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管窥卷三
同姓诸侯主之，故单伯送王姬至鲁，命鲁为之主也。公谷皆以单伯为吾大夫之命于天子，以送为逆。夫鲁之卿，未尝闻有单氏，若臧、孟、叔、季诸家世为鲁卿，岂无一命于天子，而皆以名称？独于先后不见经传之单伯为命大夫而不名，理固难信。且命大夫之不名，何所考据？如齐国髙为天子二守，而髙傒、国归父称名；鲁叔孙豹，王赐之路车命服，非命于天子乎？晋赵武，天子使三公劳之，岂尚未命为卿乎？而皆不以字称，则知命大夫之不名，亦无是例矣。王姬下嫁于齐，礼冝遣使送女至鲁，使鲁为之主。若天子不送女，召鲁使而授之女，如弃遗焉，岂父母之情？齐受昏而鲁为之逆，于名亦不顺。以婚姻之大，而转相授受，又岂所以别嫌明微也？原公谷之意，以后有单伯防伐宋、防鄄及如齐至齐之称，类吾大夫，故遂谓吾大夫耳。不知单伯之防伐宋，以诸侯伐宋，在春，单伯防之，在夏，故不与伐宋诸侯序，而以防伐为文。鄄之防，齐欲归功天子，故以单伯防诸侯赴其如齐也。以襄仲使告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单伯为鲁徃，故书如其至者，以齐人许单伯请而赦之，使来致命，故书至。岂得强防为【阙】夫？而左传所载之事，俱以为不足信耶。
译同姓的诸侯主持婚礼，所以单伯护送王姬到鲁国，是命令鲁国作为主婚人。《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单伯是受天子命令的大夫，把“送”解释为“迎”。鲁国的卿大夫，从未听说有单氏，像臧、孟、叔、季这些家族世代担任鲁卿，难道没有一位受天子任命，却都用名来称呼？唯独对于经传中没有记载的先后出现的单伯，认为是受命的大夫而不称名，这在道理上本来就很难让人信服。况且受命大夫不称名，有什么考证依据？比如齐国的高傒担任天子的二守，而高傒、国归父都称名；鲁国的叔孙豹，周王赐给他路车和命服，这不是受天子任命吗？晋国的赵武，天子派三公去慰劳他，难道还没有任命为卿吗？但他们都不以字来称呼，由此可知受命大夫不称名，也没有这样的先例。王姬下嫁到齐国，按礼应当派遣使者送女到鲁国，让鲁国作为主婚人。如果天子不送女，而是召见鲁国的使者把女儿交给他们，就像抛弃赠送一样，这难道是父母的心情吗？齐国接受婚约而鲁国作为迎亲方，在名分上也不顺当。婚姻这样的大事，却辗转相互授受，又怎么能用来区别嫌疑、阐明细微的礼义呢？推究《公羊传》《谷梁传》的意思，是因为后来有单伯防伐宋、防鄄以及如齐至齐的称呼，类似鲁国大夫，所以就说他是鲁国大夫。他们不知道单伯防伐宋，是因为诸侯伐宋，发生在春季，单伯防之，发生在夏季，所以不与伐宋的诸侯并列，而以“防伐”来记载。鄄地的防，是因为齐国想把功劳归于天子，所以让单伯防诸侯，并报告他到齐国的事。因为襄仲派使者报告周王，请求凭借天子的宠爱向齐国求取昭姬，单伯为鲁国前往，所以记载他到达的情况，是因为齐人答应单伯的请求而赦免他，让他来传达使命，所以记载“至”。怎么能强行把“防”解释为【阙】夫？而《左传》所记载的事情，都认为是不可信的吗？
秋筑王姬之舘于外
左传》曰：为外礼也。盖王姬下降，同姓诸侯虽为之主，究非父母之国，可以归宁者比，故不舘于内，而舘于外，所以远嫌也。《公羊》谓筑之礼也，于外非礼，此不审乎男女之防故也。按礼，女子嫁于他国，父母终则不归宁，故许穆夫人欲唁其兄而不得，为赋《载驰》。况以同姓之防，輙延王姬于宫而不以为嫌乎？蔡哀侯之见其姨，实致败莘之戎；公孙敖之为仲逆，爰啓登城之惑。故礼之坊不可不谨。筑舘以供王姬，顿舍用待齐侯之逆，固同姓诸侯主之之礼。于外者，虽同姓必逺嫌也。《谷梁》又以筑之于外为变之正，谓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使鲁庄果知仇讐不可以接婚姻，必不聴文姜频与讐防，而躬与讐人为狩以取乐矣。谓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按礼，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春秋时诸侯卒哭而释服，无有行三年之防者。传称晋平公既塟，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叔向辞之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绖之中。其以嘉服见，则防礼未毕；其以防服见，是重受吊也。」然晋侯未大祥而遂享诸侯，又与齐侯投壶以宴，岂先以是责人者，后遂自防之乎？盖既塟而未卒哭，则犹在防中；既卒哭即除防，故宴享无嫌也。以庄之防亲事讐，必不违众而独行三年之防，明矣。而谓于卒哭后尚以弁冕相接为嫌，岂其然乎？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
锡命者，锡之服。命即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之谓▯桓公者，追命之也。王或称天王，或称天子，或称王，皆因旧史，本无义例之分。而宋啖助诸家谓：以桓弑君簒国王不能诛，反追命之，无天甚矣，故不称天。与成风之归▯防塟，使妾并嫡无异，故其文一施之。不知春秋果以宠桓去天，则必先于渠伯、紏仍叔之子、家父等聘去天矣。何至桓殁▯命而始去其天耶？谓成风之归赗防塟为使妾并嫡而去天，则归惠公仲子之▯何以不去天耶？夫春秋之作，义在尊王。夫子躬居臣列，安有贬削当代天子位号乎？此悖礼伤教之论，不可以训也。
王姬归于齐
王姬书归以为之主故也
齐师迁纪郱鄑郚
郱鄑郚，纪邑也。用大众以胁迁其民，渐以困纪也。凡外取邑不书，此书者，以郱鄑郚迁而纪莫能抗，则亡形已成，故书之，以见纪侯大去之所由来也。
二年春王二月塟陈庄公
夏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邱
春秋惟国书伐于余邱小国也，若国邑则必言所伐之国矣。如舍国而但言邑，则邑于何属？谁为受伐之国？公羊谓邾娄之邑，非也。谷梁谓君在而重之，亦非也。不知其国，又安知其君？
秋七月齐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防齐侯于禚。
乙酉宋公冯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防齐师伐卫
此公子溺而去其族，以防仇讐伐同姓，故疾之也。
夏四月葬宋庄公
五月葬桓王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
纪季称字贤之也。以酅入齐者，人与地俱附于齐也。以地附敌，何贤之有？纪侯自知必亡，而又不能下齐，故分地与季，令事齐以全宗庙。季能屈已存纪，春秋所以贤之也。
冬公次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邱。
三月纪伯姬卒
夏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埀
郑伯者，厉公而非子仪也。桓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其年九月，突入于栎。虽未入国，已处郑之竟内，则郑君矣。观卫灵公之出，如死鸟，齐侯使公孙青聘卫。既出，闻卫乱，使请所聘。齐侯曰：“犹在竟内，则卫君也。今突已入栎，处郑竟内，非郑君乎？民无二上，国无二君。”凡称郑伯，明突而非子仪矣。且桓十五年冬，诸侯防衮伐郑。左氏曰：“将纳厉公，不克而还。”十六年，诸侯又伐郑，齐、陈二君皆纳突者也。不应复与子仪为防。惟子仪未与诸侯防，故庄十四年被杀，不书弑，而突亦不书复归。若卫剽既与诸侯防，则书“卫寗喜弑其君剽”，而献公之自仪夷入，则书“卫侯衎复归于卫”矣
译秋天，在城外为王姬建造馆舍。
《左传》说：这是为了符合外婚的礼节。大概因为王姬下嫁，同姓诸侯虽然作为主婚人，但终究不是王姬可以归宁省亲的父母之国，所以不在宫内建馆，而在宫外建馆，这是为了避嫌。《公羊传》认为筑馆是合乎礼的，而在宫外筑馆是不合礼的，这是因为没有审慎对待男女之间的防闲。按照礼制，女子嫁到其他国家，父母去世后就不再归宁，所以许穆夫人想吊唁她的哥哥而不能，为此作了《载驰》这首诗。何况因为同姓之间的防闲，竟然把王姬延请入宫而不以为嫌呢？蔡哀侯拜见他的姨母，实际上导致了莘戎的败绩；公孙敖为公子仲迎亲，从而引发了登城的惑乱。所以礼制的防闲不可不谨慎。筑馆来供给王姬居住，设置顿舍来等待齐侯迎亲，这本来是同姓诸侯作为主婚人的礼节。在宫外筑馆，即使是同姓也一定要避嫌。《谷梁传》又认为在宫外筑馆是变通中的正理，说仇敌之人，不是用来接待婚姻的；穿着丧服，不是用来接待冠冕的。如果鲁庄公真的知道仇敌不可以接待婚姻，必定不会听任文姜频繁与仇敌相会，更不会亲自与仇敌一起打猎取乐了。说穿着丧服不是用来接待冠冕的。按照礼制，诸侯五月下葬，七月卒哭。春秋时期诸侯卒哭后就脱去丧服，没有实行三年丧期的。传文记载晋平公下葬后，诸侯的大夫想借此拜见新君，叔向推辞说：“大夫们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又命令我，我正处在斩衰的丧服之中。如果让他们穿着吉服来见，那么丧礼还没有结束；如果让他们穿着丧服来见，那就是再次接受吊唁。”然而晋侯还没有大祥就宴请诸侯，又与齐侯投壶宴饮，难道先前以此责备别人，后来自己就违背了吗？大概下葬后还没有卒哭，就还在丧期之中；已经卒哭就脱去丧服，所以宴饮没有嫌疑。以庄公与仇敌亲近行事，必定不会违背众人而独自实行三年丧期，这是明显的。却说在卒哭之后还以冠冕相接为嫌，难道是这样吗？
冬天十月乙亥日，陈侯林去世。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服。
赐命，就是赐给他服饰。命就是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的说法。桓公，是追赐命服。周王有时称天王，有时称天子，有时称王，都是沿用旧史，本来没有义例的区别。而宋代的啖助等人说：因为桓公弑君篡位，周王不能诛杀他，反而追赐命服，太没有天理了，所以不称天。与成风的归宁、赗赠、丧葬，让妾与嫡妻无异，所以其文辞一概如此。不知道《春秋》如果真的因为宠桓而去掉“天”字，那么必定先在渠伯、纠、仍叔之子、家父等聘问时去掉“天”字了。怎么等到桓公去世、赐命时才去掉“天”字呢？说成风的归宁、赗赠、丧葬是让妾与嫡妻无异而去掉“天”字，那么归惠公、仲子的赗赠、丧葬为什么不去掉“天”字呢？《春秋》的创作，义理在于尊王。孔子自己身处臣子的行列，哪有贬削当代天子位号的道理呢？这是违背礼制、伤害教化的言论，不可以作为准则。
王姬嫁到齐国。
王姬记载“归”，是因为她作为主婚人的缘故。
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地。
郱、鄑、郚，是纪国的城邑。用大军胁迫迁移那里的百姓，逐渐使纪国陷入困境。凡是国外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记载，是因为郱、鄑、郚迁移而纪国不能抵抗，那么灭亡的形势已经形成，所以记载，以显示纪侯大规模离去的原因。
二年春天周王二月，安葬陈庄公。
夏天，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邱。
《春秋》只有国家记载攻打于余邱，于余邱是小国，如果是国家的城邑，那么必定会说出所攻打的国家了。如果舍弃国家只说城邑，那么城邑属于哪里？谁是受攻打的国家？《公羊传》说是邾娄的城邑，不对。《谷梁传》说是君主在位而加重它，也不对。不知道它的国家，又怎么知道它的君主呢？
秋天七月，齐国的王姬去世。
冬天，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
乙酉日，宋公冯去世。
三年春天周王正月，公子溺会同齐国军队攻打卫国。
这是公子溺去掉他的族氏，因为会同仇敌攻打同姓，所以痛恨他。
夏天四月，安葬宋庄公。
五月，安葬桓王。
秋天，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
纪季称字，是赞美他。带着酅地投奔齐国，是人和土地都依附于齐国。把土地依附给敌人，有什么值得赞美的？纪侯自知必定灭亡，而又不能屈服于齐国，所以分给纪季土地，让他侍奉齐国以保全宗庙。纪季能委屈自己保全纪国，所以《春秋》赞美他。
冬天，鲁公驻扎在滑地。
四年春天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在祝邱宴请齐侯。
三月，纪伯姬去世。
夏天，齐侯、陈侯、郑伯在埀地相遇。
郑伯，是厉公而不是子仪。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出逃奔蔡国，那年九月，突进入栎地。虽然没有进入国都，但已经在郑国的境内，就是郑国的君主了。看卫灵公出逃，像死鸟一样，齐侯派公孙青聘问卫国。既已出逃，听说卫国动乱，派人询问所聘问的对象。齐侯说：“还在境内，就是卫国的君主。现在突已经进入栎地，处在郑国境内，不是郑国的君主吗？百姓没有两个上级，国家没有两个君主。”凡是称郑伯，明确是突而不是子仪。而且桓公十五年冬天，诸侯在衮地会合攻打郑国。《左传》说：“将要迎立厉公，没有成功而返回。”十六年，诸侯又攻打郑国，齐、陈两位君主都是迎立突的人。不应该再与子仪会合。只有子仪没有与诸侯会合，所以庄公十四年被杀，不记载“弑”，而突也不记载“复归”。如果卫剽已经与诸侯会合，那么记载“卫宁喜弑其君剽”，而献公从仪夷进入，就记载“卫侯衎复归于卫”了。
。蘓子由以郑伯为子仪，非也。
纪侯大去其国
大去者，徃而不返，土地人民悉委之而去也。纪侯自知必亡，而不忍残害其民，故以季下齐存祀，而身则弃宗社，遗妻子孑焉，逺遯不与非义较其志，苦其行洁，髣髴乎西山之高蹈。故春秋大其去也。或以不能自强为善，又不能死社稷为讥，不知齐为封豕长蛇，志在吞噬，纪齐之不敌，奚止什伯？谘难于鲁，而鲁无防，请王命以求成，而公告不能归季姜于京师，而天子莫庇。鲁将防郑谋纪，而郑又辞以难，势穷计竭，更无可呼吁者矣。且齐冯陵狎至，不灭不休，及迁郱鄑郚，而纪已在齐掌握，自强之説徒虚语耳。至于效死弗去，不特伤我民人，而窃恐齐怒益增，酅之宗庙亦不能保，均亡也，无宁存宗庙而亡。是以伯姬卒而不葬，叔姬存而不偕，脱身长徃，经传不言所之，亦不志其殁，盖鸿飞冥冥，身与名皆隐，非徒去国已也。春秋所以嘉之，至有以太王迁岐责之者，此亦未审乎古今时势也。太王处戎狄之乡，地旷而无主，故得舍此就彼。纪在山东，尺地莫非有主，何隙之可迁？公羊谓大去者灭也，不言齐灭，以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为贤者讳，其説尤诞。据谓哀公烹于周，纪侯谮之，然谮者无形，而烹者天子，天子烹之，而讐天子之谮人，是讐天子也，人臣而讐天子，可乎？古人有言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今借口九世之讐，灭天子婚姻之国，无王甚矣。公羊子方啧啧贤之，是崇乱而奨逆也可乎哉？
译苏辙认为郑伯就是子仪，这是错误的。
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
所谓“大去”，是指离开后不再返回，将土地和人民全部舍弃而离去。纪侯自知国家必定灭亡，却不忍心残害他的百姓，所以让季姜留在齐国以保存宗庙祭祀，而他自己则抛弃宗庙社稷，丢下妻子儿女，远远地逃遁，不与不义之事较量。他的志向困苦，行为高洁，仿佛像伯夷那样在西山隐居。所以《春秋》称赞他离开国家的行为。有人因为纪侯不能自强而认为他是善人，又因为他没有为社稷而死而讥讽他，这是不知道齐国如同大猪长蛇，志在吞噬，纪国与齐国的力量悬殊，岂止是十倍百倍？向鲁国咨询危难，而鲁国没有防备；请求周天子下命令以求和解，而周天子告知不能将季姜送回京师，天子也不庇护。鲁国打算联合郑国谋划救纪，而郑国又以困难为由推辞。形势困窘，计谋用尽，再也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了。况且齐国欺凌侵犯，频繁到来，不灭亡纪国不停止，等到迁都到郱、鄑、郚，纪国已经在齐国的掌握之中，自强的说法只是空话罢了。至于效死不离，不仅伤害我的百姓，而且恐怕齐国的愤怒更加增加，酅地的宗庙也不能保全，同样是灭亡，不如保存宗庙而灭亡。因此伯姬去世而不安葬，叔姬存活而不相随，脱身远走，《春秋》经传没有说明他去往哪里，也没有记载他的死讯，大概像大鸟飞入高空，身与名都隐藏起来，不仅仅是离开国家而已。《春秋》之所以嘉奖他，甚至有人用周太王迁往岐山来责备纪侯，这也是没有审察古今时势的不同。太王处在戎狄之地，地广而无主，所以能够舍弃这里前往那里。纪国在山东，每一寸土地都有主人，有什么空隙可以迁徙？《公羊传》说“大去”就是灭亡，不说齐国灭亡纪国，是因为齐襄公报了九世之仇，《春秋》为贤者讳，这种说法尤其荒诞。据称哀公在周被烹杀，是纪侯进谗言所致，然而进谗言的人无形，而被烹杀的是天子，天子被烹杀，却去仇恨天子的进谗言者，这是仇恨天子啊，人臣仇恨天子，可以吗？古人有话说：“报恩报怨，不在后代。”现在借口九世之仇，灭亡天子姻亲的国家，无君无父到了极点。《公羊传》的作者还啧啧称赞他是贤者，这是崇尚混乱而鼓励叛逆，可以吗？
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
不曰齐人而称齐侯者，着其诈也。齐襄迫逐纪侯，使夫人卒而不及葬，憯恶极矣。而犹欲以葬伯姬邀名，其果能欺天下后世耶？
秋七月
冬公及齐人狩于禚
公狩，非微者得偕明，齐侯也，而称人，以与讐为乐，忘亲甚矣，故不言齐侯，为公隐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齐师
秋郳黎来来朝
冬，公防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
卫人逐君，擅为废置，诸侯讨而伐之，冝也；而抗王师，则又不可。故四国畧而称人。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
天子之公卿书，官书，爵大夫书，人书，字家父南季，字而不人，以有天王使在上也。子突书人者，恐不审其所自来，故以王人冠之也。或以称人为下士，字之为褒，未见有据。盖《春秋》之书王人，并子突而三，洮之盟不言其人，翟泉之盟王子虎也，而曰王人，安见子突独为下士而以字之为褒欤？将以救卫为善耶？按朔之恶于父在时，搆杀其兄，非恶于国也。急子暨寿死，朔固以次当立，非簒也。天子即欲罪旧恶，冝黜之于始，今朔已在位五年，公子泄、公子职皆北面为之臣者也。既已乆为之臣，而复以私怨逐之，得不谓之叛臣乎？人臣而叛君作乱，固王法之所当诛，而天子方兴师以助之，安得为善？以助叛为善，是凡为臣者俱可以私怨废置其君矣，岂可以训天下后世？观黔牟之立与放，《春秋》俱不书，明不以为君也。不以为君，则不予其立可知，而又何善乎救卫乎？故知五国之抗王师与子突之救卫，均之圣人所不取也。
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
入者，国逆之词。卫侯虽有五国之助，而二公子不能兴师以抗，俯受放杀。葢国人已奉朔矣，故以国逆为文。公谷谓朔名为絶之入，为簒，词为逆。按诸侯失国而复归，无有不名者。郑伯突，卫侯郑，卫侯衎，曹伯襄，皆称名。岂皆絶之乎？许叔之入于许，岂亦为簒为逆耶？
秋公至自伐卫
公羊谓得意至防，不得意至伐。其説乱经。按公之防伐，无有不至伐者。其伐而又盟，则至防。惟成十六年，公防尹武公及诸侯伐郑，不盟也，而以防至。葢公七月伐郑，晋用侨如之谮，九月执季孙行父，公旋待郓，是防伐之事早毕。至十月出侨如，十二月季孙及郤犨盟扈，而后公归。所重不在伐，故至防而不至伐。襄十一年伐郑，盟亳矣，而以伐至。以盟而郑即叛，盟所重不在盟，故至伐而不至防。安有所谓得意至防，不得意至伐者乎？
螟
冬齐人来归卫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防
夏四月辛邜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
恒星者，经星也。即二十八宿，传谓恒星不见，夜明也。林氏释为日光不匿，故夜明。愚谓日未匿，即不得称夜；夜则日既匿矣，光安得不匿？恒星不见者，非日光不匿之谓。厯家推四月辛邜为月之五日，月尚微，不能掩星，则亦非月光矣。非日非月，乃天显其光，所以为夜明也。星陨如雨者，▯谓与雨偕。刘歆释如为而，窃谓未是。葢有星则无雨，有雨则不见星。且着于上为星，陨于下即为石。仰而视之，则因雨莫辨；俯而察之，惟见有石。何以知其为星？故知经书「星陨如雨」者，言星之陨如雨之多，实仰而见之，非谓与雨偕也。汉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则如雨之非雨，不又可证乎？
秋大水无麦苖
冬夫人姜氏防齐侯于谷
八年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
师者，不得已而用之。兴师，次境而无敌。俟陈蔡，而陈蔡不至。书之，以见其轻举妄动也。
甲午治兵
先次郎而后治兵。明师在郎而不在庙也。庙中亦非习战之地。左氏谓治兵于庙，非也。
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
次郎之师本以俟陈、蔡，及陈、蔡不至，而虑师出无名，故又从齐围郕。蹇叔有言曰：「勤而无所，必有悖心，此之谓矣。」
秋师还
无名兴戎，乆厯三时，故书「师次」「
译六月乙丑，齐侯安葬纪伯姬。
不称“齐人”而称“齐侯”，是为了彰显他的欺诈。齐襄公逼迫驱逐纪侯，致使夫人去世却来不及安葬，其残忍恶劣到了极点。然而他还想通过安葬伯姬来博取名声，他果真能欺骗天下后世吗？
秋七月。
冬，鲁公与齐人在禚地打猎。
鲁公打猎，并非地位低微的人所能陪同，陪同的是齐侯，却称“人”，是因为以仇敌为乐，忘却亲情太严重了，所以不称齐侯，是为鲁公隐讳。
五年春，周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前往齐军驻地。
秋，郳国的黎来前来朝见。
冬，鲁公在防地会合齐人、宋人、陈人、蔡人讨伐卫国。
卫国人驱逐国君，擅自废立，诸侯讨伐他，是应当的；但对抗周天子的军队，则又不可以。所以四国省略爵位而称“人”。
六年春，周王正月，周王的人子突救援卫国。
周天子的公卿，书写官职；大夫，书写爵位；士，书写“人”；家父、南季，书写名字而不称“人”，是因为有周天子的使者在上面。子突书写“人”，是恐怕不清楚他来自哪里，所以用“王人”来冠之。有人认为称“人”是下士，书写名字是褒奖，没有见到依据。大概《春秋》中书写“王人”，连同子突共有三次，洮地的盟会不提及那个人，翟泉的盟会是王子虎，却称“王人”，哪里见得子突独自是下士而书写名字就是褒奖呢？将救援卫国视为善行吗？查考朔在父亲在世时，构陷杀害兄长，并非对国家有恶。急子和寿死后，朔本来按次序应当即位，并非篡位。周天子即使想追究旧恶，应当在开始时废黜他，如今朔已经在位五年，公子泄、公子职都北面称臣于他。已经长久地称臣，却因私怨驱逐他，能不称为叛臣吗？人臣背叛君主作乱，本是王法应当诛杀的，而周天子反而兴师援助他，怎么能说是善行？以援助叛乱为善，那么凡是臣子都可以因私怨废立君主了，这怎么能作为天下后世的训诫？看黔牟的即位与放逐，《春秋》都不记载，明确表示不认为他是君主。不认为他是君主，那么不认可他的即位就可知了，又哪里有什么善行在救援卫国呢？所以知道五国对抗周天子军队与子突救援卫国，都是圣人所不认可的。
夏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
“入”，是国人迎接的辞令。卫侯虽然有五国的援助，但两位公子不能起兵抵抗，只能俯首接受放逐和杀戮。大概国人已经拥戴朔了，所以用国人迎接的文辞。《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朔名为被绝弃的“入”，是篡位，辞令为逆。查考诸侯失国后复归，没有不称名的。郑伯突、卫侯郑、卫侯衎、曹伯襄，都称名。难道都是被绝弃吗？许叔进入许国，难道也是篡位和逆吗？
秋，鲁公从伐卫之地返回。
《公羊传》认为得意则称“至防”，不得意则称“至伐”。这种说法扰乱经义。查考鲁公的会盟与讨伐，没有不到“伐”地的。如果讨伐后又盟会，则称“至防”。只有成公十六年，鲁公在防地会合尹武公及诸侯讨伐郑国，没有盟会，却称“至防”。大概鲁公七月讨伐郑国，晋国听信侨如的谗言，九月拘捕季孙行父，鲁公返回等待在郓地，是会盟讨伐的事早已结束。到十月驱逐侨如，十二月季孙与郤犨在扈地盟会，然后鲁公才回来。重点不在讨伐，所以称“至防”而不称“至伐”。襄公十一年讨伐郑国，在亳地盟会了，却称“至伐”。因为盟会后郑国立即背叛，盟会的重点不在盟会，所以称“至伐”而不称“至防”。哪里有所谓得意则“至防”，不得意则“至伐”的说法呢？
发生螟灾。
冬，齐人来归还卫国的俘虏。
七年春，夫人姜氏在防地会合齐侯。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陨落如雨。
恒星，是经星。即二十八宿，传文说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晚明亮。林氏解释为日光不隐藏，所以夜晚明亮。我认为日光不隐藏，就不能称为夜晚；夜晚则日光已经隐藏了，光芒怎么能不隐藏？恒星看不见，不是日光不隐藏的意思。历法推算四月辛卯是月之五日，月亮尚微弱，不能掩盖星星，那么也不是月光。非日非月，而是上天显现其光，所以夜晚明亮。星星陨落如雨，〇说与雨一起。刘歆解释“如”为“而”，我认为不对。大概有星星就没有雨，有雨就看不见星星。而且在上空的是星星，陨落到地面就是石头。仰头看，因为雨无法分辨；低头看，只见有石头。怎么知道是星星呢？所以知道经书“星陨如雨”，是说星星陨落像雨一样多，实际上是仰头看见的，不是说与雨一起。汉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半夜，星星陨落如雨，长一二丈，接连不断未到地面就熄灭，那么像雨却不是雨，不又可以证明吗？
秋，大水灾，没有麦苗。
冬，夫人姜氏在谷地会合齐侯。
八年春，周王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人、蔡人。
军队，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兴师，驻扎边境而没有敌人。等待陈蔡，而陈蔡不来。记载此事，以显示其轻举妄动。
甲午日治兵。
先驻扎郎地而后治兵。表明军队在郎地而不在宗庙。宗庙也不是练习战斗的地方。《左传》说在宗庙治兵，是不对的。
夏，军队与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
驻扎郎地的军队本是为了等待陈、蔡，等到陈、蔡不来，又担心出兵没有名义，所以又跟随齐国包围郕国。蹇叔有话说：“劳苦而没有所得，必定产生悖逆之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秋，军队返回。
没有名义兴兵，历经三个季节，所以记载“师次”
九年春齐人杀无知
公及齐大夫盟于蔇
齐大夫不名，非一人也。大夫不得防公侯，然齐无君以难，故不嫌于僭，故直书“公及”而不讳也。蔇鲁地，齐大夫越竟而来盟，谋奉子紏也。
夏公伐齐，纳子紏。齐小白入于齐。
蔇之盟，齐大夫虽谋奉子紏，而国人之心未一，故伐齐以纳之。公羊、谷梁俱作紏。于是有以紏不书子为不当立，小白繋齐为冝有齐，不知子紏之子非即位未葬之子也。凡公子即位未葬，曰子紏未即位，安得称子？其曰子紏，如郑之子华、子臧，晋之子员、子朱，皆以子系名者也。故纳曰子紏，杀亦曰子紏，不然而纳不称子，于不得立而杀之，反君而子之，果何所取义乎？且鲍叔臣事小白，与子紏为敌，其帅师来言曰：「子紏亲也，请君讨之。」岂亦以子紏为君而子之乎？则固知子紏其名，而非即位未▯之君称也。其冝立不宜立，岂系于是？小白之系齐者，亦非谓冝有齐也。按《春秋》之例，凡公子去国，国逆而立之，曰入；诸侯纳之，曰归。如莒去疾自齐入于莒，齐阳生入于齐，皆国逆而立，故书「入」而系之以国；突归于郑，赤归于曹，皆诸侯纳之，故书「归」而不系以国。今子紏以诸侯纳，又未得立，故不称国。小白以国逆而立，书「入」而系之国，例也。岂谓其宜立乎？惟程子据薄昭与淮南厉王长书，有「齐桓杀其弟以反国」之语，遂定小白兄而子紏弟，有不当立、冝有齐之辨。然考《史记·齐世家》及《管子》俱称齐僖公生太子诸儿，次紏，次小白。荀卿亦谓齐桓杀兄以争国，是紏兄而小白弟也。薄昭生于后代，固不足据以证《世家》、《管子》、荀卿之非。其曰「杀弟」云者，以刘长为汉文帝弟，骄恣不法，故称「杀弟」以切儆，非真辨二子长防谓确有所据也。诸家又谓忽系郑而突不系郑，覊系曹而赤不系曹，乃嫡庻之辨；防菑不系邾而书「弗克纳」，乃长防之辨。不知忽与覊之称国，谓其出奔耳，非归国也。《春秋》凡列国公子大夫出奔，无有不称国者，何独于郑忽、曹覊之奔，谓因嫡起例耶？突与赤不系国者，以外纳而归，故不系国，不因非嫡而起例。防菑之不系国，亦外纳之例，其长防之辨。于弗克纳见之，非以不系国分，长防也。又有谓公子入国而系国者，齐小白、莒去疾、齐阳生，皆宜有国者也。不知去疾虽长，而展舆已立为世子，则展舆为嫡，去疾为庻，阳生为诸姬子，列在五，非嫡非长，俱不宜有国者。去疾以羣公子召，阳生以陈乞召，与小白之以髙国召同，故皆从国逆而系之以国，岂谓其长而当立乎？谷梁谓小白不让公子紏先入，审乎长防之序矣。
秋七月丁酉葬齐襄公
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
书及不书公者，为败讳也。公羊谓内不言败，言败为伐败以复讐也。夫纳讐人之子，谋定其国，是助讐也。岂曰复讐，而又何败之可伐乎？
九月齐人取子紏杀之
纳书「子紏杀」亦书「子紏」，明其名也。公羊谓贵其宜为君也。胡文定谓不当杀也。夫宜为君与不当杀，要之未得为君，岂可以未▯之君称之？非君而以为君，春秋无是例也。杀之者实鲁，而曰「齐人取」，杀之者葢鲁庄以千乗之国，虽败犹可自强，何至不能庇一子紏而奉命杀之？恐后如齐之鄙邑然，故书「取」以病鲁也。附管仲不死相桓论。
桓公杀公子紏，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而相桓。论者以其忘君事讐，故子路、子贡疑其未仁。乃夫子盛称其功而不言其非，良以紏非管仲之君，而桓非管仲之讐，不当死而不死，故无非耳，不以功大而谓可掩过也。程子窃疑夫子之言，因薄昭书有“齐桓杀弟”一语，遂以证紏防而小白长，谓辅紏为非义，紏死为实当，故圣人不责仲死而称其功。又曰：“若使桓弟而紏兄，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仲与桓为不同世之讐。”计其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夫乃害义。愚谓紏长而桓防，见于齐世家及管子、荀子。彼薄昭所称，固不足以为证，而仲之应死与不应死
译鲁庄公九年春天，齐国人杀了公孙无知。
庄公与齐国的大夫在蔇地结盟。
齐国大夫没有列出名字，因为不止一人。大夫本不应凌驾于公侯之上，但齐国因无君主而陷入危难，所以不嫌其僭越，因此直接记载“公及”而不避讳。蔇是鲁国的地方，齐国大夫越过国境来结盟，是谋划拥立公子纠。
夏天，庄公攻打齐国，送公子纠回国。齐国的小白进入齐国。
在蔇地结盟时，齐国大夫虽然谋划拥立公子纠，但齐国国人的心意尚未统一，所以攻打齐国以送公子纠回国。《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写作“纠”。于是有人因为“纠”不称“子”而认为他不应当立为君，小白连系“齐”字则认为是应当拥有齐国，却不知道公子纠的“子”并非指即位后尚未安葬的“子”。凡是公子即位后尚未安葬，称为“子”；纠尚未即位，怎么能称“子”呢？那称“子纠”，就像郑国的子华、子臧，晋国的子员、子朱，都是以“子”连系名字的人。所以送他回国称“子纠”，杀了他也称“子纠”，如果不这样，送他回国不称“子”，在他不能立为君而被杀时，反而称他为君而称“子”，这究竟取什么义呢？况且鲍叔牙臣事小白，与公子纠为敌，他率领军队来说：“公子纠是亲属，请君讨伐他。”难道也是把公子纠当作君而称“子”吗？那么就知道“子纠”是他的名字，而不是即位后尚未安葬的君主称呼。他应当立还是不应当立，难道取决于这个吗？小白连系“齐”字，也不是说应当拥有齐国。按照《春秋》的体例，凡是公子离开本国，本国迎回而立他为君，称为“入”；诸侯送他回国，称为“归”。比如莒国的去疾从齐国回到莒国，齐国的阳生回到齐国，都是本国迎回而立他为君，所以记载“入”而连系国名；突回到郑国，赤回到曹国，都是诸侯送他们回国，所以记载“归”而不连系国名。现在公子纠由诸侯送回国，又未能立为君，所以不连系国名。小白由本国迎回而立他为君，记载“入”而连系国名，这是体例。难道说是他应当立吗？只有程子根据薄昭给淮南厉王长的信，有“齐桓公杀其弟以返国”的话，于是断定小白是兄而公子纠是弟，有不当立、应当拥有齐国的辨析。但考察《史记·齐太公世家》和《管子》都称齐僖公生了太子诸儿，其次是纠，再次是小白。荀子也说齐桓公杀兄以争国，这是纠是兄而小白是弟。薄昭生于后代，固然不足以用来证明《世家》、《管子》、荀子的错误。他说“杀弟”，是因为刘长是汉文帝的弟弟，骄横放纵不守法度，所以称“杀弟”以深切警戒，并非真正辨析二人长幼，认为确有所据。各家又说忽连系郑而突不连系郑，羁连系曹而赤不连系曹，这是嫡庶的辨析；防、菑不连系邾而记载“弗克纳”，这是长幼的辨析。不知道忽与羁连系国名，是说他们出奔，不是回国。《春秋》凡是列国公子大夫出奔，没有不连系国名的，为什么唯独在郑忽、曹羁出奔时，说因嫡子而起例呢？突与赤不连系国名，是因为由外部送归，所以不连系国名，不是因为非嫡子而起例。防、菑不连系国名，也是外部送归的体例，其长幼的辨析，在“弗克纳”中体现，不是以不连系国名来区分长幼。又有说公子回国而连系国名的，齐小白、莒去疾、齐阳生，都是应当拥有国家的人。不知道去疾虽然年长，但展舆已立为世子，那么展舆是嫡子，去疾是庶子，阳生是诸姬之子，列在第五，非嫡非长，都不应当拥有国家。去疾由众公子召请，阳生由陈乞召请，与小白由高、国召请相同，所以都从本国迎回而连系国名，难道说是他们年长而应当立吗？《谷梁传》说小白不让公子纠先进入，审察长幼的次序了。
秋天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
八月庚申日，与齐国军队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
记载“及”而不记载“公”，是为失败避讳。《公羊传》说内部不说败，说败是为了伐败以复仇。送仇人的儿子，谋划安定其国家，这是帮助仇人。怎么能说是复仇，又有什么败可以伐呢？
九月，齐国人捉拿公子纠杀了他。
送他回国记载“子纠”，杀他也记载“子纠”，明确他的名字。《公羊传》说贵在他应当为君。胡文定说他不应当被杀。应当为君与不应当被杀，总之他未能成为君，怎么能以未能成为君的君主称呼他呢？不是君而当作君，《春秋》没有这样的体例。杀他的是鲁国，却说“齐人取”，杀他的大概是鲁庄公凭借千乘之国，虽然战败仍可自强，何至于不能庇护一个公子纠而奉命杀他？恐怕后来像齐国的边邑一样，所以记载“取”以指责鲁国。附带论述管仲不死相桓。
桓公杀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不死而辅佐桓公。议论的人因为他忘记君主侍奉仇敌，所以子路、子贡怀疑他不仁。然而孔子盛赞他的功绩而不说他的过错，实在是因为纠不是管仲的君主，而桓不是管仲的仇敌，不应当死而不死，所以没有过错，不是因为功大而说可以掩盖过错。程子私下怀疑孔子的话，因为薄昭信中有“齐桓杀弟”一语，于是用来证明纠幼而小白长，说辅佐纠是不义，纠死是实在应当，所以圣人不责备管仲死而称颂他的功绩。又说：“如果桓是弟而纠是兄，管仲所辅佐的是正的，桓夺取他的国家而杀了他，那么管仲与桓就是不同世的仇敌。”计算他的功绩而赞同他侍奉桓，圣人的话，就害了义。我认为纠长而桓幼，见于《齐太公世家》及《管子》、《荀子》。那薄昭所称，固然不足以作为证据，而管仲应当死还是不应当死
，亦不系乎紏之长防，而系乎紏之为君与否。如紏防而既立，若晋之奚齐、卓子，则固君之而固臣之矣，死其死宜也，不死为不忠。紏长而未得立，不过一长公子，如鲁之庆父等，孰君之而孰臣之，不死其死亦宜也，死之为伤勇。今紏非世子，纳而未入，国未即位于朝，未告于祖庙，不得为君，仲与忽又岂得为之臣？桓亦先公之子，国逆而立之，苟主宗社，谁曰非君？仲与忽固齐臣也，岂得而讐之？程子惑于忘君事讐之论，故疑圣人之言害义，欲证紏防以曲解。明乎紏之非君而桓之非讐，则仲忽之不当死，灼然矣，安取乎长防之辨，而谓世家、管子、荀子俱不足信耶？独是仲与忽既为紏傅，无君臣之分，而有师保之谊，不幸而紏罹于难，为之傅者，岂竟同秦越之相视乎？按礼，交游之讐，不同国傅，亦犹之友也。仲忽而为紏也，礼违之，他邦可耳，退耕于野，不仕可耳。忽以君礼死之，死非其义矣。仲舍小节而相桓，以成匡世之大勲，得轻重之权，故夫子嘉其功而不言其过，夫亦以功百而过一，可弗论也。若紏既为君，则臣分已定，仲虽建有大功，岂得以事讐之勲掩其忘君之罪，而忽之死宜与荀息并。美宁复以匹夫匹妇之谅小之故，断仲忽之处紏辨？君臣不当辨长防也。
译这也不取决于纠是长公子还是防公子，而取决于纠是否成为国君。如果纠作为防公子已经即位，像晋国的奚齐、卓子那样，那么他确实是君，臣下确实要尽臣道，为他而死是适宜的，不死就是不忠。如果纠作为长公子尚未即位，不过是一位长公子，像鲁国的庆父等人，谁视他为君，谁视他为臣？不为他而死也是适宜的，为他而死则是损害勇德。如今纠不是世子，被接纳却未回国，国家没有在朝廷上确立他的君位，没有向祖庙禀告，不能算作国君，管仲和召忽又怎么能够成为他的臣子？桓公也是先公的儿子，国家迎立他，如果主持宗庙社稷，谁说他不是国君？管仲和召忽本来就是齐国的臣子，怎么能与桓公为仇？程子被“忘记君父而侍奉仇人”的说法所迷惑，所以怀疑圣人的话有害于道义，想要证明纠是国君来曲解经义。明白了纠不是国君而桓公不是仇人，那么管仲和召忽不应当为纠而死，就非常清楚了，哪里需要去辨析长公子与防公子，而说《世家》、《管子》、《荀子》都不足信呢？只是管仲和召忽既然担任纠的师傅，虽然没有君臣的名分，却有师保的情谊，不幸纠遭遇祸难，作为他的师傅，难道竟然像秦越人那样互相漠视吗？按照礼制，朋友之间的仇敌，不同国，师傅也像朋友一样。管仲和召忽对于纠，违背了礼制，去他国可以，退隐田野不仕可以。召忽以君礼为纠而死，死得不符合道义。管仲舍弃小节而辅佐桓公，成就了匡正天下的伟大功业，掌握了权衡轻重的原则，所以孔子嘉奖他的功绩而不提及他的过错，这也是因为功绩百倍而过错仅一，可以不加以议论。如果纠已经是国君，那么臣下的名分已经确定，管仲即使建立了大功，怎么能用侍奉仇人的功绩来掩盖他忘记君父的罪过，而召忽的死就应当与荀息并列。子夏又因为匹夫匹妇的小节信义而轻视他们，所以断言管仲和召忽对待纠的处置需要辨析？君臣之间不应当辨析长公子与防公子。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迁宿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乗邱。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
秋宋大水
冬王姬归于齐
王姬书归者，以命鲁为之主，故书不言送王姬者，非卿来，故不书。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姬归于酅。
纪侯大去，叔姬已归宗国。今齐桓以礼信属诸侯，酅之宗庙克宁，故归酅以终老。葢妇人之义，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叔姬归酅，正也。故春秋贤而书其归。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防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万出奔陈
按《左传》宋人以赂请南宫万于陈而醢之，是贼已讨矣。闵公曷为不书葬？疑万于立子游后，遂葬。闵公如晋，栾书、中行偃弑厉公，以车一乗，葬之于翼东门之外。在迎立周子之先，齐崔杼杀庄公，越十三日而葬诸士孙之里。葢弑逆之徒，贬削其君，不以礼葬之，故皆不待五月也。宋之臣子于贼讨后，不复改葬，失未复讐不葬之义，故万不书杀，闵不书葬也。有讥宋人乆不讨贼，致令出奔者，此不逹时势之言也。夫万恃其勇，弑君与大夫如拉朽，一时无有能抗，故羣公子咸奔。又逆党方盛，拥师围亳，剪灭亦非容易。迨萧叔与戴、武、宣、穆、庄之族合，而以曹师伐之，然后胜焉。事固有难有易，而岂得以迟乆责之？必尽如仇牧之粉身一旦，计不旋踵，于讨贼复讐奚益？胡氏谓书万出奔而闵公不▯，着陈人与贼为党之罪，亦舍本求末之论。葢未复讐不葬，原以励本国臣子，非以责隣国也。宋之臣子果能复讐改葬，自可告无罪于先君，岂得因陈人受赂而反没宋人之善乎？故知不书杀万与葬闵者，以葬在前，讨贼在后也。
十有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防于北杏。四国称人，皆大夫也。大夫不防公侯，故人之等于防者，齐桓欲图覇，而恐诸侯未肯服从，故降尊而与四国之大夫防。明年防鄄，假宠王臣以合诸侯。至十五年，再防鄄，而后遂主诸侯，齐始覇也。谷梁谓「人宋公」为疑桓非受命之伯。按北杏，齐地，时宋桓初立，国乱未宁，似未遑逺与齐防。且宋桓为众所立，得国以正，非急急焉求定其位可比，故以大夫聴命。谷梁于何所考，而必其为宋公？且疑齐桓，曷为「人宋公」？尤不可解之论。
夏六月齐人灭遂
秋七月
冬公防齐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
夏单伯防伐宋
左传》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防之。诸侯伐宋，在先；单伯防伐，在后。故不序于诸侯之上，而以防伐为文。后人遂指单伯为鲁卿。岂《左传》亲见国史为不足信，而反以无稽之言为实据耶？
秋七月荆入蔡
冬，单伯防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齐请王臣莅防，以合诸侯，故以单伯防诸侯，告。
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防于鄄。
复防而齐遂主诸侯，葢诸侯咸尊齐矣，故左传曰：「齐始覇也。」
夏夫人姜氏如齐
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
郑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
秋荆伐郑
冬，十有二月，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不书防之人微者也。胡氏谓防者公也。以鲁首叛盟，故讳不称公。按《春秋》有为鲁讳者，有鲁自为讳者。如黒壤之防，晋人止公于防，公不与盟，故诸侯之盟不书，此为鲁讳也。淮之防，公实见执于齐，而犹以防至此，自为讳也。然皆书公，未有隐之者。若幽之盟，何讳而没公不书也？谓郑詹之逃来为叛盟耶？夫詹非齐之叛臣，乃郑臣见执而不能待礼，逃之为辱命，非晋栾盈、宋华亥等叛臣所比，故逃鲁而齐亦不见责也。若以纳迯讳公，则襄二十年盟澶渊，鲁邾为同盟，而明年邾庻其来奔；襄五
译冬季疏浚洙水。
鲁庄公十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庄公在长勺击败齐军。
二月，鲁庄公入侵宋国。
三月，宋国人迁移宿国。
夏季六月，齐军和宋军驻扎在郎地。鲁庄公在乘丘击败宋军。
秋季九月，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军，并将蔡侯献舞俘虏带回。
冬季十月，齐军灭掉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
鲁庄公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五月戊寅日，鲁庄公在鄑地击败宋军。
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
冬季，王姬嫁到齐国。
王姬记载为“归”，是因为周王命令鲁国作为主婚人，所以记载中不写送王姬的人；因为不是卿大夫前来，所以不记载。
鲁庄公十二年春季，周历三月，纪叔姬嫁到酅地。
纪侯已经离开，叔姬也已回到宗国。如今齐桓公以礼义信义统属诸侯，酅地的宗庙得以安宁，所以叔姬回到酅地终老。大抵妇人的道义，是重视夫家而疏远父母家，叔姬回到酅地，是合乎正道的。所以《春秋》赞赏并记载她的回归。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甲午日，宋万杀害了他的国君宋闵公，以及大夫仇牧。
冬季十月，宋万逃奔到陈国。
按照《左传》记载，宋国人用贿赂向陈国请求交出南宫万，并将其剁成肉酱，这说明逆贼已经被讨伐了。宋闵公为什么没有记载安葬？怀疑是在立子游之后，就安葬了闵公。晋灵公到晋国，栾书、中行偃杀害晋厉公，用一辆车，将他安葬在翼东门之外。这是在迎立周子之前。齐国崔杼杀害齐庄公，过了十三天才将他安葬在士孙之里。大抵弑君逆贼，贬抑削夺其君主的地位，不依礼制安葬，所以都不等到五个月。宋国的臣子在讨伐逆贼后，不再改葬，违背了未报冤仇不安葬的道义，所以不记载杀宋万，也不记载安葬闵公。有人讥讽宋人长久不讨伐逆贼，导致其出逃，这是不通晓时势的言论。宋万依仗勇力，弑君和大臣如同摧枯拉朽，当时没有人能抵抗，所以众公子都逃奔了。又加上逆党正盛，拥兵包围亳地，剿灭他们并非易事。等到萧叔与戴、武、宣、穆、庄的家族联合，并率领曹国军队讨伐他，然后才取胜。事情本来有难有易，怎么能因为拖延久暂而责备他们呢？如果都像仇牧那样一旦粉身碎骨，来不及回头，对讨伐逆贼、报冤仇有什么好处？胡安国说记载宋万出逃而闵公不记载安葬，是彰显陈人与逆贼结党的罪过，这也是舍本求末的言论。大抵未报冤仇不安葬，原本是为了激励本国臣子，不是用来责备邻国的。宋国的臣子如果真的能报冤仇并改葬，自然可以向先君告无罪，怎么能因为陈人接受贿赂反而抹杀宋人的善行呢？所以知道不记载杀宋万和安葬闵公的原因，是因为安葬在前，讨伐逆贼在后。
鲁庄公十三年春季，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四国称“人”，都是大夫。大夫不与公侯会盟，所以与“人”同等会盟的，是因为齐桓公想图谋霸业，而担心诸侯不肯服从，所以降低身份与四国的大夫会盟。第二年会盟于鄄地，借宠信周王臣子来联合诸侯。到十五年，再次会盟于鄄地，然后才主持诸侯事务，齐国才开始称霸。《谷梁传》认为“人宋公”是怀疑齐桓不是受命的霸主。按北杏是齐国地界，当时宋桓公刚即位，国内动乱未平，似乎无暇远赴齐国会盟。而且宋桓公是被众人拥立的，得国合乎正道，不像急于求定其位的人，所以派大夫听命。《谷梁传》根据什么考证，断定一定是宋公？而且怀疑齐桓公，为什么是“人宋公”？更是不可理解的言论。
夏季六月，齐人灭掉遂国。
秋季七月。
冬季，鲁庄公会齐侯在柯地结盟。
鲁庄公十四年春季，齐人、陈人、曹人讨伐宋国。
夏季，单伯会盟讨伐宋国。
《左传》记载春季诸侯讨伐宋国，齐国向周王请求军队，夏季单伯会盟讨伐。诸侯讨伐宋国在先；单伯会盟讨伐在后。所以不排在诸侯之上，而以“会伐”为文。后人于是指单伯为鲁国卿大夫。难道《左传》亲眼所见国史不足以相信，反而以无稽之谈作为实据吗？
秋季七月，楚国进入蔡国。
冬季，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齐国请求周王臣子莅临会盟，以联合诸侯，所以以单伯会诸侯，向周王报告。
鲁庄公十五年春季，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再次会盟而齐国于是主持诸侯事务，大抵诸侯都尊崇齐国了，所以《左传》说：“齐国开始称霸。”
夏季，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秋季，宋人、齐人、邾人讨伐郳国。
郑人入侵宋国。
冬季十月。
鲁庄公十六年春季，周历正月。
夏季，宋人、齐人、卫人讨伐郑国。
秋季，楚国讨伐郑国。
冬季十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共同结盟。
不记载会盟的人，是因为地位卑微。胡安国说会盟的是鲁公。因为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所以避讳不称公。按《春秋》有为鲁国避讳的，有鲁国自己避讳的。如黑壤之会，晋人阻止鲁公与会，鲁公不参与盟约，所以诸侯的盟约不记载，这是为鲁国避讳。淮地之会，鲁公实际上被齐国拘捕，但仍然记载到会至此，这是自己避讳。然而都记载了“公”，没有隐瞒的。至于幽地之盟，有什么避讳而隐瞒公不记载呢？说是因为郑詹逃来是背叛盟约吗？郑詹不是齐国的叛臣，而是郑国臣子被拘捕而不能等待礼遇，逃跑是辱没使命，不能与晋国栾盈、宋国华亥等叛臣相比，所以逃到鲁国而齐国也不责备。如果因为接纳逃犯而避讳鲁公，那么襄公二十年盟于澶渊，鲁国和邾国是同盟，而第二年邾国庶其来投奔；襄公五
年盟戚，鲁宋为同盟，而明年宋华弱来奔。何澶渊与戚不为公讳，而独盟幽为讳欤？盟而曰同者，言同心欲盟也。时齐桓信义已着，故诸侯同心欲盟。自是之后称同盟者虽多，然循其名而未必尽如其实。若清邱之盟，晋卫皆不实其言，何同心之有？
译在戚地结盟时，鲁国与宋国成为同盟，而第二年宋国的华弱便投奔了鲁国。为什么澶渊之盟与戚之盟不替国君避讳，却唯独对幽地之盟避讳呢？结盟时称“同”，是说各国同心想要结盟。当时齐桓公的信义已经显著，所以诸侯同心想要结盟。从此之后，被称为“同盟”的虽然很多，但遵循其名却未必都符合其实。像清邱之盟，晋国和卫国都没有兑现他们的诺言，哪里还有同心可言呢？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詹
执称人畧，从国词，非与之也。诸侯不相为治，其有不修职贡、侵败王畧者，方伯连帅以王命讨伐之，礼也。更有闗于大变者，执其君归于京师，请天子治之，亦礼也。擅执之则非礼矣，虽臣有罪，擅执之亦非礼也。齐桓始覇而擅执诸侯之大夫，壊先王之制，故畧而以人称。谷梁谓人为众词，以人执与之词者，非也。夫杀卫州吁，齐无知称人为众者，讨贼之词也。若郑詹，岂其比乎？执之者实齐侯，岂得诿之于众？执而不归京师，是专执也，何与之有？且春秋之执大夫，皆称人：若齐啇人之弑其君，舍抗王命而执单伯；晋郤犨之取货于宣伯，聴其谮而执季孙行父，岂亦以称人为与之乎？
夏齐人殱于遂
秋郑詹自齐逃来
詹为齐所执，何以得逃？葢齐实缓而纵之也。詹不能待命，守礼而遁逃，苟免故书逃，以贱之。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济西
不言戎来者，知我有偹而遁去也。公帅师以追之。公谷皆大其追，左氏独以不言其来为讳，不知其何所讳。杜氏释以戎来侵鲁，鲁人不知去而追之，故讳不言其来，非也。夫戎果来侵，防刘我边境，驱掠我民人，安有不觉其来者？追则敌去未逺之故，若戎来不觉，戎去而后兴师，则旷日迟乆，尚安所追耶？书追者，明我有偹而戎不为害也。
秋有▯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齐大灾
外灾来告，则书。公羊以为及我，故书，非也。果及我，则为鲁灾矣。安有舍我灾不书，而反书外灾乎？
秋七月
冬齐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郑厉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
▯」谓过悮也。大▯则过悮之大者，肆释而纵之也。《舜典》「▯灾肆赦」，则「▯」固有赦者矣。大▯而肆，则凡属过悮，无论小大，俱纵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陈人杀其公子御冦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
及之者公也。凡公与诸侯盟，则曰公及；与大夫盟，则曰及。如盟晋处父、荀庚、郤犨、卫孙良夫、宋向戌等，俱称及，不称公也。
冬公如齐纳币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齐
此告庙而饮至，防勲之礼偹故也。公羊谓：“危之。”按纳币以结姻好，何危之有？且纳币，观社逆女，公之如齐者三：一徃，既不危；至于再至，于三，岂尚危之耶？
祭叔来聘
夏公如齐观社
公至自齐
荆人来聘
公及齐侯遇于谷
萧叔朝公
秋丹桓宫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防齐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葬曹庄公
夏公如齐逆女
秋公至自齐
既亲迎矣，则当与妇偕至。公先至，非礼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不言夫人姜氏至自齐，而曰夫人姜氏入者，以公既已先至，夫人不可以自至，故不曰至，而曰入。
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
大水
冬，戎侵曹。曹覊出奔陈。赤归于曹。
覊者，曹世子也。立而不能君，故不称爵。与郑忽同。覊系国者，凡奔皆系国。赤不系国者，凡外纳皆不系国。非当立，不当立之辨也。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
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归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
冬公子友如陈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杀其大夫
秋公防宋人齐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防杞伯姬于洮。
夏，六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
译邾子克去世。
鲁僖公十七年春天，齐国人捉拿了郑詹。
“执”字称“人”，是略去具体人名，顺从国家的辞例，并非表示赞同。诸侯之间不互相治理，如果有不修职贡、侵犯败坏王土的人，方伯连帅奉王命讨伐他们，这是合乎礼的。更有关系重大变故的，捉拿其国君送到京师，请天子审判，也是合乎礼的。擅自捉拿就不合礼了，即使是臣下有罪，擅自捉拿也不合礼。齐桓公刚称霸就擅自捉拿诸侯的大夫，破坏了先王的制度，所以略去具体人名而称“人”。《谷梁传》认为“人”是众人的意思，称“人”捉拿是表示赞同的辞例，这是错误的。杀卫州吁、齐无知时称“人”是众人，那是讨伐贼人的辞例。至于郑詹，怎能与之相比？捉拿郑詹的实际上是齐侯，怎能推诿给众人？捉拿后不送回京师，这是专断的捉拿，有什么赞同的意思呢？况且《春秋》中捉拿大夫，都称“人”：比如齐商人弑杀其君，舍弃抗命而捉拿单伯；晋国郤犨从宣伯那里收受贿赂，听信谗言而捉拿季孙行父，难道也是因为称“人”就表示赞同吗？
夏天，齐国人在遂地被歼灭。
秋天，郑詹从齐国逃来。
郑詹被齐国捉拿，为什么能逃脱？大概齐国实际上放松并放了他。郑詹不能等待命令，不守礼而逃跑，苟且免祸，所以记载为“逃”，以贬低他。
冬天，有很多麋鹿。
鲁僖公十八年春天，周王三月，发生日食。
夏天，鲁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
不记载戎人来犯，是因为知道我国有防备而戎人逃走了。鲁公率领军队去追击他们。《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夸大这次追击的意义，只有《左传》认为不记载戎人来犯是避讳，不知道避讳什么。杜预解释为戎人来侵犯鲁国，鲁国人不知道他们离开而去追击，所以避讳不记载他们来犯，这是错误的。戎人如果真来侵犯，骚扰我国边境，驱赶掠夺我国百姓，哪有察觉不到他们来的？追击是因为敌人离开不远，如果戎人来犯没察觉，戎人离开后才兴师，那么旷日持久，还追击什么呢？记载“追”，是表明我国有防备而戎人没有造成危害。
秋天，有螟虫灾害。
冬天，十月。
鲁僖公十九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四月。
秋天，公子结送陈国人的妇女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鲁僖公二十年春天，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夏天，齐国发生大灾。
外国的灾祸来报告，就记载。《公羊传》认为波及我国，所以记载，这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波及我国，那就是鲁国的灾祸了。哪有舍弃我国灾祸不记载，反而记载外国灾祸的呢？
秋天，七月。
冬天，齐国人攻打戎人。
鲁僖公二十一年春天，周王正月。
夏天，五月辛酉日，郑伯突去世。
秋天，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
冬天，十二月，安葬郑厉公。
鲁僖公二十二年春天，周王正月，赦免大过失。
“过”指过失错误。大过就是重大的过失错误，“肆”是释放纵容的意思。《舜典》说“过灾肆赦”，那么“过”本来就有赦免的情况。大过而赦免，那么凡是属于过失错误的，无论大小，都纵容了。
癸丑日，安葬我国小君文姜。
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
夏天，五月。
秋天，七月丙申日，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
“及”的对象是鲁公。凡是鲁公与诸侯结盟，就说“公及”；与大夫结盟，就说“及”。比如与晋国处父、荀庚、郤犨、卫国孙良夫、宋国向戌等人结盟，都称“及”，不称“公”。
冬天，鲁公前往齐国纳币。
鲁僖公二十三年春天，鲁公从齐国回来。
这是告庙和饮至，防备功勋的礼仪完备的缘故。《公羊传》说：“表示危险。”按说纳币是为了结亲好，有什么危险呢？况且纳币、观社、逆女，鲁公前往齐国共三次：第一次去，已经不危险；至于第二次去，到第三次，难道还认为危险吗？
祭叔来聘问。
夏天，鲁公前往齐国观社。
鲁公从齐国回来。
荆国人来聘问。
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
萧叔朝见鲁公。
秋天，漆丹桓宫柱子。
冬天，十一月，曹伯射姑去世。
十二月，甲寅日，鲁公与齐侯在扈地结盟。
鲁僖公二十四年春天，周王三月，雕刻桓宫椽子。
安葬曹庄公。
夏天，鲁公前往齐国迎娶新娘。
秋天，鲁公从齐国回来。
既然亲自迎娶了，就应当与新娘一同到达。鲁公先到达，不合礼。
八月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鲁国。
不说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而说夫人姜氏进入，是因为鲁公已经先到达，夫人不可以自己到达，所以不说“至”，而说“入”。
戊寅日，大夫和宗妇觐见使用玉帛。
发生大水。
冬天，戎人侵犯曹国。曹羁出逃到陈国。赤回到曹国。
曹羁是曹国世子。被立而不能为君，所以不称爵位。与郑忽相同。曹羁系于国名，因为凡出逃都系于国名。赤不系于国名，因为凡外国接纳都不系于国名。这不是应当立或不应当立的辨别。
郭公。
鲁僖公二十五年春天，陈侯派女叔来聘问。
夏天，五月癸丑日，卫侯朔去世。
六月辛未朔日，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
伯姬嫁给杞国。
秋天，大水，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和门神。
冬天，公子友前往陈国。
鲁僖公二十六年春天，鲁公攻打戎人。
夏天，鲁公从攻打戎人回来。
曹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秋天，鲁公与宋国人、齐国人攻打徐国。
冬天，十二月癸亥朔日，发生日食。
鲁僖公二十七年春天，鲁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
夏天，六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结盟。
秋天，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
仲
古者束修之问不出境，今季友越国防葬，此违礼之始。故左氏以为非礼，公羊谓通乎季子之私行，避内难者非也。时庄公尚存，安见庆父、叔牙之为难而避之？苟国有难，避而弗顾，亦非人臣事君之谊。春秋岂为通乎私行？且既避矣，庄公疾病时，何季友犹在，而得以诛牙也？观后之能诛牙，则先之必不避可知。谷梁谓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葬讳出奔也。其説尤凿。
译仲
古时，束脩之礼的吊唁不出国境，如今季友越过国境去办理葬礼，这是违背礼制的开端。所以《左传》认为这不合礼，而《公羊传》说这是通融季友的私人行为，是为了躲避国内祸难，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当时庄公还在世，哪里能看到庆父、叔牙制造祸难而躲避他们呢？如果国家有难，躲避而不顾，也不是人臣侍奉君主的情谊。《春秋》难道是为了通融私人行为吗？况且既然已经躲避了，庄公病重时，为什么季友还在，并且能够诛杀叔牙呢？从后来能够诛杀叔牙来看，先前必定没有躲避，这是可以知道的。《谷梁传》说不写“卒”不写“葬”，是因为不写“葬”而实际办了葬礼，是忌讳出奔。这种说法尤其牵强附会。
冬杞伯姬来
莒庆来逆叔姬
杞伯来朝
公防齐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
夏四月丁未邾子▯卒
秋荆伐郑
公防齐人宋人救郑
冬筑郿
大无麦禾
臧孙辰告籴于齐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新者，除旧以更新也。毁而筑之，犹谓廹不及逮，有而新之，曷不俟时？况在凶岁乎？《春秋》凡用民力，必书其时。不时，不言而自见。今于大无麦禾，告籴之前，书筑郿；于后，书新延廐。而庄公之防恤民艰，益见矣。
夏郑人侵许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纪叔姬卒
此卒于酅也。亡国之夫人卒，不书，媵娣不録，而叔姬书卒者，以姬之归酅守义，志不忘纪，故纪亡已二十余年，春秋特书其卒，而犹系之纪，嘉其志也。
城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师次于成
次成者，何？谷梁谓：欲救鄣而不能。杜氏谓：齐将降鄣，故设偹。赵氏谓：鲁欲防齐围鄣，至成待命。要皆以已见测度，非有所稽也。鲁庄之次，凡三次，滑次成，俱不言。故次郎则书，俟陈蔡，而陈蔡不至，皆着其无谋妄动，徒劳我师焉耳。
秋七月齐人降鄣
鄣者，小国縠梁谓纪遗邑，则非葢纪亡已。二十七年，其遗邑岂能独存至今？必待大师廹胁，而后降乎？
八月癸亥葬纪叔姬
葬叔姬者，酅也。酅葬之礼也，故《春秋》録之，以终叔姬存纪之志。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
齐人伐山戎
齐称人，公羊以为贬。夫桓之伐戎以救燕，乃急病攘夷，春秋之所善也，何贬焉？谷梁以人为爱。齐侯谓桓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善之也。夫桓公任管仲以覇，其用兵行师，皆谋出万全，伐戎岂无制胜之防，而肯轻举蹈险乎？况为燕伐戎，燕固其因国也。至于诸侯之从，亦不过外张其势，非真能借其力也。如蔡、卫、陈之从王伐郑，郑子元曰：“陈乱，民莫有闘心，若先犯之，必奔。”及旝动而鼓，蔡、卫、陈皆奔。城濮之战，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此不特无从伐之益，而并以致败，安见其无从为必危乎？至以人之为善之词，尤倒置。疑经文，本书“齐侯伐山戎”下文书“齐人来献防”，而两讹之也。
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筑台于薛
六月齐侯来献戎防
此齐侯使人来献防也。公羊以齐侯亲献防，非也。葢诸侯有四夷之功，于是乎有亲献防于王，北面陈俘，戎服将事。今齐与鲁并列为侯，而齐为覇主，其献防也，齐侯将北面陈俘，而鲁君南面受之乎？抑三揖三让，授受俘馘于两楹之间乎？于礼多窒，故疑献防之称侯与伐戎之称人，两相讹也。
秋筑台于秦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
左传》城小谷，为管仲也。按小谷，鲁地，曲阜西北有小谷城。齐有谷邑，在济北。桓公城以寘管仲，此鲁自城其邑，非城齐所封管仲之邑也。鲁庄初与桓有衅，晚乃与之同盟，未见深徳于桓，何至为其大夫城邑以媚齐乎？如果为齐城，则亦必系之齐矣。不言齐者，非齐也。葢城小谷与城谷相似，故左氏误以为管仲也。
夏宋公齐侯遇于梁邱
齐侯欲伐戎，而先与鲁遇；欲救郑，而先与宋遇。俱越境逺谋，不以劳惮。此所以能得与国之心，而成其覇业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子牙实杀而曰「卒者为季子隐也」，惟隐之故，仍曰公子，若无罪而死者然。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传》凡在防，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曰：「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子。」般、子野以未葬卒，故称子称名。子恶以既葬卒，故称子而不名。
公子庆父如齐
子般既弑，成季奔陈。庆父内有夫人之助，外得典兵之权，曷不自立，而立闵身？且如齐乎？葢闵公为齐女
译冬天，杞国的伯姬来到鲁国。
莒国的庆来迎娶叔姬。
杞伯来朝见。
鲁庄公在城濮防备齐侯。
二十八年春天，周历三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
夏天四月丁未日，邾子去世。
秋天，荆国人攻打郑国。
鲁庄公防备齐国人，宋国人救援郑国。
冬天，修筑郿城。
大旱，麦子和禾谷都没有收成。
臧孙辰到齐国去请求买粮。
二十九年春天，翻新延廐。
所谓“新”，就是拆除旧的来更新。毁掉旧的建筑再重新修筑，还说是来不及等到合适的时机，既然已经有了就翻新它，为什么不等待合适的时节呢？何况是在灾荒之年呢？《春秋》凡是动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时节。不合时节，不言自明。现在在大旱无麦禾、请求买粮之前，记载修筑郿城；之后，记载翻新延廐。由此，庄公防备体恤百姓艰难的态度，更加明显了。
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
秋天，出现了飞虫。
冬天十二月，纪叔姬去世。
这是在酅地去世的。亡国夫人的去世，不记载；媵妾不被记录，而叔姬被记载去世，是因为叔姬回到酅地坚守道义，立志不忘纪国，所以纪国灭亡已二十多年，《春秋》特意记载她的去世，并且仍然将她归属于纪国，是嘉奖她的志向。
修筑诸城和防城。
三十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军队驻扎在成地。
驻扎在成地，是什么意思呢？谷梁氏认为：想要救援鄣国而不能。杜氏认为：齐国将要迫使鄣国投降，所以设防戒备。赵氏认为：鲁国想要防备齐国围攻鄣国，到成地等待命令。这些都是以己度人进行推测，没有根据。鲁庄公的驻扎，共有三次，滑地和成地，都不加说明。所以驻扎在郎地就记载，等待陈、蔡两国，而陈、蔡两国没有到来，都彰显其没有谋略而妄动，白白劳师动众罢了。
秋天七月，齐国人迫使鄣国投降。
鄣国，是小国。谷梁氏说是纪国的遗邑，那就不是了。因为纪国已经灭亡二十七年了，它的遗邑怎么能独自存在至今？一定要等到大军逼迫威胁，然后才投降吗？
八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
安葬叔姬的地方，是酅地。这是酅地的葬礼，所以《春秋》记载它，以终结叔姬保存纪国遗志的心愿。
九月庚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牲祭祀。
冬天，鲁庄公同齐侯在鲁济相遇。
齐国人攻打山戎。
齐国称“人”，公羊氏认为是贬义。桓公攻打戎人是为了救援燕国，这是急人之难、驱逐夷狄，是《春秋》所赞许的，有什么可贬低的呢？谷梁氏认为“人”是爱称。齐侯说桓公国内没有原因，国外没有随从，诸侯跨越千里险阻，北伐山戎，是危险，也是赞许。桓公任用管仲称霸，他用兵行军，都谋划万全之策，攻打戎人难道没有制胜的防备，而肯轻举妄动冒险吗？况且为燕国攻打戎人，燕国本来就是他的因循之国。至于诸侯的跟随，也不过是对外张扬声势，并不是真的能借他们的力量。就像蔡、卫、陈跟随周王攻打郑国，郑国的子元说：“陈国混乱，百姓没有斗志，如果先攻击他们，必定逃跑。”等到击鼓进军，蔡、卫、陈都逃跑了。城濮之战，胥臣用虎皮蒙住马，先攻击陈、蔡，陈、蔡逃跑。这不仅没有得到跟随者的益处，反而导致失败，哪里见得没有随从就必定危险呢？至于用“人”作为赞许的词，更是本末倒置。怀疑经文原本写的是“齐侯伐山戎”，下面写“齐人来献防”，两处都讹误了。
三十一年春天，在郎地修筑台。
夏天四月，薛伯去世。
在薛地修筑台。
六月，齐侯来进献戎服。
这是齐侯派人来进献戎服。公羊氏认为是齐侯亲自进献戎服，不对。因为诸侯如果有平定四夷的功劳，于是亲自向周王进献戎服，面向北陈列俘虏，穿着戎装行事。现在齐国和鲁国并列称侯，而齐国是霸主，他进献戎服，齐侯要面向北陈列俘虏，而鲁君面向南接受吗？还是三揖三让，在两楹之间授受俘虏首级呢？这在礼制上多有窒碍，所以怀疑“献防”称“侯”与“伐戎”称“人”，两处都讹误了。
秋天，在秦地修筑台。
冬天，不下雨。
三十二年春天，修筑小谷城。
《左传》说修筑小谷城，是为了管仲。按小谷，是鲁地，曲阜西北有小谷城。齐国有谷邑，在济北。桓公修筑城邑来安置管仲，这是鲁国自己修筑其邑，不是修筑齐国封给管仲的邑。鲁庄公起初与桓公有嫌隙，后来才与他结盟，未见对桓公有深恩，何至于为他的大夫修筑城邑来讨好齐国呢？如果真是为齐国修筑，那么也必定会归属齐国。不称齐国，就不是齐国。大概“城小谷”与“城谷”相似，所以左氏误以为是管仲。
夏天，宋公同齐侯在梁邱相遇。
齐侯想要攻打戎人，先与鲁庄公相遇；想要救援郑国，先与宋公相遇。都跨越边境远谋，不以为劳苦。这就是他能得到盟国之心，而成其霸业的原因。
秋天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
公子牙实际上是被人杀害，而说“卒”，是为了替季子隐瞒。正因为隐瞒，仍然称“公子”，好像无罪而死的样子。
八月癸亥日，鲁庄公在路寝去世。
冬天十月己未日，子般去世。
《左传》说：凡在丧期，天子称“小童”，公侯称“子”。《公羊传》说：“君主在世称世子，君主去世称子某，安葬后称子，过了一年称公子。”子般、子野因为未安葬而去世，所以称子称名。子恶因为已安葬而去世，所以称子而不称名。
公子庆父到齐国。
子般被杀后，成季逃奔陈国。庆父内有夫人的帮助，外得典兵之权，为什么不自己即位，而立闵公呢？而且去齐国呢？大概闵公是齐国女子
所出，故齐人立之，非哀姜、庆父意也。又鲁之人心不顺，故庆父不安，而如齐以谋结外援也。
狄伐邢
译（公子）被放逐，所以齐国人拥立他，这并不是哀姜和庆父的本意。再加上鲁国人心不服，所以庆父内心不安，于是前往齐国，企图勾结外援。
狄人攻打邢国
春秋管窥巻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管窥卷四
新昌县县丞徐廷垣撰
闵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言即位，左氏谓以乱故。然闵公既立，虽国内未靖，宜有以镇定之，不应以乱遂废即位之礼。实以继弑君，不忍言即位，故不书也。
齐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
盟大国而请复季友，又次▯以待，非闵公弱龄所能辨。是知鲁尚有人焉为之辅佐，而政不在庆父，故得与覇主盟以召季子。若政在庆父，则闵公已为所制，安得出与齐盟，而又能次郎以待乎？观落姑之盟，有以知庆父之无能为也矣。
季子来归
时主防国危，内贼未讨，国人思得亲贤以安社稷，故盟落姑以请季子。其归也，如家人妇子之喜于觏止，故曰“来归”，称季子，嘉之也。
冬齐仲孙来
此仲孙湫也？何以不名？左▯曰：“亦嘉之也。”嘉而言“亦”者，盖湫来省难，而不以去庆父为急，顾云待其自毙，其为齐侯谋隘矣。犹曰嘉之者，以其云务寜鲁难而亲之，杜覇主觊觎之念，为有功于鲁焉耳。
二年春王正月齐人迁阳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
禘者，时祭之名。于大祫祭，亦曰禘。又免丧后吉祭曰禘。按《王制》：天子诸侯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天子礿、特、禘、祫、尝、祫、烝、祫。诸侯礿、特、禘、一特、一祫、尝、祫、烝、祫，皆时祭也。特则各于其庙，祫则羣庙之主皆升而合食于太祖之庙。毁庙之主不与。曽子问所谓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是也。《祭统》曰：凡祭有四时，春礿，夏禘，秋尝，冬烝。礿禘，阳义也；尝烝，隂义也。禘者，阳之盛；尝者，隂之盛。昔者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象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故鲁之尝禘得用天子之乐。惟《周礼》春祠、夏禴、秋尝、冬烝，与《王制》不同。疑《周礼》一书，周公作而未之宣行，故名未画一。然时禘实应在夏，故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正指夏时五月也。至《郊特牲》之春禘、秋尝，《明堂位》之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乃汉儒见《春秋》鲁禘有在二月，遂谓之春；有在六月，遂谓之季夏。其实春禘非礼也。大祫祭则毁庙之主与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庙。王者五年一大祫，诸侯三年一大祫。王者之大祫为大禘，以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故异其名。所谓「不王不禘」也。诸侯之大祫至其太祖，而上有谓禘其祖所自出，而祖以下不得与，非也。葢始祖之所自出，推之亦至逺矣。祭者，以一气相为感通，使羣昭羣穆咸如在，枝叶之相承，源流之通贯，属毛离里之恩，莫不萃于一堂，而后百世犹在目前。若祖以下不与，则气不相接，思不相亲，恐非所以昭来格矣。《雝》与《长发》皆大禘之诗。《雝》歌文武，《长发》美元王、相土以及成汤，非祖以下咸与之，证乎？鲁自成、康赐以重祭，大祫亦僣用禘祀文王，而以周公配非天子赐也，故夫子非焉。于时禘则直书曰“禘如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是也。于大禘则隐其名，如“大事于太庙，跻僖公”，不言大禘，葢讳之也。何谓大事？以凡祭曰有事，故大祭曰大事也。大事而跻僖于闵，亦羣庙合食之证。宣八年之有事太庙，昭十五年之有事武宫，皆时祭也。不言祭之名而曰有事，盖所志在祭则举其祭之名，言禘、言尝、言烝也。所志不在祭而礼有因祭之事以及者，则仅曰有事而志其礼之所因，不必言祭之名也。大禘、大祫本为天子诸侯之别。自礼纬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不分天子诸侯，而后人遂讹祫禘为天子所并用。马融、王肃谓禘大祫小，郑康成谓祫大禘小，贾逵、刘歆则谓一祭二名。由不分天子诸侯故，其説多参差也。吉禘者，免
译《春秋管窥》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管窥》卷四
新昌县县丞徐廷垣撰写
闵公
元年春王正月
经文不记载即位，左氏认为这是因为动乱的缘故。然而闵公既然已经即位，虽然国内尚未平定，也应当有所举措来镇定局势，不应该因为动乱就废弃即位的礼仪。实际上是因为继位的是被弑杀的国君，不忍心言说即位，所以史书不记载。
齐国人救援邢国
夏六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庄公
秋八月鲁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
与大国结盟并请求让季友回国，又驻扎在郎地等待，这不是闵公年幼所能决断的。由此可知鲁国尚有人在辅佐他，而政权不在庆父手中，所以能够与霸主结盟来召请季子。如果政权在庆父手中，那么闵公已经被庆父控制，怎么能够出外与齐国结盟，而又能驻扎在郎地等待呢？观察落姑之盟，可以知道庆父是无能为力的。
季子回国
当时主持国政的人防备国家危亡，内部的贼人尚未讨伐，国人希望得到亲近贤能之人来安定社稷，所以通过落姑之盟来请求季子。他回国时，就像家人妇子欢喜相见一样，所以说“来归”，称他为季子，是嘉奖他。
冬齐国的仲孙来
这是仲孙湫吗？为什么不称名？左氏说：“也是嘉奖他。”嘉奖而说“亦”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湫来慰问危难，却不以除掉庆父为急务，反而说等待庆父自取灭亡，他为齐侯谋划的计策是狭隘的。仍然说嘉奖他，是因为他说致力于平定鲁国的危难并亲近鲁国，杜绝了霸主觊觎的念头，对鲁国有功劳罢了。
二年春王正月齐国人迁移阳地
夏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
禘，是时祭的名称。在大祫祭时，也称禘。又，脱去丧服后的吉祭称为禘。根据《王制》：天子诸侯的祭祀，春天叫礿，夏天叫禘，秋天叫尝，冬天叫烝。天子的祭祀有礿、特、禘、祫、尝、祫、烝、祫。诸侯的祭祀有礿、特、禘、一特、一祫、尝、祫、烝、祫，这些都是时祭。特祭则各自在各自的庙中进行，祫祭则群庙的神主都升堂而在太祖的庙中合食。已毁弃的庙的神主不参与。曾子问中所谓祫祭于祖，祝官迎接四庙的神主，就是这种情况。《祭统》说：凡是祭祀有四季，春礿，夏禘，秋尝，冬烝。礿和禘，是阳的意义；尝和烝，是阴的意义。禘，是阳气最盛；尝，是阴气最盛。从前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功勋劳绩，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予重祭。外祭则是郊社，内祭则是大尝禘，就是这种情况。大尝禘，升堂歌唱《清庙》，下堂拿着朱干玉戚舞蹈《大武》，用八佾舞蹈《大夏》，这是天子的音乐。所以鲁国的尝禘得以使用天子的音乐。只有《周礼》中春祠、夏禴、秋尝、冬烝，与《王制》不同。怀疑《周礼》一书，是周公所作但未宣示施行，所以名称不统一。然而时禘确实应该在夏天，所以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冬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正是指夏时五月。至于《郊特牲》中的春禘、秋尝，《明堂位》中的季夏六月以禘礼祭祀周公，乃是汉儒看到《春秋》中鲁国的禘祭有的在二月，就称之为春；有的在六月，就称之为季夏。其实春禘是不合礼的。大祫祭则是已毁庙的神主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堂合食于太庙。王者五年一次大祫，诸侯三年一次大祫。王者的大祫称为大禘，因为王者禘祭其始祖所由出的帝，而以始祖配享，所以名称不同。这就是所谓“不王不禘”。诸侯的大祫只到其太祖，而上面有说禘祭其祖所由出的帝，而祖以下不得参与，这是不对的。大概始祖所由出的帝，推究起来也很遥远了。祭祀，是以一气相互感通，使群昭群穆都好像在眼前，枝叶的相承，源流的通贯，属毛离里的恩情，无不汇聚于一堂，然后百世犹在目前。如果祖以下不参与，那么气不相接，思不相亲，恐怕不是用来昭示神灵降临的方法。《雝》与《长发》都是大禘的诗。《雝》歌颂文武，《长发》歌颂元王、相土以及成汤，如果不是祖以下都参与，能证明吗？鲁国自从成王、康王赐予重祭，大祫也僭用禘祀文王，而以周公配享，这不是天子赐予的，所以孔子非议它。对于时禘则直接记载说“禘如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就是这种情况。对于大禘则隐去其名，如“大事于太庙，跻僖公”，不说大禘，大概是避讳。什么叫大事？因为凡是祭祀叫有事，所以大祭叫大事。大事而将僖公跻于闵公之上，也是群庙合食的证明。宣公八年的有事太庙，昭公十五年的有事武宫，都是时祭。不记载祭的名称而说有事，大概是因为所记载的重点在祭就举出祭的名称，说禘、说尝、说烝。所记载的重点不在祭而礼有因祭之事以及者，就只说有事而记载礼之所因，不必说祭的名称。大禘、大祫本为天子和诸侯的区别。自从礼纬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不分天子和诸侯，而后人于是讹传祫禘为天子所并用。马融、王肃说禘大祫小，郑康成说祫大禘小，贾逵、刘歆则说一祭二名。由于不分天子和诸侯，所以他们的说法多参差。吉禘者，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