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明志録卷一　　　　　明　熊过　撰

译统首艮，艮是寅位；地统首坤，天统首乾，乾是子位。孔子说：“其文则史。”所以“春王正月”的记载，并非孔子想要推行夏历就敢随意更改。《白虎通》引用《尚书大传》说：“以仲冬月为正”，伏生是有师承依据的。隐公不记载即位，胡子说：对内没有继承国家，对外没有禀受周王命令，是诸侯拥戴自己才即位，于是便即位了。《春秋》首先贬抑隐公，是为了阐明大法。如果这样，圣人的权衡之道何在呢？况且圣人必定以记载或不记载来进行褒贬，那么桓公弑杀隐公，宣公杀害恶，圣人为什么还要记载他们的即位呢？难道是因为桓公、宣公看待隐公应当有所减损吗？还是说《春秋》所依托的开端，暂且借隐公来确立法则，圣人上下其手，这与舞文弄墨有什么不同？而触犯法律的人有幸与不幸，本来不足以作为确定的依据。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又将如何解释呢？圣人对于《春秋》，本意是不想掩盖事实，让善恶自然显现。《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却说：这是成全隐公的志向，虽然不同于贬抑隐公的说法，但认为这是被圣人删削的结果，可以吗？按照礼制，先君刚去世，继位者称“子”，进入《春秋》记载后，即使是有权势的人，或者先人夺取人心而确定地位，如齐顷公不到一年就称公，郑悼公不到一年就称伯，都不等待改元就即位了。有人怀疑十二公并非选择性地记载即位，大概诸侯每用周正继位，在国君去世的那个月即位，不等待逾年者，孔子删削而不记载，是怕扰乱夏历，这也是诬蔑。灵柩前的位置，辞称“哀子”，而主持丧事的人就是逾年后面对群臣的人。为什么不等待改元就即位呢？仲子是桓公的母亲，手上有花纹。作为鲁国夫人，而惠公再娶，以夫人的礼节对待她，是不对的。隐公的母亲声子，实际摄行女君之职，所以当时认为可疑的人，就私下拥戴，使隐公不等待逾年就即位。一年不可有两位君主，所以他的元年不能再记载即位。因此沙麓齐履谦认为他在岁前即位，与桓公、庄公、僖公元年不记载即位的情况相同。左氏不知道，却说“摄政”，是错误的。季子非常相信齐氏的话，曾经认为这是对的，但他把仲子当作隐公的母亲，则是牵强附会，言辞繁琐，不一定如此。

译三月，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

三月，是周历建寅之月，靠近蜀地的汤氏认为是建辰之月，这是不懂历法，不读《汉书·律历志》的缘故。鲁国是元侯，却称公，是僭越。自侯以下，死后才称公而已。《诗经·鲁颂·泮水》说：“鲁侯来到”，《鲁颂·閟宫》说：“鲁侯宴饮欢喜”，如此罢了。《仪礼》中“公食大夫”篇，五等诸侯同称公，那是周礼衰败末期，篡改而成其私意罢了。《春秋》中的私下结盟，从此开始。“及”字，谷梁子说：“是表示鲁国主动有意”，不记载日期，是史官详略的处理。邾国，曹姓，出自颛顼帝陆终的第五子安，周武王封其后代挟于邾，是子爵，国都在今邹县东南二十里，位于峄山南北，介于鲁国之间而向南连接滕、薛，即今曲阜、滕、峄县之间，纵横超过五十多里。西自邾瑕直到沂水以东，即今济宁至沂州的地界，横长三百多里。〇不得作为鲁国的附庸，意思是小邾曾附庸于鲁，而误加于邾国。小邾也是邾国分出的土地，为郳城，靠近峄县。仪氏与徐仪、楚陈仪、行父同父名，与孔父同，是邾国的大夫。黎氏说，应当与邾子克是两个人。吴立夫相信他，但又因庄王弟子克字子仪而怀疑，是不对的。所以汤氏说如家伯、家父一样，认为是家臣中的老臣，那也不对。邾国五年伐宋，桓公十五年，来朝见都称人。十七年记载仪父，庄公十六年又记载克，那么人不是仪父，仪父也不是克。即使说诸侯不称名，附庸之君称字，那么卒称邾子而生，何必要去掉一个“子”字呢？古时天子防备诸侯，使聚集盟誓于方岳的，必割牛耳，盛在盘中，而以敦盛其血，司盟的官面向北读盟书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戎右传敦血依次授予当防者，含其血乃挖坑埋牲加书而埋之。蔑地的盟誓没有天子的命令。隐公刚即位，就急于与邻国中的小国结盟，这已经是无视王命了。

夏五月，郑伯克〇于鄢。

郑国名伯爵，宣王封弟友于今华州，为故郑，后迁虢郐，在济西、洛东、河南、颍北四水之间，今开封府新郑是也。伯谓寤生段，是其母弟。鄢今鄢〇，段因罪被断绝属籍，不书国讨，而专目郑伯。左氏说：“讥讽失教。”克者，如二君之辞，见段之有徒众也。赵氏企明所谓幸辞，《诗》叔于田、《大叔于田》皆刺段，而误以为刺庄公。谓失教成于杀，可也；以为罪重于段，非训也。以君臣兄弟之伦治之，君不君，兄不兄，而其臣若弟，不可遽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〇。

临诸侯畛于〇神曰天王宰氏咺名王朝上士中士例名非冡宰贬而人之也季氏谓元士摄冡宰亦非也惠公隐殳仲子惠公再娶之夫人而桓之母也谷梁谓孝妾惠母葢因桓公成风而误也不称及一施无别之辞车马曰〇所以助丧者隐新立不朝而天王反举防典天王失所以为天矣仲子再娶之夫人则何以单举姓字乎仲子生有手文曰鲁夫人于是元妃没有声子继室而又以夫人娶仲子故异时宗人衅夏曰孝惠娶于商此礼则有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此其实也而春秋以王制治之不与也古者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春秋故正之不与惠以为夫人也而一施之过矣然必以为妾使若媵然而曰平王忘小弁之怨不念伯服之于周而反启桓公之于鲁则于事实亦少谬矣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宋鲁初合也，内称及宋子，姓公爵，武王封纣叔父微子于今归德府，是商墟人者，列国大夫卑名氏，不登于防，非贬也。宋绍兴中，韩璜机人表邓名世，及元祐中张子平撰人谱，凡三十八国诸侯大夫千七百六十五人，中称人者四百，皆是也。宿风姓，国男爵，今宿州经举国为盟地，国主与在焉。是时齐郑合，而鲁有内忧，故使微者宻其迹，远结宋而盟于其附庸之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此王臣私交之始也。祭本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今郑州东北一十五里祭城，实管城也。祭伯，畿内大夫，祭公之族。啖氏谓伯字非爵也。祭鲁同出，而私来，鲁人以王臣礼之。王臣无私交也。伯何以知其非爵？逮庄公而祭叔来，伯叔皆字也。若仪礼，既冠而字，伯仲叔季惟其所当，则为行次。檀弓五十乃称伯仲，非也。

公子益师卒。

称公子贵戚为卿者也，益师孝公子，惠公弟，书之志戚也。礼，王于三公六卿、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于卿大夫士，小敛、大敛皆亲临之。将葬，吊于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以

译因为有大夫服丧，所以卒史一定要记载这件事。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春秋传》说国君不参与小敛。这大概是为了防止丧礼的厚薄失当，其中蕴含着君臣之间始终如一的道义。

译二年春季，鲁隐公在潜地设防抵御戎人。

大行人官职中，按时相见称为“防”，行人官职中，按时设防称为“时防”，用以发布四方禁令，这是天子宗伯所掌管的事务。用防礼来防范诸侯僭越，防范戎人已经过分了；不朝见周王却去防范戎人，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更是过分。《诗经》说：“戎狄是膺”，戎狄是昆吾的后代，己姓，在今曹州以南，靠近宋国，是周公所征讨的对象。鲁公就国时，常与淮夷一同征伐，隐公不能遵循祖先的足迹，却擅自施行防礼，这已经是衰弱的表现了。诸侯会盟设防，筑坛基高三尺，台阶分三等，公在上方，侯在中间，伯、子、男在下方，升降揖让，称颂先君，互相接待；戎人来朝见，则坐在门内，不与诸侯并列。怎么能按次序在位，以此作为防礼呢？潜地是鲁国南部的边邑，靠近戎人的土地。

夏季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国。

莒国是己姓，子爵，少昊的后裔。周武王封兹舆期于成阳，即今青州府莒州，土地与齐国相近。向国是姜姓，炎帝的后代，向城在莒州以南七十三里，即郑渔仲所说的沂州古向城。《寰宇记》记载在河阳轵西北，〇道元指出在轵南的，宋人定为宻之莒县南七十里，这是不对的。杜元凯指出在谯国龙亢东南的向城，那就更远了，不是有利的国家。莒子娶了向国的女子，向国的姜氏女子不安于莒国而返回。夏季，莒国人侵入向国，接回了姜氏。如果是这样，那么攻破其国都，俘获其人民，是莒国的罪过。然而“入”的罪过小于“灭”，这实际上是兵不再举，完全占有它了。僖公二十六年，鲁公与莒子、卫〇速在向地会盟，称莒地。宣公四年，鲁公与齐国讲和，莒国与郯国。莒国不肯，鲁公讨伐莒国，夺取向地。向地隶属于莒国，那么向国实际上被灭，但史书记载为“入”，为什么呢？因为莒国以“入”上报，所以按“入”记载罢了。所以说：“其文则史。”胡康侯说：“没有王命而侵入他国城邑，显示诸侯的不臣；擅自兴兵征讨，不加显示天子的不君。可以说得到了窃取的意义。”

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

无骇是公子展的儿子，没有被任命为大夫。跟随将领，尊崇军队众多，所以记载极国。杜氏说：“附庸国或者想要通极，剧字曰今赣榆县纪障本纪，所以封剧县地，纪迁其地，于是成为鲁国的附庸。莒国侵入向国，无骇于是得以侵入极国。”凡是爵位任命出自天子，大国卿三命，次国再命，小国一命。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命氏者，公孙的儿子不能称公，曾孙以祖父的字为氏，向君主请求而赐氏。赵企明说：“左氏认为无骇去世，羽父为无骇的儿子，请求族。杜氏不理解，认为是为无骇请求，不对。”然而说：“公子、公孙都是生姓的，无骇不是终身无姓的人。圣人厌恶他专兵去族，以示贬斥。我认为氏族是一体的，姓是百世不变的，公子、公孙不能指为姓。无骇与挟、翚相同，都是隐公时未被爵命的人。”陈氏说：“春秋之初，鲁国有无骇、挟，郑国有宛詹，纪国有裂繻，那么还有未被任命为大夫的人。”吕大圭说：“内大夫率领军队，从无骇开始；内大夫与诸侯会盟，从柔开始。从无骇率领军队，而后有翚、有公子庆父、公子友、公孙兹、公孙敖、公子遂、公孙归父的率领军队。甚则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四卿并率领军队。从柔会盟，而后有公子结、公孙敖、季孙行父、公子遂、臧孙许、仲孙蔑、仲孙貜、仲孙何忌的与诸侯会盟。甚则有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会盟。”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公与戎人在唐地会盟。

这是戎人请求会盟，约定日期而去。唐地是鲁地，今鱼台县，故方与县有武唐亭。戎人来不拒绝就足够了，与他们会盟，是不对的。

九月，纪履緰来迎娶女子。

纪国是姜姓，侯爵，炎帝的后代。舆地广记记载国今青州夀光纪城，实古北海剧县。郑樵说：纪后迁剧，所谓敂剧云。纪、剧声讹，郑所言良是。只是不知道迁剧的纪，在庄公的简策中，不应当贸然在此提及。因为夀光西南三十里为纪城，其又西为东安平，即纪季所入的酅。又西北且百里为东莞。《祭统》：“国君娶夫人的辞曰：‘请君之玉女’，其遗币以先人之礼行之。”《公羊传》认为辞不称主人，不对。夏后氏在庭迎娶，殷在堂迎娶，周在户迎娶。然而诸侯则在馆迎娶。《诗经》称文王亲迎于渭，未始出疆越境而使卿，未为非也。

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

伯姬是惠公的女儿。

纪子伯与莒子在宻地会盟。

此外，特相盟之始，纪子帛者，啖助、程先生皆曰阙文。纪本侯爵，而称子，则其称子，阙文也。或曰子帛，或侯字之误。按《左氏》，子帛即子伯，葢逆女履繻之字。宻今莱州高宻近纪之邑。闻之赵企明曰：纪自入莒，有窥鲁之心。纪子伯往来莒、鲁之间，于是道与莒子谋于宻爲鲁谋也。《周官》有调人，谐和万民，有合方氏，除其怨恶，则谐和仇怨，圣人之所与也。故履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其后八年而爲浮来之盟，莒、鲁

译因此双方交好。大概是因为纪国在鲁国举行婚礼，事情必定有其原因，但为何要等到八年才在浮地结盟？莒子排在纪子之上，有人说这是因为莒子地位相当于鲁国内的大夫，又有人说莒子是主盟者。这原本就是史书缺漏的文字，不必牵强附会地曲折解释。莒国比鲁国小，虽然能够接纳向国，怎敢立刻进犯鲁国？鲁国史书的书写体例有定规，繻虽可褒扬，褒扬的重点在于事件本身，怎会仅仅因为名字而被提升地位？《左传》难道可以完全相信它的诬妄之词吗？

译十二月乙夘日，夫人子氏去世。

《谷梁传》说：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因为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只记载去世而不记载安葬，是因为夫人的道义在于追随国君。《左传》认为这是仲子，解释的人说：这是因为三年的丧期结束，在考宫祭祀时告知了此事。然而哪有在元年先回到鲁国，到二年才去世的道理呢？郭定襄认为《左传》把仲子误称为夫人，这是对的。

郑国人攻打卫国。

卫国姬姓，是侯爵国，如今在淇县，背靠淇水，面朝百泉，是古代卫国的都城，位于河北朝歌的东边，是康叔最初受封的地方。后来周成王讨伐殷商，把武庚的残余百姓封给康叔，康叔统治原来的殷墟朝歌，开始将其并入，从而完全占有三监的土地。《世家》说封地只是增加了土地，季氏说武王讨伐武庚不是事实。段发生叛乱，他的儿子滑逃到卫国，卫国人为了他攻打郑国，夺取了廪延。于是郑国人攻打卫国，郑伯打败了他的弟弟，又不称他的儿子，却擅自互相攻伐，他们的罪恶就显着了。

鲁隐公三年春天，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春秋》记载月份，如果在“春”字下面，就必定要系连“王”字，以显示大一统；或者事情应当系连时间而记载，那么下面的月份与时间的文义不相属，就不能再系连“王”字了。何休说“二月是殷历的正月，三月是夏历的正月，保留两位前朝王者的后裔，统辖他们的正朔”，这是不对的。《尚书》说“统承先王，修其礼乐者于其国”，所谓得到夏历的，只是这样罢了。周王朝大一统，为什么要保留他们呢？正朔难道也在礼乐之中吗？太阳和月亮都向东运行，而太阳慢月亮快，月亮追上太阳，这就是一次合朔。然而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有冬有夏，太阳的盈缩损益，四季不同。冬至后是盈初，春分是盈末，夏至后是缩初，秋分是缩末。盈初和缩末都是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运行一个象限，缩初和盈末都是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运行一个象限。盈缩的最大差值，都是二度四十分。然而不能直接观察，通过测量日影，或者通过金星、水星以及月食的冲位来知晓。至于月亮运行的古历法，平均每天运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都说靠近太阳时快，远离太阳时慢。现在推算月亮与天体合朔为一转，进入转疾初，太阳运行十四度六七六四，从此渐渐减弱，经过七天正好达到平均度数，其累积度数比平均度数多出五度四十二分，其速度每天减少，进入疾末限，又经过七天运行十二度空四六二，减损所增加的部分而没有剩余，于是又运行迟初限，又经过七天正好达到平均度数，其累积度数比平均度数少五度四十二分，其速度每天减少，运行度数逐渐增加，进入迟末限，又经过七天再次运行十四度六七六四，增加的部分也减损而没有剩余，进入一转一周，实际是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迟疾的最大差值都是五度四十二分。旧历法每天作为一个限，都用二十八限，不知道转分进退时各不相同。至于日食和月食，是月亮轨道出入太阳轨道，两者相交相遇，当朔时太阳被月亮遮蔽，当望时月亮被太阳冲射，所以都有食。然而月亮轨道叫白道，旧称九道，出入黄道一周为交周，其太阳轨道距离赤道远二十四度，月亮轨道出入太阳轨道不超过六度，其距离赤道，远不过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向南的恒内北而外，南月亮轨道出黄道外为阳，入黄道内为阴。月亮正当黄道为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黄道外六度，在赤道内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黄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再次正当黄道为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黄道内六度，在赤道内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黄道内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这就是四象二别。七天各运行九十一度，周历一个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个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总共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余，终而复始。月亮轨道与赤道正交，距离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宿度东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阴历内，冬至在阳历外；月亮轨道与赤道所差的多，夏至在阳历外，冬至在阴历内，月亮轨道与赤道所差的少。白道二交有斜直，阴阳二历有内外，直的密而狭，斜的疏而阔，所以其差值也不同。差数多的不过三度五十分，少的不下于一度三十分。经朔应当是二十九日五十三刻空五九三，然而如果月亮在疾度，太阳在盈限，就先于经朔而食；月亮在迟度，太阳在缩限，就后于经朔而食。阳历限六度，阴历限八度，以离朓朒推演加时，根据距离交点的远近考求食分。又根据入气盈缩，入转迟疾，参伍合朔之正，那么古法说一百七十三日有一次食未尽。春秋以及汉代和元代有连续月食的，将用什么盈缩定度呢？太阳运行先在黄道里，依限而食的多数；月亮运行先在黄道表，依限而食的少数。上古阳气盛，虽然合朔但恒不食。《大戴礼》《诰志》篇，孔子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必定是圣人。圣人有国家，那么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杨敬仲说尧舜禹的时候，历年多无日食，到太康失邦，才开始日食，他的话是对的。然而说：“历家尝

译把能够推算历法的方法当作衰败时代的术数，难道能通达天道吗？」《参同契》说：“水势旺盛，坎卦侵蚀阳气；火势衰弱，离卦陷入昏暗。《易通卦验》记载，冬至那天，竖立八尺高的表杆，正午时影子比冬至日缩短一尺二寸，那么月食时影子后退一尺就会发生日食。影子缩短为旺盛，影子增长为退缩，以此来区分阴阳的强弱。”既然如此，那么日食应当发生在合朔之时，却不说“朔”，为什么呢？姜岌依据《春秋》关于日食的记载说：“这一年二月己亥朔，没有己巳日，似乎漏掉了一个闰月。三月己巳朔，距离交分进入食限。”《大衍历》与《授时历》加时在白天，距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天进入食限，如今我的朋友刘敬仲先天推算得出交分五十四刻九空九二，进入食限罢了。那么杜氏《长历》推算这个月的朔日为庚午，不仅仅是掌管历法的人失误导致日食而已。星辰未能会合，乐官击鼓，啬夫奔走，庶人奔跑。《左传》记载诸侯在社庙用币祭祀，在朝廷击鼓以自责，难道仅仅是修习其礼仪形式吗？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

此时周平王去世，立太子泄父的遗腹子姬林为周桓王。鲁国没有派使者前往周王室奔丧，是因为诸侯对周天子已无臣属之礼。史书不记载周桓王的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参与周王室的丧事。诸侯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按礼制应当根据听到死讯的先后前往周王室奔丧，然后回国接受含玉、赠衣、赠财、赠车马等吊唁物品。《春秋》历数十三位周王：周桓王的儿子是周庄王，周庄王的儿子是周僖王，周襄王的儿子是周顷王，他们的去世都没有记载。说王室没有通报，这是季氏认为这三位周王实际上没有正式即位继承王位，所以追称他们，而史官错误地将他们列在在位君王的序列中。考察经书所载的世系和年份，周庄王在甲申年即位，巳亥年去世；周僖王在巳亥年即位，甲辰年去世；周顷王在壬寅年即位，戊申年去世。都不是年份可疑，而季氏认为是错误，其不考察得太过分了。《经世》这本书，是用卦气来验证人事，不是随便写写的。

夏四月辛卯日，君氏去世。

《左传》说：“君氏大概是声子，是隐公的母亲。不记载姓氏，是为了隐公的缘故，称为君氏。”所说的礼制中摄行夫人之职的女君，就是这样。她不称薨，是因为没有向鲁国通报；没有祔祭于姑母的礼仪，不称夫人，所以不记载葬礼。那么定姒，是定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君氏？这是因为昭公与定公之间没有隐公与桓公那样的嫌疑。关于尹氏，认为尹氏虽然是周王在鲁国的臣子，属于外大夫，不记载去世。如果记载去世必定有缘故，就像刘子主持召陵之事去世，记载了刘卷一样。《谷梁传》认为天子驾崩，尹氏在鲁国主持丧事，隐公去世时记载了尹氏。这如果是真的，只是私情罢了。它认为尹氏像王子虎一类的人。然而王子虎有名，《春秋》的法度，只有天子和鲁侯去世不称名，其他好人呢？坏人呢？没有不称名的。如果不称名，是史官的失误。现在尹氏去世，难道是一个家族都去世吗？还是大夫真的去世了？姓氏相同而名字不同。一个人去世而举出整个家族，这在义理上大概不知道这是好的记载。如果说记载姓氏是为了显示世卿的强大，那么后来强大的多了，那些最终得到国家的也多了。而不记载姓氏为什么偏偏在尹氏呢？独立地确立这个义理吗？《春秋》记载周王卿士去世不记日期，而尹氏为什么独独记日期呢？尹氏尊贵但不等于天子，亲近但不等于鲁侯，为什么独独不称名而举出姓氏并记日期去世呢？那么世卿确实可以讥讽。但这与君氏确实不是尹氏有什么关系呢？金氏说：“鲁国有尹氏，是隐公所困的地方，所谓钟巫尹氏。”尹氏的爵位不显著，也是法度所不允许记载的。声子以君母的身份举出继室的称号，记载她的去世，表明隐公不同于其他庶子再娶，不是正妻，那么桓公就不是嫡子。

秋，武氏子来请求赙赠。

武氏是世卿。武氏子没有受命，不称天王。桓王还在丧期，没有任命和通报。他请求赙赠，是记载诸侯失去了供给丧事的礼仪。胡氏说：国家有大丧事，而鲁国不赙赠，即使问罪也可以，不足以讨伐，反而请求赙赠，以此作为失道。王贯道有话说：周朝三次请求，请求赙赠是因为平王驾崩，请求车马是因为桓王将要驾崩，请求金是因为襄王驾崩。丧事有缺失，那么臣子的职责没有供给，鲁国哪里还秉持周礼呢？包茅不贡，霸主到来，兴师问罪。武氏子请求赙赠，难道可以责备吗？这也像贫困人家子弟一样。贫困人家子弟，本来是大家族。因为臣仆不供给，于是贫困。现在将责备贫困人家子弟征收赋税，而不责备其臣子没有节制，可以吗？杜氏说：不供给周王丧事，导致有请求。经文直接陈述，以示不敬，符合法度了。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按礼制，天子去世叫崩，诸侯去世叫薨，大夫去世叫卒。《春秋》为什么对外诸侯用卒而对内用薨？内用薨，是臣子的辞令；外用卒，是遵从讣告。讣告说卒，臣子的辞令不能一概施用。史官根据讣告记载，孔子根据讣告修订，所以说：“其文则史，不是贬斥而书卒。”吊唁礼仪不完备就不记日期，讣告不及时就不记月份，或者不通报，或者通报了但不前往，就不书卒。彰显交往邻国的道理。孔子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冬，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齐国姜姓，侯爵，本是四岳吕侯的后裔，曾辅佐武王封国，现在青州府乐昌县古营丘。传六代君主到献公时迁徙到临淄。《诗经》“仲山甫前往齐国，修筑东方城池”，大概是这件事吧？侯指僖公禄父，隐公时代，宋卫为西党，齐郑为东党。在两次春秋之前，于是东方的诸侯开始在虗地会盟，有联合了。齐国东临大海，郑国近在王畿内，相距一千四百多里。郑庄公想挟持冯谋划宋国，而宋鲁和睦，所以亲自到齐地要求结盟。周朝的宗盟，异姓在后，忘记宗盟而先齐。大概石门是古济北齐地，现在是东平的平阴。郑国以齐国地主，又爵位高而私下尊崇它，这是齐国霸业的开始，而王霸消长的契机在此。陈君举说这与天下有关，是对的。结盟先主盟，圣人约简史法与载书不同。卫子鱼说践土之盟，先晋鲁郑而后齐宋莒，是载书的正法。后来叔向、子产、向戍，都是诸侯中的良臣，号称能献礼，不能举出隐公告薛侯的礼仪，以及子鱼称践土之书，宋盟楚人，于是执牛耳。愤慨啊！有人说：“圣人约简史法，本来与载书不同吗？”回答说：“书‘公及’之类就是，书‘公及’不同于载书，那么正事情以见实。”

癸未日，葬宋穆公。

赵子常说：“天子

译下葬的日期，来不及举行礼仪；不记载具体日期，诸侯下葬只记载月份，来不及举行礼仪；不记载月份。」这是将下葬的日期与夷狄相提并论，是因为感念穆公即位后奢侈僭越。胡康侯说：「诸侯五个月下葬，那些参与同方岳盟会的诸侯，有的来送葬，有的不来送葬，而对待邻国和诸侯的道义就显现出来了。」

译鲁桓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军队攻打纪国，夺取了牟娄邑。

“〇”字应当是“纪”字。莒国在《春秋》开篇时曾率军进入向邑，而天子的讨伐并未施加于它。于是莒国再次夺取他人的城邑。在《春秋》初期，还以夺取城邑为重大事件。子产曾说：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诸侯的土地方圆百里。如今大国拥有数千里土地，这是侵略小国所致，大概到处都是这样。所以自从鲁桓公十四年宋国夺取郑国的牛首邑之后，史书就不再记载此类事件了。季明德说：牟娄是纪国的城邑，在今青州府安丘县南部，位于莒国境内。“〇”国都城在雍丘，距离牟娄非常遥远。在那里没有城邑，原本“纪”和“〇”字形相近而致误。杜预没有察觉，因此说“〇”国合并了淳于并迁都于此。淳于在高密地区，在牟娄以东，也是纪国的南界。杜预因此产生了贯通的错误。查女叔侯告诉晋平公说：“〇”国是夏朝的遗民，却依附于东夷。昭公三年椒举说：商纣王在黎地举行大搜，东夷叛离了他。黎地在今河内靠近卫地，那么所指的东夷都是近地，并非青州东莱的夷人。又《释例·土地名》说：淳于和雍丘虽然郡县不同但疆界相连，那么季明德的说法不仅是此时尚未迁都到淳于罢了。

戊申日，卫国州吁弑杀了他的国君完。

州吁是庄公的儿子。不称“公子”，是因为他尚未担任卿职，并非削去他的属籍。因此许止、蔡般称“世子”，商人之徒称“公子”。称“公子”的，是身为公子且担任卿职的人。身为公子却不称“公子”的，是公子尚未担任卿职。尚未担任卿职却能弑杀国君，是因为他有喜好兵事之恶，而庄公没有禁止。学者熟读并探究其义理，考察其由来，就可以知道教育子女的方法了。

夏季，鲁桓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啖叔佐说：“‘遇’，是诸侯仓促相遇，礼节简略，只是表达敬意便退去，本来没有什么谋划。”宋殇公忌恨冯在郑国，隐藏他的踪迹，约定与盟国在清地私下防备，以试探郑国。清地，是郑国的土地，《诗经》中“清人”之地就是这里。杜预将其指为卫国土地，以山东东阿的清亭来对应，不知道东阿是齐国土地，即所谓齐王烹杀阿大夫的地方，不能成为卫国的城邑。季明德根据《水经》定为魏地，在今淇县清水汇入淇水进入卫河处，南近牧野，都不对。宋、鲁防备卫国，当时刚发生弑杀卫桓公之事，在三月十七日戊申日，距离相遇的时间不远，州吁也必定不敢离开国君之位远出，史传也没有明确记载。他们共同讨伐郑国，乃是后来寻求和解的谋划，或者窥探两国相遇的意图，则不得而知。然而现在史书称“卫人”，那么州吁也不敢外出，何况是这次相遇呢？不能预先指出卫国人一同会盟。王道衰微，霸主尚未兴起，弑君叛逆横行，无人讨伐，而各自谋取私利，祸害啊！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这是诸侯会合讨伐的开始。陈国，媯姓，侯爵，周武王封舜的后代满于陈国，即今陈州古宛丘。蔡国，姬姓，侯爵，周文王第五子叔度的儿子仲继受封，即今汝宁上蔡县。宋国人统领诸侯，对外是为了安定州吁，对内是想除掉他所厌恶的人，非常不义。

秋季，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

于是大夫开始与诸侯对等，诸侯的军队再次出动。翚不称“公子”，是因为隐公没有授予大夫爵位。《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这是贬斥，不像翚因为参与弑君而先被贬斥，到桓公三年又改称“公”，为什么呢？翚因为身为贵戚，隐公将兵权交给他而不怀疑，于是翚弑君的器械就准备好了。

九月，卫国人杀州吁于濮地。

“人”是众人的意思，说右宰丑是传文的错误。“濮”是卫国土地，说陈地是传文的错误。《诗经·击鼓》说：“跟随孙子仲，平定陈国与宋国”，就是《春秋》讨伐郑国的军队。众仲因为州吁残忍好战，众叛亲离，预料他难以成功。不久州吁被陈国抓获，派右宰专门前往杀他。所以杀州吁的地方叫濮。石碏派羊肩另外在陈国杀石厚，所以地方叫陈。传文有其记载而经文记载其实事罢了。杜预不知道，因此跟随贾逵以濮地为陈地。季明德又不能明白观察传文，而肆意辩驳城濮、宛濮，是不对的。陈氏说：“五国的诸侯不能安定州吁而杀于濮地，在濮地言说，是尚未得到国家，表明卫国有臣子。”

冬季十二月，卫国人立晋为国君。

晋是庄公的儿子，这就是宣公。《左传》说：“卫国人立晋，是众人的意愿。晋从邢地迎回，不记载‘入’。如果像小白那样是出于志向。诸侯世子向天子发誓而立为君，继位则朝见天子而受命。哪有擅自改变像这样的呢？”赵子常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诸侯又为他们会合讨伐以安定他。国人讨伐贼臣立君，而圣人给予权变，是不对的。周、卫距离不远，告请并不难，命令讨伐事情不同，哪有使用权变的呢？”

鲁桓公五年春季，鲁桓公在棠地射鱼。

国君举动必记载，保存记载的体例，而善恶自然显现。棠地，在今鱼台县古方，距离国都遥远。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

安葬称“公”，是用神明治理他，尊重他。这是古代圣人贯通幽明鬼神的义理。陆淳氏说：“侯、伯、子、男的国家称其国君为‘公’，是臣子的言辞。谥号不能说‘公’，因为谥号是天子赐予的，这种说法不对。”汪仲裕说：“卫桓公的谥号不符合他的行为，称号不同于他的爵位，谥号不符合行为可以，称号爵位不同，他怎么知道呢！”

秋季，卫国军队进入郕国。

郕国，姬姓，伯爵，周文王之子郕叔武所封的国家，在今濮州雷泽东边，其北为卫国土地，东为郓地，鲁、济西田近地。如果是怀地的武陟，则是隰郕的郕了，与卫国都是文王的昭穆后代。

译九月，为仲子修筑宫室。

桓公杀害隐公，是隐公自己招致的。按照礼制，庶子继承君位，才为其母亲修筑宫室。桓公不过是一个公子罢了，隐公却为其母亲修筑宫室，从而助长了桓公的邪念。所以桓公杀害隐公，是隐公自己招致的。

译起初进献六羽之舞。

鲁国僭越使用八佾之舞于群庙，由来已久了。《周礼》舞师规定，凡小祭祀不兴起舞乐，而仲子进献羽舞，羽即羽翳。《尔雅·释言》说：“纛，是《山海经》中五彩之鸟的名字。”翳是将羽毛析开并附着在柄上，首部的羽毛轻盈，舞动时便于指挥。凡是舞蹈必定先舞羽而后用籥，这是开始演奏文乐。手持干戚的人排列行列随后前进，这是再次以武乐扰乱节奏。根据《诗经·简兮》“方将万舞”，下文说：“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那么万舞就是羽舞。《公羊传》说：“万舞，就是干羽之舞，籥舞停止。”因为进献羽舞的记载，就昧于万舞包含籥和羽的事实。况且妇人附祭于丈夫，没有别立乐舞和别立宗庙的礼制，仲子作为妾庙的小祭祀而使用羽舞，不符合舞师的义理。何休认为妇人没有武事，只演奏文乐，也不了解开始进舞和再次扰乱节奏的详细情况。而且众仲回答关于羽舞数量的问题时，列举天子、诸侯、大夫都说：“羽舞也不因为（他们）没有武功而命名。”六羽本来就不是仲子所应该使用的，所以说“初献”。程子说，看见使用八佾的僭越却不知道使用六佾，也是仲子的僭越。左绵赵氏说：“隐公认为在宗庙外立宫不可等同于宗庙的礼制，减杀而使用六佾，这是隐公对待仲子尚处于合乎正道与不合乎正道之间，而被先君的邪说所迷惑而不能匡正。”他的话是对的，却不知道使用六佾也是不对的。

邾人、郑人攻打宋国。

邾国先于郑国，是主兵的国家。赵子常说：“大夫各自按照自己的班次（出兵），这是不对的。”季明德不相信邾人发泄怨恨的说法，怀疑是郑庄公告诉邾国的事，这太过分了。

发生螟灾。

虫子吃禾苗的心、叶、根、节的，分别称为螟、螣、蟊、贼。《春秋》记载螟灾的有两次，一次在隐公时期，一次在桓公时期，其后凡是记载螽灾的有十一次罢了。大概轻微的灾害不值得记载，螟灾比螽灾轻微。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臧僖伯，是孝公之子，惠公的弟弟。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长葛，是现在许州北五十里的县。大概是郑国东部的边境之地。陈君举说：“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自僖公以前则记载。《春秋》初期，还以包围为重。”

六年，郑国人来输平。

输平，是表达求和的意图但实际上并未和平。这次输平，是为了平息翚防伐郑的怨恨。胡氏说这是背离宋国党羽，是对的。输，是有所纳献的言辞。赵企明怀疑是致送祊田，是根据《左传》解释狐壤的怨恨罢了。郑国用虚辞致送，而不归还，鲁国人察知其情，所以不听从。宋国也不救援，郑国中立而有所要求。这与宣公十五年宋国与楚国讲和，昭公七年燕国与齐国讲和，定公十年、十一年与齐国讲和，郑国讲和的书法不同。陈君举说，郑国输平是志在诸侯联合，这不是事实。

夏季五月辛酉日，鲁公在艾地与齐侯盟誓。

艾山，是现在沂州西部的鲁地。《汉书·地理志》注临沂县，应当是对的。《春秋》初期，齐国和郑国是党羽。这时郑国长葛正被包围，齐国为此在艾地盟誓以谋划此事。陈君举说：郑国正与周王交恶，急于与齐、鲁讲和，将要联合诸侯。这也接近事实，但不是实情。

秋季七月。

《公羊传》说：“《春秋》虽然没有大事，但有过失就记载。《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称为一年。”

冬季，宋国人夺取长葛。

程子说：“天子不治理，方伯不征讨，郑国不能保全，有赴愬（求救）最终防守其邑，都是罪过。宋国人强行夺取，不可胜诛。”

七年春季周王三月，叔姬归于纪国。

这是为庄公十二年叔姬归酅张本。

滕侯去世。

滕国是姬姓侯爵国，在现在兖州府滕县。是文公第十四子叔绣的后代。滕侯去世，不记日期，不记名字。《公羊传》说：“是防国。《春秋》没有因为防国而不记名字的。”《谷梁传》说：“滕侯不记名字，是用狄道。既然用狄道，那么为什么不记名字？”我认为《谷梁传》大概是臆测。如果按《谷梁传》，那么宿男不记名字，怎么解释呢？说宿男微弱，不登盟书，怎么知道滕侯是同盟呢？或者称陆氏说：“《春秋》有不盟而记名字的，为什么？”回答说：“国家的史册，凡是诸侯有告命就记载，但必定根据其赴告的礼篇所记录的赴告之辞说：‘寡君不禄而已。’《左传》‘薨赴以名’，赵匡极力辩驳其妄说是正确的。如果史官遗漏了其名字，盟书既然不考赴书，又本来不登，所以滕、宿都不能记载其名字。后来有记载名字的，是因为离孔子近，载籍又足以征验。不然，那么后来不记名字的怎么少见呢？”《左传》以礼经同盟称名，薨以名赴。庄公元年，陈侯林去世，《左传》又认为是未同盟而袲防。陈侯实际同伐郑国，将防者未必盟，而记名不记名，又不系于盟不盟吗？两种说法都违背义理。大概同盟名于载书，朝防名于要约，聘告名于简牍。赵氏所谓“卒赴则按而纪也”，时间久了或许亡失，那么依据什么呢？说世代久远近似是对的。那么胡子则详葬义而记名与否，因宿男见例，说不以名赴，而孔子特书之，有见于赴而无见于辞礼。《春秋》的义理，防矣。

夏季，修筑中丘城。

中丘在现在沂州古临沂，在沂水之东，东为向，北为郓，南为郯，那么西越过沂水，距离鲁国已三百六十余里，是靠近莒国的邑。叶梦得说：“鲁国修筑的城多出于畏惧齐、畏惧晋、畏惧邾、畏惧莒，不然就是大夫强大而自修其邑。”

译现在通过考察言辞来观察事情的本末，莒国入侵向地，那么鲁国的边境就应当有所防备。然而在夏季役使百姓，就不必担心他们的体力了。

译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是为了结盟以偏袒郑国。关于称“弟”所体现的伦理意义，胡氏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有人认为是聘问本是天子用来晓谕诸侯意志的，齐国依仗强大而僭越实行。然而《周礼·大行人》记载，诸侯之间的交往，每年互相问候，每三年互相聘问，是有先例的。“殷”指中间年份，即每隔一年派人以心意互相问候，称为小聘；三年一次大聘，各种礼仪文书比问候时稍显隆重。陈祥道说三辅地区的人把轻视财物叫做“聘”，或许是这样。所以“殷”又表示隆重。《司仪》说：“公、侯、伯、子、男等诸侯的臣子互相作为国家的宾客，就有相应的礼仪。”大概是为了考察礼仪、端正刑罚、统一德行，以尊崇天子。《王制》中并没有禁止这种行为。只是当时诸侯修好邦交的事情，鲁国史官没有理由去记载，唯独因为对方接待了我方才记载。然而所交往的已经不符合礼仪的初衷了。

秋天，鲁公讨伐邾国。没有天子的命令，却称“伐”，是讨伐罪人。背弃蔑地的盟约，而偏袒宋国以牵动郑国。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看，邾国不值得讨伐。

冬天，周天子派凡伯来鲁国聘问。这是周天子派使聘问的开始。凡，是周公第二个儿子的采邑，即现在卫辉府辉县，古汲郡共县。鲁国不尊奉周天子而没有人讨伐他，周天子还派使聘问抚慰他，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聘问旧例。

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并把他带回去。这是戎人祸患的开始，变“执”为“伐”，《公羊传》说：“不赞成夷狄拘捕中原人士。”楚丘，是鲁地，现在曹州东南边界。靠近己氏戎的地方，凡伯失节，鲁国不修方伯的职责，那么胡氏的义理就很完备了。但是说：“卫地是错误的。”《谷梁传》又说：“讨伐凡伯的是卫国人，但圣人记载为戎，那么不仅【缺】

八年春天，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国外特别相遇一般不记载。齐国将要平息宋、卫与郑国的争端，而宋国请求先行动，是因为认为不真诚吗？这是瓦屋之盟的事。垂是曹地，在现在曹县北，位于宋、卫之间，而边界在卫南。根据《水经》考证，杜预说是卫地，是错误的。曹国正依附鲁国，而郑国向鲁国求和，所以隐蔽其踪迹，以遇礼行事。宋国对郑国还未释怀。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方进入祊地。祊是现在沂州费县东南的地方，靠近鲁国。郑庄公想要疏远宋国的党羽，所以用贿赂引诱鲁国。吕大圭说：“《左传》说用祊地交换许地，经文没有看到这件事。当时郑国正结交鲁国，不是鲁国结交郑国。他的话是对的，难道《左传》看到了假田的事，错误地合并在一起了吗？”“入”，是说接纳。赵匡认为是归入的意思，不应该用“入”。祊地是郑国从天子那里接受的，鲁国可以私自接受吗？陈氏说：“入”没有说过“我”，说“我”，是交往的辞令。

夏六月己亥日，蔡侯考殳去世。

子封人继位，这就是桓侯。

辛亥日，宿男去世。

秋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谷梁子说：“诸侯的三方结盟，从这里开始。宋、卫想要招致齐国以断绝与郑国的关系，所以举行这次结盟。东方诸侯的交往从此兴盛。”程子说：“从此倾危的风俗形成，百姓不能安定了。”瓦屋就是定公八年的瓦亭。季氏说：“是靠近卫国的南燕地。”杜元凯说：“是周地，不对。”

八月，安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日，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公及”，是我方想要的。鲁公将要偏袒宋国，围攻郑国，亲自到莒地，毁坏列位而与微贱者结盟。这是我君特别防备外大夫的开始，所以谨慎地记载。杜元凯说：诸侯的卿大夫再命以上，都记载在经文中；自一命以下的大夫及士，经文都记载人名氏，不得见。然而说微贱者不嫌与公侯敌对，是不对的。浮来，张洽说：是莒地，现在志书在莒州西三十里，杜预认为是纪邑，也不对。

发生螟灾。

冬十二月，无骇去世。大夫只称名不称氏，是为了区别于贵卿。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他的后代成为展氏。

九年春天，周天子派南季来鲁国聘问。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

挟去世。

夏，修筑郎城。赵企明说：“郎是现在的单父、鱼台，单父是宋地，那么郎逼近宋国。鲁国将要北防齐、郑讨伐宋国，怀疑宋国捣虚，所以与莒人结盟，巩固其东城，郎防备其西事，或许是这样。”

秋七月。

冬，鲁公在防地防备齐侯。《周礼·大宗伯》时见说：“诸侯有不顺服的，王将有征讨之事，那么朝觐之后，王在国外设坛，集合诸侯而命令行事。”即《大行人》所说的“命令征讨之事”，诸侯不得专征讨，为什么会有防备呢？将要谋划讨伐宋国，就在鲁国的防地。防是鲁国北边边境，靠近齐国的地方。杜元凯认为是琅琊东南，那么不是齐鲁所经过的道路。高抑崇指出兖州金乡县界，那么是靠近缗的宋地，齐鲁正想谋划宋国，也不应该先到那里。《左传》说宋公不尊天子，郑伯作为王的左卿士，以王命来告知讨伐宋国。然而经文没有看到以卿士记载郑伯，大概是《左传》的传述。

十年

春王二月，鲁公在防地防备齐侯、郑伯于中丘。

《左传》说是约定军队日期。

夏，翚率领军队在防地防备齐人、郑人讨伐宋国。翚不称公子，还因为未成为卿。《左传》认为羽父先防备齐、郑，贬低不书族，是不对的。这里中丘、诸国防称君，讨伐称人，防备的是君而微贱者跟随翚。陈氏说前目后凡，是不对的。高氏说齐国违背瓦屋之盟，郑国为

译把翚列为统帅之首，也是不正确的。中丘地处沂水之滨，顺着沂水而下，可以到达宋国的东边边境。翚率领齐国、郑国从东路进入宋国，这是主力部队。宋国与郑国互相怨恨，战争连绵不断，没有停息。《春秋》先记载齐国，是因为郑国曾经凭借爵位高于齐国。《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所以得以将大国列在前面，并采用涉及鲁国的辞例。

译六月壬戌，鲁隐公在菅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

胡氏说：“用欺诈手段作战称为‘败’，打败对方的一方为主语。菅是宋国的土地，从北边边境的郎地往西一直延伸到菅地。鲁隐公打败宋军，是从西道进入的，家翁说鲁隐公亲自出动奇兵，这是正确的。这一天记载得很详细。起初，公子翚率领军队讨伐宋国，随后在六月戊申日，鲁隐公在老桃与齐侯、郑伯会盟，老桃是宋国的土地。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军，菅是宋国的土地。杜预根据长历推算没有戊申日，孔颖达定为戊午日是正确的。然而说齐国、郑国迟到，所以鲁隐公独自打败宋军，这就不对了。这只是奇正相间的军队罢了，地方相近日子又近，怎么会迟到呢？”

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从军队中夺取，称为“取”。《谷梁传》说：“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呢？”是因为不认为趁着打败别人而谋取利益、夺取两座城邑的行为正当，所以慎重地记载了日期。郜，是姬姓，子爵，周文王第十一子所封。现在兖州城武县有郜城，称为北郜。郜国所居住的地方，在城武以南，称为南郜。

秋季，宋国人、卫国人侵入郑国。

高抑崇说：“宋国又联合卫国来报复郑国，郑国庆幸菅地的战败而没有防备，所以宋国、卫国趁着郑国空虚而侵入。”赵子常说：“外国侵入他国，有‘来’这个说法，不记载月份。”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讨伐戴国，郑伯出兵夺取了它。

戴国即现在的睢州考城县，古称外黄，位于郑国北边边境。赵企明说：“三国侵入郑国，没有攻克，所以转移兵力杀害其附庸。郑伯出兵乘势攻击，戴国在前面抵挡，郑国在后面扼守，夺取三国军队，言下之意是很容易。这就像在雍丘夺取郑军、在嵒地夺取宋军之类，并不是夺取戴国。”然而说：“圣人庆幸其胜利，表彰并授予爵位，这就不是这样了。实际上是郑伯的缘故，所以记载郑伯。三国将领地位低微军队少，而郑伯亲自率领。胡氏说以少胜多，也不是这样。”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侵入郕国。

郕国、鲁国、济水西岸邻近的城邑，其北边是卫国，济水逼近单父，单父是宋国的土地，戴国作为郑国的附庸，宋国挟持蔡国、卫国来讨伐它，郕国、宋国、卫国是同盟国，齐国人偏袒郑国讨伐它，宋国、郑国互相仇视，而波及到它们的附庸和同盟国，这种愤怒和脸色，可以说是施予不当了。

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这是诸侯来朝见的开始，薛国是任姓，侯爵，黄帝的后裔，奚仲的后代，大禹所封。国都在现在滕县东南，滕国和薛国南邻宋国，所以宋国人曾经说：“滕国、薛国，是我们的役使对象。”周朝制度诸侯朝见天子，以命数作为节制，小国不能供给，所以朝见以求降低规格。然而朝见，是朝事的名称，本来是诸侯侍奉天子的，而诸侯世代互相朝见，也是周礼中行人邦交的礼仪。所以曾子问中有告庙任命五官的记载，大概就是这个事情。凡是朝见一定要在庙里以礼接待，不是诸侯不说朝礼，与朝见天子不同了。鲁侯朝见伯主而稽首，晋国人说：“天子在，而您屈尊稽首，我们的国君害怕了。”齐侯向鲁君稽首，鲁君拜谢，齐国人发怒。鲁国人说：“不是天子，我们的国君没有地方稽首。”在周礼司仪中，诸公、诸侯、伯、子、男互相作为宾客，则有礼仪，那么互相朝见是为了继承先君的好意，以宾客之礼接待罢了。春秋并不厌恶其朝见，只是记载其不符合世传。传言滕国、薛国争长，也不是其礼仪所见。缺述职而私下互相朝聘，那么胡氏完备其义了。

夏天，鲁隐公在时来与郑伯会盟。

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与齐侯、郑伯侵入许国。

时来，即现在的郑州荥阳县厘城，许国是姜姓，男爵，炎帝的后裔，四岳的后代。周武王封文叔于许国，现在许州郑长葛靠近许国，而宋国夺取它的意图，许国必定亲附宋国，而且想要许田。所以开启鲁国在时来的会盟，而联合齐国侵入许国。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鲁隐公去世。

程子说：“国君在路寝去世，见到卿大夫而去世，才是正常的去世。在燕寝去世，是不正常的去世。去世不记载地点，是被弑杀。大概鲁君去世，没有不知道其地点的。去世而不记载地点，想要引起疑问，显示其有缘故。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的臣子被邪说蒙蔽，不能完成隐公作为国君的礼仪。赵子常说不用国君的礼仪安葬。左氏说：‘不成防’，这是对的。左传、公羊传都认为贼人没有讨伐，所以不记载葬礼，然而不能通用于蔡景侯、许悼公。所谓义理正确而事情失真的。”

春秋明志录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明志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明志录卷二 明 熊过 撰

桓公

惠公，是隐公的弟弟，名轨。《史记》一名允，弑杀兄长自立，在位十八年。谥法：开拓土地使远方臣服称为桓。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

鲁桓公即位。

即位就是就位。先谒见宗庙，表明继承祖业。然后回到阼阶的位置，接见百官以端正君臣关系。事情完毕而返回丧服，其礼仪如同伊尹穿着冕服奉送嗣王恭敬地谒见祖先。朱先生说王侯以国家为家，即使是先君的丧服，也视为自己的私服，这是正确的。然而柩前的位置，所谓即位而哭，阼阶的位置也只施行于庙中，与正朝的礼仪还有不同。没有接受黻冕，自然难以穿着士服临朝。康王之诰说：“诸侯走出庙门，等待王出来，在应门之内。”应门内，是王的治朝，而可以穿着麻冕彤裳临朝诸侯吗？王世子没有接受命令，就成为君主；诸侯世子虽然在王面前发誓，国君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