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明志録卷六　　　　明　熊过　撰

译赵企明说：“诸侯世代互相朝见，这是礼制。继承君位的朝见，一定要在三年丧期结束后，先朝见天子，然后才去朝见诸侯。如今丧期未满，公孙敖就出使齐国，这不符合礼制。季孙氏在西边与晋国结盟，现在又在东边与齐国结盟，大夫专权太过分了。三桓势力的扩张，都是鲁文公造成的祸患。”

译鲁僖公二年春季，周历二月甲子日，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彭衙，即现在的同州彭衙县，是古代冯翊郃阳的秦国土地。那么晋侯是深入敌境了。胡安国说：“（经文）只说‘及秦师’，没有任命卿大夫，只是称‘师’罢了。”《左传》记载：“秦国孟明率领军队讨伐晋国，以报复殽之战的失败。”现在知道《左传》的说法不对，因为《春秋》经文里没有这样的文字。况且秦、晋虽然接壤，但秦国的军队还在黄河以外，还没有渡过黄河，而晋国的军队已经接战，那个地方不是突然应战的军队，怀疑是《左传》有误罢了。这件事与鲁襄公十五年韩原之战相同，韩原也是同州的土地。晋国人作战，于是俘获了秦穆公，习惯了这件事，希望再次得逞罢了。

丁丑日，为僖公制作神主。

“作”是制作新的，不是改作。神主指吉主。《左传》解释经文，有一件事而义理自然违背的情况。记载为僖公制作神主不合时宜，这种说法接近正确。如果说迟缓制作神主不合礼制，那也没有考证措辞的本意。刚开始丧事用重虞，神主用桑木。虞，是下葬后的祭祀。《间传》说：“既虞之后卒哭。”大概诸侯五月下葬，七月卒哭，因为将要祔祭而告祭。练主用栗木，一周年小祥更换丧服，称为练。将虞主埋在两阶之间，而捧着练主祔入宗庙，这是殷代的道统。周代则是虞祭后就祔入宗庙。僖公下葬后虞祭，他的丧事到了十五个月，已经练祭了。丧主埋在虞祭时，已经练祭应该用吉主祔入宗庙。吉主虽然雕刻，其工费家人可以办理，何况丧纪在国有常制，《春秋》怎么会迟缓呢？这是因为僖公未祔入宗庙，想要提升他而谋划他的神主。赵企明说吉主已经祔入不可移动，又说昭穆既已不同，那么神主必然不同，所以改作以等待。古代及以为君，则昭穆相同而班次相近，闵公、僖公都是北面西上的神主，昭穆不殊，诸侯的神主礼制都是一尺，形状正方，中间穿孔通达四方。何休、徐邈与范宁的注解说的一样，有什么不同呢？

三月乙巳日，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

记载“及”，是鲁侯吗？君主的举动必定记载，经文没有如晋国的文字，大概是鲁国的防者。防者，姓名不登载于史书，只是他所防备的对象罢了。《左传》说晋国人因为鲁公不朝见而来讨伐，鲁公去晋国，晋国人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以此羞辱他，这是《左传》的诬妄。晋文公晚年，卫侯不朝见晋国，襄公想要讨伐他，先且居还说这是效法过错，请求朝见周王。现在鲁侯丧事还未完毕，而且元年鲁晋也有戚地的防备，为什么突然征召朝见呢？那么鲁公实际上没有去，去的是本来的防者，不是避讳鲁公。这时晋国各行军都有卿，而先且居进将，中行郤缺一命之卿，没有行军，那么处父不称氏，是未任命之卿。处父受晋侯宠信，去年率兵侵蔡，已经得到兵权，想要得到政权。鲁国窥探得知，派防者私下与他结盟。大夫防伯主防，人盟其宠臣，鲁国治国如此而已。

夏季六月，公孙敖与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在垂陇结盟。垂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讨伐秦国。《左传》错误地认为是讨伐卫国。讨伐卫国则此后不记载，而冬天讨伐秦国的，正是垂陇的大夫。宋、陈、郑知道晋国征召防者，不知道以大夫前往，鲁国习惯于戚地的防备，所以仍然派公孙敖前往。赵企明说鲁公从晋国回来，知道晋襄公不亲自防边，不对。三国既受辱，所以讨伐秦国、讨伐沈国都以防者前往。晋襄公不能成就霸业，是有原因的。司空士縠，是士蒍的儿子，以官为氏，是晋国的卿。《左传》因为成二年司空亚旅受一命服，证明司空不是卿。士縠以世官为氏叫士，以旧官举叫司空，怎么知道他不是由司空超越为执政呢？啖叔佐说已经任命之卿例书名，是对的。其后处父、士縠最终因专权被杀，其端倪已经显露了。

从十二月不雨直到秋季七月。

赵伯循说：孔子依据旧史的记载，不雨告庙的，就每时记载；不告庙的，就通言。记录其不敬，以示义。《公羊传》说：大旱的日子短，而云灾，所以以灾记载；这不雨的日子长，而无灾，所以以异记载。

八月丁夘日，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

大事，指祫祭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合食于太庙。祫祭应当在冬天，而八月举行，急于提升僖公，是逆祀。根据《鲁颂》诗序说：“将提升僖公，季孙行父请命于周，作颂。”那么真不同于常事了。胡子说：“兄弟不先于君臣，是礼。”三传都以臣子一例而别昭穆，那就错了。

冬季，晋人、宋人、陈人、郑人讨伐秦国。

这是先且居、公子成辕、公子归生。陈君举说：《春秋》之初，大夫将恒称人，从救郑之后略之，始称人也。自阳处父专将称大夫是也，而《左传》以为尊秦，不对。程正叔、胡康侯、赵企明都认为结怨勤民，是以贬焉。这可谓知理而不知例者。《春秋》书“帅师”者则有矣，皆鲁大夫也。非鲁大夫则列国诸侯自将也，此内外之辨也。〇五年，邾、郑伐宋。桓十四年，宋以齐、蔡、卫、陈伐郑。齐桓防兵伐郳，伐郑，伐英氏。晋襄伐许，伐沈。诸如此类，皆无主名。《春秋》无义战者是也。然彼善于此

译这本来就是固有的情况。如果不通晓《春秋》的体例，而专门把称呼人的名字当作贬斥之辞，那么士縠专行盟约、阳处父专任将领，《春秋》没有隐去他们大夫的名号，难道这两位大夫就能算是贤人吗？

译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聘问）。

这是讥讽他在丧期娶妻。刘敞说：“《左传》说这是合乎礼制的，把丧期娶妻当作合乎礼制，难道不荒谬吗？”杜预为了迁就《左传》的说法，将僖公去世的月份改动了。然而这一年大事于太庙（举行祭礼），说明已经除丧了。

三年春季，周历正月，叔孙得臣在防地会同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讨伐沈国。沈国溃败。

沈国是姬姓子爵的诸侯国，在今汝宁府东南的古平舆，从此叔孙得臣开始跟随晋国行动了。关于讨伐沈国的军队，胡安国说：“史辞没有褒贬，大概是因为知道这不是正义的行动。”还说：“比起报复私怨的战争，还有所区别。”报复私怨，是不义的，但尚且有个名义。这支军队，又能称为什么名义呢？因为沈国向南臣服于楚国，就说“我能讨伐楚国的盟国”，这支军队的名义就很不正当了。怎么能说史辞没有褒贬呢？那么沈国就不可以讨伐吗？回答说：“研究《春秋》的人，在于分析文辞、比较史事而不混乱。”商臣杀害其君，发生在元年冬季，已经过了一个年岁，霸主置之不问，却突然在荆、豫之间大张旗鼓地讨伐其盟国。这支军队，轻重失当，就太没有名义了，还说没有贬义，怎么可以呢？有人说：“从哪里看出有贬义？”回答说：“从分析文辞、比较史事中可以看出。”吕祖谦说：“各位卿大夫称‘人’以示贬义，这个义理是对的。”但事实不对。《春秋》中国外大夫率领军队，除了阳处父之外，通常都称“人”，这并不是贬义。根据《左传》，阳处父又不是本国正式任命的大夫，吕氏的话在义理上明白，但在体例上却糊涂了。

夏季五月，王子虎去世。

王子虎称文公，应该是有爵位的，因为他不同于诸侯，大概是王臣不能事奉二主，所以不记载外交活动。《左传》说：“吊唁如同同盟的礼节。”赵鹏飞说：“天子的大夫没有与诸侯结盟的礼节，这是对的。”但没有考察到王子虎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结盟）。季明德直接把王子虎定为上士，如果像翟泉的王人那样，也是不对的。《谷梁传》说：“叔服如果是王子，那么在防地会盟时，为什么不称王子呢？”陈庄子死了，向鲁国报丧，鲁国人想不哭。缪公召来县子问他说：“古代大夫束脩之问不出国境，得到了消息就哭。现在的大夫在中国交往政事，虽然想不哭，怎么能不哭呢？”这是衰微时代的志趣，把它比作同盟，是可以的。圣人拨乱反正，不随便这样做。

秦人讨伐晋国。

秦称“人”，杜预说：“晋国耻于不出兵，以防地的人报告。”有人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人’。”《左传》：“秦伯讨伐晋国，渡过黄河，烧毁船只，夺取王官及郊。”考察经书的体例，秦伯不应该称“人”来掩盖事实，而且传文说“秦伯举荐周人，给周人一个职位，为什么又亲自行动呢？”夺取王官及郊，敌人已经深入，晋国为什么不抵抗？如果晋国害怕秦国，就不应该有明年的事情了。晋国报复秦国，远兴渡河之师，不害怕，却害怕深入，这难道是实情吗？将领地位低，军队少，这是对的，但出于愤慨则是一样的。

秋季，楚人围攻江国。

薛季宣认为是报复沈国的战役，高抑崇说：“贯泽之盟，江国跟随中国，商臣认为晋国不能讨伐，意在窥探中国而围攻江国，以试探它。”

宋国降下蝗虫。

孙明复说降下的是蝗虫。

冬季，鲁公前往晋国。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左传》说“晋国害怕无礼，请求改盟”，这是不对的。害怕无礼，为什么不改变盟地呢？鲁国二年防地会盟，已经结盟；阳处父丧期结束，就亲自接受晋君的盟约。他依托于阳处父太明显了。

晋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

晋国大夫书“帅师”的开始，大夫强大而专断，兵征伐出自大夫了。胡安国说：“楚国的罪过应当讨伐，秦军出武关，齐国向东略取陈、蔡而向南，处父等军在方城之外，江国的围困自然解除了。一支军队远攻强国，怎么能成功呢？”

四年春季，鲁公从晋国回来。

夏季，从齐国迎娶妇姜。

不说“逆”，迎娶她的是防地。传文说：“贵聘而贱逆，这是对的。”称“妇”，贬低妇，是有婆婆的辞令，而不是贬义。不称夫人，出姜，是孝公的女儿，在齐昭公那里没有宠爱，鲁国人轻视迎娶，不以夫人的礼节对待她。啖助说：“凡是夫人加氏字，是为了说话方便。现在既然说妇姜，所以不要说氏。”季明德说她的族党，如果像众媵那样，所以不氏也不字，这是不对的。胡安国说：“正迎娶以成为妇，大概禫制未终而纳币，所以原意是诛责。”穆姜、齐姜不称妇吗？现在说诛责意图，那么宣元年穆姜就是。齐姜归成在十四年而称妇，这可以算是丧期娶妻吗？出姜以祖姑成风，姑声姜、穆姜，以敬嬴、齐姜以穆姜薨葬，经书都有日月可考。说讥讽妇可以吗？赵鹏飞说：“有姑的义理可以施于至，而不施于逆，只是公亲自到齐国完成礼仪罢了。”君主举动必书，这难道是常事可以省略的吗？所以妇，不是有所贬低，也不是为了公亲自迎娶。

狄人侵犯齐国。

秋季，楚人灭掉江国。

晋国霸业的不振，秦伯说：“同盟被灭，虽然不能救，敢不怜悯吗？”

晋侯讨伐秦国。

胡康侯说：“圣人以常情对待晋国，以王事对待秦国。圣人以常情待人，那么春秋的贬绝，谁不是

译这是人之常情啊？」张主一说：「晋侯不把江国灭亡当作耻辱，却急于报复秦国的怨恨，他作为盟主的地位已经衰落了。」

译卫侯派遣甯俞前来聘问。

聘问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交往，《周礼》规定天子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就是如此。而诸侯有殷聘，十二年五服内的诸侯全部来朝见，称为殷见，结束后诸侯再派遣大夫互相聘问。现在《仪礼》中保留的聘礼，讲的就是这件事。季明德认为聘礼是顺应春秋时期的僭越而确立的义理，不是先王的正礼，这是错误的。春秋初期，殷见已经消亡而殷聘尚存，后来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诸侯三年一次聘问，五年一次朝见，那么诸侯的聘问，是霸主命令的。在甯母会盟时，齐桓公有招揽离散、安抚远方的意图，修明礼制对待诸侯，接受各国进献的方物。子常因此说他的志向，起初齐桓公并非如此。成周的礼制，《左传》不能详尽说明，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昭公十三年，晋国叔向阐明先王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完成职事，间隔朝见以讲习礼制，再次朝见会盟以显示威仪，再次会盟盟誓以彰显昭著。明确朝聘的节制，苦于烦琐频繁，而称这是先王的制度也是不对的。卫成公被霸主拘捕，鲁僖公请求，周王和晋侯虽然释放了他，但兵祸未解，于是卫国开始服侍晋国而得以缓解灾难。武子来拜谢僖公的恩赐，怎敢僭用天子的聘礼呢？只有鲁文公愚昧，以为他畏惧自己，所以用《湛露》《彤弓》的诗歌来试探他，而武子回答说是练习职事，那么真是愚昧得无可救药了。说卫国僭越的，是季明德的错误。

冬十一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妾不能称为夫人，是因为宠爱夺取了地位。妾母被称为夫人，大概是推究人子的感情。周朝的礼制，元妃去世，就用她的媵妾作为继室。继室的礼制，代理女君，继室排在右媵之前，立她的儿子，也是如此对待她的母亲，所以她是妾。鲁国嫡夫人去世，于是推尊妾母，只有定公夫人未去世，所以姒氏不能推尊。然而她的儿子被立的，则又不然。晋国的杜班排在第二，因为偪姞生了襄公，所以让位而上位。《公羊传》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这话未必不对，而儒者不通达，从而非议讥讽不止。胡安国的说法，《春秋》说：“想要尊崇贵显所生母亲，而不考虑贬低父亲。”继室用媵妾，是圣人所允许的。继室就共同承奉宗庙祭祀，并非卑贱。活着因儿子而尊贵，死了却按卑贱处理，可以吗？王子有母亲去世的，他的师傅为他请求数月的丧期。孟子说：“即使增加一天，也胜过没有。”王子不能为母亲服丧，是圣人的制度，而孟子允许，所以知道上等贤人的见识，可以说推究人情，通达礼制的根本。胡安国又说：“庶子成为国君，为他的母亲没有丧服。”查《仪礼·丧服传》：“大夫以上为庶母没有丧服，这是名分上的丧服，施行于庶母罢了，不是说所生母亲。”说所生母亲没有丧服，是不深究礼制的人。《礼服问》：“国君的母亲，如果不是夫人，那么群臣没有丧服，只有近臣及仆御随从服丧，只有国君所服的丧服才服。”只有国君所服，那么国君并非没有丧服。说没有丧服的，是不深究礼制的人。古时父亲在世而服母丧，那么他的感情常常被压抑，因为有所厌服。没有所厌服，他的感情常常伸张了。只厌服父亲罢了，对嫡母没有所厌服。所以说：“国君所不服的，儿子也有不敢服的。”《仪礼》庶子为父亲后者为母亲服缌麻，注说：“国君去世为母亲服大功，这才叫没有丧服吗？”又她的祔祭，妾附于妾祖姑，没有就附于中一以上，中一以上就是附于高妾祖姑了。妾到曾孙还有可附的主祭者，说圣人不推究人情吗？《谷梁传》说：“礼，庶子成为国君，为他的母亲筑宫。”这话是对的。在儿子祭祀到孙子停止，是不对的。如果在孙子停止，后来的妾母将附于何处呢？所以《公羊传》的意思，未必不对。从前商人颂扬祖先功德，那是长孙禘祭的诗。那诗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有娀，是喾的次妃。查《祭法》，殷人禘祭。现在禘诗涉及有娀而称元妃，明确殷人禘祭涉及喾和有娀罢了。圣人不认为不合礼。次妃可以大禘，那么与元妃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妾母不能称为夫人呢？周朝没有喾庙，而有姜嫄的宫。《周礼》大司乐舞大頀，以享先妣，不是说喾已经与禘喾妃本多，所以别祀其亲者，如商人的有娀，不是因为元妃的缘故吗？在《礼记·丧服小记》，祖姑有三人，就附于亲者，大概是这个遗意。商周之际，那些人多是贤圣，他们不轻率，而尊崇所出如此。圣人再兴起，将如何裁定呢？所以《公羊传》的说法不能认为不对，因为它接近人情。那么书写小君夫人，《春秋》没有讥讽吗？《春秋》是治理名实的书，经世的大法。吴楚称王僭越，经文未曾以王书写，害怕名实混乱。现在书写夫人小君而不害怕名实混乱，这是仲尼推究人子的感情，以记录礼制的变化，而没有讥讽。有人说：并后匹嫡，古代为什么禁止呢？回答说：郑国的突忽，卫国的衎剽，都是两个国君，怎么只担心名实混乱呢？如果夫人继室，存殁自然区别，那些都能称为夫人的，在文辞上难道算是并后吗？出入之际，《春秋》必定用不同的辞语，以辨别嫌疑，难道像生存时并后的意思吗？现在妾母书写夫人小君，不区别辞语，所以知道《春秋》推究人子

译关于亲情与礼制的变化，却没有什么可讥讽的。鲁哀公想立公子荆的母亲为夫人，宗人衅夏说：“以妾的身份立为夫人，没有这样的礼制。”既然以妾母为夫人没有礼制依据，那么妾母被立为夫人的开端，主管官员必定会增减旧有的礼文来推行此事。如果确实没有这样的礼制，那么宗人中难道没有坚持衅夏观点的人吗？而《春秋》传注中却一字不提这件事呢？混淆嫡庶，是最大的恶行。按照《春秋》的法则，内部的重大恶行应当避讳，现在却不避讳，这说明人子尊崇自己的母亲是出于至深的情感，并非恶行。既然如此，圣人制定礼制，果然从未违背过人的真情实感。孟子说：“诸侯的礼制，我没有学过。”唉！哪里能得到古代诸侯的礼制，来证明这种普遍共通的情感呢？

译五年春季，周历正月。周王派遣荣叔前来送含玉和赗赠之物。

荣氏认为，庄公元年周王不称“天王”，只是对仲子一事的文字差异罢了，并非贬斥。周朝官制中，职丧之官掌管诸侯的丧事，以及卿、大夫、士等凡有爵位者的丧事，但并不包括诸侯夫人之丧。周朝东迁之后，这些礼制尚未完全改变。仲子丧事的赗赠，是惠公特意一并顾及的意思，必定不敢向周王朝报丧。摄行夫人职事与再娶的夫人地位相同，如今周王有专门使者前来，这难道只是职丧旧制的沿袭吗？《公羊传》不明白这一点，只是讥讽其同时送含玉和赗赠。《杂记》中记载诸侯互相吊唁的礼节，含玉、赙赠、衣衾、临祭，都在同一天完成，并由副使代为行事，难道要求天子对诸侯必须由不同的人分别执行吗？经文不说“来”，是文字缺失。《谷梁传》认为不合周礼，因为防止尸体腐烂，三天就下殓，含玉和衣衾可能来不及送到尸体旁。《杂记》说送含玉的人拿着璧玉，传达命令时坐下，将璧玉放在殡宫东南角的苇席上。唐代孔颖达说：含玉和衣衾是用来彰显丧礼尽到恩义，显示有礼而已，即使已经下葬仍然送达，不一定为了实用。天子与邻国之间道路遥远，报丧的人尚且未到，要求他们在未下葬时就前来，这是礼制行不通的。

三月，辛亥日，安葬我国小君成风。周王派遣召伯前来防备丧葬期间的变故。

“成”是谥号。苏辙说：“仲子不是惠公的嫡妻，所以特意为她立宫而不附祭于祖庙，不记载她的葬礼，这是符合礼制的。自从成风以来，妾母都下葬，大概是附祭了。鲁国礼制的变化，从此开始了。”召伯以邑为氏，采地原本在岐山、周原一带，召公奭被封于燕，其后代有留在周室辅佐的，到周平王时，另外在洛邑受封采地，成为天子的大夫。周王不称“天王”，是对僖公一事的文字差异吗？职丧之官掌管诸侯，没有掌管诸侯夫人的规定。周王对诸侯如此，恩惠和礼制就更不值得珍视了。郑玄说：“天子对诸侯，送含玉、送赗赠，对小君也这样做。”这不符合经义。

夏季，公孙敖前往晋国。

秦国人入侵鄀国。

鄀国是秦、楚边境的小国，在今郧阳上津、内乡之间，古代商密之地，后来迁到襄阳、宜城边界。秦国入侵滑国以窥视东方诸侯，如今入侵鄀国，又将要在南方有所行动了。

秋季，楚国人灭掉六国。

《地谱》记载六国在寿州安丰县，即今庐州舒城县。六国姓郾，是皋陶的后代。楚国这是在试探晋襄公的治理情况。

冬季十月甲申日，许国国君许男业去世。

儿子锡我继位，这就是许昭公。

六年春季，安葬许僖公。

夏季，季孙行父前往陈国。

行父没有佚事，他是季友之孙。左氏认为臧文仲因为陈、卫和睦，想寻求友好关系。然而三年宁俞出使未得到回报，在事理上不应颠倒顺序，反而先去陈国聘问。说这是过失的观点比较接近。汪近裕说：“公孙兹娶牟国女子，婴齐娶莒国女子，都是借聘问之机满足私欲。亲自迎娶还可以，公孙敖去莒国参加盟会却代替弟弟迎娶；婼聘问宋国却为了意如迎娶，太过分了。”

秋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晋文公、晋襄公称霸时，命令诸侯三年一次聘问，五年一次朝见。《王制》规定，诸侯对天子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次朝见，其疏密次数是固定的。而鲁国的高官每年都去晋国，大概是仲孙氏、季孙氏争着与晋国交好以巩固内部，而三家势力开始扩张，所以只知霸主而不知王室，如同改朝换代一样。

八月乙亥日，晋侯驩去世。

儿子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

冬季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安葬晋襄公。

霸主去世，卿大夫共同处理丧事，是不合礼制的。郑国游吉说：“先王的制度，诸侯的丧事，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只有嘉好、聘享、三军之事，才派遣卿。”晋文公、晋襄公称霸时，国君去世，大夫吊唁，卿共同处理葬事，士吊唁，大夫送葬，这是礼乐从诸侯那里发出的表现。如今考察《春秋》初期，礼制还接近古制，所以僖公以前安葬诸侯，没有派遣大夫出使的。那么子太叔所说的“诸侯的丧事，大夫送丧”，也不是先王的定制。等到考察晋文公去世安葬，都派遣防者前往，所以姓名不登于经文。那么“大夫吊唁，卿共同处理葬事”的命令，难道也是晋文公开始的吗？从此叔孙婼安葬平公，意如安葬昭公，逐渐发展到少姜以妾媵身份，各国卿大夫都去防送葬了。三个月就安葬，是大不敬。赵盾是想抵御秦国送公子雍回国罢了。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晋国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阳处父被称“国杀”，根据《公羊传》则是国君泄露言语而狐射姑杀了他。泄露言语是小过错，因此判处杀大夫，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罪轻罚重，也无法掩盖罪行。况且国家没有主人，国君襄公又刚去世且已安葬，竟以泄露言语定罪，所谓死后诛杀，不是太严厉了吗？根据《左氏传》则是狐射姑怨恨阳处父，改变他的班次，派续鞠居杀了他。两下相杀，与国君无关。然而宣公十五年，王子札杀召伯，毛伯杀毛召，本与王子防和鞠居杀阳处父相同，而《春秋》追究王子札的意图，不书“天王”。如今书“国杀”，而鞠居、狐射姑却隐去主名，可以吗？有人说：狐射姑出逃狄国，是阳处父被杀的原因。成公十五年，宋国杀大夫山，宋国鱼石出逃楚国，杀山的难道是鱼石吗？赵木讷知道怀疑阳处父被杀的原因，却不知道宋山、鱼石、华元的例子，归罪于狐射姑、赵盾是可恨的。杀阳处父的不是狐射姑，而传记认为是狐射姑；不是晋君，而经文认为是晋君。那么究竟是谁

译杀他吗？赵子常说：国家没有国君，大夫正专权废立国君，那么就会互相争斗，争斗就会互相残杀，废立国君的罪责在《春秋》中不显现。因此用“国杀”来显示国君去世，国家混乱恩泽不足，褒扬他身后的情况，不记载杀害者姓名，不使国君讨伐的嫌疑，讥讽不在互相残杀上，这就接近了。这与莒国杀其公子意恢相同。

译闰月不告朔，却仍朝见宗庙。

不告朔，是因为在朔日告朔。朔日用来显示建辰，如果是闰月，则斗柄指向两个辰位之间，无法举出所建的辰位。古时天子穿着礼服戴着冕冠，用一头牛在南门外听朔。《周礼》规定太史在立冬时向各国诸侯的太庙颁布告朔，大夫面向南奉天子之命，国君穿着皮弁面向北接受，并有馈赠的羊。告庙称为告朔，就在这一天朝见太庙，迁移正位，防止群臣懈怠并听取大政，考核所行之事并决断疑难，昭示众人以决断。先接受朔政，然后朝见宗庙。王教尊贵，朝庙则是私礼。告朔、朝庙，朝正与视朔，都是同日之事，只是叙述顺序不同，这是听朔、朝庙的意义罢了。如果是闰月，天子在明堂听朔，关闭左门站在其中，在路寝门听政直到月底。所以在文字上，文王在门为闰，而文公却认为它是附月之余，因此不告朔，所以左氏说闰月用来制定时节，时节用来制定事务，不告闰朔，就是抛弃时政。高抑崇说：知道朝庙之礼不可废止，那么告朔之礼为何可以废止呢？

七年春天，鲁公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于是修筑郚城。

趁着晋国发生危难，僖公夺取须句，后来又归还，邾国于是夺取了僖公的须句。宣公攻取根牟，襄公攻取邿，没有记载日期，这里记载了日期，是不认为再次夺取并占有它正当，没有复兴灭亡国家、延续断绝宗祀之心。郚，是现在泗水古卞县的地方，修筑郚城控制须句，以防备邾国的危难。

夏天四月，宋公王臣去世。

《史记》记载，弟弟御杀了世子而自立，国人杀了御而立少子杵臼为昭公。高抑崇说：“国家混乱所以不记载日期，不记载葬事。”凡是治理有序则礼仪详备，混乱则礼仪简略。

宋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称“人”杀，是众人的说法。大夫是两位公孙，不记载名字是因为他们死于国难。《春秋》记载“人”杀大夫而不记载大夫名字的，只有这一例而已。成公去世，国家混乱，襄夫人是昭公的祖母。行为不端，昭公对她不礼貌。公子鲍是昭公的庶兄，有奸巧之才，襄夫人私通他。于是襄夫人想杀昭公而立公子鲍。穆、昭的族人攻打国君，在公宫杀了公孙固、公孙郑，所以不能记载为盗贼所杀，也与王子札杀召伯、毛伯的文字不同。赵子常说：大夫是昭公所依赖存亡的人。所以称“人”杀而不记载名字，记载名字则类似于陈公子过。昭公八年。

戊子日，晋国人与秦国人在令狐交战。晋国的先蔑逃奔秦国。

根据《左传》，晋襄公去世，灵公谋划立长君，赵盾派先蔑去秦国迎接公子雍，敬嬴抱着太子在朝廷上整天啼哭，赵盾于是拒绝秦国。记载“及”是表示晋国主动作战，而先蔑逃奔。《谷梁传》说：不记载“出”是因为他在外。赵企明根据经文次序纠正说：晋襄公去世，到这一年才安葬，难道晋国到这时才开始谋划立君，必定不是这样。而且《左传》先说先蔑去秦国，那么先蔑在秦国；接着说先蔑率领下军，那么先蔑又在晋国。起初既去秦国迎接公子雍，必定不肯率领军队抵抗秦国，如果背约抵抗秦国，难道还能再逃奔秦国吗？道理无法讲通，都是《左传》的诬妄。我反复推敲《左传》，不只是赵氏所怀疑的。赵孟迎接公子雍，固然说：先君喜爱他。敬嬴转述先君的话，却说：这个孩子有才能，我受他的恩赐；没有才能，我只怨恨你。那么晋灵公不是先君所喜爱的吗？又说：秦国是旧好，结交旧好则安定。公子雍虽然在秦国担任亚卿，但是杜祁所生，而灵公确实出自嬴氏。按《春秋》，秦、徐、梁、黄、江五国都是嬴姓，而徐、梁、黄、江都小，又不与晋国通婚。所以敬嬴是秦娃的女儿，以亲疏来看，与公子雍有隔阂。以此结交秦国，不更好吗？而且先蔑起初对荀林父说：夫人和太子还在，却向外寻求国君，这必定行不通。那么公子雍，大臣中有不赞同的。而赵孟却说足以威慑民众，他谋划国家如此不审慎，为什么呢？后来赵盾率领军队把防菑纳入邾国，没能纳入，《春秋》认为他做得好。何况公子雍是襄公的弟弟，而灵公确实是襄公的儿子，哪有舍弃嫡嗣而迎接逃亡公子的道理呢？那么《左传》确实有诬妄之处。赵企明说：赵盾为先君报仇，因此战于令狐，令狐是秦国土地，这是晋国攻打秦国。晋国的言辞理亏，先蔑战败害怕死亡而逃奔狄国，这样解释大概可以用经文纠正传文了。然而令狐，大家都认为是河东与刳首相接的地方，即现在蒲州猗氏的令狐城。如果是这样，那么战争起因又可疑了。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趁着晋秦之争，狄人远离鲁国，鲁国所担忧的是戎人。现在越过齐卫深入了。许翰说：“狄人因箕之战的失败受惩戒，四年间一次侵犯齐国，至此又侵犯齐国，侵犯宋国，侵犯卫国。晋襄公既已去世，没有人能忘记他们。”

秋天，八月，鲁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不记载日期是简略，这次鲁公会同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而诸侯不排序，显示晋国霸权的衰落，是散乱的言辞。大夫是赵盾。不排序诸侯，所以不写出大夫的主名。有人说这是众人的说法，然而溴梁之会各国的诸侯，一国的大夫，不能以众人来说。有人说没有君主的盟会，齐襄公死，小白未入，现在晋灵公已经立了。于是晋国由赵盾主持诸侯，晋国不能与楚国竞争，《春秋》辨别名实，所以灵公盟会略去诸侯不排序，而

译楚君将完全顺从他们惯常的称呼，以此归罪于晋国夸大楚国的势力。季明德认为晋国的政令权柄尚未统一，先都的士縠、箕郑父都已出奔，所以用“众辞”来推举，这种臆测的说法太荒谬了。《左传》说：“鲁公后到，胡子很高兴。”《春秋》因此责备文公怠慢盟会之事。然而盟会和防地本是同一件事，防地是用来举行盟会的，等到举行盟会时就不能说后到防地了。况且经文记载“公与诸侯在防地结盟”，却把不排列诸侯顺序当作避讳，我不才，为何如此相信传文而不相信经文呢？对于十五年、十七年的盟会，说没有到达是可以的，但这次确实去了并且结盟了，能说落后于诸侯吗？赵鹏认为前往防地时没赶上结盟，所以不知道结盟的人是谁。然而《春秋》的体例，本来就有鲁公不在而记载“某侯某伯结盟”的情况，难道不参加盟会就不知道结盟的人是谁吗？陈氏所说的“不依附霸主之辞”，确实如此。扈地，在今荥泽县西北，黄河之南，古卷县所在地。

译冬天，徐国攻打莒国，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会。徐国凭借号令起兵，没有统一的纪纲，就像狄人一样。《春秋》记载说：“徐戎同时兴起，大概长期以来就是鲁国的祸患。”如今它攻打莒国，来动摇鲁国，大概也是想削弱晋国并在楚国面前挟持威势。公孙敖主持莒国的盟会，赵企明认为是为了重修僖公洮、向时的友好关系，共同防备徐国，或许是这样。

鲁文公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四月。秋天八月戊申日，周天子驾崩。

王子壬臣继位，这就是周顷王。《春秋》经文没有记载顷王驾崩，《左传》在十四年附带着记载了这件事。邵氏《经世年同》。

冬天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与晋国的赵盾在衡雍结盟以防备。

赵氏以封邑为氏，赵盾是赵衰的儿子，衡雍是郑国的土地，即现在荥泽西北的故城，位于践土东南，是晋文公朝见周天子的地方。高抑崇说：诸侯不奔赴周天子的丧礼，而赵盾和公子遂都是本国的正卿，却在周天子的京畿之地私自结盟防备，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任氏说：晋国和鲁国的执政者，结盟防备，政令已经掌握在大夫手中了。

乙酉日，公子遂与洛戎在暴地结盟以防备。

壬午日和乙酉日之间相隔两天罢了。衡雍、郑地、暴地，都是周天子的京畿采邑，《诗经》所称的“暴公”就是这里。杜预也认为暴地属于郑国，难道后来归属郑国了吗？距离鲁国五百多里，洛戎是允姓，居住在伊水、洛水之间，向来不与鲁国交往，而公子遂却擅自与他们结盟，这是公子遂专权的表现。而《春秋》用公子遂的事来记载，胡子认为内外之别不可混淆，这话接近道理。他们结盟的意图不可得知，认为是赵盾培植党羽，赵盾何必借助戎人呢？

公孙敖前往周天子京城，没有到达就返回了。丙戌日，公孙敖逃奔到莒国。

这时周天子驾崩，报丧到鲁国已经过了三个月，而鲁国国君不去吊唁。公孙敖前往周天子京城，经文记载在乙酉日之下，显示出鲁国人轻视周天子丧礼。国君为天子服斩衰之丧，道理难道是这样的吗？公孙敖在乙酉日前往周天子京城，而在丙戌日逃奔到鲁国，没有政令刑罚，君臣都有罪了。关于“奔”，《左氏传》说：“跟随己氏。”胡子指责公孙敖意志不能统帅己氏，已经完备了。赵企明说：“离经文很远。”这是公孙敖自己认为国家权力在公子遂手中，愤而出奔。季明德认为明年请求经文，怀疑王室厚待吊唁使者，公孙敖估计礼仪不能供给，返回后又害怕鲁国国君追究，而自己曾经主持莒国盟会，所以前往莒国更加不符合事实。文公怠慢，公孙敖奉命出使，害怕什么不能完成使命呢？季孙如晋，请求遭遇丧事的礼仪以行事。鲁国人没有拒绝公孙敖吊唁，而没有送葬，何必担心王室厚待呢？公孙敖的出奔，实在是因为公子遂掌权，而不能恢复己氏的地位，所以趁机出奔而前往跟随他罢了。

发生蝗灾。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鲁国。

称“人”，是众人的意思。戴氏的族人将对国君不利。大夫孔叔、公孙钟离、司马公子邛，不记载他们的名字。宋国有大司马，不是一个人，是连同其属官的意思。司城荡意诸也不记载名字。陈君举说：“凡是出奔不是他的罪过，不记载。如果与我交接，不可以不记载。那么就不以称名的例子来记载。”胡子说：“宋昭公不选择国家望族，宠信他的私亲，所以以官职举荐，议论公正。然而司马掌握符节，司城效忠符节，大概忠于宋昭公，而鲍氏党羽忌恨他们。”鲍氏党徒实在众多，而这两个人本来也不辜负昭公。前面记载“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那么死者已经很多。这里又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那么兵权离去，司城来投奔，那么国土不是国君所有，官员几乎死尽，而鲍氏的势力形成了。认为责备他们这就苛刻了。刘原父又把他们比作仇牧、荀息，认为《春秋》没有必要珍视他们，这能算是明察事情吗？《谷梁传》说：“以官职称呼，是无君的话。”这是说昭公杀无罪的人。晋国杀害三郤，三郤都不以官职称呼，难道说晋国有君德吗？赵企明认为“记载‘人’来杀有罪的人”，宋昭公认为他们有罪，所以记载“人”来符合他的意志。然而这两个人实在无罪。不记载名字以显示他们无罪，辨析则辨析而失去事实了。

鲁文公九年春天，毛伯来鲁国求取金。

这时公孙敖没有到达周天子京城，毛伯于是征收职贡来供给丧礼。不称王使，有司按照常典行事，不是出于周天子，就像现在年例差遣，必须接受玺书从事，才称钦差。托于王命的，政府自有成法。周公王若说：“这是它的法式。”如果必须王命的，政府自有成法，难道可以没有别的大宰，直接擅自行事吗？伯相命士须材，这是初丧的事，也有司存之常，所以可以不诏告周天子。军国的重任，而大宰尽自听断，可以吗？程子说：“家父致命以征收车，所以记载使来求。”毛伯风鲁以求金，所以不说王使。于经义为近，《春秋》记载它，显示鲁国不恭敬，而王室不能修治，播告以讨失职。而《公羊传》却说：“王者无求”，大概得其辞而不得其义了。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夫人前往齐国，只是前往齐国吗？传中没有文字。说是归宁的，是杜氏。归宁，是常事，而为什么记载？习惯阅读的人，将问义焉。赵企明说：文公并妃匹嫡，齐女哀姜生恶及视，又宠幸共嬴生倭嬴，宠而倭将贵，所以哀姜前往齐国，将谋于父母。其归宁，大概有其故存焉，所以圣人记载它，着十八年归齐之张本。这话接近了。然而哀姜实孝公女，不得称谋于父母也。

译二月，叔孙得臣前往周天子所在的京城。辛丑日，安葬周襄王。

译赵子常说：“周襄王为鲁僖公的夫人成风治丧并参与葬礼，这时才开始见到周天子派遣大夫来鲁国办理丧事。”周襄王去世，诸侯不亲自奔丧，而是派遣防者（低级官吏）前往，自东周迁都以来就失去了礼制。这时周襄王派遣大夫来鲁国为鲁僖公的夫人成风治丧，赠送赗车和含玉，并且参与了葬礼。鲁国也派遣公子遂前往晋国参加晋襄公的葬礼，然后才派遣臣子去为周襄王治丧。一方面是因为周天子派人来，不可不回访；另一方面是因为鲁国派使者去晋国，不可不派使者去周王室。因此，叔弓前往晋国参加晋平公的葬礼，季孙意如前往晋国参加晋昭公的葬礼，然后叔鞅才去为周景王治丧。除此之外，鲁国没有派遣卿大夫去为天子治丧的情况了。周灵王去世时，鲁简公在楚国，上卿留守国内，子展派遣印段前往。伯有说：“印段地位卑弱，不可以。”子展说：“与其不去，派地位卑弱的人去不是更好吗？”这是《春秋》所记载的实际情况。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卿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卿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箕郑父以采邑为氏，左氏称他为箕郑父，他是先都、士縠的同党，发动叛乱，指使刺客杀害了先克。起初在夷地的搜地，打算让箕郑父担任上军将，让士縠担任中军将，因为先克的进言，才作罢。这时清原之战的十位卿大夫中，箕郑父和先都在场，在耳搜谋划军帅人选时，赵盾越级担任中军将。那么先都、箕郑父的死，是由于士縠失去了职位，士縠失去职位是由于赵盾取代了他的位置。然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先克是被刺客所杀，那么这件事就不足以作为确凿的依据了。“人”是众辞，指大夫，而众人得以杀害他，说明国家混乱没有政令，掌握权柄的大臣必定参与其中吗？所以，不称“大夫”是因为他们在位。“及”是累辞，表示并列。

楚国人攻打郑国，公子遂防备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许国人去救援郑国。

这时晋灵公年少，放纵强势的卿大夫，上面骄横下面放肆，楚国开始争夺郑国了。范山说：“晋君年少，不在诸侯之中，北方可以图谋。争夺郑国想要以此图谋北方，他的志向难道小吗？”楚子在狼渊驻扎军队，狼渊就是现在的许州。大概大军在许地，而派防者先去试探。记载“楚人”不是贬低楚子，实在是因为他没有离开许地去临郑。赵盾刚被任命为卿，害怕别人图谋他的身后，心里必定常常待在君主身边。防备救援郑国的必定不是执政大臣，所以用“防者”来记载。晋国于是不能竞争，而楚庄王称霸了。君主不出门而卿大夫行动，尚且可以说是专擅，何况是由防者来主持呢？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秋天八月，曹伯襄去世。

子夀继位，这就是曹文公。

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

这是《春秋》记载地震的开始，伯阳父说：“这是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退避而不能上升，于是发生了地震。”孔墨说：“阳气潜伏在阴气下面，受到阴气的逼迫，所以不能上升，以至于发生地震。”任辅认为：“这是诸侯变化而不顺从天子，大夫变化而不顺从诸侯，夷狄变化而不顺从中原国家的象征。”

冬天，楚子派遣椒来鲁国聘问。

楚国僭越称王而《春秋》称他为子，赵企明说：“这是自降身份以与中原国家交往，可信吗？”楚国是蛮荒之地的人，他们轻视中原国家已经很久了。他们想侵犯就侵犯，想灭亡就灭亡，漠然无所顾忌。现在来鲁国聘问，是想图谋北方罢了，而说他们愿意与中原国家交往，可以吗？公侯的地位不够，而在自己的国家称王，却肯贬低自己而位居五等爵位的末尾，这必定不是事实。四夷虽然强大，都称为“子”，这也是中原国家对待他们的常称。《春秋》记载“楚子”，是用中原国家的法度来治理他，不是他自降身份。椒，是楚国大夫鬭氏宜申的族人。楚子开始与中原国家交往，以爵号举称而没有大夫。庄王篇所说的“荆人来聘”就是这种情况。于是记载“楚子派遣椒来聘问”，胡子认为这是进爵。记载爵位，比记载人名是进爵。然而盂地的防者，楚国称子，是要进爵吗？回答说：“盂地的防者，是桓公去世而中原没有霸主的时候。椒不称氏，还没有成为卿。”于是，楚国扩张不是庆幸其接纳我们而再次进爵。

秦国人来归还鲁僖公和成风的赗赠。

这时，秦国将要攻打晋国，而向鲁国归还赗赠。防者不称“使”，是因为有司存在。僖公、成风，公羊子说：是兼称。不称“及”，是因为成风尊贵。刘原父说：诸侯没有两个嫡妻，所以妾母依附于儿子而显得重要。程伊川说：虽然是子母，先君后夫人，体统当然如此，大概也是按照夫死从子的义理。然而成风实际上不是僖公的母亲。

安葬曹共公。

十年春天周王三月辛夘日，臧孙辰去世。

夏天，秦国攻打晋国。

传文说秦伯攻打晋国，夺取北征，那么这是秦伯而以狄人的例子来记载的。秦国自从仲以字配国于《诗经》，驷鐡称公，终南称君。《春秋》如实记载为伯，大概是从韩原之战以来。陆氏说：“狄秦传没有事迹，胡子晋取少梁，不经见，说是秦国报复令狐，所以以狄人视之。”然而《春秋》所记载的，罪过在我们，何必抹去秦伯的名字，擅自决定进退呢？大概是因为纵容掠夺没有纪律，像狄人一样，直接记载罢了。陈君举说：“楚国的兴起是秦国的力量。自从灭亡庸国以后，秦国为楚国服役。自从晋国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除了秦国没有加兵于晋国的。在夷仪之岁，秦国和解而不结盟。又明年在宋国结盟，而南北的局势形成。楚子说：‘放弃齐、秦，其他国家请相见。’”这也是战国的萌芽。在《诗经》中次于国风，退秦于唐、魏之后；在序书中，系秦于周末；在作《春秋》时，由韩原之后，秦师无君大夫。孔子所以对秦国寄托深意。

译楚国杀了其大夫宜申。这是鬭宜申，因为尚未位列卿职，所以不称氏。关于宜申这件事，商臣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宜申却谋划杀害商臣，那么按照讨伐乱臣的体例称“人”就可以了，但这里却称国名以杀，又记载了他的官职，胡子认为其中含有微妙的义理。赵企明说：宜申如果成功，那么他也是替楚国人讨伐逆贼，所以以无罪者的身份记载。解说的人认为吴国和楚国杀大夫，必须关系到中原诸侯才会记录，这就错了。

译从正月起不下雨，直到秋七月。

与苏子在女栗结盟。

苏国的司寇忿生后来成为周王的卿士，食邑在温，这里的“子”是加封的爵位。陆淳认为按照殷代的制度，王畿内的诸侯称子，例如防、箕就是这样。至于“及防”这一说法，赵子常说：“中原没有霸主，天子的大夫亲自出面，来与诸侯结盟。”如果认为是诸侯之间单独结盟，那就错了。地位低者结盟不记载日期，“及”表示鲁国是主方，是鲁国想要结盟。女栗，是王畿内靠近女水的地方。苏子作为周王的卿士，执政者鲁国隐藏其踪迹，而以“防”的名义前往。季明德认为这是暗中贿赂苏子并献上贡品，常常借其庇护，不再派遣其他使者。鲁国有所求而不到，周朝历时十八年，或许就是这样。到了周成王末年，尹单等卿士就敢于大规模召集诸侯了。

冬天，狄人侵犯宋国。

狄人的祸患不仅仅在齐国和鲁国了。

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楚国图谋霸业但尚未成功，所以史书将楚子列在蔡侯之上。楚国强大而蔡国依附它。《左传》记载陈侯、郑伯在息地会见楚子，随后会见蔡侯，驻扎在厥貉，以讨伐宋国。陈氏见于经文，但只记载蔡侯，因为楚国还不足以得到陈、郑的支持。却说三国遭受楚国的祸害，蔡国最先，陈国其次，郑国再次。所以息地的会见并非陈、郑的本意。这是不明了事理。我认为应当遵从经文，陈、郑本没有会见。所以新城的盟会中有陈、郑，而郤缺于是有戊申日进入蔡国的军队。如果陈、郑确实会见了，像宣公十一年辰陵那样，《春秋》也没有理由隐瞒不写。这是夷夏盛衰的关键。所以说：“外国的驻扎必定有关乎天下的大事才记载。”意思是关乎天下大事才记载，难道会有隐瞒事实的吗！

十一年春天，楚子讨伐麇国。

这一年正月甲子朔日。

楚国侵伐，记载爵位从此开始。厥貉之地空缺，其驻扎是为了讨伐宋国。赵企明认为这是图谋再次行动，而以讨伐麇国、讨伐巢国来充实它。我认为赵企明错了。厥貉与孟诸相近，而麇国则遥远。麇国本属于均郧乡，在汉南郡的东界，有锡穴，其君主芊姓，爵位为子。楚国本意是想求得东方的诸侯。麇国，是楚国的服役者而逃到厥貉，所以兴师责问。楚国至此才开始记载君主。当时中原没有霸主，而南方服属之地因强盛而想兴起，这就是所谓的情实。

夏天，叔仲彭生在承筐会见晋国的郤缺。

这是大夫单独会见的开始，谋划诸侯跟随楚国。彭生，是公孙兹的儿子，叔孙得臣的弟弟，所以称为叔仲氏，就是所谓的惠伯。承筐，是现在睢州古宋襄邑的地方。讨伐叛离，是大事。楚国正以君主率领，而晋、鲁的君主不出，又都以次卿执行霸主命令，也太苟且了！

秋天，曹伯来朝见。

从此小国畏惧大国，朝见礼仪错杂出现了。

公子遂前往宋国。

狄人侵犯齐国。

冬天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

鄋瞒的狄人漆姓，是防风氏的后代，在钜鹿以北，咸地是现在开州，古东郡濮阳，大概是卫国的土地，杜预说是鲁国的土地是错误的。得臣趁着狄人侵犯齐国，设伏并在路上拦截，将要尊师少不记载，军队从此狄人不再窥视齐国和鲁国，没有狄人的祸患，直到春秋结束。

十二年春天，周王正月，郕伯来投奔。

是因为被齐国逼迫，左氏传中有接近诬蔑的说法。说郕太子朱儒在夫钟自安，国人不服从郕伯去世，郕人立君，太子带着夫钟和郕邽来投奔。然而那是太子。郑忽、曹羁、莒展都拥有虚名在位，等到他们出奔，还只称名字，何况都还没有继位呢？刘氏认为太子应当立，郕人不能断绝他。春秋推崇居正，记载为“郕伯”。按诸侯继位未过一年，还称子。如果君父生病不探望，死了不丧，罪过自应断绝。何况自身没有即位，带着封邑投奔，罪过自应断绝，可以称“郕伯”吗？说鲁国以诸侯礼节迎接，就记载为“郕伯”，那么春秋扰乱王纲就太严重了。陈君举说：“辞令跟随主人。”郕太子朱儒，鲁国称为“郕伯”；晋太子州蒲，鲁国称为“晋侯”，从而记录，以显示其违背礼制。那么吴、楚的王，为什么不跟随他们的常称呢？夫钟，是鲁、邾常会见的地方，又处在齐、卫的要冲，朱儒又为什么安于此？那么朱儒或许常居住在夫钟，其后必定会继位。被逼迫而投奔，鲁国不能仗义接纳，是鲁国的罪过。鲁国以寓公礼节对待他，所以不称名。左氏说以诸侯礼节迎接，得到其实，但说以成君，记载太子，就违背经义了。

杞伯来朝见。

二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

周人字称叔，所以有时加子以自异。公羊、谷梁认为母弟，那么僖女、子叔姬者，是齐昭夫人，怎么又有一个子叔姬呢？赵伯循认为是当时君主的女儿，古者女子十五许嫁，笄而字。文公四年开始娶其女，不应立即及笄。那么不知是哪位君主的女儿了。左传杞桓公来朝见，并且请求断绝叔姬，而没有断绝婚姻，公答应了他。二月，叔姬去世，不说杞国断绝了。记载叔姬，说不是女儿。释例说：“桓公以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去世，在位共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经文记载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都是杞桓公夫人。”唐孔氏说：“其娣也字叔，是周的法称叔。”

夏天，楚国人包围巢国。

译秋，滕子来朝见。

秦伯派术来聘问。

术是大夫，所以称名而不称字，并非贬斥而省略其族氏。《左氏传》记载：秦伯派西乞术来聘问，并且说将要讨伐晋国。这次聘问，意图在于讨伐晋国罢了。然而河曲之战，《春秋》经文不以秦人作为主战者，那么《左氏传》的说法也就近乎诬妄了。读者应当结合上下文来观察罢了。

译冬天，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与秦国人在河曲交战。

杜预说：“河曲在蒲坂县南面，考察秦晋边界，黄河弯曲处，晋在河东，秦在河西，现在的蒲州、同州就是那个地方。经文不提及疆界之事，只是守边官吏自行发生争执罢了。”《左传》与经文大相违背，杜预因此说：“秦晋没有战功，以防守者名义报告，所以称‘人’是不对的。”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的城墙。

诸邑在莒国东北二百里处，靠近东郓。莒国与鲁国争夺的地方，即今莒州沂水县古城阳姑幕。该地在莒国西面七十里，修筑城墙是为了防备公孙敖。公孙敖逃奔到莒国，鲁国人畏惧莒国，这是间隙造成的。季孙的食邑在费，从费邑以东，听从他的规划部署，于是率领军队修筑这两座城邑。书写“及”字，表示先后次序，将要凭借诸邑来控制鲁国。《谷梁传》说：“称‘帅师’，表示有危难。”不能讨伐莒国问罪，却白白耗费军队财力，鲁国人真是目光短浅。《左传》说：“记载时间，是因为当时应当记载。”那又何必记载呢？

十三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壬午日，陈侯朔去世。

儿子平国继位，这就是陈灵公。

邾子蘧蒢去世。

儿子貜且继位，这就是邾定公。

从正月起不降雨，直到秋季七月。

世室的屋顶坍塌。

周公说：太庙，伯禽说：太室，众公说：宫。伯禽受封于鲁，以奉祀周公，那么周公实际上是鲁国的始祖，而伯禽才是始封之君。所以鲁国权宜变通礼制，不祧迁鲁公的神主，设立为世室。高抑崇说：“世室，是国君经常进行祭祀的地方。”国君每月让有司按时粉刷墙壁，哪有将要坍塌却不知道的？那么他不知道省视，已经很久了。

冬天，鲁公前往晋国，卫侯在沓地会见鲁公。

沓地不详，从鲁国到晋国必定经过其境内。

狄人侵犯卫国。

趁着卫侯出国的间隙。

十二月己丑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杜预说：十二月没有己丑日，是十一月的十一日。

鲁公从晋国返回，郑伯在棐地会见鲁公。

棐是郑国的地方，汪仲裕说：“就是棐林地。”棐林应当在新城东北，宛陵东南。李廉说：“沓、棐两地，卫国和郑国不忘晋国的霸权，而借鲁国之力求通。”《鸿雁》《载驰》的情意，由此可见。

十四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从晋国返回。

这一年，周顷王去世，儿子匡王即位。

邾人侵犯我国南部边境，叔彭生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即叔仲彭生，脱漏了“仲”字。赵企明说：“鲁公前往晋国，过了一年才返回。邾国窥探鲁国的空隙，侵犯其南部边境，以报复须句的怨恨。不知道鲁公已经到达，军队尚未返回就讨伐邾国，其报怨之速啊。”

夏季，五月乙亥日，齐侯潘去世。

儿子舍继位。高抑崇说：“孝公名昭，而谥号为潘，称为昭，非常不合礼制。”

六月，鲁公会见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国的赵盾。癸酉日，在新城共同结盟。

郑国是中原的要冲，新城是郑国的城邑，在郑国都城之南。僖公六年讨伐郑国，包围新城，就是那个地方。宋国的新城在梁国谷熟县西，杜预认为是宋地，不对。至此，跟随楚国的诸侯又依附晋国了。去年，郑国、卫国借助鲁公与晋国沟通，那么诸侯同心想要举行这次盟会。晋灵公不出席，而由赵盾主持。经文说：“同盟，自幽王以来没有过。”铁山陈氏说：“两次幽王时的同盟，天子的政令开始由诸侯发出。以诸侯跟随诸侯，他们心中未必有所疑虑。新城的同盟，诸侯的政令开始由大夫发出。以诸侯跟随大夫，他们心中必定有所不愿。清丘的同盟，宣公十二年，中原屈服于夷狄。以后盟会屡次书写‘同’字，诸侯之间不同的可以相同。”

秋季，七月，有彗星进入北斗七星。

《谷梁传》说：“孛的意思，就像遮蔽一样。说进入北斗，是因为北斗有环绕的区域。北斗是帝车，运转于中央，调节元气，关系重大。”晋国史官占卜说：“孛星进入北斗，诸侯将被杀戮。”周国内史占卜说：“不出七年，宋、齐、晋的国君将死，动乱作为应验。”这是妄言。孙明复说：“孛，是彗星的一类。偏指一边叫彗，光芒四出叫孛。”

鲁公从会见之地返回。

晋国人想把防菑送入邾国，未能成功送入。

“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的称呼。防菑不依附于国家吗？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情况相同，不衡量形势就送入，所以说“未能”。霸主命令不审慎，霸主的威信受损，并非夸大其改过。先前传授经文的老师，多违背经义。《左传》说：“赵盾率领。”《公羊传》说：“郤缺率领。”那么将领就不地位低了。《左传》、《公羊传》说：“诸侯的军队八百乘。”《谷梁传》说：“长毂五百乘。”那么军队就不少了。彼此互相矛盾，不依据情理。貜且年长本应继位，必定没有争端。防菑为何出奔到邾国？晋国不是匹夫，晋国的女子怎能做邾国的妾呢？又已经去世十四个月，国家已有确定的国君，为何才谋划送入一个逃亡的公子？甚至动用诸侯的军队，动用诸侯的军队不合礼制就不记载。赵伯循认为《左传》妄言是对的。书法与楚国送入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相同，怀疑是邾国的叛臣，而所传闻的言辞不同。唐代孔颖达说：“子纠不依附齐国，都不足以依据。”

九月甲申日，公孙敖在齐国去世。

高抑崇说：“公孙敖废弃命令。

译他逃往莒国，这是因为他犯了被废黜的罪过。不久他又逃往齐国，由齐国出面请求（周天子）恢复他的爵位，于是周天子答应了他，这才得以按大夫的礼节下葬。这也不过是大夫的身份罢了，之所以能够按大夫之礼下葬，是因为典章刑法遭到破坏，而且是因为齐国人送回了他的灵柩。

译齐国公子商人杀死了他的国君舍。

胡安国称其为公子，意思是说只针对他个人而言。没有超过一年就称子并发生弑君之事，那么（被杀者）就称君。孙莘老所说的辨别君臣名分，正是这个意思。舍的母亲是桓公的妾室宻姬，并非子叔姬，这是吴防、李清所辨析清楚的。

宋国的子哀来投奔鲁国。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这个“子”字是多余的。所谓多余，是指这是衍文。《左传》记载：高哀担任萧地的封人，被任命为卿，认为宋公不义而离开，于是来投奔鲁国。《春秋》记载：“宋子哀来奔”，这是褒扬他。黎淳认为：如果是宋公的儿子，像子同、子纠那样，那么父亲处于危险之中，没有离开的道理。孙明复认为：“子”是姓氏，“哀”是名字，他是诸侯的臣子，当时都没有用国姓作为氏的情况。如果是妇人，那么“子帛”是误写；“子〇”则是字。既然子哀值得褒扬，褒扬在于他的行为，何必用字来彰显他呢？哀在危难的邦国做官，本来就没有离开的道理。然而他辞去尊位和富贵，安于贫贱，坚守封人的职位而离开卿位，姑且取他的节操，也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让他成为陈文子、婴齐、乐豫那样的人，难道是用来要求封人的吗？

冬天，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逮捕了单伯。齐国人逮捕了子叔姬。

单伯从庄公元年以来再次出现，怀疑不是同一个人。汪仲裕说：晋国的栾书、栾黡父子都称栾伯，士渥浊、士弥牟祖孙都称士伯，家父、仍叔，《诗经》序中都有记载，可能是世代沿袭称呼。啖叔佐说：《春秋》的体例，其他国家自己囚禁人，鲁国的人没有说“执”的。舍的母亲，本来就是齐国的人，那么所逮捕的子叔姬是舍的母亲，这是不对的。陆淳认为鲁国女子嫁给齐国，齐国不接受却逮捕了她。吴防、李清推演说：齐舍年纪尚轻，新即位，急于寻求配偶，在居丧期间娶了文公的女儿，所以他的迎娶和归宁都没有记载。姬归国应当是在九月底到达齐国，而舍已经被杀，姬无处依附，所以十月初，鲁国派遣单伯前往请求接回叔姬。商人厌恶鲁国与舍联姻，因而诬陷单伯犯了暧昧的罪行，想要羞辱鲁国。单伯是在叔姬归齐之后出使齐国的，而不是送叔姬去的。称“人”是归罪，齐国人自己应当承担，如同胡氏传文顺从程先生的意思。

十五年春季，公孙行父出使晋国。

这是为了单伯和子叔姬的事。商人弑君，行父不能沐浴斋戒请求讨伐，而假借霸主的名义也没有听说向天王请命问罪，这都是有罪的。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这时公子鲍的党羽进用，弑君的器械已经准备好了。不称“使”，不是君主的命令。不是君主的命令，必定对君主有异心了。杜元凯说奉命出使邻国，能够临事制宜，到了鲁国才定盟，所以不称“使”，这是不对的。不书大夫而说司马，是代替公子邛。司马主管军事，是重官，公子乐豫、公子邛都相继担任，现在是因为动乱杀害夺取而占据这个职位。动乱中得到的，必定有主使者。《左传》认为得到了卿出行随从的礼仪，所以书写官职，这是不对的。礼仪规定副使有定数，而随从都能尽数跟随，那么一个官职都是鲍的党羽了。并不是认为他合乎礼仪。华孙是名字，如同齐国的仲孙。或许字耦，是《左传》误置的。赵企明又说宋国怀疑子哀，离间宋鲁的友好关系，华孙能掩盖宋昭公的过错，这也与情理不符。第二年宋人杀了昭公，晋、卫、陈、郑攻打宋国讨伐他，而鲁国不参与，君子由此知道鲍的阴谋得逞了。来结盟而特意记载月份以示区别。

夏天，曹伯来朝见。

《左传》说：“诸侯五年互相朝见两次，是古代的制度。”赵子说：“按照《周礼》，诸侯还各自根据服制次数朝见天子。如果诸侯五年互相朝见两次，那么四面奔走，没有停歇的时候。以礼仪推论，诸侯除了侯伯之外，没有互相朝见的限制，有事才进行。”

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尸体。

吕居仁说：“敖虽然违抗命令逃往莒国，但他的儿子还在朝廷继承爵位，那么大夫的专权太严重了。因为他的儿子专权，请求他父亲的尸体，即使想不允许，能吗？由此可以看出大夫的专权。”许翰说：“文伯、惠叔两个儿子哀求，实在无法拒绝，所以鲁国人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国史记载这件事，孔子因而没有删削，用来彰显敖的教化，这是不对的。”

六月辛丑朔，发生日食。在社庙击鼓祭祀。

授时历计算交食时刻，在白天交分二十六日千四百七十三分进入食限，比实际天象早推得二十六日四十四刻七三二四进入食限。

单伯从齐国回来。

单伯从齐国回来，梁子说：大夫被逮捕就致送名字，单伯不称名，认为是天子任命的大夫。解释《公羊传》的人用昭公十四年意如的例子，而说不省去氏，是因为淫乱应当断绝，让他像其他单伯那样回来。《春秋》是赏罚的书，赏罚明确然后人心端正，赏善罚恶，谁敢僭越违背？如果像二氏那样，单伯不称使职，淫乱叔姬，恶行还有什么更大的呢？却以天子任命卿的缘故而避讳，不知道天子的三公本来就有因而得名的，他们的恶行与单伯能不称名相比如何？如果说淫乱应当断绝，让他像其他单伯那样，那么圣人的书法，怎么能让后人相信并示警呢？胡子认为这是尊王，这还是没有免除二氏的错误。齐国逮捕单伯，逮捕子叔姬，两处都书“齐人”而不书“及”，是嫌于淫乱，那么淫乱叔姬的，是《公羊》《谷梁》所传的，大概是齐国人诬陷而逮捕他，以此断定单伯的罪过可以吗？《公羊》《谷梁》都说单伯是鲁国大夫，黄东认为单伯从庄公元年见于经书，超过七十年，如果是鲁国大夫不应该父子祖孙同名同氏，然而不知道

译《春秋》记载尹氏，前后长达百年，而晋国父子都称栾伯，祖孙都称士伯，不能因为称伯就断定是爵位，并说是周王的臣子。况且王姬用“逆自我”这样的措辞，这说明她不属于内诸侯。经文只记载“至自齐”而不记载“归周”，这就是她不属于内诸侯的证据。赵子常不明白其中的缘故，竟然说：“接我而书可乎？”赵企明、刘原父跟随《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她是大夫，这是正确的。

译晋国郤缺率领军队讨伐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都城。

讨伐新城，是因为新城不服从。这一年，蔡庄公在甲午日去世，他的儿子申继位，这就是蔡文公。那么，这是趁着蔡国丧期进行讨伐。其记载说：“在‘伐’和‘入’之间，先讨伐不服从的，然后进入都城。”蔡国不服从，难道没有理由吗？愤怒地就进入其都城，这已经太暴虐了。靠什么使蔡国顺服呢？陈君举说：“自从记载阳处父‘入’，记载郤缺‘侵’，记载赵穿‘伐’。从此凡是军事行动都记载大夫的名字。”

秋天，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左传》说，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季文子向晋国报告。

冬十一月，诸侯在扈地结盟。

诸侯没有按爵位排序，这是散乱的措辞。程子说鲁国因为准备对付齐国而没有参加扈地之盟，大概是依据《左传》。然而用《春秋》经文考证史实，那么诸侯会盟，鲁公不参加却列出盟会的次数不止一次，这次盟会难道因为鲁国就不排序吗？《左传》列出晋侯、蔡侯，晋灵公作为霸主，都没有出来，晋国也没有立刻得到蔡国一同前往。齐国的罪过应当讨伐，晋国又想利用间隙来贬斥鲁国，而鲁国出卖晋国不行动，晋国窥探鲁国不得其法，于是也不讨伐，由此一并失去了齐国，并不是齐国贿赂晋国。所以直到晋灵公篇结束，凡是会合诸侯都不排序，而周顷王去世和安葬也不记载。赵子常说，自从周幽王以来，中原的形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

十二月，齐国人送还子叔姬。

〇叔姬被送还，系于国家，表示被丈夫休弃。这里记载“齐国人送还子叔姬”，是齐国人休弃了她，这是偏袒邪恶的措辞。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于是讨伐曹国，进入其外城。

齐国开始败坏夏盟，晋国于是不能竞争，而诸侯产生二心。陈君举说：“军事行动说‘遂’，必定是天下的大变故。”《左传》说：“认为诸侯不能这样做。”讨伐曹国，是讨伐它朝见鲁国。

十六年春天，季孙行父在阳谷会见齐侯，齐侯没有来得及结盟。等到齐平公生病，派季文子在阳谷会见齐侯，请求结盟。齐侯不肯，说：“请等君主病愈。”“弗”是推辞的措辞。齐国并非能责备季孙行父的对抗，也并非怨恨季孙行父，像晋国图谋自己那样，只是责备没有贿赂罢了。于是，襄仲进献贿赂。

夏五月，鲁公四次不视朔。

这不视朔，正是为了证实阳谷之会的话，显示鲁国被齐国贬抑。

六月戊辰日，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

赵子常说：“单独结盟，虽然大夫称‘及’，对内是表明志向。我国大夫与诸侯结盟，称君主以显示实情，而不记日期以示大义，这是不寻常的，而记日期，是表示异常。不然，就是排斥的措辞。这是齐侯，为什么排斥他？而记日期，是厌恶他通过贿赂来胁迫结盟。”

秋八月辛未日，夫人姜氏去世。

声姜是僖公的夫人，文公的母亲。

拆毁泉台。

刘氏说：“认为不吉利而拆毁，不是教化百姓的正道。”

楚国人、秦国人、巴国人灭亡了庸国。

巴子爵城在今巴县北，合州南；庸，在今郧阳府竹山县，是古上庸。赵企明说：“楚庄王图谋称霸，他的谋略很深。成王、穆王想要求得诸侯，就直接与中原争锋，讨伐郑国，讨伐蔡国，讨伐陈国，在夷夏边境争斗。现在庄王兴起，就向西联合巴、秦，绕到周、晋的背后，西南既已联合，然后向北趋向晋国，那么中原诸侯就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冬十一月，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杵臼。

庶弟鲍即位，这就是宋文公。“人”指众人，是混乱失贼的措辞，罪责无处归咎。怀抱遗经的人从而纠正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逃，宋子哀来奔逃，宋司马华孙来结盟。宋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杵臼，而贼人得以抓获。臣子杀君主，凡在官者杀无赦。不记日期，是为了区别。”

十七年春天，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宋国。

卫国排在陈国之上，主持会盟者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大夫率领军队称名氏，卑贱者只称人。那么荀林父、孔逹、公孙宁、石楚不是卿吗？“啖佐说”：《春秋》不任命为卿的例子记载为“人”，不是贬低。《传》见杂记，说这是晋国荀林父之类的人【云云】，于是妄造卿不记载的说法。如果任命卿失当就贬称人，不任命者贬低又怎样？记载他们呢？“啖子的话符合经义了。”卿就是卿，人就是人，其文辞只是史官而已。如果说为什么杀君主，还立文公然后返回，这是孔子所取的大义。“不得罪人而成就其乱，直书其事而大义自见。”抹去其痕迹而说卿不记载，失其所也，这也失去了易简的道理啊。

夏四月癸亥日，安葬我国小君声姜。

髙抑崇说：“九月才安葬，是怠慢。不称僖姜而另外定谥号，是不合礼的。”

齐侯讨伐我国西部边境。

六月癸未日，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结盟。

谷是齐国之地，是楚国安置公子雍的地方，家〇翁说：“齐商傲慢而日益骄盈，鲁文卑下而日益衰索，都是将死的征兆。”

诸侯在扈地会盟。

诸侯没有理由背叛霸主。有霸主而没有人主持。春天，晋、卫、陈、郑讨伐宋国。说：“为什么杀君主？”还立文公然后返回。于是晋灵公再次会合诸侯，平定宋国而确定其地位。为什么作为霸主？因为郑伯对楚国有二心，不见郑人辞说：“命令没有极限，也知道要灭亡了。将搜罗全部赋税，在儵地等待。”郑人也知道晋灵公不值得交往了。晋巩朔于是与郑国讲和，赵穿、公婿池作为人质。霸主对于诸侯，有人质吗？第二年，郑

译于是与楚国一起讨伐宋国。中原各国无力讨伐逆贼，却让蛮夷荆楚借道以彰显大义。这是扈地防线所造成的后果。

译秋季，鲁宣公从谷地回国。

僖公以前，鲁公防备诸侯不至于此，为何因得到齐国支持而喜悦并举行饮至礼呢？在谷地结盟后，鲁国随即背叛晋国，只知有齐国罢了。

冬季，公子遂出使齐国。

十八年，春季，周历二月，丁丑日，鲁宣公在台下去世。

秦伯秦康公去世。

谥号为康，公子稻继承君位，这就是秦共公。

夏季，五月，戊戌日，齐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商人。

庶出的兄长公子元被立为惠公，众人推辞，歇职杀死了商人，把他装进竹器中，回到府邸放下酒爵才离开，没有人过问此事，可见全国都是他的党羽。齐国人贪婪自私，施本并非帮助商人作乱的人，因为他们不能伸张讨伐贼人的道义，所以在最终反而蒙受弑君的罪名。胡子所说的乱贼党羽正是指此。

六月，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鲁文公。

秋季，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

胡康侯说：“派遣上卿出使，将称元帅，这是《春秋》立文的常规体例。如果有变文称介副，想要引起疑问的，是为了显示事情真相。子赤是夫人的儿子，如今死于弑杀，不写明实情，是为国家隐瞒恶行，无法将信史传给后人，而《春秋》的大义就隐没了。所以先写大夫出使，接着写夫人，在中间写‘子卒’，就能看出祸乱邪谋发生在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君立君的罪责就彰明了。”

冬季，十月，子赤去世。

刚安葬，未满一年，称“子弑”，却写“卒”，是避讳。不写地点，是为了表明是被弑。孙明复说：“未满一年，所以不记日期，以作区别。”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因为子赤被弑，母亲被遣出。《左氏传》说：“这是大归。”庄公夫人谥号为哀姜，鲁人称出姜为哀，是一时的称呼，并非谥号。

季孙行父出使齐国。

史墨在昭公时曾说：“鲁国自从东门遂弑杀嫡子立庶子，鲁君从此失掉国家，政权在季氏四代君主手中。谁说行父贤德呢？”许翰说：“在子赤去世前出使齐国，在子赤去世后出使齐国，齐国参与了其中的缘故。”

莒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庶其。

这就是杞公子朱继承君位，称为渠丘公，一名季佗。根据《左氏传》：仆因国人杀死了庶其，仆实行弑杀，是害怕季佗立自己而被废黜，那么又为何怀揣宝物逃跑，抛弃国家不顾？国人既然厌恶庶其，为何反而立他们所爱的行父？当时行父正好去齐国，为何又参与驱逐仆的事？如果仆确实弑君，《春秋》为何隐去而称国呢？啖叔佐说：哪有父亲行为不道导致儿子叛逆的？圣人的训典，本来就不该如此。刘原父说：儿子弑父，不可隐匿其罪，因为国君无道，所以书庶其。吴枋清认为仆因国人弑君而作乱，他说：仆因国人弑君，害怕祸及自身，来奔。仅一字而经文就清楚了。

《春秋明志录》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明志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明志录》卷七 明 熊过 撰

鲁宣公

名倭，一名接。是文公妾敬嬴的儿子，在位十八年。谥法：善于询问，通达事理称为“宣”。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即位。

《谷梁传》说：“继承旧位说即位，是参与了其中的缘故。”

公子遂出使齐国迎娶女子。

三月，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

姜氏，是齐姜。惠公的女儿，敬嬴想结交齐国，惠公害怕被出姜控告，所以废除防纪来举行嘉礼，遂不称公子。说是一事再见而最终命名。《谷梁传》说：“防纪未完毕，所以略去。”不对。迎娶女子称妇姜，《谷梁传》认为是顺着婆婆说话的辞令。胡子说：“责备敬嬴。”礼家说：“丈夫属于子道的，妻子都属妇道。”宣公是敬嬴的儿子，何止是子道？称妇姜，有什么不可以？而说因妇姜见义，也是过分求索了。夫人去掉氏，啖叔佐便于文义，是杜氏认为史书缺文，大概是求之不得罢了。《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贬斥，胡子跟随他们。女子出嫁，由父母；嫁后跟随丈夫，防娶，是父母的过错，为何贬斥夫人的称号，而只去掉氏？氏不尊于夫人的称号。保留其所重，去掉其所轻，《春秋》的褒贬有这种道理吗？夫人以氏去氏，称姜于辞不达，乃至举氏而去姜，那么夫人是什么氏呢？说通达于辞吗？而胡以《诗》的意义责备他。那些强暴无礼的人，只是淫乱罢了，视同齐姜吗？不同吗？

夏季，季孙行父出使齐国。

胡康侯说：“下文写‘公在平州会见齐侯’，就知道这次会见，是行父请求的。又写‘齐人取济西田’，就知道他的请求，大概是用贿赂。”

晋国放逐其大夫胥甲父到卫国。

胥氏甲父是胥臣的儿子，放逐者，是志在专权。《谷梁传》说：放，犹屏也。高抑崇说：晋、卫同为列国，而放逐有罪的臣子到卫国，是鄙视卫国。卫人接受晋国的逐臣而不推辞，是迫于形势。赵企明说：河曲之战，到现在七年了，岂有不用命的诛杀，到八年后才讨伐呢？必定是胥甲父因其他事被赵盾厌恶而驱逐他。

鲁宣公在平州会见齐侯。

平州，是齐地。后汉志：琅琊阳都有牟防。注云：平州在县西。杜元凯注以为泰山牟县，不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