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説卷四

译虢国灭亡，虞国随之覆灭。《春秋》记载“虞师、晋师灭下阳”，过了三年，晋国人俘虏了虞公，以此作为贪婪且拒绝劝谏者的警戒，用意十分明显。下阳，是虢公的城邑。

译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国人、黄国人在贯地结盟。

《谷梁传》记载了“贯地之盟”，管仲说：“江国、黄国远离齐国而靠近楚国，楚国是贪图利益的國家。如果齐国讨伐楚国而不能救援江、黄，就无法再统领诸侯了。”齐桓公不听，于是与江、黄结盟。管仲死后，楚国讨伐江国，灭亡了黄国，齐桓公不能救援，所以君子对此感到哀怜。由此可知，《春秋》记载“贯地之盟”，是为了彰显江国、黄国招致祸患的原因，而齐桓公实际上误导了他们。唐太宗贞观年间，康国请求归附，太宗说：“前代帝王喜欢招引极远之地的国家，以获取安抚远方的名声，这对实际用处没有益处。如今康国归附，倘若他们有急难，按道义不得不救援，军队跋涉万里，难道不疲劳吗？劳苦百姓来获取虚名，我不这样做。”所以宁愿失去眼前的奢华景象，以避免日后的过失和悔恨。像太宗这样的人，可以说有管仲那样的深谋远虑了。

冬季十月，没有下雨，楚国人侵犯郑国。

僖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没有下雨。夏季四月，没有下雨。徐国人攻取了舒国。

六月下雨。

记载“六月下雨”，是为了显示没有下雨的终结。意思是说从十月没有下雨直到五月。《北史》记载：“神�元年，从正月没有下雨，六月辛卯日，及时雨才降下”，这就是《春秋》记载“六月下雨”的用辞。圣人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而《谷梁传》说：“高兴下雨。”于是解说《春秋》的人大多跟随这种说法，这可以说是错误的。长久晴朗而后下雨，是自然常理，小人献媚，指称这是上天的恩赐，君臣之间，激动地互相庆贺，有骄傲自满而没有警戒恐惧，这是导致朝廷混乱的事情，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富弼告诫神宗的话好啊：“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今天得到雨水而高兴，更要因为连年的灾异而忧虑。”这可以用来解说《春秋》了。

秋季，齐侯、宋公、江国人、黄国人在阳谷设防。冬季，公子友到齐国参加盟会。楚国人讨伐郑国。

僖公四年春季，周历正月，齐桓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联合入侵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

蔡国有依附楚国的罪过，而齐侯率领七国的军队去入侵它，并不是过分。为什么记载说：“齐侯入侵蔡国，不仅仅是痛恨它依附楚国而已。”根据《左传》，齐侯与蔡姬在园囿中乘船游玩，蔡姬摇晃船身，齐侯害怕变色，愤怒地把她送回蔡国，并没有断绝关系，蔡国人却把她嫁给了别人。所以第二年借着讨伐楚国的军队入侵蔡国，这是逞个人私欲而不是奉行天道的讨伐。八国的军队，等到到达边境时，百姓就溃散了，可见威势声威震骇到了极点。

夏季，许国国君新臣去世。

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齐桓公率领诸侯讨伐楚国，驻扎军队在陉地，秉持辞令而不逼迫，差不多符合王者征伐的标准，最终没有交战而讲和修好。春秋时期诸侯的攻伐，没有像这样的。为什么记载说：“凭着管夷吾的智慧，而在处理楚国这一大事上，没有抓住要害就停止了，大概陷入了德行浅薄的讥讽。”看《左传》记载管夷吾向楚国传达辞令，用两件事责备楚国说：昭王没有回来，包茅没有进贡。这是责备了不该责备的，而忽略了应当责备的。昭王的事情，不应当再问楚国了，可以责备的，只有包茅，但这也不够切中要害。自从周平王以来，诸侯放纵恣意，周朝的禾麦甚至在郑国、鲁国被取用，不进贡助丧的财物甚至很勤勉，使者到来，王室的赋税不供给，到处都是这样，何止是楚国呢。自古帝王征讨不服从的诸侯，来不及责备他们礼仪上的缺失，大概一定以他们侵凌强盛的国家、使人民遭受苦难作为问罪的首要事项，就像宣王《六月》这首诗所说：“玁狁势力非常猖獗，因此我很焦急，王去出征，以匡正王国”就是这样。如果揣度力量估计时机，不能进兵讨伐，那么出于和亲之下的防备，也一定要约定他们休兵息旅，不要违背盟约，就像汉文帝给匈奴的信所说：“毁弃以前的恶行，以谋求长久，让两国的百姓像一家人一样，百姓万民，下至鱼鳖，上至飞鸟，所有行走呼吸的生物，没有不寻求安定躲避危险的”就是这样。如今楚国倚仗其强大，欺凌虐待小国，汉水以北的姬姓诸侯国，他们实际上已经全部吞并，渐渐进入中原，打败蔡国军队，俘虏蔡侯，对郑国用兵没有停止的时候。齐桓公责备楚国，应当先拿这些来说，现在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后来屈完来结盟，也只说“共同友好而已”，管夷吾的考虑怎么这样疏漏呢。大概齐国正以诸侯的身份主宰诸侯，不像王者对于天下，君臣名分确定，所希望的是垂衣拱手以临天下，他的心意常常乐于天下多事，而以号召排难解纷为功劳，就像卖药的医生希望人生病，贪婪的将领喜欢国家有敌寇，所以他不以欺凌之事问罪楚国，是留下楚国的疾患而留给齐国敌寇。因此结盟之后，第二年楚国灭亡了弦国，又第二年楚国包围许国，又第二年楚国灭亡黄国，战车游荡，比起召陵以前，没有丝毫挫败，而齐国因为楚国的缘故，使诸侯劳累的情况依然如故。让诸侯不能一天不担忧楚国的祸患，就不能一天不借助齐国的功劳，这是管仲的权术。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齐国人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

陈国辕涛涂有误导军队的罪过而齐国人拘捕他，是讨伐不忠，为什么记载说：“辕涛涂为齐国谋划则是欺诈，为自己的国家谋划则是忠诚。”《左传》记载陈国辕涛涂对郑国申侯说：“军队从陈国、郑国之间经过，国家必定非常困苦，如果从东方沿着海边返回就可以。”大概知道齐军所过之处必定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很大的骚扰，所以辕涛涂不希望军队从那里

译已经到达那个国家了。齐国不自我反省，反而拘捕对方的臣子并派军队攻打那个国家，仁爱的人果真这样做吗？大体上，战争一旦发动，不仅有战斗死伤的忧虑，而且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军队经过的城邑，百姓因苛敛而力竭，因侵掠而胆寒，确实像涛涂所说的那样非常痛苦。齐桓公用兵，号称有节制，尚且如此，何况是悍将驱使暴虐的士兵，没有法度来驾驭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残破毁灭的更多了，能不谨慎吗！

译秋季，鲁国与江国、黄国一起讨伐陈国。八月，鲁公从讨伐楚国的军事行动中返回。安葬许穆公。冬季，十二月，公孙兹率领军队防备齐国、宋国、卫国、郑国、许国、曹国侵犯陈国。

五年春季，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申生自缢而死，史书却记载为“晋侯杀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申生受到谗言陷害而不得见君，被置于死地，这等同于晋侯杀了他。世子是国家的根本，不可动摇。自古以来，君主因听信谗言而害死世子的，难道只是自残其天性吗？国家的动乱灭亡，很少有不是由此引起的。所以张九龄说：“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杀害申生，导致三代大乱；汉武帝相信江充的诬告，杀害戾太子，京城血流成河；晋惠帝采用贾后的谮言，废黜愍怀太子，中原大地生灵涂炭；隋文帝采纳独孤后的建议，废黜太子杨勇，最终导致天下灭亡。”由此看来，怎能不引以为戒呢？怎能不感到畏惧呢！

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夏和公孙兹前往牟地。

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防备周王的世子。秋季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

周惠王因为惠后的缘故，打算废黜太子郑而立王子带，所以齐国率领诸侯在首止防备周王世子，以稳固他的地位。稳固周王世子的地位，是合乎道义的。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回答说：身为周王世子却与外部强国交往，胁迫君父来稳固自己的地位，这不是做儿子的本分。身为诸侯却不朝见周王，反而把世子召到外面去防备他，这不是做臣子的本分。这难道可以作为典范吗？有人说：如果不这样做，惠王就要改立世子，怎么办？回答说：假如世子担心的是不孝，而不是担心不能继位；假如齐侯朝见京师，向周王进谏从而确定世子之位，那么做儿子、做臣子的道义就尽到了。《汉书》记载高帝想要改立太子，叔孙通进谏不听，张良出谋划策，认为高帝不能招致的那四位老人，请求跟随太子交往。等到高帝设宴饮酒，太子侍奉，那四位老人跟随，所以太子得以不被改立。有见识的人非议这件事，认为决没有这回事。不然的话，假如四皓真的能制约高帝，使他不敢废黜太子，那就是张良为他的儿子结党，来制约他的父亲了。唉！世子依靠宾客来巩固自己，像四皓那样尚且不可以，何况借助外部强国的援助呢？这就是《春秋》记载首止之事，作为后世警戒的原因。记载“防备世子”，是表明世子在首止而诸侯前往防备他。记载“诸侯在首止结盟”，是表明世子没有参与结盟。

郑伯逃归没有结盟。

查考《左传》，首止之盟时，周王派周公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让你跟随楚国，用晋国来辅佐你，可以稍微安定。”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所以逃归没有结盟。大概齐桓公不朝见周王，反而把周王世子召到外面来稳固他的地位，偏袒臣子来胁迫君父，这是惠王所不能平息的。所以安抚郑国让他跟随楚国，来发泄他的愤恨。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而逃归没有结盟，这可以看出人心了。

楚人灭掉了〇，〇的国君逃奔到黄国。九月戊申初一，发生日食。

冬季，晋人拘捕了虞公。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认为虞、虢是诸侯，这是不对的。虞公、虢公都在周王朝任职，是三公。《左传》庄公十五年，周王派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军之力成为晋侯，而这里称虞公，可见他是周王朝的三公。晋军灭掉虢国，而经文不记载“灭虢”，而记载“灭下阳”，这里灭掉虞国而不记载“灭”，大概是因为下阳是虢公的食邑，虢公居住在那里，所以灭掉下阳虢国就灭亡了。虞公也居住在食邑之地，现在晋国拘捕虞公而土地并入晋国，所以不称“灭”。

六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鲁公防备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讨伐郑国，包围新城。

秋季，楚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是没有功劳的。查考《左传》，许僖公在武城拜见楚子，许国国君面缚投降，大夫穿着丧服，士抬着棺材。楚子用武王克殷的事情命令他，这说明许国已经投降楚国了。

冬季，鲁公从讨伐郑国的军事行动中返回。

七年春季，齐人讨伐郑国。夏季，小邾子来朝见。郑国杀死了他的大夫申侯。秋季七月，鲁公防备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在宁母结盟。在宁母结盟，是谋划对付郑国。子华为什么也参与结盟？是因为子华而谋划。今年春季，齐人讨伐郑国；明年，郑伯才开始请求结盟，那么子华的到来，决不是君父的命令。子华是个奸人。背叛他的君父，寻求在大国之间作为中介来削弱他的国家。作为霸主的人该怎么办？接受他！虽然管仲进谏，最终拒绝了他的请求。然而接纳子华参与防备结盟，也是列入奸人而已。

曹伯班去世，公子友前往齐国，冬季安葬曹昭公。

八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防备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在洮地结盟。

王人就是周王的官员，就像僖公二十九年王子虎在翟泉结盟，也以王人记载，就是这样。当时惠王身体不适，陈妫和王子带的阴谋未止，所以齐侯再次拉拢防备周王官员并与之结盟，以稳固周王世子的地位。大概周王世子废立之事，受制于诸侯了。

郑伯请求结盟。

郑伯开始于逃盟，终于乞盟。这难道有不可夺去的志向吗？然而齐国得到郑国，大概是因为多次讨伐之后，也不是使人心悦诚服的方法。

夏季，狄人讨伐晋国。

秋季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娶夫人。

有人问关于禘祫的说法，众说纷纭。

译了。历代儒者援引经典进行辩论，有的认为天子举行祫祭和禘祭，诸侯则祫祭与禘祭各举行一次；有的认为祫祭是祝官取来群庙的神主，而禘祭并非如此；有的认为祫祭是三年一次的大祭，有的认为禘祭是三年一次的大祭；有的认为五年一次的殷祭是禘祭；有的认为禘祭就是祫祭；有的认为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三年一次的祫祭天子、诸侯、大夫都使用，而五年一次的禘祭是用来报答继天受形的祖先，非天子不得使用。那么，应当以什么作为判断的标准呢？回答说：众说纷纭杂乱，应以圣人的经典作为判断标准。《春秋》中有禘祭而没有祫祭，《鲁语》中有询问禘祭的说法，有“禘祭从既灌开始”的说法，从未提及祫祭。晋国人告诉穆叔，说国君尚未举行禘祀，那么禘祭是三年丧期结束后的祭祀，这是很明显的。《春秋》在文公二年记载“在太庙举行大事”，这就是除去丧服而举行禘祀。而公羊学派说：“大事，就是大祫。大祫，就是合祭。”五年举行两次殷祭，大概是将大祫作为三年一次的祭祀，将禘祭作为五年一次的祭祀，这是沿袭公羊学的说法。公羊学的说法喜欢虚构荒诞，不必依据旧有的典章制度。汉朝继承秦朝焚书灭学之后，许多儒者多研习《公羊春秋》，援引作为根据，他们关于禘祫制度的言论，大体上都是祖述公羊学的说法。《戴记》中的书籍，是汉代儒者的杂说。因此后世议论纷纷，未能统一，难道不是因为不依据圣人的经典作为判断标准吗？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所以周代制度规定四季的田猎，春天搜捕，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而且三年一次治兵，这是天子和诸侯所共有的。春天祠祭，夏天禴祭，秋天尝祭，冬天烝祭，而且三年一次大祭，这也是天子和诸侯所共有的。四季的祭祀不包括已毁庙的神主，所以三年大祭将已毁庙的神主一并祭祀。只是在除去丧服、附入新神主的时候举行的三年大祭，就称为禘。禘的意思是谛审，新神主入庙，旧神主应当迁位，因此合祭并审谛昭穆的次序，这就是晋人所说的禘祀闵公的吉禘。如果不在除去丧服、附入神主的时候举行，只是合祭而已，不再审谛昭穆的次序，所以不称为禘而称为有事、大事，这就是公羊学所说的大祫。由此看来，就知道三年大祭禘就是祫，而诸儒的议论都可以废弃了。有人说：僖公在太庙举行禘祭，不是在除去丧服、附入神主的时候，为什么不称为大事而称为禘呢？文公在太庙举行大事，正是在除去丧服、附入神主的时候，为什么不称为禘而称为大事呢？回答说：僖公在太庙举行禘祭，虽然不是在除去丧服、附入神主的时候，但是将夫人的神主致于庙中，并加以审谛，所以称为禘。文公在太庙举行大事，虽然是除去丧服、附入神主的时候，但是逆祀而提升僖公，不能算是审谛昭穆的次序，所以不称为禘。在太庙举行禘祭，是合乎礼的；禘祭而将夫人的神主致于庙中，就不合乎礼了。夫人，左氏说是哀姜。帷帐不修饰，接连弑杀两位国君，不在寝宫去世，而在齐国被杀，按礼不应附入宗庙。僖公犹豫了很久，现在特意举行禘祀而致其神主，虽然说是尽人子的爱，但是以大罪之人，应当断绝其与先君的关系，而配享于先君的宗庙，可以吗？不可以。圣人厌恶并记载此事，作为万世君母的后戒，严厉啊！夫人不称谥号，是省略文字。说禘而用致，难道不是新死的人吗？那是哀姜，很明显了。

译冬十二月丁未，周天子驾崩。

僖公九年春，周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去世。

夏，僖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盟。葵丘之会，重申天子的禁令，是非常盛大的举动。为什么要记载呢？回答说：号令出自齐国，诸侯畏惧齐国。这就是所说的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这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事物不能同时达到两个顶峰，霸权极盛则王权极微。王世子，是王位的继承人。宰周公，是王的辅佐大臣。自从首止之会确立了王的继承人，葵丘之会确立了王的辅佐大臣，后来晋文公在温地会盟，便把周天子也带去了。《易经》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了。这是说事情发展的顺承关系。所以不因为葵丘之会重申天子禁令而不记载。

秋七月乙酉，伯姬去世。

不称“某国女子”的是指国内尚未出嫁的女子，未出嫁的女子去世不称“卒”，这里为什么称“卒”？谷梁子说：女子许配人家，行笄礼并取字，死后就按成人的丧礼办理。

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结盟。甲子，晋侯诡诸去世。冬，晋国里克杀死了国君的儿子奚齐。

僖公十年春，周王正月，僖公前往齐国。狄人灭掉温国，温国国君逃奔到卫国。

晋国里克弑杀了国君卓子，以及大夫荀息。

世子申生死于谗言，而里克对此事感到不平。奚齐、卓子死于动乱，而荀息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的死力用在晋国上。然而里克不免背负弑君的名声，荀息不免背负顺从昏庸的罪责。牺牲生命而对国家没有益处，为什么呢？人臣的道义，在于正直地劝谏国君的过错罢了。如果真能凭死力正直地劝谏国君，很少有不能挽回国君听信谗言的。不幸而不听，以至于死，那么臣子的道义也就尽到了。汉高祖想废掉太子，立赵王如意，张良极力劝谏不听，叔孙通又劝谏，当时大臣大多坚决争辩，于是皇上知道群臣的心不依附赵王，才停止不立。所以汉朝没有混乱，不是忠谏的功劳吗？现在里克、荀息虽然各自尽了死力，却不知道这个道理。当献公派太子去讨伐皋落氏时，里克曾经劝谏过，然而一次不被听从，就退下不再说话。等到骊姬进谗言而不能争辩，申生死去而不能辩白，积蓄愤恨很久，便率领三位公子的党徒作乱。这是里克虽然有不盲从国君的心，但不能早点辩白啊。申生之死，是奚齐、卓子造成的。千年以后，听到的人还为他们感到冤屈，何况当时呢？荀息在这里，不仅不能劝谏，而且成全了国君的邪念，以死侍奉奚齐。等到里克杀了奚齐、卓子而荀息随之而死，这是荀息虽然有不吝惜死亡的心，但不能用在道义上啊。所以里克不免背负弑逆的名声，荀息不免背负顺从昏庸的罪责。《春秋》记载这些，作为万世人臣的警戒，是很明显的。卓子是不应当被立为国君的。这里说“国君卓子”，为什么呢？国家不能空缺，当时没有国君，虽然即位不正，过了一年必定称君。

夏，齐侯、许男讨伐北戎。

狄人曾经侵入卫国，使邢国受害，讨伐晋国，灭掉温国。楚国自从召陵之盟后，灭掉弦国，包围许国，而中原各国不能讨伐。北戎没有危害，却亲自率领军队去讨伐它，舍弃强大的敌人而图谋弱小的，失去了治理外患的道义。

晋国杀了大夫里克。秋七月。

冬，下大雨雪。

雨雪，是常事。只有大到造成灾害，才记载“独桓八年雨雪”。不说“大”的，是因为周的十月，是现在的八月，不是雨雪的季节，所以作为异象记载。

僖公十一年春，晋国杀了大夫防郑父。

夏，僖公和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阳谷会盟。

男女各居其位，是天地的重大道义。鲁僖公乱了伦常而不自我纠正，齐桓公与他一起乱伦而不能纠正，都是罪过罢了。

秋八月，举行大雩祭。冬，楚国人讨伐黄国。

僖公十二年春，周王三月庚午，发生日食。

夏，楚国人灭掉黄国。

不记载出奔，是因为国君死在位上。

秋，七月。冬，十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去世。

僖公十三年春，狄人侵犯卫国。夏四月，安葬陈宣公。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咸地会盟。秋九月，举行大雩祭。冬，公子友前往齐国。

僖公十四年春，诸侯修筑缘陵城。

解说《春秋》的人，认为修筑邢城不称齐侯，修筑卫国的楚丘不记载诸侯，修筑缘陵不列举诸侯，大概是厌恶齐侯专断封国，不知道齐桓公以霸主自居，礼乐征伐都出自他手，哪件事不是专断，为什么唯独在封国上专断呢？《春秋》又怎么会宽恕他其他事的专断而唯独罪责他专断封国呢？齐桓公的专断，是他终身的罪过，然而他行事的不当，又有超出专断之外的，《春秋》一并记载下来以垂示警戒，不只是罪责他的专断。把修筑楚丘当作封卫国，先儒的说法错了。记载在《春秋》里的，只有修筑邢城、修筑缘陵。邢城的修筑因为迟缓而记载，缘陵的修筑因为有缺失而记载，明白迟缓而有缺失，不能算是爱人救物的诚心。修筑缘陵不列举诸侯，是因为就是咸地会盟的诸侯修筑的，所以不再列举。

夏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

季姬不连缀国名，是因为她是国内未嫁的女子。出来在防地与鄫子相遇，让鄫子来请求婚配，是她自己的意愿。季姬难道有孟光的贤德吗？僖公不是出于德行和爱护。左氏认为季姬回娘家省亲而僖公留住她，所以在防地相遇并让她朝见。

译不对。《春秋》记载本国女子嫁往他国，必定写为“归于某”。季姬先前并未出现在《春秋》的记载中，直到第二年才开始记载她，这怎么可能是已经嫁给了鄫国呢？

译秋季八月辛卯日，沙鹿山崩塌。

沙鹿是山名，鹿是山脚的意思。山陵突然崩塌，尚且被视为异常，何况是沙鹿呢？《左传》记载晋国卜偃的话说：“几年之内将有大祸，国家几乎灭亡。”这就是验证。《汉书》说《春秋》记载沙鹿山崩塌，晋国史官占卜后六百四十五年，会有圣母兴起，这就是元皇后。这种说法荒谬极了。

狄人侵犯郑国。冬季，蔡侯肸去世。

《春秋通说》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说》卷六 宋 黄仲炎 撰 僖公下

十五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前往齐国。

楚国人攻打徐国。

楚国自从召陵之战后，虽然依然强横，但军队往来游弋，还没有离开靠近楚国的国家。如今徐国位于下邳，濒临淮水、泗水，距离齐国、鲁国较近，而距离楚国很远。楚国却远道攻打徐国，以此动摇齐国、鲁国，好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如果不是极大地轻侮别人，怎么会这样呢？《尚书》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四方夷狄就会来朝拜。”齐桓公的霸业既已兴盛，志气就容易自满，葵丘会盟之后，认为中原已无战事，诸侯已顺服，骄傲自大，于是产生懈怠疏忽，荒废政务的祸患就显现了。楚国虽然是南蛮，但有像屈完这样的智谋之士为其出谋划策，窥探中原，所以敢于轻慢侮弄而不顾后果。《春秋》记载“楚人伐徐”，正值齐桓公晚年荒废懈怠之时，其对后世的警戒意义十分明显。

三月，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随后驻扎在匡地。公孙敖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大夫去救援徐国。

诸侯在防地会盟，却派遣大夫去救援徐国。齐桓公荒废懈怠的迹象，由此可见。大夫专断中原政事，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夏季五月，发生日食。秋季七月，齐国军队、曹国军队攻打厉国。八月，发生蝗灾。九月，鲁公从防地回国。季姬嫁到鄫国。

己卯日晦日，夷伯的庙宇被雷击毁。

夏侯胜说：“汉武帝大量杀害将士，耗尽百姓财力，对百姓没有恩德，不适宜为他建立庙宇和奏乐。大概庙宇是用来彰显德行的，不可以随意建立。”夷伯是鲁国大夫，必定有不应立庙的原因，所以《春秋》借天象变化来示警。记载“己卯晦”，晦是指月末的晦日。《公羊传》《谷梁传》说是“昏暗”，这是错误的。僖公十六年戊申日朔日，陨石落在宋国；成公十六年甲午日晦日，晋楚在鄢陵交战，可以类推。

冬季，宋国人攻打曹国。

齐桓公晚年，不仅平时所忌惮的国家果然敢于抗衡，就连关系密切如宋襄公，也动不动就发兵攻打曹国。大概是想要趁着齐国霸业衰微而取而代之。大体上，齐桓公的霸业，成于他不忘在莒国避难时的忧患，而败于葵丘会盟时的骄傲自大。一个人而有两种变化，这就是国家安危、人心离合之所以判定的原因。后世如唐明皇，因忧劳勤政而成就开元之治，最终却因骄奢自满而招致天宝之乱，不也是齐桓公一类的人吗？

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

十一月壬戌日，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秦伯俘获了晋侯。

查考《左传》，秦国攻打晋国时，晋侯迎战秦军，派韩简去观察秦军，回报说：“秦军兵力少于我们，但斗志超过我们一倍。”晋侯说：“怎么办？”韩简回答说：“秦国出兵是凭借他们的物资，回国是依靠他们的宠信，饥饿时吃我们的粮食，三次施恩而不报，因此才来。现在又攻击他们，我们会懈怠，秦国会振奋，斗志超过我们一倍还多。”晋侯说：“一个人不可惯于侥幸，何况是国家呢？”在韩原交战，秦军战败，秦人俘获晋侯回国。军队以士气取胜，士气的衰弱与旺盛，取决于战争的正义与否。我方正义对方不义，则我方士气旺盛而对方士气衰弱；我方不义对方正义，则对方士气旺盛而我方士气衰弱。晋侯背弃恩惠、食言而肥，导致秦军来犯，继而与之交战，这是不对的。我方理亏，对方理直，这就是秦人士气超过晋国一倍，而晋国败给秦国的原因。《春秋》记载韩地之战，作为对士气衰弱却贪战者的警戒，十分明显！有人问：“秦国是西戎，初次出现在《春秋》中，按理不应以爵位称呼，而记载‘秦伯’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秦国坚守原本的爵位，没有吴国、楚国那样的僭越。《诗经》收录秦风，《尚书》收录秦誓，秦国列入诸夏已久，所以《春秋》也没有排斥的外辞。”

十六年春季，周王正月，戊申日朔日，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

《左传》说：“这是陨星。凡是星星陨落至地面，就成为石头。隋朝大业十二年，有流星陨落在吴郡，成为石头。本朝治平三年，有星星陨落在义兴，成为石头。由此可知陨石就是陨星。”庄公七年记载“星陨”，而不说石头；这里说“陨石”，而不说星星，杜预说：“那是看见星星陨落，没看到落地的验证；这是看到落地的验证，没看到开始陨落的星星。”史官各自根据事实记载，所以文字不同。六只鹢鸟倒退着飞，是飞而退却的样子。有人说：“石头后数，鹢鸟先数。”两传认为是“目治耳治”，看得仔细，可信吗？回答说：“圣人挥笔书写，是遵循鲁国史官的旧文罢了。”《尚书》说：“三匹帛，两只活牲，一只死牲作为礼物。”这是先数的说法；又说：“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这是后数的说法。难道也有所谓“目耳视察”的不同吗？《春秋》记载“五石六鹢”，大意是说宋襄公无德却图谋霸业，所以变异出现在国内。星象颠倒坠落，鹢鸟倒退飞翔，丧败已有征兆，却仍不醒悟，最终在泓水之战中，战败而死。后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