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通説目録 春秋类
卷一
隠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庄公
卷四
闵公
卷五
僖公上
卷六
僖公下
卷七
文公
卷八
宣公
卷九
成公
卷十
襄公
卷十一
昭公
卷十二
定公
卷十三
哀公
【臣】等谨案《春秋通説》十三卷，宋黄仲炎撰。端平初，尚书李鸣复进其书于朝。仲炎字若晦，温州布衣。其书大意谓《春秋》有教有戒，其教存乎书法，其戒存乎事实，而无褒贬，盖一扫言例之拘，而毅然直摅胸臆者。然如论「子同生」一条，谓左氏因记太子生之礼，并问名等语，故起此事，恐非经文，録经者误以▯文加之。又如「宋伯姬卒」一条，谓书「卿送▯」，故书「卒」，与上书「宋灾」为两节，此类非一，皆不免于好为异説。至于触类引伸，旁通槩论，往往涉及后代史事，断其得失，亦非释经之正体。独其文辞条畅，而议论亦严正不茍，有足取者。况《春秋》因史以成经，故凡言史者，必以《春秋》为权度。仲炎引史以证《春秋》，而即执《春秋》以断史，其理亦本相通，言各有当，未可概以泛滥讥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春秋通说原序
春秋者，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也。何谓教？所书之法是也。何谓戒？所书之事是也。法，圣人所定也，故谓之教；事，衰乱之迹也，为戒而已矣。彼三传者，不知其纪事，皆以为戒也，而曰有褒贬焉。凡春秋书人、书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贬恶也；其书爵、书字，或称族，或称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书或不书，则皆指曰是褒贬所系也。质诸此而彼碍，证诸前而后违；或事同而名爵异书，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贬之例穷矣。例穷而无以通之，则曲为之解焉。専门师授，袭陋仍讹。由汉以来，见谓明经者不胜众多，然大抵争辨于褒贬之异，究诘于类例之疑，滓重烟深，莫之澄扫，而春秋之大义隐矣。自大义既隐，而或者厌焉，不知归咎于▯业之失，而曰圣人固尔也。故刘知几有虚美隐恶之谤，王安石有断烂朝报之毁，遂使圣人修经之志，更千数百载而弗获伸于世，岂不悲哉？故曰春秋者，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也。昔之善论春秋者，惟孟轲氏、庄周氏为近之。轲之说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以戒言也。”周之说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几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长幼、男女、亲疎、内外之差等不齐也。叙此者为礼，顺此者为乐，理此者为政，防此者为刑。尧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时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于是紊其叙，乖其顺，废其理，决其防，而天下荡然矣。孔子有忧之，而无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国之史以明之，陈覆辙所以惧后车也，遏人变所以返天常也。霸图之盛，王迹之熄也；盟防之繁，忠信之薄也。虽有彼善于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圣人何褒焉？至于吴楚之陵中国，臣子之奸君父，鬬干戈以济贪忿之志，悖理道以伤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贬而后见其恶也？若夫笔削有法，而训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重内而轻外，辨礼之非，防乱之始，畏天戒，重民生，为万世立治准焉。呜呼！使后之为君父、为臣子、为夫妇、为兄弟、为党友、为中国、御四方者，由其法戒其事，则彞伦正而祸乱息矣。余由童至壮，研思是经，甞▯于旧说，如手棼丝，目暗室，难于解辨，葢久而后能破之。旁稽记载，互参始末，为书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说》。通说者，去褒贬之茅塞，而通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只字垂法者矣，如加王于正，削呉楚僭号而从其本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通说目录 春秋类
卷一
隐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庄公
卷四
闵公
卷五
僖公上
卷六
僖公下
卷七
文公
卷八
宣公
卷九
成公
卷十
襄公
卷十一
昭公
卷十二
定公
卷十三
哀公
臣等谨按：《春秋通说》十三卷，宋代黄仲炎撰写。端平初年，尚书李鸣复将此书进呈朝廷。黄仲炎字若晦，是温州的一位平民。该书的大意认为，《春秋》有教化有警戒，教化体现在书写法则中，警戒体现在记载的事实中，而没有褒贬之意，这大概是一扫拘泥于条例的弊病，而毅然直接抒发胸臆的作品。然而，比如论述“子同生”这一条，说左氏因为记载太子出生的礼仪，以及问名等话语，所以记述此事，恐怕不是经文原文，记录经文的人误将“〇”字加在上面。又如“宋伯姬卒”这一条，说记载“卿送〇”，所以记载“卒”，与上面记载的“宋灾”分为两节，这类情况不止一处，都不免有喜欢标新立异之嫌。至于触类旁通，广泛议论，往往涉及后代的历史事件，评判其得失，也不是解释经书的正统体例。唯独他的文辞条理畅达，而议论也严谨端正不轻率，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况且《春秋》是依据史实来成就经典的，所以凡是谈论史事的，必定以《春秋》作为权衡标准。黄仲炎引用史实来证明《春秋》，又拿着《春秋》来评判史实，其道理本来相通，言论各有恰当之处，不能一概以泛滥无根来讥讽他。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通说原序
《春秋》是圣人教化警戒天下的书，不是褒贬的书。什么是教化？所记载的法则就是。什么是警戒？所记载的事实就是。法则，是圣人所制定的，所以称为教化；事实，是衰败混乱的痕迹，只是作为警戒罢了。那三种传注，不知道它们记载史事，都是作为警戒的，却说有褒贬。凡是《春秋》记载人名、名字，或者去掉氏，或者去掉族的，是贬斥恶行；记载爵位、表字，或者称族，或者称氏的，是褒扬善行。更甚者，如日月、地名有时记载有时不记载，都指称这是褒贬所关联的。对照这些而那边有阻碍，验证前面而后边违背；有时事情相同而名字爵位记载不同，有时罪行重大而族氏不削去，于是褒贬的条例就穷尽了。条例穷尽而无法贯通，就曲意解释。专门师承传授，沿袭陋见，重复错误。从汉朝以来，被认为通晓经义的人不胜众多，但大抵都在褒贬的不同上争辩，在类例的疑难上究问，浑浊厚重，烟雾深重，没有人澄清扫除，而《春秋》的大义就隐没了。自从大义隐没后，有的人就厌恶它，不知道归咎于经学事业的失误，却说圣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刘知几有虚美隐恶的诽谤，王安石有断烂朝报的诋毁，致使圣人修撰经书的志向，经过千百年而不能在世间伸张，难道不悲哀吗？所以说《春秋》是圣人教化警戒天下的书，不是褒贬的书。从前善于论述《春秋》的，只有孟轲、庄周接近它。孟轲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害怕，这是警戒的话。”庄周说：“《春秋》用来阐明名分，这是教化的话。”这两者，差不多符合孔子的志向。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道义。这样就有君臣，这样就有父子，这样就有长幼、男女、亲疏、内外的差别等级不齐。叙述这些的是礼，顺承这些的是乐，治理这些的是政，防范这些的是刑。尧舜三王的治理，都是这些东西。到了衰周的时期，王道政治不行，人情放纵，于是扰乱了次序，违背了顺承，废除了治理，决堤了防范，而天下就荡然无存了。孔子对此感到忧虑，却没有职位来实行他的志向，不得已就依据我们父母之国的史书来阐明它，陈述覆车的教训来使后面的车害怕，遏制人的变故来返回天常。霸业图谋的兴盛，王道踪迹的熄灭；盟誓防制的繁多，忠信的淡薄。虽然有那些比这好的，终究不是治世的事情。圣人有什么可褒扬的呢？至于吴楚欺凌中原，臣子奸害君父，争斗干戈来满足贪婪忿怒的志向，违背理道来伤害天地和谐的，又何必等到贬斥后才显现他们的恶呢？如果笔削有法则，而训教就存在其中。尊崇王道而废黜霸道，尊重君主而抑制臣下，重视内部而轻视外部，辨别礼制的错误，防范混乱的开始，畏惧天戒，重视民生，为万世确立治理的标准。唉！让后来做君父、做臣子、做夫妇、做兄弟、做党友、做中国、抵御四方的人，遵循它的法则，警戒它的事实，那么伦理就端正而祸乱就平息了。我从童年到壮年，研究思考这部经书，曾经困于旧说，如同手乱丝，目暗室，难以分辨，大概很久之后才能破除它。旁征博引记载，互相参证始末，写成书十三卷，名叫《春秋通说》。通说，就是去除褒贬的蒙蔽，而贯通教化警戒的正途。《春秋》本来有只用一个字来垂示法则的，如在“正”字上加“王”，削去吴楚僭越的称号而顺从其本
爵之类是也。而非字字有义也，亦固有所谓例者矣，如书其君殁曰薨，外诸侯曰卒，内大夫书卒，外大夫不书卒之类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谓左氏非左丘明，丘明乃孔子前辈，故孔子云：「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先丘明而后己，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葢今《左氏传》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则传是书者，倚相之后也。故《左传》载楚事比他国为特详，是得其实。公谷亦莫明其所自来，或云子夏门人，要皆非亲受经于圣人者，故于说经首失其义，而其间亦或有得者，谷梁氏尔。若夫具载事实，则左氏尚可考，故当据事以观经事，或抵牾难于尽从，则以经为断。上以伸仲尼之志，虽以立异取讥于世而不辞也。绍定三年五月朔，黄仲炎序。
译爵位之类的情况就是这样。并不是每个字都有含义，但也确实存在所谓的惯例，比如记载国君去世称为“薨”，外国的诸侯去世称为“卒”，本国的大夫去世记载为“卒”，外国的大夫去世不记载为“卒”之类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都是通用的惯例。前代的儒者说《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左丘明是孔子前辈，所以孔子说：“左丘明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把左丘明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后面，这是表示尊敬。楚国的左史倚相能够阅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大概现在的《左传》就是楚国左史所传的。古代史官世代承袭官职，那么传授这本书的人，就是倚相的后代。所以《左传》记载楚国的事情比其他国家特别详细，这是符合事实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也没有人清楚它们的来源，有人说它们是子夏门人的著作，总之都不是直接从圣人那里亲受经义的人，所以在解释经义时首先就失去了本义，而其中偶尔有所得的地方，只有《谷梁传》罢了。至于详细记载事实，那么《左传》还可以考证，所以应当根据事实来观察经义，如果事实与经义相抵触难以完全遵从，就以经义作为判断标准。向上伸张孔子的志向，即使因为标新立异而在世上受到讥讽也不推辞。绍定三年五月初一，黄仲炎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