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明志録卷七　　　　　明　熊过　撰

译防。

公子遂出使齐国。

六月，齐国人夺取了济水西岸的土地。

济水西岸的土地，是僖公三十一年所夺取的，当时诗人作颂歌赞美，认为这是恢复了周公的疆域，如今却把它作为贿赂给了齐国。

译秋天，邾子来朝见，是因为畏惧齐国的缘故。

楚子和郑国人侵犯陈国，接着又侵犯宋国。楚国征伐中原诸侯，并且称爵位、行使霸主的权力了。郑国称“人”，是因为地位低微、军队少，这不是贬义的写法，“遂”是表示急切地从事后续事件的措辞。楚国的意图起初并不在陈国。郑国、陈国、宋国都是新近归附晋国的国家，而唯独郑国改换事奉楚国了。赵企明说：楚庄王灭掉庸国，首先联合秦国、巴国以侵犯中原的西部，现在侵犯陈国、宋国，又联合郑国以侵犯中原的东部。秦国、郑国既已臣服，东西方的势力合流，然后才趋向中原。陈君举所说的南北对峙的形势，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五十年后，晋国的赵武和楚国的屈建在宋国结盟，中原诸侯的君主分别依附于晋国或楚国了。

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楚国讨伐宋国，必定要越过陈国然后才能到达宋国，所以《春秋》经文说：“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这是兵家所说的拦截归路的说法。所以救援陈国，宋国的危机自然解除，这也是形势使然。《左传》依据经文中有关伐宋的文字，认为这是分兵两路救援，不知道传文中提到的“宋”，原本是多出来的文字。杜预反而认为经文有缺漏的文字，这是错误的。于是赵盾在国内威势盛行，并且想着在外建立功业，大概是有这种志向的。

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抵御晋军，讨伐郑国。盟约中新归附的国家都在其中，唯独许国没有参与，是因为心向楚国了。宋灵公这次抵御，诸侯没有按次序排列，是晋国不兴盛的表现。楚庄王崛起，中原诸侯忽然争夺郑国，以此来震慑中原，这是大事。赵盾称“师”，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是遵循简略的常例。《公羊传》却说这是“君主不抵御大夫”的说法。赵伯循说：“春秋时期诸侯抵御大夫的情况不止一次，为什么在这里生出这种义理呢？”棐林，是郑国的地方，在新城以东，即古代宛陵林乡。晋军先到，所以四个国家抵御它，然后才讨伐。《谷梁传》认为记载地名是为了彰显其美德。赵伯循说：“春秋时期没有记载地名以褒扬的先例，这是对的。”

冬天，晋国赵穿率领军队侵犯崇国。这是赵盾专权用兵的计谋。《左传》说赵穿想要侵犯崇国，以求得与秦国讲和，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崇国，是秦国所臣服的附属国。现在的西安府鄠县距离晋国很远。这时秦国已经从秦地迁到雍地，晋国渡过黄河必定要经过雍地然后才能到达崇国，没有重兵不能深入。想要以此求和，多么迂腐啊！季明德认为赵穿故意立功以雪愤懑从而挑起战争，宋灵公更加怀疑，那么赵穿因此害怕获罪，而赵盾因此可以谋划。这也观察得不够精微。赵穿好勇而狂妄，士会早就知道了。他哪里是害怕获罪的人？因为他是国君的女婿，有侧室的庇护，而在外拥兵自重，暗中怀有先下手为强、夺取君位的野心，谁敢肆无忌惮地与他图谋呢！所以说这是赵盾专权用兵的计谋。

晋国人、宋国人讨伐郑国。

鲁宣公二年春天，周历二月，壬子日，宋国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率领的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俘获了宋国华元。

这是宋国、郑国大夫率领军队作战的开始，大棘，是宋国的地方，在今归德府宁陵县界，古代陈留襄邑地。赵伯循说：因为军队先大败，主帅才被俘获，按次序记载，没有褒贬之意。

秦国军队讨伐晋国，是为了报复崇国。

夏天，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侵犯郑国。“人”指地位低微者，侵犯程度浅，但事情报复重大。这是大棘之战的后续。《左传》说赵盾救援焦国，于是从阴地率领诸侯军队侵犯郑国，恐怕不符合事实。赵盾正怀有异志，难道会以远离君主身边的事为务吗？

秋天九月乙丑日，晋国赵盾弑杀了他的君主夷皋。赵盾因为统领中军，君主的废立，同僚的生杀，下属的弃用，无不擅自决定。对外结盟抵御、侵犯讨伐，俨然与列国君主抗衡。士会说：“赵盾，像夏天的太阳，没有人不畏惧他。”而赵穿又刚得到兵权，于是弑君得逞，难道一定要在桃园吗？董狐断案的辞令说：“逃亡没有越过国境，回国不讨伐贼人。”他的见识虽然不在事前，但也几乎有预料而适时获得的。只是《左传》没有理解这话的意思，而解说《左传》的人又拘泥于此，没有人理清罢了。查《谷梁传》：“史狐说：‘你作为正卿，入朝劝谏不听，出逃不远，君主被弑。’”而《左传》只说：“逃亡没有越过国境。”逃亡不远而君主被弑，是说他知道这件事吗？难道是说越过国境就免罪吗？越过国境就免罪，这不是孔子的意思。赵穿、赵盾同族，赵穿弑君，赵盾成全了他，越过国境难道就能免罪吗？注家甚至引用《檀弓》中关于旧君反复的礼节，来证明申鲜虞抵御齐庄公的义理。君臣之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越过国境就可以自我推托吗？他们说越过国境然后君主才被弑，那么原因与自己无关，于是就不回国，还能免罪。等到回国，必定要讨伐贼人，这是史狐把两句话当作一个意思来用。所以说：“可惜啊，越过国境就免罪。”这是惋惜史狐的话，恐怕读者支离破碎地理解他的言辞，以此欺骗世人，难道是为赵盾惋惜吗？季明德说史狐的话不切合事实，恐怕也不完全正确。至于说《春秋》记载弑君，都不是各国史官的旧文。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都是贤者所作。圣人周游列国，遍交贤士大夫，必定见过他们直书的记载。考察得到事实，所以首恶无所逃避，这也并非没有见识。《春秋》的记载，不完全依据各国所报送的材料。季父黑肱是文公的庶子，立他为成公。

冬天十月乙亥日，周天子去世。

谥号为匡，弟弟瑜继位，这就是定王。

鲁宣公三年春天，周历正月，郊祭用的牛口受伤，改卜另一头牛，牛死了，于是没有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了三望之祭。鲁国的郊祭，不是……

译这是礼制的规定。圣人根据具体事情来体现义理，如果说郊祭用的牛口受了伤，上天示警的意思就很明显了。鲁国为何不借此反省呢？又何必改期占卜呢？牛死了才不举行郊祭，这是侥幸的心态。对于三望之祭的遗憾也是如此。那么，废除对天子丧期的哀悼而举行祭祀，难道没有可指责的吗？在郊祭时，处于丧期的人不敢哭泣，穿着丧服的人不敢进入国都城门，这是指民间的丧期规定。按照礼制，王制规定服丧三年不举行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时，可以越过丧绳而举行仪式。曾子问：“天子去世尚未入殓，五种祭祀不举行；入殓后举行祭祀，从启殡到哭丧期间，五种祭祀不举行；安葬后举行祭祀，指的是继位的天子。”诸侯在天子丧期穿斩衰服、戴苴绖、持杖、系绞带、戴绳缨冠、穿菅草鞋，祭祀社稷时俎豆已经陈列，听到天子去世的消息，后续的丧礼都废除了祭祀之礼，何况能听到丧讯却还治理祭祀呢？然而不因地位卑下而废除对尊者的祭祀，这是圣人权变礼制的做法。胡子对丧期祭祀的指责，可以说是近乎厚道，但不符合经义。

译〇匡王

楚子讨伐陆浑之戎。

陆浑戎是允姓的君主，陆浑位于秦、晋西北，僖公二十二年，秦、晋将其迁至伊川，于是沿用了戎的称号，在今河南府嵩县境内。夷狄互相征伐通常不记载，这里因为靠近周王室都城，所以记载。陈君举说：“这是窥探周王室。”

夏季，楚人入侵郑国。

秋季，赤狄入侵齐国。

赤狄是隗姓的别支，在今潞州以北，其东界是古黎国之地，即谱录中的潞州。

宋国军队包围曹国。

冬季十月丙戌日，郑伯兰去世。〇即郑穆公。

子夷继位，这就是郑灵公。

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人不同意，鲁公便讨伐莒国，夺取了向地。

郯国是已姓的国家，在今兖州郯城县，位于莒国以南、沂水以东，莒国强大，郯国弱小，疆界相连。鲁国有伯姬的亲属关系，所以宣公为此进行平定，内心是有所志向的。髙抑崇说：“鲁公想为郯国平定莒国，却挟持齐国作为声势，道义不足以使莒国信服。”又说：“莒人不同意，并非只是其君主如此。莒人不同意，我们自身也有不义之处。”所以说：“讨伐莒国，是逞强；夺取向地，是贪利。”向国位于莒国和鲁国之间，隐公二年，莒人进入向国，于是灭掉了向国，土地归属莒国。

秦伯稻去世。

谥号为共子，雍继位，这就是秦桓公。

夏季，六月乙酉日，郑公子归生弑杀了他的国君夷。

赵企明怀疑《左传》中关于吃鼋的记载是诬蔑，吴幼清因此说其事迹猥琐鄙陋不可信。现在考察，夷被弑杀，经文说是归生，传文说是宋国。而胡氏相信传文，如果像传文所说归生是主谋，那么宋国岂不是被置于次要地位了吗？把次要责任当作首要诛杀，圣人垂示事理、确立法度，在哪里呢？传文有可疑之处，就舍弃传文而遵从经文。后来郑国人讨伐幽公的动乱，砍劈归生的棺材并驱逐他的家族，那么郑国人当时已经判定归生有罪了。归生掌握国家兵权，从大棘之战开始就是这样，他惧怕宋国的谗言做什么？大概一定是他倚仗功劳而被忌惮，宋国的阴谋实际上是由归生发起的，而《左传》传闻失真罢了。弟弟继位，这就是郑襄公。

赤狄入侵齐国。

秋季，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

冬季，楚子讨伐郑国。

髙抑崇说：“楚国从去年到十年，入侵征伐郑国共五次。到十一年在辰陵与郑国结盟，而郑国又依附晋国。于是第二年包围郑国，在邲地击败郑国。此后郑国臣服于楚国，晋国不振作是有原因的。”

五年春季，鲁公前往齐国。

夏季，鲁公从齐国回来。

秋季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

高氏名固，字傒，是鲁国孙氏、齐国世卿。子叔姬，是文公的小女儿。赵伯循说：“当时是国君的女儿，胡氏沿袭此说，考证其年代是错误的。”《谷梁传》说：“诸侯将女儿嫁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婚礼，来者是接引新娘。”鲁公自己作为主婚人，是鲁公的罪过。于是鲁公前往齐国，高固正掌权用事，让齐侯留住鲁公，请求娶叔姬。那么高固是傲慢的。啖叔佐说：“扣留邻国国君而为大夫求婚，不符合人情。”从而怀疑《左传》是妄言，不知道宣公自身行为不义，借助齐国来安定自己的地位，上朝而被扣留，历时不返回，屈居人下而不以为耻，情势上应当有这样的情况。胡氏只以礼法约束自身，指责其破坏等级，也失去了探究根本的意义。

叔孙得臣去世。

月份记载在防地之上，中间没有事情吗？不记载日期是因为鲁公没有亲临吊唁。公羊家认为知道贼人却不说明，圣人删削了，这是错误的。即使想要删削，为什么不先删削东门氏呢？有人说：得臣与仲遂前往齐国之后，竟然不再见于经文，是因为不在其位。

冬季，齐国高固和子叔姬来到鲁国。

大夫非因公事带着妻子出境，实行反马之礼，是不对的。留下车马，是妻子的本分；反马，是女婿的道义。反马不亲自进行，直到归宁也没有并行。惠公许配，高固前来，胡氏同时指责他们的罪过，是正确的。

楚人讨伐郑国。

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所以说：“人”传文说楚子在军中是错误的。”赵子常说：“楚国接连讨伐郑国，不能使其臣服。”于是楚子再次出现，所以略去不写，也不符合经义。

六年春季，晋国赵盾、卫国孙免入侵陈国。

这是晋、楚入侵陈国的开始，霸主不能自我反省，又不能大规模会合诸侯以振兴中原的威望，却使用各种侵掠手段。有人认为晋成公力量薄弱，事情浅显，没有主持诸侯的权力，然而晋成公失去霸主地位，是赵盾造成的。

夏季四月。秋季八月，发生蝗灾。冬季十月。

七年春季，卫国国君派孙良夫来结盟。

谋划防备晋国。

夏季，鲁公会同齐侯讨伐莱国。秋季，鲁公从讨伐莱国回来。

莱子是子爵的国家，在今莱州府黄县地，靠近齐国，讨伐莱国，是齐国的志向，所以不记载。及胡子说：“以讨伐的名义致师，行事危险。”

发生大旱。

冬季，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黒壤会合。

诸侯恢复秩序。晋成公刚即位，自然有志于诸侯。《左传》说《春秋》忌讳黒壤之盟。啖叔佐说：经文只说会合，传文说是结盟，与经文不合。又说鲁公被扣留，接近诬蔑。而胡子不醒悟，仍沿袭《左传》的说法。赵企明说：阳谷之会，齐国不肯结盟，季孙就因齐侯没有参加结盟，记载下来作为不结盟者，《春秋》未曾忌讳。赵氏难道不辩驳吗？然而还说“臣不忌讳”。昭公十三年平丘之会，记载说“公不与盟”，那么《春秋》对于公的会合结盟，起初未曾忌讳。现在不相信经文而相信传文，于是

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阻止鲁公结盟”，如果按照这种体例来说，怎么能够与沙随、平丘两地的情况相贯通呢？况且晋成公起初寻求诸侯支持，春季刚刚因为卫国的事来请求，却在冬天又加以阻止。宣子治理国家，竟然说计算没有遗漏防备，排斥鲁国以致失去诸侯的人心，人情事理会有这样的事吗？胡安国虽然巧妙地为他辩解，却不明白这是舍弃传文以迁就经文，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译鲁宣公八年，鲁宣公从防地回国。

夏季六月，公子遂出使齐国，到达黄地才返回。

赵子常说：“臣子不应该因为对君主有二心而面临死亡，也不应该因为生病就返回本国。按照礼制，宾客进入国境后，如果生病而死，就死在那里。如果宾客死了，没能完成使命，那么就在棺木中收敛后，送到朝廷。由副使传达使命，朝聘时如果死亡，带着尸体传达使命，这是符合礼制的。黄地是齐国的边境，因为生病就返回，不符合礼制。”

辛巳日，在太庙举行禘祭，仲遂死在垂地。

有事，指的是禘祭。鲁昭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禘祭。《春秋》经文说“有事”，是正确的。赵子常说：“太庙的祭祀称为大事，其他公庙的祭祀称为有事。即使是太庙，如果是为君主办事，称为大事；如果是为臣子办事，称为有事。这里讥讽的不是使用禘祭，所以不直接说禘祭。”遂不称公子。因为返回途中没有发生其他事情，从简略的体例，称他的字。记录特殊的恩宠，他活着的时候就被赐予了氏。在太庙举行祭祀，防备重大，可以不立即通报死讯，而仲遂的死讯不敢延迟，必定是鲁宣公有命令。就像卫国太史柳庄那样吗？垂是齐国的地方。

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去掉了籥。

犹，是可以停止的措辞。天子诸侯称为绎，祭祀的第二天，温热祭品，在夏天宴请尸，称为复胙，不灌地降神。绎祭在祊举行，在庙门的西边，就先祈求神灵，并告知将要享祭的意思。万，是舞蹈的总称。籥，是吹奏用来节制舞蹈的乐器。万舞进入而去掉籥，开始时并没有去掉内部的音乐。古人认为，如果事情结束时听到不吉利的消息，就不举行绎祭，以保全始终的恩义，何况只是去掉籥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戊子日，夫人嬴氏去世。

用夫人的礼仪为妾母治丧。

晋国军队联合白狄攻打秦国。

楚国人灭掉了舒蓼。

《释例》说：土地名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鸠，称为五舒。大概舒就是群舒，群舒就是舒蓼，舒庸、舒鸠错误地将三个当作五个。唐代孔颖达说：“舒蓼是两个国家名，传写错误，应当说是一个国家名，这是正确的。”现在考察：唐武德四年设立蓼州，管辖霍丘，七年废除并入寿州。《盟防图》说在光州，那么都是中国南方的门户。赵子常认为是东夷国家，那就错了。夷狄互相攻灭不记载，这里记载，显示楚庄王的强盛而中国失去了南方的屏障，祸患日益严重了。

秋季七月甲子日，发生日全食。

姜岌说：十月甲子日日食，大衍历和授时历推算十月甲子日日食发生在白天，食分九分八十一秒。杜预预言甲子晦日日食，推算不得，大概是十误写为七，文字在秋季下，正好与冬季十月己丑相连。现在先天历新法推算得到十月甲子日二十六日七千九百空六五强。那么经文难道真的错误吗？

冬季十月己丑日，安葬我小君敬嬴。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正午才能安葬。

《左氏传》说：“下雨不能安葬，符合礼制。礼制占卜安葬日期先选远日，避开不吉利的情况。”《周礼》遂人：“天子用六根引棺的绳索。”《士丧礼》：“君主安葬用四根引棺的绳索。”大概执绋的有五百人，遣车七辆，物品完备，事情严肃，不可以冒雨安葬。不是说不能，就像士丧礼中潦车载着蓑衣斗笠一样。庶人悬棺下葬，不封土不植树，不因雨停止，那么大夫以上安葬因雨停止。那么礼制安葬不因雨停止，送葬不避泥泞，本来是对于庶人说的。孙明复说“讥讽没有准备”，确实有准备了，而雨势太大无法安葬，恐怕有亏失信，确实如此。

修筑平阳城墙。

杜预说：“泰山有平阳县，在鲁国北边。有人说防备晋国，有人说防备根牟。《牟书》不合时宜。而左氏说‘记载时宜’，赵企明说‘水昏正而栽，是夏历的十月’。现在记载在十月，就认为是时宜，是不了解夏历和周历的差异。怀疑左氏不学而疏漏，不是丘明了。”

楚国军队攻打陈国。

楚国还没有在中国得志，晋国不能救援，所以陈国就依附楚国了。

鲁宣公九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前往齐国。鲁宣公从齐国回国。

夏季，仲孙蔑前往京师。

蔑是敖的儿子，庆父的孙子，献子。庶长子不排在嫡子之前，称为仲，后来因此有了氏。属辞比事，在前往齐国之后，胡子所说的不等待贬绝。

齐侯攻打莱国。

秋季，夺取根牟。

根牟是依附鲁国的小国，所以昭公八年，红之搜得到言论：“从根牟到商卫。”大概泰山郡有故牟国。曹姓，子爵。杜预说是琅琊阳都的牟乡城。乐史说：“根牟国就是宻的安丘，随之牟山县。”《汉书·地理志》东莱县有牟平、东牟，是齐地的地方。根牟，赵企明说约千里之远，因为齐侯攻打莱国而夺取根牟，就是东牟，这是错误的。

八月，滕子去世。

谥号昭子，夀嗣继承，这就是文公。史佚他的名字，去世不记载安葬，没有讣告治丧。记载滕昭去世，因为文公十二年朝见鲁国，鲁国人趁治丧吊恤他。从此宋国军队围攻攻打，接着记载了。

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盟。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扈在荥阳卷县西北，是郑国的地方。晋成公黑壤服郑，在扈地谋划陈国，差不多有志向了。陈郑接壤，郑国占据桧地，在豫州外方的北边，陈国在孟诸的西边，辕涛涂说：“军队从陈郑之间经过，必定非常痛苦。”现在在陈国近境会合五国君主，不能亲自前往，而委托军队给大夫，认为是不争。胡子顾说：“众人和谐可以吗？”李琪说晋

译晋成公没有嫡子，诸侯的权力，大概就是这样吧。胡邦成说：“成公两次会合诸侯，却让赵盾率领军队，这是大夫专权啊。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译辛酉日，晋侯黑肱死于扈地。

九月没有辛酉日，杜预说这是史官记载的错误。不记载“防”诸侯，是因为诸侯已经散去。黑肱去世，谥号为成子，由儒继承君位，这就是晋景公。不记载“防”诸侯，是因为此时诸侯已经散去了。

冬十月癸酉日，卫侯郑去世。

谥号为成子，速继承君位，这就是卫穆公。不记载“防”，也不记载“书”（指某种特定礼仪或事件）。

宋国人包围了滕国。

楚子讨伐郑国，晋国的郤缺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从此晋国和楚国交替讨伐郑国。郑国在边境准备玉帛，只服从其中强大的一方。子良说：“对于来者可以顺从。”楚国由国君亲自率领军队，而晋国只由次卿率领。晋国霸业的不振，是有原因的。赵企明说：“《左传》说郑伯打败了楚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郑国怎么会顺从楚国？郑国不顺从楚国，那么第二年晋、宋、卫、曹怎么会出兵讨伐郑国呢？我认为打败楚军的事，应当发生在第三年入侵郑国，或者第四年、第五年讨伐郑国的战役中。《左传》错误地附会在这里罢了。起初打败楚军，所以后来楚庄王怨恨并屡次对郑国施加疾苦。如果郑国在这里已经打败了楚军，还怎么能顺从楚国呢？《左传》的说法，都是出于附会，有时也巧合。如果把它当作国史，那就错了。”

陈国杀了它的大夫泄冶。

称国名，表示国君和掌权的大夫杀了他，泄氏家族。大夫而称氏，大概已经是卿了。冶因为进谏而被杀，陈国必定为他定下罪名，却不剥夺他大夫的爵位，是诛杀他的实际罪行。认为他实际上无罪，这样说罢了。

十年春季，鲁公前往齐国，鲁公从齐国回来。

齐国人归还了我们济水西岸的田地。

“归”不记载“来”，济水西岸称“我”，赵伯循说：“只说归还给我，就足以知道是送来的，这是省略文字罢了。”哀公八年，归还讙地和阐地，难道是鲁公亲自接受的吗？济水西岸不一定都是鲁国的田地，说“我”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田地罢了。《公羊传》说“没有断绝与我们的关系”，这是不对的。赵企明说：“济水流出齐鲁的西边，临济的田地都叫济西，有齐国的济水，有鲁国的济水，所以说‘我的济西田’，不像《公羊传》所说的兄弟之辞。”

夏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

不记载。〇杜预说这是史官失职。授时历推算这个月丙辰日，〇交食时间在白天，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进入食限。先天历推算得二十六日三十三分四刻三十三强，进入食限。

己巳日，齐侯元去世。

子无野继承君位，这就是齐顷公。

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

崔氏出逃。《谷梁传》说：这是举族出逃的说法。胡子说：记载崔氏以族出逃。栾盈也举族出逃，为什么不说栾氏出逃呢？刘原父说：《春秋》只记载大事，所以使上介参战，举元帅，虽然有众多大夫不参与，略去细微之处。现在为什么特意记载崔氏的家族呢？刘氏可以说辨析得很清楚了，但还不够。所以圣人特意记载崔氏的家族说：崔氏出逃，是尽崔氏全族吗？那么尹氏、召伯、毛伯跟随王子朝出逃到楚国，是尽尹氏全族吗？即使尽全族，如先氏被灭，《春秋》也只以先縠记载。崔氏出逃，怎么能举其全族呢？这在言辞上不通达。《公羊传》认为讥讽世卿。有人说：世卿是古代制度。文王治理岐地，做官的人世代享受俸禄。《诗经》说：凡是周朝的士人，不显赫也世代相传。大概讥讽的不是世卿，而是专权。这时权柄虽然在高氏、国氏手中，杼虽然年幼，尚未立即掌权，但崔氏出逃，从丁公到杼已有九代之远，宗族在立君之际，或有不同意见，足以动摇人心，而掌权者害怕被逼迫，所以举族驱逐他们吗？凡是诸侯的大夫违背君命，向诸侯报告说：某氏的守臣某失职，敢告。那么崔氏是指杼吗？回答说：《左传》认为是杼。赵企明说：从此到杼的叛逆，共五十一年，五十岁受爵，大概到杼叛逆时将近一百岁了。这不对。《春秋》所说的世卿，未必是五十岁才受爵。以仍叔的儿子为例，他难道也是五十岁才受爵吗？

鲁公前往齐国，五月鲁公从齐国回来。

癸巳日，陈国夏征舒杀了他的国君平国。

称氏称名，是国卿。认为罪不及百姓，所以称大夫以弑君是错误的，而胡子认为特意记载征舒的名氏，作为泄冶正言的验证。赵氏认为书名是为了惩戒子道，外传前年单子出使楚国，经过陈国时泄冶还没死。单子回来报告楚王，说陈侯率领他的卿佐，戴着南冠在夏氏那里淫乱。陈侯没有大罪，国家必定灭亡。《诗经·株林》乘马，早晨吃饭就不是微行，夜晚聚集在株林，未必全是因为夏姬。征舒作为卿掌权，夏南跟随，就把国政委任给他。乱贼因恶而动，没有没有权柄的。征舒杀平国，成公继位而不能讨伐，那么自从少西氏以来，用物已经〇，济之才智了。君臣淫虐的言辞，怎么知道不是舒借口的呢？

六月宋国军队讨伐滕国。

《左传》说滕国倚仗晋国而不事奉宋国。滕国在徐州，介于鲁宋之间。本是叔绣的后代，与鲁国同为文王的昭穆。宗盟之好，防纪相恤。宋国因此包围并讨伐它，是与鲁国争胜。去年晋侯黑肱去世，宋国趁晋国不振而进行这次战役。那么说滕国倚仗晋国，是不对的。考察职方，滕国怎么能越过齐卫去事奉晋国，而近舍宇下之〇呢？晋鲁字形相近，而误读者不察耳。赵子常说：“宋襄公执滕子，而自身也被楚所执。宋文公围滕，而国家也被楚所围。”

译中原各国的无道，是夷狄得以乘虚而入的机会。」

公孙归父出使齐国〇齐惠公

译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攻打郑国。

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左氏传》说诸侯的军队，胡子去掉“师”字，直接写“诸侯伐郑”，达成和解后返回，认为称“人”是贬义，这是错误的。赵子常说：晋国人独揽霸权，不能讨伐罪人，也不能用信义来统领诸侯，又不能威慑楚国，只是徒然纷扰罢了。

秋天，周天子派王季子来鲁国聘问。

季子，《公羊传》认为是周天子的同母弟弟。天子的大夫称字，季子，就是字。季字上面连着“王”，是为了表明是同母弟弟。如果称爵位或称字，就无法与卿大夫区分了。陈君举说：“自从顷王以后，王室没有来鲁国聘问的，这时再次聘问，而王季子确实来了，地位已经很高了。”

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绎地。

这是为了离间齐国。杜注说：“鲁国邹县北边有绎山。”郑夹漈说：“邾国和鲁国之间，绎山很多。邾文公迁都到绎，那是邾国的都城，不是这个绎地。”

发生大水。

季孙行父前往齐国。

冬天，公孙归父前往齐国。

齐侯派国佐来鲁国聘问。

赵子常说：“没有超过一年就称君，因为友好之事而来聘问，这是顺从吉利的礼节。”

发生饥荒。

楚子攻打郑国。

自从四年以后，郑国就同时依附南北两国。子良说：“与其来者可以。”

十一年春天，周王。

夏天，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

辰陵，是陈国的土地，在今陈州西华县，古长平县的边界。楚国大概得到了中原两个诸侯了。陈国跟随齐国，以防备北杏，接着王室的教化断绝。《丘中有麻》这首诗，是写王室衰微，齐国霸业兴起。辰陵连接列国，教化断绝，沼泽池塘，诗写中原衰弱，夷狄强大。后来吴国和楚国争夺陈国，春秋时代就结束了。这辰陵，既不能像北杏和幽地那样，而且将成为虢中和黄池那样的地方，这是南北强弱的界限。

公孙归父抵御齐国人攻打莒国。

四年，齐国和鲁国平息了莒国、郯国的怨恨。莒国人不肯，鲁国攻打莒国，夺取向地。而齐国没有抓获归父，因为夺取绎地有遗憾，所以帮助齐国作战。

秋天，晋侯在櫕函抵御狄人。

櫕函是狄人的土地，是听从郤缺的计谋。陈君举说：“楚国正在天下倡导义举，而晋国急切地对付群狄，甚至前往抵御。晋国太卑下了。”

冬天十月，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征舒。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

于是进入陈国，杀了夏征舒，在栗门车裂了他。《左氏传》与《春秋》经文不同，经文先写杀，后写入。《胡子传》说：“赞许楚子能讨伐贼人，所以先写杀。”难道《春秋》真的有这种写法吗？赵匡说：“经文都按照先后次序书写，凡是称‘日’来隔开文句的，都是为了表明先后。”赵氏的说法是对的。当楚国杀夏征舒时，确实没有进入陈国。就像蔡国人杀陈佗，蔡国并不是进入陈国后才得到陈佗的。难道圣人赞许楚国而先写杀吗？《春秋》是如实记录，善恶自然显现。如果扰乱先后次序，怎么能让后人相信呢？况且把“入陈”写在“杀征舒”上面，有什么损害讨伐贼人的大义呢？一定要迁就以防后世非议，这是胡子也曲解生出异议。而且楚国孔宁、仪行父引诱陈灵公淫乱的人，他们最初的谋划只是借夏征舒作为借口。圣人为什么立刻把讨伐贼人的名义给他们？又为什么特别从宽减免呢？称“人”是众人的意思，杀人不归罪于国君，以正典刑。胡子又说：“不称‘取’而写‘入’，虽然可以赞许他。”“入”并不是“取”。桓公二年、僖公二十七年都写“入杞”，没听说他们能夺取杞国。隐公十一年，鲁国和齐侯、郑伯“入许”，郑国已经占有许地了，只是因为许叔居住在许国东边，所以不写“取”。哀公七年，鲁国攻打邾国，把邾子益带回来了，只是因为八年归还了邾子益，所以不写“取”。这确实是“入”。刚进入陈国，申叔时劝谏进入，确实没有完成“取”，为什么不称“取”而赞许他呢？围攻郑国的军队意图就是这样罢了。

把公孙宁、仪行父送回陈国。

公孙宁、仪行父跟随国君淫乱而出逃，不写“奔”。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楚军就不会出动。夏征舒不被讨伐，灵公不被杀，这两个人足以免于出逃罢了。不连系陈国，应该与陈国断绝关系。灵公杀这两个人是应该的，极言陈国的罪恶。解说者认为一并诛杀这两个人是对的，而送回他们的是楚子的过错。不仅专断他们的职位而已。

十二年春天，杀陈灵公。

楚子围攻郑国。

《左氏传》说从皇门进入直到逵道，大概就是它的国都了。而经文只写“围”，胡子赞许以讨伐贼人，从宽减免，而不知道《左氏传》的诬妄。楚国杀夏征舒，即使出于讨伐贼人的公心，也不应因此一并减免进入郑国的罪过。如果说退兵三十里而允许讲和，于是宽恕而写“围”，那就失去了如实记录的意义了。

夏天六月乙夘日，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邲，是郑国黄河以南的地方。大夫与国君对等，从此开始，晋侯没有志气在中原了。林父听从先縠渡河，既已占据敖、鄗，也得了地利，而韩厥分担罪责，说先备归舟，失掉了兵家死地的意义。这是林父主动发起这场战争。“及”，是内视晋国的说法。赵子常说：“这是救援郑国而败于楚国，那么为什么按照惯例称呼？不绝断晋国抵御楚国。晋国率领诸侯以抵御夷狄。当晋国大夫亲自率领军队抵御楚子，虽然没有功劳，还是不剥夺他的惯例称呼。楚国终究不能不讨伐。”

译有人说：“得臣尚未被任命，所以姓名没有记载。林父是卿，郑国大概从这时起就决定依附楚国了。”

译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戊寅日，楚子灭掉萧国。

萧国，是宋国用来封给萧叔大心的城邑，是宋国的附庸。楚国已经得到陈国、郑国，于是灭掉萧国，以逼近宋国。胡子说：“萧国既然灭亡，必定没有使者前往报丧。”楚庄王把灭萧的事告知诸侯，夸耀他的威力，用来恐吓中原各国罢了。

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曹国人在清丘结盟。

晋景公没有控制中原的策略。这时楚庄王正气势嚣张，晋国害怕诸侯跟随楚国，于是建立清丘的防线。于是沿着赵盾新城的旧例，而又让地位低微的人实际执行，以此来寻求诸侯，不也很难吗？地位低微的人，姓名不记载在史册上。左氏说卿大夫如果不实际执行，就不记载。刘原父说：“春秋时代，不实际执行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这里呢？”那么左氏就是诬蔑了。清丘，是卫国地方，在濮阳县东南。

宋国军队讨伐陈国，卫国人救援陈国。

宋国不反省自己的德行，只是责备陈国跟随楚国，以至于发动大军去讨伐它，宋国就是自己扰乱自己的道路了。宋国用军队讨伐，而卫国用人力救援，这是有分担灾祸的道义，并不是想与宋国为敌。凡是救援没有不好的。自从左氏认为卫国不讨伐背叛者，而儒者解说经文跟随他，这是儒者的过错。陈、郑、宋都是河南地区，楚国已经得到郑国，那么西方诸侯就臣服，而又得到陈国。陈国介于郑、宋之间，得到陈国那么东方诸侯就臣服。大概这三个国家，是中原的枢纽。晋景公想要继承文公、襄公的功业，却不知道救援，那么说他没有控制中原的策略，确实如此。

十三年春季，齐国军队讨伐莒国。

夏季，楚子讨伐宋国。

秋季，发生蝗灾。

冬季，晋国杀了他的大夫先縠。

称国名来杀，不除去他的官职，罪责牵连到上级。邲之战的失败，林父是主谋，主帅得以保全，而副将受到惩处，晋国已经失去刑罚的公正。即使先縠有罪，在当时也不能惩处。拖延到一年之后才杀他，怀疑中间有人从中作梗。赤狄讨伐晋国到达清地，经文没有记载，而传文说先縠实际招引了他们，这就是所谓的欲加之罪。先縠招引狄人，有什么说法呢？解说的人说六卿争强，互相仇视消灭，大概接近事实了。张氏说：越椒将要攻打君王，楚庄王还思念子文治理楚国，而恢复克黄的封地。先縠，是先轸的孙子，而灭掉他的家族，大概晋国的德行刑罚都不足以敌对楚国了。

十四年春季，卫国杀了他的大夫孔达。

因为救援陈国的缘故，以取悦晋国，称国名杀而不去除他的官职，罪责牵连到上级。

夏季五月壬中，曹伯夀去世。

子庐继位，这就是宣公。凡是诸侯去世，有日期记载表示吊唁，不合礼就不记载日期。曹文公与桓公，都朝见鲁国，所以去世记载日期。何休解说《公羊》依据公子喜时的谦让，说：培养孝子的心志，是加录的错误。

晋侯讨伐郑国。

从胡子的意思，那么通过比较事件直说，以显示贬斥。从赵企明的意思，那么通过爵位以显示褒扬。楚庄王气势嚣张，这时中原各国急切希望有霸主。晋景公不亲自盟会清丘，到这里后悔而改变计划。中行桓子谋划邲之战，所以晋侯讨伐郑国，告知诸侯，检阅军队而返回。郑国人害怕，郑伯前往楚国，谋划对抗晋国而不能得逞，郑国于是臣服了。楚申舟后来曰：“郑国昭明，宋国耳聋，意思都指这个。”现在说：“这是报仇的军队。”那么放任郑国背叛而放纵楚国强大吗？这是晋侯亲自行动，所以防止实际记载。虽然给予恢复霸业，也通过显示他大会诸侯，而独自率领一军行动。

秋季九月，楚子包围宋国。

十三年讨伐宋国，左氏说：“因为救援萧国。”而胡子认为是讨伐陈国。十四年包围宋国，左氏认为是不借道，胡子又举讨伐陈国的罪责。救援萧国的战役，经文不记载，而传文也可以凭借它认为是讨伐陈国。胡氏舍弃传文，以事情臆测罢了。举兵一次报复愤恨，已经可以缓解，过了一年又再次包围。楚国仇恨宋国，何至于此呢？胡子不取借道的说法，大概对楚庄王多有曲解，以减轻他的责任罢了。又说：宋国对于中原，大概也有心意，然而他的方法足以招致军队，因为他轻率挑衅强敌。然而说楚人有理由讨伐而记载爵位，不知道中原没有霸主，楚庄王凭借凌驾势力强盛，记载楚子，彰显他的强大。现在说楚人记载爵位是有理由，不知道前年灭萧，也说他有理由讨伐而记载爵位吗？十四年记载楚子，我用十三年类推。

曹文公

冬季，公孙归父在谷地与齐侯会盟。

谷地是济北齐地。赵企明说：“宋国进入楚国，那么齐鲁以楚国为边境。谷地的会盟，是谋划楚国。所以第二年，归父在宋国与楚子会盟。鲁国会盟，而齐国不会盟。不是不害怕楚国，鲁国安则齐国安。这是归父在谷地与齐侯会盟的缘故。然而我认为，齐国以霸国的余威，不能继承先人的功业，鲁国人背离齐国依附晋国，也是由此引起的。”

十五年春季，公孙归父在宋国与楚子会盟。

鲁国大夫开始单独与楚子会盟，楚军加兵宋国，鲁国常常迎接而会盟。僖公年间，二十一年盟会薄地，二十七年盟会宋国，往往如此。宋国衰弱就关系到鲁国。胡子说：鲁国以周公的后裔，千乘之国，谋划不能免于祸患，以至于进献贿赂。这通过比较事件来观察，就知道中原夷狄盛强的缘由，春秋经世的策略。

夏季五月，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

有人问宋楚讲和，华元舒缓情势，子反不欺骗，等到讲和而盟誓，互相警戒欺诈，衡量人情，几乎自我反省，

译经文于是称“人”，难道是要像贬低胡子那样贬低两位卿吗？《谷梁传》有话说：“‘平’表示达成和平，是赞许他们量力而行而返回，这是合乎道义的。”“人”是泛指众人的词，表示上下都想要和平。“及”是双方都想要的词，因为宋国是主导方，所以说是宋国与楚国。至于其中的贬义，大概是从《公羊传》开始，赵匡加以申述，胡安国遵循这种防范，以阐明经义，而现在的论者无法改变它。那弭兵之议，宋国和楚国的人，谁不乐意呢？所担忧的在于他们的君臣罢了。君主不能平息愤恨，臣下不能纠正邪恶，就会天天寻找战争，喜好用兵是不祥的，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现在华元、子反一唱一和，欣然达成和平，楚国强大却忍耐而屈从议和，宋国没有灭亡，楚国也得以恢复。虽然说是圣人洞察细微，不计算功利，而百姓受到的恩赐，曾感叹管仲的仁德，如果能缓解灾难，足以称为仁术。由此来说，可以明白宋楚的和平，是《春秋》所赞许的，大概是在衰世议论，以解除倒悬之苦，道义上本来就应该这样。只是他们的君主不能早做谋划，来使百姓休养生息，等到和平既成，就不得不听从，这是失去了君道。戴溪、赵鹏飞、李廉等人，都号称推究隐微，不认为这是错的。《公羊传》安在，我想问问它？然而天下将形成南北对峙的形势，而伯宗，是晋国人，尚且说：“上天正要授予楚国，宋国折节而加入楚国，那么东方诸侯就有剥肤之灾了！”所以僖公二十四年，宋国与楚国和平，不记载；宣公五年，陈国与楚国和平，不记载；宣公七年，郑国与楚国和平，不记载。一定要关系到天下的大局，像宋楚的联合，说“南北将分”，才记载它，以让中原感到恐惧，大概晋国的霸业从此不再兴盛，景公没有制约，这是中原的祸患啊。

译六月癸夘日，晋国军队灭亡了赤狄的潞氏，把潞子婴儿俘虏带回。

晋国不救援宋国，却专注于对付狄人来自我扩张，这本来是有罪的。然而潞地在今潞城，向东与黎地接壤，那是唐、虞、商朝王畿内的土地。根据《禹贡》考证，赤狄怎会逼近并占据此地呢？我们中原王朝本就拥有这片土地。自周宣王以来，各狄族衰微而赤狄兴起，鲁宣公三年侵齐，四年又侵齐，将要成为中原的忧患了。晋景公被伯宗“授楚”（把楚国当作对手）的言论所震慑，在楚国边境布防，却想从狄人那里索取补偿，大概是说狄人困窘我们，使我们无法治理对楚国的防务，所以兴兵灭掉他们。中原没有狄人的祸患，不能说不是晋国的恩赐。然而最终对霸业的衰败毫无益处，这难道不是“一指肩背”的比喻吗？（意指顾此失彼，未能抓住根本）。军队众多而将领地位低微，称“师”。《左传》说是林父的过错，杜预因此认为是听从告密者的过错。凡是灭亡夷狄，即使是国君或将领也不记日期，这里因为涉及国君的原因，所以记了日期。四方夷狄虽然强大，也称“子”爵。《左传》记载伯宗谋划讨伐酆舒，但《春秋》的体例与陈夏征舒不同。如果说灭亡潞国后在卫国抓获酆舒，所以杀了他但不记载，那么怀疑《左传》可能有诬妄，或者是晋人执持的说法，未必是事实。

秦人攻打晋国。

“秦人”指地位卑微者，李氏想在王札子之后，把秦人在辅氏的记载移到这里，并指认为是秦桓公，不知道杜预已经明确说没有传文，不敢随意更改位置了。晋国自从鲁宣公八年被白狄攻打后，不再交战，到现在重修旧怨，真是过分啊。

王札子杀死了毛伯和召伯。

王札子，杜元凯说：“‘子札’是文字倒置，‘札’字才是本位。”大概是先王之子，《左传》就认为是王子，防止文字倒置的意义，陆淳、孙复都同杜预。那么原本经文就是错误的。《公羊传》又说是长庶子的称号，经师讥讽其穿凿附会，是对的。高抑崇说：“记载‘札’而不记载‘王子’，与内臣柔、溺没有区别；记载‘王子札’，则与王子虎没有区别，所以改变文字来区别。”也不对。王子札，一朝杀死两位卿大夫而不顾忌，天王不能惩治他，就讥讽他，不仅仅是针对这个人而已。胡安国说没有政令刑罚，是对的。《谷梁传》说：“假借王命杀死他们。”啖助说：“怎么知道是假借王命杀死他们？”《左传》说：“王孙苏让王子杀死他们。”然而《春秋》不把苏当作首恶，所以知道这些都不足为凭。

秋天发生蝗灾。

仲孙蔑在无娄防备齐国的高固。

杜元凯说：无娄是杞国的城邑，《公羊传》作牟娄。王葆认为就是隐公四年莒国夺取的杞国城邑。然而齐、鲁正与莒国不和，没有理由再去防备那个地方，这是《公羊传》的错误。大夫不是霸主之事而私自防备诸侯，从鲁宣公十四年谷地的会盟开始。不是国家之事而私自互相防备，从无娄开始。胡安国说：这是礼仪开始丧失，诸侯不是王事而互相防备，无法纠正，不再出自天子了。然后诸侯与大夫会盟【详见文公元年戚地会盟注】，又无法纠正，然后大夫与大夫会盟【详见文公八年衡雍盟注】，礼仪也不再出自诸侯了。

初次按亩征税。

这就是将彻法的田地恢复为贡法，在凶年也取足定额的政策。贡法如果是按亩收取租税，彻法如果是就田地分配稻谷罢了。《左传》本来不说十分取二，杜元凯却认为是接着征收公田的税，又再次征收私田的税，十分之一的说法本于《谷梁传》去掉公田、按亩征税的说法，朱子也主张用这个来解释“二吾不足”，是不对的。襄公开始使用田赋，“二吾不足”的回答，应当在那之后。宣公只是废除助法改为税制，不再考察丰收与歉收，百姓将遭受其害，而先王的惠政就亡失了。《尚书》说：“初次谨慎地对待它。”季明德怀疑周公官遂人、匠人这两个职位，成于战国，其初废除井田之时，或许还兼行贡、助之法，世俗儒者传闻因而分列，妄以为是周公的制度。现在概括其意：孟子请求野外九分取一而实行助法，国中十分取一让百姓自赋税，助法久废，难以突然改变，而论述其施行的缓急，顺序应当如此。大概国中兼并可稽查，丰歉容易察觉，野外贪污积累，情伪难以知晓，所以助法的实行，以野外为急，然后慢慢商议国中，不是说国中的田地终究可以不实行助法。况且乡遂本来列作两个区域，用来区别远近、均衡劳逸罢了，怎能说地域不同就分作两种方法呢？滕国土地绝长补短，可以实行井田，所以授田随地，不必都是方形。解说者说助法必须平地才能划分田野成井田，那么田在山谷溪涧之间的，夏朝既五十亩实行贡法，殷朝又改画七十亩实行助法，周朝又改画百亩实行彻法，一一更置于沟涂畛域之间，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如此烦扰吧？周朝授田，每夫必定以百亩为率，如果有肥瘠，就用不易、一易、再易法约归于中等而授予，所以约实之田定八家。解说者以都鄙授田有不亦、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当一则，一夫百亩之田内有肥瘠相半者，而通二井之率以当一井。然而一井怎能得到八家的实赋呢？彻的意思是通，以一夫之田或有病疾死丧不得尽力，则同井强壮之家通力合作，而田的收获则各归其主，未曾混而为一。周朝百亩相当于当今田四十一亩多，家一壮丁仅可任耕四分之二，即百亩中的五十亩。又中分五十亩得二十五亩，则是两个中丁所任耕的。一家缺一个中丁，

译那么，剩下的二十五亩田地，一个劳动力无法承担，而八口之家，除了供养八人之外，还有中丁可以从事耕作，即使是上等农夫的收入，也不够供养了。于是将之前剩余的田地授予他，这就是所说的“余夫二十五亩”。这些都同在一井之内相互贯通，这也是“彻”之所以称为“彻”的原因。殷代的“助”法依靠人力，也未尝不是相互贯通的，只是人们不讲究这个义理，最终导致各自治理私田，所以把“助”称为“彻”，以显示其重点在于“通”。至于所获得的田地，公私本来就有固定的份额，哪里曾与“助”法稍有不同呢？解说者所说的周代“彻”法，是按亩数通算分配，殊不知孟子是用“通”来解释“彻”，起初并没有用“平均征收”来解释。为什么呢？如果公私没有区别，勤劳和懒惰都同样对待，就不符合区别对待的道理。假如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在通力合作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先完成公事然后才治理私事，而农夫的收获，又怎么会有上、中、下五等的差别呢？法度的适中，在于征收十分之一。贡法征收十分之一，本来符合常理，只有助法必然有各家的私田，加上公田十分之一份额内的收入，大约多出一点，一亩二十分五厘的零数，属于零头，也不妨碍它是十分之一。解说者却说周代的制度，公田一百亩，二十亩作为庐舍，一个农夫耕种的公田实际计算只有十亩，连同私田一百亩，这是十一分中取其一，比贡法轻，怎么能说实际上都是十分之一呢？周人颁布俸禄的制度，都是由公田一百亩积累而来，所以用来划定经界，防止兼并。因此，全部计算则是一百亩禄田的来源，平分则五十亩圭田的来源。田地有固定的数额，然后奸邪就没有容身之地。现在既然扣除庐舍二十亩，那么公田实际只有八十亩罢了，又应当割出井田公田二十亩来增加它，多退少补，辗转分割，其田制难以说不混乱了。五亩的宅地，靠近田地就可以治理农业，所以田野之间必然有空旷长草的地方，而八家聚集居住在那里。市宅的防范，只是为官府建造的地方，商贾贸易的住所而已，哪里曾用来安置百姓呢？解说者却说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春天就命令百姓全部外出，冬天则全部进入邑中。我担心田野所有的百姓，必然不是邑市所能容纳的，而死徙出乡，也不是农民所方便的，圣人为什么要设立这种徒劳的法度呢？后儒习惯听闻衰世变乱的事情，过分相信礼家迂腐的言论，被浅近之言所牵制，没有定论。以至于说孟子自称一家，而最终把井田制推托为难以理解。假使先王的法度果然有难以理解的地方，这难道是简易的善政吗？然而宣公税亩的时候，就是先王助法的田地，有志于治理，何必舍弃税亩的田地，而另外寻求先王的意思呢？

译冬天蝝虫出生。

蝝，是螽斯的幼虫。草螽，背负着蝝虫。蜇虫，即螆蝑，也叫蝮蜪。这些都是不同地区的不同称呼。关于蝗虫幼虫的记载，没有注明月份，是因为秋虫尚未消停，冬天又生了子。《左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没有造成灾害，所以记载下来，这是不对的。

饥荒。

周人在年终核算国家用度，啖叔佐说：“凡是饥荒，因为是年终的事，所以不系于具体的日月，而在冬季后记载。”

鲁宣公十六年春，周王正月，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

士匄记载为“晋人”，是因为当时他还未成为卿，献俘后才请求任命为中军将。《春秋》据实记载，并不是隐去他的名字来贬斥他。甲氏和留吁，都是赤狄的分支，邑不称灭，留吁也不是残破的邑。传言提到铎辰，注家认为是留吁的附属，留吁有附属，更知道它不是甲氏的残邑了。驱逐并分别对待，这也是可以的。如果全部歼灭而无遗留，那确实不是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了。

夏天，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

成周，是天子的东都。宣，指宣王。榭，是有东西厢房但没有内室的房屋，称为歇前。歇前，就是前面没有墙壁。胡氏认为庙宇的制度是有内室的，不能称为榭。《楚语》说：“先王建造台榭，不过是为了讲习军事。”那么榭是用来讲武的，房屋有明确的证据。宣王对内修治对外扩张，再次会合诸侯于东都，就是《车攻》诗中所谓“驾车向东去”的事情。诗中说：“射夫既同”，应当是在这个榭中进行的。藏乐器，赵企明认为周宣王讲武的事迹不可见其踪迹，如今遭遇灾祸，圣人有伤今思古之意，这确实是这样的。

秋天，郯国的伯姬来归宁。

齐人送还子叔姬，是齐国的罪过。伯姬自己归宁，是为了文饰，看出是被休弃而归罪于伯姬。伯姬，是鲁文公的女儿。胡子说：“《春秋》记载本国女子出嫁，夫人归宁。凡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详细记载在简策上，是为了端正人伦的根本。”

冬天，大有年。

《谷梁传》说：“五谷大丰收，称为大有年，是上等的祥瑞。”自从程叔子说：“记载异常，而胡氏跟随他，认为是圣人的话。外微防，说记载异常则有之，但实际上是庆幸罢了。”岷隐戴溪氏说：“宣公六年有蝝虫，七年大旱，十二年大水，十三年又有蝝虫，连年凶荒，百姓不堪其命，忽然大有年，不是庆幸吗？”

鲁宣公十七年春，周王正月，庚子日，许国国君许男锡我去世。

子宁继位，这就是许灵公。

丁未日，蔡国国君蔡侯申去世。

子固继位，这就是蔡景公。胡氏说：“记载日期和名字，是因为赴告符合礼仪。”

夏天，许昭公，蔡文公。

〇而不月，胡氏认为是因为宣公不懂礼义和邦交的实际，哀悼死者送终，唯独对齐国厚待，而利害不切身的人都缺失。大的则轻视其君亲，次等的则忽视盟主，再次的如秦、卫、滕，虽然来告讣，怠慢于礼而不防备。

六月癸夘日，发生日食。

不记载。〇杜氏认为是官吏失误。按姜岌说：六月甲辰，〇不应发生日食。大衍历说：这一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过食限，大概是误用授时历推算的。这一年五月乙亥，〇进入食限；六月甲辰，〇泛交二日已过食限。大衍历是对的。现在先天历新法：六月甲辰，〇泛交二日过食限，与授时历相同。

己未日，鲁宣公会合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在断道结盟。

断道，杜预说：是晋地，鲁国再次侍奉晋国，志趣相同。《谷梁传》认为是外楚，大概是因为前年楚国已经得到宋国，南方势力强盛，中原国家为此担忧。曹、卫原本背弃华夏投靠戎狄，忽然有了思念华夏之心，晋国因此纠集率领他们结盟。邾国本是附庸，现在急于得到众国支持，所以遂列于会盟，其同欲可见。胡子因为传言郤克愤恨齐国拘捕他的大夫，于是说同谋伐齐，发泄愤怒。征伐的初始，哪里会预料到被嘲笑而开启衅端呢？况且郤子到达，传言本来就说请求伐齐，不被允许，现在怎么能说是伐齐呢？至于说是私属的请求，那就反同儿戏了。诸郤怎么能抵挡千里之外的齐国呢？况且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正从齐国来到，如果是伐齐，齐国人为什么要来呢？那么晋国的征伐，也必定以断道为先期，而各国如期来集会。会盟而求逞，拘捕齐国大夫，经文没有明文。况且卿出行随从，固上卿已经返回，晏、蔡、南郭难道应该一同被拘捕吗？反复数端，事在必无，即使有，岂可遂疑其征伐的初始谋划呢？至于晋卫的军队，则或许因其不防备导致这样，与此会盟无关。

秋天，鲁宣公从会盟回来。

冬天十有一月壬午日，鲁宣公的弟弟叔肸去世。

不称公子，是因为未成为卿。称公弟，兼称字，是记录特殊的恩宠。非大夫不卒于会盟，以其礼则卒。宣公以庶子篡夺嫡子之位，叔肸不义其禄，于是丧礼以母弟之恩，视同季友、仲遂、婴齐继承成世卿，比于桓庄之族了。如果称公子，则嫌于见大夫，且无以见宣公宠爱之私。史官并非不知道异母弟的不当疏远，陆氏诸儒辨析得过于了。那么公弟叔肸，是贵之而非贤之。那些公子而称弟的，确实因事见义，但必定其为卿大夫而后称公子。《春秋》贤者而不卒，如展禽之流者有之。如果不是恩礼之异，为何登名呢。

译鲁僖公十八年，春天，晋侯和卫国世子臧讨伐齐国。

赵子常说：“齐国是东方的大国，晋国如果不能得到齐国的归附，那么诸侯就不会依附晋国。齐景公因为断道之防的缘故，开始征讨齐国，而齐侯没有来朝见，这是晋侯亲自率领军队去讨伐齐国，或许能知道该讨伐谁了。”

书世子吴幼清说：“朝见和讨伐他国，都不是世子所应该做的。”

译鲁公讨伐杞国。

陈君举说：“从此以后，鲁国国内不再称‘君’，因为征伐的大权已经落入大夫手中。”现在考察，此后仍有“公将”的记载，陈氏难道是因为防备讨伐而未能详尽列举吗？

夏季四月。

秋季七月，邾国人在鄫国杀害了鄫子。

这是讥刺鄫国没有守备，其臣子不能抵御祸难。

甲戌日，楚子旅去世。

楚国开始告知防备措施并前往吊唁，史书不记载“〇”字，是为了避讳其称号。“〇”字，是用称号配合谥号，恐怕百姓听闻后产生疑惑。楚国僭越称王，即使我国有使者前往，也不应记载。

公孙归父出使晋国。

根据《左传》记载：归父想要铲除三桓，以壮大公室，与鲁公谋划后出使晋国，想借助晋国人来铲除三桓。如果成功，那么仲孙氏就是三桓中的一家；如果不成功，那么国君就会承担恶名。胡子说：“轻易背叛盟国，容易谋划对付大家族，却不知根本，没有能够成功且没有后悔的。”那么公室就不能壮大吗？务必引导国君走上正道，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使礼乐刑政都由自己发出，这就差不多成功了！如果一定要依靠外援来铲除他们，这就像是去除了皮肤上的疥癣却得了心腹之疾，怎么算是好转呢！

冬季十月壬戌日，鲁公在路寝去世。

归父从晋国返回，到达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

胡氏说：归父奉国君之命出使，尚未返回国君就去世了，在《聘礼》中有手持圭璧向灵柩复命的记载，从西阶登堂，儿子和臣子都哭泣，情势也很悲痛。现在宣公尚未入殓，而东门氏驱逐他，难道不残忍吗？史书说：“归父还自晋”，是事情已经办完的措辞。至于“至笙遂奔齐”，是归罪于成公，臣子为君而死却忘记了父亲，驱逐他太急切了。谷梁子说：“抛弃灵柩而逃奔其父的使者，这也算是逃奔父亲了，符合经文的意旨。”国君去世，家中遭难，内心应当也很慌乱，但在仓促困顿中不违背礼制，不是立志于仁德的人是做不到的。言辞繁复而不简略，归父的善行就显著了。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观察，就能看出当权者有无视国君之心，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不可不仔细考察。

春秋明志录卷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明志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明志录卷八 明 熊过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亲是穆姜，在位十八年，谥法说安定百姓、建立政事，称为“成”。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即位。

二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宣公。

没有冰。

这是常年温暖的征兆。

三月，制作丘甲。

这是记载加重赋税。周代十六井合并为一个丘，四个丘为一个甸，而成三套甲胄。命令让每个丘提供一套甲胄，这是让每辆战车配备四套甲胄而不增加战车数量，因为将要率领齐国的军队。甸地提供丘甲，自从郑康成注释《论语》，列举公卿大夫在王畿内的采地制度，以及小司徒辨别王畿内都鄙的地域，都称引《司马法》的话，虽然说法不同但事情相同。古代天子用兵，先征用六乡的兵员，不够再征用六遂，还不够再征用公卿的采地及诸侯的邦国，如果诸侯先征用三乡还不够，就总征境内。一个甸（四个丘）所出的，有一匹马、一头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种征兵法称为长毂一辆，这是统一军队的甲胄。杜氏认为让丘提供，胡子怀疑其负担过重，于是说增加三分之一，比杜氏的说法稍轻，但都是以虚数计算而不符合实际土地。包咸注释《论语》说：“一平方里为井，十井为乘，百里之国正好有一千乘。”何休说：“军赋十井不超过一乘。”解说者认为这比较接近事实，而何休的说法现在在《公羊》注中看不到了。现在以一万家二千五百户为一个乡，每家出一人组成军队，以土地计算，实际得到一千五百五十六井，两个男子组成一军。三个乡四千井，得到三万二千人，以方圆百里的赋税计算，除去山川沼泽、城池邑居、园囿道路、沟渠以及三易之田的通行，得到八十里，而以四十里为遂。大司马五次征发，五家为比，考核征发邦国出兵征兵，等到临阵时又如同乡遂之法，都使用卒、两、师、旅。以五次征发来算，大概井田剩余三个男子，如果一个井八家全部征发，诸侯三乡三万二千人，加上三遂七家出一人，得到四千五百三十五人，少一千六十五人而不能组成三军。包咸、何休的说法尚未尽善。陈祥道说鲁国三郊三遂可以配备六师，也是考察得不详细。大概十六井一百二十八男子为丘，四个丘为甸，军赋起源于井田，完成于甸，甸即乘。《诗经》颂扬僖公“公车千乘”，是举成数的说法。昭公八年搜兵于红，又说“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这是三家的军队。于是制作丘甲以后，四分公室的时候罢了。然而到了哀公八年，邾国的茅夷鸿对吴国说：“鲁国八百乘”，大概其数量与前面八十里的说法相合，又以受封之初来说，所以作三军时，三家各自毁坏自己的战车来补足，可见现在尚未达到千乘。《周礼》说大国五百里，《礼记》说“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记礼的人合附庸而言，实际是五百里，怀疑也是经师附益鲁国的乘数，固然不可防止旧说相互检核。直到定公十一年才记载作三军，那么战车才有定数。《诗经》“公徒三万”，是概举全数，夸大其词，现在哪里增加战车了呢？根据子产的话，天子一圻，列国一同，现在大国数个圻，不侵略小国怎么能达到这样？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