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管窥卷二
什伯于朝桓，而不闻一黜其爵。独滕以朝桓之过，遂世世贬侯为子，岂大罪则纵，而小过无赦乎？故知圣人断无黜。陟诸侯之事也。
译在朝桓时期，诸侯的爵位有什伯之变，却没听说有被贬黜爵位的。唯独滕国因为朝桓的过错，就世代被贬降，由侯爵降为子爵，难道是大罪就放纵，而小过却不赦免吗？因此可知，圣人决断没有贬黜、升进诸侯爵位的事情。
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成之为言平也，四国为防以平宋乱，而卒纳赂以立华氏，岂为防之初辞乎？《春秋》凡防俱不言，故惟于稷、澶渊书「故」者，以稷之防平宋乱而立乱，澶渊之防谋归宋财而无归，故特书其「故」以愧之。有释「成为就」者，谓公与诸侯成就宋乱，则不特不为内讳，而直斥诸侯之恶，岂所谓婉而成章耶？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取者不义而贪得之，谓纳者不受而强致之。词鼎系于郜，言其所自出也；取系于宋，明其所由来也。弑逆之恶，法所当诛，而受其赂器，废其讨伐，贪孰甚焉？太庙者，周公之庙，礼法之地，岂容不义之物而敢以致之？亵孰加焉？贪且亵焉，如是不可使闻于人。而《春秋》直书不讳者，以赂器在庙，昭示百官，桓且不自讳，而又安所讳之耶？
秋七月杞侯来朝
左▯曰：「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公谷皆以杞为纪。程子谓凡▯称侯，皆当为纪。杞非侯爵，文误也。愚按：纪与鲁有婚姻之好，伯姬、叔姬归焉。宁以不敬之小过，而遂废好兴戎？若谓朝者纪而入者▯，则不敬谋伐之辞，左氏岂妄言之？且杞侯之见于经者三，岂尽文悮耶？桓十二年盟曲池，▯谓平▯莒盖平。隐四年伐杞，取牟娄之却。若纪与莒为同盟，何却之平？故知经与传所书▯侯者，非文悮也。杞侯称伯，或时王所黜，或自请贬降，与薛侯之称伯同。不可因后之称伯，而遂谓前之称侯有悮也。
蔡侯郑伯防于邓
防邓而不序邓，邓不与也。公羊谓邓与防以离，不言防。不知离，不言防者，谓两相防而至，如文公盟谷，定公防夹谷，盟黄俱至地而不至防。非谓两君相见不得称防也。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继好息民，乃谋国之良图，不可以桓恶而遂以为非。及者，内及外之词，非讥也。
冬公至自唐
凡公出书至者，左▯谓凡公行告于庙，反行饮至，舍爵防勲焉，礼也。谷梁谓至，唐逺之也。夫唐为鲁地，何逺之有？且隐二年盟唐不至，岂又以为近耶？程子谓君出而书至有三：告庙也，过时也，危之也。夫告庙固必然矣，过时危之，经无此例。按隐公之盟防伐入，凡十有二，无一书至，岂皆不过时不危之耶？庄之纳币、观社、逆女，为结姻好，非过时亦非可危，而皆至。僖之盟薄，盟宋、楚方恃力与诈，气吞诸夏，非可危乎？而何以不至？谓战伐为可危，而庄之伐卫、伐戎书至，伐齐、侵宋、伐徐、救郑俱不至。僖之伐楚、伐郑、伐齐书至，而伐邾、取须句、战升陉俱不至。公谷谓齐桓之防不至，信之也，安之也，而盟牡丘、防淮又书至。晋文之盟践土、防温不至，曷不云文防不至？非其自相矛盾乎？释《春秋》者，要当统观先后而得其义例，若执一二端而遂创为臆论，及先后不合，则又穿凿附防，词愈多而圣人之真义反晦矣。左氏亲受业于夫子，又谙于典故，其发凡起例，安可非焉？盖反行饮至防勲，则书至；不饮至防勲则不书至此史臣旧例，夫子因之，非同一书法而有二三其义也。若隐之均不至者，彼固自以为摄礼之不偹，可知矣。
三年春正月公防齐侯于嬴
昏礼，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天子虽贵，娶后必以同姓；诸侯主之，诸侯娶妻，亦必以同姓之卿主之。无无媒自昏者。今桓不由媒介，与齐侯面约成昏，废礼伤敎，不正其始矣。始之不正，末何可防？《敝笱》载驱之作，固有自来矣。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
礼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防，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慤之心以涖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此可知盟之不足恃也。相命者以言相约，而不为盟誓，其礼为近古，故《春秋》笔之以存其名。
六月公防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译三月，鲁桓公在稷地防备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成”的意思是平定，四国设防以平定宋乱，最终却因接受贿赂而立华氏为君，这难道是设防时的初衷吗？《春秋》凡是记载“防”都不言明原因，所以只有在稷、澶渊两处特别书“故”，是因为稷地的设防平定了宋乱却立了乱臣，澶渊的设防谋划归还宋国财物却没有归还，所以特别书其“故”以使他们感到羞愧。有人解释“成”为“成就”，说鲁桓公与诸侯成就了宋国的动乱，那么这不仅不为内政避讳，反而直接斥责诸侯的罪恶，这难道是所谓委婉而成章法吗？
夏四月，从宋国夺取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进太庙。
“取”是指不义而贪得，“纳”是指不受而强致。词句中鼎系于郜，说明它的出处；取系于宋，说明它的来源。弑君叛逆的罪恶，按法应当诛讨，却接受他们的贿赂器物，废弃讨伐，贪婪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太庙是周公的庙，是礼法之地，岂容不义之物而敢把它放进去？亵渎还有比这更甚的吗？既贪婪又亵渎，像这样的事不可以让人知道。而《春秋》直书不避讳，是因为贿赂器物在太庙，昭示百官，桓公尚且不避讳，又还有什么可避讳的呢？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
左氏说：“杞侯来朝见，不恭敬。杞侯回去后，鲁桓公就谋划讨伐他。”《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杞是纪。程子说凡是左氏称侯的，都应当是纪。杞不是侯爵，是文字错误。我认为：纪与鲁有婚姻之好，伯姬、叔姬嫁往那里。难道会因为不敬的小过错，就废弃友好而兴兵讨伐？如果说朝见的是纪而入的是杞，那么不敬谋伐的话，左氏难道是妄言吗？况且杞侯在经文中出现三次，难道都是文字错误吗？桓公十二年盟曲池，左氏说平莒盖平。隐公四年伐杞，取牟娄的却。如果纪与莒是同盟，为什么要平却？所以知道经与传所书的杞侯，不是文字错误。杞侯称伯，或者是时王所黜，或者是自请贬降，与薛侯之称伯相同。不能因为后来称伯，就认为前面称侯有错误。
蔡侯郑伯在邓地设防。
在邓地设防而不序邓，邓不参与。《公羊传》说邓参与设防以离间，所以不言防。不知道“离，不言防”的意思，是说两相防备而至，如文公盟谷，定公防夹谷，盟黄都到了地方而不到防。不是说两君相见不得称防。
九月，进入杞国。
鲁桓公与戎在唐地结盟。
继好息民，是谋国的良策，不可以因为桓公的恶行就认为不对。“及”是内及外的词，不是讥讽。
冬，鲁桓公从唐地回来。
凡是公外出书至的，左氏说凡是公出行告于庙，返回时饮至，舍爵防勋，这是礼。《谷梁传》说至，是唐远之也。唐是鲁地，有什么远的？况且隐公二年盟唐不至，难道又认为近吗？程子说君出而书至有三：告庙也，过时也，危之也。告庙固然必然，过时危之，经无此例。按隐公之盟防伐入，凡十二次，无一书至，难道都不过时不危吗？庄公之纳币、观社、逆女，为结姻好，非过时亦非可危，而皆至。僖公之盟薄，盟宋、楚方恃力与诈，气吞诸夏，非可危乎？而何以不至？说战伐为可危，而庄公之伐卫、伐戎书至，伐齐、侵宋、伐徐、救郑俱不至。僖公之伐楚、伐郑、伐齐书至，而伐邾、取须句、战升陉俱不至。《公羊》《谷梁》说齐桓公之防不至，信之也，安之也，而盟牡丘、防淮又书至。晋文公之盟践土、防温不至，曷不云文公防不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解释《春秋》的人，应当统观先后而得其义例，如果执一二端而遂创为臆论，及先后不合，则又穿凿附会，词愈多而圣人之真义反晦矣。左氏亲受业于夫子，又谙于典故，其发凡起例，安可非焉？大概反行饮至防勋，则书至；不饮至防勋则不书至，这是史臣旧例，夫子因之，非同一书法而有二三其义也。如果隐公之均不至，彼固自以为摄礼之不备，可知矣。
三年春正月，鲁桓公在嬴地防备齐侯。
昏礼，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所以天子虽贵，娶后必以同姓；诸侯主之，诸侯娶妻，亦必以同姓之卿主之。没有无媒自昏的。现在桓公不由媒介，与齐侯面约成昏，废礼伤教，不正其始矣。始之不正，末何可防？《敝笱》载驱之作，固有自来矣。
夏，齐侯卫侯在蒲地胥命。
礼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防，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慤之心以涖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这可知盟之不足恃也。相命者以言相约，而不为盟誓，其礼为近古，所以《春秋》笔之以存其名。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防备杞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公防齐侯于讙
亲迎礼也。诸侯有宗庙社稷之重，不可逺涉妻邦，而或逆诸境，或逆诸馆，皆亲迎也。公既使翚逆女，而齐侯送女，越在鲁境，自不得高处而置若罔闻矣。徃防之宜也。既防于讙，则亲受室于齐侯，犹逆诸于境也。
夫人姜氏至自齐
翚不以姜氏至，以姜已得见乎公也。已见乎公，则公自以夫人至也。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纠何以名父在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卒何有二日？此旧史有脱简也。左传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必考诸陈史而得，疑鲁史旧文。甲戌之下载有“陈乱”，而简编脱去。夫子因之，乃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也。左氏谓“再赴无此理也”，公谷谓“不知死日，故举二日以包者亦非也”。盖君卒而不知日，则不应告以日；既有日，则应定于一，岂有愦愦焉以二日告乎？
夏齐侯郑伯如纪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此父老而子代从政也。父不任其劳，子未有禄位，故使父而令其子行。若子有禄位，则奉命供职，其分也。何为称父以行也？此非世官，而且世政矣。世官犹有象贤，世政则权属私门，天子拱手而已。《春秋》称其父而微其子，正以讥王朝政柄下移于公卿子弟也。
葬陈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郑以不朝而致王讨，非无罪也，故书伐蔡、卫、陈。书从王者，明以臣随君之义，非诸侯防伐所比。不书败者，臣不得抗君，义所当讳也。王何以不称天？凡称天王者，皆冠于事上，今仅举从伐之国，以所从者王，故曰「从王」。此文之当省，与公朝于王所之王同，无他义也。或谓去天以示贬，是以匹夫而绌天子，败伦伤化，孰甚？岂圣人垂训之意乎？
大雩
雩者吁也。吁嗟其声，以求雨之祭。《左▯》“龙见而雩”，此正雩也。岁之常也。常则不书。《周礼》“若国大旱，司巫帅羣巫而舞雩”，此旱雩也。旱则非时而雩，故书以志旱。《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盖正雩在四月至五月，无雨则修雩也。程子谓成王赐鲁重祭，得郊禘大雩，赐与受皆失道，故《春秋》因非时书之，以见其非礼。胡文定亦宗其说。诸家遂纷纷谓恶其僣用天子之雩，故书“大”以斥其僣。按礼，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内祭则大尝禘，不闻及于大雩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所谓天子之乐也。若大雩，宁有清庙、象武、干戚、八佾者乎？且曰“命有司为民祈祀”，是祭者有司而非天子，何得并于郊禘而以为僣耶？《月令》“用盛乐”者，谓乐器偹具，众音合响，以请雨，非谓盛乐即天子之乐也。其曰“大雩”者，以用盛乐而谓之大雩，犹大搜、大阅之类，书以记旱，非记僣也。
螽
上书「雩」，下书「螽」，见旱与虫并灾也。
冬州公如曹
左▯》称淳于公如曹，淳于者，州国所都也。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公谷》皆曰：“过我也。”按《汉书·地理志》北海郡有淳于县，今属青州府，其地在鲁东北，曹在鲁西南。如曹，必假道于鲁，故过我而书。《左氏》谓度其国危，遂不复为次年，来▯也。
六年春正月寔来
寔者，实也。书「寔来」者，言去冬如曹，今实我来。假如曹之名，以去国也，谓寔为名，非也。名则当系于州公之下，不系之国与爵，后而突如其名于次年之来，安见其即此人也？程子谓「五年如曹尚为君，今不能反国，则匹夫也，故名之」。然诸侯失国，皆书国与爵，无竟书名者。在所奔之国，亦为寓公，礼诸侯不臣寓公，岂遂以匹夫贱之耶？凡诸侯失地，当名州公，何以不名？盖失国必告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故以失地名。今州公以如曹去国，不以奔告，故不名，以其不复也。故书曰「寔来」。
译鲁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这是亲迎的礼节。诸侯拥有宗庙社稷的重任，不可远涉到妻子的国家，有时在边境迎接，有时在馆舍迎接，都算是亲迎。鲁桓公既然派公子翚去迎接新娘，而齐侯又送新娘，新娘已经越过边境进入鲁国境内，鲁桓公自然不能高高在上而装作没听见。前去会见是适宜的。既然在讙地会见，那么鲁桓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新娘，就如同在边境迎接一样。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公子翚不记载姜氏到达，是因为姜氏已经拜见鲁桓公了。既然已经拜见鲁桓公，那么鲁桓公自然以夫人到达来记载。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这一年有年成。
鲁桓公四年春天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
夏天，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
为什么记载纠的名字？因为他的父亲还在世，所以记载名字。
鲁桓公五年春天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去世为什么有两个日期？这是旧史书中有脱漏的简册。《左传》说“桓公病重而陈国发生动乱，国人离散。”这必定是考证陈国史书而得到的，怀疑是鲁国史书的旧文。甲戌日的记载下有“陈国动乱”，而简册脱落了。孔子沿袭下来，于是相信的传信，怀疑的传疑。《左传》认为“再次报丧没有这个道理”，《公羊传》《谷梁传》认为“不知道去世的日子，所以举出两个日期来概括”也是不对的。大概君主去世而不知道日期，就不应该用日期来报告；既然有了日期，就应该确定在一个，怎么会有糊涂地用两个日期来报告的呢？
夏天，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
这是父亲年老而儿子代替从政的情况。父亲不能承担劳苦，儿子还没有禄位，所以派遣父亲而命令他的儿子出行。如果儿子有禄位，那么奉命供职，是他的本分。为什么要称父亲而让儿子出行呢？这不是世袭官职，而且是世袭政事了。世袭官职尚且还有效法贤人的意思，世袭政事则权力归属私门，天子只能拱手旁观罢了。《春秋》称其父而隐去其子，正是为了讥讽王朝的政柄下移到公卿子弟手中。
安葬陈桓公。
修筑祝丘的城墙。
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郑国因为不朝见而招致天子的讨伐，并非没有罪过，所以记载讨伐蔡、卫、陈。记载跟随天子，是为了阐明臣子跟随君主的道义，不是诸侯会合讨伐所能比拟的。不记载战败，是因为臣子不得抗拒君主，道义上应当避讳。天子为什么不称天王？凡是称天王的，都冠于事情之上，现在只列举跟随讨伐的国家，因为所跟随的是天子，所以说“跟随天子”。这是文辞应当省略的地方，与“公朝于王所”中的王相同，没有其他含义。有人说去掉“天”字以示贬斥，这是以匹夫的身份来贬低天子，败坏伦理、伤害教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这难道是圣人垂示训诫的意思吗？
举行大雩祭。
雩是吁求的意思。吁嗟的声音，是求雨的祭祀。《左传》说“龙星出现而举行雩祭”，这是正常的雩祭。这是每年的常例。常例就不记载。《周礼》说“如果国家大旱，司巫率领群巫跳舞求雨”，这是旱雩。旱灾时非时而举行雩祭，所以记载以志旱灾。《月令》说“仲夏之月，命令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大概正常的雩祭在四月至五月，没有雨就举行雩祭。程子认为成王赐给鲁国重祭，得以举行郊禘大雩，赐予和接受都失道，所以《春秋》因为非时而记载，以显示其非礼。胡文定也宗奉这个说法。诸家于是纷纷认为厌恶其僭用天子的大雩，所以记载“大”字以斥责其僭越。按照礼制，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勋劳，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给重祭。外祭则是郊社，内祭则是大尝禘，没听说涉及到大雩。至于大尝禘，升歌清庙，下面用管乐象舞、朱干、玉戚来舞大武，八佾来舞大夏，所谓天子之乐。至于大雩，难道有清庙、象武、干戚、八佾吗？而且说“命令有司为民祈祀”，这是祭祀的是有司而不是天子，怎么能并列于郊禘而认为其僭越呢？《月令》说“用盛乐”，是说乐器具备，众音合响，以请雨，不是说盛乐就是天子之乐。所谓“大雩”，是因为用盛乐而称为大雩，如同大搜、大阅之类，记载以记旱灾，不是记僭越。
发生螽灾。
上面记载“雩”，下面记载“螽”，显示旱灾与虫灾同时发生。
冬天，州公前往曹国。
《左传》称淳于公前往曹国，淳于是州国的都城。外国互相访问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公羊传》《谷梁传》都说：“经过我国。”按照《汉书·地理志》北海郡有淳于县，现在属于青州府，那地方在鲁国东北，曹国在鲁国西南。前往曹国，必定借道鲁国，所以经过我国而记载。《左传》认为推测其国家危险，于是不再为次年的到来做准备。
鲁桓公六年春天正月，州公确实来了。
寔，就是实。记载“寔来”，是说去年冬天前往曹国，现在确实来到我国。假如以曹国的名字，表示离开国家，说寔是名字，是不对的。名字应当系于州公之下，不系于国家与爵位，后来突然在次年的到来中命名，怎么见得就是这个人呢？程子认为“五年前往曹国尚且是君主，现在不能回国，就是匹夫，所以命名”。然而诸侯失国，都记载国家与爵位，没有最终只记载名字的。在所投奔的国家，也是寓公，礼制规定诸侯不臣服寓公，难道就以匹夫的身份轻视他吗？凡是诸侯失地，应当命名州公，为什么不命名？大概失国必定报告说“亡人不才，失守社稷”，所以以失地命名。现在州公因为前往曹国而离开国家，不以奔逃报告，所以不命名，因为他不再回来。所以记载说“寔来”。
夏四月公防纪侯干成
秋八月壬午大阅
大阅者，大简车徒也。《周礼》仲冬教大阅，盖于农隙之时，因田而讲武。今盛夏习战，妨农厉民，故书以志不时。诸家谓大搜、大阅、大雩俱天子之礼，因事以讥其僣，非也。大雩前已言之矣。若搜阅之云「大」者，谓悉征国内之众，大讲武事，非以大小为天子、诸侯别也。《▯称晋子犯曰：「民未知信，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又郑子产简兵大搜。二子皆秉礼者而行之，则知大搜不独为天子称也矣。
译夏四月，鲁公在成地防备纪侯。
秋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
大阅，就是大规模检阅车兵和步兵。《周礼》规定在仲冬时节教导大阅，大概是因为在农闲之时，借着田猎的机会来演练武备。如今在盛夏时节练习战阵，妨害农事、劳苦百姓，所以史书予以记载，以记述其不合时宜。各家认为大搜、大阅、大雩都是天子的礼仪，借此来讥讽鲁公僭越，这是不对的。大雩前面已经说过了。至于搜阅称为“大”，是说征调国内所有的民众，大规模地演练武事，并不是以“大”来区分天子和诸侯。《左传》中晋国的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什么是信义，因此在这里举行大搜来向他们展示。”按照礼制，郑国的子产也曾简阅军队举行大搜。这两个人都是遵循礼制的人却这样做了，由此可知大搜并非天子所专有。
蔡人杀陈陀
九月丁夘子同生
有国者，当以主鬯为先，故书同生以志世嫡。左▯与我同物者，谓十二支之所属为物，言子生之岁支与父同也。杜注以物为日者，非。
冬纪侯来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谷伯、邓侯称名，公羊、谷梁皆以为失地。既失地，何以曰“朝”？彼以朝礼来，则我亦以朝礼接之。何以见其失地？谷、邓去鲁甚逺，国小而逼于强楚，惟朝夕吞灭之堪虞，岂暇歴数千里而来朝？惟失地，则不择逺迩，遇可托而托焉，斯已矣。
八年春正月己夘烝
春祠，夏禴，秋尝，冬烝，周之制也。周虽改正朔，而行事则用夏时。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正烝祭时也。时则不书，此何以书？为五月再烝也。
天王使家父来聘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之烝，常祭也。五月又烝，则渎矣。故再书，以志其非礼。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祭公来者，命鲁为婚主也。天子虽贵，礼无自婚，以同姓诸侯主之。遂逆者，亦天子之命，非谓祭公专也。盖王之娶纪，鲁为之主，其纳采、问名、纳吉、纳币等礼，必行之在先，故逆称王后，千里逺使，遂事无反，亦先命之。故传曰：「礼也。来不称使者，防礼不自为主也。」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不曰王后而曰季姜者，自父母国言之也。在周则以后逆，在纪则以女归，未敢即曰后也。京师，天子之居，不敢斥言天子，而曰归于京师，犹言归于天子云耳。诸侯之女行，虽为后不书，此书者以鲁为之主故也。庄十八年▯载，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逆与归俱不书，以鲁不与也。襄十五年经书，刘夏逆王后于齐者，以过我而告也。不书归者，时齐方伐鲁，非鲁为之主也。天子之使过而告，则书；诸侯之女归，非为主则不书。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防卫侯于桃丘弗遇
期防而卫不至，卫失信也。公羊谓公不见要，谷梁谓弗为内辞，弗遇为志不相得，皆非也。盖书防，则知行防礼而非遇矣。书桃丘，则知相约有地，宜各造其所期焉耳，何用要为？公至而卫侯不至，故曰弗遇。若公亦不至，则当曰弗果行，何云弗遇也？失信在卫，不在鲁，非志不相得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郎，我邑也。战于郎，与我战也。不言与我战，而曰来战于郎。若三国之自为战者，恶三国之兵出无名，不使以曲加直也。不言胜败者，交绥而退，不至于奔北也。公谷谓内不言战，言战则败者非。按公及纪侯、郑伯之与齐、宋、卫、燕战，鲁、晋、卫、曹之与齐战于鞌，俱胜而言战。升陉之战，书「我师败绩」而不讳，何以为「言战则败」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郑庄公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
祭仲者，郑之执政也。公羊以为贤而不名，非也。擅废其君，立不当立，此乱臣也。恶贤而字之。胡氏以祭仲为命大夫而称字，按列国之命大夫未有书字，如齐国高为天子之二守，而国归父、高傒俱不字，何独于郑祭仲为命大夫而字之耶？杜氏谓祭仲名仲，字仲足，其说为是。执之者宋公，而称人者，以私执之，非伯讨也。仲而被执，宜矢死不变，为正；否则权许而背焉，所谓义无二信，信无二命，亦正也。乃遂逐嫡立庶，冀专国柄，非乱臣乎？上书执仲，下书突归，忽出而仲罪固无可逃矣。
突归于郑
凡公子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诸侯纳之，曰归。突何以书「归由外纳也。国逆则系之以国，外纳则不系以国。突以外纳，故不国。凡入与归，例不称公子。《公羊》谓突名为挈乎祭仲，言归为顺祭仲；《谷梁》谓突为贱之归者，易辞。此皆不察乎《春秋》之例，而各执己见言之也。
译蔡国人杀死了陈国国君陈陀。
九月丁夘日，公子同出生。
拥有国家的人，应当以主持宗庙祭祀的人为首位，所以史书记载同出生，以记录他是世袭的嫡长子。左氏所谓“与我同物”，是指十二地支的所属为“物”，意思是儿子出生的年份地支与父亲相同。杜预将“物”解释为“日”，是不对的。
冬天，纪侯来朝见。
七年春天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谷伯、邓侯直呼其名，《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他们失去了国土。既然失去了国土，为什么还说“朝见”？他们以朝见的礼仪而来，我们就以朝见的礼仪接待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失去了国土？谷、邓两国距离鲁国非常遥远，国家弱小且受到强大的楚国逼迫，只担心随时被吞并，哪里有空闲跋涉数千里来朝见？只有失去了国土，才会不分远近，遇到可以依托的就依托，这就罢了。
八年春天正月己夘日，举行烝祭。
春天举行祠祭，夏天举行禴祭，秋天举行尝祭，冬天举行烝祭，这是周朝的制度。周朝虽然改正了历法，但行事仍使用夏历。周朝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正是举行烝祭的时候。合乎时令就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因为五月再次举行烝祭。
周天子派家父来聘问。
夏天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正月的烝祭，是常规祭祀。五月又举行烝祭，就亵渎了。所以再次记载，以记录其不合礼制。
秋天，讨伐邾国。
冬天十月，下雪。
祭公来鲁国，随即从纪国迎回周天子的王后。
祭公来鲁国，是命令鲁国担任婚礼的主婚人。天子虽然尊贵，但礼制上没有自己主持婚礼的，由同姓诸侯来主持。随即迎回，也是天子的命令，并不是说祭公专断。大概天子娶纪国女子，鲁国担任主婚人，纳采、问名、纳吉、纳币等礼仪，必定先行完成，所以称迎回王后，派遣使者远行千里，随即行事不再返回，也是事先受命的。所以传文说：“这是合乎礼的。来鲁国不称使者，是防止礼制上不自己担任主婚人。”
九年春天，纪国的季姜嫁到京师。
不说王后而说季姜，是从父母之国来说的。在周朝则是以王后的身份迎回，在纪国则是以女儿的身份出嫁，不敢立即称她为王后。京师，是天子的居所，不敢直言天子，而说嫁到京师，就像说嫁到天子那里一样。诸侯的女儿出嫁，即使成为王后也不记载，这里记载是因为鲁国担任了主婚人。庄公十八年记载，虢公、晋侯、郑伯派原庄公从陈国迎回王后，陈妫嫁到京师，迎回和出嫁都没有记载，是因为鲁国没有参与。襄公十五年经书，刘夏从齐国迎回王后，是因为经过鲁国并告知。没有记载出嫁，是因为当时齐国正讨伐鲁国，不是鲁国担任主婚人。天子的使者经过并告知，就记载；诸侯的女儿出嫁，不是担任主婚人就不记载。
夏天四月。
秋天七月。
冬天，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
十年春天，周历正月，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夏天五月，安葬曹桓公。
秋天，鲁公在桃丘等候卫侯，没有遇到。
约定等候而卫侯不来，是卫侯失信。《公羊传》认为鲁公没有被要挟，《谷梁传》认为“弗”是鲁国的谦辞，“弗遇”是志向不相投合，都不对。大概记载“防”（等候），就知道是执行等候的礼仪而不是相遇。记载桃丘，就知道相约有地点，应当各自到达约定的地方，哪里需要要挟？鲁公到了而卫侯没到，所以说不遇。如果鲁公也没到，就应当说不成行，怎么能说不遇呢？失信在卫侯，不在鲁国，不是志向不相投合。
冬天，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
郎，是鲁国的邑地。在郎地作战，是与鲁国作战。不说与鲁国作战，而说在郎地作战。好像三国自己在作战，厌恶三国出兵没有名目，不让以理曲的一方加害理直的一方。不记载胜负，是因为双方交战后退，没有到溃败逃跑的地步。《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鲁国境内不记载作战，记载作战就是战败，这是不对的。查考鲁公与纪侯、郑伯同齐、宋、卫、燕作战，鲁、晋、卫、曹同齐在鞌地作战，都胜利了却记载作战。升陉之战，记载“我军大败”而不避讳，为什么说“记载作战就是战败”呢？
十一年春天，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夏天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秋天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国人抓住了郑国的祭仲。
祭仲，是郑国的执政官。《公羊传》认为他贤德所以不称名，不对。擅自废黜他的国君，立不该立的人，这是乱臣。厌恶他贤德而称字。胡氏认为祭仲是受命的大夫所以称字，查考列国受命的大夫没有称字的，比如齐国的国高是天子的二守，而国归父、高傒都不称字，为什么唯独对郑国的祭仲作为受命大夫而称字呢？杜氏认为祭仲名仲，字仲足，他的说法是对的。抓住他的是宋公，而称“人”，是因为私自抓捕，不是霸主征讨。祭仲被抓住，应当誓死不变，这是正道；否则权宜答应而后背弃，所谓“义无二信，信无二命”，也是正道。于是驱逐嫡子立庶子，企图独揽国政，不是乱臣吗？上文记载抓住祭仲，下文记载突回国，忽出逃而祭仲的罪责固然无法逃脱了。
突回到郑国。
凡是公子离开他的国家，国家迎接而立他，叫“入”；诸侯接纳他，叫“归”。突为什么记载“归”？因为是从国外被接纳。国家迎接就连带国家名称，国外接纳就不连带国家名称。突是从国外被接纳，所以不连带国家名称。凡是“入”与“归”，惯例不称公子。《公羊传》认为突名叫挈乎祭仲，说“归”是顺从祭仲；《谷梁传》认为突是轻贱的“归”，是容易的言辞。这都是没有考察《春秋》的体例，而各自坚持己见来说的。
郑忽出奔卫
忽之立，既葬，何以不爵？以不能君也。不能君，故国人亦不以君视，而仅以名告夫子。仍之以见其失国所由来也。系之郑者，凡诸侯与大夫出奔，皆系之国。义不在当立与不当立也。
译郑忽出逃到卫国。
忽即位，在葬礼结束后，为什么不用爵位称呼他？因为他不能胜任国君的职责。
不能胜任国君的职责，所以郑国人也就不把他当作国君看待，而只是用名字来告知孔子。
这样记载，是为了显示他失去国家的根源所在。
将“郑”字系于其前，是因为凡是诸侯和大夫出逃，都要系于其所属的国家。
这其中的义理，不在于他是否应当即位。
柔防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柔不称族未赐族也
公防宋公于夫钟
冬十有二月公防宋公于阚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防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防宋公、燕人盟于谷丘。
八月壬辰陈侯跃卒
公防宋公于虚
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于▯
丙戌公防郑伯盟于武父
丙戌卫侯晋卒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言师而不言将，以将卑师众，举重言之也。言及而不言公，以郑之微者帅师，卑不可以敌尊也。书戈，宋，宋无信也。战者，鲁、郑之师与宋战也。于宋近，宋都也。不书所与战者，耻公同微者阵，故讳而以互战为文。不言胜败者，交绥而退，两无奔北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防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
左▯谓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愚谓郑、宋交恶，主兵宜在郑、宋。今纪以小国而先郑伯，齐以侯爵而先宋公，则主乎是战者，实纪与齐，何言乎郑、宋也？盖齐欲灭纪，合宋、卫、燕师以逼纪，纪惧其亡，结鲁、郑以为助。是主兵者齐、纪，故经序二国在先，而郑实欲战，故左氏又明其志，非▯与经相违也。战不言地，左氏谓后也。公羊以不地为近于围，夫围则书围，战则书战，固无战而又有近围之名。如楚子围郑，晋荀林父帅师救郑，及楚子战于邲，曷尝以围而不书战地耶？围且书战地，安有非围而近于围，遂不书战地耶？谷梁以不地为于纪，夫七国防战，既不先言伐纪，安知战地不在鲁、郑、齐、卫，而必之于纪耶？胡氏谓纪惧灭亡，不暇，何敢将兵越国助鲁、郑以增怨？然释经当以义例为凖，无逆料其敢不敢，而遂可定为实事也。按诸侯盟后至不书其国，与后战不书其地同，固当以左氏之言为正。
三月葬卫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防郑伯于曹。
无冰
夏五
此史阙文也。明夏五月，而圣人不敢加一字，慎之至也。
郑伯使其弟语来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
乙亥尝
左传》曰：「书不害也。」盖御廪者，粢盛委积之所，灾而不废，夫尝明不害于谷也。《公羊》谓：「犹尝乎御廪灾，不如勿尝。」《谷梁》谓：「未易灾之余为不敬。」然御廪必非一室，或灾而不害于谷，或此室灾而彼室无害，讵可因一废百？且距灾三日，必已戒期致斋矣。苟不害于谷，则祭不应废，故书以示法。
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
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
突失地，故名公谷以为讥夺正。夫夺正，何待于讥？突立已五年，不讥于立，而讥于出，不亦后乎？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忽已在位逾年而不称爵者，以不能君也；称世子，以宜有国也；称复归，以旧有位而复之也。
许叔入于许
许叔者，即百里所奉以居许东偏者也。入者，国逆之辞。盖许因郑乱，逆叔以归，故以国逆为文。
公防齐侯于艾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
三国称人，以未爵命于天子也。公羊以称人为外之也。后儒遂谓以朝桓故贬，果其外之，则当以国称，不称人矣。按齐桓之盟，贯防、阳谷、江、黄二国皆称人。夫伯主为二小国合诸侯，必其君实来，而非微者来，明矣。二国背楚，即齐宜春秋之所善，而称人，岂亦仍外之乎？诚以未爵命于天子故也。则知三国之称人，与江、黄同一例也。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
入者，国逆之辞。突因栎人以杀檀伯，则固栎人逆之矣。故曰：“入，称郑伯以诸侯国人，皆君之也。”忽虽当立而不能君，突不当立而既为君。诸侯国人又皆君之，则君之矣。尊无二上，国无二君。郑既君突，则忽与子亹、子仪皆微不足数。故后之弑杀俱畧而不书。
冬，
译柔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
柔不称族，是因为他尚未被赐予族氏。
鲁公与宋公在夫钟会盟。
冬季十二月，鲁公与宋公在阚地会盟。
鲁桓公十二年春正月。
夏季六月壬寅日，鲁公与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
秋季七月丁亥日，鲁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
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
鲁公与宋公在虚地会盟。
冬季十一月，鲁公与宋公在〇地会盟。
丙戌日，鲁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十二月，鲁国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记载了军队而没有记载将领，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微而军队众多，举其重者而言。记载了“及”而没有记载鲁公，是因为郑国由地位低微的人率领军队，低微者不可以与尊贵者相敌对。书写“戈”字，是因为宋国没有信用。所谓“战”，是指鲁、郑两国的军队与宋国交战。地点在宋国附近，因为宋都是宋国的都城。不记载所交战的对象，是因为鲁公耻于与地位低微的人对阵，所以避讳而用互相交战来表述。不记载胜负，是因为双方交战后各自撤退，两军都没有溃败逃跑。
鲁桓公十三年春二月，鲁公与纪侯、郑伯会盟。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左氏认为宋国向郑国索取过多的贿赂，郑国无法承受，所以纪、鲁以及齐国与宋、卫、燕交战。我认为郑、宋两国交恶，挑起战争的责任应在郑、宋两国。如今纪国作为小国却排在郑伯之前，齐国作为侯爵却排在宋公之前，那么主导这场战争的，实际上是纪国与齐国，怎么能说是郑、宋呢？大概齐国想要灭掉纪国，联合宋、卫、燕的军队来逼迫纪国，纪国害怕灭亡，联合鲁、郑作为援助。所以主导战争的是齐、纪两国，因此经文将这两国排在前面，而郑国实际上想要作战，所以左氏又阐明了其意图，并非左氏与经文相违背。战争不记载地点，左氏认为是因为后来才发生。公羊传认为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接近围城，既然围城就应记载围城，作战就应记载作战，本来就没有作战却又称为接近围城的名目。比如楚子围郑，晋国荀林父率军救郑，与楚子在邲地交战，何曾因为围城而不记载作战地点呢？围城尚且记载作战地点，哪有不是围城却接近围城，就不记载作战地点的道理呢？谷梁传认为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纪国，七国会战，既然没有先说攻打纪国，怎么知道作战地点不在鲁、郑、齐、卫，而一定在纪国呢？胡氏认为纪国害怕灭亡，无暇顾及，怎敢带兵越过国境帮助鲁、郑来增加怨恨？然而解释经文应当以义例为准，不能预先推测其敢不敢，就断定是事实。查考诸侯盟会迟到不记载其国名，与迟到作战不记载地点相同，所以应当以左氏的说法为正确。
三月，安葬卫宣公。
夏季发生大水。
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
鲁桓公十四年春正月，鲁公与郑伯在曹地会盟。
没有结冰。
夏季五月。
这是史官缺漏的文字。明明知道是夏季五月，但圣人不敢添加一字，谨慎到了极点。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
乙亥日，举行尝祭。
《左传》说：“记载此事是为了表明没有妨害。”御廪是存放祭祀用粮食的地方，发生火灾而没有废止尝祭，说明尝祭表明粮食没有受到妨害。《公羊传》说：“御廪发生火灾，还举行尝祭吗？不如不举行尝祭。”《谷梁传》说：“没有更换火灾后的剩余粮食是不敬。”然而御廪必定不止一间屋子，有的发生火灾而不妨害粮食，或者这间屋子发生火灾而那间屋子没有妨害，怎么可以因为一处而废弃全部呢？而且距离火灾只有三天，必定已经戒期致斋了。如果粮食没有受到妨害，那么祭祀不应废止，所以记载此事以示法度。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
鲁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请求车辆。
三月乙未日，周天子驾崩。
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逃跑，出奔到蔡国。
突失去了国土，所以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这是讥讽他夺取正统。夺取正统，何须讥讽？突即位已经五年，不在即位时讥讽，而在出奔时讥讽，不是太晚了吗？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忽已经在位超过一年而不称爵位，是因为他不能胜任国君；称世子，是因为他应当拥有国家；称复归，是因为他旧有君位而重新恢复。
许叔进入许国。
许叔，就是百里奉命居住在许国东边的人。入，是国家迎接的措辞。大概许国趁着郑国混乱，迎接许叔回国，所以用国家迎接来表述。
鲁公与齐侯在艾地会盟。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
三国称人，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天子册封爵位。公羊传认为称人是为了疏远他们。后儒于是认为因为朝见桓公所以贬低，如果真的疏远他们，就应当以国名称呼，而不称人了。查考齐桓公的盟会，贯防、阳谷、江、黄两国都称人。霸主为两个小国召集诸侯，必定是他们的国君亲自前来，而不是地位低微的人前来，这很明显。两国背叛楚国，即使是齐国也应该是春秋所赞许的，却称人，难道也是因为疏远他们吗？确实是因为没有被天子册封爵位。那么就知道三国称人，与江、黄是同一类情况。
秋季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入，是国家迎接的措辞。突趁着栎人杀死了檀伯，那么本来就是栎人迎接他了。所以说：“入，称郑伯，是因为诸侯国人，都把他当作君主。”忽虽然应当即位但不能胜任国君，突不应当即位却已经做了国君。诸侯国人又都把他当作君主，那么他就是君主了。尊位没有两个上级，国家没有两个君主。郑国既然尊奉突为君，那么忽与子亹、子仪都微不足道。所以后来的弑杀都略去不记载。
冬季，
十有一月，公防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
伐不言地，谋在前也。先地，后伐，防而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防宋公、蔡侯、卫侯于曹。
译十一月，鲁庄公在袲地防备宋公、卫侯、陈侯，讨伐郑国。
讨伐不记载地点，是因为谋划在前。先说地点，后说讨伐，是因为防备并谋划。
十六年春正月，鲁庄公在曹地防备宋公、蔡侯、卫侯。
防于曹，复谋伐郑也。曹不与防，故伐郑之师不与。
夏四月，公防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
冬城向
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
左▯》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以急子及寿之贼杀，怨惠公，故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然惠公已即位五年，二公子若以其不当立耶？曷不慎之于初？兹既立而臣事之五年，乃又立黔牟而逐惠，得不谓之乱臣乎？罪固在二公子，不在惠矣。朔以失地名，非絶之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防齐侯、纪侯盟于黄。
二月丙午公防邾仪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凡诸侯卒皆称其爵葬则称之曰公。蔡桓之葬独书侯者，史或有讹。而啖助以为蔡桓称侯，皆蔡季之贤知请谥也。谓五等诸侯本国臣子皆称之曰公，葬既不请王命，因而私谥为公，从而书之以见非礼。惟蔡桓称侯，盖蔡季告王请谥，王之防书则云“谥曰某侯”，故特书之明得礼也。胡氏宗其説，谓生而称公为虗位，没而系谥为定名。按蔡季告王请谥，《左传》《公羊》《谷梁》俱不载，此啖氏臆见。《左传》昭七年，卫襄公卒，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卫之告丧请命，固知尊天子矣。谥而当请，宜无不请。王使卿士徃吊且追命，亦优礼于卫矣。谥而当锡，宜无不锡。而卫不之请，王不之锡。《春秋》书葬卫襄公，不曰“卫襄侯”，何独于蔡桓之谥为请而王锡乎？且正名莫若天子。晋侯爵也，而景王使詹桓公辞于晋曰：“伯父惠公，其谓籍谈曰：‘彤弓虎贲，文公受之。’”则周天子于诸侯卒后，固皆以公称之，岂亦生而称之为虚位乎？故知蔡桓之侯，史讹之耳。
及宋人卫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公防齐侯于泺
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
书遂如齐者，明公与夫人皆自泺而行也。防泺不言夫人者，夫人不与行防礼也。不与行防礼，而欲从齐侯至齐，其以淫行可知。公不能制，而反与之偕，是夫从妇行，失妇从夫之义矣。故不曰及，而曰与。及者，以尊及卑之辞。书公及夫人防齐侯于阳谷，是夫人随公也。与者，连类而并行之谓。书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是公随夫人也。夫倡妇随，男女之大纲。反是，则乱之所由生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公薨于弑，不地。此书地者，以在外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贼未讨而书葬讐在外也
春秋管窥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管窥》>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管窥卷三
新昌县县丞徐廷垣撰
庄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书即位者，以继弑君，不忍言即位也。《左传》谓文姜出，故非也。葢夫人孙齐在三月，其先必偕桓之防归鲁矣。若在齐未归，何迟至三月，而又言夫人孙耶？孙在三月，则正月在鲁，何妨即位，而指以爲姜出故耶？《左氏》释经，亦间有率意处。
三月夫人孙于齐
夫人孙者，以国人交谪，内不自安也。公羊谓夫人固在齐，言孙于齐，念母也。果夫人在齐，何以今始言孙？果念母，亦岂迟至今而始念耶？谷梁谓接练时録母之变，安有母变而经年始録者？此皆縁夫人归不书至，故曲为之说也。不称姜氏，左传谓絶不为亲。葢文姜与闻乎弑，实桓之讐，义不可以入庙，固为臣子者所不得而亲之也。故其出也，史不书姓氏，以明见絶于鲁。或谓姜虽有罪，子不可以讐母，不知情有为义屈者，礼出母不防，以义絶于父也。况杀父之母，逈异于被出之母，安得亲之而竟忘父讐乎？即人子私恩有所不忍，而揆之于义，不得不絶。此左氏以絶之为礼也。
夏单伯送王姬
单伯，天子之乡食，采于单伯。其爵也，送王姬者，以天子嫁女于诸侯，尊卑不敌，使
译桓公在曹地会盟，再次谋划讨伐郑国。曹国没有参加在防地的会盟，所以讨伐郑国的军队也没有参加。
夏季四月，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会盟，共同讨伐郑国。
秋季七月，桓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冬季，修筑向邑的城墙。
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左传》记载，左公子泄、右公子职因为惠公杀害了急子和寿，因而怨恨惠公，所以拥立公子黔牟，惠公逃奔到齐国。然而惠公已经即位五年，两位公子如果认为他不应当即位，为什么当初不慎重考虑？既然已经拥立他并臣服侍奉了五年，却又拥立黔牟而驱逐惠公，这难道不算是乱臣吗？罪责本来在两位公子，不在惠公。卫侯朔以失地之名出逃，并不是断绝与他的关系。
十七年春季，正月丙辰日，桓公与齐侯、纪侯在黄地会盟。
二月丙午日，桓公与邾仪父在趡地会盟。
夏季五月丙午日，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六月丁丑日，蔡侯封人去世。
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癸巳日，安葬蔡桓侯。
凡是诸侯去世都称其爵位，安葬时则称其为“公”。蔡桓侯安葬时唯独称“侯”，可能是史官记载有误。而啖助认为蔡桓侯称“侯”，都是因为蔡季贤明，知道向周天子请求谥号。他说五等诸侯在本国臣子口中都称“公”，安葬时如果不请求周天子的命令，就私自谥号为“公”，从而记载下来以显示不合礼制。只有蔡桓侯称“侯”，大概是蔡季向周天子报告并请求谥号，周天子在记录上写“谥曰某侯”，所以特别记载以表明符合礼制。胡氏宗奉这个说法，认为活着时称“公”是虚位，死后加上谥号才是定名。查考蔡季向周天子报告并请求谥号，《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记载，这是啖氏的主观臆断。《左传》昭公七年，卫襄公去世，卫国的齐恶向周天子报告丧事，并且请求赐谥。周天子派成简公到卫国吊唁，并且追赐谥号给卫襄公说：“叔父陟恪在我先王的左右，辅佐侍奉上帝。”我怎敢忘记高圉、亚圉？卫国报告丧事并请求赐谥，本来就知道尊崇天子了。如果谥号应当请求，应该没有不请求的。周天子派卿士前往吊唁并且追赐谥号，也是对卫国的优待礼遇了。如果谥号应当赐予，应该没有不赐予的。而卫国不请求，周天子不赐予。《春秋》记载安葬卫襄公，不称“卫襄侯”，为什么唯独在蔡桓侯的谥号上请求而周天子赐予呢？况且正名没有比天子更合适的。晋侯是爵位，而景王派詹桓公对晋国说：“伯父惠公，他对籍谈说：‘彤弓虎贲，是文公接受的。’”那么周天子在诸侯去世后，本来都称他们为“公”，难道也是活着时称“公”为虚位吗？所以知道蔡桓侯称“侯”，是史官的讹误罢了。
鲁国与宋国人、卫国人讨伐邾国。
冬季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十八年春季，周王正月。
桓公与齐侯在泺地会盟。
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记载“遂如齐”，是为了说明桓公与夫人都从泺地出发。在泺地会盟不提及夫人，是因为夫人不参与会盟之礼。不参与会盟之礼，却想跟随齐侯到齐国，其淫乱之行可知。桓公不能制止，反而与她同行，这是丈夫跟随妇人行动，失去了妇人顺从丈夫的道义。所以不称“及”，而称“与”。“及”是以上位者及于下位者的说法。记载“公及夫人防齐侯于阳谷”，是夫人跟随桓公。“与”是连类而并行的说法。记载“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是桓公跟随夫人。丈夫倡导，妇人跟随，是男女的大纲。反过来，就是混乱产生的根源。
夏季四月丙子日，桓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桓公是被弑杀，通常不记载地点。这里记载地点，是因为他在国外。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君主桓公。
弑君贼人没有讨伐就记载安葬，是因为仇人在国外。
《春秋管窥》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管窥》>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管窥》卷三
新昌县县丞徐廷垣撰
庄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记载即位，是因为继位的是弑君者，不忍心说即位。《左传》说是因为文姜出逃，所以不记载，这是不对的。大概夫人孙于齐是在三月，在此之前必定是随着桓公会盟后回到鲁国了。如果在齐国没有回来，为什么迟到三月，又说夫人孙于齐呢？孙于齐在三月，那么正月在鲁国，为什么不记载即位，而说是因为姜氏出逃的缘故呢？《左氏》解释经文，也有随意之处。
三月夫人孙于齐
夫人孙于齐，是因为国人交相指责，内心不安。《公羊传》说夫人本来在齐国，说孙于齐，是思念母亲。如果夫人在齐国，为什么现在才说孙？如果思念母亲，难道也迟到今天才思念吗？《谷梁传》说在接练时记录母亲的变故，哪有母亲变故而到经年才记录的？这都是因为夫人归来不记载“至”，所以曲意解释。不称姜氏，《左传》说是断绝关系，不视为亲人。大概文姜参与了弑君，实际上是桓公的仇敌，道义上不可以进入宗庙，本来是臣子所不能亲近的。所以她出逃时，史官不记载姓氏，以表明被鲁国断绝关系。有人说姜氏虽然有罪，儿子不可以把母亲当仇人，不知道有因道义而屈从私情的情况，礼制规定被休弃的母亲不防，是因为道义上与父亲断绝。何况是杀父的母亲，与被休弃的母亲截然不同，怎么能亲近她而竟忘记杀父之仇呢？即使人子私情有所不忍，但衡量道义，不得不断绝。这是《左氏》认为断绝关系符合礼制的原因。
夏季，单伯送王姬。
单伯，是天子的乡食官，采邑在单伯。他的爵位，送王姬，是因为天子嫁女给诸侯，尊卑不匹配，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