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明志録卷二　　　　　明　熊过　撰

译也一定要亲自接受任命。借吉日行事，必须等到次年，所以太甲在元年正月初一才举行冕服见祖的仪式。先儒认为开始防范时就可以举行朝庙即位之礼，这也是考证不详细所致。桓公继承隐公而称即位，《谷梁传》认为这是因为他参与了弑君之事。

译三月，鲁桓公在垂地防备郑伯。郑伯用玉璧交换许田。

垂是曹国的土地，是郑国通往鲁国的道路，在垂地设防，是为了请求许田。《公羊传》说：“如果是交换，那么说‘借’，为什么还要设防？许田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城邑，田地多而城邑少，所以称田。春秋初期，诸侯做坏事，却用言辞来掩饰。孔子哀伤地说：‘有利可图且巧诈，文饰而不惭愧，小人的过错必定加以文饰。’《春秋》记载这件事，显示王道的风气日益趋向败坏，并且用来记录郑庄公的欺诈行为。”

夏四月丁未，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谷梁传》说：“‘及’字，表示鲁国主动结盟的意愿。”程子曰：“桓公想要与郑国交好，以求自身安定，所以既给了许田，又结盟。”杜元凯说：“越靠近垂，是地名。”

秋，发生大水灾。

啖叔佐说：“凡是水旱灾害都只记载季节而不记载具体日月的，是因为灾害持续很久才形成灾祸，所以不能只记载具体的日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国的华督杀死了国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谷梁传》说：“孔父先死，却说‘及’，是什么意思？”这是记载尊贵者及卑贱者，是《春秋》的义例。《公羊传》说：“孔父活着，殇公就不会被杀。”父和甫，都是对男子的美称，所以孔父名嘉，字父。杜氏说：“称名是为了定罪，妻子出门不遮挡面容。”他既不知道传家附防的诬蔑，也不知道君主名在上，臣子不可称字，也没有理由与仇牧、荀息的书法不同。《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先儒都认为褒奖孔父而称其字，这违背了经义。赵企明说：“父是孔子的六世祖，不敢直呼其名。《春秋》是孔子的家史，不像太史官在国家修史，所以可以避讳。君亲是一样的，王猛不避讳却避讳孔父吗？什么叫‘临文不讳’呢？”赵子常改变说法说：“天子任命的大夫，所以不称名，这就更加疏远了。”刘卷不是天子的三公吗？跟随胡氏的说法。

滕子来朝见。

元朝吴立夫论述杞国说：“春秋列国的爵位很难考证，设立四条义例来辨析，最终也没有确定。滕国等也是同样。胡子厌恶滕子朝见鲁国，说‘降为子爵’，用对待夷狄的方式对待他，他探求经义也太深了。圣人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罪过而牵连他的子孙，然而滕国称子爵的记录相继出现，难道波及后代像申不害、韩非的教化吗？记载‘来朝’，就是用来治理他的。子爵的变化无法考证。参照子产争承的例子，大概是自我贬低以顺应杀礼。”赵企明沿袭孙明复的说法说：“大国的爵位不超过公侯，小国自嫌相互抗衡，如果不是为了利益，所以以侯爵来接见，如果有入杞的军队，以讨伐不恭敬，那么说滕国自我贬低，确实切中实情。”有人说：“滕国的子爵，赵匡说居住在防地称子，所以七月杞侯来朝不降爵，胡子说杞国是纪国，不过是证明滕子被贬罢了。以杞为纪，那么九月入杞，经文有明文。左氏本来就认为是不恭敬导致讨伐，那么不是纪国的错误是明显的。胡子探求经义，怎么如此主观决断呢？”

三月，鲁桓公与齐侯、陈侯、郑伯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稷是宋国的土地，诸侯的会盟，参预者三人以上必定言明，所以其义例，胡氏已经完备。

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把它放入太庙。

这是宋国的贿赂，在会盟时接受。其义例，胡氏已经完备。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

义例见滕子来朝之下。杞是姒姓，公爵，武王封禹的后代东楼公，国都在今开封杞县，古雍丘。有人说唐侯是尧的后代，陈侯是舜的后代，唯独宋国以异姓相继，微子的德行特别崇高其爵位，建立为上公。三恪的完备，是因为神明的后代，难道是因为私心其相继的缘故吗？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

开始畏惧楚国。楚国成为中原的祸害，从此开始。这时，楚武王熊通开始僭越称王，凭借江汉之地，所以汉东诸侯为此会盟。邓、蔡地，在颍川召陵县西南的邓城。赵企明说是曼姓侯国，今襄阳府邓城，是楚国的婚姻之国，所以两国依托于此。近来，胡康侯说：“观察诸侯会盟离合的痕迹，就可以考证夷夏盛衰的原因。”

九月，进入杞国。

左氏说，讨伐不恭敬。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冬，鲁桓公从唐地回来。

在唐地结盟并记载归来，是因为桓公以能与戎人结盟为幸事，很久才回来，举行饮至之礼，这是表示危险。

三年春正月。

不记载“王”，是缺文。杜氏认为是不颁布历法，刘敞规劝他。现在胡氏取为传说的，是因为谷梁认为桓公弑君无王，胡氏相信他。然而天下不只有桓公无王。如果说孔子因鲁史而立王法，凡天下无王的都以类推罪，还可以。二年春与夷被杀，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为什么不相同呢？十年记载“王”，认为是正。曹终生之卒，五年陈侯鲍卒，赴告以二日，说长历大衍步推不在一月，所以不能确切地说记载“王”，与其正还可以。十五年为什么不正？天王之崩。十七年为什么不正？蔡封人之卒吗？难道说事情不在正月所以不记载“王”吗？《春秋》记载“王”，本来是为了大一统，不是说王能王。况且王月实在不是鲁国所能私有的！后来赵子常稍作改变，然而无能改正。胡氏另作言辞，然而到二年记载“王”，则无法自解。宋万、赵盾、宋归生之弑，而称王了。

译鲁桓公在嬴地会见齐侯。

嬴是齐国的地方，位于现在泰安州的境内。

杜预说：“国君娶夫人，不通过媒人，而是亲自与齐侯约定而成婚，这是不合礼制的。”

译夏，齐侯和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这是记载齐、卫两国联合的事。春秋初期，齐国亲近郑国，卫国亲近宋国。防地会盟之后，宋、郑两国讲和了。两国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怨恨的了。所以互相约定，是彼此结好而互相推崇为长。于是齐僖公自称小伯，而《诗经》中的《式微》，是以方伯的身份期望卫国。齐桓公的纠合诸侯，不必等到正式成为霸主就行事，这是齐僖公开创的，而齐桓公沿袭了他的旧例。这难道是天下的小事吗？推崇霸主不止，凌夷衰败的趋势，有齐、魏相王的苗头。陈君举王伯厚在经学上认为是联合。自《公羊》、《谷梁》认为接近正道，而古荀卿子于是说：“《春秋》赞许互相约定。”荀卿的学问，是《谷梁》的学问。赵匡说：“防地会盟也没有结盟，都是约定言语就退去，怎么能唯独对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况且两位国君并非贤君，又没有特殊的表现。根据经文直接讥讽他们没有人君的礼仪罢了，那么赵匡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蒲地现在在大名府长垣县境内，是古陈留卫地。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齐侯。

《左传》说是为了求和。

秋七月壬辰朔，发生日食。

姜岌认为这一年七月癸亥朔没有壬辰，也是失闰。其八月壬辰朔距离交分进入食限，与《大衍历》相同。《授时历》推算八月壬辰朔加时在白天，食六分一十四杪。先天历得到交分二十五刻七五一，进入食限。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

称公子，开始任命为卿。越境派遣，是卿的礼仪。胡氏讥讽这件事，太过分了。

九月，齐侯送姜氏到讙地。

根据《谷梁传》的礼仪，送女儿，父亲不下堂，母亲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左传》说凡是公女嫁给敌国，姊妹则由上卿送，公子则由下卿送。对于大国，即使是公子也由上卿送；对于天子，则诸卿都去；对于小国，则由上大夫送。那么送女儿越过国境，是不合礼仪的。讙地在现在宁阳西界，已经进入鲁国境内了。不称夫人，是因为《公羊传》说：从我方来说齐国，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是邻国的夫人，还是说我的姜氏。陈氏说：已经离开齐国，所以不称女；还没有到达鲁国，所以不称夫人。

鲁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冬，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左传》说是为了致送夫人。

有年。

《公羊传》说：“有年，用来记载喜庆。不足的地方，显示人有剩余。鲁桓公得罪上天，奢侈天帝的赐福来自我庆贺，史官据实记载，孔子不删削，是用来讥讽吗？”

四年春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

狩是守的意思。张罗驱逐守取叫做田。苗除害则搜索取之叫做搜。大概是搜索而选择，去掉有害的而已。兽多可杀叫做狝。因为其敏捷则叫做猎。都是一件事的通名。《周礼》大司马仲春教振旅平列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于是以搜田祭社。仲夏教茇舍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之用，于是以苗田以享礿。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于是以狝田以祀祊。中冬教大阅，则合三时之所辨者而皆辨之，于是以狩田以享烝。其义胡氏备矣。

夏，天王派宰渠伯纠来聘问。

宰是什么？是宰夫。夫宰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若宰，周公则是太宰了。为什么呢？没有中、下大夫而公的。知道纠是宰夫，是因为《公羊传》认为是下大夫，那么宰夫之宰不是冢宰了。渠氏，不是邑。伯纠，解说《公羊传》的人认为是字。郑箴膏肓说名且字，不对。伯不是爵位。《仪礼》所谓二十而冠字“伯某甫”的是这样。王朝大夫未爵书字。何邵公解说《公羊传》说：“老臣不名”，知道不是名而错误。《左传》说：“父在故名”，然而仍叔之子有父在而不名，且称子。现在伯纠不称子，怎么知道有父？无父？胡氏认为是冢宰伯爵，这也是不考察前闻，而私自为之说。《周礼》宰夫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与其币器财用。那么咺之来周，以宰夫之职使之。宰不是冢宰。其与伯纠名字不同，是因为王朝上士、中士称氏名，下士称人。所以赵子常以例定之曰：“宰氏咺名”。赵企明说：“小宰士大夫兼之，故名咺”。那么其考于周礼益疏矣。咺以宰氏，伯纠以宰官，不嫌同辞。以法据旧史书之系于来聘而不系于名，不名亦非以名字为宰之高下、事之得失。其不讨而聘，胡氏义是矣。《春秋》上纪天之书。桓四年、七年何以缺二时？史失之也。胡氏以谓四年之无二时，以纠之聘而知王之不复能用刑也。是何邵公之遗说也。然五年仍叔之子亦聘矣，而秋冬何以书也？七年之无二时，胡氏以谓谷、邓之朝见诸侯之不复能修职也。邵公说：“桓公以火攻人，故去二时。”二氏之说靡所定矣。然如胡氏之例，则二年滕子来朝不具四时乎？不可通于彼矣。如何氏之说，则火攻之恶不犹愈于成宋乱乎？是故二氏

译探究经书中的错误，杜征南和范豫章可以说是不牵强附会了。

译鲁桓公五年春季正月甲戌日。

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按照杜预《长历》的记载，正月甲申日朔，该月内没有甲戌日，那么己丑就是六日。在甲戌之下，按照《左传》的说法，先儒怀疑有陈国内乱，文公子佗杀害太子免，陈侯病重时发生动乱的事情，这是为蔡人杀死陈佗埋下伏笔。赵企明说：甲戌之下缺失了记事。《左传》认为是因为两次报丧所以疏漏了，即使两次报丧，也不过是再次以去世之日报丧罢了，哪有一个人两天都去世的道理呢？《公羊传》学派认为陈侯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是被弑杀。按陈侯在国都去世，自然不应该记载地点，怎么能因为怀疑就认为是被杀呢？

夏季，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这是想要偷袭纪国，胡安国说：“这是为了彰显齐人灭亡纪国的罪责，以及纪侯离开国家的缘由。”这是正确的。

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

赵企明说：这是征召军队。说仍叔的儿子，是《公羊传》讥讽父亲年老而让儿子代替从政，大概是认为这是因私爱而损害了公家的选拔。

安葬陈桓公。

修筑祝丘的城墙。

高抑崇说：“祝丘靠近齐国的城邑，大概是鲁桓公想要帮助纪国却畏惧齐国，所以违背时节修筑城墙来防备。”

秋季，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周天子讨伐郑国，胡子说：“郑伯不朝见，贬低他的爵位就可以了，亲自率领军队攻打他，这不是天子的讨伐。”周王室衰微，不振作已经很久了，贬爵削地，难道肯听从命令而接受任命吗？那些人说把这支军队调去攻打宋、鲁才是天子的讨伐，却不知道郑国与周王室交恶，不尊奉周天子已经不是一天了，不必等到夺取政权、不朝见之后才显现他的罪过，这还可以等待天子的诛伐吗？假如诸侯都顺从，于是平定了郑国，而周天子的威令因此重新振作，那么对于周宣王亲自征伐是有光彩的，哪里值得深深责备呢？所以胡子的话，我认为不如赵企明说得恰当。蔡、卫、陈畏惧逼近郑国，而率领弱小的军队行动，没有战功就返回，又怎么能得到褒奖呢？那么祝丘请求跟随讨伐的事情，不必去追问它是否存在了。先儒认为诸侯不可以对抗天子，所以在繻葛之战不记载“战”，天子军队大败不记载“败”，这也近乎迂腐偏狭了。天子军队在茅戎战败，还可以说，为什么对于诸侯抗拒作战的事情，反而完全隐瞒事实呢？夺取郑国的权力，应当在春秋之前，进入春秋时期，郑伯都以外诸侯的身份记载罢了。周天子没有天命，吕仲木说：“这是省略文字，跟随诵读”，又说：“缺失文字也可以。”

举行大雩祭。

雩祭，是呼号祭祀、叹息祈求下雨。鲁国南部有雩门，舞雩在城南。用女巫跳舞，雩祭的音乐用皇舞，用来通达阳气中的阴气。雩祭以舞蹈为盛大，于是把祭坛命名为舞雩。有两条龙出现，而雩祭设立祭坛祈求恩泽，这是常规祭祀。干旱时举行雩祭，是不常规的。大雩祭上帝，使用盛大的音乐，又是不常规的僭越。胡安国的义理完备了。《月令》中五月建午时的雩祭，那是秦朝的制度罢了。

发生螽灾。

螽是蝗虫类，《诗经·螽斯》就是它。身体细长而青色，长角，长腿，一生产九十九个卵的。啖助说：“记载时间的，是连续几个月都有。”

冬季，州公前往曹国。

鲁桓公六年春季正月，州公来到鲁国。

州，是天子宫城内的城邑。河内武陟，不是随、绞、州、蓼讨伐楚国的州，也不是淳于的州。苏忿生有十二块田地，州就在其中。后来成为周州公的食邑。隐公十一年，苏叛乱，天子不能拥有它。从郑国夺取邬、刘、蔿、邘的田地，把十二个城邑给郑国，而州就在其中。那么州公失去了采邑。然而到了这五年才开始讨伐郑国，仍叔的儿子讨伐郑国，而战争开端才开启。大概是仍氏没有行动，州公还能在州地防守。等到明年夏季在向地结盟，向郑国求和。既然郑、齐、卫人讨伐向地，周天子才开始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郏。那十二个城邑，盟和向都在其中。看这些，那么天子虽然给了郑国，尚且不拥有。到了这时旅拒争夺，而州公的到来是跟随仍氏有征发吗？《春秋》称公的，只有二王之后和三公称公。所以州公，是天子的三公。《左传》不知道，认为是淳于公。《舆地广记》于是附会它，说东海县有大小州山，叫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是《春秋》的州国，错了。淳于，郦道元说本是夏朝的斟灌国，武王用来封淳于公，合并了它。淳于不是二王之后，怎么能称公？这是郦道元也跟随《左传》再次错误。鲁国南部连接曹国，西部到达周。州公来到鲁国，经过曹国，卫国已经跟随周天子。鲁国未曾出兵，所以去曹国。而六年州公来到。杜预说“寔”是“实”。承接冬季去曹国的文字，中间没有事情，这是正确的。胡子以“寔”为名，比作失地的君主，将有其末，先录其本，也是所谓推测国家危险，驱逐不再回来，这是错误的。

夏季四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纪侯。

《左传》说：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祸难。

秋季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刘原父说：“大阅兵，是冬季的事情。秋季兴起严厉，农事已毕。《左传》说畏惧郑忽，害怕齐人而季明德，直接说是纪国请求鲁国援助，所以不因为田猎而简阅，这只是臆测罢了。”

蔡人弑杀陈佗。

程颐说：“蔡桓侯杀死陈佗，实际上是出于私心，而记载‘人’等同于讨伐盗贼，这是众人的公义。”陈君举说：“公子与太子两方争利互相杀害，那么讨伐他们凭什么？庶孽扰乱正统，怎么能不讨伐呢？”

九月丁卯日，公子同出生。

古代嫡长子出生，用太牢祭祀，不进食而相见，在阼阶加冠，死了就为他穿斩衰，这与

译这大概太严重了。《礼记·内则》规定，卿大夫以下阶层，儿子出生都要登记在闾史那里，所以《春秋》的书写体例，嫡长子必定要记载。胡康侯说：“不记载世子，是因为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必须向天子发誓之后才能成为世子。”有人说：“出生时不记载世子，等到他成年可以托付重任之后才发誓。”国君有任命，开国或继承家业，大概暗中蕴含着推举贤能的意思。所以文公与成公的黑肱之子赤、子野都是嫡长子，但出生时《春秋》没有记载，这就是所说的“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礼制中说到作为继承人的有四种情况，有正统身份却不传承，重视嫡子是因为他有罪疾，就是这样。过去我见到季氏申阐述《谷梁传》的体例，说庄公疑似是齐襄公的儿子，所以特别记载。然而《齐诗·猗嗟》本来是以“我的外甥”为咏叹对象，鲁国和齐国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微妙之处，哪里还需要圣人呢？杜元凯说十二公推举子同作为嫡长子，孔氏疏解说：“文公、哀公他们的母亲没有明确记载，不知道是不是嫡出。”根据公衡的年龄，成公又不是穆姜所生，大概是在他们的父亲成为国君之前就已经出生，即使他们是嫡子，也不记载他们父亲的详细情况了。那么，有人所说的暗中蕴含推举贤能的意思，也不是没有见识的。

译冬季，纪侯来朝见。

这是为了请求周王命令，以便与齐国达成和解，但周王告知无法做到。

七年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这是建丑之月。根据《尔雅》：“用火驱赶野兽打猎称为狩。”所以《诗经》说“在泽中火势猛烈，全部举起”。《月令》说：“仲春建卯之月，不要焚烧山林。”《王制》说：“昆虫尚未蛰伏，不用火来打猎。”然而孟春时节蛰虫开始苏醒，而《周礼》规定“穴氏掌管攻击蛰伏的野兽，各自用其同类”。在建卯之月用火打猎，如果有火种，就允许焚烧园圃草木来打猎，只是禁止焚烧山林罢了。现在在建丑之月焚烧，为什么要记载呢？高抑崇说：“咸丘是靠近齐国的鲁地，所以孟子把咸丘蒙称为齐东的野人。”吴防清认为这不是打猎的地方，所以讥讽这件事。《公羊传》和《谷梁传》说：“用火攻咸丘内地，为什么要用火攻？如果是邾娄的城邑，为什么不归属邾娄呢？”

夏季，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谷国是嬴姓同姓国，在今襄阳谷城县，伯爵。邓国是曼姓，商朝的侯国，也在襄阳北邓城。古代诸侯不称名，来朝见却称名，那就是附庸。谷、邓作为诸侯却称名，为什么呢？胡子因为朝见桓公，立义说：“厌恶他们结党为恶。”然而滕、纪不称名，又怎么与那个例子相通呢？左氏认为是因为地位低贱所以称名。降低爵位完成礼仪，像滕、纪、薛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不恭敬而被讨伐，像〇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史官难道曾经因为低贱而称名吗？先王制定礼仪，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何况称名他们的君主呢？《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谷、邓是失去土地的君主。”赵企明因此考证说：“谷、邓都在南阳，被楚国逼迫，害怕不被容纳，所以越过蔡、许、陈、曹、宿、邾六国，历经一千四百里，用朝见的礼仪接待于鲁国。大概是失去土地而逃亡的人。”然而庄公十六年，楚国才灭掉邓国，这时为什么急忙用失去土地来称名他们呢？所以赵匡、刘敞认为这是用狄礼所以称名。赵匡说不是失去土地而称名，确实足以辩驳《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用狄礼而称名，就像〇，桓公用夷礼，为什么不称名呢？这是赵匡也妄说了。有人说：“谷、邓与鲁国交好，不通事，没有本末。邓随即被楚国灭掉，而谷终春秋时期不再出现，因为接待我国，所以详细记载他们的名字，这是改变一个例子的情况。”大概接近真相了。缺秋冬与四年相同。

八年

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秦道静解释杜驳论说：“周礼四季的祭祀，都用四仲月，这夏季仲月应该书写冬烝，它书写的因为是夏五再烝，见续起也。”赵伯循说：“周朝虽然以建子为正，祭祀则用夏时，本月《周书》说：‘夏数得天，百王所同。’也越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守尝享，还自夏开始。”胡氏不知道，认为是冬事，错了。

天王派家殳来聘问。

高抑崇说这是谋划纳后。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程子说：“正月已经烝祭了，而非时又烝祭的，一定是因为前次烝祭不完备。其亵渎混乱得很厉害！”

秋季，讨伐邾国。

赵企明说：“隐公有逊位的心，那么即位三个月，仪父来结盟。桓公篡位弑君，那么定位六年，仪父不到。桓公愤怒而讨伐邾国，终于不到。直到十五年，因为牟人、葛人的来，才与他们一起朝见。义是可以依靠的。桓公以不义讨伐他，难道一定要书公、书师而后见贬吗！”

冬季十月，下雪。

祭公来，于是迎娶王后于纪。

赵企明说：“齐将灭纪，纪托付于鲁，势不能庇护纪，于是为之谋划，使纳女于王，为重焉。祭公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其说是已，而谓祭公尊不当行，则非矣。”赵子常说：“桓王取后于纪，命鲁主昏，尝使家父来聘，则其事前定矣。既已纳币契成，故祭公来受辞于主昏者，而往逆后于纪，皆礼之宜也。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称使，成使于我，故言遂。诸家泥于常事，不书之说，谓书来、书遂为非常，于是讥祭公，罪纪，而议及天王，坐以虚文说经，而不以天子昏礼推原之也。”

九年春季，纪季姜归于京师。

公羊子说：“其辞成矣，则其称纪季姜何？自我言，纪父母之于子，虽天子后，犹曰吾季姜也。谓化天下以妇道者，非本防矣。”赵企明说：“纪姜归不书，以非祭公所得以也。然则文姜母一国，翚宁得以之乎？翚祭，或以，或不以，翚专也。据实而书，赵氏亦未之考耳。”

夏季四月

秋季七月

冬季，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

曹国是姬姓伯爵国，今曹东五十里，实古定陶。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铎之地，今伯为桓公也。胡氏引《周官》典命：“世子出从朝命之礼”，谓同急趋王命者耳。若诸侯相朝，世乃行之，非先王常典。而使世子摄行，岂礼也哉？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胡氏言之备矣。

十年

春季王正月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射姑继承，这就是庄公。

译鲁公

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

秋季，鲁公在桃丘设防拦截卫侯，却没有遇到。

桃丘，是东阿县东南的桃城。考察《水经》，大概是济水以西、鲁国南部的边界之地，西南距离卫国，还隔着范、郓等地，这些都是鲁国的城邑。以前的儒者认为桃丘是卫国的土地，这是错误的。桃丘的设防，必定是鲁国所为。听说卫侯前往齐国，约定交战，所以鲁公设防以离间齐国，而卫侯已经从其他道路先行通过，所以说没有遇到。如果卫侯中途背叛鲁公而转与齐、郑联合，那么只需通常说“没有到来”以显示实情罢了。胡氏认为这是厌恶鲁公失信，这是错误的。

译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到郎地交战。

这是为了纪国的旧事。凡是战争，以主方和客方来记载，郎地之战是以鲁国主动作战为文辞。左氏认为讨伐是有理由的。鲁国曾经因为周朝班次的关系落后于郑国而赠送牲畜，而齐国和卫国响应郑国的请求，所以称为战。这是三国的罪过。然而事情发生在五年之前，现在才开始报复吗？况且北戎在狄的北方，燕国西面距离临淄非常遥远。假使能够到达，也是转瞬即逝。郑国又距离齐国一千四百多里，怎么能远远地提供援助？而且郑忽柔弱昏庸，也不是安定内政、抵御外侮的人才。何况齐国和郑国进入纪国之后，鲁国想要援助纪国，不亲近齐国已经历了六年。怎么鲁国又去到齐国为他们安排班次呢？这件事没有根据。左氏的说法不足为据。赵企明认为讨伐是有罪的。然而元年郑国与之结盟，三年齐国与之联姻，今年卫国也在桃丘约定防务。他们的关系已经稳定很久了，现在为什么要讨伐他们呢？齐国和郑国图谋纪国，鲁国为了庇护纪国的王室女子而嫁给她，因此他们来了。因为这件事而来，那么过错就在外人了。

十一年

春季，正月，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结盟。

参与结盟的，根据隐公八年瓦屋之盟，宋、齐、卫都是诸侯。根据僖公十九年曹南之盟，没有记日，有曹、邾的大夫。恶曹之盟在郎地之战之后，郎地的诸侯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没有记日？齐、郑的党羽很久了，还怀疑桃丘的卫国，所以结盟共同断绝与鲁国的关系，这也太过分了。左氏说恶曹地名缺失，查《诗经》卫国每提到曹地都在鄘，位于邶的南方，所以说渡河露宿在漕邑。卫国女子出嫁他国所经过的地方，大概是孔道。戴公在曹地建庐，陆德明说：《诗经》作漕，音同。那么恶曹难道就是漕吗？大概郎地之战之后，郑国从卫国向南返回，齐国从卫国向北返回，漕地是必经之路，所以在那里结盟吗？称“人”，是将三国自己加重罪责所以避讳，像是大夫结盟一样。陈氏认为一次战役再次出现就只称“人”而省略，这是不对的。况且传中有宋国而经文中缺失，怎么知道恶曹不是漕地呢？有人说：漕地大概在郎地西边靠近曹国，三国合兵到郎地，必定经过曹国境内进入，回来就在那地方讲和结盟罢了。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秋季，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国人捉拿了郑国的祭仲。

汉儒不知道道的程度真严重啊！公羊子，我有什么可讥讽的呢？他说“蔡仲的行为是权变”，可以说是错误吗？确实是错误的！忽本是嫡子，祭仲受托孤的重任，君主去世，迟疑到已经安葬，还仍然不立君。突当时在宋国，激起宋国的心思，挟持作为奇货，不能早点确定嗣君，安定国家，自身受辱国家危亡，这是祭仲的邪心，哪里有什么权变呢？祭仲，是祭氏而名仲。公羊子说：“祭仲贤德所以不称名，哪有驱逐君主的臣子而贤德的呢？”因为驱逐君主的臣子而贤德，那么二百四十年之间，那些不太违背道义的也有，反而不能像祭仲那样称字吗？圣人亲近祭仲，由此知道祭仲的名。然而胡子认为因为称字而见贬抑，为什么呢？回答说：“命卿称字”，胡子认为是尊王的意义，看到祭仲责任重大，而加深对他的责备罢了。即使不知道天子的三公与列国君主地位相当，而有时称名，像祭仲这样的反而称字吗？由此知道祭仲的名。有人说：“祭仲应当称名，固然如此；祭仲作为名，也有依据吗？”回答说：“解释左氏、谷梁的，大概用萧叔不是字来类推。左氏说祭仲是字，左氏是诬蔑。唐应德说：‘公问羽数于众，仲葬原，仲春秋大夫以仲名者多矣。’这是以祭仲为名是对的。孔父也是名，哀子也是名。”

〇回到郑国。

〇不连系郑国，是承上文吗？与赤回到曹国相同，不说公子篡位。刘原殳说：祭仲的道义，应当效死不听。又不能这样，那就勉强答应。到了他的国家而背弃他，捉拿〇而杀了他，也可以。

郑忽出逃到卫国。

君主在殡宫，常称子。已经安葬了，未过一年称子。根据僖公二十五年，卫子过了午年，未安葬称子。根据文公九年，毛伯来求金，不称王。郑忽是未过一年的。称他的名，是因为权臣专制，迟疑未曾立为君主。所以从未君常称的辞例，而称名。不称世子，也是未曾立为世子。他复归称世子，这是赵子常说特笔以正名的，不是不修《春秋》的旧例。

柔在折地会合宋公、陈侯、蔡叔结盟。

以大夫会合诸侯结盟，从这里开始。柔不称氏，未赐族，是卿。凡是内公子出与会合结盟，法当以臣礼书名。赵氏说诸侯的弟弟摄政君主，就称字，这是不对的。礼制，卿不应当会合诸侯结盟。折地，孙明复发微说：鲁地。

公在夫钟地会合宋公。

夫钟，杜氏说：“隐公时，齐、郑都进入郕国，而有嫌隙。两国防备郕国，难道是想察其情实吗？”

冬季，十二月，公在阚地会合宋公。

折地以下的三次结盟，都是宋庄公结交鲁国、仇视郑国的计谋，他们屡次结盟而关系深厚，怀疑胡氏的义理完备了。

十二年，春季，正月。

夏季，六月壬寅日，公在曲池地会合〇侯、莒子结盟。

观察《春秋》进退予夺、抑扬的意旨，就知道安定中原、对待四夷的道理了。

〇公谷作纪，曲池，今曲阜县北境，古汶阳，汪仲裕说：“隐二年〇莒盟

译在密地，当时纪国正谋划对齐国发动战争，所以鲁桓公在莒地与纪侯结盟，只是为了援助纪国罢了。

译秋季七月丁亥日，鲁桓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

南燕是姞姓的伯爵国，黄帝的后裔，其国都在今卫辉府胙城县的谷丘，宋国的土地在今归德府，南宋时期鲁、陈、蔡经常结盟，如今又与燕、齐、郑结盟，于是道路阻断。

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

弟弟林继位，这就是陈庄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以后此类情况都仿照此例。

鲁桓公在虗地会见宋公。

冬季十一月，鲁桓公在〇地会见宋公。

虗和〇都是宋国的土地。

丙戌日，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

宋公推辞讲和，所以鲁桓公转而与郑国结盟，打算谋划讨伐宋国。武父是郑国的土地。桓公先前往，大概是桓公先怀有愤恨之心。许翰说：“王道的踪迹已经消失，霸主的统绪尚未兴起，诸侯各自专断，没有听从命令的对象。看隐公十年，可见兵器战乱的混乱。桓公十年、十二年，可见盟会防务的混乱。霸主统绪兴起，诸侯有所统一，就不会再有这种混乱了。”因此君子不得已而与桓公、文公合作。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儿子朔继位，这就是卫惠公。再次记载丙戌日，是因为在编纂经文之后，传授过程中增添了多余的文字，并非孔子保留的。

十二月，鲁国与郑国军队一起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内史称“及”，是谦辞。赵子常说：“不称‘公’，是承袭上文，不对。”武父在丙戌日结盟，到现在超过十天，那么两国各自回国后分别派遣军队去讨伐罢了。《春秋》中一件事出现两次，不会完全省略名字，以显示事实；中间有事不能承袭上文。《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说前往作战的人罪责在内。胡安国以战争确立义理，并非极致。

十三年

春季二月，鲁桓公在防地会见纪侯、郑伯。

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己巳日的战争，三传说法不同。《左传》说宋国向郑国索取过多的贿赂，郑国无法承受。但是这场战争，宋国和郑国是出兵的主帅。宋国与鲁国交战，胡安国认为是出于《公羊传》考证《公谷传》，宋、鲁、纪、齐没有这种说法。难道不是胡安国没有根据的话吗？郑国为主帅却排在纪侯之前，唐孔颖达说：“桓公在防地，以爵位为次序。齐侯排在宋公之前，不是以爵位为主。”赵子常说齐国因为强大而改变周朝的班次，大概也是臆测之言。孔颖达认为宋国让齐国为主帅，如同隐公四年州吁讨伐郑国而让宋国主持，所验证的不够，如同胡安国没有根据。《谷梁传》认为在〇地交战，郑〇认为是纪的误写。《春秋》记载战争无不标明地点的，如果在〇地、在纪地，为什么不标明地点呢？儒者有人说齐国联合三国攻打纪国，鲁国、郑国救援纪国而交战，与经文书写法则不符，都是抄袭《谷梁传》。《春秋考邮异》说：“战争在鲁国的龙门，所以《春秋》说：‘龙门之战，兵死伤者满沟’，正与书写法则内辞相符，那么这是在鲁国交战。在鲁国交战却不标明地点，为什么呢？”《公羊传》认为因为靠近鲁国而不同于郎地，这是对的。与郑国交战，为什么在鲁国？去年冬天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那么宋国来，不是报复丁未日的战役吗？那么在鲁国的是靠近鲁国了。

三月，安葬卫宣公。

夏季，大水灾。

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

十四年春季，正月，鲁桓公在曹地会见郑伯。

曹地在卫国南面，而东北面是齐国的边界，也是为了窥探齐国和卫国的往来。

没有结冰。

《谷梁传》说没有结冰是因为时节温暖。

夏季五月。

“夏五”是缺失的文字。桓公的竹简多缺失，经文庄公的竹简多缺失传文。从十九年后，空一年的经文而失去传文，或者连续数年的经文而没有传文，都是其坠落散佚。赵企明说：修编经文之后，传授过程中缺失，或者圣人因旧史缺失，不对。赵氏的话是对的。《谷梁传》认为是传疑，胡康侯因此说：《春秋》因旧史，有可删减，不能增加；可删减，不能增加，这是对的。然而圣人经世的典籍，如果保留缺失的文字，为什么呢？孔子称“及史阙文”，说当时遵循所闻，而不敢自用更改。如果去掉一月字，增加一月字，对于《春秋》的微言大义就细微了。为什么保留它，徒然增加后世的疑惑呢？由此知道圣人不会这样做。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诸侯的尊贵，兄弟不得以亲属关系通称其弟。说“云”，那么知道诸大夫有所不心乎？〇也。《谷梁传》说“来，我举其贵”，不对。来结盟，是奉君命来接受盟约。赵企明所谓屈己而求盟于我，是对的。《谷梁传》说“前定而胡子取之”，不对。齐年、陈黄都是名字。说诸侯的兄弟例以字通而书名的，罪其〇爱，也不对。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乙亥日的尝祭，《左传》说：“不害者，火不害粟也。”而《谷梁传》以未易灾余为不敬，胡康侯因此作为传文。然而赵匡的话说：“易灾可一日而办，况其间经两日乎？”这是以当时考证，而定其非灾之余。至于郑渔仲则又说：“庙祀必十日成，享越三日而尝，则粢盛已出廪矣。”这是以礼定其非灾之余。赵企明说：“祭祀必为酪醴，粢盛非谷所成也。三日之前，谷已出廪，则又以事定其非灾余也。”那么直书其

译不过是不合时宜罢了，认为这是灾祸之后不可改变的情况，是不对的。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他的儿子诸儿继位，这就是齐襄公。

译宋国人率领齐国人、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去攻打郑国。

凭借一个国家的身份而调动诸侯的军队，从这时开始，霸主的雏形逐渐形成了。霸主的命令通行于天下，从此对于原本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人，现在却能控制他们，以施行自己的意志。胡子认为这是互相讥讽，这是对的。

十五年春天二月，

周天子派家父来鲁国请求车辆。

天子有五种车驾用于祭祀，其中金辂是用来分封同姓诸侯的，为什么向鲁国请求呢？礼制说：“鲁国国君在孟春时节乘坐大辂，旗帜有十二旒，绘有日月的图案，在郊外祭祀天帝。”鲁国僭用了天子的礼制，车辂的制度，鲁国或许还保留着。周王室衰微，典礼不再修明，车辂无法自己制造，所以向下向鲁国请求。赵子常说：“请求车辆是因为有匮乏。”不久周天子驾崩，过了七年才安葬，那么诸侯不尊奉天子的罪过就大了。其义理可见于隐公三年“求赙”条下的论述。

三月乙未日，周天子驾崩。

这是周桓王。赵伯循说：此后周庄王、周僖王不记载“崩”，是因为王室没有告知。季明德认为庄王、僖王是因为继位的王追称，实际上未曾正式即位。查考《经世表》，庄王在这一年甲申日即位，乙亥日驾崩；僖王在乙亥日即位，甲辰日驾崩。季明德的考证有误。

夏天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突然出逃奔往蔡国，郑国世子忽重新回到郑国。

出逃，记载名字，是因为失去了国君的道义。唐代的孔颖达说：“自己出逃就是自身的罪名，与不记载名字跟随前往而记载不同。”赵子常说：“郑伯突区别于忽，是不对的。”《春秋》对于忽始终没有以“伯”来记载，何必用名字来区分突呢？突凭借内外势力的援助，夺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嫌疑在于他应当成为郑国的君主，所以不把他系连在郑国之下。郑国已经立国五年，诸侯防备他却没有讨伐他，那么他就成为了君主，所以以“伯”来记载。身为国君，却到了出逃的地步，熟读的人可以探究其中的义理了。忽虽然是嫡长子，但出逃时称名字，那么郑庄公不把他当作世子，不仅没有在周王朝发誓立他。回来后才称世子，是因为祭仲暂时借重他，断绝人们的期望以动摇〇，借此向诸侯请求免除驱逐国君的责难，还没有立刻把他当作国君。他在控制〇方面，大概也很巧妙了。“复”是已经断绝的言辞。比较事情来看，那么忽应当即位却昏庸懦弱，与〇不像国君，祭仲不像臣子，都显现出来了。

许叔进入许国。

许叔的进入，谷梁子说：“他回归的道路，不是回归的正道。”胡子据此作传曰：“向上告知天子，向下告知方伯，请求恢复他的国家，这才是正当的。”叔是趁着混乱偷偷进入的吗？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吕仲木所说的喜爱许叔、怜悯亡国的人的意思。”况且古代诸侯的世子，都在天子面前发誓，这是正当的。进入《春秋》记载的时期，都不发誓了。继承世位就朝见天子而接受任命，这是正当的。进入《春秋》记载的时期，都不任命了。他们指责那些没有事而可以即位的人。许国是大岳的后代被灭，不是他们的罪过。处在许国东边十五年，天下没有人省察救援。天子、方伯哪里值得依赖呢？告知天子，那么繻葛之战就会中箭受伤了。天子即使有命令给郑国，难道会授予他吗？至于霸主，五侯九伯，实际上在入许的战役中助虐，又把许国让给郑国。想要指责齐国，这有什么不同于黎的臣子希望卫国归还国家，却只是赋诗《泥中》呢？所以许叔的进入，可以权衡变通了。说“入难辞也”，难辞的意思是，不是道义上的难辞，而是事情上的难辞。叔是字，与齐小白、莒去疾、齐阳生不同。有人说：“叔排除困难而进入，以建立新国家，所以称字。”

鲁公在艾地会见齐侯。

《左氏传》说：“谋划安定许国，有人说谋划纪国是不对的。这时安定许国是为了扰乱忽。然而彭生的祸患，从此产生了。”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邾国见于隐公元年，牟子是爵位，祝融的后代，泰山郡有故牟国，季氏说现在的登州福山是不对的。葛国是嬴姓伯爵，书中称葛伯的是国家，现在归德府宁陵实为古梁国。杜元凯说：“三人都是附庸的世子，他们的国君应该称名，所以他们的儿子降称人。集体朝见不是诸侯所能做的，不奔往天子所在的防地而相率来朝见弑君的贼人，罪过已经不止于降称人了。诸侯集体朝见，到桓公、文公时已经很简略了，也希望能以礼制天下吧。”

秋天九月，郑伯〇进入栎地。

栎地现在钧州实为古阳翟，这进入邑地不是恢复国家。然而从此有了郑国，所以苏氏子由认为是一国二君。其间忽被弑杀子亹、子仪被废立，都隐没不记载。赵企明于是认为这是表明〇的强盛，怜悯忽、亹、子仪的微弱，不能保全他们的存亡，这或许是一条道理。然而我反复查阅遗经，忽的死葬不见其文，亹、仪的即位经文也不记载。即使有传所说的，也怀疑像忽称世子的意思，大概祭仲挟持他以虚名，控制〇像两个君主一样，未曾成为君主。所以苏、赵都错了。郑国如果确实有两个君主，那么高渠弥弑杀忽，齐国弑杀亹，传瑕杀害仪，经文难道有不记载的吗，而〇的死葬却独独在经文中详细记载呢？

冬天，十一月，鲁公在袲地会见宋公、卫侯、陈侯，攻打郑国。

谷梁子说：“先写地点后写攻打，是可疑的。不是可疑。”赵企明说：“商议所攻打的袲地，现在徐州萧县的西边，宋国东界的土地。先写地点后写攻打，就是在远处聚集谋划，听从宋国的命令，没有立即加兵，其言辞缓和了。”赵子常说：“攻打郑国是作为会见的言辞，

译所以这看似符合道义，实则并非如此。」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能够履行方伯职责的人，难道不是郑忽吗？向周王请示，拥立郑忽为国君是可以的。如果认为郑忽不足以担任国君，向周王请示，接纳郑厉公回国，然而这也不符合“大居正”的道义。公子仲被诛杀，国家的正统地位才确定下来。宋国与鲁国、郑国尚未消除己巳年战败的怨恨，而郑忽恢复与鲁国、郑国的关系并不认为对自己有利，所以又消除怨恨作为防备，以此来谋划罢了。反复无常都是出于私心，这难道可以吗？孙明复说：“割让郑国土地的人，并非”

译鲁僖公十六年

春季，正月，鲁公在曹地会见宋公、蔡侯、卫侯。

《左传》说这是为了谋划讨伐郑国。

夏季四月，鲁公会同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接纳（郑国公子），两次都没有成功。从此宋、鲁等各国，便抛弃了郑国，没有人再为郑国谋划了。（郑国）的智慧啊，难道还能结盟求援吗？《周礼》规定诸侯爵位次序有序，先蔡后卫。现在蔡排在卫之后，周朝的宗盟中，异姓诸侯排在后面。现在陈排在蔡之上，这说明主持会盟的人可以凭主观意愿来决定轻重了。从此蔡国直到春秋末期，都排在卫、陈之下，那么国家弱小不能自强，也由此可见。唉，这难道是春秋中的细枝末节吗？

秋季七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赵子常说：“会盟时不到场，讨伐时为何要去？因为动员民众是大事。记载讨伐不注明月份，如果只按四季的首月记载，就写明月份。一个季节没有其他大事，不敢废弃季节的首月。”

冬季，修筑向城的城墙。

鲁隐公二年，莒国入侵了向城。因为它介于莒国和鲁国之间，所以有时趁着它臣服而修筑城墙。后来莒国最终灭掉了向城，而莒鲁之争也就由此开始了。

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朔是卫惠公，在位三年，被公子职逼迫，公子泄出逃。以前我与东海季明德讨论《左传》中关于急子、寿子事件的急迫性，明德指出其中失实之处：卫宣公与夷姜通奸，生下急子，必定不在先君时期。等到夺走宣姜为妻，生下寿子和朔，又应当在十七八年之后。从鲁隐公壬戌年到鲁桓公庚辰年，才十九年，朔虽然已经出生，也不过两三岁罢了。然而宣公去世朔继位，已经在鲁桓公十二年，计算那时他刚满周岁，还在襁褓之中，为什么不到四年间就被驱逐出逃到齐国呢？当时宣姜憎恶急子，在宣公面前进谗言，朔年幼必定没有参与，怎么能说是共同构陷呢？况且宣公杀害急子和寿子，应该像晋国的申生、宋国的痤一样，被国君下令杀害，如果是微贱的人杀害他们，姓名不会载入史册，那么也应该像卫国的孟絷被称为盗贼一样。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那么急子、寿子的死是谁造成的？而《诗经》中“二子乘舟”又是指谁呢？以前看到陆詹事子渊说穆伯潜不能确定他的疑惑，大概与明德意见相同。我私下认为，宣姜跟随丈夫的谥号，必定像郑武姜、卫庄姜那样是嫡妻一类，而所夺取急子妻子的，应当是另一个齐国女子，所以史书也不称宣姜。朔年纪已经可以继位，那么未必是夺走急子妻子所生。《史记》称宣公立急子为太子，那么急子或许是嫡出，未必是夷姜所生。至于乘舟之事，应当是急子不得志于宣公而出亡致死。朔按次序应当继位，如果说黔牟和弟弟昭伯顽都是急子的同母弟，是朔的庶兄，那么卫国人为什么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呢？况且说昭伯与宣姜通奸，生下戴公、文公以及宋桓夫人、许穆夫人，那么昭伯既然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么对宣姜难道只是私通吗？而朔又正在做国君，昭伯是庶兄，哪有娶母亲宣姜的道理？再说齐国人让昭伯与宣姜通奸，不能强迫，这就更违背人情了。奸淫所生的孩子怀孕，理应不养育，各位公族怎肯奉他为国君？而他的妹妹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又怎肯嫁给他为夫人呢？《左传》必定不可信。宣公的淫乱在《诗经》中记载完备，罪恶本来难以掩盖，然而急子、寿子的死，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与朔无关。《公羊传》不考察实情，竟说是因为王命断绝，这是出于附会，并非《春秋》记载出奔的本意。

鲁僖公十七年

春季，正月丙辰，鲁公在黄地会见齐侯、纪侯结盟。

《左传》说：平定齐国和纪国的关系。张元德说：“鲁公十三年，在纪地打败齐国，增加了他们的怨恨，现在却与他们结盟，不足以消除怨恨。”黄是齐国的土地。

二月丙午，鲁公在趡地会见邾仪父结盟。

趡是鲁国的土地。

夏季五月丙午，鲁国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内史称“及”，是因为地位卑微；齐国称“师”，是因为动用大军。交战不说明胜负，是因为势均力敌。奚是靠近齐国边界的鲁国土地，《左传》说：这是边界争端。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

弟弟季继承，这就是蔡哀侯。

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胡子说：“季归来为什么没有拥有国家？因为献舞已经继位，所以季得到国家却不居位，《春秋》因此认为他贤德。”这种说法，本于何休对《公羊传》的解释。把季和献舞当作两个人，没有其他依据。而东海季明德非常相信这种说法。胡安定说：“蔡季是蔡桓侯的弟弟，弟弟应当继位，‘归’是善意的措辞。”这种说法出自杜预。郑渔仲考证史书说：“蔡桓侯在位十年去世，桓侯没有子嗣，国人召他的弟弟从陈国回来继位，这就是哀侯，献舞是他的弟弟，就是所说的季。”现在考证《左传》说：蔡国人召蔡季从陈国回来，那么必定是蔡桓侯没有子嗣，渔仲的话不是随意说的。不明真相的人不考察，就说季是桓侯的弟弟，而献舞是桓侯的儿子，从而编造谱系，这不过是只取奇异之说罢了。如果桓侯已经有儿子，蔡国人何必要召季？献舞既然应当继位，而且已经继位了，又何必夸耀说：“力量足以得到国家却不居位”呢？即使他想居位，将新君安置在哪里呢？所以季和献舞是同一个人。他的字，是赵子常所说的“公子回国，如果没有罪过就不称名，以作区别”。起初称字，最终称名，不再像诸侯去世那样称名。赵企明所说的“圣人褒贬的方法”是不对的。

癸巳，安葬蔡桓侯。

五等诸侯去世，在记载其爵位时，都称“公”，这是礼制。桓侯唯独称“侯”，杜元凯说这是错误的，是对的。胡子说：“春秋时期诸侯即使是伯、子、男，安葬时

译（前文）都记载为‘公’，这是为了记录其失礼，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齐国有丙公、丁公、乙公、癸公，鲁国有考公、〇公、幽公等，都是在成王、康王盛世时，齐、鲁两国的爵位都是元侯，并不因为称‘公’就认为是僭越。只有晋国人说：“我的先君文侯是在平王时代。”或许是因为晋国有两个文侯，所以加以区别吧？如果说蔡季因为贤能，为兄长向周王请求谥号，并用‘侯’来匹配，这在经传中是没有记载的。况且齐、鲁的先侯用‘公’来匹配谥号，他们难道是不向周王请求，而是臣子私自尊崇的吗？而且诸侯死后五个月才下葬，从六月丁丑日到八月癸巳日，只有十七天就渴〇，这就证明来不及请求谥号了。杜元凯认为这是谬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等到宋国人、卫国人攻打邾国，不称其国君，是因为他们地位卑微。左氏说：“攻打邾国，是宋国的意图。”

冬季十月，发生日食。授时历推算这一年十一月交分加时在白天，二十六日八千五百六十，与大衍历相同。史书记载十月，是因为漏记了闰月，实际是十一月己巳日三十五刻七七八三进入食限。杜预认为庚午日先天，大衍历新法推算授时历都不确定，这是疏漏。

十八年。

春季周王正月，鲁桓公在泺地会见齐侯。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泺，即现在济南府的治所，也就是《水经注》中的历城。桓公到这里，大概是深入敌境了。会盟不提及夫人，前往齐国，是夫人的意图。在泺地会盟，不是夫人的意图。“与”有党与的意思，是被夫人胁迫而去的。“遂”是急于后事的措辞。会盟，是桓公的意图；前往齐国，不是桓公的意图。由此可以看出桓公受制于夫人。

夏季四月丙子日，鲁桓公死在齐国。丁酉日，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己丑日，我国国君桓公。

《春秋明志录》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明志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明志录》卷三 明 熊过 撰

庄公

桓公之子名同，母亲是文姜，在位三十二年，谥法：战胜敌人、平定祸乱叫做“庄”。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

不记载即位，是因为见于先君在位之年。意思是说没有向天丁发誓并削去（即位记录）。桓公难道是禀承天命的人吗？因为桓公客死他乡，且有庶长子，所以不等到逾年便确定了君位。《谷梁传》说：继承被弑杀君位的人，不记载即位。考察经文来探求，桓公被弑杀之事并未明确。

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夫人文姜，不称姜氏，是因为鲁国正与齐国断绝关系，不把她当作亲人。桓公因久留齐国而死，鲁国的臣子因此仇视齐国。刘原父说：桓公死在齐国，事情起因于夫人，慢慢了解真相，就会共同责备夫人，这是对的。夫人能够守义吗？必定会断绝与齐国的关系以自明，怎么会又逃到齐国呢？《春秋》将此事系于夫人，是因为鲁人的心意，还没有完全断绝吗？文姜竟忘记仇恨去求助，廉耻之心从此便丧失了。所以断绝她的姓氏以示大义，示以大义而不悔改，那就只有断绝关系罢了。所以庄公的母亲、伋的妻子之义，通达于天下国家。

夏季，单伯迎接王姬。

单伯，是名字。《公羊传》《谷梁传》说：“这是我国奉命的大夫。”刘敞说：“是鲁国的孤卿，所以称‘逆’。”解释《左传》的人，认为是单地，伯爵，天子的卿，所以称‘逆’。现在胡子，则是《公羊传》《谷梁传》的遗留说法。《姓苑》：“成王的小儿子臻，封在单。”郑渔仲则说：“成王封蔑于单邑，以单为氏。”周朝的世卿，单子的族人，奉天子之命在鲁国做官罢了。伯是名字，不是字。查考鲁国有单父，所以单伯是鲁国大夫，必定认为是单子的族人，这是臆测。庄公十四年，单伯曾经会同齐桓公攻打宋国。冬季，曾经会同四国在鄄地会盟。传文说：“齐国向周天子请求出兵，夏季，单伯会同他们，在宋国达成和解后返回。”那么单伯是向周天子请求，而周天子派遣的人，难道不是天子的卿吗？回答说：“齐国奉王命征调军队，而单伯前往，不是周天子派遣的。”又十五年，单伯前往齐国，齐国人拘捕单伯，也是用内辞记载的。周天子的臣子只有单子，没有单伯。单子见于经文，成公、襄公年间可以考证。那么单伯迎接王姬合乎礼吗？天子设置馆舍，同姓诸侯主持，必定亲自到京师接受命令，不敢让人代行。否则，由内诸侯主持。那些诸侯亲自迎接的，有缘故不能越境，就派遣卿前往，而主持嫁娶的人，以姑姊妹嫁给大国的礼节，上卿送嫁就可以了。现在鲁国不亲自接受命令，不亲自迎接，其卿又不代行，主持婚事的臣子迎接王姬到自己国家，很久之后才交付，怀疑是不合礼的。至于他忘记仇恨、轻视防备，传文的义理已经完备了。

秋季，在城外为王姬修筑馆舍。

在宗庙为王姬设置馆舍，是合乎礼的。这时齐侯要挟鲁国在城外修筑馆舍，然后才亲自迎接。齐侯对鲁国有所顾忌，不敢在宗庙亲自迎接。王姬夏季到达鲁国，而秋季才改筑馆舍。齐人的意图就显现了。所谓“在防”，所以改筑馆舍是为此说的。然而其义理传文已经完备了。《白虎通》把“馆”当作“观”，说“修筑观台以尊崇她”，在城外修筑，不合礼，难道不是字义都违背了吗？

冬季十月乙亥日，陈侯林去世。

弟弟杵臼继承君位，这就是宣公。

周天子派遣荣叔来赐给桓公策命。

荣是荣公的采邑，杜预说在巩县西荣铸涧，大概是周畿内地。后来作为姓氏。赵子常说：“赐命，是追命。来赐命，是不合礼的。所说的桓公追命。王不称天，怀疑是缺文。有人说这是区分事情。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讨伐，于是让鲁国主持王姬的婚事，便追命其先君以宠幸他。这是没有人伦纲纪。在失礼之中，又更加严重。所以王不称天，就怀疑是赐命。桓公”

王姬嫁给齐侯。

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地。

郱，现在青州府临朐县，古东莞。鄑，现在平度州昌邑县，古北海郡都昌。郚城，现在临朐连界，安丘东南，古朱虚，三邑在纪国东南近辅。齐国想要灭掉纪国，所以把百姓迁徙到其他邑，而夺取其邑，不记载其地。赵子常说：“分背之处不止一处。”《公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