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说卷一
改元而后行即位之礼，何其未之思也？夫即位与改元，事体不同，国不可旷时无君，岂待逾年也哉？如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即位，相去才九日尔。若君薨嗣君未立，必待逾年改元之后，则何以系民人之望，絶窥伺之萌哉？至疑丧服不可入庙，则以爲冢宰摄行，朱氏因之，又爲权宜借吉之説，皆失之矣。
译改换年号之后才举行即位典礼，怎么就没有深思熟虑呢？即位与改元，性质不同，国家不能长时间没有君主，难道要等到第二年才即位吗？比如乙丑日成王驾崩，癸酉日康王即位，相隔仅仅九天罢了。如果君主去世而继位的君主尚未确立，一定要等到第二年改元之后才即位，那么凭什么维系百姓的期望，断绝他人窥伺皇位的念头呢？至于怀疑穿着丧服不能进入宗庙，于是认为由冢宰代理国政，朱熹沿袭此说，又提出权宜之计借用吉礼的说法，这些都是错误的。
三月公防郑伯于垂
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请讨之。”明上无天子，而天下有弑逆之贼，而列国之君大夫皆所当愤疾而讨之也。使列国之君大夫皆有愤疾而讨之之心，则弑逆之人当无所容于世，而其祸息矣。惟当时列国之君，不惟不能疾之，又爲其党与以成之。如郑庄防于垂，以定鲁桓；四国防于稷，以立宋督；而后乱臣贼子之祸始接踵于天下矣。故《春秋》书“公防郑伯于垂”，“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明党逆之罪，以教天下后世治乱臣贼子之狱者，必治其党也。治其党，则爲恶者孤矣。故曰：“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郑伯以璧假许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许田者，许之田，犹言邾田，非鲁之旧也。鲁隐末年，从齐、郑入许，得是田于许邑。春秋虽不书鲁取许田，而书郑假许田于鲁者，则知许田非鲁有而鲁取之许，明矣。然许、郑之邻也，郑之欲许田，尤急于鲁之欲许田也。当鲁隐爲郑庄所饵，悉力以佐其兵锋，故许田入鲁，而郑不敢争也。今郑庄因鲁桓有篡立之事，知其情方臲卼，而可以撼动之也，遂持璧以假之，而婉致其直取之意。于是鲁不敢靳焉。此可以见郑庄谋利之巧，又以见其党桓之恶者，由有所利而爲之也。其盟于越者，申固假田之约也。
秋大水
春秋于水旱螽螟雨雹凶饥之变悉书者，所以谨天戒，忧民生，着人事乖戾所致，明有国者所不当讳隐也。此义行，则爲人君者必有引咎自责，侧身修行，如殷汤、周宣者矣。必有称朕过失，诏羣臣议，如汉文帝者矣。爲人臣者必有取四方水旱灾变入奏言之，如魏相之于宣帝，李公沆之于眞宗者矣。若夫人君以灾变爲讳，而不乐于听闻；人臣揣摩君意，而不敢以闻。于是奸谄之术行，欺蔽之害起。或天下水旱而曰不爲灾，或海内虫蝗而曰不伤稼，或谓圣徳已至而天变不足惧，或谓气数偶尔而非人事所关。遂使弊政不除，黎元受害者，岂非不讲春秋之罪哉？▯雨不止则爲大水，汉儒多以爲至隂之沴，杀气之应也。而苏轼氏则谓阳极爲水，繇政事缓弱所致。盖以春夏川泽洋溢，秋冬水脉收缩见之。是皆未爲的，要之政事失中，即干隂阳之和，而致旱干水溢之变，不必泥一方之説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荀子有云：“肉腐生虫，鱼枯招蠧。”自古人君受乱臣贼子之祸者，未有无其故者也。左氏载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马，督爲太宰。督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于是杀孔父而弑殇公。由此观之，殇公之祸，盖在于屡战而民不堪命者爲之故也。夫数战则疲民，阻兵则失众。计其屡战之时，国人苦之，行者死于锋镝，居者敝于诛求，肝脑涂地，六亲不能以相保，必有疾视其上者矣。此督所以得肆其逆也。故书曰：“宋督弑其君”，以爲兵火弗戢之戒，明矣。孔父与夷之傅也，位爲大臣，职主兵事，当亟战疲民之日，不能諌正其君，遂使督借以声众，归罪于己而杀之，以及其君。故以不能谏正其君则不忠，以不能先觉其乱则不智，不忠不智，其杀身祸君宜也。公羊子乃以贤目之，岂不谬哉？茍以孔父爲贤，则凡败乱其国之臣，卒死于败乱者皆贤矣。胡氏袭公羊之説，至以孔父比汉汲黯、孔融，盖未之思尔。夫猛兽在山，藜藿为之不采，朝有君子，固奸邪所惮而不敢乗也。若使不免为奸邪所乗，则无贵乎君子矣。汲直在汉，淮南寝谋，此岂孔父所能望哉？孔融仕于垂亡之汉，权位不足以行其志，当曹操雄奸，兵柄在手，征伐四克，羽翼既成，孔融虽有忠愤之心，而不得施者，势也。岂若孔父身居要职，而不能格其君之非，使至于乱哉？盖孔父之罪，当与从君于昬、死于私昵者同科，而以比肩于正直忠良之士，失之甚矣。
滕子来朝
先儒论滕侯爵而书子，凡有数説。一曰，以其朝篡逆之鲁桓，故贬而书子。不知春秋，凡书外国来朝鲁桓
译三月，鲁桓公在垂地会见郑伯。
陈恒杀害了他的国君，孔子斋戒沐浴后上朝，向鲁哀公报告说：“请出兵讨伐他。”这是表明上面没有天子，而天下出现了弑君犯上的贼人，各国国君和大夫都应当愤恨痛疾并加以讨伐。如果各国国君和大夫都有愤恨痛疾并加以讨伐的心思，那么弑君犯上的人就将在世上无处容身，他们的祸乱也就平息了。只是当时各国的国君，不仅不能痛恨他们，反而成为他们的同党来成全他们。比如郑庄公在垂地会盟，来为鲁桓公篡位确立名分；四国在稷地会盟，来拥立宋督；从此乱臣贼子的祸乱开始在天下接连不断。所以《春秋》记载“鲁桓公在垂地会见郑伯”，“鲁桓公在稷地会见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祸乱”，这是为了彰显结党附逆的罪过，以此教导天下后世审理乱臣贼子案件的人，一定要惩治他们的同党。惩治了他们的同党，那么作恶的人就孤立无援了。所以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就感到畏惧。”
郑伯用玉璧来交换许田。夏季四月丁未日，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许田，是许国的田地，就像说邾田一样，并不是鲁国原有的土地。鲁隐公末年，鲁国跟随齐国、郑国攻打许国，从许国获得了这块田地。《春秋》虽然没有记载鲁国夺取许田，但记载了郑国向鲁国借换许田，这就清楚地表明许田并非鲁国所有，而是鲁国从许国夺取的。然而许国和郑国是邻国，郑国想要许田，比鲁国想要许田更为迫切。当初鲁隐公被郑庄公所诱骗，竭尽全力辅助郑国的军事行动，所以许田落入鲁国手中，而郑国不敢争夺。现在郑庄公因为鲁桓公有篡位自立的事情，知道他的处境正摇摇欲坠，可以动摇他，于是拿着玉璧来交换，委婉地表达了直接夺取的意思。于是鲁国不敢吝惜。这可以看出郑庄公谋取利益的巧妙，又可以看出他结党附逆鲁桓公的恶行，是因为有所图利才这样做的。他们在越地结盟，是为了重申并巩固借换田地的约定。
秋季发生大水。
《春秋》对于水灾、旱灾、蝗虫、螟虫、雨雹、饥荒等灾变都详细记载，这是为了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忧虑百姓的生计，彰显人事乖戾所导致的后果，表明治国者不应当忌讳隐瞒。这个道理实行，那么作为国君的必定会引咎自责，端正自身修养，像殷汤、周宣王那样；必定会承认自己的过失，诏令群臣议论，像汉文帝那样。作为臣子的必定会将四方水旱灾变的情况上奏陈述，像魏相对汉宣帝、李沆对宋真宗那样。如果国君把灾变当作忌讳，不乐于听闻；臣子揣测君主心意，不敢上报。于是奸邪谄媚的手段盛行，欺骗蒙蔽的祸害产生。有的天下发生水旱却说不成灾，有的全国发生虫蝗却说没有伤害庄稼，有的说圣德已经至极所以天变不足畏惧，有的说这是气数偶然并非人事相关。于是导致弊政不能消除，百姓受害，这难道不是不研习《春秋》的罪过吗？〇雨水不停就形成大水，汉代儒者多认为是极阴之气的邪祟，杀气的感应。而苏轼则认为阳极生水，是由于政事缓弱所致。大概是根据春夏川泽泛滥，秋冬水脉收缩的现象得出的。这些说法都不够确切，总之政事失去中道，就会干扰阴阳的和谐，从而导致旱灾或水灾，不必拘泥于某一种说法。
冬季十月。
鲁桓公二年春季周历正月戊申日，宋督杀害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荀子曾说：“肉腐烂了生出虫子，鱼干枯了招来蛀虫。”自古国君遭受乱臣贼子祸害的，没有没有原因的。《左传》记载宋殇公即位，十年间打了十一仗，百姓不堪忍受。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太宰。华督趁着百姓不堪忍受，先宣称说：“司马（孔父）就是这样。”于是杀害孔父而弑杀殇公。由此看来，殇公的祸患，大概在于屡次作战而百姓不堪忍受这一原因。屡次作战就会疲惫百姓，倚仗武力就会失去民心。计算他屡次作战的时候，国人苦不堪言，出征的人死于刀箭，在家的人疲于赋税征敛，肝脑涂地，六亲不能互相保全，必定有怨恨地看着上级的人了。这就是华督得以肆意犯上的原因。所以史书记载“宋督弑杀他的国君”，作为不收敛兵火的警戒，是很明白的。孔父是与夷的师傅，职位是大臣，职务主管军事，在屡次作战疲惫百姓的时候，不能劝谏纠正他的国君，于是使得华督借机煽动众人，把罪责归到自己身上而杀害他，并牵连到他的国君。所以以不能劝谏纠正国君就是不忠，以不能预先察觉祸乱就是不智，不忠不智，他杀身祸君是理所应当的。《公羊传》的作者却认为孔父贤德，难道不是荒谬吗？如果把孔父当作贤人，那么凡是败坏扰乱国家、最终死于败乱的大臣都是贤人了。胡安国沿袭《公羊传》的说法，甚至把孔父比作汉代的汲黯、孔融，大概是没有深思罢了。猛兽在山中，野菜都无人采摘；朝廷有君子，本来奸邪就忌惮而不敢乘虚而入。如果免不了被奸邪乘虚而入，那么君子也就没有可贵之处了。汲黯在汉代，淮南王的阴谋就寝息了，这难道是孔父所能期望的吗？孔融在即将灭亡的汉代做官，权位不足以实行他的志向，当曹操雄大奸诈，兵权在手，征伐四方胜利，羽翼已经丰满，孔融虽然有忠愤之心，却无法施展，这是形势使然。哪里像孔父身居要职，却不能纠正国君的过错，导致国家大乱呢？大概孔父的罪过，应当与跟随国君昏庸、死于私亲宠幸的人同类，却把他与正直忠良之士相提并论，错误太大了。
滕子来朝见。
先前的儒者议论滕侯爵位却记载为子，共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因为他朝见篡位的鲁桓公，所以贬低他记载为子。不知道《春秋》，凡是记载外国来朝见鲁桓公
者，即明其党恶之罪，不待降爵也。茍以降爵为贬，则凡不降爵者皆无贬乎？郑伯防桓，而犹爵以伯也；▯侯朝桓，而犹爵以侯也。何滕之独见削哉？且滕终春秋称子者，岂圣人因罪滕子之朝桓，遂并及其子孙而不赦耶？一曰，去公侯之爵而从子男者，杀贡赋也。如平丘之盟，郑子产争承曰：“郑伯男也，而从公侯之贡，惧不给也。”是亦不然。当时五等爵贡，在人耳目者，实不可掩。如郑伯男也，而从公侯之贡，亦其实不可尔。岂得实爲公侯之爵，而自贬以从伯子男之贡，其谁信之？且晋以霸强诛求小国，故小国争承贡赋以求杀焉，固其宜也。今滕于鲁，皆列国尔。虽滕小于鲁，畏而朝之，亦何至争承贡赋如事霸国者，而自降其爵哉？辟此二説，则知杜预云“侯降而子，为时王所黜”者，盖得之矣。或谓周室衰弱，岂能黜陟诸侯？不知周之失政，正在此尔。王朝刑罸，不能略施于强大之邦，而区区用于杞滕之小国，故春秋从其实而书之，以见吐刚而茹柔，畏强御而侮鳏寡者，非王政也。
译这，就是明确其党同邪恶的罪责，不需要通过降低爵位来体现。如果认为降低爵位就是贬斥，那么所有没有降低爵位的人就都没有受到贬斥吗？郑伯朝见桓公，却仍然以伯爵相称；〇侯朝见桓公，却仍然以侯爵相称。为什么唯独滕国被削去了爵位呢？况且滕国在整个春秋时期都被称为“子”，难道是圣人因为滕子朝见桓公的罪行，就连带他的子孙也不予赦免吗？有一种说法认为，去掉公侯的爵位而跟随子男的爵位，是为了减少贡赋。比如在平丘之盟时，郑国的子产争辩说：“郑国是伯爵，却承担公侯的贡赋，恐怕供应不上。”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当时五等爵位的贡赋标准，是人人都知道的，确实无法掩盖。如果郑国是伯爵，却承担公侯的贡赋，那确实是做不到的。怎么可能是实际上拥有公侯的爵位，却自己降低身份去承担伯爵、子爵、男爵的贡赋，这谁会相信呢？况且晋国凭借霸主的强势向小国索取，所以小国争着承担贡赋以求减少负担，这本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滕国和鲁国，都是列国。虽然滕国比鲁国小，畏惧而朝见它，也至于像侍奉霸主国家那样争着承担贡赋，从而自己降低爵位吗？驳斥了这两种说法，就知道杜预所说的“侯爵降为子爵，是被当时的周王所废黜”，大概是正确的了。有人问，周王室衰弱，怎么能废黜或升迁诸侯呢？不知道周王室政治的失误，正是在这里。周王室的刑罚，不能稍微施加于强大的国家，却仅仅用在杞、滕这样的小国上，所以《春秋》根据事实记载下来，以显示那种欺软怕硬、畏惧强横而侮辱孤弱的人，不是真正的王政。
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公防郑伯于垂，盖郑成鲁乱也，而不书成乱，非讳之也。旣书公防，即知其爲成鲁乱矣。稷之防，宋不与焉，不特言成宋乱，则无以明其所爲也。或曰：宣十七年，晋灵公爲扈之盟，亦成宋乱尔；襄十三年，晋平公爲夷仪之防，亦成齐乱尔。虽防盟，无宋、齐之文，何以不特举其所爲耶？曰：宋昭无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盖弑贼者众，而晋不能讨，犹有説也。晋平公伐齐，以报朝歌之役，齐人以弑庄公説，是敌怨而不讨，亦有説也。未有受赂以成宋督之乱如四国者，故举其尤者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鲁桓篡弑之贼也，其党弑逆以取赂，器固其常习，不足罪已。而经书“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者，所以深悲鲁先公之庙，而爲赂器之藏也。左氏载“防于稷以成宋乱”，爲赂故立华氏也。以郜大鼎赂公，齐、陈、郑皆有赂。春秋举鲁而言，则三国之得赂可知矣。甚哉，利赂之爲害也！君臣，天地之大义也；弑逆，天下之大恶也。齐、陈、郑之君，一蔽于利赂之欲，至于叛大义，党大恶而不顾，况其他乎？是以自古有道之君，必清心寡欲，不殖货利；有道之臣，必奉公洁已，务絶包苴。故能使朝廷清明，政刑不缪。不然，则上下征利，贿赂公行，而有罪者得以赂免，不贤者得以利进，赏罸必至于僣滥，礼义必至于消亡，国家必至于危乱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秋七月杞侯来朝
蔡侯郑伯防于邓
主防者，郑而先书蔡者，序爵也。于邓，邓与防也。于是荆楚寖强，谋害中国。蔡、郑、邓逼近于楚，故惧而防焉。当时中国惟齐爲大，不求以爲主，顾与二小国谋之。此乃郑庄自恃其琐琐之智，旣败宋，入郕，取戴，入许，定鲁桓之位，成宋督之乱。谓人莫己若，故挟蔡以诳邓，不知其力之不足，而欲以长诸侯御大患难矣。孟子有言：「王不待大，霸必有大国。」盖王者以德，霸者以力。以徳服人，则凡有知者莫与之较；以力服人，而力之所不胜，则殆矣。若郑庄者，无大国而求霸者欤？
九月入杞
或谓隐伐邾称公，此不称公者，恶公以不正入人之国，故削公以示贬也。信斯言也，则隐伐邾无贬乎？盖《春秋》据实纪事，其称公者，公亲将也；不称公者，非公亲将也。然其爲陵虐小国之罪，均尔。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隐盟戎不至此，何以至？谷梁子曰：“危之也。”是不然，等盟戎尔，危桓而不危隐，其説不通矣。盖《春秋》之义，中国与戎盟，耻也。隐不至，隐犹有不得已之意焉。桓防勲于庙，是不耻其所耻，故即其实而至之也。此义明，则中国不得以和戎爲功矣。故富郑公弼奉使契丹，増币以讲好，而终身耻道其事，岂非有得于《春秋》之义哉？凡公返行而防勲，饮至则书，否则不书。
三年春正月
何休谓桓三年以后有月无王，见桓无王而行也。如休之説，则桓元年、二年书王者，岂以桓爲有王哉？圣人正以诸侯之无王，故修《春秋》以明尊王之教。若诸侯有王，则《春秋》可无笔矣。杜预又谓周室不班歴，故不称王。不知周室之衰，天子不班歴，诸侯不奉朔，乆矣。使如杜之説，则昭二十三年以后，子朝之乱，王室无君，而《春秋》书王正月者，岂亦班歴也哉？胡铨氏又谓桓元年书王以端其本，二年再书王以待天王之诛，至是三年矣，天王不能讨，故去王以示义。抑不思《春秋》之时，乱臣贼子之祸接踵于天下，而天王皆不讨也。若以天王不能讨而去王以示义，则二百四十二年经皆当去王矣。信斯説也，则孔子修《春秋》，不但行法于诸侯大夫而禠夺其爵氏，又将加讨于天王而禠夺其称号也，不亦僭哉？且天下之恶无大于篡逆者，洿宫壊室，杀之无赦，当不俟终日，何待二年之后耶？此皆不通之论也。然则桓三年以后无王者，葢如夏五阙文尔。
公防齐侯于嬴
桓公以篡逆得国，其初不能不惧天下之讨
译三月，鲁桓公在稷地防备齐侯、陈侯、郑伯，以此促成宋国的动乱。
鲁桓公在垂地防备郑伯，大概是郑国促成了鲁国的动乱，但《春秋》不记载“促成动乱”，并不是为了避讳。既然已经记载了“公防”，就知道这是为了促成鲁国的动乱。在稷地的防备，宋国没有参与，如果不特别指出是“促成宋乱”，就无法阐明他们行为的实质。有人问：宣公十七年，晋灵公举行扈地之盟，也是促成宋国的动乱；襄公十三年，晋平公举行夷仪之防，也是促成齐国的动乱。虽然也是防备或结盟，却没有提到宋、齐的文字，为什么不特别举出他们的行为呢？回答说：宋昭公无道，不能控制他的大夫，以至于杀害国君、祖母以及国人，大概弑君作乱的人很多，而晋国不能讨伐，这还有理由可说。晋平公讨伐齐国，是为了报复朝歌之战，齐国人用弑杀庄公的说法来辩解，这是结下仇怨而不讨伐，也有理由可说。没有像这四个国家那样，接受贿赂来促成宋督动乱的，所以举出其中最恶劣的例子。
夏四月，从宋国取回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安放在太庙里。
鲁桓公是篡位弑君的贼人，他的党羽通过弑君叛逆来获取贿赂，接受器物本来就是他们的惯常做法，不足以深责。但《春秋》记载“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是为了深切哀悼鲁国先公的宗庙，竟然藏匿贿赂得来的器物。《左传》记载“在稷地防备以促成宋乱”，是为了贿赂的缘故而拥立华氏。用郜国大鼎贿赂鲁桓公，齐、陈、郑三国都有贿赂。《春秋》只举出鲁国来说，那么三国得到贿赂就可以知道了。唉，贪图贿赂的危害真是严重啊！君臣关系，是天地的重大道义；弑君叛逆，是天下的重大罪恶。齐、陈、郑的国君，一旦被贪利受贿的欲望蒙蔽，以至于背叛重大道义，包庇重大罪恶而不顾惜，何况其他人呢？因此自古以来有道的君主，一定清心寡欲，不积聚财货利益；有道的臣子，一定奉公守法、洁身自好，务必杜绝私相授受。所以能使朝廷清明，政令刑罚不出现谬误。如果不这样，那么上下互相争夺利益，贿赂公然盛行，有罪的人可以用贿赂免罪，不贤的人可以用利益进身，赏罚必定会僭越泛滥，礼义必定会消亡，国家必定会危亡动乱。能不引以为戒吗？能不引以为戒啊！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
蔡侯、郑伯在邓地防备。
主持防备的是郑国，但先记载蔡侯，是按照爵位排序。在邓地，邓国也参与了防备。当时荆楚逐渐强大，图谋危害中原各国。蔡、郑、邓三国逼近楚国，所以恐惧而进行防备。当时中原各国只有齐国最大，不请求齐国作为主盟，反而与两个小国谋划。这是郑庄公自恃其琐碎的小聪明，既然打败了宋国，攻入郕国，夺取戴国，攻入许国，确立了鲁桓公的地位，促成了宋督的动乱。他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所以挟持蔡国来欺骗邓国，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却想凭借长于诸侯来抵御大的祸患。孟子有话说：“称王不一定要大国，称霸必定要有大国。”大概称王靠的是德行，称霸靠的是武力。用德行使人服从，那么凡是有智慧的人都不会与他较量；用武力使人服从，而武力所不能战胜的，就危险了。像郑庄公这样的人，是没有大国而想称霸吗？
九月，攻入杞国。
有人说隐公讨伐邾国称“公”，这里不称“公”，是厌恶桓公以不正当的方式进入别人的国家，所以削去“公”字以示贬斥。相信这种说法，那么隐公讨伐邾国就没有贬斥了吗？大概《春秋》是根据事实记录事件，称“公”的，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称“公”的，不是国君亲自率领军队。然而他们欺凌虐待小国的罪过，是相同的。
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冬天，桓公从唐地回来。
隐公与戎人结盟没有记载“至”，这里为什么记载“至”？谷梁子说：“这是表示危险。”这不对，同样是与戎人结盟，认为桓公危险而不认为隐公危险，这种说法说不通。大概《春秋》的道义，中原国家与戎人结盟，是耻辱。隐公没有记载“至”，隐公还有不得已的意思。桓公在宗庙举行献俘礼，是不以耻辱为耻辱，所以如实记载他回来了。这个道义明确了，那么中原国家就不能把与戎人讲和当作功劳了。所以富弼出使契丹，增加币帛以求和好，而终身以谈论此事为耻，难道不是领悟了《春秋》的道义吗？凡是国君出行而举行献俘礼，饮酒庆功就记载，否则不记载。
三年春正月
何休认为桓公三年以后有月而无王，是表明桓公无视天子而行事。按照何休的说法，那么桓公元年、二年记载“王”的，难道是因为桓公尊重天子吗？圣人正是鉴于诸侯无视天子，所以修撰《春秋》来阐明尊崇天子的教化。如果诸侯尊重天子，那么《春秋》就可以不用笔削了。杜预又说周王室不颁布历法，所以不称“王”。不知道周王室衰微，天子不颁布历法，诸侯不奉行朔日，已经很久了。如果按照杜预的说法，那么昭公二十三年以后，子朝之乱，王室没有君主，而《春秋》记载“王正月”的，难道也是颁布历法了吗？胡铨氏又说桓公元年记载“王”是为了端正根本，二年再次记载“王”是等待天子的讨伐，到了三年，天子不能讨伐，所以去掉“王”字以示道义。却不考虑《春秋》时代，乱臣贼子的祸患接连不断，而天子都不能讨伐。如果因为天子不能讨伐而去掉“王”字以示道义，那么二百四十二年的经文都应当去掉“王”字了。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孔子修撰《春秋》，不仅对诸侯大夫施行法度而剥夺他们的爵位姓氏，还将对天子加以讨伐而剥夺他的称号，不也太僭越了吗？况且天下的罪恶没有比篡位叛逆更大的，玷污宫室，杀害国君，杀之无赦，应当不等终日，何必要等到二年之后呢？这些都是不通的言论。那么桓公三年以后没有“王”字，大概就像“夏五”那样是缺文罢了。
桓公在嬴地防备齐侯。
桓公通过篡位弑君得到国家，他起初不能不害怕天下的讨伐
也。窃计当时，周室防弱，不足惧已，所可惧者，桀黠之郑，强暴之戎，大国之齐、宋而已。于是元年防郑，而郑与鲁；二年成宋乱，而宋与鲁；又于是年盟戎，而戎与鲁。至此，又成婚于齐，而为嬴之防。其自保之计，可谓至密，而不知上天之网，终于不漏。故礼成不反之祸，萌于婚齐之日。观《春秋》书桓三年，公防齐侯于嬴；十八年，公薨于齐。则知世之恶人，焉可自恃其为计之密哉！
译罢了。我私下揣度当时的形势，周王室衰微，已不值得畏惧，真正值得畏惧的，只有狡诈的郑国、强暴的戎族，以及大国齐国和宋国而已。于是，在元年防备郑国，郑国便与鲁国交好；二年平定宋国的动乱，宋国便与鲁国交好；又在这一年与戎族结盟，戎族便与鲁国交好。到了此时，又与齐国联姻，从而在嬴地防备齐国。这种自保的计谋，可以说极其周密，却不知上天的罗网，终究不会漏掉任何人。所以，礼成后不返回的祸患，便萌生于与齐国联姻的那一天。看《春秋》记载桓公三年，鲁公在嬴地防备齐侯；十八年，鲁公死在齐国。由此可知，世间的恶人，哪里可以自恃计谋周密呢！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
春秋非王者不言命，其书齐、卫胥命，罪僭王也。三▯以为不盟，妄矣。使其不盟，则防与遇皆不盟尔，曷为以胥命书哉？
六月，公防▯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翚如齐逆女。
翚，桓之谋主也。桓自命为大夫，故称公子。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防齐侯于讙。
齐侯越境而送女，是爱之不以其道也。鲁侯因防而纳妇，是婚之不以礼也。姜氏祸鲁，兆于此矣。
夫人姜氏至自齐，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有年
春秋十二公，惟桓、宣以不道得国，宜无以致丰祥之庆。然惟桓、宣之世，有年、大有年，何哉？昭二十五年书「有鸜鹆来巢」，左氏曰：「书所无也。」盖书有以见无也。桓、宣之世，日食、大水、虫灾谴略同，而宣又大旱、蝝生、冬饥者再。以此观之，则桓三年书「有年」，则他歳无年可知矣；宣十八年书「大有年」，则他歳大无年可知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田狩之义，二：习兵所以卫民也，取物所以奉先也。故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田狩之谓也。若夫逐盘游之乐，恣从禽之好，至于败徳荒政，病民殄物者，危亡之道，古人所甚戒也。郎，逺地也。公之逺狩于郎者，其殆逐盘游之乐，恣从禽之好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聘诸侯，非正也。况宠篡逆者乎？时桓王有讨郑之志，故聘鲁以求助。不知宠篡逆，以堕三纲，刑政亡矣。岂可复以讨诸侯哉？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甲戌，己丑，三传皆以爲鲁史旧文，而孔子因之，非也。孔子修《春秋》，以笔削自命，若鲁史有二日并存之讹，不应述而不削，遗无故之疑也。此必圣人笔削之后，传録者误尔。或谓甲戌下脱一所书之事，然
夏齐侯郑伯如纪
齐侯、郑伯朝于纪者，将以袭纪也。小人隂险之情状，岂不可畏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求鲁而不见答，故复遣聘也。至于使仍叔之子，则又以见王朝用人之谬矣。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必由于学，俟其成徳逹材，而后用之。然必四十而后从政，则其未仕之前，所以涵飬而通练多矣。周衰政教废失，凡公卿大夫老不堪政，即使其子代之，不惟不出于成徳逹材之彦，徃徃不待强仕之年，如武氏子、仍叔子之类，以乳臭之童而任邦国之政，即子产所谓“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岂不缪哉！此可爲后世取士用人者之戒矣。
葬陈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周政狃于弱甚矣。桓王一旦愤然欲振其威权，以郑伯不朝而亲将以伐之。此亦有志于扶衰拯敝者，而伐郑何以书？曰：不择罪而致讨，不命将而亲征，盖妄举躁动之师也。当桓王之时，鲁有不道之桓，宋有不臣之督，天下之罪孰有大于此者？而天讨不能加也。聘币之使方接踵于鲁庭，宠篡逆以堕三纲，不足以言王政矣。郑伯不朝，罪或可畧，而必讨之不置，此谓不择罪而致讨者也。天子之征诸侯也，内则使卿士，外则任方伯，将王命以临之，王不自征也。今不忍一朝之忿，挟不足倚仗之人，以天子威重而自将以伐诸侯，一战不胜，而王室益以防矣。此谓不命将而亲征者也。不择罪而致讨者，非义；不命将而亲征者，非谋。非义非谋，而欲以威诸侯服天下，不亦难哉？或曰：郑小而鲁宋大者也。以王之力不能治郑，则何以讨鲁宋之罪哉？曰：陈恒弑其君，孔子请讨之，以爲陈恒之事，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夫陈氏厚施于民而民从之，故民之与之者半；不然皆不与尔。鲁桓宋督之事，计其国人皆莫与之也。举国人之所不与者，而以天子之名义讨之，其孰曰不可哉？讨当其罪，则天威振而人心服矣，尚何郑伯不朝之足怒耶？惜也，桓王欲振其威权，而不知计之出于此也。左氏载繻葛之战，王卒大败，而春秋不言战，明王者无敌于天下也。不言败，爲王者讳也。此皆春秋尊王之教也。
大雩
雩，求雨之祭也。何以书“雩”而加大僣也？大雩，帝
译夏，齐侯与卫侯在蒲地互相发布命令。
《春秋》中，不是王者就不称“命”，这里记载齐侯、卫侯互相发布命令，是谴责他们僭越王权。认为他们只是没有结盟，这是错误的。如果他们没有结盟，那么“防”和“遇”也都是没有结盟，为什么唯独用“胥命”来记载呢？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齐侯。秋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食，全食。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新娘。
公子翚是鲁桓公的主谋。鲁桓公自命为大夫，所以称他为公子。
九月，齐侯将姜氏送到讙地。鲁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
齐侯越过国境送女儿，这是爱护女儿但不合乎正道。鲁桓公借会见之机接纳新妇，这是婚姻不合乎礼制。姜氏给鲁国带来祸患，征兆就在这里了。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冬，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有丰收之年
《春秋》十二位国君中，只有桓公和宣公以不义的手段取得国家，按理不应有丰收吉祥的庆贺。然而只有桓公和宣公的时代，记载了“有年”、“大有年”，为什么呢？《昭公二十五年》记载“有鸜鹆来巢”，左氏说：“记载的是没有的事。”大概是通过记载有，来显示没有。桓公、宣公时代，日食、大水、虫灾等谴责大致相同，而宣公时代又有大旱、蝝虫滋生、冬天饥荒两次。由此看来，桓公三年记载“有年”，那么其他年份没有丰收就可以知道了；宣公十八年记载“大有年”，那么其他年份大无丰收就可以知道了。
四年春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
田猎的意义有二：一是练习军事以保卫百姓，二是获取猎物以供奉祖先。所以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指的就是田猎。至于追求游乐的快乐，放纵追逐禽兽的爱好，以至于败坏道德、荒废政事，损害百姓、灭绝万物，这是危亡之道，古人非常警惕。郎，是遥远的地方。鲁桓公到遥远的郎地狩猎，恐怕是追求游乐的快乐，放纵追逐禽兽的爱好吧？
夏，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
聘问诸侯，不是正道。何况是宠信篡位叛逆的人呢？当时桓王有讨伐郑国的意图，所以聘问鲁国以求援助。不知道宠信篡位叛逆，导致三纲沦丧，刑罚政令废弛。哪里还能再去讨伐诸侯呢？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甲戌，己丑，三传都认为这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沿用了它，这是不对的。孔子修订《春秋》，以笔削自任，如果鲁国史官有两天并存这样的错误，不应该只叙述而不删削，留下无故的疑惑。这一定是圣人笔削之后，传抄者弄错了。有人说甲戌下面脱漏了一件所记载的事，然而
夏，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齐侯、郑伯到纪国朝见，是为了偷袭纪国。小人阴险的情状，难道不可怕吗？
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
请求鲁国援助而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再次派遣聘问。至于派仍叔的儿子，又可以看出周王朝用人的谬误了。古代公卿大夫的儿子，必须经过学校教育，等到他们品德成就、才能通达，然后才任用。但必须四十岁以后才从政，那么他们在未做官之前，涵养和历练就很多了。周朝衰微，政教废弛，凡是公卿大夫年老不能理政，就让他们的儿子代替，不仅不是出自品德成就、才能通达的贤才，往往不到壮年，像武氏子、仍叔子这类人，以乳臭未干的孩童承担国家政事，就是子产所说的“不能拿刀却让他切割”，难道不谬误吗！这可以作为后世选拔任用人才的警戒。
安葬陈桓公于城祝丘
秋，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周朝政令习惯于软弱，太严重了。桓王一旦愤然想要振兴他的威权，因为郑伯不来朝见而亲自率领军队讨伐他。这也是有志于扶持衰败、拯救弊政的人，但讨伐郑国为什么要记载呢？回答说：不选择罪行而发动讨伐，不任命将领而亲自出征，大概是轻举妄动、急躁冒进的军队。在桓王的时候，鲁国有不道的桓公，宋国有不臣的督，天下的罪行哪有比这更大的？而天子的讨伐不能施加给他们。聘问的使者正接连不断地来到鲁国朝廷，宠信篡位叛逆以败坏三纲，不足以谈论王政了。郑伯不来朝见，罪行或许可以宽恕，但一定要讨伐不止，这就是不选择罪行而发动讨伐。天子征讨诸侯，对内派遣卿士，对外任用方伯，带着王命去临视，天子不亲自出征。现在不忍心一朝的愤怒，带着不足以依靠的人，以天子的威重亲自率领军队讨伐诸侯，一战不胜，王室更加被防备了。这就是不任命将领而亲自出征。不选择罪行而发动讨伐，是不义；不任命将领而亲自出征，是不智。不义不智，却想以此威慑诸侯、使天下信服，不是很难吗？有人说：郑国小而鲁国、宋国大。以天子的力量不能治理郑国，那么凭什么讨伐鲁国、宋国的罪行呢？回答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孔子请求讨伐他，认为陈恒的事，民众不赞同的有一半。以鲁国的兵力加上齐国的一半，可以攻克。陈氏对民众厚施恩惠而民众跟随他，所以民众赞同他的一半；不然都不赞同。鲁桓、宋督的事，估计他们的国人都不赞同。举国人不赞同的人，而以天子的名义讨伐他们，谁说不可呢？讨伐符合罪行，那么天威振奋而人心信服，还值得因为郑伯不来朝见而愤怒吗？可惜啊，桓王想要振兴他的威权，却不知道计策出于此。左氏记载繻葛之战，王军大败，而《春秋》不记载战争，表明王者在天下无敌。不记载失败，是为王者避讳。这都是《春秋》尊王的教化。
大雩
雩，是求雨的祭祀。为什么记载“雩”而加上“大”字呢？大雩，是祭祀上帝
用盛乐，天子之礼也。鲁郊用辛日，雩亦用辛。如昭二十五年书“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其爲雩上帝明矣。然则鲁雩当何如？曰：天子祭天，诸侯祭土社稷山川之在封内者，诸侯祭之，宜也。
译使用盛乐，是天子的礼制。鲁国在郊外祭天选用辛日，求雨祭也选用辛日。如果《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上辛日大雩”，“季辛日”又举行雩祭，那么雩祭的对象是上帝就十分明确了。既然如此，鲁国的雩祭应当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天子祭祀上天，诸侯祭祀封地内的土地、社稷和山川，诸侯祭祀这些，是适宜的。
螽
观斯螽动股之诗，则知其常有也。观螽斯蛰蛰之诗，则知其常多也。何以书爲灾焉尔？
冬州公如曹
春秋以爵书公者，宋公是也；以官书公者，祭公、周公、州公、虞公是也。此皆居王者三公之任者也。左氏载隐十一年，王取邬、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州、陉、隤、懐，此皆王畿之地，王朝公卿食采之邑也。王朝三公食采于州，故曰州公，而非州国也，明矣。人臣之位，孰如三公之尊？固当与国家同其休戚。今以王师败衂于郑，则惧而如曹；平安则保其位，危难则逃其君。兹岂人臣之义哉？楚虽国亡，得包胥而外援至；唐虽兵乱，有李勉而朝廷尊。国有人焉，虽丧败之余，犹有可振起者。今观州公之事，则王室何頼于若人哉？宜圣人恶而书之，爲万世人臣之戒也。左氏谓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所谓国危者，王国尔，非州国也。淳于州公，姓氏也。
六年春正月寔来
寔来者，当如郭公之类，简编脱误尔。説者以寔爲州公，岂其然乎？
夏四月公防纪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阅
据臧僖伯所称，讲事者四时之制，则搜苖狝狩；三年之制，则治兵振旅。初无大阅之名也。此书“壬午大阅”者，得非大合国人而阅之，以夸示其甲兵之盛，异于讲事之常制乎？此可以见其好武佳兵之甚矣。
蔡人杀陈佗
左氏载五年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而代之，则是佗既为君矣。春秋诸侯虽以簒弑立者，逾年必称君。佗既立，逾年不称君，而曰“陈佗”，何也？谷梁子曰：“匹夫行，故匹夫称之也。”佗以匹夫行，而淫于蔡，蔡人不知佗爲君而杀之，故以杀陈佗赴于鲁也。由此观之，凡爲人君而去銮旗之餙，失藩卫之严，微服盘游，见毙贼手，犹杀一夫而已，可无畏哉！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不縁经而载事者多矣。九月丁卯，子同生者，盖左氏因记太子生之礼，并问名等语，故起此事，恐非经文也。録经者误以传文加之尔。如文八年，公子遂防雒戎，盟于暴，杜注云：「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后人妄取传文加之」之类，不然《春秋》书「子同生」甚无义也。
冬纪侯来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预曰：「火田也。焚林而田，明年无田；竭泽而渔，明年无渔。故《春秋》书焚咸丘，恶尽物也。夫求尽物于山泽，圣人且犹恶之，况求尽利于民乎？」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説者皆以谷伯、邓侯朝乎篡逆之鲁桓，故贬而名之。不知《春秋》书其事，即见其罪焉尔。不以名爲贬也。以名谷、邓爲贬，则不名者无贬欤？然则名之何也？《谷梁子》曰：失国也，故名。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爲烝。烝进也。冬之时，百物成熟，凡可荐者皆进而祭之也。烝用建亥之月，故传曰「闭蛰而烝」。今烝用建子，不及时矣。不及时则爲怠，正月己卯烝是也。亟举则爲黩，夏五月丁丑烝是也。
天王使家父来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祭公来，不称使，无君命也。遂逆王后于纪，专君命也。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王后归，不书，而书纪姜者，事由祭公，非王者之命，失正始之道也。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君父在而世子行防朝之事，是国有二君也。父而使之，虽笃子之爱，不可以爲训也。子而行之，虽从父之令，不足以爲孝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防卫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郞。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郑庄公。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
三传者，皆杂襃贬以乱经，而公羊爲甚。公羊之最谬者，以孔父爲死义，以祭仲爲行权，以齐襄灭纪爲尽祖祢之心，以宋襄丧师爲比文王之战。似此之类，其误天下后世不浅矣。郑伯寤生卒，▯仲执
译螽
看那《诗经》中“螽斯振振”的诗句，就知道螽斯是常见的；看那《诗经》中“螽斯蛰蛰”的诗句，就知道螽斯是众多的。为什么还要记载为灾异呢？
冬州公如曹
《春秋》用爵位称呼“公”的，是宋公；用官职称呼“公”的，是祭公、周公、州公、虞公。这些都是担任王者三公职位的人。《左传》记载隐公十一年，周王从郑国夺取邬、刘的田地，而把郑国苏忿生的田地：温、原、絺、樊、州、陉、隤、怀，赐给郑国，这些都是王畿之地，是王朝公卿受封食邑的地方。王朝的三公在州地受封食邑，所以称为州公，而不是州国的国君，这就很明白了。人臣的地位，哪有比三公更尊贵的呢？本来应当与国家同甘共苦。现在因为王师在郑国战败，就害怕而逃往曹国；平安时保住自己的职位，危难时抛弃自己的君主。这难道是为人臣子的道义吗？楚国虽然国家灭亡，因为有申包胥而得到外援；唐朝虽然兵乱，因为有李勉而朝廷尊严。国家有这样的人，即使在失败之后，还有可以振兴的希望。现在看州公的事情，王室能依靠这样的人吗？所以圣人厌恶他而记载下来，作为万世人臣的警戒。《左传》说淳于公去曹国，估计国家危险，就不再回来。所谓国家危险，是指周王室，而不是州国。淳于，是州公的姓氏。
六年春正月寔来
“寔来”这件事，应当像郭公那样，是简册编联脱落造成的错误。解说的人把“寔”当作州公，难道是这样吗？
夏四月公防纪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阅
根据臧僖伯所说的，讲习军事是四季的制度，即搜、苗、狝、狩；三年的制度，即治兵、振旅。本来没有“大阅”的名称。这里记载“壬午大阅”，莫非是大举集合国人来检阅，以夸示其甲兵的强大，不同于讲习军事的常规制度吗？这可以看出他喜好武力、崇尚战备到了极点。
蔡人杀陈佗
《左传》记载五年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了太子而取代他，那么佗已经成为国君了。《春秋》中诸侯虽然以篡弑立位的，过了一年必定称君。佗已经即位，过了一年不称君，而说“陈佗”，为什么呢？《谷梁传》说：“他行为像平民，所以用平民的称呼来称他。”佗以平民的行为，而在蔡国淫乱，蔡国人不知道佗是国君而杀了他，所以用杀陈佗的消息向鲁国报丧。由此看来，凡是作为国君而抛弃车旗的装饰，失去藩篱护卫的威严，微服私游，死在贼人手中，就像杀了一个平民而已，能不畏惧吗！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传》不依据经文而记载事情的地方很多。九月丁卯，子同出生，大概是《左传》因为记载太子出生的礼仪，并询问名字等话语，所以引出这件事，恐怕不是经文。记录经文的人错误地把传文加进去了。比如文公八年，公子遂在雒戎会盟，在暴地结盟，杜预注说：“有的本子写作伊雒之戎，这是后人妄取传文加上去的”之类，不然《春秋》记载“子同生”就没有意义了。
冬纪侯来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预说：“这是烧荒种田。焚烧山林来种田，明年就没有田可种；排干池泽来捕鱼，明年就没有鱼可捕。所以《春秋》记载焚咸丘，是厌恶竭尽物产。在山水中求尽物产，圣人尚且厌恶，何况在百姓身上求尽利益呢？”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解说的人都认为谷伯、邓侯朝见篡逆的鲁桓公，所以贬低而直呼其名。不知道《春秋》记载这件事，就显示他们的罪过了。不因为直呼其名就是贬低。如果认为直呼谷、邓的名是贬低，那么不直呼名的就没有贬低吗？那么直呼其名为什么呢？《谷梁传》说：失国了，所以直呼其名。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称为烝。烝是进献的意思。冬天的时候，万物成熟，凡是可以进献的都进献来祭祀。烝用建亥之月，所以传文说“闭蛰而烝”。现在烝用建子之月，不及时了。不及时就是怠慢，正月己卯烝就是这样。频繁举行就是亵渎，夏五月丁丑烝就是这样。
天王派家父来聘问。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
祭公来，不称奉命，是没有君命。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是专断君命。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王后归来，不记载，而记载纪姜，是因为事情出于祭公，不是王者的命令，失去了正始之道。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君父在世而世子代行朝见之事，这是国家有两个君主。父亲让他去，虽然深爱儿子，不可以作为典范。儿子去执行，虽然服从父亲的命令，不足以称为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去世。夏五月，安葬曹桓公。秋，公在桃丘防备卫侯，没有遇到。冬十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郞地作战。
十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去世。秋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人抓住郑祭仲，突回到郑国，郑忽出逃到卫国。
三传，都混杂褒贬来扰乱经文，而《公羊传》最严重。《公羊传》最错误的，是把孔父当作死义，把祭仲当作行权，把齐襄公灭纪当作尽祖祢之心，把宋襄公丧师当作比文王之战。像这类，他们误导天下后世不浅了。郑伯寤生去世，〇仲执
国之政，受命以奉其嫡子忽爲君，有死无贰。仲之职也，一旦见执于宋，贪生茍免，遽立突而黜忽。视变易其君，不啻如弁髦。虽斧钺刀锯，犹恐不足以痛惩之，况可许以权乎？以祭仲爲权，是使世之奸臣卖君卖国以自爲利者，皆借权以自解，则天下国家之祸安有己哉？汉高后欲王诸吕，王陵固争，而陈平不争。旣而陵以急得罪，平以缓收功。宜平之贤于陵也。先儒论此，则以陵爲可法，平爲可罪。盖不如是，则党邪祸正，荣存丑亡，身谋而国不计，君逋而雠是与者，将接踵于天下矣。夫有平之功，且不免罪，况不能爲平之功者乎？此可以观春秋之教，黜公羊之妄矣。
译国家的政令，是接受天命来奉立嫡长子忽为国君，只有死节，没有二心。这是祭仲的职责。他一旦被宋国所俘获，就贪生怕死，苟且求免，立刻拥立突而废黜忽。他看待变更国君，简直就像丢弃帽子和发饰一样轻率。即使是用斧钺刀锯这样的极刑，恐怕也不足以严厉惩罚他，何况还能允许他拥有权变呢？如果认为祭仲的做法是权变，那就是让世上那些出卖君主、出卖国家以谋取私利的奸臣，都借“权变”来自我辩解，那么天下的灾祸哪里会有尽头呢？汉高后想要封吕氏子弟为王，王陵坚决争辩，而陈平不争辩。后来王陵因为急躁而获罪，陈平因为缓和而收效。按理说陈平比王陵贤明。先儒评论这件事，认为王陵值得效法，陈平应当获罪。如果不这样，那么结党营私、祸害正道，以苟且偷生为荣耀、以死亡为耻辱，只谋私利而不顾国家，背叛君主而与仇敌同流合污的人，将会在天下一再出现。连有陈平那样功效的人，尚且不免获罪，何况那些不能做出陈平那样功效的人呢？由此可以观察《春秋》的教化，驳斥《公羊传》的虚妄了。
柔防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公防宋公于夫钟。冬，十有二月，公防宋公于阚。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防▯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防宋公、燕人盟于谷丘。八月壬辰，陈侯跃卒。公防宋公于虚。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于龟。丙戌，公防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市井小人，嬉游狎昵，无所不至，指天誓心，以示无他。一旦言意之不快，则举挺刃而鬭，反目若世雠者，即鲁、宋二君之所爲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防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
孟子有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又曰：「善战者，服上刑。」《春秋》书诸侯之战，盖明其以争战杀人，宜服上刑焉尔。至于卫侯背殡从戎，废居丧之礼，称爵以交邻国，上刑之服，又有甚焉。或曰：「丧制有从金革而无避者，非欤？」曰：「爲寇在门庭，而宗庙社稷之存亡所系者，是以从权制而无避也。」故徐戎并兴，东郊不开，伯禽虽在丧服之中，而征筑并举，盖度轻重缓急，有不得已焉者矣。今卫侯从齐、宋、燕以出战，岂有门庭之寇，事之不得己哉？直好战而已尔。
三月，葬卫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防郑伯于曹，无冰。
夏五
夏五、阙月，当是传经之误。谷梁氏以爲孔子传疑，非也。夫文不关于教戒，而遗无故之疑者，岂《春秋》意哉？
郑伯使其弟语来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
诸侯亲耕以奉粢盛，必廪而藏之。故鲁有御廪，犹《月令》季秋藏帝借之，收于神仓是也。《春秋》书「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凡祭，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尝于乙亥，则是壬申爲致斋之初日也。御廪之灾，不于他时，而于尝荐致斋之日，其异甚矣。得非桓爲不道，而宗庙之灵将不歆其祀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
宋人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
其言“以”者，何也？“以”之爲言，用也。赵子曰：“凡不用我师而用彼师者，曰‘以’。何以知之？以定四年书‘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知之也。左氏载柏举战事，并吴楚自战，而蔡不交锋也。今伐郑之役，得非宋人用四国之师，而不自用其师乎？夫不用吾国之师而用他国之师，是不爱他国之民也。宋人是已。以吾国之师而爲他国之用，是不爱吾国之民也。齐、蔡、卫、陈是已。二者皆不仁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谷梁子曰：「求车，非礼也。求车犹可，求金甚矣。」或又曰：「车服，上之所赐，下者也，而求之，下其过甚于求金。」不知二者皆不足论也。当周辙旣东，王畿之地，仅侪于列国，方物之贡，不至于京师。天子特拥虚器于其上，用度空乏。至于下求，凡《春秋》书「求赙」「求车」「求金」者，皆所以见王室之衰替，诸侯之不臣焉尔。寜有轻重于其间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突出，忽归，复正也。何以书？恶祭仲之擅废置君也。卫叔文子所谓「视君不如弈棋者」，祭仲是也。
许叔入于许
传曰：人众能胜天，天定亦能胜人。春秋纪列国之变，所以见人欲横流之中，而未尝无天道也。郑庄公吞噬许国，挟齐鲁之力入许，而逐其君，使其大夫国人奔溃四出，可谓人欲横流矣。及身没之后，权臣擅命，二子争国，几于丧亡。故许叔因郑之乱得还其旧都，非所谓天道之昭昭者乎？茍知天道之昭昭如是，则凡世之肆其欲者可以戒矣。此春秋书许叔入许之义也。先儒谓许叔能复其宗社，故春秋贤而字之。抑不思许叔罹郑庄之虐，迟徊于外者十有五年，不能乞灵于王室，假援于诸侯，以复君父之仇也。今幸郑之乱，乗闲以入其国，此虽甚愚者爲计，亦不容不出于此。何以谓之贤哉？春秋之纪事爲戒而
译鲁桓公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以防备他们。鲁桓公在夫钟防备宋公。冬季十二月，鲁桓公在阚地防备宋公。
鲁桓公十二年春季正月，夏季六月壬寅日，鲁桓公与〇侯、莒子在曲池结盟，以防备他们。
秋季七月丁亥日，鲁桓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以防备他们。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鲁桓公在虚地防备宋公。冬季十一月，鲁桓公在龟地防备宋公。丙戌日，鲁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以防备他们。丙戌日，卫侯晋去世。十二月，鲁国与郑国军队一起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市井小人，嬉戏游玩，亲近狎昵，无所不至，指着天发誓以表示没有二心。一旦言语心意不痛快，就拿起棍棒刀剑争斗，反目成仇如同世仇一样，这正是鲁、宋两国国君所做的。
鲁桓公十三年春季，二月，鲁桓公与纪侯、郑伯会合，以防备他们。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军队、燕国军队大败。
孟子曾说：“争夺土地而战，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战，杀人满城。”又说：“善于作战的人，应受最重的刑罚。”《春秋》记载诸侯的战争，大概是为了表明他们因争战杀人，应当受到最重的刑罚。至于卫侯背着灵柩从军作战，废弃居丧的礼节，以爵位身份与邻国交往，其所受的刑罚，更加严重。有人说：“丧礼制度中有因军事行动而不回避的规定，不是吗？”回答说：“这是因为寇敌在门庭，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存亡，所以权宜行事而不回避。”所以徐戎同时兴起，东郊城门不开，伯禽虽然处在丧服之中，但征伐和筑城同时进行，大概是权衡轻重缓急，有不得已的情况。如今卫侯跟随齐、宋、燕出战，哪里有门庭之寇、不得不为之的事呢？只是喜好作战罢了。
三月，安葬卫宣公。夏季，发生大水。秋季，七月。冬季，十月。
鲁桓公十四年春季，正月，鲁桓公在曹地与郑伯会合，以防备他，这一年没有结冰。
夏季五月
“夏季五月”缺少月份，应当是传抄经文时的错误。谷梁氏认为是孔子表示怀疑，这是不对的。如果文辞不涉及教化警戒，而遗留无故的疑点，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诸侯亲自耕种以供奉祭祀用的谷物，一定要储藏起来。所以鲁国有御廪，就像《月令》所说季秋收藏帝借之谷，收入神仓一样。《春秋》记载“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凡是祭祀，散斋七天，致斋三天。在乙亥日举行尝祭，那么壬申日就是致斋的第一天。御廪发生火灾，不在其他时候，而在尝祭致斋之日，这异常严重。难道不是桓公行为不道，宗庙神灵将不享用他的祭祀吗？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讨伐郑国。
这里说“率领”，是什么意思呢？“率领”的意思是使用。赵子说：“凡是不使用我国军队而使用别国军队的，称为‘率领’。怎么知道的呢？从定四年记载‘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可以知道。左氏记载柏举之战，吴楚自己交战，而蔡国没有交锋。如今讨伐郑国的战役，莫非是宋人使用四国的军队，而不使用自己的军队吗？不使用我国军队而使用他国军队，是不爱护他国百姓。宋人就是这样。使用我国军队为他国所用，是不爱护我国百姓。齐、蔡、卫、陈就是这样。两者都是不仁。”
鲁桓公十五年春季，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请求车辆。
谷梁子说：“请求车辆，不合礼制。请求车辆还可以，请求金子就太过分了。”又有人说：“车服，是上级赏赐给下级的，而向下级索取，这过错比请求金子更严重。”不知道这两种说法都不值得讨论。当周王室东迁之后，王畿之地，仅相当于列国，各地的贡品，不到达京师。天子只是空拥虚名在上，用度空乏。至于向下索取，凡是《春秋》记载“请求助丧财物”、“请求车辆”、“请求金子”的，都是为了显示王室的衰微，诸侯的不臣服。哪里还有轻重之分呢！
三月乙未日，周天子去世。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突然出逃到蔡国，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突突然出逃，忽回归，恢复了正统。为什么记载呢？厌恶祭仲擅自废立君主。卫叔文子所说的“看待君主不如下棋”的人，就是祭仲。
许叔进入许国
传曰：人多能胜天，天定也能胜人。《春秋》记载列国的变化，是为了表明在人欲横流之中，从未没有天道。郑庄公吞并许国，凭借齐鲁的力量进入许国，驱逐其君主，使其大夫和国人奔溃四散，可谓人欲横流了。等到郑庄公死后，权臣专权，两个儿子争夺国家，几乎灭亡。所以许叔趁着郑国的动乱得以回到旧都，这不是所谓天道昭昭吗？如果知道天道如此昭昭，那么世上那些放纵欲望的人就可以警戒了。这就是《春秋》记载许叔进入许国的意义。先儒认为许叔能恢复其宗社，所以《春秋》认为他贤德而称字。却不考虑许叔遭受郑庄公的虐待，在外徘徊十五年，不能向王室求助，借诸侯援助，以报君父之仇。如今幸逢郑国动乱，乘虚而入其国，这即使是极愚蠢的人谋划，也不得不如此。怎么能称之为贤德呢？《春秋》记载史事是为了警戒
已矣，其于名字无择也。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是宠篡逆也，而书「荣叔柔防」。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是以臣敌君而爲不信之盟也，而书「蔡叔」，岂亦贤而字之耶？朱氏谓春秋非字字皆有义者，此类也。
译罢了，对于名和字的选用是没有固定选择的。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策命，这是宠幸篡位叛逆的人，但史书却记载为“荣叔柔防”。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这是以臣子的身份与君主平起平坐而订立不诚信的盟约，但史书却记载为“蔡叔”，难道也是因为贤德而称其字吗？朱氏认为《春秋》并非每个字都有深意，就是这类情况。
公防齐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来朝。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
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
爲纳突也，鲁桓以弟篡兄，郑突以庶夺嫡，故突之求入于郑，鲁必爲之尽力焉。同恶相济之道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防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防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秋七月，公至自伐郑。冬，城向。
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
春秋诸侯之出奔者，皆爲其臣所逐也。郑伯突以庶夺嫡，遂为祭仲所制，不堪仲之爲，而谋杀之，未成而仲知之，是突之出奔者，祭仲逐之也。卫朔以防鬭取，寘伋寿于死地，故二公子泄职怨之，而立黔牟，是朔之出奔者，泄职逐之也。二者俱以不义得之，以不义失之尔。不然，则其大夫国人皆将安之，以爲君矣。援己者无徳，色异己者无叛心，所谓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庸可逐乎？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防齐侯、纪侯盟于黄。
盟于黄平，齐纪也。盖齐欲害纪，而鲁平之，义也。何以书？曰：“春，正月，及齐纪盟。”夏五月，及齐师战。见鲁桓反覆不常，以误纪之托。纪侯不择所主，以自误其国也。曽子曰：“爲人谋而不忠乎？鲁桓是已。”《易》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纪侯是已。
二月丙午，公防邾仪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齐师战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
蔡季闻君死而归，必尝得罪于君而出矣。以爲其自归，则志在于争国；以爲蔡人召之，则非出于王命。二者必有一焉，皆罪也。
癸巳葬蔡桓侯
桓侯者，桓公也。侯字误也。《春秋》之法，五等诸侯殁，皆称公，縁臣子之心而尊之也。故汉孔融爲郑康成立乡曰：“昔太史公、廷尉呉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徳隐耀，世嘉其尚，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徳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此即《春秋》书公之义也。啖助谓：“蔡人请諡于王，而加諡于本爵者，妄矣。”
及宋人、卫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防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
或谓公本与夫人俱至于泺而不书夫人者，是必夫人尚有所惮，不敢出防也。使公能制之于始，不与偕徃于齐，岂有后日之祸？不知桓公身为篡弑之贼，天理絶矣，尚何责以夫夫妇妇之道耶？制于孽妇，祸至杀身，殆天夺之魄也。书所谓「从逆凶者，桓公是已」。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
公见弑于齐，不言弑，爲内讳也。言薨于齐，则弑自见矣。
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君弑不书葬者，仇人当国，或国内乱，不得以成礼葬焉尔。桓之书葬者，仇人在齐，而其国固无恙焉，故得以成礼葬之也。
春秋通说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通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说卷三《宋黄仲炎撰》庄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孙于齐
谷梁子曰：「不言氏姓，贬之也。」信斯言也，则夫人前乎如齐，与闻杀夫之事；后乎禚之防、祝邱之享，显示宣淫之迹。而书姜氏者，独无贬乎？曰：「春秋书其事，即见其罪焉尔，不必去氏姓以为贬也。」孙，奔也。奔而谓之「孙」，内辞也。臣子之于国，恶不忍斥言之，故婉其文焉。奔而曰「孙」，犹弑而曰「薨」之类，皆内辞也。然虽婉其文，而未尝没其实，故言「孙」以见奔，不地以见弑，垂戒之义明矣。
夏单伯逆王姬
单伯，鲁大夫尔。左氏因见周有刘单，遂以单伯为周大夫，非也。以左氏攷之，列国大夫同姓氏者多矣。如周有申伯，郑亦有申侯，楚亦有申舟，鲁亦有申繻。如卫有孔达，宋亦有孔父，郑亦有孔叔，陈亦有孔寜。摭此之类，可以知鲁之单非周之单矣。单伯逆王姬，何以书？王嫁女于齐，而使鲁主之也。鲁君见杀于齐，君父之雠，臣子不共戴天者也，而为之主婚礼于衰绖之中，无恩义之大者也。然则王命辞乎？曰：君子不
译鲁桓公在艾地防备齐侯。邾国人、牟国人、葛国人来朝见。秋天，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冬天，十一月，鲁桓公在袲地防备宋公、卫侯、陈侯，讨伐郑国。
这是因为要帮助郑突回国。鲁桓公作为弟弟篡夺了哥哥的君位，郑突作为庶子夺取了嫡子的地位，所以郑突谋求回到郑国，鲁国必定为他竭尽全力。这是同恶相济的道理。
鲁桓公十六年春天，正月，鲁桓公在曹地防备宋公、蔡侯、卫侯。夏天，四月，鲁桓公讨伐郑国，与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会合。秋天，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回来。冬天，修筑向城。
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春秋时期诸侯出逃，都是被他们的臣子驱逐。郑伯突作为庶子夺取嫡子地位，于是被祭仲控制，不能忍受祭仲的作为，而谋划杀害他，没有成功而祭仲知道了，这是郑突出逃，是祭仲驱逐了他。卫侯朔因为防备鬬取，把伋、寿置于死地，所以两位公子泄职怨恨他，而立黔牟为君，这是卫朔出逃，是泄职驱逐了他。这两者都是因为不义而得到，因为不义而失去。不然的话，他们的大夫和国人都会安定地拥戴他们，认为他们是君主。帮助自己的人没有恩德，反对自己的人没有叛乱之心，这就是所谓神明所主宰、百姓所仰望的，怎么可以被驱逐呢？
鲁桓公十七年春天，正月丙辰，鲁桓公在黄地与齐侯、纪侯结盟。
在黄地结盟，是齐国和纪国讲和。大概是齐国想要危害纪国，而鲁国使他们讲和，这是合乎道义的。为什么要记载？说：“春天，正月，与齐、纪结盟。”夏天，五月，与齐国军队作战。可见鲁桓公反复无常，辜负了纪国的托付。纪侯不选择所依靠的主子，从而自误其国。曾子说：“替别人谋划而不忠诚吗？鲁桓公就是这样。”《易经》说：“亲近不好的人，不也很悲伤吗？”纪侯就是这样。
二月丙午，鲁桓公在趡地与邾仪父结盟。夏天，五月丙午，在奚地与齐国军队作战。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
秋天，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蔡季听说国君去世而回来，必定曾经得罪国君而出逃。认为他自行归来，那么他的志向在于争夺国家；认为是蔡国人召他回来，那么不是出于周王的命令。这两种情况必定有一种，都是罪过。
癸巳日，安葬蔡桓侯。
桓侯，就是桓公。“侯”字是误写。《春秋》的体例，五等诸侯去世，都称公，是顺着臣子的心意而尊崇他们。所以汉朝孔融为郑康成立乡时说：“从前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都是汉朝的名臣。”又四皓中有园公、夏黄公，隐藏德行不显露，世人嘉许他们的崇尚，都称他们为公。那么公，是仁德的正称，不一定限于三公九卿，这就是《春秋》书“公”的意义。啖助说：“蔡国人向周王请求谥号，而加谥号于本爵位，是荒谬的。”
与宋人、卫人讨伐邾国。冬天，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鲁桓公十八年春天，周王正月，鲁桓公在泺地防备齐侯。鲁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有人说鲁桓公本来与夫人一起到达泺地而不记载夫人，这一定是夫人尚有所畏惧，不敢出来防备。如果鲁桓公能在开始时制约她，不让她一同前往齐国，怎么会有后来的祸患？不知道鲁桓公身为篡弑的贼人，天理已绝，还怎么要求他遵循夫妇之道呢？受制于孽妇，祸患到来导致杀身，大概是上天夺去了他的魂魄。《尚书》所说的“顺从逆乱是凶险的”，鲁桓公就是这样。
夏天，四月丙子日，鲁桓公在齐国去世。
鲁桓公在齐国被弑杀，不说弑，是为国内避讳。说去世在齐国，那么被弑杀就自然显现了。
丁酉日，鲁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秋天，七月。
冬天，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春秋时期国君被弑杀不记载安葬，是因为仇人在国内掌权，或者国内动乱，不能按照礼仪安葬。鲁桓公记载安葬，是因为仇人在齐国，而他的国家本来安好，所以能够按照礼仪安葬。
《春秋通说》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通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说》卷三《宋黄仲炎撰》庄公
元年春天，周王正月。
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谷梁子说：“不称氏姓，是贬低她。”相信这话，那么夫人在前往齐国之前，参与杀害丈夫的事；在禚地会盟、祝邱享宴之后，显示宣淫的痕迹。而记载姜氏，难道没有贬低吗？说：“《春秋》记载其事，就显现其罪，不必去掉氏姓作为贬低。”孙，就是奔逃。奔逃而称为“孙”，是内部的委婉说法。臣子对于国家，厌恶不忍心直言，所以委婉其文辞。奔逃而说“孙”，犹如弑杀而说“薨”之类，都是内部的委婉说法。然而虽然委婉其文辞，而没有掩盖其实质，所以说“孙”以显现奔逃，不写地点以显现被弑杀，垂示警戒的意义明确了。
夏天，单伯迎接王姬。
单伯，是鲁国大夫罢了。左氏因为看到周朝有刘单，于是把单伯当作周朝大夫，不对。用左氏考证，列国大夫同姓氏的很多。比如周朝有申伯，郑国也有申侯，楚国也有申舟，鲁国也有申繻。比如卫国有关达，宋国也有孔父，郑国也有孔叔，陈国也有孔宁。拾取这类例子，可以知道鲁国的单伯不是周朝的单伯。单伯迎接王姬，为什么要记载？周王嫁女给齐国，而让鲁国主持婚礼。鲁国国君在齐国被杀，国君父亲的仇敌，臣子不共戴天，而在丧服之中为他主持婚礼，没有比这更大的无恩义了。那么是周王的命令推辞吗？说：君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