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管窥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管窥》十二卷。

本朝徐廷垣撰写。廷垣是秀水人，官职为新昌县县丞。朱彝尊的《经义考》中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怀疑他的书成书较晚，朱彝尊没有来得及见到。自从孙复以后，解说《春秋》的人开始崇尚深刻。朱熹说他们的做法如同商鞅的法律，在道路上丢弃灰烬的人都要受刑，这是说得太过分了。南宋以来，沿袭这种遗留的说法，往往务求苛刻索求，于是使得二百四十年间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甚至到了贬黜天王、改易正朔的地步，把天下千件违背道义的事情，诬称为孔子的特笔，从而使神圣的经典更加被邪说扰乱了。廷垣在自序中驳斥各位儒者的失误，其中有这样的话：“世人只知道推崇圣人，却不知道孔子当时本来就是一个鲁国的大夫。对于周天子来说，他是自己的大君；对于鲁公来说，他是自己本国的君主；对于列国诸侯来说，都是周天子所分封、与鲁君地位并列尊崇的人。身为陪臣，写私人著作来赏罚王侯君公，这是犯上作乱的行为，难道圣人肯这样做吗？如果说所诛绝的不是在位的王公，难道先王先公就可以被诛绝吗？”等等，他的立论最为正大光明。他又自述注释的体例说：“用《左传》的事实来印证经文，用经文的异同来辨别《公羊》《谷梁》二传及各位儒者论释中的条例，那些符合义例、先后没有违背的不再置议。如果那些曲解偏断、道理有窒碍的，就依据经文先后的条例来驳正。”等等，他的立义也明白坦荡。其中像桓公不书王之类，偶尔也沿袭旧说，但大体纯正，多得经文真意。与焦竑、袁熹的《阙如编》，都是近代《春秋》家中卓然出众的著作。旧书虫蛀腐蚀，字句间有残缺，没有别本可以校补，但大体宏纲炳然无损，正不会因为一两个断简而废弃它。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管窥原序

我私下观察《春秋》一书，与礼经互为表里。礼经保存其体制，而《春秋》彰显其应用。所以必须先通晓礼，然后才能通晓《春秋》。过去鲁国的史籍注记，本源于周公遗留的制度，史书的旧章，卓然都有法式。因此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象和鲁《春秋》，感叹说：“周礼全在鲁国了。”后来史官失职，赴告防书，有的不能完全符合法式。孔子取来加以修订，完全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凡是有关礼教、妨碍词训的，就刊正它，以保存一代的典礼。所以左氏发凡说：“称之为礼经，是说《春秋》的凡例，都是周公所制定的。”礼经明确，圣人所笔，行动依据典型，起初未曾私自立法，以褒贬讥讽当世行事为目的。褒贬讥讽尚且不敢私自进行，何况敢实行赏罚呢？子思子说：“不是天子不议礼，不制定制度，不考订文字。即使有那个地位，如果没有那个德行，不敢制作礼乐。即使有那个德行，如果没有那个地位，也不敢制作礼乐。礼乐尚且不敢制作，何况敢赏罚王侯君公呢？”然而论者说孔子作《春秋》，行使天子的事，善的赏他，不善的罚他。王可以黜其天命，君可以削其即位，列国诸侯可以称人以名之，侯黜为伯为子，子陟为伯为侯。又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在前诛死，在后惧生。”甚至说圣人以天自处。这些都是只知道推崇圣人，却不知道孔子当时本来就是一个鲁国的大夫。对于周天子来说，他是自己的大君；对于鲁公来说，他是自己本国的君主；对于列国诸侯来说，都是周天子所分封，与鲁君地位并列尊崇的人。身为陪臣，写私人著作来黜陟赏罚王侯君公，这是犯上作乱的行为，难道圣人肯这样做吗？如果说所诛绝的不是在位的王公，难道先王先公就可以被诛绝吗？直言无忌，是招祸的原因。纵然说深藏其书，不轻易示人，然而圣人是不欺暗室的，明知犯上干禁而故意这样做，又深藏起来企图侥幸免祸，这必定是没有的事。举世沿袭先儒的论调而不探究其错误，假使有妄人操笔，也说：“我想效法《春秋》。”也削去天子位号，黜陟当代公卿，将用什么言辞来遏制他们呢？《春秋》本是鲁国史书记事的书，圣人特别在这里加以谨严。如君主的举动必书，水旱灾祥，民事必志，朝聘防盟，伐灭奔救，告则书，不告不书，田猎祀事有关礼的而后书，常则不书，都是为了阐明周公的制度。至于其是非美恶，则因事而自见，起初没有异词。偶尔有曲从讳避，微文见志，也都是臣子忠厚悱恻的情怀，而没有谤讪不平之气。所以言之者无罪，览之者足戒。左氏称《春秋》之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这五点足以概括《春秋》的法度了。何曾有赏罚之说呢？有的以诸侯称名，称子，称人为罚；大夫称字为赏，去族为

译刑罚，不知道诸侯失去封地，同姓被灭名，蛮夷君主称子，这些都记载在礼经中。至于简略而不书写、称人以微贱者、称人大夫称其族、尊崇君命、舍弃族称而尊崇夫人、嘉奖而称字、厌恶而去氏，全都发端于凡例，这是赴告防书的体例，怎么能说是孔子的赏罚呢？我私下看到各家解释经义，大多随意穿凿附会，同样的书法，却左右解释不同，先后意义各异。比如盟防战伐的区别，内志外志的区别，公出书写至的区别，过时危之远之之类，都是枝蔓之辞附会防备，毫无证据。并且说圣人的笔法如同造化之功，随事立论，变化无穷。唉！圣人作《春秋》，本意是让是非井然有序，成为不可刊改、不朽的典常，却故意变幻莫测，让学者眼花缭乱而不知主旨所在，这难道是昭示后人的做法吗？我感慨《春秋》的真义，千年来竟成为迷途。我私下不自量力，用《左传》的事实来质实经文，用经文的异同来辨析《公羊》《谷梁》二传以及汉晋宋诸儒论释中的例义。那些符合义例、先后没有违背的，不再置议；如果那些曲解偏断、理有窒碍的，就依据经文先后的例义来驳斥纠正。原本是用经来辨析经，不敢妄用自己的见解，命名为《春秋管窥》，不知道是否真的符合圣人的心意，姑且供好学深思的人阅览罢了。徐廷垣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管窥卷一

新昌县县丞徐廷垣撰

隐公

元年

“元”是开始的意思。继位的君主在第二年即位，上承宗庙，下临万民，政教号令，都从这里开始。君主如果敬重这个开始，就会兢兢业业，从而能够克服艰难，稳固他的君位。所以不叫“一年”，而称为“元年”，这是重视开始。这一年是鲁隐公的元年，不是周天子的元年。诸侯奉行天子的正朔，应当遵从天子的统绪，但周王室失去了政令，不向天下颁布正朔，各国不知道所应承奉的，所以各国史书各自以本国君主的年号记事，而不能通达于四方，于是又用事件来标记年份。比如鲁国回答襄公询问年龄时说“在防于沙随的那一年”，我寡君出生；晋国推算绛县老人的年龄说“这是在郤成子防于成匡的那一年”，都是这样的例子。《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所以以鲁国的年号记事，而从隐公元年开始，是因为平王东迁后，不能振兴周室的基业，下凌上替，王室日益卑微，圣人担忧纪纲法度逐渐消亡，所以选取鲁国史书的旧文，加以裁制笔削，寄托周公的典礼，作为一代的宪章。而隐公元年，正值平王末年，正是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寄托开始。

春王正月

“春”是季节之首；“正”是月份之首。国史记载事件，必定系于岁、时、月、日，以排列先后。而《春秋》的名义，取自于时，所以每年必须具备四季，即使没有大事，也记载季节之首的月份，以完成岁序。而节候的早晚，阴阳的顺逆，天时民事的从违，也可以在这里考察。这是史书与历法互相为用的地方。首月必定冠以“王”，是为了尊崇天子的正朔，表明四海之内，没有人敢不奉行。隐公不记载即位，左氏认为是摄政。所谓摄政，是代行其事而不居其位的意思。比如伊尹辅佐太甲，周公辅佐成王，都是因为继位君主年幼，不能临朝执政，所以总揽政事以居摄，不敢践天子之位，自认为天子。四海臣民，也没有以天子看待他们的。现在隐公自称“寡人”，臣民称他为“君”，天子聘问大国，防问小国，朝见天子，谁说他不是君主呢？怎么能说是摄政呢？谷梁认为这是成全隐公的志向，这是对的。隐公的志向在于让位给桓公，那么他举行告庙即位的礼仪，未必不简略。或者像后世元旦免除朝贺那样，《春秋》成全他的志向，所以元年记载正月而不记载即位。后来十年都没有记载正月，以表明隐公让位的志向最终实现。东莱吕氏说，自从周王室失去政令，诸侯私有土地，专擅封国，父死子继，不知道受命于天子，所以《春秋》首先削去隐公的即位，以阐明万世为子为臣的大义。他的议论很高。然而周朝的一千八百个国家，建立于唐、虞、夏、商，父死子继，沿袭已久。在西汉盛世，诸侯去世，也不过是报告终丧而已。继位君主除丧后朝见天子，未曾等待命令而后即位。如果一定要等待天子的命令，那么遥远的邦国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改换年号，或者天子朝廷有事，来不及赐命，难道要超过一年不立君主吗？这种形势本来不可行，也是前所未闻的。孔子作《春秋》，他的笔削惩劝，都依据周公的典礼，史书的旧章，起初未曾私自立法。又说：“即使有德行，如果没有那个地位，不敢制作礼乐。”礼乐尚且不敢制作，又怎么会有以前所未闻的礼仪，擅自立法，以削去先君的即位？这难道是圣人所敢做的吗？说惠公没有报告终丧，那么事情发生在《春秋》之前，凭什么知道他没有报告？不报告而天子怎么知道呢？以归〇吗？他不朝见是在即位之后，在即位时没有看到失礼。胡安国逆推而预先贬斥他。胡氏说内部不承继先君的国位，也没有根据。周朝自文、武、成、康的盛世，只有成王有顾命，其余都没有。难道都不承继先王的命令吗？惠公虽然因为仲子的祥瑞征兆而宠爱他，但未曾立为夫人，而说“〇位于桓”。如果想要“〇位于桓”，那么必定早以桓为世子。而隐公，不免有新城、蒲、屈的忧患了，还怎么能安坐以待诸大夫的拥立呢？既然没有立桓，那么他命令隐公，谁证明他没有缘故？知道不记载即位，是成全隐公的志向，不是孔子贬斥他。

附论周正

廷垣说：自古以来，王者改姓受命，必定改正朔，改变服色，推究天元的本源，顺承其意。夏正以寅月，殷正以丑月，周正以子月，符合天地人三统。三代各据一统，以交替升降，所以顺乎天而应乎人。孔子作《春秋》，在鲁隐公元年记载“春王正月”，左氏又系王于周说“王周正月”，大概正月就是首月。孔子为什么冠以王？是为了尊崇天子的正朔。天子不是周吗？左氏为什么又系之以周说：“三代的正朔不同，称王周，是说以子月为正，与夏殷不同。”而胡文定说周以建子冬十一月为岁首，商以建丑十二月为岁首，秦以建亥冬十月为岁首，都改年而不改时月。又说：“建子不是春，乃是圣人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