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明志録卷五　　　　明　熊过　撰

译又说：“齐、宋、晋三国的军队驱逐狄人，为邢国准备好器物用具，然后迁移邢国。”如果狄人确实攻围邢国，那么在邢国溃败之初，难道没有遭到掠夺，怎么能全都整理好器具并迁移呢？大概是因为三国的军队为邢国抵御外侮，等待其迁移，所以邢国得以迁移且如同回归故土。从此之后，邢国就没有狄人的祸患了。世人有人说：“保存邢国却灭亡了它，将其归属诸侯，这并非是因为它德行浅薄、毫无根据，而是名实不符。”

译秋季七月戊辰日，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将她送回鲁国。

夷地在今莒州境内的古城阳庄武地方，是齐国东边边境的小国，靠近莒国，这是因为庆父在莒国的缘故。汪仲裕说：“在夫人去世的那天，齐国人就立即将她送回齐国，那么是因为齐国人到达而夫人去世的。”文定认为：“将灵柩送回鲁国，为什么经过了一百七十天才到达呢？”《春秋》凡是说“以归”，是回到其本国。归，是回到鲁国。鲁国请求后，才回到鲁国罢了。《春秋》说：“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到达”，不说从夷地到达，那么事情就清楚了。

楚国人讨伐郑国。

唐代孔颖达说：荆和楚是一棵树有两个名字，所以用作国号，也得到两个名字。黄东说：前代儒者认为楚国到成王时，令尹子文掌权，国家更加强大，改称楚以与中原各国交往，跟随其自称，不是《春秋》改称的。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或者说楚国从此以后对诸侯有事，都称“人”，不与中原各国君将称君的文辞相同，以辨别内外，这是不对的。

八月，鲁公在柽地防备齐侯、宋公、郑伯、曹伯和邾国人。柽地，今陈州有柽城，是宋国的土地。这时楚军已经撤退，齐桓公就在宋国土地谋划会合诸侯以抵御楚国。《左传》说是谋划救援郑国，是不对的。赵子常说：“凡是盟主的防备，不记载月份，即使是鲁公、或者王卿士防备，也不记载月份，一定是有功绩后才记载月份。”

九月，鲁公在偃地击败邾国军队。

偃地，杜元凯说：是邾国的土地，《左传》说邾国把姜氏交给齐国，所以鲁国怨恨而击败他们。赵企明说：邾国本来是依附于鲁国的附庸，不敢与诸侯外交。虽然邾子接受王命，在幽地再次结盟，也不敢参与，仍然依附于鲁国。现在在柽地的防备中，邾国人开始参与，大概是想以五等诸侯自居，不依附于鲁国，所以八月一同防备，而九月讨伐他们。我认为赵氏不了解事势。齐桓公作为盟主，鲁国怎敢公然指责邾国依附齐国而讨伐它呢？有人说：邾国自从北杏会盟以来依附宋国。

冬季十月壬子日，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击败莒国军队，俘获莒挐。

俘获莒挐，《谷梁传》说：厌恶公子欺骗。刘原父说：不对。古人有智慧的不说话，他有什么智慧呢？啖子曰：季友是贤哲之士，怎会做匹夫之事呢？传文说搏斗莒挐近乎诬蔑。刘氏的意思，难道是说这个吗？然而不值得辩驳。现在的解说者，抑制锋芒、停止锐气，用言辞命令来比喻，称之为善。把季友击败莒国俘获莒挐作为责备的瑕疵，这是没有不可辩驳的。郦地的战斗，兵端在莒国。庆父死在莒国罢了，说齐人不接纳，派奚斯入鲁请求，是《公羊传》的诬蔑。以贼求取贿赂，是莒国的罪过。鲁国拒绝他，也一定有理由对莒国说。郦地，是鲁国近邑，而军队到达那里，还有什么言辞命令能说明白呢？胡子的言论，君子认为迂腐。所以说击败他是正当的。吕仲木的言论是对的，赵企明的言论是对的。

十二月丁巳日，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到达。

夫人氏为什么不称姜？刘敞说：杜预说：是缺文，不对。如果有不通的地方，就说是缺文。《春秋》有什么文字不缺呢？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也是缺文吗？《谷梁传》说：不说姜，是为桓公讳杀同姓。夫人挟着小君的尊贵，而杀死两个儿子，鲁国人不敢讨伐。桓公作为霸主，痛恨祸乱的产生，怎能顾及同姓呢？这不是《春秋》所耻的。不是《春秋》所耻，也就不是《春秋》所讳的。古人有这种言论的，可以说辩驳了。然而文姜去掉姓氏，而哀姜保留氏，终究不能明白。赵子常说：一件事再次出现，就承袭上文的例子。上文说“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到齐国”，那么下文说“夫人孙于齐的”，就是到齐国的姜氏。上文说“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那么下文说“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到达的”，就是在夷地去世的姜氏。这符合古史简奥的体例，可以说有见识了。而哀姜保留氏，也终究不能明白。《春秋》的法度，防备而委婉，为鲁国人讳。哀姜不可书写被杀，为桓公保存实情，那么主人习惯其读者，思考夫人去掉姓氏，而桓公大义灭亲，他的功绩就显扬了。这又是史外的法度，赵子常所未能涉及的。

二年春季周王正月，修筑楚丘城墙。

楚丘是谁修筑的？是我们修筑的。说诸侯陆续到达无法排序，是不对的。楚丘，是鲁国的土地，在今曹州东南边界。《汉书·地理志》注：城武有楚丘亭。杜预也认为楚丘在城武西南，实在当己氏戎的边界。隐七年戎国讨伐凡伯的地方，大概是鲁国防备戎国而修筑城墙。《左传》认为齐国已经修筑邢国城墙，意思必定惠及卫国，于是说诸侯修筑楚丘城墙，封给卫国。如果狄人确实灭掉卫国，卫国就在其分土上自己建立，只可以说恢复，不可以说封赐。况且狄人进入卫国，卫国实际上没有灭亡，为什么封赐呢？而且修筑邢国城墙就说邢，如果修筑卫国城墙，为什么有内辞？《谷梁传》说：卫国没有迁移，所以不说修筑卫国城墙。赵子常又用霸主命令得以用内辞书写，都是不对的。修筑缘陵，才认为是为了卫国。季明德认为卫国讨伐齐国丧灭邢国，并怀疑楚宫不是卫诗，那就更过分了。

夏季五月辛巳日，安葬我国小君哀姜。

用私礼安葬，足够了。不可以用小君礼附葬。

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掉下阳。

虞国排列在大国之上，

译请先讨伐虢国。《左传》对这件事的注释已经非常详细了。又有自立异说的人说：贿赂的缘故是不对的。而胡氏沿袭了这种说法。赵子常则说：三公受封的国家，排在庶邦之前。按照《左传》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周武王封仲雍的后代，周章的弟弟虞仲继承太伯的国位。现在解州平陵县东北，古河东郡太阳县，是虞公世族谱记载虞仲的庶孙被封于中原之地，作为虞仲的后代，称为西吴。吴，是虞的省文，也称为小虢。秦武公十二年灭掉了它。这件事应当发生在鲁庄公时期。居住在中原的虢国，就是现在的灵宝，也称为西虢。罗氏《路史》都将其指为陕西的平陆，这是错误的。晋侯的爵位，是周成王将小弟弟叔虞封在唐地，位于晋阳。后来第十一世孙曲沃武公兼并了晋国，定都于绛，又迁到新田，命名为绛，即现在的平陆绛县。然而太阳的虞国虽然是公爵，但《春秋》所记载先于大国行事的，都是主持军事征伐的，所以舍弃宋国而一再主持军事征伐，没有先于齐国的，哪里是论爵位呢？虞国在太阳，而下阳是虢国的采邑，正好在河东太阳县的边界，所以谷梁子认为虞国阻塞了邑地。大概下阳虽然是虢国的采邑，但虢国的都城在河南荥阳，距离虞国反而显得稍远。季氏于是怀疑绛都西南与虞国接壤，不需要借道，不知道晋国人恐怕虞国凭借边境相互支援罢了。现在虞国自己撤除了自己的边防，以亲近晋国，不也太愚蠢了吗？邑地而记载为“灭”，为什么呢？马融说：虢仲被封在下阳，虢叔被封在上阳。此言没有出处。西虢从忌父开始担任卿士，王畿内的诸侯，他们的采邑由天子亲自制定。后来周王巡守虢地，将酒泉赐给虢守。那么这些都是周朝的邑地。少颖林氏说：天子的土地，不是诸侯所能夺取的，所以记载为“灭”，让它看起来像灭国一样。这是对的。赵企明因此说下阳是虢国的采邑，夺取了采邑，虢国还在哪里？所以记载为“灭”。然而不知道酒泉、桑田、桃林、华山都是虢国的疆域，虢国还在。后来在火中成军才夺取了它，这才可以说虢国灭亡。季氏认为下阳就是国名，没有另外灭虢的史实，所以不再记载。不知道孟子明确说：向虞国借道去讨伐虢国，只是指虢国的邑地罢了。虢国常常秉承王命，任命曲沃伯为晋侯，又常常一同朝见周王，所结成的情谊如此。金氏说曲沃贿赂周王，一定是虢公实际为之请求，似乎是对的。现在狡猾地想要开拓疆土，越过国家去夺取它的采邑，这是一举而有数失啊。

译秋季九月，齐桓公、宋桓公与江国人、黄国人在贯地结盟。

江国是嬴姓，颛顼帝的后裔，伯益的后代，其国都在今天光州息县境内，古汝南安阳有江亭。黄国是嬴姓，陆终的后代，其国都在今天光州定城废县境内，汝南弋阳有黄亭。江国和黄国都是楚国旁边的小国，在防地会盟诸侯时，因为靠近宋国，推测是宋国招徕他们来的。张元德说：只有宋国参与，不烦劳其他国家，稍微能得知实情了。杜元凯说：江国和黄国初次前来，所以会合诸侯。胡氏认为各国都在场，这是不对的。江国和黄国前来，于是讨伐楚国的计议就确定了。贯地，杜氏说：梁国蒙县大概是宋国的土地。

冬季十月，没有下雨。

楚国人侵犯郑国。

鲁桓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没有下雨。夏季四月，没有下雨。

超过时节没有下雨，在月份开头记载。

徐国人攻取了舒国。

舒国是郾姓，皋陶的后代，徐国在下邳，舒国在庐江，两地相距很远。孔防这样说，赵企明说相距二百七十里，这是不对的。凡是战胜国家而不使用大军，称为“取”。《诗经》惩戒荆舒，那么舒国是荆国的同盟国，攻取舒国大概是剪除楚国的援助。“取”不称“灭”，孙莘老说没有断绝其宗祀，这是对的。庄公二十六年，齐国攻打徐国，徐国于是臣服。推测攻取舒国是出于霸主的命令，用来试探楚国，所以许翰认为倚仗齐国。后来楚国灭掉舒庸，那么这一年攻取舒国时舒国还没有灭亡。然而楚国从此憎恨徐国而对其用兵。桓公在匡地会合八国，让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也一定是因为舒国的缘故，用轻兵越过边境，袭击强国的党羽，而军队没有其他忧患。东方诸侯的势力更加强盛，江国和黄国远道而来，不是被他们的威势震慑吗？

六月，下雨。

秋季，齐桓公、宋桓公、江国人、黄国人在阳谷设防。

阳谷在东平须昌，是齐国的西部边境，宋国让江国和黄国来到这里，并不是便捷的道路。《左传》说：“谋划讨伐楚国，大概是在齐桓公那里接受了成命。”

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参加盟会。

前往齐国接受盟约，听从讨伐楚国的命令，确定出兵日期。不烦劳诸侯大夫陆续到达，接受任务是为了保密。

楚国人攻打郑国。

鲁桓公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桓公在齐国与齐桓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穆公、曹昭公一起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军队驻扎在陉地。

陈国可以逃避宛丘的道路，许国可以集合许昌的援助，郑国可以占据虎牢的险要。靠近荆蛮的只有蔡国，即使夷平蔡国居住在汝水之南，也是楚国门户必须救援的地方。轻装部队突然到达，蔡国来不及报告楚国就溃败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奇袭，大概是桓公和管仲预先定下的计谋。《左传》说是因为蔡姬出嫁的事，哪里足以知道真相呢？陉地是蚡昌建国的地方，最终到达陉地以夺取它。气势上使楚国难以防守，又担心江国和黄国议论其后背，再次难以作战了。

夏季，许穆公新臣去世。

这是在陉地去世的。在陉地去世为什么没有记载地点？谷梁子认为是为了尊崇桓公的军队。胡子引用刘原父的话说：“去世不是正常的。他是作为君主却不懂天命的人。”原父的意思，大概是说新臣没有完成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因为生病辞归而去世的吗？传记中有记载：许穆公在军中去世，以诸侯的礼节安葬。如果《左传》没有错误，那么许穆公就不是不懂天命的人。陉地，在今天许州郾城东南四十五里，召陵的南面，本来是蔡国的土地。赵企明跟随杜氏，于是确定陉地在蔡国南面是楚国的土地，后来被楚国兼并，那就不可知了。然而说不是颍亭、陉亭，而认为不是在军中去世，那就错了。军队正驻扎在陉地，而许穆公去世，去世在退兵在召陵结盟之前，必定因为召陵是许国的土地，于是认为不是在军中去世，这不仅在地里考证上失误，也昧于诸侯在路寝去世的说法了。大概不是在军中去世的，措辞应当连同下文一起看。《春秋》没有多余的言辞，下文详细则上文简略。子业继承君位，这就是许僖公。

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屈氏，完名，是楚国的大夫。根据《袁娄书》，齐桓公派国佐来结盟，这里不称“使”，是疏远他。楚国虽然顺从《春秋》，仍然谨慎辨别，不让同于兵交之使来军中结盟。根据《袁娄》说，根据僖公时的邢地、鹿地，上面的狄人，宣公时的辰陵，那么与凡与外，且不记载月份，再次说结盟，来军中结盟，军队在陉地。屈完的意思，召陵实际上是退兵结盟的地方。桓公以礼退兵于楚国，楚国请求臣服，召陵齐国又结盟以坚定其志向，这是屡次结盟助长战乱。桓公难道会这样做吗？召陵攘除夷狄，从汉朝以来的说法是：齐桓公多次会盟，而《春秋》赞美召陵，这是金吉甫以召陵不责备楚国僭越称王，管仲器量狭小，大概精通康侯的道理了吧？有人说：楚国自己称王其国，不敢加于天下，沿至楚灵王的横行，而申地会盟的礼节以为归，说：我用齐桓公罢了。李氏所谓文襄的盛况，未曾得以爵位通椒的聘问，开始称子。凡是书写的子，赵氏说都是其自称，最终自己赴告诸侯，也只称子，只有安葬则以王配谥，如诸侯安葬都以公配谥书写罢了。大概是臣子及会丧者尊崇他。有人说：襄公在楚国，楚国人让他亲禭，鲁国人用桃茢先祓殡，是会葬诸侯不以王礼尊崇他，只是他的臣子罢了。中国不以王对待他，楚国也未尝以王通齐，固不得以治之也。王岂可假者，而听其自王哉？礼家言，《春秋》不书楚越之王，恐民之惑也。自王其国，民毋惑于改步与金氏之书义精

译罢了。齐国人俘虏了陈国的辕涛涂。秋天，鲁国与江国、黄国一起攻打陈国。

译辕、袁同音，是陈国的大夫姓氏。拘捕不服从的人，一旦服从了国法就释放他。不称“以归”，是因为江国、黄国靠近陈国，等到齐国与陈国之间没有战事，得以蒙受齐国的文德。因为资粮、草鞋的缘故，拘捕其人，讨伐其国。前人称之为“斁”（败坏），确实如此。

八月，鲁公从讨伐楚国归来。

前事是侵蔡，后事是盟于召陵，讨伐陈国而连带讨伐楚国，归来时举其重事（伐楚）而言。

安葬许穆公。

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防备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

公孙兹是叔牙的儿子，鲁国的卿。赵子常说：“桓公率领诸侯讨伐楚国，楚国已经讲和，陈国人因为回避军队而被讨伐。已经拘捕了他们的大夫，用两国军队讨伐他们，又用七国军队侵犯他们。桓公做得太过分了。”胡氏用“月”来区别此事，是因为桓公失去了方伯的道义。桓公召集诸侯侵蔡伐楚，楚国已经讨伐完毕，事情应当集中在蔡国。桓公把蔡国当作诱饵来引诱楚国，然后责备陈国。他的霸业图谋所及，天下诸侯由此可以估量了。有人说：“桓公因为陈人心怀二志，日后必定倾向楚国，于是趁着楚国臣服的机会，以鲁国为主帅军队，向陈国显示：近的如鲁国，远的如江国、黄国，都能被使用。七大国又轮流侵扰，以威慑陈国。这是桓公、管仲以武力使人服从的谋略，不仅仅是因为陈国回避军队而被讨伐。”

五年春季，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申生被骊姬诬陷，晋献公如果没有想要杀他的心思，那么申生就不会逃往新城。晋侯必定不会杀他的师傅，申生逃往新城而师傅被杀，这就是申生不能自我辩明的原因。那么申生的自缢，实际上是晋侯拒绝让他申辩而逼迫他自杀，属于赐死无疑。礼制规定，公族犯罪不由有司审理，在隐蔽处行刑，不与国人共同商议兄弟之事。世子不是国君，谁能杀他？《左传》记载申生不辩解、不逃跑，是为了安抚骊姬。如果真是他的本意，那么必定不会逃往新城。既然逃往新城，就还有希望，期望被察觉，未必有死的心。逃往新城而不被赦免，那么申生无处可逃，不得不自缢了。经文书写“杀”字的意思，不是虚加以确立意义。先儒认为这是仁德的贼害，岂不令人悲哀！责备晋献公的，胡氏的道义已经具备。

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这时伯姬回到杞国，过了十三年杞伯生病，伯姬因此回娘家省亲。成风预先想把她的儿子托付给鲁国，儿子不称名，是因为没有被立为世子。大概杞伯失去了为夫之道，伯姬失去了为妻之道、为母之道，她的儿子失去了为子之道。髙抑崇说：“先王的制度，诸侯未行冠礼就即位，称为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见，不能用成人的礼节接待。那么鲁侯也失去了邦交之道。因为未能行朝礼，所以依附于母亲而说‘朝见她的儿子’，伯姬是为了表明志向吗？朝见她的儿子。”

夏季，公孙兹前往牟国。

《左传》说：“前往牟国娶妻”，然而公子友安葬原仲，公子结送陈国的妇人，没有不记载原因的。赵子常说私事不得记载，只说“因为重要的国使”，这是不对的。杜元凯又说因为聘问而娶妻，大概他的话没有根据。牟，是防国，作为鲁国的附庸。杜氏根据《汉书·地理志》定为泰山牟县，郑樵认为是登州的牟平，这是不对的。自从桓公十五年来到鲁国，鲁国从未有聘问到达那里，何来说因为聘问而娶妻呢？赵企明说：这是私交。公孙兹是公子牙的儿子，前年讨伐陈国，专断兵权又无故前往牟国，叔孙氏僭越的基础就在这里。圣人详细记载此事。有人说：鲁国、齐国征伐、会盟的缘故，派公孙兹前往牟国收取贡赋。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会见周天子世子。

等到会盟时，啖叔佐说：“齐国不敢作为会盟的主持者，这是对的。”这时子〇受惠后宠爱，世子危险，不能即位。桓公率领诸侯在首止的阴地会盟，来安定世子，这是礼制的变通。苏子由说：“首止的会盟，不是天子的意志。诸侯不凭天子命令而会盟，世子不凭父亲命令而会盟，这是诸侯衰微时代的事情。”有人于是怀疑世子是培植党羽，诸侯是胁迫国君。必定是齐桓公聚集众人，请求朝见，愿意拥戴世子。惠王感悟，让世子到会盟之地，而免除他朝见。如果是这样，那么又为什么想要安抚郑国以跟随楚国呢？怀疑世子躲避叔〇的逼迫，出居首止。首止，是卫国之地，所以诸侯在那里会盟。只是史传没有明文可以依据罢了。

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世子不参与结盟，所以虽然没有中间的事，也举出诸侯来区别他。《公羊传》说是前目后凡，只得到其一。诸侯不结盟，是因为周天子世子。诸侯的谦让，是辅佐拥戴诸侯的事情，不是世子所要求的。周天子世子不参与结盟，是不破坏班列，远离利益。这是《春秋》所赞许的。

郑伯逃归不结盟。

周惠王思念齐侯安定世子，而派周公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以跟随楚国，可以稍微安定。”郑伯欢喜天子的命令，而畏惧齐国，所以逃归不结盟。胡氏认为这是贬斥，是对的。髙抑崇说：“齐国使楚国臣服，图谋不是一天。才过一年，惠王已经引导郑伯背叛，所以中原的不兴盛，不只是诸侯的罪过，天子也有开启的原因。”

楚子灭〇〇，子奔黄。

荆楚开始灭掉中国了。〇今光州光山县，古弋阳〇县，江、黄、

译道、栢、方、睦，对于齐国来说都是姻亲之国。〇这些国家倚仗齐国而不侍奉楚国，又不做防备，所以灭亡了。楚国的屈完常常以大夫的身份被记载，子文为什么不被记载？因为楚国的大夫将要始终被记载为人物。黄东发说：齐国地处北方，楚国在南方，齐国积聚二十年的力量，仅仅能够与楚国结盟，即在召陵结盟〇。靠近楚国的国家早晚就会被楚国灭掉，难道是齐国救援所能达到的吗！

译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

以元朝至元辛巳年为基准，逆推至鲁僖公五年，得到一千九百年。每百年增加一交分，应增加十九分，得出日七十万零六千九百四十七日九十一刻四正。这与鲁僖公丙寅年正月辛亥日的冬至相合，然后顺推八月，又应得二百三十六日二四四十四四。再用六十甲子减去三个六十即一百八十日，只剩余五十六日，再加上辛亥日的八十五刻四分，共得五十七日九刻八七四四，正值戊申日，作为九月的初一，也称为交分。得到二十六日八千九百八十五分六六，进入食限。自汉代以来谈论《春秋》日食的人，都遗漏了这一条。如今考察刘仲敬的先天历法，鲁僖公五年六分二十六日九十刻○○六七强，进入食限。庚寅二百四十二日四十二刻，乃是己未日五十刻交防的来临。这是同人卦二千二百二十五月的终结，临卦二千二百二十五月的开始。从此逆推至丁卯年首的冬至，应得八千六百四十三日零八刻五六五九数，所以那年的冬至日是丙辰日四十一刻强。用先天月法去除，得到二百九十二月零二十日零一刻五数强。再往上推九日三十七刻七九七强，作为丁卯年子月的开始。再往上推亥月戊申四月，乃是鲁僖公九月的初一正日，得到戊申日。大概其向上推算的方法就是这样。

冬天，晋国人捉拿了虞公。

林少颖说：“圣人因为不忍心周王室衰微，诸侯再次夺取其土地，所以不直言‘灭’而只说‘执’，这种说法不对。《春秋》是治理名实关系的，难道有不忍心周王室衰微而抹去其土地灭亡的事实吗？灭掉下阳，是晋国占据并拥有它。虢公丑逃奔京师，未曾被捉拿。所以记载其重点，重点在于土地。虞国灭亡却修习其向周王进贡的职责，说是输送其甸赋之贡，那么虞公还存在于国内，被安置在那里而不能去别处，这件事与下阳不同。捉拿天子的三公，重点在于人。杜元凯原本以‘职训命祀’为一句，贡容易知道，不必解释，但读者却因此糊涂了。虞公不能将土地蕴藏于晋国，命令行于虞国百姓而被捉拿，这仍然像是其下属捉拿他的言辞。赵子常认为上公不称名，不对。《春秋》哪有灭国之君不称名的呢？有人认为被捉拿后才醒悟，仅仅能够不屈服，这就更没有根据了。不说‘以归’，不说‘所舍’，认为虞公还存在于国内，而实际上受制于晋国，从此也就灭亡了。”

六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鲁公与齐侯、宋公（桓）、陈侯（宣）、卫侯（文）、曹伯（昭）讨伐郑国，包围新城。秋天，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

新城就是现在的钧州新密县南，靠近方城。诸侯越过郑国都城去包围新城的意思，是因为引导楚国的缘故。《左传》记载这件事，有两处诬妄：一是说讨伐郑国逃避盟约，这是诬妄；二是说郑国之所以不及时筑城，这也是诬妄。救援许国而楚国退兵，楚国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不久，洮之盟，许男也参加了。齐国大概得到了许国，许国为什么要面缚衔璧呢？面缚是包围紧急而出降的事情，怎么能在包围解除数月之后，无故而行此礼呢？孔氏只知道司马迁记载宋国事情的妄谬，不知道《左传》的诬妄。包围新城，不像宋国包围长葛，齐桓公等待其臣服罢了。赵子常以桓公帖荆为难，大概只是包围其邑，志在得到郑国，忌讳其畏惧遭遇楚军。合六国之师，何必畏惧楚国呢？只是不能声讨楚国的罪过罢了。楚国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罢了。赵伯循怀疑不能包围。兵法说，十倍于敌则包围，这是常理。然而环绕而攻击的，难道一定是数量多吗？只要精锐罢了。

冬天，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七年春天，齐国人讨伐郑国。夏天，小邾子来朝见。

杜元凯说：郳，就是黎来。邾国的别封，曹姓，所以叫小邾。刚得到王命而来朝见。何休说：齐桓公请求天子进封他，于是以爵位相通。从此天下没有未受命而称诸侯的了。齐国曾经辅佐宋国争夺郳，现在则进封郳为小邾子，而仍然使其依附鲁国，所以来朝见。桓公霸令之行，诸侯没有来朝见的，而唯独小邾因为附庸的缘故，也是礼制所不能完全禁止的。

郑国杀了其大夫申侯。

申是以邑为氏，即现在的信阳州，本是楚国的邑。侯，是名。黄东发说：申侯本来是从楚国来到郑国，所以引导郑国背离齐国而跟随楚国。郑国将要重新归附齐国，所以杀申侯来取悦齐国。《左传》说陈涛涂怨恨申侯，反叛自己归附齐国，进谗言而杀了他。如果这样，那么申侯大概是忠于齐国的，杀他是怒齐国，怎么能叫取悦呢？季明德说：凡是别族之臣，以名连系氏；贵戚之臣，称公子、公孙，都是卿。设置卿，因国家大小而定，大国三卿，次国二卿，小国一卿，都由天子任命。如果是大夫，则由诸侯自命，而以名相通，这是礼的常规，也是卿和大夫区别的原因。春秋时，凡是做卿的，都不请求王命了，所以在他被杀时，都不称卿，而称为大夫。《王制》以卿为上大夫，而下文说大夫，又别有上、中、下三等，前后自相矛盾。至于以次国一卿、小国二卿命于其君而不命于天子，那么在礼上尤其不通。汉儒附会的说法，他们也不考察《春秋》不书卿而书大夫的意义。然而卿必有职，如太宰、司空之类，都是官名。

译《春秋》对于大夫，没有记载其官职的情况，是因为看到这些官职并非由公家选拔任命。当时用人，有的凭借私人偏爱而提拔任用，有的凭借世袭官职而继承，官职没有固定专职，兼任代理也没有常例，都是德行与职位不相称的人。既然不符合道义所关注的原则，就简略而不记载罢了。胡康侯认为不记载官职，是不认可他们自行成为卿大夫。然而鲁国的单伯、郑国的祭仲，都是受命的大夫，也没有记载官职，这难道与未经任命而自行成为卿大夫有关吗？张主一认为宋国继承先王传统，能够自行任命官员，所以有司马、司城的记载，这也是不对的。大概司马、司城是道义上关联于官职的。如果宋国果真能够自行任命官员，那么华氏、向氏、皇氏、乐氏这些家族以显贵卿大夫的身份出现在经文中也很多，为什么全都都不记载官职呢？这些都是不通达的言论。

译秋季七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国世子款、郑国世子华在宁母结盟。宁母，即今兖州鱼台县，是古代方国与鲁国的土地。《左传》认为这是为了谋划对付郑国，但记载此事也有可疑之处。世子华因为三族违抗命令，想要齐国除掉他们，以此作为成就齐国诺言的条件。把郑国当作内臣，并非想要背叛他的父亲。然而管仲却说：“儿子不犯上作乱，这才叫礼。”既然已经杀了申侯来取悦齐国，而桓公却说：“诸侯对郑国有讨伐，尚未成功。”管仲既然说：“记下犯上作乱的位置，齐国就推辞世子华了。”而《春秋》经文却把他列在会盟之中，登上名册载入盟书。那么，怀抱遗留经典的人，应当知道有所选择了。

曹国国君班去世。

这是五年首止结盟的月份。不记载具体日期，是承接上文盟会的月份。不称“赵子”，常说是因为：“吊唁不合礼制。”班是曹僖公赤的儿子，僖公去世在庄公三十二年，班继位，班去世后由儿子襄公继位，这就是曹共公。《礼记·杂记》说：“凡是诸侯来吊唁的，有副使，有含玉的人，有赠送衣衾的人。上介称为圭，将命上客临丧，自称一介老将命，必定是大夫。”郑康成记载礼制说：“天子对待二王之后，含玉为先，赠送衣衾次之，赙赠再次之。对待诸侯，含玉，赠送衣衾。诸侯互相吊唁，如同天子对待二王之后。”当时齐桓公主持盟会，诸侯和睦，鲁国人去吊唁却不合礼制。那么，经过一番变化之后才到来，行道的人也是这一类吗？

公子友前往齐国。

赵企明说：“鲁公与公子友同心侍奉齐国，五年一次聘问的礼节，未曾废弃。季明德认为诸侯没有朝聘的礼节，公子友前往齐国，不过是商议时政，听候事期罢了。至于僖公亲自前往，以五年为期，那么必定是古人诸侯接受方伯成命的礼节，不能像旧说那样一概称为朝聘，否则就错了。”详见隐公七年“齐侯派弟弟年来聘问”之下。

冬季安葬曹昭公。

八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与王人、齐侯、宋公（桓公）、卫侯（文公）、许男（僖公）、曹伯（共公）、陈国世子款（宣公）在洮结盟。郑伯请求结盟。

洮在今濮州南界，即曹国古鄄城。《水经注》说：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杜氏认为这是曹地，是对的。何邵公说：王人传达王命，会合诸侯，诸侯应当北面接受，所以尊位排在上面。《左传》说：在洮结盟，是为了谋划王室。那么是谋划子带吗？首止的会盟，世子已经定位了。说是惠王去世，襄王担忧太叔带的祸难，害怕不能继位，不发丧，而向齐国告难吗？那么洮地结盟之后，王位也应当确定，为何要经历四个季节，才开始以丧讯告知呢？宁母的盟会，世子华在其中，郑伯没有结盟。郑伯的逃避，本出于周王的意思，郑国应当参与盟会，所以王人排在齐侯之下，为郑国寻求解脱。这是通过文辞归属知道的。《左传》所谓“谋划王室”，本是诬妄之说。怀抱遗留经典的人，有办法知道这一点。

夏季狄人攻打晋国。

狄人靠近晋国而远离齐国，齐、晋又未曾互通往来。吴防清说桓公不能攘除狄患，是错的。

秋季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

夫人是谁？是指哀姜。赵企明说是声姜，有人说大概是成风。董仲舒、刘倡导此说，范宁、刘炫、孙奭、胡安国附和，认为是立妾母为夫人的辞令。有人说《公羊传》有说法：鲁公原本聘娶楚国女子，而齐国的媵妾先到，所以胁迫他，立刻立为夫人，这就是十一年阳谷的夫人。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本来就是哀姜。成风是僖公的妾室，而不是他的母亲。啖氏知道僖公、成风如同惠公、仲子，但不如赵企明明白。把成风系于僖公，如同把仲子系于惠公，这是妾室的辞令。现在认为是立妾母，已经不符合事实了。宗人衅夏说：“自桓公以下娶于齐国，不说聘娶楚国女子。”葵丘的盟约说：“不以妾为妻。”齐国是盟主，而僖公与会盟者接受了盟约，又哪有接受齐国媵妾胁迫而盟约的人？与接受盟约的人难道没有一个感到惭愧的吗？这是《公羊传》的错误。大概是哀姜的恶行，僖公不敢把她迎致到宗庙，拖延了八年才举行禘祭，因而迎致她。禘祭，是审察昭穆次序的祭祀，妇人庙见，没有用禘祭的。那么三者虽然未能明确必定是哀姜，但在礼义情理上并不违背。有人说传中有记载：“成风听到成季的占卜而侍奉他，嘱托僖公，那么成风是僖公的妾母。”有什么可疑的呢？回答说：成季是贤者，却有此事，何以端正庆父呢？由此知道《左传》的诬妄。隐公的记载说：“惠公仲子”，文公的记载说：“僖公成风”，用经文纠正传文，知道《左传》的诬妄。那么僖公为何不迎娶夫人？赵子常说：“阳谷的夫人，是僖公为公子时所娶。”陈氏传文说：“鲁国禘祭不合礼，虽然用在群公的宗庙也不记载。”根据传文中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之类，有用在群公宗庙的了，但有事讥讽不在用禘祭。事在昭公十五年，必定是禘于太庙迎致哀姜，而后记载讥讽在用禘祭。凡是禘祭通常用日期来迎致，不应当附祭的夫人，所以不用日期来区别。

冬季十二月丁未日，周天王去世。

子郑继位，这就是襄王，《左传》说前年闰月去世，是错误的。

九年春季，周王正月，丁丑日，宋公御说去世。

儿子襄公兹父即位。赵子常说：“不记载安葬，大概是迫于葵丘的会盟。”

译来不及按照礼制行事。这是诸侯前来送葬的人。”

译夏，鲁公与宰周公孔、齐侯桓、宋子襄、卫侯文、郑伯文、许男僖、曹伯共在葵丘会盟。

宰周公的采邑在今天的凤翔府岐山县。天官冡宰兼任三公的人，就是周公。周公名孔，天子的三公不称字，也不避讳。胡氏认为宰孔不像王世子那样有固定的尊贵地位，这是对的。宋国称“子”，是因为宋桓公去世未满一年。宋桓公不记载葬礼，《左传》和《谷梁传》因此说这是未葬的措辞，这是不对的。葵丘是晋国的土地，在河东汾阴。杜预和《国名记》都指向陈留外黄。那是宋国的土地，庄公八年，齐侯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那是临淄西界的齐地，所以知道杜预等人的说法是不对的。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左传》说齐侯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略，向西进行这次会盟，那么此地远在齐国西部，不可能近在临淄。汾阴是晋地，所以晋侯想要前往会盟。如果是宋地，齐晋向来不通，凭什么想要前往？况且宋国在齐国南面，不能说是西面。孔颖达因为盟会没有晋侯，就认为不是晋地。他不知道晋侯因为宰孔的话，没有前往会盟，怎么还会有盟会呢？根据史家的记载，襄王派宰孔赐给桓公彤弓矢大路，但《春秋》没有记载。啖助说：桓公、文公的霸业不记载受赐任命，大概有深意。

秋七月乙酉，伯姬去世。

唐代的孔颖达说：“按照礼制，姐妹在娘家，服期年之丧未嫁，她的丈夫不为她服丧，那么兄弟也不为她降等服丧。诸侯断绝旁系期年之丧，这位女子将要嫁给诸侯，应当为她服齐衰期年之丧，所以记载她的去世。”

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会盟。

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这次为什么记载日期？当时，宰孔已经受赐任命，以王命在诸侯中行使权力，那么急于会盟了。这大概接近于所谓“震惊而自矜”的情况，认为桓公盟会的盛况而记载日期是不对的。陆淳说：“盟会称诸侯，明确说明宰周公没有参与。”陈君举认为这是懂得节制，是对的。其中的褒美之意，胡氏的解释已经很完备了。

甲子，晋侯佹诸去世。

唐代的孔颖达说：“这个甲子，晋侯去世，大概是晋国以日而非以月来报丧，鲁国史官不再审问，只记载来告之日，只称甲子，不知道甲子是哪个月的日期，所以写在戊辰之后。”杜预说：“甲子是九月十一日，戊辰是十五日，记载在盟会之后是跟随报丧。”然而杜预的长历定朔不足以依据，那么十五、十一日也是不对的。赵子常说：“虽然写在后面，仍然见《春秋》记日法则的严格，但如果认为‘子’是‘戍’的误写，岂不更容易简单？又何必相信赵氏的说法呢？”

冬，晋国里克杀了国君的儿子奚齐。

国人认为奚齐不是国君的道理，胡氏的传注已经完备了。

十年春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于是诸侯私下朝见霸主，如同对待两位国君一样。鲁侯最初前往齐国，《春秋》避讳它。因此到这时专门朝见，不可避讳了。周朝的典制，诸侯每两年互相聘问，每世互相朝见，并没有禁止。只是因为菀柳尚息，不再尊崇周朝，而独自前往霸主处。朝见霸主说“如朝京师”，说“如”。还有更严重的，诸侯为了两君之好，设有反坫。管仲也有反坫，那么诸侯前往齐国，必定有到达其私宅的。聘礼中宾客问讯，卿对卿辞谢说：“国君赏赐寡君，延及二三老而已。”而礼制破坏到这种地步，《春秋》能不作吗？后来僖公去世，晋国就以不朝见为由来讨伐。文公二年，鲁国从齐国转向晋国。襄公二十八年，从晋国转向楚国，变化到了极点。《春秋》即将结束了。

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

齐国正包围楚国，力量不及，狄人也图谋霸业，这是缺失。温国本是子爵，国郑渔仲说：己姓，颛顼帝裔孙，封于苏邺，西苏城就是。邺城在今天彰德府临漳县西二十里，其地南近卫国，东界于狄，狄人贪图其靠近自己，所以灭掉它，于是土地并入狄国周圻内。另有温周司防，苏忿生的食邑在今天河南怀庆府南，本来与邺西的温不同，《左传》误以为是一回事。文公十年，鲁国与苏子在女栗会盟，那个国家尚存。那么襄王慰劳文公而赐给他温地，大概接近于诬妄了。孔颖达、杜预注《国名记》说苏所都的邑名为温，那么温子、苏子怎么可以附会而没有区别呢？

晋国里克弑杀国君卓子，以及大夫荀息。

荀息的名字跟随国君于昏乱，大概从杜预的说法开始。于是胡氏、安国、高氏、闶习其读而不变。黄震又反驳说：骊姬扰乱国家，奚齐、卓子不可辅佐，荀息接受其托孤，大概是愚人罢了。我认为两种说法都不对。如果说荀息跟随国君杀申生的昏乱？杀申生时，荀息只是奚齐的师傅。献公所谋划的，只在里克，荀息如果坐受其责，不也是冤枉吗？如果以立奚齐为昏乱，那么申生既死，国家没有嫡嗣，君命立奚齐，这是国君，为什么说是昏乱？所以原父的说法详尽而辨析清楚了。弑君者必记月，卓子与哀公十年，齐荼不记月。两位国君都是庶孽与地，国君遇弑不同。又按世子，是国君的儿子，嫡庶之分。然而说国君的儿子，不同于下杀上。奚齐、卓子都是宠子，他们的国君是一样的，而齐国有先君的命令，《春秋》不认为奚齐是国君，认为卓子是国君，为什么？既然以奚齐正嫡庶，则以卓子正君臣，讨伐里克的罪过。张元德说卓子有先君命令的是错误的。

夏，齐侯、许男讨伐北戎。

戎患中国及曹、鲁耳，狄则邢、

译卫国、晋国、温地、郑国、齐国、鲁国、宋国都遭受了它们的祸害。齐桓公在召陵集结军队，经过长久的筹划才发动，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戎人和狄人交替兴起，有所牵制。然而戎人势力弱而狄人势力强，北戎位于燕国的西边，狄人在北边，大概就在今天紫荆关、倒马关一带的地方，杜预认为那是山戎，这是不对的。戎人直到春秋末期都没有造成大的祸患，狄人于是相继兴起，敢于攻打晋国，敢于灭亡温地。温地靠近周王室的京畿，几乎就要被夷狄同化，那样就谈不上“一匡天下”了。齐国不联合诸侯去讨伐狄人，反而在许国耗费劳力，并且专门出兵去征讨戎人，虽然说是有所节制，难道没有失掉轻重缓急的顺序吗？戎人和狄人难以迅速制服，又担心他们与戎人联合，威慑戎人是为了警戒狄人，但这已经太细微了。

译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

秦国护送公子夷吾回国，这就是惠公。称“大夫”是因为他当时还在位。谷梁氏说：“称国名来杀，说明罪责连累到上级。杀他并不是因为他犯了该杀的罪，其中的道理胡氏已经说得很完备了。”

秋七月。

冬，下了大雪。

十一年春，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防郑父。

他是里克的同党。

夏，鲁公和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

姜氏是公子时从薛国娶来的，士龙说：“她是齐侯的女儿。”所以僖公在阳谷会见齐侯时，没有记载迎娶新娘。姜氏，高抑崇说：“两位君主相会，却让妇女夹杂在中间，这是不合礼制的。”

秋八月，举行大雩祭。

这是指那个月份严重超过了应祭时节的情况。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祭祀日必定选在辛日。

冬，楚国人攻打黄国。

陈君举说：“灭国不记载‘伐’，这里记载‘伐’，是批评桓公。因为阳谷的会见，贯穿了盟约的徒劳，导致黄国灭亡罢了。”

十二年春，周王三月庚午，发生日食。

姜岌说：“三月朔日交食，不应该发生日食，这在历法误差条目中。五月庚午朔日，距离交分进入食限。大衍历和授时历推算，这一年五月庚午加时在白天，距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进入食限。先天历得到交分二十六日五十刻零三二五六，进入食限。怀疑‘五’误写为‘三’，然而列在春王之下，文字在夏之前，形势上不能强行移动位置。”

夏，楚国人灭掉黄国。

说“灭”，不说君主死在位上。这是公羊子所说的亡国的好听说法，上下同心协力。冬天攻打，夏天才灭，历经三个季节，而救援不到。齐国真正辜负了黄国，这时管仲已经死了。公羊、谷梁的说法是对的，而《史记》在僖公十五年记载管仲去世，真氏难道是想把罪责推给管仲吗？左氏相同。再考证。

秋，七月。冬，十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去世。

儿子欵继位，这就是穆公。

十三年春，狄人侵犯卫国。

夏四月，安葬陈宣公。

鲁公在咸地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

咸地在今开州东南边界，就是叔孙得臣打败狄人的地方。杜预说是东郡濮阳。咸地本是卫国土地，东边与齐国接壤。狄人进入卫国，所以会见以备战。左氏说是杞地，所以不对。淮夷北距杞都雍丘千里，东越郯、宋，西越徐、陈，然后才到，不能危害杞国，何况舍近求远考虑杞国？霸主难道也是这样吗？

秋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公子友前往齐国。

十四年春，诸侯在缘陵筑城。

是为了防备狄人，缘陵不记载其人。谷梁认为是散辞。陆淳说：这是前文列举后文概括。孙觉、赵鹏飞推定为咸地的诸侯，依据传文中淮夷危害杞国的说法。然而左氏怎么知道有缺漏而不记载呢？淮夷距离杞国超过千里，形势上难以危害杞国。赵氏也已经知道，然而被公羊“徐莒”的说法迷惑，而在属辞比事上失误。经书十三年春，狄人侵犯卫国，所以夏在咸地会见。咸地本是卫国土地，所以就地谋划，于是筑城罢了。这可以舍弃传文依据经书，不然为什么在卫国土地会见呢？所以筑城缘陵，就是咸地的诸侯，前文列举后文概括罢了。缘陵，诸家指为杞邑，没有详细考证。只有前汉志臣瓒认为是营丘，那么最初分封太公的杞国，怎么能越过千里之地呢？何况先君分封土地有宗庙，又距离新都临淄仅余百里，难道会抛弃它交给杞国吗？向见季明德想定为沙麓之比，说齐、卫、狄三国接壤，然而没有依据不能决断。而不是杞邑则相同了。即使说是杞邑，也不能像胡氏认为那样是专擅封赐。从前没有国家现在才有的，是封赐。杞国古诸侯位上公，王室衰微而夷狄侵犯，桓公率领诸侯改营使其避开灾难罢了。缘陵既然是杞邑，何曾重新封赐而想要罪责其专擅呢？所以胡康侯不如黄东杞的详尽。

夏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

讥讽鲁公宠爱他的女儿，让她自己选择配偶，传文意思完备了。鄫国姒姓，子爵，在沂州承县东八十里，故鄫城就是。国名，郑地荥阳有鄫水，城名偶然相同罢了。左氏解说者认为是鄫夫人，那么明年经书为什么开始记载“季姬归鄫”呢？

秋八月辛卯，沙鹿山崩塌。

郑渔仲说：“沙鹿不全是晋地，连通卫、狄。按：今大名府元城县东界有沙鹿土山，古阳平地。西为卫，东为齐，北为狄地，不能归属某国了。事关乎天下。”

狄人侵犯郑国。

这时狄人不能靠近卫国，又在东面不得志于齐国，于是向西骚扰郑国。霸主对此负有责任。

冬，蔡侯肸去世。

这就是穆公，儿子庄公甲午继位。汪仲裕说：“穆公父亲献舞，被俘于莘。庄公十九年，留卒于楚，而立。”

十五年春，周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张元德说：“完全采用五年一朝的制度，等同于事奉天子了。”

楚国人攻打徐国，三月，鲁公在牡丘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结盟，于是驻扎在匡地。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

牡丘，齐地，匡地在今睢州边界，在古长垣西南。郑樵说与牡丘相近，不对。遂，是急于后事的措辞，驻扎是本意。记载盟会，记载驻扎，记载大夫率领军队。

译胡氏说：“桓公意志懈怠，这是对的。”

夏季五月，发生日食。

左氏说：“不记载朔日和具体日期，是史官的失误。”大衍历推算出四月癸丑为朔日，距离交分进入食限差一个闰月；授时历推算出这一年四月癸丑为朔日，距离交分一日二千三百一十六，进入食限；先天历得出距离交分一日一千三百一十五分二四，进入食限。

译秋季七月，齐国军队和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厉国是神农氏的后代，如今随州北部的厉乡，属于楚国的附庸小国。攻打他国通常不记载月份，因为齐国在对抗楚国时缺乏竞争力，救援徐国不力，却分兵去攻打与徐国互为屏障的国家，所以特别记载月份以示不同。第二年夏天，攻打厉国未能攻克，救援徐国后返回，史书没有记载，因为不值得记载。

八月发生蝗灾，九月，鲁君从防邑回国。

黄东〇说：“救援徐国没能救成，军队尚未撤退就先行返回，已经经历了三个季节了。”

季姬嫁到鄫国。

己夘日晦，夷伯的庙宇发生地震。

赵伯循说：古代史书的体例，应当记载日期，遇到晦日或朔日必须记载，作为历法的证据。那么《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将晦解释为昏暗，是不对的。夷是氏，伯是字，赵伯循说：大夫死后加上谥号之后，不再称呼其名。《左传》说：展氏，那么他建立庙宇之初，尚未赐予氏，应当记载为展伯了。《公羊传》认为是季氏的俘虏，也是不对的。其余见解见胡氏传。

冬天，宋人【襄】攻打曹国。

宋国开始对齐国怀有二心。陈氏传说：“诸夏国家之间互相攻伐，自从庄公十九年以来未曾有过。”于是再次出现宋襄公这样做。他轻视齐国、争夺霸权的心思，已经在这里显现了。

楚国人在娄林击败徐国。

娄林，如今泗州古下邳僮县。楚军引诱徐军，出至娄林，用诈术击败他们。徐国以称号被提及。刘原父说：“开始称王，所以被视为夷狄。”赵子常因此说：“开始背叛周朝，僭越称王。”查考汉史记载，楚文王灭徐偃，韩氏偃王庙碑认为穆王与楚国用兵攻打徐国，逃往彭城，始末〇《穆天子传》等，韩氏应当对史实更详细。然而《春秋》中，徐国原本称子，僖公三年也记载楚人在那里，为什么不以称号提及呢？既然说楚国已经灭了徐国，为什么它的国家至此还存在？根据史氏注引《括地志》，徐城在越州鄮县，那么如今鄞县与下邳的徐国不同，退之错误地合二为一了。查考后汉《东夷传》，徐夷率领九夷攻打宗周，向西到达黄河边，穆王畏惧其势力正盛，于是分封东方诸侯，任命徐偃王主持。《檀弓》记载徐容居回答说：“从前我先君驹王向西征讨，渡过黄河。”这是驹王、偃王本是同一人，真常僭越称王，而九夷孔子想要居住的地方，大概是山东的边裔，而不是鄮县。四夷虽然强大，《春秋》都以子来记载，而楚文王灭徐，文王的记载不足以依据吗？有人说：“军队没有统纪，像狄人一样，就以称号提及。”

十有一月，壬戌，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俘获了晋侯。

秦国嬴姓伯爵，周孝王将伯翳的十九世孙非子封于如今巩昌府秦州古西戎之地。韩，古韩侯的国家。《括地志》在同州，大概是《诗》中“〇彼韩城者”，而后来晋国兼并了它。作为桓叔之子万食邑，因此以韩为氏，所以让万的孙子韩蕳监视军队。黄河从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晋国在西河的东南，河的北边以河北为内，河南为外。晋地当时有河南五座列城，从华山一直通到虢国的东部边界，南到华山，所以三次失败及韩渡河。晋国不悔恨灾祸而请求交战，所以《春秋》将罪责归于晋国。记载“晋及晋侯虽获秦伯曰：妖梦是践，岂敢以至于是？舍之灵台未以归也。”陈君举说：“俘获就带回，不值得说不。”其称君君，重视军队次于大夫敌对，胡义详细完备。秦国自从五羖大夫进入后，未曾轻易使用民力。季明德定，秦伯卒与晋文不远。《秦誓》应当作于这次战役之后，《左传》误传其卒在文六年，而作书序的人因此说败殽乃作《秦誓》。盖公子絷、子桑都是勇力之臣，必定嫉妒百里。穆公初被迷惑而战，于是俘获其君，虽然足以显示将领勇猛、士兵强大，但在反省自责方面有所欠缺，所以作《秦誓》。“畨畨良士”指百里。“仡仡勇夫”大概是絷、桑诸臣而嫉妒，能容纳其说，并非无〇者。穆公从僖公二年至二十八年，此战之外，虽然败楚、围城濮、围许、围郑三役，都与晋文公共同成就霸业，为中国计。孟子称“奚显君可传后世”，难道以战胜为功吗？若入滑、败殽，穆公尚在，虽奚逾百之年，不保其存，而三良未殉，必能以义相规，何得迷复乎？穆公因未同盟吊葬不及，则其不赴而史误书，有由然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

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陨石者，星陨也。星石之精，阳不翕则陨矣。鹢乘风而化阳鸟也。退飞者，隂驱之。是月者，决不日而月也。宋都者，内别辞于宋也。五六先后言者，后散辞，先聚辞也。过也者，有退飞之始焉，掠而过宋耳。凡气之运，有其始，圣人知之，惧其惑民，不言也。言其可见者耳。盖天人必有感应焉。或曰：“后五年有盂之执，六年有〇之败，以应五六数，则凿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大夫曰：“卒其卒名，正也。兼字之意，恩礼之隆，史之变例也。”与仲遂皆生而三命，为

译世卿。叔孙氏传至第五代到叔孙婼，尚且称为三命。超越父兄而担任知牙之职，尚未达到三命，所以史书不记载。程子说：“生来就是世袭贵族，世代担任卿职，所以以‘叔’为氏。但这不能通用于叔孙氏。叔孙氏也是世卿，根据经文，何曾记载过以‘族’为氏呢？”赵子常说：“叔肸的儿子婴齐再次被称为公孙，叔本就不是氏，这是赵子常的诬妄之辞。叔牙是桓公的庶子；叔肸出自文公之子，怎么可以错误地合并呢？”叔牙的后代称为叔孙，叔肸的儿子婴齐以公子之子的身份称为公孙。叔老，这个‘老’也是叔肸的儿子，不称公孙而称叔。后来老的儿子弓，弓的儿子辄和鞅，辄的儿子诣，都姓叔，怎么能断定从婴齐开始‘叔’就不是氏呢？古代以世禄定氏，孙子以祖父的字为氏，这是常礼。后世以世官定氏，就有像季友、仲遂、叔肹这样的人，所以叔肹的儿子老得以称叔，不再系于祖父的字了。季明德说：“祖父去世而孙子受氏，那么称其祖父的为氏，而不是字。”这是明德的错误。孙子以祖父的字为氏，氏就是字，在祖父和孙子那里称呼不同罢了，又何必分辨呢？至于说季友的儿子无佚可以称季，仲遂的儿子归父可以称仲，不必再称公孙，他的说法是对的。却又自己怀疑，为什么呢？行父侍奉过四位国君，无佚未曾确立地位，他是否称公孙，在经文中没有体现。归父在仲遂去世两年后，随齐国攻打邾国，已经胜任其职，他的年龄一定较长，在仲遂受命之前，已经按照常礼称公孙以自别，后来沿袭不改罢了，并不是说不能称仲。婴齐是归父的弟弟，却立即称仲，其中的义理自然可见。传述者不知道，竟说婴齐在归父之后。又说称字是以师礼尊崇而不以臣礼对待，如齐国的仲父，这也是不对的。季不是名，友难道不是名吗？因此知道这种说法的人，知道弟弟不能排在哥哥之后，知道以祖父字为氏并非普遍适用的理论，这难道是小事吗？

译夏四月丙申，鄫国的季姬去世。

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去世。

公孙兹是叔牙的儿子。

冬十二月，鲁桓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在淮地会盟。

会盟却用了“月”字记载，是因为无功而返，所以特别加以区别。淮地即今泗州盱眙，是淮水流经之处，古称临淮。鄫国在今沂州，据《左传》记载，淮夷侵扰鄫国，所以鲁桓公前往谋划救援，并且向东略地。然而根据《春秋》经文考证，去年楚国人击败了徐、娄、林三国，泗州靠近古徐城，所以这次会盟是为了替徐国谋划抵御楚国，并防备其地域。徐国虽然当时未被救援，但第二年与徐国一起讨伐英氏，正是这次会盟的缘故，那么霸主之功也就微不足道了！邢国作为小国躲避狄夷，原本隶属于卫国，现在突然排在卫国之后，却列在曹国之前，卫国人因此积怨不平。邢国后来被卫文公所灭，是有原因的。

十七年春，齐国人、徐国人讨伐英氏。

没有记载月份，赵子常说：“因为有徐国人参与，英氏是郾姓，皋陶的后代，该国应当在今寿州、六安之间，是楚国附属的小国。杜预没有记载其地点，《路史·国名记》也只说汉代是黥布的封国，而《汉书·地理志》九江郡没有确定英氏所在。晏殊《类要》说：‘皋陶子孙封于英、六，黥布传正义说英改为蓼。’杜元凯说：‘蓼国在安丘蓼县，正是今霍山、丰乐界于寿州、六安的地方。’齐桓公为徐国谋划，楚国不能伤害楚国，却只讨伐其附属国，君子认为这是细小的功劳。”

夏，灭项国。

项国本是汝阴项县，而《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故项城，即今陈州项城。项国是楚国旁边的小国。齐桓公因为徐、娄、林战败，讨伐厉国没有成功，于是讨伐英氏，又没能制服楚国，因此愤恨而灭掉项国。杜预不考察地理形势，轻信《左传》的诬蔑，认为鲁桓公有诸侯的事务未归，便攻取项国，从鲁国到项国不止千里，桓公又在淮地会盟，谁能为此谋划并分兵攻取他国呢？那么是谁攻取的呢？回答说：是齐国攻取的。上文已记载讨伐英氏，虽然记载在夏季，但中间没有事故不再重复记载。齐国人如六年时，齐国拘捕陈国的辕涛涂，秋季无事，只记载与江人、黄人讨伐陈国，不再重复记载齐国。杜预不说避讳灭国，赵企明说：攻取邿、攻取鄟都是灭国，为何唯独避讳灭项呢？所以说鲁桓公讨伐灭项也是诬蔑。夫人声姜在卞地会齐侯，因阻止桓公回国，也是诬蔑。淮地会盟在十五年冬至十七年灭项，说淮地会盟未归便攻取项国，而跨年度还未见讨伐，到十七年才记载灭国而讨伐吗？下文记载桓公从淮地回国，即不是从齐国回来，足以证明《左传》的诬蔑了。其得失在于齐国不能加害于楚国罢了。季氏将顿误作项，又将顷误作须昌，则求索不得其故而妄加臆测太过分了。

秋，夫人姜氏在卞地会齐侯。

夫人是声姜。卞地，即今泗水县古姑蔑，是鲁国地界。这时齐侯将要送夫人回去，在半路拦截并与之会盟。声姜是令妻，被鲁国人歌颂，却有此事。这是习以为常的见闻了。

九月，桓公从淮地回国。

记载月份，讥讽无功而返。

冬十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去世。

齐国发生动乱，第二年公子昭即位为孝公。先儒称赞桓公以尊崇周王室为名，平定荆楚为功绩。他之所以与诸侯会盟，都是为了自己。如果真能不私心于自己的国家，联合诸侯侍奉天子，朝觐、诉讼都归于天子，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而亲自率领方伯的职责，讨伐那些不朝见的诸侯，即使恢复文武王的疆土也可以。天下诸侯，谁不是天子的臣子，而敢有二心呢？所以有兴国的势头却不作为，只求私利，于是失去了它。孔子在《春秋》中说：“其事则齐桓、晋文，惜周之令不能行也。”大概是根据他们的事迹来裁断，所以说：“其义则丘窃取之。”至于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以下，就没有讥讽的了。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讨伐齐国。

对外讨伐他国，通常不记载月份，现在记载月份，是用特殊方式讥讽。据《左传》记载，桓公曾嘱托公子昭给宋公，以为太子。桓公去世，宋公率领诸侯讨伐齐国，拥立公子昭。齐履谦说：考察经文，《左传》的话不可信。现在按桓公葵丘之盟，首先说不要更换已立的太子。如果昭既被管仲立为太子，那么必定是应立之人，又何必怀疑此事而嘱托宋襄？雍巫有什么法术能接近卫姬？管仲还在，荐羞小事，怎能干预储君之事？况且孝公既立为太子，那么必定有宣告的文书，国人所闻。如果桓公有后命想立无亏，也是他的邪心罢了。况且许诺而未改，那么昭本是储君。国人怎能乘其邪谋拥立乱命？然而宠均而争势，或许有之。说嘱托昭给宋公，想立无亏，都是妄言。解说者不得其情，称之为奉少夺长。有人说昭入国有辞，所以不书“纳”。国人缘后命立无亏，那么国有君主，所以书“伐”，不对。这直接是乘其内乱而讨伐罢了。如果是为孝公，那么是郑姬所生，郑国为何不参与？为何既立仇视宋国，而有伐宋围缗之事呢？

夏，军队救援齐国。

过了很久才救援，善举中有遗憾之美。赵子常说：“救援四公子之徒，当时无亏已死，哪有四公子呢？”

译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军大败。狄人救援齐国。甗，是齐国的地方。交战时，通常以主方及客方来表述，这里用宋国及齐国，是以宋国为记录重点吗？这场战争，是趁齐国丧期进行讨伐，不符合礼制。意图交战却导致齐军惨败，情形严重了。而齐国人不能以言辞征讨、保持庄重，也由此显现出来了。狄人原本想与卫国抗衡，他们救援齐国是有目的的。圣人乐于与人合作行善，不预先怀疑别人的欺诈。

译秋季八月丁亥日，安葬齐桓公。

齐桓公不能慎重地处理身后之事，胡氏的义理阐述已经完备了。至于说托付给宋襄公，则不符合事实。

冬季，邢国人和狄国人攻打卫国。

狄国被称为“人”，杜谔说：“这是为了行文方便。中原国家与外国，要防止混淆君主的地位。军队与大夫，必须防止混淆后才能称为‘人’。所谓为了行文方便，是因为他们不是君主。”谷梁子认为这是因善行积累而后进用，这是错误的。又说：“功劳近而德行远。卫国以怨报德，使得狄人得以假借正义。”胡氏认为是中原国家的罪过，那么狄人的德行又怎么远呢？“邢国借狄人的威势，大国成为仇敌，于是灭亡就决定了。”

鲁僖公十九年春季，周历三月，宋国人捉拿了滕国国君婴齐。

宋国被称为“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其月份不同于戎蛮子。戎蛮子最终失去了国家。这是沿袭齐桓公谋求霸业的踪迹，效仿他灭掉谭国的做法。捉拿诸侯不称名，而婴齐称名。他不能以道理自我辩明，于是委屈自己来顺从宋国的防备。所以本着他自轻自贱的实情而称名，以表示被捉拿的结局。婴齐在隐公乙丑年即位，直到僖公，有人说是在己卯年，已经七十五年了。距离他未即位时，总计将近百年。被捉拿而不记载，是因为他回国后未归位，随即被释放。估计他既被释放，必然不能承担国事，而由儿子即位。二十二年攻打郑国的滕国国君，就不是婴齐了。称名，是诸侯的终了之事。婴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见于经书，所以详细记载。杜预说是因为犯罪而告知，这是主观臆断。胡氏于是说彰显他的罪过，传文中没有这样的文字，凭什么确定呢？邾国难道不是因为鄫国的罪过而告知，而鄫国国君不称名，又有什么说法呢？杜预说是跟随所赴告的情况，春秋时期赴告捉拿国君，难道害怕不称名而赴告时称名吗？国史的常规法则，难道不能裁断归于条例吗？周官大司寇掌管建立国家的三条法典，以辅佐君王刑罚邦国、诘问四方。凡是诸侯的狱讼，以邦典来定夺。诸侯之间没有互相捉拿的道理。

夏季六月，宋公、曹国人、邾国人在曹南结盟。鄫国国君在邾国结盟。己酉日，邾国人捉拿了鄫国国君，用他祭祀。

曹南的结盟，宋国称公而曹、邾称人，为什么呢？大概是大夫称人。宋公在，曹、邾敢以大夫身份结盟吗？《公羊传》确实记载“宋人”，那么曹南没有宋君，这是《公羊》赵匡的遗留意思，而陈氏说“人曹邾”是为了贬低宋国，实在不是这样。鄫国国君的结盟，是与邾子结盟。如果随即赴曹南之盟，那么实际上是邾国曾结盟，经书只应当说“如防”罢了。况且以地理考证，鄫有两个，荥阳有鄫水城，鄫水即溱水。《国名记》这样说，而鄫在《汉志》中作“缯”，属东海郡兰淇南城之间，即今沂州。邾在筦的西边，宋即今之应天。曹南介于邾、宋之间，曹南之盟既毕，那么邾国向东归去，邾、宋向南归宋。赵匡说：“宋国返回没有不经过邾国的。”邾子捉拿鄫子，用他祭祀，是邾人自己用他，不是宋国的罪过。大概曹南与邾国两次结盟，宋国不与邾国结盟，凭什么命令邾子用鄫子祭祀呢？这是以道路往返来论事势。《春秋》所书必定重视首恶，如果宋人确实指使邾人捉拿鄫子，按理没有不书宋公的。假如宋使邾执鄫子，《春秋》却宽恕宋而把罪责归于邾，这是放纵首谋而讨伐其同恶者。假如《春秋》确实想要讨伐同恶者呢？那么应当像季姬使鄫子来朝那样的例子，书写以两见其罪。现在宋国隐没不书，反而把罪责归于邾，可以吗？这是以圣人的权衡来定书法。宋襄公谋求霸业，虽然其中不可保，但外表假借仁义，所以不重伤，不擒二毛，岂肯杀诸侯来祭祀淫昏之鬼呢？邾国服于宋，而与鄫相邻，鄫是鲁国的姻亲，那么是邾所仇视的国家。况且看后来戕害鄫子，也是出于邾国的肆虐，起初不必等待宋国，这是以事实来定狱辞。《左氏》倡导它，附和的都是这样。只有赵伯循、刘原父才能知道罢了。然而宋国就没有罪吗？宋作为霸主，而不能治理诸侯之间互相杀戮，罪责将归谁呢？以此治理宋国，知道不能免罪了。

秋季，宋国人包围曹国。

不自省而想要迅速看到小利，胡氏的传文已经完备了。陈君举说：“宋公想要会合诸侯，而急于在曹国修怨，诸夏包围国家，从此开始。”

卫国人攻打邢国。

张元德说：“卫国不自省其跟随宋国攻打丧国的罪过，而以报复为事，是罪过。”

冬季，与陈国人、蔡国人、楚国人、郑国人在齐国结盟。

楚国初次与诸夏结盟，不说“防”的原因，是内防；称“人”，是外防。于是陈穆公修好于诸侯，以无防齐桓之德，初次为之约定，而君大夫未行。胡氏说没公人陈、蔡诸侯，这是错误的。陈、蔡先于楚，陈首谋而蔡邻近陈，必定有赞决的。郑列于楚下，桓公死后，郑首先朝楚，不敢先。在齐也参与了，不耻于辱先。胡说一以夷狄，二以恶诸侯失道，三以谨防盟之始，是不易之言。而以《春秋》为讳，这是得失在乎其时，《春秋》为什么要讳呢？

梁国灭亡。

梁国名，今同州邵阳县。古夏阳，伯益之后。秦仲有功，封其少子康，是为梁伯。地界秦晋之间，自取灭亡，则亦兼弱攻

译“昧”字，不过是取乱侮亡罢了。陆淳说秦国是凭借暴力夺取国家，这是不对的。鲁文公十年，秦国攻打晋国，夺取了少梁。难道秦国得到少梁后又失给晋国了吗？少梁远离中原，鲁国人在齐国与四国大夫结盟，听说少梁灭亡的消息，回国后便记载下来。因为不是由晋国正式赴告，所以不记载是谁灭亡了少梁，这是为了避免显得自己不够明察。

译鲁僖公二十年春季，鲁国新建了南门。

关于新建南门，左氏认为不合时宜，公羊传认为改变了古制。胡子说：“把力气用在不该做的事上，所以讥讽其新建，而不讥讽其僭越。”查考左氏记载，隐元年新建南门没有记载，因为不是国君的命令所以不记载，然而这就不是新建了。谷梁传说“南门是法度之门”，杜预、陆淳直接说是城墙的南门。查考鲁城南门本名稷门，并不是法度之门。刘敞说：“南门是天子的门，不是诸侯的门。”大概《玉藻》中说：“天子在南门之外听朔。”《尚书·顾命》说：“在南门之外迎接子钊。”那么南门确实是天子的门了。然而天子有五门却没有南门，那么终究不能明白天子的哪扇门。陈氏《礼书》将“南门之外”称为应门，现在详细考察《顾命》正是指毕门为南门，因为它在寝室的南面，与《礼书》的意思相同，那么这难道是城墙的南门吗？现在根据《明堂位》知道各家都错了。《明堂位》说：“太庙明堂，大概是指鲁国的明堂，太庙就如同周朝的明堂。”凡是南门本是明堂的门，其中所说的南门、八蛮的位置，也是以天子明堂而言罢了。因此《春秋》记载南门，是讥讽鲁国宗庙不合礼制，借记载南门来体现这个意义罢了。赵企明却说：“库门、雉门，推究其父辈的意思来解说。”如果这样，那么雉门旁边就失去了两观，《春秋》应当记载新建门观，以区别于其他门，怎么能一概称为南门呢？

夏季，郜子来朝见。

富辰说：郜国最初受封，是文王的儿子，季历的弟弟。隐公十年，鲁国打败宋国军队，夺取了郜国。而桓公三年，鲁国从宋国夺取了郜国的大鼎。郜国位于济阴城武县，它灭亡已经很久了。介于鲁国和宋国之间，实际上是宋国灭掉了它。公羊传认为：“失去国土的君主，从隐公到现在已经七十三年了。失去国土的君主，还有存在的吗？即使存在，能够胜任朝见吗？”意思是，鲁国夺取后另外分封，作为附庸，扩大你的疆域，作为周王室的辅佐，说的就是这类情况。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公羊传说：“西宫是小寝。小寝为什么称为西宫？有西宫就有东宫。杜预说这是国君别宫，是对的。谷梁传说是闵公的庙。宗庙必定以谥号配享，闵公的庙为什么单独称为西呢？而且宗庙都在左边，不能称为西。诸侯有三归，夫人住在中宫，左媵住西宫，右媵住东宫。这是古制。”

郑国人进入滑国。

滑国，在今偃师县南黄东，叫滑，邻近郑国，服属于卫国，所以郑国进入它，这个说法本于左氏。滑国是京畿内的小国，在黄河以北，靠近卫国，在黄河以南，靠近郑国，距离道路恰好均等，而对郑国常常亲近。当时卫国正依附宋国，郑国正依附楚国，分为两党。卫国想离间郑国，通往周王室的道路遥远，通过滑国交往，因而被郑国进入，这是情理之中。然而滑国颓叔的党羽，能不挑起争端吗？

秋季，齐国人、狄人在邢地结盟。

根据左氏，是为了邢国谋划卫国的危难。外国特别相互结盟，不记载与狄人结盟，而记载中原没有霸主，华夷混乱了。桓公平定荆楚，孝公在国都与他结盟；桓公抵御狄人，孝公在邢地与他结盟。齐国的衰败，是有原因的。

冬季，楚国人攻打随国。

这是斗谷于菟，不记载楚国大夫率领，惯例称人。随国，是姬姓侯爵国，今德安府随州，在厉山南二百里附近。左氏称随国率领汉东诸侯背叛，那么这还是能抵抗楚国的，然而从此也削弱了楚国，不再与诸侯交往了。哀公元年，还跟随楚子围攻蔡国，那么也能免除狂楚的祸患，比起汉东那些姬姓国家全部灭亡的，大概一定有道理了。

鲁僖公二十一年春季，狄人侵犯卫国。

宋国人、齐国人【孝公】、楚国人【成王】在鹿上结盟。

楚国暗中联合齐国，推举宋国为首领。黄东说：“宋襄公愚蠢而妄动，楚国只是戏弄他。”鹿上，是宋国的土地。杜预注：“汝阴原鹿，今光州固始界淮水汝水合流处。”季云：“兖州府金乡县菏水之南，宋国的北边。”指后汉书地理志“乘氏鹿城乡”，然而这是不对的。水经注虽然以鹿城为名，鹿上只是固始靠近楚国，而金乡远离宋国。宋国人向楚国请求诸侯，必定是宋襄公到靠近楚国的地方结盟，这是情理。

夏季，大旱。

郎顗说：“鲁僖公时大旱，修行政事自我警戒，及时雨自然降下。然而春秋在僖公初年，记载下雨；接着记载求雨；接着记载大旱。国君的德行衰败了。”

秋季，宋公【襄公】、楚子【成王】、陈侯【穆公】、蔡侯【庄公】、郑伯【文公】、许男【僖公】、曹伯【共公】在盂地会盟，楚子逮捕宋公并攻打宋国。

齐桓公时代，楚国与中原国家交往，都是会盟，国君和大夫自己怀疑鄙陋，不敢轻易前往。楚国人与齐国结盟，在鹿上结盟，开始轻视中原，而楚子开始前来。宋国也将他尊崇在陈、蔡、郑、许、曹五国之上。齐国本来参与楚国鹿上的谋划，怀疑而没有前往。宋襄公反而前来，他被逮捕，是自找的。齐桓公的霸业已经成功，尚且不敢轻视楚国。宋襄公图谋霸业的开始，招致寇仇开启侮辱，为什么呢？这是楚子逮捕，而以众人逮捕为文辞，因为中原的礼义所在，却让蛮荆逮捕他们的盟主，认为是诸侯自己逮捕的。公羊传说不赞成逮捕中原君主的说法，是错误的。陈、蔡、郑、许向来是楚国的党羽，曹国以前年，曹国南部没有进献祭品

译宋国图谋它。这些都是不亲近宋国的人，难道只是不亲近，而且将要仇视它。由此可以看出宋公拘捕诸侯、甘愿归附辞令的举动，可以体现共同拘捕的道义了。从前周朝在岐阳会盟时，熊绎负责看守燎祭之火而没有参与会盟，这是周王室不把他当作儿子的缘故。如今在陈、蔡之前称他为子，四夷中地位尊贵的称为子，是担心他迷惑百姓。

译冬天，鲁公讨伐邾国。

杜氏说：“因为邾国灭掉了须句，所以黄东说：‘邾国曾经跟随宋国讨伐齐国、鲁国，鲁国去救援没能成功。邾国拘捕了鄫子并把他当作牺牲，而且邾国又是鲁国的亲族，所以鲁国怨恨邾国，只与宋国结盟，不敢讨伐。现在宋国遭到楚国的军队攻击，所以鲁国趁机讨伐邾国。’用事实来证明东的说法是正确的。”

楚国人派宜申来进献防邑。

防邑已经称子爵了，进献防邑给鲁国，为什么称“人”？凡是派遣大夫来，用“人”来称呼的，是因为那个人不能派遣大夫。这里称“人”，是文字错误罢了。防邑既然称子爵，派遣使者，那么为什么称“人”呢？宜申不称鬭氏，说明他还没有成为卿。事情的是非，取决于进献防邑这件事，不取决于使者是谁。楚国国君后来才出现。陈君举说：“因为嫌恶给予楚国，所以称‘人’是不对的。”不称宋防，是鲁国史官自己避讳。谷梁子说：“不赞成楚国把防邑给宋国，这是圣人因而避讳的。”胡氏说：“楚国的意图在于胁迫鲁国，拒绝并请求讨伐，言辞意思严正。”

十二月，癸丑日，鲁公在薄地会合诸侯结盟，释放了宋公。

记载日期结盟，是因为鲁公参与了。前面列举后面概括，所以诸侯不排序。薄是宋国的地方，杜氏没有说出具体位置。《史记》写作薄，现在归德府东南谷熟镇西南是南亳，商汤的都城。北亳城，因为景山名叫景亳。偃师是西亳，不知道结盟的是哪个亳。宋公被拘捕还没有出境，所以说“释放”。《谷梁传》说：“在国外释放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因为用鲁公与他结盟来表明这件事。鲁国受到胁迫，在防地歃血立誓，请求楚国释放宋公。胡氏责备鲁国不申明大义，让宋公被释放出自周天子，这是对的。他说与中国不同，中国诸侯不得擅自互相拘捕，擅自互相释放。

二十二年春天，鲁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

须句是什么？是邾国的附属邑。左氏的话说：“须句是风姓，实际主持太皥和有济的祭祀，邾国人灭掉了它。”须句国君因为成风来到鲁国投奔。鲁公讨伐夺取须句而归还了它的国君。然而哀公八年，邾子益已经失去国家，而鲁国归还给他，得以记载“夺取须句，归还它的国君”，唯独这里没有记载，为什么呢？这是齐桓公、晋文公所难以做到的，而《春秋》所极力赞许的，在鲁国则是内部避讳，左氏的说法是诬蔑的。莒国人讨伐杞国，夺取牟娄，那是杞国的邑。讨伐邾国，夺取须句，须句是邾国的邑，很明显了。如果把须句当作一个国家，那么现在既然夺取了它并归还了它的国君，到了文公七年，怎么能又讨伐邾国夺取须句呢？大概僖公夺取须句是因为邾国不服从，服从了就归还它，到了文公就夺取并占有了它。邾国的祖先，仪父没有得到任命，服役于鲁国，到了齐桓公请求周王任命爵位为子爵，于是以列爵朝见周王，自恃从霸主结盟而不依附鲁国，所以柽地结盟刚回来，鲁公就在偃地打败了他们的军队。现在又跟随宋国结盟于曹南，就讨伐并夺取了它的邑。胡康侯说他们擅自夺取别人的国家而归还它的国君，与掠夺者没有区别，难道不符合事实吗？这是胡安定、刘原父、孙莘老、赵企明所说的，可信的，至于“夺取就是灭掉”之类的说法，赵氏的话不足以确定传文，反而像是多余的文字。

夏天，宋公【襄】、卫侯【文】、许男【僖】、滕子【宣】讨伐郑国。

郑伯到楚国去，宋公讨伐郑国。子鱼说：“所谓的祸患，就在这里了。”

秋天八月丁未日，与邾人在升陉作战。

讨伐邾国的文字不写“公”，表明公是因为须句而作战。说“及”，是鲁国志在作战。升陉，是鲁国的地方；邾人还没有来得及侵伐鲁国，迎击而作战，不说战胜，是因为敌不过对方。

冬天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成】在泓水作战，宋军大败。记载日期遇到初一，说初一。楚国想要为郑国报复宋国，楚军到达泓水，泓水是宋国的地方。宋公迎战，主战在宋国，所以记载说“宋公及楚人”，楚人是楚国的军队，不是楚子。左氏说：“楚国人讨伐宋国来救援郑国。”说：“楚国人没有渡过河。”说：“芉氏在柯泽慰劳楚子，柯泽是郑国的地方。”大概楚子驻扎重兵在郑国，而与宋公作战的，是他的先锋。陈君举说楚君将领还称“人”，是不对的。宋军大败，败的是宋军，不是宋公。左氏说宋公伤了大腿，《春秋》的法度，国君重于军队，哪有可以不记载的呢？汪仲裕说：“为中国避讳失败，拘捕都不避讳，难道避讳失败吗？”

二十三年春天，齐侯讨伐宋国，包围缗邑。

齐孝公趁着宋国战败，就想继承霸业，所以左氏说：“讨伐他不与齐国结盟。”齐国的盟约，是说不要忘记桓公的恩德。那么就不只是报复讨伐丧事罢了。讨伐国家而包围城邑，胡氏讥讽他残害中原，是对的。缗，现在兖州金乡县南界，古高平昌邑。

夏天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儿子王臣继承，这就是成公。张元德说：“僖公依附楚国，不帮助宋国安葬。”

秋天，楚国人讨伐陈国。

这里楚国成得臣不记载，楚国大夫将领还记载为“人”。

冬天十一月，杞子去世。

左氏说杞成公去世，弟弟姑容继承，这就是桓公。记载说“子夷也”。杜预认为杞是伯爵，程子相信他，怀疑被前代废黜，中间跟随夷所以子之后又称伯，胡康侯跟随他。关于杞的说法为什么纷纷呢？杞是公爵，武王保存夏的后代，在杞以备三恪，传文说王者之后称公是对的。从东楼公、西楼公十世到成公，都没有不同的说法。进入春秋以来，桓公二年称侯，

译庄公二年称杞为伯，从此直到春秋结束，记载杞为伯的情况共有六次变化。认为这是因为杞使用夷狄礼仪而加以贬低，这是左氏以下的说法；认为这是因为被当时的周天子所废黜，这是范寗以下的说法；认为霸主擅自决定升降爵位，这是赵匡以下的说法。如果在春秋之前就已经被废黜，那么这就已经没有可辩驳的了。春秋中有“狄秦”、“狄郑”、“狄晋”的称呼，只是用称号来指代，而从未废黜他们的爵位。左氏说“因使用夷狄礼仪而废黜杞”，可以吗？说它杂用夷狄礼仪就降一等，纯用夷狄礼仪就降二等，可以吗？春秋初期，杞就是淳于的杞，而不是雍丘的杞，常常因为朝见时不恭敬而遭到讨伐。不在当时就贬低它，却唯独在杞伯去世时贬低它吗？周朝东迁之后，诸侯不守正道，不只是杞一国，悖乱如郑、卫，桀骜如楚、吴，周天子不能对其中任何一国有所惩戒。杞对于周王室来说是客卿，其罪过并不比列国更重，却唯独杞被废黜，这不仅形势上行不通，情理上也说不通。范寗说“被当时的周天子所废黜”，可以吗？至于说霸主擅自决定升降爵位，这也是可疑的。齐桓公强盛的时候，尚且不足以迫使杞屈服，又过了一百年才在虫牢结盟，怎么能擅自决定它的升降呢？如果说有升降，那么在盟书上的位次，莒子在前，薛伯、曹伯次之，许男再次，是有的，但敢改变他们的爵位吗？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国家衰弱而自我降低爵位。我从王贯道那里听说，有人说：“春秋末年，诸侯的赋税常常很重。子产向晋国请求说：‘郑国是伯爵，却承担男爵的赋税。’郑国本来常常自我降低爵位，而春秋从未用男爵来记载它，难道唯独可以用子爵来记载杞吗？”回答说：“制定贡赋是以五服的远近来决定轻重的，侯、甸、男、采是排列次序。郑国属于男服，却承担甸服的贡赋，所以担心供给不上，这难道是公、侯、伯、子、男中的男爵吗？”所以知道自我降低爵位的说法是不可废弃的。

译鲁僖公二十四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狄人攻打郑国。

在这时，狄人越过邢国、卫国到达郑国，并且有讨伐郑国的借口。《左传》记载：“郑国人入侵滑国，周王为滑国求情，郑国不听从命令。周王愤怒，派遣颓叔、桃子率领狄军讨伐郑国。《春秋》没有记载，是因为周王的命令违背了周召公的法度，顺从了奸邪之人，认为不值得记载。诸侯没有霸主，真是祸害啊！”

秋天七月。

冬天，周天子离开都城居住在郑国。

天子不说“出”是合乎礼制的吗？回答说：不合礼制。《易经·离卦》说：“君王出兵征讨，以匡正天下”，这难道不是“出”吗？《尚书·金縢》说君王出郊，《康王之诰》说君王出应门之内，这难道不是“出”吗？天王居住在郑国，是如实记载的言辞。《春秋》中记载“天王在外”的有三处：昭公二十一年，刘子、单子带着周王猛居住在皇地；二十三年，周天子居住在狄泉，没有记载“出”，而襄王居住在郑国，特别记载了“出”。大概是因为景王去世，嫡庶未定，各位王子争夺王位，王猛在皇地即位，没能进入成周；国人杀了王猛，将要立子朝，恭王在狄泉即位，也没能进入成周，都是就地即位，实际上并非“出”。至于襄王，则是确实被叔带逼迫，从成周出来的，并非特意记载“出”来排斥襄王，不记载“出”是将王猛、恭王视为在内。天子不说“出”，难道是汉儒附会防备《公羊》《谷梁》，摘取言辞来建立学说吗？不相信《易经》《尚书》，却相信汉儒的曲解礼制，用来证明《春秋》，可以说是没有通达了。这只是赵企明的意思罢了，可以用来证明《公羊》《谷梁》、胡安国的诬妄了。然而他认为襄王躲避弟弟是尽孝悌，则不然。舜爱护象，固然担心伤害愚顽之心。但舜还是平民，舜成为天子，如果象真的让两个嫂子治理栖息之地而图谋篡位，舜又将如何处理呢？叔带如果是先王所爱，但勾结隗氏，又率领狄军攻打君王，则人伦道义断绝了。已经躲避而促成他的叛乱，天下的混乱将何时终结呢？赵氏的看法，接近于妇人的仁慈，而不通达周公“大义灭亲”的道理了。《左传》记载晋侯迎回周王之事，赵企明说：“《春秋》以周朝为重，哪有晋侯迎回周王而不记载的？”现在考察晋文公在践土会盟，开始迎接襄王复位，到这时已经蒙受风尘五年了。《左传》所载五年之中，有晋侯勤王、杀叔带，按法度应该记载，而经文没有这些文字，是这些事本来就没有了。那么请求赐给衣物和田地，或许也是河阳狩猎归来之后，而错误地记载在这里吧？

晋侯夷吾去世。

没有记载月份，是因为讣告来得晚。晋侯在前年九月去世。文公安定后才来告丧。所以在告丧时记载。《春秋》重视丧礼记载。虽然晚了还是记载它。兄长公子重耳即位。这就是文公。《左传》记载秦伯迎回公子。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告入。公子进入曲沃。派人杀怀公于高梁。没有记载。也是因为不告。《春秋》对外国迎立不记载。适宜迎立即使讨伐也不记载。难道是因为告与不告吗。如果怀公就是子圉。那么他本来已经即位。为什么会在高梁。高梁在平阳杨县西南。现在的洪洞县。洪洞在平阳五十五里。曲沃在平阳南一百二十里。那么距离曲沃还远。适宜逃亡的公子占据城邑求入。实际上没有进入罢了。考察《史记》秦穆公灭梁芮。公子圉听说惠公病重。说梁是我母家。而秦灭掉它。我兄弟多。如果君王百年之后。秦必定扣留我。而晋国轻视也会改立其他儿子。圉于是归顺逃亡晋国。或许归顺刚到梁。而公已经去世。来不及进入。而秦已经迎入重耳。于是派人杀他在梁罢了。然而逃亡公子争国的如子纠。没有不记载的。为什么唯独不记载杀圉呢。如果圉确实是怀公即位。那么重耳就是弑君了。臣弑其君。孔子恐惧而作《春秋》。《春秋》为什么掩盖其实呢。如果说因为不告也不记载。那么弑逆之人善于文饰奸恶。岂肯以实情告呢。《春秋》得以正其弑逆者。必有本实可据。难道修《春秋》如晋乘之类。而徒然没有一直笔可征吗。是子圉只是逃亡公子。而非怀公。文公也未尝杀圉。近蜀汤氏虽不知圉非怀公。然而说文公进入顺势顺利。圉逃跑恐惧无战争杀戮。则接近了。然而说杀子圉于高梁可疑了。说杀怀公者《左传》误了。怀公是卓子。夷吾重耳之弟。子圉重耳之从子。介推说献公之子只有君在。惠怀无亲。以惠怀并列九人。即知非子圉了。然而卓子先君而后称者。大概其时必有以新鬼大而逆跻者故也。

鲁僖公二十五年春天，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邢国。

《曲礼》说：“诸侯灭同姓，名防家，皆引之。”赵企明说：“虞灭下阳，楚灭夔，都是同姓不名。而楚子诱杀蔡侯，非同姓乃名，是《曲礼》误援《春秋》立説也。”下文有“卫侯燬卒”的文字，以类误耳。朱先生也说传写误，或然也。赵子常求之不得，又増“邢鲁同宗”于同姓之下，此近于蛇足矣。书“灭”自足以见卫罪，而邢之从狄亦非无罪也。

夏天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

卫文公去世，儿子郑即位，称为成公。

宋荡伯姬。

译来迎娶妇人的，是公子荡的儿子，出自桓公，以祖父的字为姓氏。伯姬是他的母亲。娶妻必须亲自前往迎接，而伯姬以母亲的身份为儿子迎娶，不符合礼制。谷梁子说：“妇人出嫁后不越过国境。”刘原父认为，公主自主婚嫁在经传中没有明文记载，凭什么说她是自主的呢？

译宋国杀了它的大夫。

杀大夫而不书其名，是表示众多的辞例。宋成公在僖公二十三年继位，第二年前往楚国，第三年杀了它的大夫，意图必定是为了讨伐〇之战的过错。他讨伐〇之战，是为了向楚国表示臣服罢了。赵企明认为宋国将要依附晋国，于是归罪于自己的臣下，以洗雪先君的耻辱，这是主观臆测罢了。晋文公正图谋称霸，尚未萌芽，宋国肯立刻依附它吗？《公羊传》说：三世以内娶亲，没有大夫，在义理上迂腐。假借《谷梁传》说：不称名姓，是因为在祖位上尊贵。啖叔佐说：孔子依据鲁史垂示训诫，宋国大夫祖位相同的书其名姓，有什么妨碍呢？

秋天，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

顿国是偃姓子爵，在今陈州项城县境内，即汉代的南顿。关于“纳顿子”，《谷梁传》认为陈国不对。顿子被驱逐，出逃，何休说小国惯例不两书出入，似乎有理。然而经文中，陈国没有对顿国用兵的意图，边境之事，顿子亲自诉说受到的伤害，而实际上并未丧失国家吗？为什么不说是“归”？兴师动众而送他回去，其情势比“归”更难罢了。顿子不书其名，王彦光说：诸侯之间不相称名，所以北燕伯也不称名。那么是不赞许“纳”吗？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法度，夷狄而中国化，就按中国对待；陈顿之事，却让夷狄来匡正诸夏，差不多算是兴灭国、继绝世了，有中国的道义在其中。哪里是不赞许呢？如果说是不赞许他“纳”，那么齐桓公筑城邢国、胡子的事为什么赞许？赞许齐桓公而不赞许楚国，圣人大公无私的心不是这样的。那么没有罪吗？回答说：拘捕宋公，送入顿子，肆意废置诸侯，好像代替天德一样，这是可以指责的，而圣人〇却赞许他。

安葬卫文公。

冬天十二月癸亥日，鲁公在洮地与卫子、莒庆结盟。

中原没有霸主，参与盟会又再次兴起。起初，僖公元年，公子友俘获莒挐；至此已经二十五年了。莒国对鲁国没有怨恨，而卫国正与齐国不和。自齐桓公死后，卫国就跟随宋国讨伐齐国；不久，邢人、狄人讨伐卫国。第二年，卫人讨伐邢国；又第二年，齐人、狄人在邢国结盟；又第二年，狄人侵犯卫国。大概齐、邢、狄结为一党，而卫国自成一党。莒国在城阳，齐国在临淄，疆土交错，所以卫国又想拉拢莒国离间齐国，建立党羽嫁祸以自解。《春秋》据实记载。杜预认为赞许它是不对的。第二年盟于向，则齐国两次侵犯鲁国，卫国一次讨伐齐国，其情势显而易见。圣人岂会立刻赞许他们调和四方之事呢？文公既已安葬，而成公不称爵位，是继承父亲的志向，平定莒国与鲁国的关系，降名是因为未成君。季氏说：“僖公促成两国，使其跟随楚国。”不对。《谷梁传》说：“莒国没有大夫，之所以称莒庆，是以公之防来称呼他。”赵伯循说：“凡是与鲁国交涉的事，虽非命卿，都书名。”传文不达此例，于是穿凿附会。洮地当时属于曹国，到三十一年才并入鲁国。莒庆不称氏，是因为未赐族。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日，鲁公在向地与莒子、卫甯速结盟。向地，是莒国的土地，是接着洮盟而盟。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嶲地，没有追上。

齐、卫是仇敌而邻近莒国，齐孝公自己想继承霸业，所以讨伐两次盟会。其侵犯称“人”，追击称“师”。齐国埋伏是欺骗。嶲地，是齐国的土地，济北谷城西〇下就是。苏氏《指掌图》说：“博州郑渔仲、汪仲裕定为今东昌博平地，在齐国西而南，靠近鲁国西部边境。今东昌正在兖州西北地。”到嶲地，是急迫的辞例，讥讽其深入。公羊、谷梁认为夸大其词，不对。弗及，是不能追上。国内没有军事准备。说讥讽鲁国有畏惧的，是《公羊传》的错误。

夏天，齐国人讨伐我国北部边境，卫国人讨伐齐国。

杜预说：齐孝公未到鲁国边境，先派防者讨伐它。赵子常认为是齐侯，而略写，不对。卫国人因为洮盟，所以为鲁国报复齐国。

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

乞是重辞，重视人的死亡，不是所乞求的。也是卑辞。成公二年，臧宣叔前往晋国请求出兵，不书，而书乞楚师，是志望之国屈从于蛮荆。

秋天，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去。

夔子，是芉姓爵位，楚君熊挚的后代。今荆州府归州东二十里有故夔子城。楚国于是灭掉了同姓。

冬天，楚国人讨伐宋国，包围缗地。

这是与齐国争夺宋国。《左传》说宋国即晋国，不对。这时晋方正养精蓄锐，还未与诸侯交通。鲁国乞求楚师，为楚国开道，用之兵祸之不可启，而属辞者可以责备鲁国了。

鲁公率领楚师讨伐齐国，夺取谷地。鲁公从伐齐回来。

于是把桓公子雍安置在谷地，易牙奉养他，作为鲁国的援助。楚申公叔侯戍守他，以胁迫齐国。赵子常说：“东方诸侯很少有不服从而进入楚国的，这是天下的大变。”至者，是饮至。

二十七年春，杞子来朝见。

这是杞桓公。其称子，《左传》说：“鲁公轻视杞国，杞国不恭敬。杞国自贬以朝见大国，则称伯；鲁人轻视他，则又称子。”齐桓公既已去世，而贡赋日益繁多，这是鲁国所以责备杞国的原因。《春秋》遵循史文，而鲁国的恶行显现了。

夏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

弟弟潘继位，是为昭公。《史记》说：“潘杀孝公子而立。”《左传》说：“孝公卒

译有齐国的怨恨，却不废弃丧礼的规矩，这是符合礼制的。」孝公的名是昭，而潘的谥号也是昭，这是不对的。

译秋季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

六十六天就下葬，速度太快了。

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

国内军队进入他国，参照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杞国，不记载具体日期。赵子常说：“杞桓公前来朝见，鲁公轻视他，用子男之礼接待，派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责备其无礼。”看重小国的贡币，却轻慢姑姊妹的恩义，所以日益加重其罪责。

冬季，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攻宋国。

晋国霸业的兴起，都是凭借救援宋国、抵御楚国。所以晋国人说：“成伯安定疆界，从宋国开始。”季氏认为宋国是中原的枢纽。陈、蔡、郑、许，都是楚国军队的必经之路。曹、卫距离稍远，就作为楚国的声援，断绝宋国与晋国的交通。围攻宋国的战役，《左传》说：“楚子与诸侯围攻宋国。”宋国公孙固到晋国告急，那么实际上是楚子，但《春秋》避讳其辞，经文原本就是错误的文字。《公羊传》说：“拘捕宋公，所以在僖公篇终贬斥。”啖子纠正这一点是对的。然而啖子相信《谷梁传》的人，认为楚子以“人”称诸侯，相信这话。这是圣人以礼义期望蛮荆，而对中原诸侯责备较轻。况且读者难道不怀疑“称楚为‘人’而称中原诸侯为爵位”吗？圣人在史书之外传达心意的方法，本来隐晦而难以测度。他不期望蛮荆，而轻责中原，又以疑似的言辞留给后人，这是可以确定的。我读陈氏的话，觉得不同。将楚国排在上面并结盟，嫌其给予霸权。《春秋》的法度，会盟则按国家大小排序，征伐则按主兵者排序，哪有这样做的呢？按会盟者告发，按会盟者记载。杜氏已经错了，他说“子玉”，这也是我不知道的。

十二月甲戌日，鲁公与诸侯在宋国结盟。

这时鲁僖公参与结盟，就断绝了宋国北面的道路，无法与齐国相通。

二十八年春季，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

楚国得到曹国并新近与卫国联姻，虽然不参与围攻宋国，但实际作为声援，又都靠近宋国，所以先用偏师侵犯曹国，想动摇楚国并试探它。楚国不动，就再正名讨伐卫国，使楚国救援卫国以分散其势力，多方误导它。先轸、狐偃最初的谋划，并非真正修怨，《谷梁传》认为是忌惮，胡子因此讥讽他太过分了。不说是“遂”两件事。李尧俞说：“曹国远，卫国近，不能视为继事，而说‘遂’。”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

这是鲁僖公为楚国戍守卫国。买，是庄公子僖的庶弟。僖公背离华夏依附戎狄，买看到晋国讨伐，知道大义而改变立场。刺杀他以向楚国解释，是不对的。《周官》小司寇掌管外朝政事，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三刺之法，讯问群臣，讯问群吏，讯问万民。而以不正的命令杀害先君之子，以讨好蛮夷之人，有什么道义呢？《左传》说鲁国畏惧晋国，所以刺杀买，以讨好晋国，还说戍守卫国是买的谋划。然而城濮之战，鲁国不参与；直到践土，才朝见天子。又此时楚国正救援卫国，僖公肯立即舍弃他的死党，而突然回归华夏吗？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拘捕曹伯，宋国人。

国外军队进入他国，如哀公八年，宋国进入曹国，不记载具体日期。这里记载具体日期，认为是霸主征讨。拘捕不送回京师，先轸愤怒，楚国的谋划是不应该的。胡氏认为是欺诈，是对的。

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

城濮之战，轻兵侵犯曹国，以显示其缓；重兵讨伐卫国，以声言其急。多方误导它。说晋国侵犯曹国，又讨伐卫国；说其讨伐卫国，拘捕曹伯的又是晋侯。《春秋》辞繁而不简，因其功而彰显其欺诈，圣人之情可见了。书写晋侯，显示晋侯志在此战。子玉、得臣书写为“人”，是未受命的卿。蜀汤氏认为不是以“人”贬斥楚子，是对的。胡子说：得臣没有必战之意，晋国如果恢复卫侯并封曹，那么得臣将解除宋国围困了。这大概是依据《左传》起义的，而《左传》失实。考察经文，宋国围困已解除，在楚人救援卫国之时。如果楚国正围攻宋国，那么拘捕曹伯在哪里？在城濮戊申之次，而且为什么有宋公？经文记载卫侯奔逃，在城濮战后，子玉为何事先请求恢复？传称陈、蔡跟随楚国，经文也不记载。即使求之于传，既说：楚子入居于申，派申叔离开谷，子玉离开宋国。子玉派伯棼，也只是请求作战，不说请求围攻。现在《左传》记载得臣的话，却说：解除宋国围困，他的话不是自相矛盾吗？杜知道其疏漏，就说：楚子还申，派遣这支军队去就宋国围困之众，错了。说得臣没有必战之志，恐怕也是相信《左传》而不考察的过错。这时楚国大军在曹国南面，背水而舍，未曾全部行动。高闶认为与救谓之师战是对的。败则乘胜逐北，并摧毁在酅的众军，所以说师城濮，当在鄄洮之间，曹卫界上。杜说卫地。

楚国杀其大夫得臣。

这是成得臣。楚国杀公子，例不除去公子，得臣除去氏，为什么呢？陆淳认为未受命。那么传中所称，或许得之于追书，如梼杌之类，以为讨当其罪而除去氏。赵子常错了。杀有罪而以累上之辞，书写恶楚子。知其不可敌，而不能使勿敌，少与

译晋军进攻，又凭借一次胜利杀死了他。胡氏所说的重视军队而抛弃将领，就是把胜利拱手让给了对方。这就是晋国两次取胜而楚国两次战败的原因。

译卫侯出逃到楚国。

通过组织言辞、编排史实，这是《春秋》的教化作用。起初卫国分为七个大族，余氏接受了三监的封地，其领地南起武父，北至圃田，是一个巍然大国。卫成公即位后，背离华夏而亲近夷狄，开始与楚国通婚。晋文公讨伐他，只是招来了楚国的军队罢了。卫侯修饰言辞以向晋国低头，晋国虽然有不礼貌的遗憾，但敌对怨恨已经换了一代人。听说楚国战败就急忙请罪，这还是可以的。因恐惧而逃往楚国，从襄牛到陈国，让元咺奉着叔武去接受盟约，这难道不是迷失方向后反复无常的人吗？胡康侯认为不因为罪名的严重、晋文公的过错来定论，这是不考察事实，而用空泛的言辞来解说《春秋》。逃往楚国就是罪过，又何曾需要多余的言辞呢？赵企明也不考察《左传》，因此说晋文公逼迫卫侯出逃，而践土之盟时的卫子，实际上是晋文公拥立的。如果卫子是晋文公所立，那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卫侯怎么敢突然返回并去楚国？怎么敢突然奉送他？这不是诬蔑吗？那么不称名的原因，是因为通婚的缘故，还没有达到卑伏屈损的地步，没有失去寓公的礼节，所以根据事实记载爵位而不称名，并不是为了归罪于晋国。回国后就恢复称名，因为叔武被立，不可以没有辨明。何邵公说：“出逃到楚国应当断绝关系，不应当废黜叔武而让卫侯回来，导致他得以杀害叔武。”按说“子”这个称呼，是指侯爵未满一年且在丧期中的称谓。卫侯和郑伯的出逃，就像普通人一样，然而亲近夷狄以逃避灾难，不能再让国家蒙受耻辱。至于叔武，《春秋》已经以“子”来正名他的地位。何氏认为应当断绝与卫侯的关系，这是对的。

五月癸丑，鲁公在践土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邾子。

晋国开始称霸，所以排在齐侯、宋公之上。齐侯排在宋公之前，是因为强弱的升降。叔武称“子”，是为了治理君臣父子的名分，不敢以兄弟相称。莒国原本依附鲁国，随即楚国、邾国依附宋国，讨伐齐国、鲁国，宋国臣服，于是恐惧而请求结盟。践土，即现在郑州荥泽县西北十五里的衡雍故城。僖公二十四年，周天子出居在郑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成周。《左传》在二十五年记载四月丁巳，周王进入王城，但《春秋》经文没有记载，这不真实。传说周王宫殿的建造，只是前一个月的劳役罢了。“前”的意思是以前。城濮之战前三个月建造宫殿，难道就预知必胜而周王必定出来慰劳吗？《左传》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起初并没有说召请周王。即使召请了，其罪过也轻于放逐或弑君。放逐或弑君，《春秋》不避讳，难道唯独避讳召请吗？以前，周天子出居在郑国，践土是郑国的土地。结盟并朝见，是为了迎接周王。赵氏可以说考究了事实。周王听说胜利而前往慰劳他们，杜预的说法足以纠正河阳之行的说法，但用来解释践土之事，不是偏颇了吗？《公羊传》认为不赞成召请天子，而胡氏相信它，这就错了。

陈侯前往践土。

陈国原本与楚国亲近，楚国战败后，陈国恐惧而归属晋国。听说践土之盟，亲自前来，所以说：“如防，来不及结盟。”

鲁公在周王所在之处朝见。

没有记载日期，是结盟的日子。在践土列队朝见之后，见到将要迎接周王。只说“公”，是因为不是定期会盟，所以不排列次序。“王所”，是指践土的宫殿。根据《觐礼》，天子所在的地方，称为“王所”。《诗经》说：“自天子所”，就是这个例子。传说晋侯三次朝见，但经文没有记载。又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如果不是朝见，怎么会到王庭？由此知道诸侯都朝见了，不是定期会盟所以不排列次序。胡康侯根据《谷梁传》所说“非其所为”来评论。按《觐礼》，肉袒在庙门之东。《周官·大行人》记载在庙中进献币帛三次，大概是在朝堂接受信物，在庙中接受享礼。朝见的人在内朝排列次序前进，觐见的人在庙门外排列次序进入，这是常礼。赵伯循说：天子巡守，诸侯在方岳之下会盟朝见，怎么能说朝见在外就是非礼呢？况且事理人情，哪有天子出巡而诸侯不朝见的呢？只是说根据经文，诸侯既已盟见周王，然后才举行朝礼，那么也不知道周王还居住在郑国。被《公羊传》“致天子”的说法迷惑了。朝觐之礼长久废弃，这也是晋国的功劳。可惜没有等到天子回到王城，又朝见周王，这不仅仅是嘉礼在野外举行罢了。常在京城朝见，外出时在王所朝见，这是诸侯的职责。

六月，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

卫侯的名字叫郑，叔武是另一个名字。从楚国回来，是厌恶他所来的地方。厌恶就是亲近戎狄。复归，是国家迎接的辞令。叔武贤德，何休认为不应当废黜叔武而让卫侯回来，这是对的。赵企明说：叔武书“子”，以记载他的谦逊且贤德；卫侯书“名”，以显示他的悖逆且有罪。他的话说得好，然而不知道《春秋》据事直书的本意。

卫元咺出逃到晋国。

元咺，是卫子的宰相。起初，卫侯跟随楚国，他的国人都不愿意，所以驱逐他们的国君以取悦晋国。卫侯回来与甯俞结盟，国人说：“上天降祸给卫国，君臣不和，才导致这种忧患。留守的人没有恐惧他们的罪过，而元咺却出逃。”叔武做宰相，是害怕卫侯有讨伐。叔武没有被记载被杀，《左传》认为是误杀，《公羊传》认为是忌恨。假使确实是误杀，元咺为什么要控告他杀弟呢？假使元咺诬告他的国君，诉讼应当不能胜诉，为什么卫侯反而不能胜诉呢？晋国人难道不知道曾经为叔武杀了歂犬吗？刘原父批评《左传》是对的。《公羊传》说“最终杀了叔武”，意思是并非误杀。然而卫侯杀公子瑕和元咺都记载了，难道反而不记载叔武的被杀吗？或许叔武实际上没有被杀？元咺的出逃，是因为子角被杀，又因为自己是旧相而自疑，被驱逐而离开呢？赵子常

译说：“从僖公开始，臣下的权力日益专断，那些出逃的人并非因为有罪，就是强大家族相互倾轧，否则也与关乎国家命运以及公子未被正式任命的情况不同，所以史官特意记载下来。”

译陈侯欵去世。

他的儿子朔即位，这就是共公。

秋天，杞国的伯姬来到鲁国。

这是为了来谢罪并求取和平。

公子遂出使齐国。

张主一说：“公子遂出使齐国，是为了消除夺取谷邑的怨恨，可见中原诸侯尊重霸主权柄到了这种地步。”

冬天，鲁公在温地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

周天子在河阳巡视。

刘原父说：晋侯召见周天子，自己觉得不顺理，便让天子说是巡视，以掩盖其罪行。巡视本不该记载，现在记载，是为了表明巡视是因为晋侯召见。杜预认为晋侯也有罪，但情理上顺从，胡安国因此采纳他的说法来解释经义。既然说是罪，又说情理顺从，这也不通晓言辞的含义了。《谷梁传》说：为周天子避讳；《公羊传》说：不赞成再次召见天子。求而不得，于是寻求鲁国史官的说法，靠近温地而远离践土。避讳近事而不避讳远事，这是鲁国史官的妄说，用以区别于践土之事。孔子说：以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现在解说《春秋》，谁不是秉承这个义理呢？但这不是孔子的话。圣人的史书，本来是为了教化，所以说：乱臣贼子害怕。周天子有地位衰微的嫌疑，晋侯得以摆脱召见君主的罪名，即使称之为典范，又怎能作为警戒呢？君子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信守道义如何能停止？那么即使端正君臣关系、阐明王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况所谓召到温地，必定能召到洛邑，这又是臆测之说！如果孔子原本因晋侯自嫌的言辞，而给予宽恕，那么履霜坚冰的渐变，难道不值得畏惧吗？经文先记载在温地会见，后记载巡视，大概是周天子听说后前往。温地属于河阳，水北叫阳，温地在河北，王者没有内外之分，不能说不是合适的地方。那么为周天子和晋侯避讳，记载王子虎，是为了尊崇王室，保全霸主的功绩。可信吗？回答说：诸侯有疑虑，就在会见时结盟，由同王官的霸主临视，霸主不参与结盟。从齐桓公以来，没有改变。子常容知道王子虎参与结盟吗？传文有记载：周王命令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在会见时发布命令，任命晋侯为诸侯之长，并没有说参与结盟。何必为翟泉结盟避讳呢？王官的人不避讳，由此知道不是王子虎。

壬申日，鲁公在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朝见。

传文说晋侯带着诸侯朝见，那么就不只是鲁公一人了。不记载月份，杜预说是缺文，认为是因为记录内政而只记日期。赵伯循说：记录内政记载日期，为什么不记载月份呢？《公羊传》的说法不对。《谷梁传》认为是失去了所依附的对象，就像晋文公行为已乱而不尊崇周室。赵伯循说：这样说，就牵强附会了。

晋国人抓获卫侯，把他押解到京师。

晋人，是晋国的会见者。温地的会见，传文说“讨伐卫、许”，而在下面记载交讼之事，那么卫侯已经赴会，又为什么不记载“卫侯来会”呢？记载“在巡视后抓获”，那么是晋侯派人另外抓获的，说是在周天子巡视之前抓获，传文不符合事实。《谷梁传》说：“这是进入卫国后抓获，说的是进入卫国。”大概必定有所传闻，符合经义。而陆淳讥讽他不知道咺讼之事，是不对的。襄公二十六年，晋国人因为卫孙氏的缘故，在澶渊会见，抓获宁喜。卫侯到晋国，晋国人抓获他，而经文不记载。解说的人说：“臣下抓获君主，不可记录，删去它。”而因为咺抓获卫侯，难道认为文公不知道这个，而《春秋》又为什么不删去呢？卫侯从楚国回来，说的是有奉迎。咺的出逃，是畏惧逼迫。卫侯的被抓获，不是因为咺的控告，而是倚仗楚国而不朝见，所以温地会见是为了讨伐，于是抓获他。归于归之于赵伯循，认为传文抄写衍文或缩略，其义理一致，不烦妄加解释。归义于此，假借义理行事罢了。

卫元咺从晋国回到卫国。

惠王使周公忌父复位，郑国使公父复位，定公使宋国的荡意诸复位，都不记载。必定是挟持外援才能回来，然后才记载。这里说“从晋国”，是讥讽他在晋国。君主回来，就亲自出使而回到晋国；君主出逃，就晋国奉送而回到卫国。胡安国说：“大夫不世袭其称复，是断绝他。”陈君举说：“卫元咺复归、宋鱼石、晋栾盈复入，都是刚硬的言辞。”

诸侯于是包围许国。

曹伯襄回到曹国，于是会见诸侯包围许国。

郑伯、襄莒子、邾子抓获君主回来，都不记载复归。这里说复归，失去国家不是两位君主不称名，这里开始称名，是罪过。罪过曹伯，是为了讥讽晋国。向巫史行贿，以求复国，轻视社稷宗庙，太严重了！君子想要端正性命之理，怎么可以苟且免祸呢？遂，是急于后事的言辞。得到复国而行动，不回国。而曹伯的自立，可以知道了。

二十九年春天，介国的葛卢来到鲁国。

介国是莒国的附庸国，在今莱州府高密县西南杜注，城阳黔陬县地，葛卢者，董氏《繁露》附庸二十里，名者也。赵子常说：“自僖公开始作颂以来，淮夷为夸，所以即使不见公也记载他，因为他能来。”

鲁公从包围许国回来。

饮酒庆贺，认为是功劳。这是鲁人不以朝见周天子为重。

夏天六月，会见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这是大夫交政的开始。洮地的会见，王室有变故，世子害怕不能即位，公卿大夫都不派遣，而下士实行，世子使令之私。而得以王人首载书者，齐侯为惠后叔带，及其公卿大夫不得已而盟也。事定则葵丘殊宰，周公不

译已经结盟了。至于翟泉，左氏认为那是郑国的旧地，这不过是诸侯存有疑虑罢了。诸侯对防地存有疑虑，那么内史掌管盟约，司寇监督誓约，这是王室用来对待诸侯的方式。为什么要对王人存有疑虑而与他结盟呢？洛阳城中有太仓，其西南有池水，这就是翟泉。洛水距离王城只有二十里。襄王复位后，晋侯考虑到群小尚未安定，所以举行这次盟会。在防地结盟，就不会使人惊疑。王子虎不参与盟会，说明这次盟会，是晋侯考虑事情周全，关乎天下大局的缘故。左氏认为鲁公在防地与王子虎结盟，是因为《公羊传》《谷梁传》的经文恰好有“公及”的字样，胡子就认为是避讳，认为鲁公贬低卿大夫，这违背了经文的真意。然而这却开启了大夫交相执政的风气，到了严重的时候，就有国君跟随臣子结盟的情况，比如郑伯与伯有，卫侯与析朱鉏、北宫喜结盟。再严重的话，就是臣子胁迫国君结盟，比如赵鞅在公宫结盟。这种趋势真是令人畏惧啊。秦代以后蔡邕的《独断》说：襄公二十六年的澶渊之盟，宋国的向戍排在郑国之下，这与这次盟会都在防地之后，或许是这样吧。

译秋季下大雨和冰雹。

不记载月份和日期，是史文有缺漏。胡子说：“冰雹，是乖戾之气阴邪胁迫阳气，象征臣子侵犯君主的灾异。”

冬季，介葛卢前来。

因为之前没有见到鲁公，所以再次前来款待叔孙。佐说：没有在宗庙接受朝见，所以不写“朝”。陆氏说：葛卢只是因事而来，本来就不是来朝见，所以不在宗庙接受，因此只写“来”。既然如此，就不能像《公羊传》所说的那样认为是“不能在宗庙行礼”。赵企明认为第二年入侵萧国，因此张氏认为这是为了寻求援助，出兵或许就是这样。

三十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狄人侵犯齐国。

胡子说：“上文记载狄人侵犯齐国，下文记载包围郑国，直接记载事实而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髙抑崇说：“齐桓公在召陵之后，记载狄人侵犯晋国；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之后，狄人侵犯齐国。狄人敢于欺凌侮辱，而两位霸主却不互相排斥抵御。”

秋季，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元咺。

胡子略说：元咺没有尽到臣子的礼节，然而《春秋》主张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别人责备轻微。卫侯在国外，却以国家名义杀人，等待杀了人之后才回国，这是志在杀元咺和瑕。大臣跟随君主作恶而不能制止，所以说：“是君主和大夫专权杀人。”

以及公子瑕。

根据《左传》，瑕被立为国君，已经过了一年。现在只称“公子”，赵氏认为瑕是元咺假立，而自己掌握国家大权，如同没有正式即位，所以用君主杀大夫的措辞来叙述，并且排在元咺之后。既然如此，那么《左传》失实。胡子认为瑕能够抗拒元咺、坚守节操，这是不对的。坚守节操的人必定退隐到野外耕种，认为吃那里的粮食是不义的，或者干脆违背而去，这样才可以。牵连到元咺，所以延及公子瑕。元咺活着则公子瑕活着，元咺死了则公子瑕也死罢了。说他们不是同党，是不可以的。

卫侯郑回到卫国。

郑国用卿的职位贿赂周歂、冶厪，所以依据他们自降身份的实情而记载名字。公子瑕摄政而没有正式即位，与国人拥立叔武的情况不同，说明他的地位并未断绝，所以再次回归不写“复”。然而成公十五年，晋厉公拘捕曹成公，他回国时记载“从京师杀了士荣”，那么鍼庄子将卫侯送到周王室并安置在深室中，是晋国的行为，请求周王命令来杀卫侯。天子说：“不可以，君臣之间没有诉讼。”元咺虽然有理，也不能听从。作为臣子却杀君主，又哪里用得着刑罚？晋国人于是送卫侯回国。《左传》说鲁公为他请求，向晋国进献十瑴玉，这是对的。进献王玉，是不对的。《春秋》以“自归”为文辞，命令不系于王权，不归因于晋国，大概是散乱的辞令。难道仅仅是为了不让卫国的诉讼连累京师吗？

晋国人、秦国人包围郑国。

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泛南。各自派遣防备的人包围郑国，所以称“人”。杜元凯依据传文解释经文，是对的。各家认为晋侯、秦伯被贬称为“人”，不知道函陵、汜南距离郑国都城还很远。既然这样，难道没有贬义吗？翟泉没有到达，是郑国的罪过。过了五年两国才在两地结盟，没有旧怨，是明显的。《左传》说修怨的话，失实了。然而不修正文告，就举兵包围他们，那么霸主也太过分了。秦国背叛夏盟，与晋国联合出兵，是从这时开始的。

介国人侵犯萧国。

萧国的杜氏说宋国的附庸国。

冬季，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公子遂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

冡宰上兼三公，其职责非常重大。周天子因为鲁国两代朝见的缘故，而宰周公亲自前来，情意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鲁君不朝见，却以聘礼向上询问，如同平等交往诸侯一样。不专办一件事而兼办多事，胡子认为这是把周王室等同于列国，《春秋》所诛讨而不听从的。

三十一年春季，夺取济西田地。

济西的田地，大概是鲁国的田地。济水从荥阳向东流过鲁国的西部，到乐安入海，所以有鲁济、齐济、钜野之西，现在为东平。东平西北为范，都是济西。现在东平、汶上县与寿张故城相接，而济水流经其西，就是济东，所以说：“从洮以南依附于济东，都是鲁济了。”东边与鲁国交界，北边与齐国交界，南边与曹国交界，那块地归还鲁国，现在说济西，就是鲁济。宣公元年，齐人夺取济西田地；到宣公十年，齐人归还我们济西田地，而认为是曹田，这是《左传》、《公羊传》的荒谬。襄公十九年，夺取邾田从漷水，记载“邾济西”，如果是曹田，为什么不记载呢？晋国拘捕曹伯，不应该过了四年才开始分割他的土地，赵伯循指责传文荒谬是对的。而且分割曹田的，是晋人愤怒于楚国的诡计，现在曹伯襄已经返回楚国，又已经退让，即使是宋人也必定不能保住他的赏赐。鲁国凭什么分割曹田呢？传文前后自相矛盾，必定没有考察事情的原委。《诗经》歌颂僖公恢复周公的疆域，考察僖公年间的经文没有这件事，难道不是歌颂这件事吗？书法与成公二年夺取汶阳田地相同，济西、汶阳都是鲁国的旧地。赵子常沿袭杜氏的说法，说因为是霸主所以不系于曹，这是过于相信传文。宋国大举进献郜鼎，难道有实际是曹田而不记载的吗？既然这样，从哪里夺取的呢？齐鲁之间，是闲田。

公子遂前往晋国。

说的是济西田地。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

周朝以建子月为正，王者必定在岁首进行郊祭，百神接受职事。三代不同，周朝郊祭恰好与冬至同月，不是因为长日之至。日常用辛日，难道每次都是辛日吗？《周礼》小祝掌管防戎之事，保卫郊祀于社。薛尚书远说：“王安石两读者，不是依据文辞郊社同在一个祭坛。”秦坛说三百步，四周为泽宫。魏

译儒芳说祭坛有四个门，门外是四郊。从觐礼的大致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所以《逸周书》说：“在周地的中央设立大社，处于四周的中心，建立大社，就是泽水中央的方丘，而把它的顶部修成圆形，也就是地上的圆丘。”大司乐在冬至时，用阳声来招引阳气，音律依次相承，所以天神降临；在夏至时，用阴声来招引阴气，音律相互滋生，所以地祇出现。合起来经过九次变化，音律相互和谐，所以人神感应。这就是所谓的大合乐，不是分开的祭祀。在二至时演奏音乐，就分别用阴阳来招引验证。等到祭祀天地，以后稷配享，就与大社相同，这是坤顺承天、合同而化的意义，遵循《中庸》中关于郊社事奉上帝的话，薛氏的说法是对的。鲁国的郊祭，是史角为惠公请求的。然而曹刿劝谏观社时说：“天子祭祀上帝，诸侯辅助他接受天命；诸侯祭祀先王先公，卿大夫辅助他接受职事。”那么是有这种制度的，但鲁国不曾敢使用。僖公首先举行郊祭，所以《鲁颂》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龙旗承接祭祀。”是说庄公的儿子明言郊祭始于僖公。《祭统》是汉代儒者的浅陋之见，说成王并且连同康王，中间没有确定的主祭者，是附会防闲的说法。鲁国郊祭不合礼制，说是求取吉祥的方法，三四次认为不是《公羊传》的错误。《周礼》中的祭祀，先占卜吉凶，占卜牺牲和日期。《左传》说：“礼不占卜常规的祭祀，郊祭用岁首的上辛日，有常规无需占卜。”这是郊祭的礼制。记载礼制的人说占卜郊祭是受命于祖庙，在祢宫制作牺牲。赵企明认为这是鲁国的僭越，而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常规典制。《左传》中启蛰时，孟献子祈农，都是鲁国迁徙避忌的礼制，郊祭迎接长日的到来。郑玄说：“建寅月是日长之时。”这是因为《左传》错误地把鲁国的事当作周朝的事。赵企明认为郊祭是鲁国的僭越是对的，然而说启蛰祈农的郊祭是鲁人迁徙避忌的制度，那也是不对的。《周礼》中大乐师在圆丘演奏圜钟，那么天神都降临，怎么能说启蛰祈农不是周制的呢？只是这五帝因事而祭，并且祈求年成和田祖，都在社进行，郊社是一回事。鲁国郊祭大报天主，配以月，这不是诸侯的职责了。又鲁国郊祭曾经在孟春，孟春是建子月，是周正。占卜郊祭在三正之月，每旬占卜一次，所以在启蛰之月，恰好是第四次占卜郊祭罢了。难道曾经避开孟春的上辛日吗？《鲁颂》说：“春秋不懈怠，享祀无差错。”那么四时错举，也不正与周朝同秩。比如成公十七年九月内郊，就是这样。

译于是免去牺牲。

未宰杀时称为牛，占卜之后称为牲。牺牲已成却占卜郊祭，这是君主怠慢的表现。谷梁子说：“免去牺牲时，为它穿上黑色上衣和浅红色下裳，有司穿着元端礼服捧着它送到南郊，免去牛也是这样。”这种说法不对，辨析见后文。

“犹”是表示遗憾的词语。“三望”是指四方之望。戴氏认为鲁国地处东方，靠近泰山、济水，却去望祀西南北三方，这是《公羊传》指泰山、黄河、大海。胡氏听信此说。按孔颖达、李瑾认为鲁国在汶水之南，泰山在汶水之北，《鲁颂》称泰山，是鲁国所瞻仰的，并非周公百里封疆之内。赵企明于是说岱山、济水、淮水都失实了。贾逵、服虔、杜预都认为分野之星、国中山川为三望。按《尚书》说“望秩于山川”，那么望祀不能说分星、国中山川，也不能说望祀。古代天子四望，鲁国僭越天子，却不敢完全相同，所以三望以自别。然而望礼或许依附于类祭，依附于柴祭，现在不祭天而望祀，在失礼之中，又失礼了。

秋七月

冬杞伯姬来求妇

伯姬的到来，是因为杞国衰微被侵，借伯姬来寻求庇护。然而杞侯失去丈夫的刚强而不加制约，僖公因为是兄弟而不拒绝，大概两者都被讥讽了。于是僖公的女儿叔姬归嫁，成为杞桓公的夫人，不记载归嫁，是礼仪不够完备吗？看见出嫁而归丧，大概征兆在此。

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帝丘，即今滑州滑县东北七十五里，古濮阳，颛顼帝的故墟，所以叫帝丘。今淇县西朝歌，是卫国的都城。其左侧正受狄人冲击，大概狄人在今真定府以南，古中山，连绵顺德府。平乡县本在卫国以北，所以南迁帝丘以躲避。占卜年份后迁都，大概甯俞参与谋划。卫成公不自强，而晋文公不去救援，大概霸业衰微了。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郑伯姬卒。

子兰继位，这就是文公。

卫人侵狄。

秋，卫人与狄人结盟。

狄人有乱，卫人侵狄。狄人请求讲和，卫人与狄人在狄地结盟。记载“卫及”，是卫国所希望的，这是讥讽。

冬十二月己夘，晋侯重耳卒。

子驩继位，这就是襄公。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进入滑国。

滑国靠近卫国和郑国，秦国戍守郑国，必定借道。进入其国都，称为入。

齐侯派国归父来聘问。

国氏归父，是名卿。桓公、文公兴起诸侯，不相聘问。于是晋文公去世，而齐昭公聘问鲁国，难道是想要继承霸业所以修好？吴氏说是报答公子遂，哪有六年后才报聘的呢？

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

“人”，蜀汤氏说：晋襄公在灵柩旁打败秦军，诸将靠近，及者，晋人在上面角斗，姜戎在下面掎角，不同阵势。姜戎本为允姓，其后戎子驹支说：“谓我诸戎，四岳之裔胄”，大概因冒用姜姓。今陕州卢氏县北连灵宝，古虢略，姜戎应当在那里。《国语》：“宣王败绩于姜氏之戎”，大概由来已久。殽，今陕州东硖石关，杜注：“在渑池西，晋河外虢略东境之地”，晋在北，戎在南，所以趁秦入滑，邀击其归途。赵子常说：“外相败不书，因为秦人背晋而戍郑，将趁机袭击，在晋郑之间反复，这是霸业所应讨伐的，所以日谨之，与之以继伯而讨罪。”今按先轸的谋划说：“秦不哀悼我们的丧事而攻打我们的同姓之国，秦则无礼，何施之为？这话不可与秦子比而同。”胡氏都认为是去仁义，怀利以相与，岂不太过分了？

癸巳，葬晋文公。

晋先前有文侯，现在又谥重耳为文，所以叫二文，不合礼制。

狄人侵齐。

公伐邾，取訾娄。秋，公子遂率师伐邾。

趁晋国有事之际。

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人”指郤缺，称人是因为尚未为卿。传曰：郤缺俘获白狄子。季明德认为是今广平北肥之狄，非白狄，不对。箕，晋地，今太原府大谷县东三十里古城，邑县南狄至，这是深入了。陈君举说：凡列国败之不书，据隐九年郑人大败戎师，闵二年虢公败犬戎之类，只有晋特书之。特书晋者，晋帅天下诸侯以安诸夏，存中国。前年狄侵齐，去年狄侵卫，而不能救，于是伐晋，大概仅而后胜之。以是为盟主病矣。

冬十月，公如齐。

报聘也，而自行，僖之轻身，为已甚矣。季明德言，僖女为齐昭夫人，经不见，无据。

十有二月，公至自齐。乙巳，公薨于小寝。

小寝，内寝也。君薨，必于路寝，就群臣百官，以明授受，正其终也。赵伯循曰：大位，奸之窥也；危病，奸之伺也。若蔽于隐，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也。胡子言：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则非疾时事矣。僖从桓文有功焉，舍是无足取。诗有

译不过是过分赞美罢了。

降霜却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了果实，

整个冬天都不寒冷。孔子说：“上天失去了它的常道，草木尚且违背它，何况是君主呢？”于是灾异的征兆显现，三桓被驱逐出鲁国了。

译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许国，

是因为讨伐许国对楚国怀有二心。赵子常说：“前年楚国斗章向晋国请求讲和，晋国阳处父回报了他，晋国与楚国才开始互通往来。这是文公的功劳。襄公刚开始有志于诸侯，不先安定东方诸侯的邦交，却对许国用兵，这不是正确的次序。虽然如此，攻打楚国还可以，攻打沈国就过分了。”

春秋明志录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明志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明志录卷六 明 熊过 撰

文公

名兴，是僖公的公子，母亲是声姜，在位十八年，谥法说：慈爱惠民叫做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第二年虽然还没有安葬先君，称公是不可以的，因为旷年没有君主。殷代则在君王去世的那一年，继位的君主就改元，太甲在二十五月就除丧吉祭，仲壬的末年，就称元年了。胡子说告祭宗庙、临视群臣的礼仪，认为不可以借吉礼，所以由冢宰代理。查考《伊训》的话说：“伊尹在宗庙祭祀先王，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那么太甲进入祖庙，文意非常明白，而解说的人却说只是告祭奉持太甲的事情罢了。侯甸各地的诸侯都在，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事来听命于冢宰，在位的在庙里，这是太甲在庙里已经临视群臣，有古代天子在宗庙朝见诸侯的礼仪，听命的是听政事罢了，冢宰平时也听政，只是在丧期听政，不向君主报告罢了。又那灵柩前的位置，就是刚死时的位置。《丧大记》记载国君刚死的礼仪说：“已经端正尸体，儿子坐在东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站在东方，有司庶士在堂下北面哭泣。”刚死的时候，就区别嫡庶。有人怀疑古经十二卷，公即位为公，就是立，以诸侯接受王命而立，不得称即位，位讹传为立，也是诬妄的。安葬蔡平公，蔡太子宋失去位置，鲁国人知道他不能善终。孟子说：“即位而哭，百官有司没有敢不悲哀的。”那么代理告祭宗庙、临视群臣是不对的。孔子说“百官总己以听冡宰”，而后来的贤人却都想代理告祭宗庙、临视群臣，他们也是不仔细考察《尚书》的意义了，又何必怀疑康王呢？吕伋在灵柩前迎接正位，他出到应门之外与诸侯出庙门等待文正相接，哪里有代理的礼仪呢？苏氏怀疑他穿冕服是失礼，却不知道凶服不可以进入宗庙，而且他借用了黼裳而没有改变冕麻，那么也不是纯粹的吉礼了。如果晋侯已经安葬了平公，那么脱下冕服已经很久了，所以不可以穿吉服相见。成王正在殡期而冕服没有脱下，应该没有不可以的。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授时历推算这一年三月癸丑朔，加时在白天，距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十七分，进入食限。姜岌说二月甲午朔，没有癸亥；三月癸亥朔，进入食限。大衍历同先天历推算得二十六日五千九百七十三四，进入食限。大概是因为失闰三月是不合礼的，而一定要归余，是不懂历理了。

天王使叔服来防葬

叔氏名服，是周内史中大夫，天子派大夫安葬诸侯，是合乎礼的。赵子常认为合乎礼，就不记载月份，这不是事实。这本书在二月癸亥日食之后，〇说不记载月份。凡是诸侯五月安葬，僖公到这时才去世，三个月就安葬他，如果确实来了，可以说是不合度了。子常说：根据四月才安葬，中间有闰月，王臣不在前两月到来，岂不是臆测之说呢？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毛是文王的儿子，封在畿外，国防说，当时诸侯没有再叫毛的，或者是世代侍奉王朝，本是绝〇，从此以后常称毛伯，国名尚存，仍然是伯爵，必定受得了采邑，是畿内的诸侯。现在查考《诗序》季孙行父向周请命，以当时考之，是为文公请命。诸侯丧事完毕，穿士服见天子，天子在宗庙赐给他韨冕圭。文公即位四月，斩然穿着衰绖而赐给他韨冕，拒绝韨冕就是不忠，脱下衰绖就是不孝，这是王让人处于两难境地了。

晋侯伐卫

叔孙得臣如京师

得臣，是公孙兹子，叔牙的孙子，这就是庄叔。不称使有司，好像以〇交之常礼行矣。

卫人伐晋

晋文公晚年，卫成公侵犯郑国。襄公小祥，告知诸侯而伐卫，到达南阳。先且居请求朝见天子，而自己跟随军队，那么围戚的，虽然是且居，而伐卫的，是晋侯。赵子常说继承文公的功业可以，而以书侯为贬，则是企明的过错。卫称人，孔达将也，大夫将，犹称人也，其诸无辞于伐者欤？秋而晋疆戚田，岂《诗》所谓“畏天之威”者然？直书而其事自见，书人非贬也。

秋公孙敖防晋侯于戚

敖是庆父的儿子，于是礼乐自大夫出矣。礼卿不得防公侯，戚是卫邑。今开州，古顿丘地。左氏晋侯疆卫田，季明德以文宣时，晋界尚未交于卫，是不知晋襄自以伯主正其所侵之地，假义行之，非必归己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圣人书此者，使天下后世察于人伦，知所以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恶之名、诛死之罪也。

公孙敖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