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管窥卷十一
防，称人者，以诸侯大夫而擅执人于天子之侧，又不归于天子，故称人以示贬。
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干侯。戊辰，公即位。
丧未至而君先定，既殡然后即位，故越六日也。凡君初即位不书，逾年改元即位乃书。今定公初即位，何以书？以昭公薨在去年，公立而不改元，书即位，是旷年无君矣。故书日，书即位以志有君。家氏谓定公簒君之子，受位于贼，书即位，从桓、宣之例，非也。昭既失国，其子自不能有国。公子宋为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实其次当立者。子家子曰：「君立君，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公子宋既为卿士，卜筮所从立焉，谁曰不宜？」当国乱无主之时，在公子亦不得髙谈揖让，置宗社于度外。凡属臣子，正宜共戴新君，以扶危定倾。而谓公非先君所命，不得立，先君既失国而不得有命，鲁将遂无君乎？谓受之意如不可，此非受之于意如也，乃卿大夫之所共谋而立者。君必待去意如而后即位，则终无即位之日矣。晋栾书、中行偃之弑厉公，迎周子，不闻以晋悼为簒，而受位于贼。宁独于定公比诸簒立之桓、宣乎？此皆刻求于人，不达时宜之论，非圣人意也。胡氏谓昭公于癸亥丧至，定之即位在戊辰，为意如所制，不得以时定，非谓正棺乎两楹之间，不知丧及坏隤。公子宋先入，羣臣已奉公子宋矣。不于即位日始定君也。夫吉凶不同日，未闻丧以是日至，君即于是日即位之礼，如晋大夫之迎悼公，庚午盟而入，至辛巳朝于武公，乙酉始即位于朝，未尝于入国之日遂即位也。胡氏又引《周书·顾命》，以成王之崩在乙丑，即于是日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宅忧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后定。不知翼室之延为居忧主，非即位也。康王即位自在癸酉，越成王崩已九日，又何嫌于定之即位越防六日乎？盖定之即位在戊辰，定之为防主，固在癸亥丧至时也。
译防，称人者，是因为诸侯大夫擅自在天子身边拘捕人，又不把人归还给天子，所以称他为“人”来表示贬斥。
夏六月癸亥日，鲁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鲁定公即位。
灵柩还没到而国君就先确定，等到安葬之后才即位，所以相隔了六天。凡是国君初次即位不记载，只有过了年改元即位才记载。现在定公初次即位，为什么记载呢？因为昭公死在去年，定公即位而不改元，记载即位，这是为了表明多年没有国君的情况。所以记载日期，记载即位，以表明有国君。家氏认为定公是篡位者的儿子，从贼人那里接受君位，记载即位，是遵循桓公、宣公的例子，这是不对的。昭公已经失去国家，他的儿子自然不能拥有国家。公子宋是襄公的儿子，昭公的弟弟，实际上是按顺序应当即位的人。子家子说：“国君确立国君，那么就有卿士大夫和占卜的龟甲在。公子宋既然担任卿士，占卜所确立的，谁说不合适呢？”在国家动乱没有主君的时候，作为公子也不能空谈谦让，把宗庙社稷置之度外。凡是臣子，正应当共同拥戴新君，来扶持危局，安定倾覆。而说定公不是先君所命，不能即位，先君已经失去国家而不能有命令，鲁国将永远没有国君吗？说接受意如的意愿不可以，这不是从意如那里接受的，而是卿大夫共同谋划而确立的。国君一定要等到除去意如之后才即位，那么最终就没有即位的日子了。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杀害厉公，迎接周子，没听说把晋悼公当作篡位者，而从贼人那里接受君位。难道唯独对定公把他比作篡位即位的桓公、宣公吗？这些都是苛求于人，不通晓时宜的言论，不是圣人的意思。胡氏认为昭公在癸亥日灵柩到达，定公的即位在戊辰日，是被意如所控制，不能按时确定，不是说正棺在两楹之间，不知道灵柩到达坏隤。公子宋先进入，群臣已经拥戴公子宋了。不是在即位那天才确定国君。吉凶不同日，没听说过灵柩在这天到达，国君就在这天即位的礼仪，像晋国大夫迎接悼公，庚午日结盟而进入，到辛巳日朝见武公，乙酉日才在朝廷即位，没曾在进入国家的那天就即位的。胡氏又引用《周书·顾命》，以成王死在乙丑日，就在这天在南门外迎接子钊，延入翼室，居忧作为天下主，不等到崇朝就确定。不知道延入翼室作为居忧主，不是即位。康王即位自在癸酉日，距离成王死已经九天，又有什么嫌弃定公即位相隔六天的呢？大概定公的即位在戊辰日，定公作为丧主，本来就在癸亥日灵柩到达的时候。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焬宫
冬十月陨霜杀菽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
两观者，雉门外之左右阙也。门与观并灾，而书及者，嫌于独灾观也。公谷皆谓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以灾自观始，不以微及大。若然后书新作雉门及两观，岂亦作自观始，而不以微及大乎？
秋楚人伐呉
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晋，至河，乃复。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庄公
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陈侯呉卒
三月，公防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防沈，以沈子嘉归，杀之。五月，公及诸侯盟于臯鼬。杞伯成卒于防。
重言诸侯者，以刘子之不与盟，非止有事间之也。再言公者，以盟与防，各地非止王官不与盟也。按首止、葵丘之盟，以王世子、宰、周公不与盟，故重言诸侯，不因有事间之与否也。马陵、戏、亳城北之盟，以无事间之，故不重言诸侯。祝柯、重丘之盟，以有事间之，故重言诸侯。柯陵、平丘之盟，以王官与盟，故不重言诸侯。不专因无事间之也。臯鼬之盟，王官不与，而地又各殊，若再防然，故又称「公及诸侯」，非重丘之仅异地比也。书法虽不一，而义例固井井，寻绎经文而自得。谷梁谓「后而再防，公志于后防也」。程子曰：「公以不获见于晋，故因防而求盟，此盟公意也，故书『及』。」按召陵之役，经文明列公防，未尝言后，何谓「后而再防，公志于后防耶」？公既与防十八国之君大夫，复盟，何用再求？盖「及」者，内及外之词，非汲汲也。缘召陵已书防，臯鼬之盟不可再言防，故称「及」，岂谓出于公意乎？
六月葬陈惠公
许迁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防
侵楚而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而辞之，不成其为侵矣。故至防而不至侵，谓公以得盟为幸，危不在侵者，非也。
刘卷卒
葬▯悼公
楚人围蔡
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
葬刘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呉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
与楚战者，呉也。先书蔡侯者，以呉子为蔡侯，所以也。呉能从中国以伐楚，故进而称子。囊瓦贪而致防，故称人。
庚辰呉入郢
复外呉者，以班处王宫，非道也。入而不能有其国，故不言灭。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归粟于蔡
于越入呉
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卒
冬晋士鞅帅师围鲜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防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二月，公侵郑。
公至自侵郑
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
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犂
冬城中城
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郓
此仲孙何忌也，不言何，阙文也。公羊谓讥二名，非也。《春秋》之书二名多矣，即鲁之季孙行父、叔孙得臣、公孙婴齐，皆二名，未之或讥，何独于何忌讥而改削其名耶？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齐侯郑伯盟于咸
齐人执卫行人北宫结以侵卫
齐侯卫侯盟于沙
大雩
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齐
公至自侵齐
二月公侵齐
三月公至自侵齐
曹伯露卒
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
公防晋师于瓦
此晋师救我，而公逆防之也。不书救者，齐已退，而晋亦不成其为救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陈侯柳卒
晋士鞅帅师侵郑遂侵卫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陈怀公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侵卫
冬卫侯郑伯盟于曲濮
从祀先公
左传》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是从祀者顺祀也。前之跻僖于闵为逆祀。则今之顺祀
译秋季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
九月举行大雩祭。
建立焬宫。
冬季十月降霜冻杀了豆类作物。
二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两观，是雉门外左右两侧的阙楼。门和观同时受灾，而史书用“及”字连接，是因为担心人们误以为只有观受灾。《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不写“雉门灾及两观”，是因为灾祸从观开始，不遵循由小及大的原则。如果这样，后来史书又记载“新作雉门及两观”，难道重建也是从观开始，而不遵循由小及大的原则吗？
秋季楚国人攻打吴国。
冬季十月重新修建雉门和两观。
三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君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
二月辛卯日，邾子穿去世。
夏季四月。
秋季安葬邾庄公。
冬季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地结盟。
四年春季周历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
三月，鲁君在召陵与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会合，共同侵犯楚国。
夏季四月庚辰日，蔡国公孙姓率领军队攻打沈国，俘虏沈子嘉回国，并将其杀害。五月，鲁君与诸侯在臯鼬结盟。杞伯成在防地去世。
再次提及“诸侯”，是因为刘子没有参与结盟，不仅仅是因为有其他事务干扰。再次提及“公”，是因为会盟与会合地点不同，不仅仅是因为周王室官员没有参与结盟。考察首止、葵丘的会盟，因为王世子、宰、周公没有参与结盟，所以再次提及“诸侯”，并非仅仅因为是否有其他事务干扰。马陵、戏、亳城北的会盟，因为没有其他事务干扰，所以不再次提及“诸侯”。祝柯、重丘的会盟，因为有其他事务干扰，所以再次提及“诸侯”。柯陵、平丘的会盟，因为周王室官员参与了结盟，所以不再次提及“诸侯”。这并非仅仅取决于是否有其他事务干扰。臯鼬的会盟，周王室官员没有参与，而且地点又各不相同，就像再次会合一样，所以又称“公及诸侯”，这与重丘仅仅地点不同相比更为特殊。书法虽然不统一，但义例却井然有序，推究经文自然能够明白。《谷梁传》说“后来再次会合，鲁君意在再次会合”。程子说：“鲁君因为未能拜见晋君，所以借会合之机寻求结盟，这次结盟是鲁君的本意，所以书写‘及’字。”考察召陵的战役，经文明确记载鲁君参与会合，未曾说后来才再次会合，为什么说“后来再次会合，鲁君意在再次会合”呢？鲁君既然已经与十八国的君大夫会合，又进行结盟，何必再次寻求？大概“及”字，是内部涉及外部的用语，并非急切之意。因为召陵已经书写了“会合”，臯鼬的结盟不能再写“会合”，所以称“及”，难道说是出于鲁君的本意吗？
六月安葬陈惠公。
许国迁都到容城。
秋季七月鲁君从会合之地返回。
侵犯楚国时，荀寅向蔡侯索取财物，没有成功就推辞了，这就不算真正的侵犯了。所以说鲁君到达防地而没有到达侵犯之地，认为鲁君以得到结盟为幸事，危险不在于侵犯，这是不对的。
刘卷去世。
安葬悼公。
楚国人包围蔡国。
晋国士鞅、卫国孔圉率领军队攻打鲜虞。
安葬刘文公。
冬季十一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与楚国人在柏举作战，楚军大败，楚国囊瓦出逃到郑国。
与楚国作战的是吴国。先书写蔡侯，是因为吴子是为蔡侯而战。吴国能够跟随中原诸侯攻打楚国，所以进而称其为“子”。囊瓦贪婪导致会合，所以称其为“人”。
庚辰日吴国进入郢都。
再次称吴国为外邦，是因为吴王班占据王宫，不符合道义。进入而不能占有其国，所以不说“灭”。
五年春季，周历三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
夏季向蔡国归还粮食。
越国进入吴国。
六月丙申日，季孙意如去世。
秋季七月壬子日，叔孙不敢去世。
冬季晋国士鞅率领军队包围鲜虞。
六年春季，周历正月癸亥日，郑国防速率领军队灭掉许国，俘虏许男斯回国。二月，鲁君侵犯郑国。
鲁君从侵犯郑国之地返回。
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
秋季晋国人拘捕宋国行人乐祁犂。
冬季修筑城中城。
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
这是仲孙何忌，不写“何”字，是文字缺失。《公羊传》认为讥讽双名，这是不对的。《春秋》中记载双名的很多，即使是鲁国的季孙行父、叔孙得臣、公孙婴齐，都是双名，未曾有人讥讽，为什么唯独对何忌讥讽并删改他的名字呢？
七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四月。
秋季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
齐国人拘捕卫国行人北宫结以侵犯卫国。
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
举行大雩祭。
齐国国夏率领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九月举行大雩祭。
冬季十月。
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君侵犯齐国。
鲁君从侵犯齐国之地返回。
二月鲁君侵犯齐国。
三月鲁君从侵犯齐国之地返回。
曹伯露去世。
夏季齐国国夏率领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鲁君在瓦地会合晋军。
这是晋军来救援我国，而鲁君前去迎会。不书写“救”，是因为齐军已经撤退，而晋军也不成其为救援。
鲁君从瓦地返回。
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
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接着侵犯卫国。
安葬曹靖公。
九月安葬陈怀公。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冬季卫侯、郑伯在曲濮结盟。
顺次祭祀先公。
《左传》记载：冬季十月顺次祭祀先公并祈祷。辛卯日在僖公庙举行禘祭。所以顺次祭祀就是顺祀。之前将僖公排在闵公之上是逆祀。那么现在的顺次祭祀
必升闵于僖矣。阳虎欲邀福先公。故顺祀以祈。而又恐获戾僖神。是以辛卯又禘僖焉。时僖公之庙未毁。故得于庙行禘。胡氏主蜀人冯山说。谓昭公至是始得从祀于太庙。非也。先公者非一公之谓。果昭公始得从祀。曷不云从祀昭公。而曰从祀先公也。谓昭公未得从昭穆而袝祭。则季氏必不为公立庙。不为公立庙。则无主。无主而始有主。则当云作昭公主。无庙而始有庙。则当云立昭宫矣。今无庙而竟以主祔太庙。又不明言昭公。而概曰从祀先公之理。且▯称辛卯禘僖公。既为昭公从祀于僖。何与而又禘焉。冯氏所论实于经▯俱未恊也。
译必定是将闵公升配于僖公之上。阳虎想要向先公祈求福佑，所以顺行祭祀以祈祷。但又担心会触怒僖公的神灵，因此在辛卯日又举行禘祭来祭祀僖公。当时僖公的宗庙尚未毁坏，所以能够在庙中举行禘祭。胡氏赞同蜀人冯山的说法，认为昭公到这时才得以太庙从祀，这是不对的。“先公”并非指某一位特定的先公。如果真是昭公才开始得以从祀，为什么不说是从祀昭公，而说是从祀先公呢？如果说昭公未能按昭穆次序附祭，那么季氏必定不会为昭公立庙。不为昭公立庙，就没有神主。没有神主而开始有了神主，就应当说制作昭公的神主；没有宗庙而开始有了宗庙，就应当说建立昭公的宗庙了。现在没有宗庙却竟然将神主附祭于太庙，又不明确说是昭公，而是笼统地说从祀先公，这不合情理。况且经文称辛卯日禘祭僖公，既然已经让昭公在僖公处从祀，为什么还要再次禘祭呢？冯氏的论述实际上与经文都不相契合。
盗窃宝玉大弓
盗者，微贱之称；宝玉，大弓，国之重器。故失得皆书。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郑伯虿卒
得宝玉大弓
六月葬郑献公
秋齐侯卫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
夏，公防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
谷梁曰：「离防不致以地，致危之也。」按▯例，特相防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防，成事也。桓之盟，唐文之盟，谷定之防，夹谷盟黄，皆特相防，即谷梁所谓离防也。例以地致，何危之之有？
晋赵鞅帅师围卫
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
书来归者，明出于彼志，而无勉强之词也。齐以莱人刼公，而孔子辟之以兵。齐命鲁以赋，从而孔子责归汶阳田。齐欲野享公，而孔子以秕稗，君辱弃礼，名恶止之。齐固心折于圣人，而不敢以非礼加鲁矣。但其归郓讙、龟阴田，谓齐人谢过而归，非也。盖齐景有志于复霸，蒲隧、鄟陵之盟，仅从徐、郯、莒、邾▯小国耳。若鲁、卫大国，固不能致也。及卫侯叛晋从齐，齐因致禚、媚、杏于卫，以固结之。今归郓讙、龟阴之田，亦所以固结鲁也。鲁、卫从而齐可复霸，故不惜土地之割也。若谓虚怀谢过，遽彻三邑，此非克己复礼之至者，未易能之。而况景公知礼之可以为国，而自谓不能者，而谓能剖其疆土以为谢过之实乎？然归田实出于齐志，而无所勉强，故不曰取。及归而特书曰「来归」也。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
秋，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郈。
宋乐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陈
冬齐侯卫侯郑游速防于安甫
叔孙州仇如齐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
暨者，与也，连类之词，非有所不得已也。胡氏谓仲佗、石彄见胁于辰，恐未必尔。二子为国大臣，自非义不可留，或廹于放逐，讵肯舎国亡家？辰虽公之母弟，而身且出奔，复何权势可以廹胁，而二子从之恐后欤？此知仲佗、石彄实辰之同志，辰固知其必从，故曰：“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
及者，言以我及彼为内外之分，内为王，外为客，叛固以及为主矣。盖奔则情非得已，出于人之所自欲；叛则非不约而同，必有为之首而后有为之从。辰为宋公母弟，于谊最亲，固他人欲叛，而辰宜讐之，絶之勿与通焉者也。今辰既与仲佗、石彄出，又与诸亡人连结入萧以叛，罔顾亲亲之谊，则甘为戎首者实在辰，而不在他人矣。春秋所以于其出奔称暨，而叛则称及也。
夏四月
秋宋乐大心自曹入于萧
冬及郑平叔还如郑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孙州仇帅师堕郈
卫公孟彄帅师伐曹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防齐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围成公至自围成
师加国内之邑，皆不言侵伐，而曰围，所以存国体也。
十有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
书次而不言其所伐，不成其为伐也。
夏筑蛇渊囿
大搜于比蒲
卫公孟彄帅师伐曹
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范中行氏伐赵鞅，鞅不得已而奔晋阳。曷为书“叛”乎？葢伐之虽在范中行氏，而围之者晋君之命也。君命围之，而鞅敢凭城以拒，非叛而何？鞅与寅、吉射，虽罪有轻重，而律以叛君之条，则固无二也。
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晋赵鞅归于晋
归者顺辞也。以韩、魏为之请，而晋侯许之，归故无难也。公羊谓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此言遂为后世跋扈之臣借口。按《左▯》：荀寅、范吉射不与围邯郸，将作乱，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知文子等五人谋，欲逐寅、吉射，言于晋侯而奉公以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而请复赵鞅。曷尝有兴晋阳之甲以伐君侧之恶之事哉？此先儒悮听流
译盗窃宝玉和大弓。
“盗”是微贱者的称呼；宝玉和大弓，是国家的重器。所以丢失和获得都要记载。
九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戊申日，郑伯虿去世。
获得宝玉和大弓。
六月，安葬郑献公。
秋季，齐侯和卫侯驻扎在五氏。
秦伯去世。
冬季，安葬秦哀公。
十年春季，周王三月，与齐国讲和。
夏季，鲁公在夹谷防备齐侯。鲁公从夹谷回来。
《谷梁传》说：“‘离防’不记载到达的地点，是为了表示危险。”按照体例，单独相互防备，往来都记载地点，表示谦让；三人以上，则去时记载地点，来时记载“防”，表示成事。桓公的盟会，唐文的盟会，谷地的防备，夹谷盟黄，都是单独相互防备，也就是《谷梁传》所说的“离防”。体例上记载地点，有什么危险呢？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包围卫国。
齐国人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
记载“来归”，是为了表明出于齐国的意愿，而没有强求的意思。齐国因为莱人劫持鲁公，孔子用军队加以制止。齐国命令鲁国缴纳赋税，于是孔子责问并归还汶阳田。齐国想在野外宴请鲁公，孔子用秕稗（劣质谷物）应对，以君辱弃礼、名恶为由阻止。齐国内心确实被圣人折服，不敢用非礼对待鲁国了。但认为归还郓、讙、龟阴田地，是齐国人谢罪归还，这是不对的。因为齐景公有志于恢复霸业，蒲隧、鄟陵的盟会，仅仅跟随徐、郯、莒、邾这些小国罢了。至于鲁、卫这样的大国，本来不能使之服从。等到卫侯背叛晋国跟随齐国，齐国因此将禚、媚、杏赐给卫国，以巩固结盟。现在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也是为了巩固与鲁国的结盟。鲁国和卫国顺从，齐国就可以恢复霸业，所以不惜割让土地。如果说虚心谢罪，立刻撤出三邑，这不是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极致者，是不容易做到的。何况齐景公知道礼可以治国，却自称不能做到，难道能割让疆土作为谢罪的实际行动吗？然而归还田地确实出于齐国的意愿，没有勉强，所以不说“取”。等到归还时特别记载为“来归”。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
秋季，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郈邑。
宋国乐大心出逃到曹国。
宋国公子地出逃到陈国。
冬季，齐侯、卫侯、郑游速在安甫防备。
叔孙州仇前往齐国。
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
“暨”是“与”的意思，是连类的词语，并非有什么不得已。胡氏认为仲佗、石彄被辰胁迫，恐怕未必如此。这两人是国家的大臣，如果不是正义不可留，或者被迫放逐，难道肯舍弃国家灭亡家族？辰虽然是宋公的母弟，但自身都出逃了，还有什么权势可以胁迫，而这两人跟随他唯恐落后呢？这说明仲佗、石彄确实是辰的同志，辰本来知道他们必定跟随，所以说：“我带着国人驱逐国君，谁和我相处呢？”
十一年春季，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邑以叛乱。
“及”是说以我方和彼方为内外之分，内为王，外为客，叛乱本来以“及”为主。因为出逃是情非得已，出于人的自愿；叛乱则不是不约而同，必定有为首的人而后有跟随的人。辰是宋公的母弟，在情谊上最亲近，本来如果是他人想叛乱，辰应该仇视他，断绝往来。现在辰既与仲佗、石彄出逃，又与各位逃亡者连结进入萧邑叛乱，不顾念亲亲的情谊，那么甘愿做叛乱首脑的实在是在辰，而不在他人。《春秋》所以在其出逃时称“暨”，而在叛乱时称“及”。
夏季四月。
秋季，宋国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邑。
冬季，与郑国讲和，叔还前往郑国主持盟誓。
十二年春季，薛伯定去世。
夏季，安葬薛襄公。
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邑。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
秋季，举行大雩祭。
冬季十月癸亥日，鲁公在黄地与齐侯盟誓。
十一个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
鲁公从黄地回来。
十二月，鲁公包围成邑，鲁公从包围成邑回来。
军队加在国内的城邑，都不说“侵伐”，而说“围”，是为了保存国家体面。
十三年春季，齐侯、卫侯驻扎在垂葭。
记载“次”而不说他们所讨伐的对象，是因为没有形成讨伐。
夏季，修筑蛇渊囿。
在比蒲举行大搜。
卫国公孟彄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秋季，晋国赵鞅进入晋阳以叛乱。
范氏和中行氏讨伐赵鞅，赵鞅不得已而逃往晋阳。为什么记载“叛”呢？因为讨伐他虽然在范氏和中行氏，但包围他的是晋君的命令。君命包围他，而赵鞅敢凭借城池抗拒，这不是叛乱又是什么？赵鞅与荀寅、士吉射，虽然罪行有轻重，但按照叛君的法条，本来没有两样。
冬季，晋国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以叛乱。
晋国赵鞅回到晋国。
“归”是顺从的措辞。因为韩氏、魏氏为他请求，晋侯答应，所以回归没有困难。《公羊传》说赵鞅夺取晋阳的甲兵，以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这话遂成为后世跋扈大臣的借口。按照《左传》：荀寅、范吉射不参与包围邯郸，将要作乱，讨伐赵氏的宫室，赵鞅逃往晋阳，晋国人包围他。知文子等五人谋划，想要驱逐荀寅、范吉射，向晋侯进言并奉公讨伐范氏和中行氏，荀寅、范吉射逃跑并请求恢复赵鞅的地位。哪里有过兴起晋阳甲兵讨伐君主身边恶人的事呢？这是先儒误听流
▯，而不究其事之真妄故也。
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卫公叔戍来奔。卫赵阳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
译〇，而不究其事之真妄故也。
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卫公叔戍来奔。卫赵阳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
夏卫北宫结来奔
五月，于越败呉于檇李。呉子光卒。
公防齐侯卫侯于牵
公至自防
秋齐侯宋公防于洮
天王使石尚来归脤
卫世子蒯聩出奔宋
卫公孟彄出奔郑
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
大搜于比蒲
邾子来防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鲁之郊以祈谷，当于建寅之月，养牲必在涤三月，卜之当在三月前，是以既养牲而帝牛有变，则改卜稷牛；稷牛不吉，及吉而又有变，则不郊。以再养牲，复在涤三月，必逾郊祀之期，故不郊也。今己子月而牛死，改卜牛而复在涤三月，自必逾于寅月之期，此不当改卜而改卜，礼之所由失也。
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
夏五月辛亥郊
非时，不郊；过时，亦不郊。今因改卜牛，而过时以郊，故书以志其失也。
壬辰公薨于髙寝
郑罕达帅师伐宋
齐侯卫侯次于渠蒢
书次，而不言其故，谋救宋而不果也。
邾子来奔丧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姒为哀公妾，母不称夫人，以子未逾年，未加尊于其母，故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来防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此与葬敬嬴之不克葬同。所谓不克葬者，乃就人力言之，非谓克葬而不葬也。谷梁谓葬既有日，不为雨止礼也。夫雨而克葬，固不为雨止矣。雨而不克葬，岂舎人力而别有天工乎？此泥于王制“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之言故也。乃者，犹难之词。言至乎日昃，乃能葬也。
辛巳葬定姒
▯谓不称小君不成丧也。夫所谓不成丧者，谓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袝于姑，则谓之不成丧故不曰「夫人某氏薨」，及葬「我小君某氏也」。此《春秋》之书法，非以为嫡庶之辨，亦不以不成防为臣子责也。
冬城漆
春秋管窥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管窥卷十二
新昌县县丞徐廷垣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此改卜牛，亦重在涤，三月故至于四月而郊也。
夏四月辛巳郊
牛虽改卜，郊已逾时，书以志失礼也。
秋齐侯卫侯伐晋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
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
滕子来朝
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纳者不受而强致之，词蒯聩称世子，明宜有国，曷为赵鞅帅师纳之？为辄之拒父也。公羊谓父有子，子不得有父；糓梁谓辄不受父之命，受之于王父也。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説俱未协于伦理之正。盖祖不有其子孙，岂得不有其父？父冝有国而获罪于祖，以亡为之孙者，当匍匐泣血以待罪。幸不连坐，而又欲立以为嗣，惟有矢死不从焉耳。即祖殁而国人强援立之，亦惟权摄以敬逆其父，断无蔑弃所生而因利攘国之理。今灵公于蒯聩之出，并未明废之，亦并未尝授位于辄。灵公殁而因公子郢之让，辄乃乗虚袭位，遂称兵以拒父，此鸟兽之不若矣。岂得反以尊王父予之，而竟废父子大伦乎？设王父命杀其父，亦将从之而以为尊王父乎？《春秋》于赵鞅帅师，书纳于蒯聩，书世子，而辄之罪固不待言而自见矣。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郑师败绩。
冬十月葬卫灵公
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
父虽有罪，子无蔑父之理。国夏曼姑为子围父，真悖伦蔑理之尤者。公羊谓国夏为霸讨，曼姑为受命于灵公，立辄义可以拒之者，不知蒯聩得罪于母以亡，灵公未尝明证其罪而废之，其迹尚涉疑似，又未尝有命立辄，国夏安别其是非而遂助子围父以为霸讨乎？灵公之命立郢，并未及辄，曼姑违命立辄，
译夏季，卫国北宫结来投奔鲁国。
五月，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吴王光去世。
鲁定公在牵地会见齐侯和卫侯。
鲁定公从会见之地回国。
秋季，齐侯和宋公在洮地会见。
周天子派遣石尚来鲁国送祭肉。
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
卫国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阅兵。
邾子来会见鲁定公。
修筑莒父和霄两地的城墙。
鲁定公十五年春季周历正月，邾子来鲁国朝见。
小鼠啃食了郊祭用的牛，牛死了，于是改卜另一头牛。
鲁国在寅月举行郊祭以祈求谷物丰收，饲养祭牲必须在斋戒沐浴三个月，占卜应当在三月之前进行，因此既然已经饲养了祭牲而祭天用的牛出现变故，就改卜祭稷神用的牛；如果稷牛占卜不吉，等到占卜吉利后又有变故，就不举行郊祭。因为再次饲养祭牲，又需要斋戒沐浴三个月，必定会超过郊祭的期限，所以不举行郊祭。如今在子月牛就死了，改卜牛后又要斋戒沐浴三个月，必然超过寅月的期限，这种不应当改卜却改卜的行为，就是礼仪失当的原因。
二月辛丑日，楚子灭掉胡国，把胡子豹带回楚国。
夏季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
不合时宜，不举行郊祭；超过期限，也不举行郊祭。如今因为改卜牛，而超过期限举行郊祭，所以史书记载以记下其失礼之处。
壬辰日，鲁定公在高寝去世。
郑国罕达率领军队攻打宋国。
齐侯和卫侯驻扎在渠蒢。
史书只记载驻扎，而不说明原因，是因为谋划救援宋国却没有成功。
邾子来鲁国参加丧礼。
秋季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
定姒是哀公的妾室，母亲不称夫人，是因为儿子尚未满一年，没有尊封其母，所以如此。
八月庚辰日初一，发生日食。
九月，滕子来鲁国参加葬礼。
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得以安葬。这与安葬敬嬴时没能安葬的情况相同。所谓没能安葬，是从人力角度说的，并不是说能安葬而不安葬。《谷梁传》认为既然已经确定了安葬日期，就不应因下雨而停止礼仪。如果下雨而能安葬，固然不因雨停止；如果下雨而不能安葬，难道舍弃人力而另求天意吗？这是拘泥于《王制》中“庶人堆土为坟，安葬不因雨停止”的说法的缘故。乃，是表示艰难的语气词。意思是到了太阳偏西，才得以安葬。
辛巳日，安葬定姒。
〇这是说定姒不称小君，是因为丧礼未成。所谓丧礼未成，是指没有向诸侯报丧，没有在寝宫反哭，没有附祭于姑母，所以称为丧礼未成，因此不说“夫人某氏去世”，安葬时也不说“我们的小君某氏”。这是《春秋》的书写法则，并不是为了辨别嫡庶，也不是因为丧礼未成而责备臣子。
冬季，修筑漆地的城墙。
《春秋管窥》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管窥》卷十二
新昌县县丞徐廷垣撰
哀公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哀公即位。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包围蔡国。
小鼠啃食郊祭用的牛，改卜另一头牛。
这次改卜牛，也重在斋戒沐浴三个月，所以到了四月才举行郊祭。
夏季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
牛虽然改卜，但郊祭已经过时，史书记载以记下失礼之处。
秋季，齐侯和卫侯攻打晋国。
冬季，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二年春季，周历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漷东田和沂西田。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
夏季四月丙子日，卫侯元去世。
滕子来朝见。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护送卫世子蒯聩进入戚地。
纳，是指对方不接受而强行送入。称蒯聩为世子，表明他应当拥有国家，为什么赵鞅要率领军队护送他呢？是因为卫辄拒绝父亲。《公羊传》认为父亲有儿子，儿子就不能有父亲；《谷梁传》认为辄不接受父亲的命令，而是接受祖父的命令。相信父亲而拒绝祖父，就是不尊重祖父；不接受父亲是为了尊重祖父。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伦理的正道。祖父不能占有自己的子孙，难道能占有自己的父亲吗？父亲应当拥有国家却得罪了祖父，作为孙子的人，应当匍匐哭泣流血等待治罪。幸好没有连坐，却又想立他为继承人，只有誓死不从罢了。即使祖父去世，国人强行拥立他，也只能暂代国政以恭敬地迎接父亲，绝没有蔑弃生身父亲而趁机夺取国家的道理。如今灵公在蒯聩出逃时，并没有明确废黜他，也从未把君位授予辄。灵公去世后，因为公子郢的推让，辄趁机夺取君位，于是发兵抗拒父亲，这连鸟兽都不如。怎么能反而以尊重祖父的名义给他，而彻底废弃父子的大伦呢？假如祖父命令杀死他的父亲，难道也要顺从而认为是尊重祖父吗？《春秋》在赵鞅率领军队时，记载“纳蒯聩”，记载“世子”，而辄的罪过自然不言而喻了。
秋季八月甲戌日，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与郑国罕达率领的军队在铁地交战，郑军大败。
冬季十月，安葬卫灵公。
十一月，蔡国迁都到州来。蔡国杀了其大夫公子驷。
三年春季，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
父亲虽然有罪，儿子没有蔑视父亲的道理。国夏、石曼姑作为儿子包围父亲，真是悖逆伦理、蔑视道理的极端行为。《公羊传》认为国夏是为了霸主之讨伐，石曼姑是受命于灵公，立辄的理由可以抗拒父亲，不知道蒯聩因得罪母亲而逃亡，灵公未曾明确证实他的罪过而废黜他，其迹象尚且可疑，又未曾有命令立辄，国夏怎能辨别是非而帮助儿子包围父亲作为霸主之讨伐呢？灵公命令立郢，并未涉及辄，石曼姑违背命令立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