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管窥卷五
于六月，城邢犹是三国之师，而莫或告劳，可谓勤于简书矣。故重序以志其勲。
译在六月，修筑邢城时，三国军队仍然协同作战，却没有人声称辛劳，可以说他们对军务文书非常勤勉了。因此郑重地撰写序文，以记录他们的功勋。
秋八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
夫人薨，不地其地者，何讳故也。盖桓公召而杀之于夷也。其曰“齐人以归”者，杀而以其尸归齐，非归鲁也。如以丧归鲁，则夷之去鲁非遥，何越六月而始至？且文亦当书“齐人来归夫人之丧”矣。何曰“齐人以归”也？
楚人伐郑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获莒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夫人预弑二君，几亡鲁国，覇主讨而戮之，义也。子不可以讐母，僖公请其丧而葬之，亦义也。不称姜于齐，已絶之也。不去氏于鲁，犹母之也。书曰：「至自齐」，明尸已归齐，故丧自齐至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楚丘为卫也，何以不言城卫？卫未迁也。城之者诸侯，何以不书？诸侯以书，诸侯则功归覇主，桓业小矣。不书诸侯，若列国之自城，而桓不居其功，则桓业大矣。当卫之为狄所败，遗民渡河野处，立戴公以庐于曹。齐桓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乗，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其器用财物。戴公卒，文公立，又城楚丘而迁之，使卫国忘亡其徳，亦云厚矣。而桓不居其功，若诸侯之自为城，故经不书。诸侯以大之，自左▯有诸侯城楚丘封卫之言，公糓遂以桓为专封。胡文定因谓邢迁于夷仪，迁出己意，其国未尝灭也。诸侯城邢为同患相防以从，简书故词繁而不杀，美救患也。卫人渡河野处曹邑，文公徙居楚丘而百姓悦，则其国固尝灭亡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权而封国也，故畧而不书。诸侯不知邢溃奔师，邢亦不守其国矣。三国之师具邢器用而迁之，何异于卫？卫虽败亡，戴文相继，非无君也。遗民尚存，其滕楚丘之邑犹在，非无民与土也。安得云灭？即安得云封？夫所谓专封者，或天子革除之国，或乆经灭絶，诸侯一旦不请王命而复立之君与之土地人民，是谓专封。今卫不幸为狄所败，有君有民有土，齐桓为之戍守，城城以救其危，岂曰专封？设楚丘不城，当日诸侯有能殄灭狄人，其时卫文将谓其国已灭，遂不敢复归故都乎？抑并所存之土地人民俱不敢有乎？归故都而有其土地人民，遂谓擅自封乎？吾知其论固多窒矣。左氏谓不书所防为后，亦非也。凡防而后至，不书其国以辟不敏，非竟不书诸侯也。楚丘之城，必诸侯分地受工，若鲁不徃城，则固当书。诸侯往而城之，则鲁之劳自不可冺，岂以后至而没其功？或又曰：城邢再序三国之师，词繁而不杀。城楚丘畧而不书，诸侯以繁词为善耶？则畧为不善矣。以畧为善耶？则繁为不善矣。二者何居？不知三国之师于春次聂比，救邢至于六月，犹是三国之师，不以乆役告劳，故再序以志其勤。若狄之入卫，在闵二年，齐已为之戍守，为归器用财物。僖二年，又为城楚丘，而不合诸侯，惟令各致其工，故直言「城楚丘」而不序诸侯。正以齐桓功在再造，而不自以为功。若鲁自往城于，以见桓业之大，非畧之也。不然，晋之城虎牢、城▯偹，书诸国矣，岂贤于城楚丘而善之耶？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师晋师灭下阳
虞以小国而序晋上，虞主兵也。谋伐虢者，晋何以虞主兵？虞贪赂而借道于晋以伐虢，且请先伐，故以虞主兵。罪贪也。下阳，虢邑也。邑何以言灭？以下阳为虞、虢之要，二国所恃以为国者，下阳在而虞、虢存，下阳亡而虞、虢举矣。故虞、虢之亡，不亡于其亡之日，而亡于其亡夏阳之日。春秋书灭下阳，而虞与虢之灭不书，正以见王公设险以守国之义，有国者固不可不知也。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江黄小国逺与覇主上公盟，必二国之君实来，而非防者明矣。其称人，以未爵命于天子也。公糓谓大国，言齐宋逺国，称江黄，则其余诸侯莫敢不至，非也。夫诸侯之盟名，列载书，其先后位次，无国不记。若举其大者逺者，而其余不序，则至者何国，盟者几人？隐而弗録，何以示后？春秋惟后至不书，所防无有至而止，书大者逺者之理。
译秋季八月戊辰日，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将她送归。
夫人去世，不记载她去世的地方，是为了避讳的缘故。大概是因为桓公召她到夷地并将其杀害。说“齐国人将她送归”，是指杀了她并将尸体送回齐国，并非送回鲁国。如果是将灵柩送回鲁国，那么夷地距离鲁国并不遥远，为何跨越六个月才到达？而且经文也应当记载“齐国人送归夫人的灵柩”。为何说“齐国人将她送归”呢？
楚国人攻打郑国。
九月，鲁公在偃地击败邾国的军队。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击败莒国的军队，俘虏了莒挐。
十二月丁巳日，夫人姜氏的灵柩从齐国到达。
夫人参与弑杀两位国君，几乎使鲁国灭亡，霸主讨伐并诛杀她，是合乎道义的。儿子不可以与母亲结仇，僖公请求迎回她的灵柩并安葬她，也是合乎道义的。在齐国不称她为姜氏，是因为已经与她断绝关系；在鲁国不去掉她的氏，是因为仍然视她为母亲。经文记载“从齐国到达”，明确尸体已经送回齐国，所以灵柩是从齐国到达的。
二年春季，周王正月，修筑楚丘城墙。
修筑楚丘城墙是为了卫国，为什么不说是修筑卫国的城墙？因为卫国尚未迁都。修筑城墙的是诸侯，为什么不记载？如果记载诸侯，那么功劳就归于霸主，桓公的功业就显得小了。不记载诸侯，就好像是各国自行修筑城墙，而桓公不居功，那么桓公的功业就显得大了。当卫国被狄人打败时，遗民渡过黄河在野外居住，拥立戴公在曹地搭建茅屋居住。齐桓公派遣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去戍守曹地，归还卫国的器具和财物。戴公去世，文公即位，又修筑楚丘城墙并迁都于此，使卫国忘记亡国的耻辱，他的恩德也可以说是深厚了。而桓公不居功，好像诸侯自行修筑城墙，所以经文不记载。诸侯认为他伟大，自从左氏有“诸侯修筑楚丘城墙封立卫国”的说法，公羊、谷梁就认为桓公擅自封立诸侯。胡文定因此说邢国迁往夷仪，是出于自己的意思，邢国并没有灭亡。诸侯修筑邢国城墙是为了共同防备祸患而跟随，简册上的言辞繁多而不简略，是为了赞美救患。卫人渡过黄河在曹邑野外居住，文公迁徙到楚丘居住而百姓喜悦，那么卫国确实曾经灭亡而不存在了。修筑楚丘城墙是擅自行使天子的大权而封立国家，所以简略而不记载。诸侯不知道邢国溃败投奔军队，邢国也不守卫自己的国家了。三国军队具备邢国的器具并迁都，与卫国有什么不同？卫国虽然战败灭亡，戴公、文公相继即位，并非没有国君。遗民尚存，他们迁徙到楚丘的城邑还在，并非没有百姓和土地。怎么能说灭亡？既然不能说灭亡，又怎么能说封立？所谓擅自封立，或者是天子革除的国家，或者是长久灭亡的国家，诸侯一旦不请示王命就重新拥立国君并给予土地人民，这才叫擅自封立。现在卫国不幸被狄人打败，有国君、有百姓、有土地，齐桓公为他戍守，修筑城墙以解救他的危难，怎么能说是擅自封立？假如不修筑楚丘城墙，当时如果有诸侯能消灭狄人，那时卫文公会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灭亡，于是就不敢再回到旧都吗？还是连所保留的土地和人民都不敢拥有呢？回到旧都并拥有土地人民，就说是擅自封立吗？我知道这种论点确实有很多窒碍难通之处。左氏认为不记载所防备的是因为后来，这也是不对的。凡是后来才到的，不记载其国名以避开不敏捷的指责，并非完全不记载诸侯。楚丘城墙的修筑，一定是诸侯分派土地接受工程，如果鲁国不去修筑，那么本来应当记载。诸侯前往修筑，那么鲁国的劳苦自然不可抹杀，岂能因为后来而埋没其功劳？又有人说：修筑邢国城墙再次列举三国军队，言辞繁多而不简略。修筑楚丘城墙简略而不记载，诸侯认为繁多的言辞是好的吗？那么简略就是不好的了。认为简略是好的吗？那么繁多就是不好的了。这两种情况哪种合理？不知道三国军队在春季驻扎在聂比，救援邢国直到六月，仍然是三国军队，不因为长期服役而告劳，所以再次列举以记录他们的勤勉。如果狄人入侵卫国，在闵公二年，齐国已经为他戍守，归还器具财物。僖公二年，又为他修筑楚丘城墙，而不会合诸侯，只是命令各国各自提供劳力，所以直接说“修筑楚丘”而不列举诸侯。正因为齐桓公的功绩在于再造国家，而不自认为有功。如果鲁国自行前往修筑，以显示桓公功业之大，并非简略。不然的话，晋国修筑虎牢、修筑偪阳，都记载了各国，难道比修筑楚丘更贤明而赞美它吗？
夏季五月辛巳日，安葬我们的小君哀姜。
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掉下阳。
虞国是小国却排在晋国之上，是因为虞国主导军事。谋划讨伐虢国的人，为什么让虞国主导军事？虞国贪图贿赂并向晋国借道以讨伐虢国，并且请求先讨伐，所以让虞国主导军事。这是贪罪的缘故。下阳，是虢国的城邑。城邑为什么说灭？因为下阳是虞、虢的要害，两国依靠它来立国，下阳存在则虞、虢存在，下阳灭亡则虞、虢也就全完了。所以虞、虢的灭亡，不是在它们灭亡的那天，而是在下阳灭亡的那天。《春秋》记载灭掉下阳，而不记载虞与虢的灭亡，正是为了显示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的道理，有国家的人本来就不可以不知道。
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
江、黄是小国，却与霸主和上公结盟，一定是这两国的国君亲自前来，而不是仅仅参加会盟，这是明显的。称他们为“人”，是因为他们未被天子册封爵位。公羊、谷梁认为是大国，说齐、宋是远国，称江、黄，那么其余诸侯没有敢不来的，这是不对的。诸侯结盟的名号，列载在书中，其先后位次，没有国家不记载的。如果只列举大国和远国，而其余不列举，那么来的是什么国家，结盟的有几人？隐藏而不记录，怎么给后人看？《春秋》只有后来到的不记载，所参加会盟的没有到了就停止的，没有只记载大国和远国的道理。
刘文公合十八国之诸侯于召陵，夫子犹详书之，况齐桓逺服江黄，而止列四国，余皆削而不序，岂所以昭盛事乎？
译刘文公在召陵会合十八个诸侯国的君主，孔子尚且详细地记载这件事，何况齐桓公使遥远的江、黄两国归服，却只列举了四个国家，其余的都删去而不加叙述，这难道是彰显重大事迹的做法吗？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郑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六月雨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防于阳糓。
冬公子友如齐涖盟
楚人伐郑
四年春，王正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伐楚之谋，已定于阳糓。此先侵蔡者，披楚之党也。遂者，继事之词，亦不留滞之谓。蔡溃而楚已震动，遂乗胜势伐之。故楚不敢以师御，而使与师言，责之包茅不贡，而使者即服罪也。次于陉者，据其要地，按兵持重，以待楚之来服也。
夏许男新臣卒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屈完者，楚大夫，始进而以名氏称也。何以进之？以来盟为能服义也。其来盟于师者，楚子使其来受盟于师也。不书楚子使者，不使楚与桓敌也。有谓盟未前定者，非也。楚使先已服罪，而诸侯之师复进于陉，故楚之君臣震惧，使完来受盟。若盟未前定，来持两端，则当云“楚屈完如师矣”。何以遽书“来盟于师”也？惟完来请盟，故齐桓退舍，以为之礼。书曰“盟于召陵”者，见齐桓之以徳礼服楚，不以兵威自恃，为能得懐逺之道，故特志其盟之之地，以深美之也。
齐人执陈辕涛涂
涛涂挟私以悮军，道宜有罪者也。覇主防诸侯，申军法以戮之可也。否则执付其君，自戮之，或归京师以请王诛，亦可也。而擅自执焉，则诸侯无越国执人之例。虽涛涂有罪，而擅执不可以训，故执之者称人，明不与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陈
及者鲁及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以二事、三事出者，则以其重者至。
葬许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孙兹帅师防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
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杀世子称君杀之不以义也
▯伯姬来朝其子
夏公孙兹如牟
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防，王世子子首止。
防于首止，定储位也。不言公防，而曰及者，言公防，则夷王世子于诸侯矣。言及诸侯，而殊防王世子，正以见桓之尊王世子，不敢以人臣与之抗也。
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
言诸侯盟者，明王世子不与盟也。防盟同地而重言其地者，以盟与防非一事，地不必其同，故必志其盟之之地。无竟书诸侯盟者，首止、葵丘、平丘之盟，虽同地必重言之也。盟有书诸侯有不书诸侯者，以无事间之，则书盟于某地而不言诸侯，若马陵、柯陵、戏、毫是也。有事间之，则书诸侯盟于某地，若葵丘、祝柯、重丘是也。首止之盟无事间之而复言诸侯者，正以表王世子之不与盟也。郑伯逃归者，逃其师而归也。首止之盟，齐桓翼戴王室以定国本，义也。郑伯逃之，是逃义矣，故贱而书逃，等之于匹夫也。
楚人灭▯▯子奔黄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晋人执虞公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
冬公至自伐郑
七年春齐人伐郑
夏小邾子来朝
郑杀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盟于寗母。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齐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防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欵盟于洮。郑伯乞盟。
夏狄伐晋
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不附于姑，则弗致也。致者，升其主于太庙，得合食也。哀姜以罪杀于齐，非特不薨于寝，虽僖公以嫡母之谊请其丧，而以小君礼▯之，然得罪于宗庙，不可致也。僖公始疑而终致，亦弗察于礼矣。」公羊谓「致夫人，讥以妾为妻」，盖胁于齐女之先至者。糓梁谓「立妾之词」。董仲舒治《公羊》，遂谓僖公娶于楚，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为夫人。刘向治《糓梁》，谓僖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妾母指成风
译冬季十月，没有下雨。
楚国人侵犯郑国。
三年春季，周历正月，没有下雨。
夏季四月，没有下雨。
徐国人攻取了舒国。
六月，下雨了。
秋季，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糓设防。
冬季，公子友前往齐国主持盟誓。
楚国人攻打郑国。
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设防，抵御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联军）攻打楚国，驻扎在陉地。
攻打楚国的谋划，已经在阳糓确定。这次先侵犯蔡国，是为了扫清楚国的党羽。“遂”是承接前事的词，也表示行动不停滞。蔡国溃败而楚国已经震动，于是乘着胜势攻打它。所以楚国不敢出兵抵抗，而是派人来与联军交涉，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而使者随即认罪。驻扎在陉地，是占据要害之地，按兵不动，持重待机，以等待楚国来归服。
夏季，许男新臣去世。
楚国大夫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屈完是楚国大夫，开始进见，所以称名和氏。为什么要称名氏？因为来结盟，能够服从道义。他来到军中结盟，是楚王派他来在军中接受盟约。不记载楚王的使者，是不让楚国与齐桓公平起平坐。有人说盟约事先没有确定，这是不对的。楚国使者先前已经认罪，而诸侯的军队又推进到陉地，所以楚国的君臣震惊恐惧，派屈完来接受盟约。如果盟约事先没有确定，屈完来持观望态度，那么应当说“楚国屈完到军中”。为什么立即记载“来军中结盟”呢？只有屈完来请求结盟，所以齐桓公退兵三十里，以礼相待。记载说“在召陵结盟”，是显示齐桓公用德礼来征服楚国，不倚仗武力，能够掌握安抚远方的方法，所以特别记载结盟的地点，以深切赞美他。
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
辕涛涂挟带私心而贻误军机，按道理应当有罪。霸主会合诸侯，申明军法而杀他，是可以的。否则，拘捕他交给他的国君，由国君自行处死，或者送回京师请求周王诛杀，也是可以的。而擅自拘捕他，那么诸侯就没有越过国境拘捕他人的先例。虽然辕涛涂有罪，但擅自拘捕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拘捕他的人称“人”，表明不赞同这种行为。
秋季，鲁国与江人、黄人攻打陈国。
“及”是鲁国与他们一起。
八月，鲁公从伐楚之地回国。
因两件事、三件事出国的，就以较重的那件事作为回国的理由。
安葬许穆公。
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会合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犯陈国。
五年春季，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
杀世子称君杀之，是因为不合道义。
〇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
夏季，公孙兹前往牟国。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合，会见周王的世子子首止。
在首止会合，是为了确定储君之位。不记载“公会合”，而说“及”，是说如果记载“公会合”，就把周王世子等同于诸侯了。说“及”诸侯，而特别区分会合周王世子，正是为了显示齐桓公尊崇周王世子，不敢以人臣的身份与他抗衡。
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郑伯逃归，没有结盟。
说“诸侯盟”，是明确周王世子不参与结盟。会合与结盟在同一地点而重复记载地点，是因为结盟与会合不是同一件事，地点不一定相同，所以必须记载结盟的地点。没有只记载“诸侯盟”的，首止、葵丘、平丘的结盟，即使在同一地点也必然重复记载。结盟有记载“诸侯”有不记载“诸侯”的，如果没有其他事件夹杂，就记载“盟于某地”而不说诸侯，如马陵、柯陵、戏、亳就是这样。如果有其他事件夹杂，就记载“诸侯盟于某地”，如葵丘、祝柯、重丘就是这样。首止的结盟没有其他事件夹杂却再说诸侯，正是为了表明周王世子不参与结盟。郑伯逃归，是逃离军队而回去。首止的结盟，齐桓公辅佐王室以安定国家根本，是合乎道义的。郑伯逃避它，就是逃避道义，所以贬低而记载“逃”，把他等同于普通百姓。
楚国人灭掉了〇〇，〇〇子逃奔到黄国。
九月戊申朔日，发生日食。
冬季，晋国人拘捕了虞公。
六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鲁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攻打郑国，包围新城。
秋季，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
冬季，鲁公从伐郑之地回国。
七年春季，齐国人攻打郑国。
夏季，小邾子来朝见。
郑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申侯。
秋季七月，鲁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在寗母结盟。曹伯班去世。
公子友前往齐国。
冬季，安葬曹昭公。
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会合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欵在洮结盟。郑伯请求结盟。
夏季，狄人攻打晋国。
秋季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迎致夫人。
《左传》说：“在禘祭时迎致哀姜，是不合礼的。凡是夫人，如果没有死在寝宫，没有殡在宗庙，没有向同姓诸侯报丧，没有附祭于婆婆，就不迎致。迎致，是将她的神主升于太庙，得以合祭。哀姜因罪在齐国被杀，不仅没有死在寝宫，即使僖公以嫡母的情谊请求她的丧事，并以小君的礼仪安葬她，但得罪于宗庙，不可迎致。僖公起初怀疑而最终迎致，也是不考察礼制了。”《公羊传》认为“迎致夫人，是讥讽以妾为妻”，大概是被先到的齐女胁迫。《谷梁传》认为“是立妾的言辞”。董仲舒治《公羊》，于是说僖公娶于楚国，而齐国陪嫁，胁迫僖公立为夫人。刘向治《谷梁》，说僖公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妾母指成风。
也。夫僖公从齐桓伐楚，救许，救徐，以攘夷植夏为事故，诗人美之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安肯背覇主而潜通于楚？甚且与之结婚姻乎？」且以齐桓之盛，欲以女妻僖、鲁，岂不敬从？恐后而顾先为夷女之媵，复胁制之，使以妾为妻，自犯诸侯之五禁。此至愚不为，而谓桓公贤者为之乎？且异姓不相为媵，桓岂不知？非礼一举而兼数不韪，桓固必无是事矣。至于庙中无立妻之礼，又安有立母之文？夫人君在则入庙，其祭君薨则否。成风生而入庙，何为乎？此皆穿凿附防，而不虑其不近情也。后人舍左氏明徴，而必曲説之，是从何耶？
译罢了。鲁僖公跟随齐桓公讨伐楚国，救援许国，救援徐国，以抵御夷狄、扶植华夏为要务，所以诗人赞美他说：“对戎狄予以抗击，对荆舒予以惩罚，怎么肯背离霸主而暗中与楚国勾结？更何况还与楚国结为婚姻呢？”况且凭借齐桓公的强盛，想要将女儿嫁给鲁僖公，鲁国难道会不恭敬顺从吗？恐怕是因为鲁国后来才顺从，却先让夷狄女子作为陪嫁，又胁迫控制鲁国，使其把妾室立为正妻，自己触犯诸侯的五项禁令。这是极愚蠢的人都不会做的事，难道说齐桓公这样的贤者会做吗？况且异姓之间不互为陪嫁，齐桓公难道不知道吗？违背礼制一举而兼犯多项错误，齐桓公必定没有这样的事。至于宗庙中没有立正妻的礼仪，又哪里有立母亲的记载？夫人君在世时才能入庙受祭，君主去世则不能。成风活着就入庙受祭，这是为什么呢？这些都是牵强附会，而不考虑其不合情理。后人舍弃《左传》明确的证据，却一定要曲解它，这是为什么呢？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夏，公防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盟有日有不日者，乃旧史之详畧，非有所取义也。葵丘之日，公羊以为危之，谓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糓梁以为美之，为见天子之禁，故偹之也。夫危之与美之，其义判然，而各执一词，将何説之从？谓日为危之，则践土、虫牢、鸡泽、澶渊之盟皆日，岂尽危之乎？且葵丘之防，惟六国，而后之防咸盟，牡丘防淮，皆至，则所谓叛者九国，何所指耶？谓日为美之，则僖之盟薄，盟宋文之盟，糓成之盟，蜀皆日，岂美之乎？此二▯穿凿之过。至防盟同地，而必书其所，于首止、平丘、葵丘皆然。胡氏谓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此亦非春秋之例。
甲子晋侯佹诸卒
是月戊辰之后，不应有甲子。杜预以甲子为九月十一日，戊辰为十五日，书在盟后，从赴非也。史从来赴，如壬戌平王崩，而赴以庚戌，则从所赴，未有不序时日先后而颠倒以书者。设夏卒而秋赴，岂亦将先秋而后夏，谓书在赴后乎？疑卒之日有悮也。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不曰杀子，而曰杀其君之子，以奚齐未即位也。未即位而己居嫡次，则异于众公子矣。称子，则己重；称公子，则己轻。故曰君之子也。《左传》言荀息立公子卓，而并未言立奚齐，此可证其未即位矣。或谓献公既卒，奚齐即应嗣位，何有越月而未即位者？然晋厉之弑，大夫逆周子，庚午盟而入，至辛巳朝于武宫，二月乙酉方即位于朝。周子以诸大夫之同欲而即位，犹逾月，况奚齐有三公子之党，不顺逾月而未即位，亦何异焉？不然，未▯之君宜称子，何谓君之子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秋灭温温子奔卫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立而既▯，则成君矣。故书“弑其君”及者，连及也。荀息书“及”，志死难也。
夏齐侯许男伐北戎
晋杀其大夫里克
杀大夫称国者，君杀之也。君杀之，曷为称国？谓以国法杀之也。糓梁谓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又曰称国以杀罪累上也。按《春秋》之杀大夫，凡三十有七，其称人以杀者五：宋人杀其大夫，▯曰“不称名，众也”；宋人杀其大夫司马，▯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亦杀者众，故不称名”；晋人杀其大夫先都及士糓、箕郑父，皆作乱而国人杀之；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时陈无君，公子招归罪于过而杀之，俱不得为君杀，故称人。其称国以杀者三十有二，岂皆无罪杀乎？如里克之弑二君与一大夫，犹曰无罪，更以何者为有罪乎？其曰“罪累上者”，谓下有罪而亦当连及于上，但人君施法，惟论其杀之当否耳。杀之而当，则臣服其辜；杀之而不当，则君任其非，安得谓臣有罪而又以累上乎？至于称大夫，明其位也，非与之而不去其官也。《春秋》凡杀大夫，无有不书“大夫”者，寕皆与之乎？杀州吁、无知、夏徴舒之不称“大夫”者，以讨贼告，故不称“大夫”也。杀里克称“大夫”者，由不以讨贼告，故仍从杀大夫之例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
春晋杀其大夫防郑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阳糓。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灭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卫
卫自懿公丧败以来，齐桓力为存之，为之戍守，为之城楚丘。前年以狄势日张，又率诸侯城楚丘之郛，以预偹其于救患恤隣之义，不可谓不尽矣。乃城甫毕，而次年狄侵卫，论者遂皆以怠荒责齐桓，毋乃非君子之恕以责人乎？夫势有强弱，时有难易，狄之强固非齐所能一麾而服者。以宣王之盛，玁狁之炽，薄伐至于太原而已。如以区区之齐，而欲使之南服楚，北服戎狄，东服淮夷，使皆俯首听命，莫
译冬十二月丁未，周天子驾崩。
九年春，周历正月，丁丑日，宋国国君御说去世。
夏，鲁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盟。秋七月乙酉日，伯姬去世。
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会盟。
会盟的记载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这是旧史记载详略不同所致，并非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关于葵丘会盟记日期的原因，《公羊传》认为是表示危险，说桓公因此感到震惊并自傲，导致九国背叛。《谷梁传》认为是表示赞美，因为见到了天子的禁令，所以详细记载。危险与赞美，意义截然不同，而各执一词，该听从哪种说法呢？如果说记日期是表示危险，那么践土、虫牢、鸡泽、澶渊的会盟都记了日期，难道都是表示危险吗？况且葵丘的会盟只有六国参加，后来的会盟也都结盟，牡丘、淮地的会盟也都到了，那么所谓背叛的九国，又是指哪些呢？如果说记日期是表示赞美，那么僖公时期的薄地会盟、宋地会盟，文公时期的蜀地会盟，都记了日期，难道都是表示赞美吗？这都是穿凿附会的过错。至于会盟与防地同在一处，而必定记载地点，在首止、平丘、葵丘都是如此。胡安国说记载重复，言辞反复，其中必定有重大的善恶含义。葵丘之盟，是赞美中最大的。这也不是《春秋》的体例。
甲子日，晋国国君佹诸去世。
这个月戊辰日之后，不应该再有甲子日。杜预认为甲子日是九月十一日，戊辰日是十五日，记载在会盟之后，是跟随报丧日期，这是错误的。史官向来跟随报丧日期，例如壬戌日周平王驾崩，而报丧说是庚戌日，就跟随报丧日期，没有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而颠倒记载的。假如夏天去世而秋天报丧，难道也会先写秋天后写夏天，说记载在报丧之后吗？怀疑去世的日期有误。
冬，晋国里克杀了国君的儿子奚齐。
不说杀子，而说杀国君之子，是因为奚齐尚未即位。尚未即位却已居嫡次之位，那就与众公子不同了。称子，则地位重；称公子，则地位轻。所以说国君之子。《左传》说荀息立公子卓，而并未说立奚齐，这可以证明他尚未即位。有人说献公既已去世，奚齐就应嗣位，哪有隔月而未即位的？然而晋厉公被杀，大夫迎接周子，庚午日会盟而入，到辛巳日在武宫朝见，二月乙酉日才在朝廷即位。周子因众大夫的共同意愿而即位，尚且超过一个月，何况奚齐有三公子的党羽，不顺从，超过一个月而未即位，又有什么奇怪呢？不然，未即位的君主应称子，为什么说国君之子呢？
十年春，周历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秋，灭温，温子逃奔卫国。
晋里克杀了国君卓，以及大夫荀息。
卓被立且已即位，就成了国君。所以记载“弑其君”及，是连及的意思。荀息记载“及”，是志在死难。
夏，齐侯、许男讨伐北戎。
晋国杀了大夫里克。
杀大夫称国名，是国君杀的。国君杀他，为什么称国名？说是以国法杀他。《谷梁传》说称国名杀大夫，是杀无罪之人。又说称国名杀大夫，是罪累及上级。查《春秋》杀大夫，共三十七次，其中称人以杀的有五次：宋人杀其大夫，解释说“不称名，是因为人多”；宋人杀其大夫司马，解释说“夫人因戴氏之族而杀，也是杀人者众，所以不称名”；晋人杀其大夫先都及士谷、箕郑父，都是作乱而被国人所杀；陈人杀其大夫公子过，当时陈国无君，公子招归罪于过而杀之，都不能算是国君杀的，所以称人。称国名以杀的有三十二次，难道都是杀无罪之人吗？如里克弑杀二君与一大夫，还说无罪，更以何者为有罪呢？所谓“罪累及上级”，是说下有罪而也应连及于上，但人君施法，只论杀得是否恰当罢了。杀得恰当，则臣服其罪；杀得不恰当，则君承担其非，怎能说臣有罪而又以此累及上级呢？至于称大夫，是明确其官位，并非授予官职而不撤去。《春秋》凡杀大夫，没有不书“大夫”的，难道都是授予官职吗？杀州吁、无知、夏徵舒不称“大夫”的，是因为以讨贼告，所以不称“大夫”。杀里克称“大夫”的，是因为不以讨贼告，所以仍遵循杀大夫的体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一年。
春，晋国杀了大夫防郑父。
夏，鲁公及夫人姜氏在阳谷会见齐侯。
秋八月，大旱求雨。
冬，楚人讨伐黄国。
十二年春，周历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
夏，楚人灭黄国。
秋七月。
冬十二月丁丑日，陈侯杵臼去世。
十三年春，狄人侵卫。
卫国自从懿公战败以来，齐桓公尽力保全它，为它戍守，为它修筑楚丘城。前年因狄势日益嚣张，又率领诸侯修筑楚丘的外城，以预先防备，其救患恤邻的道义，不能说不尽力了。然而城刚修完，次年狄人侵卫，议论者都以此怠荒责备齐桓公，难道不是君子宽恕地责备人吗？势力有强弱，时机有难易，狄人的强大本来不是齐国一挥就能降服的。以宣王的强盛，玁狁的炽盛，也只是薄伐至于太原而已。如果以小小的齐国，而想让它南服楚国，北服戎狄，东服淮夷，使都俯首听命，莫
敢侵犯中夏，否即谓之怠荒，此固桓之所不能也。必如是，则穷兵黩武，民不堪命，齐将覆亡之不暇，而又何暇乎忧人？
译如果敢于侵犯中原，否则就称之为怠慢荒废，这本来就是齐桓公做不到的。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就会穷兵黩武，百姓无法忍受，齐国自身都来不及避免覆亡，又哪有空闲去担忧别人呢？
夏四月▯陈宣公
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齐
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縁陵
城縁陵者，即防咸之诸侯也。淮夷虽病▯，而杞未至于败亡。诸侯城而迁之，功固当録也。故书“诸侯城”，以志其功。志其功，则功小矣。未若城楚丘之不志其功之为大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
左▯鄫季姬来寕，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是季姬为已嫁之女矣。公羊、糓梁皆谓使来朝者，使来请己，则季姬为未嫁之女。按《春秋》之例，内女已嫁于诸侯者，必系之国，此不系国，明未嫁也。夫鄫为小国，夙亲附鲁，又季姬嫁焉，即欲其来朝，徴之可也，何至来寕而怒止其女，并絶而不系之鄫耶？姬既见止，遣使速鄫子朝可也，亦何必往遇于涂而面使之？鄫子既造鲁境，明非掘强不服者，何待姬遇而始听其使？此皆不近情理之事。且姬于鄫子既成夫妇，其往见鄫子言防可也，何以曰“遇”？“遇”者，诸侯未及期而相见之礼，岂夫妇之相见亦有“遇”礼乎？又“及”者，内及外之词，今季姬“及”鄫子，明内季姬而外鄫子，非先夫后妇之称，其为未嫁女审矣。谓季姬招摇四方以择耦，恐亦未必放诞如是。疑鄫子曽请昏于鲁，而公未之允，季姬欲之，故潜约防防，而使来请已阳若道途之偶遇者，即事以书，而姬与鄫子之越礼私防，公之溺爱，罔觉其非，已毕着矣。
秋八月辛邜沙鹿崩
狄侵郑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楚人伐徐
三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
盟牡丘而遂次于匡，非怠于救也。使大夫帅师往救，而诸侯遥为声援，乃节制之师，非观望不前者比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防
诸侯不亲救徐，故至防而不至，救公羊谓桓防不至此，何以至乆也？范氏谓危而致之，程子因有告庙过时，危之之分，要皆非经例也，辨在桓二年。
季姬归于鄫
归鄫而不系以鄫，明初嫁也。如曰中絶，岂有既许之归，犹絶而不系之国乎？
己邜晦震夷伯之庙
晦者，月尽日也。公糓皆释为防，非也。盖九月己邜至明年正月朔戊申，凡九十日。以厯推之，己邜非月尽日乎？陨石，书朔震，夷伯之庙，书晦，皆偶值晦朔，而史因志之，以为考厯者之证焉耳。
冬宋人伐曹
楚人败徐于娄林
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及者，内及外也。战而以晋为及者，内同姓而外异姓也。获晋侯，不言师败绩者，君虽获而师未败也。胡氏谓君获不言师败绩，非也。按：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髠沈子逞灭，皆君获而书师败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
言陨石而不言石陨者，以石陨则为自陨，仰空无石，安得有陨？言陨石则固有主，是陨者不知其何所来，所以徴异也。先言宋而后言五者，以陨在于宋，遍察之则有五也。
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是月者，即陨石之月，明不相逺也。公羊以不日为晦，谓春秋不书晦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无此例也。按己邜晦，震夷伯之庙；甲午晦，晋楚战于鄢陵。曷尝不书晦乎？六鹢退飞者，非鹢自退，有主是退者，而不知其何以退，是以为异也。过宋都，言退飞之逺，非稍稍前却者比。二异俱见于宋，明为宋戒。观后五年，宋防见执于楚；后六年，败于泓。知吉凶先见之防，君子固不可不察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
冬，十有二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
夏灭项
秋夫人姜氏防齐侯于卞
九
译夏四月，陈宣公去世。
鲁桓公在咸地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
秋九月，举行大雩祭求雨。
冬，公子友出使齐国。
十四年春，诸侯修筑缘陵城。
修筑缘陵的，就是之前在咸地会合的诸侯。淮夷虽然遭受祸患，但杞国尚未败亡。诸侯修筑城池并迁移杞国，功劳本来应当记录。所以《春秋》记载“诸侯城”，以表彰其功劳。既然表彰了功劳，说明功劳较小。不如修筑楚丘时不特意表彰功劳那样显得功劳重大。
夏六月，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鲁国朝见。
左氏认为鄫季的夫人季姬来鲁国省亲，鲁桓公发怒，扣留了她，因为鄫子没有来朝见。夏六月，在防地相遇，并让鄫子来朝见。这说明季姬是已经出嫁的女儿。《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让鄫子来朝见，是让她来请求自己，那么季姬就是未出嫁的女儿。按照《春秋》的体例，鲁国女子已嫁给诸侯的，必定连及夫家国名，这里不连及国名，明显是未出嫁。鄫是小国，一向亲近依附鲁国，又娶了季姬，即使想让他来朝见，征召他就可以了，何至于扣留他的女儿，并断绝关系而不连及鄫国呢？季姬被扣留后，派遣使者催促鄫子来朝见就可以了，又何必在路上相遇当面命令他呢？鄫子既然已经到达鲁国边境，显然不是倔强不服从的人，何必要等季姬相遇后才听从她的命令？这些都不符合情理。而且季姬与鄫子既已成夫妇，她去见鄫子说话是可以的，为什么用“遇”字？“遇”是诸侯未按约定日期相见的礼节，难道夫妇相见也有“遇”礼吗？又“及”是内方连及外方的词，现在季姬“及”鄫子，明显是内重季姬而外轻鄫子，不是先夫后妇的称呼，可以确定她是未出嫁的女子。说季姬在四方招摇以选择配偶，恐怕也未必放荡到这种地步。怀疑鄫子曾经向鲁国求婚，而鲁桓公没有答应，季姬想要嫁给他，所以私下约定在防地见面，并让鄫子来求婚，表面上装作路途偶遇，就事论事地记载，季姬与鄫子越礼私会，鲁桓公溺爱，察觉不到他们的错误，都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
秋八月辛卯，沙鹿山崩塌。
狄人侵犯郑国。
冬，蔡侯肸去世。
十五年春王正月，鲁桓公前往齐国。
楚国人攻打徐国。
三月，鲁桓公在牡丘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结盟，随后驻扎在匡地。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
在牡丘结盟随后驻扎在匡地，并不是怠慢救援。派遣大夫率领军队前往救援，而诸侯在远处作为声援，这是有节制的军队，不是观望不前的人所能比拟的。
夏五月，发生日食。
秋七月，齐国军队和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八月，发生蝗灾。
九月，鲁桓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诸侯不亲自救援徐国，所以只记载“至”而不记载“救”。《公羊传》认为桓公在会盟之地不记载“至”，为什么这里记载“至”很久呢？范氏认为因为危险所以记载“至”，程子因此有告庙过时、危险之分，这些都不是《春秋》的体例，辨析在桓公二年。
季姬嫁到鄫国。
嫁到鄫国而不连及鄫国，说明是初次出嫁。如果说中间断绝关系，哪有已经允许她出嫁，还断绝关系而不连及夫家国名的呢？
己卯晦，夷伯的庙宇被雷震击。
晦，是月末最后一天。《公羊传》、《谷梁传》都解释为晦日，不对。大概九月己卯到明年正月朔日戊申，共九十天。用历法推算，己卯不是月末最后一天吗？陨石，记载朔日；雷震夷伯的庙宇，记载晦日，都是恰逢晦朔，史官因此记录，作为考证历法的证据罢了。
冬，宋国人攻打曹国。
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
十一月壬戌，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俘获了晋侯。
“及”是内方连及外方。交战而以晋侯为“及”的一方，是因为内重同姓而外轻异姓。俘获晋侯，不记载军队大败，是因为国君虽然被俘但军队没有溃败。胡氏认为国君被俘不记载军队大败，不对。查考：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俘获蔡侯献舞；吴国在鸡父打败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被杀，都是国君被俘而记载军队大败。
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五块陨石落在宋国。
说陨石而不说石陨，是因为说石陨就是自己坠落，仰望天空没有石头，怎么会有坠落？说陨石则有主体，是坠落之物不知从何而来，所以作为怪异记载。先说宋国而后说五块，是因为陨石落在宋国，遍察之后有五块。
这个月，六只鹢鸟退着飞过宋国都城。
这个月，就是陨石落下的月份，说明时间相距不远。《公羊传》认为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是晦日，说《春秋》不记载晦朔，有事才记载晦日，虽然有事也不记载，没有这个体例。查考己卯晦，雷震夷伯的庙宇；甲午晦，晋楚在鄢陵交战。何尝不记载晦日呢？六只鹢鸟退着飞，不是鹢鸟自己退着飞，有主体让它退着飞，而不知它为什么退着飞，所以作为怪异。飞过宋国都城，说明退着飞得很远，不是稍微前后移动所能比拟的。两种怪异都出现在宋国，明显是对宋国的警戒。看后五年，宋襄公被楚军俘获；后六年，在泓水战败。知道吉凶先兆的细微之处，君子本来不可以不考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去世。
夏四月丙申，鄫季的夫人季姬去世。
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去世。
冬十二月，鲁桓公在淮地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
十七年春，齐国人、徐国人攻打英氏。
夏，灭掉项国。
秋，夫人姜氏在卞地会见齐侯。
九
齐桓属孝公于宋防公，以为太子，则孝公已受命于君父矣。无亏之立，未之有命也。易牙、竪貂杀羣吏以立之，非为乱乎？宋防率诸侯伐之，乃伐其乱，非伐丧也。胡氏以奉少夺长，罪宋防过矣。夫长防之辨，当辨之于未立之先。人主意有所偏，臣下执而争之，宜也。若储位已定，神器攸归，一旦君没，而臣子称兵宫阙，欲建长而黜防，得不谓之乱乎？犹执长防之论，谓立无亏为是，纳孝公为非，得无以竪貂、易牙之为为是，而贤之乎？又以仲山甫争戏括之事为证，不知山甫亦就其未定而引义以争之耳，非谓日后鲁之臣子当违命以抗王也。不然，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幸而其臣无间言，设不幸而有竪貂、易牙之軰，树建长、黜防之兵，岂亦云当助之而黜武王乎？若晋之重耳、夷吾皆长也，奚齐、卓子皆防也。然奚齐已主丧位，则书「杀其君之子」；卓子既立，则书「弑其君」。春秋之不与乱臣借口反正，亦较然矣。而又何罪乎宋防之伐齐乎？
夏师救齐
伐与救必先审其是非。伐为是，则救之者非；救为是，则伐之者非。非谓书救皆善也。楚人围江，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是楚猾夏而中国救之。晋悼公伐郑，而楚公子贞帅师救郑，是中国讨即楚者，而楚救之。岂亦云凡救皆善而无所别乎？公子无亏倚乱臣以簒立，逐先君所立之嗣，固隣国诸侯所当仗义以讨者，而反救之，可乎？书救不言公与大夫，而仅言师，明有所讳也。
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
及者，内及外也。春秋内同姓而外异姓。今齐与宋皆异姓，曷为内宋而外齐乎？宋防奉齐桓所立之世子，而讨齐之乱，是以君临臣，故内宋也。伐者，宋公；则战者，亦宋公。曷为以师称？明宋公以顺讨不顺，不与齐师之得抗，故称师而不称公。
狄救齐
冬之伐卫，称人；此称狄，不与救齐，明矣。
秋八月丁亥▯齐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卫
前乎此者皆书狄，此伐卫何以称人？以邢与之俱也。邢以周公之▯而召狄，以伐同姓之卫，是邢与狄类矣。狄、邢不可，故人狄与人邢等，正以愧邢之无异于狄，非予狄而进之也。后二年盟邢，齐、狄俱称人，亦以愧齐，非与狄也。糓梁以狄称人，谓善累而进之伐卫，所以救齐也。果以救为善，则当明进之于救齐矣。何救齐？则狄之伐卫则进之，岂伐人之更贤于救人乎？观自后狄仍以国称，终春秋之世无复称人，则知伐卫、盟邢之称人，非进之也，明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
执称人畧从国词非与之也。诸侯不相为治，擅相执而不归京师，则强陵弱，众暴寡，不复知有天子矣。故畧而人之左▯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则曰某人执某侯，不然则否。」此亦疑覇主擅执诸侯，而以不道于其民告，当时习焉以为故实，非春秋之例也。若宋人执滕子婴齐，邾人执鄫子，用之二君皆横遭暴虐，曷尝有不道于民？闻执诸侯凡十有三执，宋公不言，楚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执曹伯畀宋人，系于晋侯入曹之后，不专言晋侯执也。惟成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称爵。其称人者九，岂皆不道于其民耶？或曰：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同一执归京师，而有称人与爵之分，非不道于民与否之别乎？余曰不然。翫春秋书法，言「归于」者，谓归其所当归，顺词也；言「归之于」者，谓不得已而归之，勉强之词也。曹成公以杀太子自立，晋侯执而归于京师，顺也，故曰「归于」也。卫成公之执，晋侯使医衍实酖之，阳为元咺申讼，隂实泄已之怨，迨杀之，不可以归，不可不得已而始归京师，非勉强乎？故曰「归之于」也。书爵书人之分，盖在于是。滕子名者，由宋人执而以名告也。胡氏谓滕介齐宋之间，不与衣裳之防，宋防既起，又不尊事大国，其见执固宜书名，著其罪也。然小国不与衣裳之防，如▯薛邾莒夫子皆不之罪，何独于滕为罪而名之？且齐桓屡防而滕不至，未之一
译齐桓公将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确立他为太子，那么孝公就已经从君父那里接受了任命。无亏被立为君，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任命。易牙、竖貂杀害众位官吏来拥立无亏，这不是作乱吗？宋襄公率领诸侯讨伐他，是讨伐作乱之人，而不是讨伐丧事。胡安国认为宋襄公奉行“废少立长”的原则，指责宋襄公过分了。关于“废少立长”的辨析，应当在未确立储君之前进行。如果君主心意有所偏颇，臣下坚持正道并加以争辩，是适宜的。但如果储君之位已经确定，国家大权有所归属，一旦君主去世，臣子却在宫阙之下起兵，想要拥立年长者而废黜年幼者，能不称之为作乱吗？如果还坚持“废少立长”的理论，认为立无亏是对的，接纳孝公是错的，难道不是把竖貂、易牙的行为当作正确并加以赞赏吗？又用仲山甫争辩戏、括之事作为证据，却不知道仲山甫也是在事情未定之时引经据义加以争辩罢了，并不是说日后鲁国的臣子应当违背命令去对抗周王。不然的话，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幸好他的臣子没有异议；假如不幸出现了竖貂、易牙这类人，树立“废少立长”的旗帜起兵，难道也说应当帮助他们而废黜武王吗？如果晋国的重耳、夷吾都是年长者，奚齐、卓子都是年幼者。然而奚齐已经主持丧事之位，史书就记载“杀其君之子”；卓子既然已经即位，史书就记载“弑其君”。《春秋》不赞同乱臣借口“拨乱反正”，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又为什么要指责宋襄公讨伐齐国呢？
夏季，诸侯军队救援齐国。
讨伐与救援必须先审察其是非。讨伐是正确的，那么救援的人就是错误的；救援是正确的，那么讨伐的人就是错误的。并不是说记载“救援”的都是善行。楚国人围攻江国，晋国的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来救援江国，这是楚国扰乱中原而中原国家救援它。晋悼公讨伐郑国，而楚国的公子贞率领军队救援郑国，这是中原国家讨伐依附楚国的人，而楚国救援它。难道也说凡是救援都是善行而没有什么区别吗？公子无亏依靠乱臣篡位自立，驱逐先君所立的继承人，本来是邻国诸侯应当仗义讨伐的对象，反而去救援他，可以吗？记载“救援”不提及国君和大夫，只提及军队，明显是有所避讳。
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
“及”字，表示内与外。《春秋》对内同姓而对外异姓。现在齐国与宋国都是异姓，为什么把宋国当作内而把齐国当作外呢？宋襄公奉行齐桓公所立的世子，而讨伐齐国的乱臣，这是以君临臣，所以把宋国当作内。讨伐的是宋公，那么交战的也是宋公。为什么用“师”来称呼？表明宋公以顺讨不顺，不认为齐国军队有资格与之对抗，所以称“师”而不称“公”。
狄人救援齐国。
冬天讨伐卫国，称“人”；这里称“狄”，不赞同救援齐国，是明显的。
秋天八月丁亥日，齐桓公去世。
冬天，邢人和狄人讨伐卫国。
在此之前都记载为“狄”，这次讨伐卫国为什么称“人”？因为邢国与他们一起。邢国因为周公的缘故而招引狄人，来讨伐同姓的卫国，这是邢国与狄同类了。狄、邢都不对，所以“人狄”与“人邢”同等，正是为了羞辱邢国与狄没有区别，并不是肯定狄而提升它。后两年盟会邢国，齐、狄都称“人”，也是为了羞辱齐国，并不是肯定狄。《谷梁传》认为狄称“人”，是说善行积累而提升它讨伐卫国，是为了救援齐国。如果真认为救援是善行，那么就应当在救援齐国时明确提升它。为什么要救援齐国？那么狄人讨伐卫国就提升它，难道讨伐别人比救援别人更贤德吗？看后来狄仍然以国名称呼，整个春秋时期不再称“人”，就知道讨伐卫国、盟会邢国时称“人”，并不是提升它，这是明显的。
十九年春天，周王三月，宋国人捉拿了滕子婴齐。
捉拿称“人”，略去国君之词，并不是肯定他。诸侯之间不互相治理，擅自捉拿而不送归京师，就是强凌弱、众暴寡，不再知道有天子了。所以略去而称“人”，左氏说：“凡是君主对百姓无道，诸侯讨伐并捉拿他，就说某人捉拿了某侯，否则就不这样。”这也是怀疑霸主擅自捉拿诸侯，而以“对百姓无道”为借口，当时习以为常当作惯例，并不是《春秋》的体例。如果宋人捉拿滕子婴齐，邾人捉拿鄫子，这两位君主都横遭暴虐，何曾有无道于民？听说捉拿诸侯共有十三次，宋公不言，楚子不与，那是夷狄捉拿中原国家。捉拿曹伯交给宋人，系于晋侯进入曹国之后，不专门说晋侯捉拿。只有成公十五年，晋侯捉拿曹伯归于京师，称爵位。称“人”的有九次，难道都是对百姓无道吗？有人说：晋人捉拿卫侯归之于京师，晋侯捉拿曹伯归于京师，同样是捉拿归京师，而有称“人”与称爵的区别，难道不是对百姓无道与否的区别吗？我说不是这样。玩味《春秋》的书法，说“归于”的，是说归到他应当归的地方，是顺从之词；说“归之于”的，是说不得已而归之，是勉强之词。曹成公因为杀太子而自立，晋侯捉拿他归于京师，是顺理成章，所以说“归于”。卫成公被捉拿，晋侯派医衍给他喝毒酒，表面上为元咺申冤，暗中其实发泄自己的怨恨，等到杀了他，不可以归，不得已才归京师，不是勉强吗？所以说“归之于”。书爵与书人的区别，大概就在于此。滕子名，是因为宋人捉拿他而以名告。胡氏认为滕国介于齐宋之间，不参与衣裳之会，宋襄公既起兵，又不尊事大国，他被捉拿本来应当书名，彰显他的罪过。然而小国不参与衣裳之会，如薛、邾、莒的夫子都不被定罪，为什么唯独对滕国定罪而书名呢？而且齐桓公屡次会盟而滕国不到，未有一
讨；宋防始防而滕已先至，反见执焉，尚得谓之宜执乎？观宋防之执滕君，用鄫子盟曹南，而又围曹，其暴虐不减桀纣，岂春秋之所与乎？不与宋防，即不罪滕子，可知矣。
译讨伐；宋防刚开始防备，而滕君已经先到了，反而被宋防抓获，这还能说是应当被抓获吗？看宋防抓获滕君，利用鄫子在曹南结盟，又包围曹国，他的暴虐程度不亚于夏桀和商纣，这难道是《春秋》所赞许的吗？不赞许宋防，就是不怪罪滕君，由此可以知道了。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防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
秋宋人围曹
卫人伐邢
冬防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
盟于齐者，修桓公之好也。何讳公而人诸侯乎？以楚与盟也。楚与盟，则中国将胥听于楚，可不戒哉？故春秋谨之。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夏郜子来朝
五月乙巳西宫灾
郑人入滑
秋齐人狄人盟于邢
齐桓北伐山戎，南伐楚，东却淮夷，城邢、卫以扞狄。其于内安，外攘，亦云勤矣。桓公殁，孝公不能继父之业，而反与狄盟。甘同非我族类，是齐亦狄矣。不可以狄齐，故人狄与人齐等，实以愧齐之无异于狄，非与狄而进之也。
冬楚人伐随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卫
前与邢伐卫，称人；此仍书狄，其非进之也，明矣。
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此皆诸侯也，畧而称人。以宋公求诸侯于楚为可耻也，故畧之。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防于盂，执宋公以伐宋。
执宋公者，实楚子。不言楚执者，存中国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春来献防
不言献宋防者，与不言楚执同一义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防诸侯盟于薄，释宋公。
盟于薄，请释宋公于楚子也。不曰「防楚子」，而曰「防诸侯」，不与楚之专释。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
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秋七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及者，我及之，言及不言公与大夫，或以防者将，或内为公讳，升陉之战，为公讳败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秋楚人伐陈
冬十有一月▯子卒
用夷礼故子之非绌爵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郑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郑
晋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
礼诸侯不生名，灭同姓则名。夫所谓灭同姓名者，非夫子恶之而輙名之也。盖同姓之灭，必告于庙，告则灭国之君当于庙称名曰「某爵某灭某国」以告，故史亦书其名也。若灭异姓之国，不告庙，则不称名矣。左氏曰：「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观同姓诸侯之丧，必临于庙，则同姓诸侯之国灭，自必告于庙矣。先儒误解称名为罪灭同姓，遂谓夫子名之，不知灭同姓之恶，固无待贬而自见。夫子岂有以人臣而輙名诸侯，自以为赏罚之权在己，可以名之而不为僭耶？夫齐与莱，楚与夔，皆同姓也。齐灭莱，楚灭夔，齐、楚二君不名，明非鲁之同姓不告庙也。蔡侯般，鲁同姓也，楚杀而灭之，则书「楚子防诱蔡侯般杀之于申」，非灭鲁同姓而名，以告庙之证乎？若晋之灭虢、灭虞，宋之灭曹，皆鲁同姓，而晋、宋之君不名者，以虢未言灭，虞公书执，而曹止书入。▯例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防，与夫告执、告入而不告灭，俱不告于庙，故不名也。
夏四月癸酉卫侯燬卒
宋荡伯姬来逆妇
宋杀其大夫
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卫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防卫子莒庆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防莒子、卫寗速盟于向。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
齐人者，齐侯也。夏之伐我北鄙，称人者，齐孝公也。则春之侵我西鄙，称人者，寕独非孝公乎？盟洮，盟向，乃卫人平莒于我于齐。何与，而屡以师加？故畧而人之侵者，潜师侵掠，掳其人民畜产也。伐则御之，侵则追之，明有偹也。齐后称师者，以侵可称人，追不可以人称。故师之非前少而后众，亦非谓设伏以邀我也。酅者，齐地。至酅者，言追之逺也。逺追而弗及，是齐以轻师挠我，速进而速退，欲我之疲于奔命也。公羊、糓梁曲为之説，俱不得其解。
夏齐人
译夏季六月，宋公、曹人、邾人在曹地南部结盟。
鄫子前往邾地结盟。己酉日，邾人抓获鄫子，将他作为牺牲祭品。
秋季，宋人包围曹国。
卫人攻打邢国。
冬季，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国结盟。
在齐国结盟，是为了重修齐桓公的友好关系。为什么隐去鲁公而称诸侯为“人”呢？因为楚参与了结盟。楚参与结盟，那么中原各国将都听从楚国的指挥，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吗？所以《春秋》对此记载得很谨慎。
梁国灭亡。
二十年春季，鲁国新建南门。
夏季，郜子来朝见。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郑人侵入滑国。
秋季，齐人、狄人在邢国结盟。
齐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国，东击淮夷，修筑邢、卫的城墙以抵御狄人。他在对内安定、对外抵御方面，也算勤勉了。桓公死后，孝公不能继承父亲的基业，反而与狄人结盟。甘愿与异族同列，这是齐国也变成了狄人。不可以用“狄”来称呼齐，所以将狄人和齐人都称为“人”，实际上是为了让齐国因与狄人无异而感到羞愧，并不是因为与狄人结盟就提升狄人的地位。
冬季，楚人攻打随国。
二十一年春季，狄人侵犯卫国。
以前与邢国一起攻打卫国，称“人”；这里仍然称“狄”，显然不是提升狄人的地位。
宋人、齐人、楚人在鹿上结盟。
这些都是诸侯，却简略地称“人”。因为宋公向楚国求取诸侯地位是可耻的，所以简略记载。
夏季，大旱。
秋季，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结盟，抓获宋公并攻打宋国。
抓获宋公的，实际上是楚子。不说是楚抓获，是为了保全中原国家的尊严。
冬季，鲁公攻打邾国。
楚人派宜春来进献鄫地。
不说进献宋国的鄫地，与不说楚抓获宋公是同一个道理。
十二月，癸丑日，鲁公与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
在薄地结盟，是向楚子请求释放宋公。不说“与楚子结盟”，而说“与诸侯结盟”，是不认可楚国独自释放宋公。
二十二年春季，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
夏季，宋公、卫侯、许男、滕子攻打郑国。
秋季七月丁未日，鲁国与邾人在升陉交战。
“及”表示我国与之交战，说“及”而不说公与大夫，或者是因为由大夫率领，或者是为了替鲁公避讳，升陉之战，是为了替鲁公避讳战败。
冬季，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二十三年，春季，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地。
夏季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秋季，楚人攻打陈国。
冬季十一月，公子去世。
因为使用夷狄的礼仪，所以称“子”而不是贬低爵位。
二十四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狄人攻打郑国。
秋季七月。
冬季，周天子出逃居住在郑国。
晋侯夷吾去世。
二十五年春季，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亡邢国。
礼制规定诸侯在世时不称名，灭亡同姓诸侯则称名。所谓灭亡同姓诸侯称名，并不是孔子厌恶他们就随意称名。大概同姓诸侯的灭亡，必须向宗庙报告，报告时灭亡他国的君主应当在宗庙称名说“某爵某灭亡某国”来报告，所以史官也记载他的名字。如果灭亡异姓国家，不向宗庙报告，就不称名了。《左传》说：“凡是诸侯的丧事，异姓诸侯在外部吊唁，同姓诸侯在宗庙吊唁，同宗在祖庙吊唁，同族在祢庙吊唁。鲁国作为姬姓诸侯，在周庙吊唁；为邢、凡、蒋、茅、胙、祭等国，在周公庙吊唁。”看同姓诸侯的丧事，必须在宗庙吊唁，那么同姓诸侯的国家灭亡，自然必须向宗庙报告了。先儒误解称名是罪责灭亡同姓，于是认为孔子称名，不知道灭亡同姓的罪恶，本来不需要贬斥就自然显现。孔子难道会以人臣的身份随意称诸侯的名，自以为赏罚之权在自己手中，可以称名而不算僭越吗？齐与莱，楚与夔，都是同姓。齐灭亡莱，楚灭亡夔，齐、楚二君不称名，明显是因为不是鲁国的同姓，不向宗庙报告。蔡侯般，是鲁国的同姓，楚杀了他并灭亡蔡国，就记载“楚子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这不是灭亡鲁国同姓而称名，以向宗庙报告证据吗？如果晋灭亡虢、灭亡虞，宋灭亡曹，都是鲁国的同姓，而晋、宋的君主不称名，是因为虢没有说灭亡，虞公记载为被抓获，而曹只记载为被侵入。条例规定灭亡不报告，败胜不报告，攻克不记载于盟会，以及报告抓获、报告侵入而不报告灭亡，都不向宗庙报告，所以不称名。
夏季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
宋荡伯姬来迎娶媳妇。
宋国杀了他的大夫。
秋季，楚人包围陈国，将顿子送入顿国。
卫文公。
冬季，十二月，癸亥日，鲁公与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
二十六年春季，周王正月己未日，鲁公与莒子、卫寗速在向地结盟。齐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齐人，就是齐侯。夏季攻打我国北部边境，称“人”，是齐孝公。那么春季侵犯我国西部边境，称“人”，难道唯独不是孝公吗？在洮地结盟，在向地结盟，是卫人调解莒国与我国、齐国的关系。为什么参与，却屡次用军队相加？所以简略称“人”的侵犯，是暗中出兵侵掠，掳掠人民和牲畜。攻打就抵御，侵犯就追击，表明有防备。齐后来称“师”，是因为侵犯可以称“人”，追击不可以称“人”。所以军队不是前面少后面多，也不是说设伏兵拦截我。酅，是齐地。到酅，是说追击得很远。远追而没有追上，是齐国用轻兵骚扰我，快速前进又快速撤退，想让我疲于奔命。《公羊传》、《谷梁传》曲为之说，都不得其解。
夏季，齐人
伐我北鄙
春来侵而逺追弗及，夏又伐而师不入境。明以轻师，屡进而挠我。展喜之对，适合其机。非孝公真能服善而班师也。果服善而悔过，何不遂与鲁平，而致鲁有楚师之乞哉？
译齐国攻打我国北部边境，春天来侵扰却因追击不及而退去，夏天又攻打但军队并未深入我国境内。他们明显是用轻装部队，多次进犯来扰乱我国。展喜的回答，正契合了齐国的心理时机。并非齐孝公真正能听从善言而撤军。如果齐孝公真的听从善言并悔过，为何不随即与鲁国讲和，反而导致鲁国去请求楚国出兵呢？
公子遂如楚乞师
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
冬楚人伐宋围缗
公以楚师伐齐取糓
公至自伐齐
二十有七年春▯子来朝
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齐孝公
乙巳公子遂帅师入▯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是楚子也，而人之不与，荆蛮之围中国也，人楚子则不与，诸侯之从于楚，亦可见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防诸侯盟于宋。
鲁不与围，而往与盟，中国之翕然宗楚，于斯极矣。防城濮之战，周之玉步几败，天下所以思覇也。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卫。
侵曹以出其不意，伐卫以张其罪，讨皆剪楚之党，而振其军威，为救宋先声。两书晋侯者，各从所赴也。晋于曹、卫虽曰修怨，然二国实楚之党。救宋之师，必假道于二国。二国不先摧破，而轻率以进，则前有强楚之阨，后有曹、卫之阻。若楚据险以老我师，曹、卫断后以絶我饷，则七百乗之师，适为禽耳。故先破曹、卫，而又执曹伯，出卫侯，使二国灭亡之不暇恤，而后晋师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威声逺播，强敌自慑。故楚子闻之，而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糓，使子玉去宋也。至于私许复曹、卫以擕之，执宛春以怒楚，乃离其党援，激其从我。兵法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文公好谋而能惧，子玉恃勇而多骄，此楚之所以败于晋欤？论者以夫子言晋文谲而不正，遂无一不以为讥。不知谲而不正与正而不谲，皆覇术也，顾时有缓急，势有难易。当齐桓之世，先未有覇，诸侯涣而不羣。桓以礼信属之，而又绥之以徳，几数十年，然后中国诸侯翕然宗之，故能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时荆楚虽强，犹知畏惧，召陵之伐，服罪请盟，非若晋文时楚横益炽，伐齐围宋，气吞中国，诸侯咸惴惴焉有倒悬之势。此岂礼义所能柔服者？使非文公借齐、秦之合，鼓训练之师，谋致子玉覆其军，杀其将，使楚再世不竞，则中原未必不折而入楚矣。时与势迫，又安得虚言揖譲，以坐长防讐乎？夫兵不厌谋，几不可失。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而岂得以文之多谋为罪乎？彼宋防云：“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此下愚之为徒，丧师辱国耳，又岂得以不谲而贤之乎？要之覇之所以不若王者，以志不忘利，无大公无我之心，所以为隘，非谓好谋多算之即非正正之师也。学者审乎此，而后可与论覇王矣。
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卫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战者，皆阵而决机于俄顷，安有主乎战与不主乎战之分？按《春秋》，鲁与列国战者三，防列国战者二，列国自相战者十有六，皆称“及”。而《公羊》谓“及”者我欲之，《糓梁》曰“内为志”。后之释经者，遂皆以“及”为主乎？是战谓书“及”为贬词？夫文之谲而不正，是其覇术之卑，而内安外攘，宁非一战之功？夫子作《春秋》，辨是非，有善必奨，而于如是之大勲，诛之不少与。度圣人必不如是之隘。苟以“及”为贬词，假令孔子欲予晋文，则是后也将书“楚人及晋侯战”耶？抑舍“及”而别有书法耶？
楚杀其大夫得臣
卫侯出奔楚
胡氏曰：诸侯失国出奔，未有不名者。卫侯何以不名？著文之罪也。按卫献公出奔，定姜曰：「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冡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是献公实有罪者而不名，何独于成公之不名为罪？晋文也，同一例而义殊，岂夫子昭示后人之意乎？
五月癸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陈侯如防
公朝于王所
糓梁》谓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胡氏曰：朝于庙，礼也；于外，非礼。《春秋》不以诸侯就朝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为贬。按：天子巡狩，诸侯朝于方岳，非朝于庙也。寕亦谓非其所乎？胡氏又曰：
译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
秋天，楚国人灭掉了夔国，把夔国国君带回了楚国。
冬天，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了缗地。
鲁僖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夺取了糓地。
鲁僖公从伐齐之地回国。
二十七年春天，周天子派使者来朝见。
夏六月庚寅日，齐昭公去世。
秋八月乙未日，齐孝公即位。
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齐国。
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了宋国。
这是楚子，但《春秋》不称他为楚子而称他为“人”，是因为荆蛮包围中原国家，如果称他为楚子，就表示不赞同这种行为，诸侯跟随楚国，也可以看出来了。
十二月，甲戌日，鲁僖公在宋国与诸侯结盟。
鲁国没有参与包围宋国，却前往结盟，中原各国一致尊奉楚国，在此时达到了极点。防城濮之战，周朝的礼制几乎败坏，天下之所以思念霸主，原因就在这里。
二十八年春天，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
侵犯曹国是为了出其不意，攻打卫国是为了夸大其罪过，讨伐的都是楚国的党羽，以此振奋军威，作为救援宋国的先声。两次都记载“晋侯”，是各自根据所奔赴的任务来记载的。晋国对曹、卫虽然说是报怨，但这两国实际上是楚国的党羽。救援宋国的军队，必定要借道于这两国。如果不先摧毁这两国，就轻率进军，那么前面有强大的楚国阻碍，后面有曹、卫的阻隔。如果楚国占据险要地形来消耗我军，曹、卫切断后路来断绝我军粮饷，那么七百辆战车的军队，正好成为被擒的对象。所以先攻破曹、卫，又抓获曹伯，驱逐卫侯，使两国无暇顾及灭亡，然后晋军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威名远播，强敌自然震慑。所以楚子听说后，退居申地，派申叔离开糓地，派子玉离开宋地。至于私下许诺恢复曹、卫以拉拢他们，抓获宛春以激怒楚国，这是离间其党援，激使其跟随我。兵法所说的“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就是这样。晋文公善于谋划且心存敬畏，子玉倚仗勇力且多骄横，这就是楚国在晋国战败的原因吧？评论的人因为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于是无一不以此为讥讽。不知道诡诈而不正与正直而不诡诈，都是霸术，只是时势有缓急，形势有难易。在齐桓公的时代，以前没有霸主，诸侯离散而不团结。齐桓公用礼义信用来团结他们，又用德行来安抚他们，经过几十年，然后中原诸侯一致尊奉他，所以能九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武力。当时荆楚虽然强大，还知道畏惧，召陵的征伐，楚国认罪请盟，不像晋文公时楚国横行更加炽盛，攻打齐国包围宋国，气势吞并中原，诸侯都惶恐不安，有倒悬之势。这难道是礼义所能柔服的吗？如果不是晋文公借助齐、秦的联合，鼓舞训练军队，谋划导致子玉覆没军队，杀死其将领，使楚国两代不能振兴，那么中原未必不会折服而落入楚国之手。时势紧迫，又怎么能空谈揖让，而坐视仇敌壮大呢？用兵不厌谋略，机会不可失去。一天放纵敌人，就是数代的祸患，怎么能因为晋文公多谋而认为他有罪呢？那宋襄公说：“不攻击未成列的军队，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这是下愚之徒的行为，丧失军队侮辱国家，又怎么能因为不诡诈而认为他贤德呢？总之，霸主之所以不如王者，是因为心中不忘利益，没有大公无私之心，所以显得狭隘，并不是说好谋多算就不是堂堂之师。学者明白这一点，然后才可以谈论霸王之道。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
楚国人救援卫国。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
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军、宋军、秦军与楚军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
作战，都是列阵后在片刻间决断胜负，怎么会有主战与不主战的区别呢？查考《春秋》，鲁国与列国作战的有三次，参与列国作战的有两次，列国互相作战的有十六次，都称“及”。而《公羊传》说“及”是我方想要的，《谷梁传》说“内为志”。后来的经学家，于是都以“及”为主战吗？认为记载“及”是贬义词？晋文公的诡诈而不正，是其霸术的卑劣，但内安外攘，难道不是一战之功吗？孔子作《春秋》，辨别是非，有善必奖，而对于这样的大功勋，却不予褒奖。推测圣人必定不会如此狭隘。如果以“及”为贬义词，假使孔子想要褒奖晋文公，那么后来将记载“楚人及晋侯战”吗？还是舍弃“及”而另有书法呢？
楚国杀死了其大夫得臣。
卫侯出逃到楚国。
胡氏说：诸侯失国出逃，没有不称名的。卫侯为什么不称名？是为了彰显晋文公的罪过。查考卫献公出逃，定姜说：“舍弃大臣而与小臣谋划，是一罪。先君有冢卿作为师保，却蔑视他们，是二罪。我以巾栉侍奉先君，却暴虐妾室使我受苦，是三罪。”只是告知逃亡，没有告知无罪。这是献公确实有罪而不称名，为什么唯独对成公不称名认为是罪过？晋文公的情况，同一事例而意义不同，这难道是孔子昭示后人的意思吗？
五月癸丑日，鲁僖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
陈侯前往践土。
鲁僖公朝见周天子所在之处。
《谷梁传》说朝见不称所在之处，称所在之处是因为不是其应有的所在。胡氏说：在宗庙朝见，是礼；在外面朝见，非礼。《春秋》不认为诸侯前往朝见为非，而是认为天子所在之处不是其应有的所在而加以贬斥。查考：天子巡狩，诸侯在方岳朝见，不是在宗庙朝见。难道也认为不是其应有的所在吗？胡氏又说：
天子巡狩有常时，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其宫室道途可以预修，故民不劳；其共给调度可以预偹，故国不费。今天子下劳晋侯，公朝于王所，则非其时与地矣。不知时有常变，事有经权。周室衰防，楚势日张，当其戍糓围宋，威震诸夏，防文公之一战胜之楚，几改物而中原皆为楚矣。功在王室，泽在生民，天子迎而劳之，谁曰不宜？而以王所为劳民费国，亦弗审乎轻重之权矣。且天子一宿之地，即为王所，岂在宫室储偫之偹？假令时巡道出诸侯之境，乗舆咫尺，礼无不觐，寕亦曰非常所而不朝？抑朝而以非所为讥乎？
译天子巡视诸侯国有一定的时节，诸侯在四岳之地朝见天子有一定的地点，那里的宫室道路可以预先修缮，所以百姓不劳累；那里的供给调度可以预先准备，所以国家不耗费。如今天子下临慰劳晋侯，晋侯在王所朝见天子，这就不是规定的时节和地点了。不知道时节有常规与变通，事情有常法与权变。周王室衰微，楚国势力日益扩张，当楚国围攻宋国、威震中原各国时，晋文公凭借一次战役战胜了楚国，几乎改变了天下局势，使中原各国都沦为楚国的附庸。他的功劳在于王室，恩泽在于百姓，天子迎接并慰劳他，谁说这不合适呢？却认为在王所朝见是劳民伤财，这也是没有审察轻重权变啊。况且天子住宿一晚的地方，就称为王所，哪里在于宫室储备的准备呢？假如天子巡视时路过诸侯的领地，车驾近在咫尺，按礼制没有不朝见的，难道也会说这不是规定的地点而不朝见吗？还是说朝见了却被讥讽为地点不对呢？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
左▯》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胡氏曰：「卫侯失国出奔，则不名；复归得国，何以名？杀叔武也。」按：歂大之杀叔武，公弗与知，果知之，当直书其杀弟矣，不应俟复归始贬。《春秋》之「复归」有三：卫侯、郑、曹伯防卫侯衎，皆书名，何独于郑之名为以罪书乎？
卫元咺出奔晋
陈侯欵卒
秋▯伯姬来
公子遂如齐
冬，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阳
河阳即温也。晋侯大合诸侯于温，请王巡幸，以申朝礼。圣人嫌于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特书曰「天王狩也」。言温则小，言河阳则大。天子不为一邑巡幸，所以大其狩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执卫侯，称人，非覇讨也。执归京师，示不敢专，固礼也。但晋侯为臣执君，又使医衍酖卫侯，明以私怨报复，非真为其不道于民也。杀之，不可以归，不可，不得已而归之于京师。岂真尊天子乎？其曰「归之于」者，勉强之词，故畧而以人称。
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
书自晋者，明有所恃也。臣而恃外援以复不臣，甚矣。大夫不言复归，言复归者，深着其挟势抗君以恶复入之罪也。不曰复入而曰复归者，入则难词，归则易词。元咺倚晋势以入国，国人莫之敢抗，犹易也。故曰归。晋文欲仗义以覇天下，而紊君臣之大纲，其非不待言矣。此其所以为不正也欤？
诸侯遂围许
曹伯防复归于曹，遂防诸侯围许。
诸侯复归于国，无有不称名者。曹伯称名，例也。胡氏谓曹伯使其竪侯孺货筮史，以曹为解，是以赂得国，故名之。比于失地灭同姓之罪。按《左传》所载，侯孺货筮史，不言曹伯使，明曹伯不与知也。昔文王囚羑里，闳夭之徒以美女竒物献而得释，古未有非之者。独于侯孺之赂免曹伯，遂等曹伯于失地灭同姓之罪，则非特阻臣子忠爱之心，而又失《春秋》归国书名之例，未可以为训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
公至自围许
夏六月，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诸侯之大夫僣，而与王臣、公侯防，故罪而人之。王子虎称人，公不书，皆讳之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卢来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齐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称国以杀者，明有罪也。元咺构讼，防君擅敢废置，此法所当诛者，故以国讨为文。瑕立逾年，称公子，不与元咺之专立也。称及，明元咺累之也。
卫侯郑归于卫
曹成公之执而归，书曰：“曹伯归自京师。”卫成公之执而归，书曰：“卫侯郑归于卫。”何书法逈异乃尔？盖曹伯之归，以曹人请之，晋人归之，内外咸顺，如事毕而告至，故以“归自京师”为文。卫侯之归，虽王与晋侯释之，而元咺及公子瑕犹在，非去元咺及瑕，国未可得也，故以外纳为文书。“归于卫”者，犹曰诸侯纳之也。凡自外纳入，皆书名。“卫侯归”称名，例也。
晋人秦人围郑
介人侵萧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
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
公子遂如晋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卜郊至四月，非礼也。《家语》：“郊之祭也，迎长至之日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主宰。至于啓蛰之月，则又祈糓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礼也。鲁无冬至大郊之事，降杀于天子。据此，则鲁之郊当在寅月，或以邜月，或以子月，非失时则僣矣。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啓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献子之言，明鲁之郊主于祈糓，而逾于啓蛰，故为讥耳。卜者，何？卜其日也。周之始郊，定于冬至，不卜日也。祈糓之郊，则卜辛日，以百糓之成在秋，其日为庚辛。庚为刚日，辛
译六月，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
《左传》说：凡是离开自己的国家，回国后被国人迎接并立为国君，称为“入”；恢复原来的君位，称为“复”；由诸侯接纳而回国，称为“归”。胡氏说：“卫侯失国出奔，所以不称名；复归得国，为什么称名？是因为杀了叔武。”按：歂大杀叔武，鲁桓公并不知情，如果知情，应当直接记载他杀弟，不应等到复归时才贬斥。《春秋》中的“复归”有三种情况：卫侯、郑、曹伯防卫侯衎，都称名，为什么唯独对郑的称名是以罪责记载呢？
卫元咺出逃到晋国。
陈侯欵去世。
秋天，伯姬来到鲁国。
公子遂前往齐国。
冬天，鲁桓公在温地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
周天子在河阳巡狩。
河阳就是温地。晋侯在温地大规模会合诸侯，请求周天子巡幸，以重申朝见之礼。圣人担心以臣下召唤君主，不足以作为典范，所以特别记载为“天王巡狩”。说温地显得局促，说河阳则显得宏大。天子不会为了一个邑而巡幸，所以用宏大的说法来记载他的巡狩。
壬申日，鲁桓公在周天子的住所朝见。
晋国人抓获卫侯，把他押解到京师。
抓获卫侯，称“人”，不是霸主讨伐。抓获后押解到京师，表示不敢专断，本来符合礼制。但是晋侯作为臣下抓捕君主，又派医衍毒死卫侯，明显是出于私怨报复，并非真正因为卫侯对百姓不道。杀了他，不能让他回去；不杀他，不得已才把他押解到京师。难道真是尊崇天子吗？那说“押解到”的，是勉强的措辞，所以略去具体人名而称“人”。
卫元咺从晋国回到卫国。
记载“从晋国”，表明有所倚仗。臣子倚仗外援以恢复不臣的地位，太过分了。大夫不说“复归”，说“复归”，是深刻揭露他挟持势力对抗君主，以加重他再次入国的罪责。不说“复入”而说“复归”，“入”是艰难的措辞，“归”是容易的措辞。元咺倚仗晋国的势力进入卫国，国人没有敢抵抗的，还算容易。所以说“归”。晋文公想仗义称霸天下，却扰乱了君臣的大纲，其不正当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它不正的原因吧？
诸侯于是包围许国。
曹伯防回到曹国，于是会见诸侯包围许国。
诸侯回到本国，没有不称名的。曹伯称名，是惯例。胡氏认为曹伯让他的宦官侯孺贿赂筮史，以曹国为借口解脱，所以因贿赂得国而称名。这等同于丧失土地、灭绝同姓的罪责。按《左传》所载，侯孺贿赂筮史，没说曹伯指使，表明曹伯不知情。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闳夭等人用美女奇物献给他而得以释放，古代没有非议的。唯独对于侯孺贿赂以解救曹伯，就将曹伯等同于丧失土地、灭绝同姓的罪责，这不仅阻断了臣子忠爱之心，而且违背了《春秋》回国称名的惯例，不能作为典范。
鲁僖公二十九年春天，介葛卢来到鲁国。
鲁僖公从包围许国归来。
夏天六月，会见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诸侯的大夫僭越，与周王的臣子、公侯会见，所以定罪而称“人”。王子虎称“人”，鲁僖公不记载，都是避讳。
秋天，下大雨并伴有冰雹。
冬天，介葛卢来到鲁国。
鲁僖公三十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秋天，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元咺和公子瑕。
称国名以杀，表明有罪。元咺挑起诉讼，会见君主擅自废立，这是法律应当诛杀的人，所以以国家讨伐为文。瑕即位超过一年，称“公子”，不认可元咺的专断立君。称“及”，表明元咺连累了公子瑕。
卫侯郑回到卫国。
曹成公被抓获后回来，记载为：“曹伯从京师回来。”卫成公被抓获后回来，记载为：“卫侯郑回到卫国。”为什么书法如此不同？大概曹伯的回来，是因为曹国人请求，晋国人让他回来，内外都顺从，如同事情完毕而报告到达，所以以“从京师回来”为文。卫侯的回来，虽然周天子与晋侯释放了他，但元咺和公子瑕还在，如果不除去元咺和公子瑕，国家就得不到安定，所以以外人接纳为文。“回到卫国”，是说诸侯接纳他。凡是自外被接纳回国，都称名。“卫侯回来”称名，是惯例。
晋国人、秦国人包围郑国。
介国人侵犯萧国。
冬天，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前往晋国。
鲁僖公三十一年春天，夺取济西的土地。
公子遂前往晋国。
夏天四月，四次占卜郊祭，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仍然三次望祭。
占卜郊祭直到四月，不符合礼制。《家语》说：“郊祭，是迎接夏至之日，大报天而主祭日，配以月。所以周朝开始郊祭，其月份以冬至为准，其日期用主宰。到了启蛰之月，又向上帝祈求谷物。”这两者，是天子的礼制。鲁国没有冬至大郊的事，比天子降低等级。据此，那么鲁国的郊祭应当在寅月，或者在卯月，或者在子月，不是失时就是僭越。孟献子说：“我现在才知道占卜。郊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所以启蛰时郊祭，郊祭后耕种。现在已经耕种了才占卜郊祭，不吉利是理所当然的。”献子的话，表明鲁国的郊祭主要在于祈求谷物，而超过了启蛰，所以被讥讽。占卜，是占卜日期。周朝开始郊祭，定在冬至，不占卜日期。祈求谷物的郊祭，则占卜辛日，因为百谷的成熟在秋天，其日期为庚辛。庚为刚日，辛
为柔日。内事则用柔日，祭为内事故用辛也。鲁郊当于丑月，卜寅月之上辛，不吉则卜中辛，不吉则卜下辛。三卜而不从，则不郊矣。四卜而逾于寅月，非礼也。免牲者不郊，即卜免牲，吉则免之，不吉则系牲以待明年。卜用今，至于四卜而免牲，免之迟矣。乃者，迟之谓也。犹者，可已而不已之词。郊重而望轻，既不郊矣，则望亦可已，而犹三望，所以并志其失也。
译这是柔日。内事使用柔日，祭祀属于内事，所以选用辛日。鲁国的郊祭应当在丑月举行，占卜寅月的上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占卜中辛日，再不吉利就占卜下辛日。占卜三次都不吉利，就不举行郊祭了。占卜四次而超过了寅月，是不符合礼制的。如果免除了牺牲，就不举行郊祭；如果占卜免除牺牲，吉利就免除，不吉利就拴住牺牲等待明年。占卜应当及时，等到占卜四次才免除牺牲，免除得太晚了。“乃”字，就是迟缓的意思。“犹”字，是事情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说法。郊祭隆重而望祭轻微，既然已经不举行郊祭了，那么望祭也可以停止，却仍然举行三次望祭，这是为了同时记录这种过失。
秋七月
冬▯伯姬来求妇
狄围卫
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郑伯防卒
卫人侵狄
秋卫人及狄盟
及者，内及外之词，非谓盟为卫人所欲也。卫为狄所逼，不得已迁都，为狄困深矣。今因狄乱而侵，之外以乗狄人之窘，内以壮我民之气，机固不可失也。然狄之强，卫岂能遂胜之？因其请平而与之盟，亦足以服狄而固我圉矣。不知止而必欲以新造之弱旅，▯久畏之强敌，设有溃败，悔何可追？胡氏以盟狄罪卫，此亦不审乎时势之论也。
冬十有二月己邜晋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齐侯使国归父来聘
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癸巳▯晋文公
狄侵齐
公伐邾取訾娄
秋公子遂帅师伐邾
晋人败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齐。十有二月，公至自齐。
乙巳公薨于小寝
陨霜不杀草李梅实
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春秋管窥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管窥》>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管窥卷六
新昌县县丞徐廷垣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之即位有二：若周康王之受册命，临诸侯，此嗣世即位之礼；伊尹奉嗣王见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此改元即位之礼。其即位时，咸释服从吉。盖天生民而树之君，上以对越天地神祗，下以照临百官兆民。其位固天下之公位，而非一家之私也。故不敢以己之私服莅之。胡氏谓康王之麻冕即位，以成王方崩，就殡犹未成服，非释服离次而即位。不知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康王已入翼室恤宅宗矣。越九日而后即位，安有未成服之理？故朱子曰：「天子诸侯之礼与士庶不同，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而王侯以国为家，虽先君之丧，犹以为私服也。」愚谓三年亮隂，百官总己以听冢宰，惟殷则然。若夏之仲康肇位四海，即命▯侯往征羲和，其非不言可知。即殷之冢宰，亦不过摄政。胡氏乃以为摄位临羣臣，恐无是理。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如以人臣而遇国大丧，辄就天子之位，临御百官，与王者无异，此贼莽之所以簒汉也。岂有贤如伊尹而不明君臣之分，僣窃之嫌，泰然居之，以为后世作俑乎？朱子所以谓他事可摄，即位不可摄也。文公立，虽未▯，以国不可旷年无君，故逾年而即位，称公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来防▯
夏四月丁巳▯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晋侯伐衞
叔孙得臣如京师
衞人伐晋
秋公孙敖防晋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公孙敖如齐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当于既▯而虞时，今越十五月而作主，故左氏以缓作主为非礼也。杜注作▯僖公缓句读，遂致不可解。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
盟不言地，盟在晋也。在晋不书，为与处父盟讳也。盟大夫多矣，何独与处父盟为讳？以在晋而君不出，使大夫盟，公为可耻也。凡公与诸侯盟，则书「公及」；与大夫盟，则书「及」。不书公，处父不氏抗也。
夏六月，公孙敖防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
大事者，大祫也。何以不言大祫？以鲁之僣用大禘，故讳之也。僣用大禘者，以文王为始祖所自出，而以周公配也。于时禘不讳，以诸侯所同也。于大禘则讳，以天子所独也。鲁之大禘，非天子赐乎？曰：成王赐鲁重祭，大尝禘则用天子之乐。所谓大尝禘者，时祭也，非谓三年大祫得同五年大禘也。凡大禘与大祫，毁庙之主未毁庙主，皆合食于大庙。大事以跻僖公，知禘非不兼羣庙之主也。至逆祀之非，左氏论之详矣。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公子遂如齐纳币
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防晋人
译秋季七月。
冬季，伯姬前来求娶儿媳。
狄人包围卫国。
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三十二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姬防去世。
卫国人侵犯狄人。
秋季，卫国人同狄人结盟。
“及”是内方与外方交往的措辞，并非说结盟是卫人所希望的。卫国被狄人所逼迫，不得已迁都，被狄人困迫得很深了。现在趁着狄人混乱而侵犯他们，对外是乘狄人窘迫之机，对内是鼓舞我国百姓的士气，这机会固然不可失。然而狄人强大，卫国难道就能战胜他们吗？因为狄人请求讲和而与他们结盟，也足以使狄人顺服并巩固我国的边防了。不知适可而止，一定要用新组建的弱旅，去对抗长久畏惧的强敌，如果有溃败，后悔怎么来得及？胡安国认为与狄人结盟是卫国的罪过，这也是不审时度势的言论啊。
冬季十二月己邜日，晋侯重耳去世。
三十三年春季，周王二月，秦国人进入滑国。
齐侯派国归父来聘问。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同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
癸巳日，晋文公去世。
狄人侵犯齐国。
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
秋季，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晋国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冬季，十月，鲁公前往齐国。十二月，鲁公从齐国回来。
乙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
降霜没有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
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许国。
《春秋管窥》卷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管窥》>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管窥》卷六
新昌县县丞徐廷垣撰
文公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即位。
君主即位有两种情况：像周康王接受册命，面对诸侯，这是继承世位的礼仪；伊尹奉持嗣王拜见祖先，侯甸各国君主都在场。这是改元即位的礼仪。他们即位时，都脱下丧服换上吉服。因为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树立君主，对上以对应天地神灵，对下以照耀百官万民。那个位置固然是天下的公位，而不是一家的私产。所以不敢用自己的私服去临朝。胡安国说康王戴着麻冕即位，因为成王刚死，灵柩还在殡宫，还没有成服，并非脱下丧服离开灵次而即位。不知道成王去世在四月乙丑日，康王已经进入翼室主持丧事了。过了九天才即位，哪有不成服的道理？所以朱熹说：“天子诸侯的礼仪与士人庶民不同，改朝换代，是国家大事，应当严肃其礼仪。而王侯以国家为家，即使是先君的丧事，也视为私服。”我认为三年居丧，百官各自总领职责听从冢宰，只有殷朝是这样。如果夏朝的仲康刚即位，就命令诸侯去征讨羲和，那不言可知。即使是殷朝的冢宰，也不过是摄政。胡安国却认为是摄位临朝群臣，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孔子说：“天没有两个太阳，民没有两个君王，家没有两个主人，尊位没有两个上级，以此显示百姓有君臣的区别。”如果人臣遇到国家大丧，就登上天子的位置，临御百官，与王者没有区别，这就是王莽篡汉的原因。哪有像伊尹那样贤明的人却不明白君臣之分，有僭越窃取之嫌，却安然处之，为后世开坏先例呢？朱熹所以说其他事情可以摄行，即位不可以摄行。文公即位，虽然还没有正式举行即位典礼，因为国家不能多年没有君主，所以过了一年才即位，称公。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
周王派叔服来防备。
夏季四月丁巳日，为我君僖公举行祔祭。
周王派毛伯来赐给鲁公命令。
晋侯讨伐卫国。
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卫国人讨伐晋国。
秋季，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
冬季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杀了他的君主頵。
公孙敖前往齐国。
二年春季，周王二月甲子日，晋侯同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丁丑日，制作僖公的神主。
制作神主应当在既葬而虞祭的时候，现在过了十五个月才制作神主，所以《左传》认为缓作神主是不合礼的。杜预将“作僖公”与“缓”句读断开，导致无法理解。
三月乙巳日，同晋国的阳处父结盟。
结盟不记载地点，盟约在晋国。在晋国不记载，是为了与阳处父结盟而避讳。结盟的大夫很多，为什么唯独与阳处父结盟要避讳？因为在晋国而国君不出面，派大夫结盟，国君感到羞耻。凡是国君与诸侯结盟，就记载“公及”；与大夫结盟，就记载“及”。不记载公，是因为阳处父不称氏以示抗衡。
夏季六月，公孙敖在垂陇会见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结盟。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季七月。
八月丁卯日，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的位次。
大事，就是大祫祭。为什么不说是大祫祭？因为鲁国僭用大禘祭，所以避讳。僭用大禘祭，是以文王为始祖所自出，而以周公配享。当时禘祭不避讳，因为诸侯都相同。在大禘祭则避讳，因为这是天子独有的。鲁国的大禘祭，不是天子赐予的吗？回答说：成王赐予鲁国重祭，大尝禘则使用天子的音乐。所谓大尝禘，是时祭，不是说三年大祫祭可以同五年大禘祭一样。凡是禘祭与祫祭，已毁庙的神主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合食于大庙。大事中提升僖公，知道禘祭并非不兼群庙的神主。至于逆祀的错误，《左传》论述得很详细了。
冬季，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秦国。
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
三年春季，周王正月，叔孙得臣会见晋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