切地进献告诫，可以作为万世任用贤才、谋求治世的训诫了。”

译也到成汤升为天子，大治上帝光明的天命，于是任用三位常伯、常任、准人，他们能够胜任各自的职位；称为三位俊才，他们能够胜任各自的德行，恭敬地思考并作为大法，能够充分发挥三宅和三俊的作用。他在商都，使都城和睦协调；他在四方，使人们大加效法而显现出他的德行。

这一节书是说商王成汤因为懂得体恤而兴盛。陟，是升的意思。丕厘，是大治的意思。耿，是光明的意思。严惟丕式，是恭敬地思考并作为大法的意思。周公说：“自古懂得体恤的君主，夏王大禹之后，也到了商王成汤。由诸侯升为天子，知道典礼、命令、讨伐，都源于上天，大加治理并敦厚、任用、彰显、使用它们，使上帝光明的天命赫然昭著于天下。于是又能广泛寻求贤才，相助治理，所任用担任常伯、常任、准人官职的，称为三有宅的人，确实能够胜任职位而不荒废职责。所称为有常伯、常任、准人之才，称为三有俊的人，确实能够胜任德行而不虚浮其名。他了解得如此明了。然而不只是任用他们罢了，而且在心中恭敬思考，不敢稍有疏忽，又大加作为法式。每一项政令事务，必定遵循而不违背，确实能够充分发挥三宅和三俊的作用，使三宅中任职的人得以成就功绩，三俊中储备的人得以展现才能。他任用得如此专一。所以贤智之人奋发平庸之人，使民风达到大治。在商都附近观看感化的人，相亲相爱和睦，使都城协调。在远方向往仰慕的人，用来大加效法，如同亲眼见到君主的德行，而没有不顺从治理的。亲近的人观察得详细，他们的情态不容易整齐，而能使都城协调，则是纯厚的极致。遥远的人触及困难，他们的德行不容易普及，而能使人们大加效法显现德行，则是广大的极致。这都是因为成汤践行懂得体恤的道理，举用得当而人心信服，所以他的治理效果如此纯厚广大。做帝王的，能不以此为法则吗？”

唉！至于纣王，他的德行昏乱，崇尚刑罚，与那些以酷虐为德的人共同治理他的邦国，于是只有那些习惯于安逸纵乐的小人共同担任他的朝政。上帝恭敬地惩罚他，于是使我们周拥有夏朝，效法商朝接受天命，尽治理天下万民。

这一节书，是说商后王纣，因为不懂得体恤而灭亡。暋，是强横的意思；羞，是进用的意思，崇尚的意思。庶习，是群小近习的意思。伻，是使的意思；式，是用、效法的意思；奄，是尽的意思。周公又叹息着说：“商的后王，能以夏桀为戒，而世代效法成汤的懂得体恤，得到三宅三俊的贤才，充分发挥三宅三俊的作用，将显现在显赫的成汤子孙，而且至今还有光明的德行。奈何后王纣，他的德行昏乱，放弃贤人君子所担任的三事大臣，只进用崇尚刑罚，以酷虐为德的诸侯，与他们共同治理邦国。在禁近职位上列职的，只有众丑狎习，以纵逸为德的小人，与他们共同担任朝政，同恶相济，百姓不堪忍受。所以上帝恭敬地降下惩罚，而灭绝他们。于是使我们周拥有这些华夏，即使用商先王所受的天命，尽治理天下万民，井田牧地以供赋税，什伍编组以供职役，一如昔日夏朝灭亡而商朝兴起那样。我们周能不鉴戒于殷商吗！”三代以后，懂得体恤的人越来越少见，兴亡之际，怎能不令人感慨！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在于人主谨慎他的好恶取舍。

也到文王、武王能够了解三有宅的心，明察三有俊的心，以恭敬地侍奉上帝，设立百姓的长官。

这一节书是说周文王、武王的懂得体恤。周公说：“懂得体恤的君主，夏禹、商汤之后，也到了我们周的文王、武王。君臣之间，以心相信任。凡是授予职位的三有宅，就他们的经纶设施，真能审知他们心中所存的，都是公忠而可托付的。凡是储备任用的三有俊，就他们的议论风采，明察他们心中所蕴藏的，都是素来充裕而足以任用的，不只是谋虑于面貌而已。于是用这些三宅三俊之臣，来恭敬地侍奉上帝，或者代天理事，或者代天子民，或者代天守法，那么天的职事就没有荒废的。用这些三宅三俊之臣，来设立百姓的长官，或者率先治理民事，或者率先安定民生，或者率先纠察民恶，那么民情就没有不协调的。我们文王、武王所以践行懂得体恤的道理，而继承禹的旧业，对汤有光耀的，大要在乎此。大概文武的恭敬侍奉，就是禹的尊崇上帝、汤的大治天命。其实只是养育贤才以及百姓，没有别的恭敬侍奉的方法。然而如果不能了解明察，而求用人得当，是困难的。人主如果立志于得到人才，怎么能不致力于了解人呢！”

设立政事任用人才，准则在于牧养作为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防，卢烝三亳，阪尹。

这五节书是承接上文说文武懂得体恤而列举他们得到人才的盛况。表臣是外臣。防、卢、烝都是国名。三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周公说：“我们文王、武王懂得体恤如此，所以当时得到人才最盛。说他们所共同图谋设立政治而仰赞敬天勤民的责任的，有任人来理事，有准夫来守法，有牧夫来养民。这三大职事，既然由能够了解明察而选用得人，那么可以

译统率群臣，治理各项政务了。」说的是那些亲近侍奉的臣子，有掌管射箭驾车之职的虎贲，有掌管服饰器物之职的缀衣，有掌管马匹的官员叫趣马，有小官之长叫小尹，有左右侍奉、驾车的人，有内廷各官署如司裘、司服之类，有各府库如内府、大府之类。这七类官员，也必须选择合适的人来任命，那么内廷的臣子就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了。说的是王畿都邑的官员，有大都的长官，有小都的长官，有从事占卜、祭祀、巫术、工匠等技艺以侍奉君王的艺人，有外廷各官署如外府、外司服之类，有太史负责记录史事和言论，有尹伯各自作为所属部门的正长。这六类官员，也必须选择合适的人来任命，那么外廷的臣子就都能得到合适的人了。从三宅一直到内廷、外廷，所有这些众多官员，都有具备恒常美德的贤士，没有一个坏人混迹其中。而且不只是王朝内部如此。说的是诸侯国的官员，那些名位能够通达天子的，司徒掌管国家教化，司马掌管国家政务，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卿的副手是亚卿，下属是旅。虽然侯国的官职还很多，但关键职位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也全都是具备恒常美德的贤士。说的是派驻诸侯国和四方蛮夷地区进行监察的王官，那些国家有防、有卢、有烝，那些地方有南亳、北亳、西亳，以及险峻之地，都设置尹来治理。虽然王官监察治理的事务还很多，但重要地区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也全都是具备恒常美德的贤士。那么上自王朝，下至内外远近的官员使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这不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所能周全顾及的，关键在于慎重选择三宅的大臣，能够举荐贤才以胜任差使，所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如此兴盛。那么周文王、周武王能够明察秋毫，难道不是懂得体恤民情的关键之道吗？

译文王能够克制并安顿自己的内心，因此能够确立常任、常伯等官员，从而选拔出贤能而有德的人。这一节文字，是申述文王知人之明。常任就是常事，常伯就是司牧。周公说：“我们周朝建立政治而得到人才，到武王拥有天下时更加兴盛，而知道体恤先王，是由于文王。”文王因为对人才的认识极其真切，信任极其笃厚，能够以三宅之心为心，诚信契合没有间隙，所以能够确立这些常任、常伯的官职，人与职位相称，都是真正贤能而有德的人，因此官员任用都得到合适的人，而政事没有不建立的。大概说到常任、司牧，那么准人以及内外各位大臣就可以概略知晓了，相信用人得当，没有不基于知人之明的。然而如果不是深于居敬穷理之学的人，知人也并不容易说。这是所期望于人君能够体恤的。

文王不兼理庶言、庶狱、庶慎。只有对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员进行训导，用来纠正庶狱、庶慎。文王不敢对此有所知晓。

这两节文字是申述文王任人之专。周公说：文王得到人才的盛况，不仅在于知之明、用之当，而且在于任之极其专。凡是号令方面的庶言应当宣布，法司方面的庶狱应当听断，禁戒储备方面的庶慎应当修举，既然选用得到合适的人，就专门委任并责成他们。文王不兼理这些职务，只看主管官员各自治理其事。有服从命令的，就奖励训导他们，使他们更加勤勉于职守；有违背命令的，就告诫训导他们，使他们知道畏惧而不敢旷废职守。这是确立政治的大体。从现在思考他那种不兼理的心，只有号令出于君主，所以庶言有不容不知的。至于庶狱、庶慎，文王不仅不亲身兼理，甚至好像不敢用心去知晓。大概君主对于众多事务有难以周知的，如果向下侵夺众职，恐怕听断难免偶尔失误，而应当谨慎的事情反而有所遗漏疏忽。文王之所以思虑不出其位。可见君道只在于知人，而不必亲身处理众多事务。对服从命令和违背命令的人进行训导，那么赏罚分明而人人竞相勉励。正因为不敢知晓，所以没有不知晓的。这是智临大君的适宜做法，不是清净无为之说。人君知道文王之所以不敢知晓的道理，哪里难做到虞舜的大智呢？

还有武王，遵循安定天下的功业，不敢废弃义德之人，遵循从容德之人的谋略，以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

这一节文字，是申述武王的知恤与文王没有不同的道理。敉是安定的意思，义德指义德之人，有拨乱反正才能的人。容德指容德之人，有宽宏乐善气量的人。周公说：“不兼理不亲知，而能安顿内心。不只是文王如此，也及于我武王。遵循文王安定天下的功业，对于文王所任用的义德之人，始终任用而不敢改换，仍然利用他们的义德来平定动乱。遵循文王抚治天下的谋略，对于文王所任用的容德之人，专心信从而不敢违背，仍然借助他们的容德来谋划治理。”这种不废弃和顺从的心，无非是不兼理不亲知的心。所以义德、容德各位大臣，文王在前选拔任用，武王在后委任信任，相继发挥他们的功效，成就他们的谋略。我们文武之所以能够效法商朝承受天命，统治万民，共同承受这大而又大的基业。那么这种知灼见所遗留的影响是深远的。君王想要引导实践知恤之道，哪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呢？周公谈论人君的知恤，特别详细地讲到了文武。大概先以效法祖先、遵循先考的思想感动成王，然后进言关于建立政治、任用人才，总不出文武的心法。可见开创与守成是一致的，祖宗的心法、治法所应当遵循的，不能厌倦。

唉！年轻人，你已经是君王了。从今以后，我们建立政治、任用官员、准人、牧夫，我们应当能够明察他们内心的安适，大大地让他们治理并辅助我们承受上天和祖先的民众，调和我们的庶狱、庶慎，这时就不要让小人从中离间。

这一节文字，是承接上文，将文武知恤的心法传授给成王。孺子，指成王；我亦，指成王。立事，犹言任事。若字，即顺字的意思，说内心所安适。乱是治理的意思，相助的意思。受民，承受上天和祖先的民众。周公叹息告诉成王说：“年轻人继承伟大的基业，已经是天下的君王了，责任重大，怎么能不谨慎？从今以后，凡是建立政务，应当对于任事的公卿、守法的准人、牧民的常伯，这三宅的官员，不仅仅谋虑他们的容貌言语，一定要明察他们内心所安适的地方。大概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真诚与虚伪之间。如果只是外表装饰为善，没有长久而不改变的。一定要察其内心之安，果然德性浑全、天理纯粹，其为君子无疑了。然后推心委任他们，使得施展才略，广泛治理。担任常伯职务的，辅助君王治理承受上天和祖先的民众，使百姓生活富足、道德端正，各得其所。担任准人、常任职务的，治理一切刑狱以及所有禁戒储备的事务，务必使调和整齐，事事合宜。这样那么官员举荐、事务治理，而朝廷的政治日益光大。虽然如此，君子是小人特别嫉妒的。既然已经委任君子了，还必须时时防备，不要让小人得行其间。这样那么猜疑贰心不产生，得以始终成就其功业，而国家收获任用贤人的益处。这是文武建立政治的要领。自古帝王用人，开始担心在于知之不真，接着担心在于信之不笃。如果在未任用之前，明选慎择，

译而小人没有侥幸晋升的途径；既然任用之后，职权专一、信任深厚，那么君子就没有孤立无援的担忧。君臣和衷共济、同处一堂，像皋陶和伊尹那样同心同德，哪里难再见到呢！

译从每一句话、每一件事起，我始终想着那些品德高尚的贤士，来治理我所承受的民众。

这一节文字，是承接上文“不要有间隙”而言的。末，是终的意思；惟，是思的意思。彦，是美士；乂，是治理的意思。周公说：“信任贤臣，时常不要有间隙，这本来是建立政治的要务。”但君主任用贤才，虽然尊崇礼遇、委任重任，像心腹一样亲近，然而意念在片刻之间，如果厌倦懈怠稍微萌生，都是产生间隙的原因。所以君王即使在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之间，始终想着品德高尚的美士，他们确实与我共同治理，这些承受于天和祖先的民众，他们的进退关乎治乱。如此思考，那么任用贤才的心就会专一、周密，而小人哪里能利用间隙呢？

唉！我旦已经接受了先王的善言，都告诉了年轻的君王了。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孙，不要在各种刑狱和谨慎之事上出错，只有任用正直的人来治理他们。

这一节文字是总结上文禹、汤、文、武懂得体恤民情，并勉励成王效法他们。周公又叹息着告诉成王说：“我旦所听到的禹、汤、文、武懂得体恤民情的事情，都是对上侍奉天、对下治理民众，至善的言论已经全都告诉了年轻的君王了。然而夏、商的事情还属于久远，我们文、武的遗范却是人们耳目所听见的。从今以后，君王作为文王的子孙，应当效法前人的行为。对于一切各种刑狱以及凡禁戒、储备之事，既然已经委任贤臣，千万不要有所兼管、有所知晓，以致产生错误失误。只让正当其职位的人尽心竭力去治理，那么事情没有不治理好的，政治没有不建立的。大概君主一天处理万般事务，只有总揽大纲，让人尽其职责，那么各部门的治理共同成就朝廷的治理，而天下达到安定。然而用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没见他能成功的。所以建立政治的道理，以了解人为首要任务。”

自古以来的商人以及我们周文王建立政治、设立官职，牧夫、准人，都能安顿他们，都能顺理他们，这才使他们能够治理好。

这一节文字，是重申禹、汤、文、武懂得体恤民情，没有不同，以显示帝王用人的好方法。由绎，是说像治丝一样，引出它的头绪而抽出来，不穷尽。周公说：“自古圣明的君主，如夏禹、商汤以及我们周文王，他们在建立政治、任用人才方面，实际上先后标准相同。比如所设立的常任、牧夫、准人这三个官职，难道只是苟且充数而已吗？起初都遴选贤才，让他们居其职位，君子在位，而小人不能夹杂其间，这就是能安顿他们。后来都专任信任，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华谋略，像治丝的人，顺着丝的头绪，引出来而愈多，这就是能顺理他们。”先王用人，既选拔贤才以当其位，又顺理以尽其才，所以让担任三宅官职处理事务的人，都能为君主代理天事；牧养民众的人，都能为君主抚治天民；平正法律的人，都能为君主奉行天法，而天下达到治平。国家不是没有人才的忧患，而是有人才却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忧患。如果用体恤民心的态度，效法先王的成法，贤才还担心不进步吗？治化还担心不兴盛吗？

国家就没有建立政治，任用奸邪小人，不顺从道德，因此没有显赫的功业在他们那个时代。从今以后建立政治，不要用奸邪小人，只有任用善良之士，用来勉励辅佐我们的国家。

这一节文字，是再次勉励成王，效法古人的体恤民情，并深切告诫不可任用小人。憸，是利口；训，是顺；劢，是勉励。周公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工作、光大功业，光大他们的谋略，大都是任用贤人来辅佐，没有想要建立政务而任用奸邪小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历来奸邪小人心存诈伪，处事乖张，所存所行，都不顺从道德。如果君主不察，把国政委托给他们，那么所做的一切都会出于暗昧，必定没有光大的功业昭著于天地之间。君王从今以后，凡是建立政务，像这样的奸邪小人，可以轻信吗？千万不要任用他们。只有善人君子，道足以正君，德足以服众，所存所行都没有违背道德，确实能专心委任，使他们努力辅佐我们的国家，那么治化自然日渐昌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很分明，如果衡量鉴别不精，那么是非失真，而邪正无法分辨，很少不被小人迷惑的。古话说：‘了解人很难，拥有天下的人要记住啊！’”

现在文王的子孙、年轻的君王，已经为王了。不要在各种刑狱上出错，只有让有司的牧夫去处理。这一节文字，是说刑狱尤其关乎国政，而委任不可不专一。周公说：“现在君王是武王的文子、文王的文孙，以年幼的身份居天位，已经成为天下的君王了。凡是所任用的人，应当一律以文、武为法，一切刑狱所关，千万不要亲自干涉其事，以致产生错误失误。只责任有司牧夫，让他们尽心整理各种事务，有专职而刑罚没有不当的了。”这是为了显示刑狱至重，关乎民命，君主祈求上天长久赐命，只在于钦敬体恤的一心。所以周公特别提起其重要性来说。大概明察精详，不是不属于君德的美好。如果喜怒专断，听断只凭己意，必定导致赏罚失中，而民众无所适从。汉文帝想加重犯跸的惩罚，而张释之力谏其不可，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啊。

能够整顿你的军队，以登上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彰显文王的盛德光辉，以发扬武王的大功业。

这一节文字，是说兵戎也是国政

译疆域广大，而整顿武备不可不预先准备。诘，就是治理的意思。戎，指戎装；兵，指兵器。禹迹，是大禹划定九州疆界之地，登高跨越而过。觐，是朝见。耿光，是昭明的德行，加以宣扬。大烈，是隆盛的功业。周公说：“君主继承大业，应当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如果在太平无事之时，不修习武事，就会废弛衰败，那凭什么壮大国威并巩固前人的功业呢？”如今大王必须整治你们的戎装兵器，精严武备，对内以操练战胜攻取的威势，对外以杜绝奸邪窥伺的苗头。将会看到王室的声威远播，遍及九州，超越大禹所经过的痕迹，而且威势施加于四方，遍及天下，直到四海之外，没有不畏惧威势、感怀德政，心悦诚服的。这样我们周朝的功业，将日益隆盛，如光辉照耀四方，显赫于西土，而人心都归附于文王的昭明德政。以此来彰显它，更加明显而不至于隐没。永远使四海清明，安定天下，而人心都顺从武王的盛大功业。以此来振扬它，更加传播宣扬而不至于衰败。这就是善于继承、善于阐述，而无愧于文王的子孙。历来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固然是帝王的警戒；然而习惯于安逸，武备日渐衰微，最终发生祸乱，惊慌失措无法挽救，这难道是朝廷的高明谋划吗？整治你们的戎装兵器，即使是周公也不废弃，老成持重为国谋划，不是平庸之人所能窥测的。

译唉！从今以后，君王建立政事，一定要能够任用有常德的人。

这一段文字，是同时告诫后王懂得体恤民情的道理。常人，是指有常德的人。周公又叹息着说：“自古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很多，但总以得到人才为首要任务。凡是我后王建立政事，对于三宅的官员，必须选用有常德的人，不要让奸邪小人得以离间他们就可以了。”

周公仿佛说：“太史、司寇苏公，要恭敬地处理你所断的刑狱，以此来延长我们王国的国运。现在要效法这种谨慎的态度，按照条列来使用合乎中道的刑罚。”

这一段文字，是周公因为谈论谨慎用刑，借苏公恭敬处理刑狱的事，告诉太史，让他一并记录下来，作为后世臣子的法则。苏公名叫忿生，是武王时的诸侯。式，是用；由狱，是所断的刑狱；兹式，是说取法于此。中罚，是说刑罚轻重得当。周公呼唤太史并告诉他：“过去在武王时，苏忿生担任司寇，凡是所有的刑狱，一定恭敬详尽，使之符合一定的法律，而不敢随意加重或减轻，以此来培养忠厚之风，巩固根本，我国无边的疆域和臣服，依赖他得以延长。苏公的功劳太大了。前人的行为，是后人的榜样。你太史，要把这件事记录在册，以昭告后世，让继任司寇的人，从这里取法并更加谨慎，那么一定能按照轻重条列，使用合乎中道的刑罚，没有偏轻偏重的条例，没有错判入罪或漏判出罪的忧虑，刑狱清明而天下没有冤民了。”大概《立政》这一篇，是成王初年执政时的文献。周公就告诉他知人善任的道理，培养贤才以图治理的方法，而尤其把军事和刑罚这两者作为国家的重大事务，反复叮咛。这就是成周的治理之所以能继承唐尧虞舜的盛世，拥有天下的人不能不反复研读这本书的原因。

周官

这一段文字，是成王训诫百官的话，史官记录它，以《周官》命名篇章。

只有周王安抚万邦，巡视侯服、甸服，四方征讨那些不朝贡的诸侯，安抚他的亿万百姓。六服的诸侯，没有不承奉德政的，都回到宗周。督责纠正治理的官员。

这一段文字，是史官首先叙述成王训导百官的原因，表明对外抵御的功业已经完成，对内治理就应当修备。侯服、甸服，以及男服、采服、卫服和畿内，合为六服，只说侯服、甸服，是举近以概括远。弗庭，是指诸侯叛逆不来朝贡的；绥，是安抚。群辟，指诸侯；董，是督责的意思；治官，是说所有治理事务的官员。史官说：我周王治理隆盛，统一天下，安抚万邦，于是出巡到侯服、甸服等各国，以考核他们的政事。那些违逆王命不来朝贡的，就向四方征讨，以明正其罪。然而这巡视和征讨，难道是轻慢游乐或滥用武力吗？正是为了布施德政、铲除残暴，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安抚我的亿万民众罢了。周王的德政如此，当时六服的诸侯都共同承奉流布教化，上承德意。那些一向忠顺的，固然在旬日、宣日，以广布君王的德化。即使偶尔有悖逆的，也来朝享来朝见，以奉承天子的威灵。大概我王在巡视征讨之间，恩威远播，对外抵御的功业已经成就了。又因为朝廷是四方的根本，对内治理是对外治理的倡导。于是回到镐京，凡是在朝治理事务的官员，全都督责并教导纠正他们，使体制各有遵循而不互相侵越，职责各有尽处而不敢懈怠荒废。希望内部修治既严格，根本大治，那么诸侯承奉德政的盛况，就可以保持无穷了。帝王安抚天下，根据百姓设立政事，根据政事设置官员，官员不举职则事务不治，百姓就不安了。周成王考核官吏最严格，而他事先谆谆告诫，所以督责纠正没有不到位的，因此百姓安宁物产丰富，号称上等治理。后世的君主对于吏治清浊的根源，确实不能不加以注意。

君王说：“遵循古代的宏大谋略，在混乱未发生之前建立治理，在危险未出现之前保卫国家。”

这一段文字，是成王将要督责纠正治理官员，而先叙述寻求治理的意图。大猷，是大有道的时代。史官叙述成王的话说：“盛世之所以长久安定、长治久安，也在于君主审察治乱安危的关键而已。像古代大有道的时代，圣帝明王孜孜不倦地寻求治理，那时虽然法度修明，世道已经安定而没有混乱了，还认为安定是混乱所依附的。他们谋划治理之道，常在混乱未发生之前；虽然海内宁静，世道已经安定而没有危险了，还认为安定是危险所潜伏的。他们保卫国家，常在危险未出现之日。所以能够长治久安，永远没有危险混乱的祸患。如果等到已经混乱、已经危险才去谋划，那就来不及了。”

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建立官员只有百职。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官员加倍，也能得以治理。贤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员，只看重人才。

这一段文字是说建立治理、保卫国家在于得到人才。百揆，是无所不总管的；四岳，是总管所辖方岳的；州牧，是各总管所辖州的；侯伯，是次于州牧而总管所辖诸侯的。成王说：“所谓大有道的时代，远则有唐尧虞舜，近则有夏商。而之所以能建立治理、保卫国家，也只是因为建立官员得其道罢了。”唐尧虞舜离古不远，事务简单民风淳朴，考察旧典，损益随宜，建立百职。内部有百揆、四岳，以总理在朝的治理；外部有州牧、侯伯，以总理四方的治理。内外相承，体制不乱，所以那时礼乐政刑，一切教化治理，没有一样

译政令和谐；四方万国，适时和顺，风气感化，没有一处不安宁。这是唐尧虞舜设立官职的功效。到了夏朝商朝，距离上古稍远，而世道变迁、事务繁杂，那么设立官职的数量不得不比唐尧虞舜加倍。然而他们都观察事物的关键与贯通之处，制定制度的繁简，所以当时九项功业有序，政令清晰，国家也就安宁；文命得以施行，百姓繁衍，国家也就安宁。这是夏商设立官职的功效。帝王设立官职、建立政令，繁简不同，而治理国家、保全邦国却如同走同一条道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尧、舜、禹、汤号称明智圣哲，他们选拔贤才、任用能人，不只看重官职的多少，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罢了。因此，和谐安宁的功效，前后是一致的。那么，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难道不重大吗！

译如今我小子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常恐有所不及。仰思前代顺应天时，训导启迪其官员。

这一节文字，是成王先以敬谨勤勉自我勉励，将要畅达训导启迪的意思。祗，是敬谨的意思；勤，是敏勉的意思。不逮，是说不及。若，是顺的意思。成王说：“唐、虞、夏、商得到人才，图谋治理而和谐安宁，崇尚贤能。如今我小子继承前代基业，也唯有兢兢业业，敬谨勤勉于德行，早晚常恐有所不及。像尧、舜、禹、汤设立官职任用人才，都是治理天下的良法。我仰承并效法他们，只奉行顺从而不违背，用来训导启迪在朝的百官，使他们各自尽好职责，以促成教化治理罢了。”你们百官，要只听我训导启迪的话吗？大概得到人才，固然是治理的关键；而修养德行，又是任用人才的根本。如果君主的德行未修，即使每天从事训导启迪，其令人信服顺从也没有由头了。成王将要训导启迪众官，而先以自我勉励，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这话确实可信。

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大道，调和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看重其人。

这一节文字，是训导启迪三公的职责。太，是无以加尚的辞令。师，是天子所师法的。傅，是辅佐教导的。保，是保护安定的。公，是无私的意思。经，是经纶治理的意思。燮理，是调和的意思。成王说：“统治天下的人，一天有万种事务，怎能独自料理？所以设立官职分工，古代有固定的典制。”如今斟酌古制，设立太师、太傅、太保三者为三公。然而这三公，名位高尊，所任职务岂像百官那样细微呢？大概天人的道理至为精微，只有三公每天与君主讲析辩论，启发开导君心，涵养君德，意在将君主引向尧舜而不止。于是推演此道来经纶邦国，那么教化行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而人治达到安宁。推演此道来调和阴阳，那么四季运行，五行运转，万物化育都有秩序，而天治达到顺应天时。凡此都是三公的职责，而不是百官所敢比拟的。虽然如此，这三公，责任重大，又岂可徒有其名呢？必须得到天下道德完备的人担任，然后帝王有任用贤才的诚意，而圣贤有施行大道的实效。否则宁可空着职位，以等待非凡之人，不要轻率授予。

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辅佐三公，光大教化，恭敬明察天地，辅佐我一人。这一节文字，是训导启迪三孤的职责。少，是地位次于尊贵的辞令；孤，是孤特独立的意思。贰，是辅佐的意思；〇，是大大的意思；寅，是恭敬的意思；亮，是明察的意思。成王说：“三公既已设立，于是接着设立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公孤的名号虽然不同，而职守也未尝稍有分别。大概孤，是辅佐三公，以畅达其未尽的绪业。如天地之化，是天地之妙用，即是道的发育。三孤则广大扩充，务必使朝廷政务协调上下，即是三公所讨论的而扩大其效用。天地即是阴阳的成位，三孤则谨慎详明，务必使五行四时各自顺从其法则，即是三公所调和的而彰显其本体。赞化育，是我一人的责任。只有三孤以此辅佐我，以昌明其政教，成就其德业，那么公引导于前，而孤辅佐于后，责任不易啊。然而居于此位的人，能不谨慎吗！

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率百官，均衡四海。

这一节文字，是训导启迪天官的职责。成王说：“人臣辅佐君主德行，公孤最为尊贵。在此之下承宣分理，那么六卿又是百官的表率。于是设立冢宰，这是天官，让他掌管国家的治理之道。凡内外百职，都受其统摄，而尤其选拔贤能，分治四海，使万民各得其所，没有不均。这是冢宰的职责。”

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敷布五常，安抚万民。

这一节文字，是训导启迪地官的职责。成王说：“冢宰，是六卿之首；在此之下，于是设立司徒，这是地官，让他掌管国家的教化。凡人类五常，都加以敷布，以此来调习安养，教化引导不驯服的人，使万民守法，不敢逾越。”这是司徒的职责。

宗伯掌管国家礼仪，治理神人，调和上下。

这一节文字，是训导启迪春官的职责。成王说：“司徒之下，于是设立宗伯，这是春官，让他掌管国家的典礼。凡天地神人，都加以祭祀，而尤其明辨等级威严，区分上下，使人遵守常典，没有僭越混乱。”这是宗伯的职责。

司马掌管国家军政，统率六军，平定邦国。

这一节文字，是训导启迪夏官的职责。成王说：“宗伯之下，于是设立司马，这是夏官，让他掌管国家的军政。凡天子六军，都受其统御，而尤其平定祸乱铲除残暴，专司征伐，使强弱不侵，邦国得以平定。”这是司马的职责。

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恶，刑罚治理祸乱。

这一节文字，是训导启迪秋官的职责。成王说：“司马之下，于是设立司寇，这是秋官，让他掌管国家的法禁。凡作奸犯科的人，都加以查究，而尤其彰显刑章，以正治理祸乱，使人思畏法律迁善为心。”这是司寇的职责。

司空

译掌管国家的土地，安置士、农、工、商四民，顺应天时以开发地利。

这一节文字，是训导冬官职掌的内容。成王说：“在司寇之后，设立司空，这就是冬官，让他掌管国家的土地。凡是士、农、工、商，都让他们各得其所，尤其要顺应时节兴办有利之事，教导人们耕耘，使人们少有懒惰游荡，土地没有荒废。”这就是司空的职掌。

译六卿分掌职事，各自率领下属，来倡导九州牧守，使万民富足教化。

这一节文字，是总说设立六卿的意图。阜，是富足丰厚；成，是教化成就。成王说：“六卿，在内是属官的主管，在外是州牧的表率。职分既然不同，所掌管的事务也各异。而任用人才、推行政令、彰明礼制、修明刑罚、安定百姓、消除祸患的责任，就特别重大了。”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应当各自表率下属，尽力履行职守，以此来倡导在外九州担任牧守的人，也懂得率领下属承接朝廷流布教化于外，那么大小官员相互维系，内外上下相互承接，因而政治修明。凡是用来养育百姓的措施，没有不周全的，百姓各自得以安生。万民因此而富足丰厚。德化广泛覆盖，凡是用来教化百姓的措施，没有不周全的，百姓各自恢复本性。万民因此而教化成就。尧舜和平安宁的盛世，禹汤治理天下的美好，有什么难再出现的？而治理国家、保卫社稷的道理，难道超出这个范围吗？六卿作为百官的表率，内臣作为外臣的榜样，任用他们尤其不能不得到合适的人选。

第六年，五服诸侯来朝见天子。又过了六年，天子于是按时巡视，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朝见所在方位的岳山，天子大明奖惩升降之法。

这一节文字，是因为训导在朝的臣子，又举出驾驭外臣的方法。成王说：“帝王盛世，纲纪修明，众牧守顺从教化，所以远近相互承接，内外统一驾驭，凭借什么道理呢？只有这朝觐和巡狩的典礼，实行而不废弃罢了。”从今制定制度，每六年，凡侯、甸、男、采、卫五服的诸侯，来京师朝会一次，各自陈述所掌管的职事。又过六年再次朝见，总共十二年。天子于是按四季巡视诸侯守卫的地方，凡礼乐法度朝廷颁布给四岳的，详细考察，以查看他们奉行如何。此时诸侯，也各自拿着玉帛来朝见所在方位的岳山。如二月东巡则东方诸侯朝见岱宗；五月南巡则南方诸侯朝见南岳；至于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则各自朝见西岳、北岳。巡狩所到的地方，就查访诸侯的贤与不贤，大明奖惩升降。如诸侯奉行政令、安定百姓，就进爵位、增封地，大明晋升之法，以示奖赏；如有怠慢政事、祸害百姓的，就贬爵位、削封地，大明降黜之法，以示惩罚。赏罚昭明而劝善惩恶显著，六服诸侯无不承奉德化，而万民富足教化，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后世分封制度不行，巡狩也废弃，天子端坐深宫，所由得知四方政治得失、民间疾苦的，只有两三个老成持重的人随时进献意见罢了。如果采纳听取不广，民间疾苦不能上达，政治就衰败了。唐虞和平安宁的功效，夏商治理天下的风气，怎么能接近呢？

成王说：“唉！凡是我有官位的君子，敬慎你所掌管的职事，慎重你发出的命令。命令发出就执行，不违背。用公心灭除私欲，百姓自然信服。”

这一节文字，是训导百官，使他们勉力尽职。攸司，是所掌管的职事。令，是号令。成王叹息说：“凡是我有官位的君子，虽然尊卑等级不同，但作为职分守则是一样的，必须对于所掌管的职事，无不敬慎处理。大概内敬内心，而内心没有懈怠荒废的过失；外敬事务，而事务没有旷废的过错。希望作为有位君子，而无愧疚。”然而所掌管应当敬慎的不止一项，又应当以慎重命令为先。凡有官位的君子，在发号施令的时候，必须揣度事情适宜，斟酌时势，选择事情可行的，详细慎重地发出，务必使我命令一出，天下就可以遵行，不可轻率忽略，以至于阻塞逆反而不能执行。大概国家政令关系最大，如果不详细慎重，就一定有阻逆难行的。至于反而不能执行，不仅上下之分混乱，而天下之事将散乱而无人治理了。虽然如此，命令的执行与否，看发出的得当与否；而命令的得当与否，又看内心的公私。如果在位君子，存心光明正大，用公心灭除私欲，凡有命令，都上合天理，下协人心，那么天下百姓自然无不敬信畏服，哪有反而不能执行的！确实，慎重发出命令，尤其所掌管应当敬慎的，而有官君子不可不知道。

学习古法然后入仕为官，议论事情以制定政令，才不迷惑。你们以当代常法为师，不要用利口扰乱职事。蓄积疑虑败坏谋略，怠慢疏忽荒废政事，不学习就像墙头草一样临事，只会烦乱。这一节文字，是说人臣必须学习然后能尽职。制裁，是裁度；迷，是错谬。典常，是当代之法。成王说：“自古名臣能辅佐君主达到治理的，其学习一定有根本，然后其治理都合乎道。如尧、舜、禹、汤所垂示的训诫，是治理的成法。”你们大小众官，首先应当将前代成法学习，通晓后临政为官。等到议论处理国家事务，就用所学来裁度庶务，那么事情有条理，不至于迷惑错谬了。然而天下事情有适宜于古而不立即适宜于今的，又应当以本朝为法。如我文武周公所经画的，都是当代之典常。你们大小众官，尤其应当对先王典常敬遵率由，奉为师法，切勿用喋喋利口逞其才智，变易纷更，扰乱职事，那么事情有可依据而政令也不迷惑了。这都是学习的道理，为政所应当知道的。如果心中积疑，而不酌古准今以

译判断是非，就一定会败坏他们的谋划作为。心中懈怠疏忽，不借鉴古代、衡量当今以达到详尽审慎，就一定会荒废政务。然而，那些能够成就谋划、建立政事的人，有哪一个是并非从学问中产生的呢？如果不能学习古代的法度，参考时下的事务，那么事理就不能通达，心地没有途径开明，就像面对着墙壁站立一样，让他们处理事务，就会举措违背常理，动辄出现烦扰，怎么能管理国家的事务呢？确实啊，学问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做官的人应当更加勤勉。

译告诫你们卿士，功绩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决断，才能没有后来的艰难。这一节文字，是申述告诫卿士建功立业的方法。成王说：“现在告诫你们在朝的卿士，大凡人在功绩上，没有不希望崇高的。然而自古以来建立丰功的人，必定先有不安于小成、不局限于近利的志向。如果萎靡不振而不立志，那么功绩也就卑下了。只有立志，然后功绩才可以崇高。大凡人在事业上，没有不希望广大的。然而自古以来创成伟业的人，必定先有自强不息、努力不懈的勤奋。如果苟且懒惰而不勤奋，那么事业也就狭小了。只有勤劳，然后事业才可以广大。有了这两点，又必须果决刚明，面对事情能够决断，然后功业才能成就，不会留下日后的艰难祸患。如果犹豫固执而不能果断，那么前面就失去了建立的契机，后面就开启了废弛的开端，即使有志向和勤奋也没有用了。”你们卿士要牢记啊。

地位不期望骄横，俸禄不期望奢侈。恭敬节俭才是美德，不要从事虚伪。修养德行内心安逸，日益美好；从事虚伪内心劳苦，日益拙劣。

这一节文字，是申述告诫卿士身处富贵的道理。无载，是说不可从事。成王说：“自古以来人臣功高爵尊，富贵同时到来，却往往不能保全始终，为什么呢？大都是因为志念容易自满，嗜欲容易放纵，身处富贵之中，却没有处理富贵的道理，所以不能保全始终。现在你们卿士所居的地位既然崇高，那么即使不期望矜持骄横，但志念或许自满，矜持骄横自然到来；所享的俸禄既然丰厚，那么即使不期望奢侈，但嗜欲或许放纵，奢侈自然到来。处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大概抑制骄横没有比恭敬更好的了。只有恭敬来约束自己，就不会至于骄横；抑制奢侈没有比节俭更好的了。只有节俭来节制用度，就不会至于奢侈。然而这恭敬节俭，难道是外表装饰而内心并非如此吗？恭敬实在有谦虚忘势的心，节俭实在有简朴自安的心。恭敬节俭都出于真实的德行，不是出于虚伪的行为。以实心来修养德行，那么内外如一，不必每天寻求去除骄横奢侈，而骄横奢侈自然减少，日益显现美好；以欺心来从事虚伪，那么劳心耗力，虽然外表装饰以恭敬节俭，而恭敬节俭更加不是，日益显现困苦拙劣罢了，有什么益处呢？你们卿士应当思考以修养德行自我勉励，而以从事虚伪为戒是可以的。”

身处宠爱要想到危险，没有不应当敬畏的，如果不敬畏就会陷入危险。

这一节文字，是申述恭敬节俭是做人臣的关键。成王说：“自古以来宠辱安危的契机，相互依存转化。你们卿士位高禄厚，身处宠爱荣耀的地位，应当兢兢业业，常以危险耻辱自我警戒，无所不致其敬畏。如果不知道敬畏，而骄横奢侈逐渐产生，那么地位俸禄容易倾覆，将陷入可畏的境地了，能不警戒吗！”

推举贤良让位给能人，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政事就会杂乱，举荐能人担任官职。只有你们的才能相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是你们不能胜任。

这一节文字，是申述告诫卿士推荐贤良的事情。厖，是杂乱的意思。成王说：“人君治理天下，必定依赖群臣和谐，然后政事可以治理。然而大臣是小臣的表率。必定作为大臣的人，公忠体国。凡是贤良而有德行的，推荐他，让他处在职位上；而贤良有可用、能而有才的，谦让给他，让他在职务上；而他的才能可以施展。将看到众官百职，都相互观摩效仿，推让成为风气，谁有不和谐的呢？”如果大臣遮蔽贤良嫉妒能人，而不能秉持虚心公正，那么众官必定争斗而不和谐，政事也因此杂乱而难以治理了。然而这本来是倡导众官，也是大臣职责所应当尽到的。如果所举荐的人，果然能不辜负其官职，这是你们知人善任，不是你们的才能吗？举荐不是合适的人，有荒废职守的，这就是市恩徇私，不胜任大臣的职责了。作为大臣的，在公私的辨别上要谨慎啊！

成王说：“唉！三事大臣以及大夫，恭敬你们所居的官职，治理你们所管的政事，用来辅佐你们的君主，使亿万百姓安乐，万国只有不厌倦。”

这一节文字，是训导将结束，又总括申述告诫卿属。三事，就是《立政》中所称的三事大臣。成王叹息说：“上自三事之卿，下至大夫之属，应当各自恭敬所居的官职，不可懈怠疏忽；各自治理所管的政事，不可废弛。”用来匡正辅佐你们的君主，康济亿万百姓，以成就富庶成功的治理，希望万国广大，亲附爱戴而没有厌倦我们周朝的心。按成王凭借文武遗谋的善政，能够遵循成法而光大它，而身处盛世想到危险，叮咛告诫，他为天下寻求治人，以尽治法到了极致。所以三百六十官，各自恭敬你们的谋略，而天下大治，远比尧舜和宁的盛世，近跻禹汤用乂的休美。守成的贤君，难道有过错吗？而他孜孜训导，以求安定百姓，尽在于“制治未乱，保邦未危”两句话。这是君主的深虑，治乱的大原而成王知道它，这就是他的治理之所以不可及的原因。有人说：“全都是周公的教导。”然而辅助培养君德，不严重依赖有这样的人吗？

日讲书经解义卷十一

<经部,书类,日讲书经解义》>

钦定四库全书

日讲书经解义卷十二

君陈

周公迁移殷商顽民到下都，亲自监治他们。周公去世后，成王命令君陈代替周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