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通説》卷一宋黄仲炎撰隐公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説》卷一宋黄仲炎撰隐公
元年
説元年者有二，曰体元也，曰明僭也。所谓体元者，曰《春秋》以一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体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説，则春秋》黜周而王鲁矣，是不然。所谓明僭者，曰古者列国无私史，诸侯不得自称元年于其国是亦岂然哉？《虞书称月正元日，《商书称太甲元年，则是一为元者，从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诸侯得臣其国内之人，称于国曰君，其得纪年于国无可疑者。内则所记生子者，书于闾史，闾犹有书况国乎？鲁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葢诸侯有王，王有巡守，则周盛时也。周盛时列国已各有史矣。汉荀悦亦云：「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庙有二史。」以此观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则元年者，鲁史旧文尔圣人述之以纪事，而后世必以意义求过矣。
春
孔子曰：「行夏之时，葢以商周之时异于夏之时也。若三代不易时，则孔子不应独取夏时也。歳有四时，而春必冠焉。夏后氏以建寅为歳首，则寅为首春矣。周人以建子为歳首，则子为首春矣。孟子谓秋阳以暴，葢周之秋，夏之夏也。七八月之间旱，葢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春秋于成元年、襄二十八年书「春无冰」，则知书春为周时明矣。葢周之孟春、仲春，即夏之仲冬、季冬也。宜寒而燠，故以无冰为异而书也。若是夏时之春，东风解冻，岂可以无冰为异而系于其下哉？孔子虽因顔渊之问，有取于夏时，不应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国氏谓《春秋》以夏时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当矣。孔子之于《春秋》，述旧礼者也。如恶诸侯之强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诸侯，愤荆蛮之横而贵中国，此皆臣子所得为者，孔子不敢辞焉。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如所谓夏时冠月，窃用天子之赏罸，如所谓予夺诸侯大夫之爵氏者，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以律当世之僭，其可自为僭哉？」
王正月
元年者，鲁侯之元年。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何言乎周之正月？明诸侯奉周之正朔也。夫尊为一人，统临天下，此王者之常势，天地之大义，尧、舜、三王之所同也。周自幽王失德，诸侯背叛，戎狄因之，遂墟其国。逮于平王，不能自振，始去酆鄗之都，东徙洛邑。四旁之地已入于侯国者，不可复取，因寡就狭，侪于邾、滕。于是贡赋不至而有下求，朝觐不集而有下聘。诸侯之大者，自相雄长，顾宗周蔑如也。至于怨而取其未怒，而执其使，傲而请隧，偪而问鼎，鬬兵于繻葛，召防于河阳。常势堕而大义泯矣。夫因是以习习以为常，虽有才识之士，如晋叔向、郑子产、齐晏婴之伦，出乎其间，毕谋悉辩，自爲其国，不以无王室爲非也。盖至于春秋之末，则又甚矣。故孔子喟然叹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东周乎？”盖谓周室虽防，名义未改，将以道济天下，舍东周其谁哉？旣乃即《春秋》以正一王之义。当是时，王室已不能班歴于诸侯，诸侯已不复受朔于王室久矣，而书于《春秋》必曰“王正月”焉，所以挈天下垂散之统，而还于周之王也。此教行，则世之爲臣子者，当不以衰防丧乱而易其尊君戴上之心，而僭窃之祸息矣。其后诸葛亮用一隅之蜀，图兴汉祚，庶几仲尼存周之志也。若夫周瑜、贾诩之徒，自安于呉、魏之佐，非罪欤？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古者不盟，盟者不相信也。或谓三代之俗，惟周爲薄，盟诅之事，生于诰誓之穷，盖世变之不得不然欤？曰：非也。世变虽下，而人心之信未甞一日不存也。《左氏述》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盖子路之行谊闻于邻国，虽背叛之臣，犹且信之以爲无事于盟，况不爲背叛者乎？以此观之，凡诸侯之交际，必有待于盟者，是不能爲子路而已矣。故《春秋》于此年书“公及邾盟”，于七年书“公伐邾”，所以见信不由中
译钦定四库全书《春秋通説》卷一，宋人黄仲炎撰，隐公元年。
解说“元年”有两种说法，一是“体元”，二是“明僭”。所谓“体元”，是说《春秋》以“一”为“元”，表示伟大的开始，想要端正根本。王者即位，必定要体察元始来施行教化。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春秋》就是贬低周朝而尊奉鲁国为王了，这显然不对。所谓“明僭”，是说古代列国没有私人的史官，诸侯不得在自己的国家自称元年，这难道也是对的吗？《虞书》称“月正元日”，《商书》称“太甲元年”，可见以“一”为“元”，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并非《春秋》的新意。古代诸侯能够臣服其国内的人，在国内被称为“君”，他们能够在国内纪年，这是毫无疑问的。《内则》记载生子之事，要记录在闾史那里，闾里尚且有记录，何况国家呢？鲁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曹刿劝谏说：“诸侯有天子，天子有巡守之礼，借此来广泛习练，如果不是这样，国君就不应举行祭祀。国君举行祭祀必定要记录。”大概诸侯有天子，天子有巡守，那是周朝兴盛的时候。周朝兴盛时，列国已经各自有史官了。汉代的荀悦也说：“古代天子、诸侯有事，必定要告祭于宗庙，宗庙设有两位史官。”由此看来，不能说是僭越。那么“元年”就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圣人沿用它来记载史事，而后世的人一定要从意义上去过度解读了。
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大概是因为商朝和周朝的历法与夏朝不同。如果三代不改变历法，那么孔子就不应独独选取夏朝的历法。一年有四季，而春季必定排在首位。夏后氏以建寅之月为岁首，那么寅月就是首春了。周人以建子之月为岁首，那么子月就是首春了。孟子说秋天太阳暴晒，大概是周朝的秋天，相当于夏朝的夏天。七八月之间干旱，大概是周朝的七八月，相当于夏朝的五六月。《春秋》在成公元年、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春无冰”，由此可知记载“春”是周朝的时令，这是很明显的。大概周朝的孟春、仲春，就是夏朝的仲冬、季冬。应该寒冷却温暖，所以把“无冰”作为异常现象记载下来。如果是夏朝历法的春季，东风解冻，怎么可以把“无冰”作为异常现象记载在下面呢？孔子虽然因为颜渊的提问，对夏朝历法有所取用，但不应在修订《春秋》时立刻有所改定。胡安国认为《春秋》以夏朝历法冠于月份之上，而朱熹反对这种观点，这是对的。孔子对于《春秋》，是沿袭旧礼的人。如果厌恶诸侯强大而尊崇天子，痛恨大夫逼迫而保全诸侯，愤慨荆蛮横行而重视中原，这些都是臣子所能做的，孔子不敢推辞。至于更改当代天子的制度，比如所谓以夏朝历法冠于月份，私自使用天子的赏罚，比如所谓给予或剥夺诸侯大夫的爵位姓氏，这绝对不是孔子的本意。孔子修订《春秋》，正是用来匡正当世的僭越行为，他怎么能自己去做僭越的事呢？
“元年”是鲁侯的元年。“王正月”是周朝的正月。为什么说周朝的正月？是为了表明诸侯奉行周朝的正朔。尊崇一人，统临天下，这是王者的常势，天地的大义，尧、舜、三王所共同遵循的。周朝自从幽王失德，诸侯背叛，戎狄趁机入侵，于是国家沦为废墟。到了平王，不能自我振作，开始离开酆鄗的都城，向东迁徙到洛邑。四周的土地已经落入诸侯国手中，无法再收回，因此只能就狭小之地，与邾、滕等国并列。于是贡赋不到而向诸侯索取，朝觐不集而向诸侯聘问。诸侯中的大国，自相称雄，看待宗周如同无物。至于怨恨而夺取其尚未发怒的土地，拘捕其使者，傲慢地请求隧葬，逼迫地问鼎轻重，在繻葛交战，在河阳召见天子。常势堕落而大义泯灭了。因为这种状况习以为常，即使有才能见识的人，如晋国的叔向、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之类，出现在其中，竭尽谋略辩才，只为自己的国家打算，也不认为没有王室是错的。大概到了春秋末期，情况更加严重了。所以孔子感叹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能成为东周吧？”大概是说周室虽然衰微，名义未改，想要以道义济助天下，除了东周还有谁呢？于是就在《春秋》中确立一王的大义。当时，王室已经不能颁布历法给诸侯，诸侯也已经很久不再从王室接受正朔了，而《春秋》中必定记载“王正月”，这是为了提挈天下即将散乱的纲纪，使其回归周王的统治。这种教化得以施行，那么世上作为臣子的人，就不会因为衰微丧乱而改变尊君戴上的心意，僭越窃位的祸患也就平息了。后来诸葛亮凭借蜀地一隅，图谋复兴汉室，差不多符合孔子保存周朝名义的志向。至于周瑜、贾诩之类的人，安心做吴、魏的辅佐，难道不是罪过吗？
古代不结盟，结盟是因为不信任。有人说三代的风俗，只有周朝最为淡薄，盟诅之事，产生于诰誓的穷尽，大概是世道变迁不得不如此吧？回答说：不对。世道虽然下移，但人心中的诚信未曾有一天不存在。《左传》记载哀公十四年，小邾射带着句绎来投奔，说：“如果让季路来约束我，我就不需要盟誓了。”因为子路的品行道义闻名于邻国，即使是背叛的臣子，尚且信任他而不需要盟誓，何况不背叛的人呢？由此看来，凡是诸侯之间的交往，必定要依赖盟誓的，是不能做到像子路那样罢了。所以《春秋》在这年记载“公及邾盟”，在七年记载“公伐邾”，以此来表明诚信不是发自内心的。
者，未有不背者也。三传谓仪父者邾子克之字，非也。《春秋》诸侯未有书字者，何独于邾子而字之？其曰“邾仪父”者，盖邾之大夫任政者也。仪父，名也。如鲁季孙行父，晋荀林父，皆以父爲名也。《春秋》之世，凡不相信而后有盟，不辨礼而后公及大夫盟。
译凡是（如此）的，没有不违背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认为“仪父”是邾子克的字，这是错误的。《春秋》中记载诸侯，没有写其字的，为什么唯独对邾子称字呢？所谓“邾仪父”，大概是邾国执政的大夫。仪父，是名。就像鲁国的季孙行父、晋国的荀林父，都是以“父”为名一样。《春秋》时代，凡是互不信任而后才有盟誓，不辨明礼制而后才有国君与大夫结盟。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舜在侧微，象日以杀己爲事；及爲天子，则封象于庳，而富贵之。故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郑庄公叔段，同姜氏所出。姜氏爱叚，而欲立之。段骄其母之私爱，而不恭其兄。此固庄公之所不能堪也。旣而段不得立，而庄公立。爲庄公者，亦可以善处此矣。奈何藏怒宿怨，处段于京，初不加裁制，飬成其恶，而遂讨除之，使无所容于其国。仁者处天伦之际，果如是乎？《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克」者，胜之之辞也。所以爲世之爲人兄者之戒也。茍知以郑庄爲戒，则知以舜爲法矣。左氏谓段不弟，故不言弟，非也。叚之不弟，固无足言，而《春秋》亦未甞以去亲爲贬也。若以不言弟见其不弟，则有书「弑父」而言「子」，如楚世子商臣之类者，岂见其子也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
天王者，代天理物之称也。宰，冢宰也。咺其名也。仲子，惠公之妾也。仲子死于惠公之末年，至是平王使来▯之，待之以夫人也。故以夫人待仲子，则嫡庶乱矣；以归▯役冢宰，则朝廷轻矣；以天子谄诸侯而归其妾之▯，则君臣易位矣。一动而三失萃焉，此东周所以衰坏而《春秋》所由始也。司马《通鉴》论周威烈始侯三晋，以爲天子自坏其礼，不知周自坏礼，固已起于平王之末，陵夷二百四十余年间，其纪纲法度荡然久矣，尚何责于威烈也哉？《春秋》书“宰三”、“宰咺”、“也宰渠伯纠”、“也宰周公”也，皆居冢宰之任者也。然而或称名，或称公，何也？咺未赐爵而摄也；纠以伯爵充也；周公以三公兼也。三者皆摭史之实而已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不相信也。春秋此年书「及宋人盟」，十年书「翚伐宋，败宋师，取郜、防」，以见世之从事于盟约而无由中之信者，未有不背者也。不书公，微者盟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君子在位，则纪纲正；纪纲正，则国势重矣。小人在位，则纪纲坏；纪纲坏，则国势轻矣。故君子、小人者，国势重轻所系也。观祭伯以王朝卿士而外交诸侯，可谓小人之坏纪纲者矣。朝廷之上，用小人以坏纪纲，则国势安得而不轻哉？此《春秋》诸侯所以无王者，亦王朝有以致之也。向使朝有君子，守节死义，爲淮南所惮，如汲黯；公正不私，无疆外之交，如朱邑，以正纪纲而尊国势，则周驾虽东，必可复振，无诸侯僣上之祸矣。《春秋》书「祭伯来」，岂不可爲有国者用小人之明戒哉？
公子益师卒
春秋书大夫卒有二义焉，一以明君臣之义，一以见当时专用公族爲大夫之非。明君臣之义者，所谓教也；明当时专用公族爲大夫者，所谓戒也。夫股肱之亏，元首之痛也。故君于卿大夫之丧，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三月之内，裼衰以居，不接吉事。春秋以来，礼废义薄，至有卿丧未葬而君举乐，如晋平公者矣。故春秋卿大夫卒必书之，惟弑贼、出奔与夫黜免者，则不书，所以重人臣之终，明君臣之义也。若夫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亲命之，使还其国爲卿大夫，盖以贤选也。春秋列国之大夫，惟取公族，甚者如鲁三桓之子孙，世执国政，不复以贤选矣。故春秋书公子、公弟、公孙、叔仲、季孙卒，无他姓者，所以见鲁专用公族爲大夫之非也。使后之人君行其所教，则遇臣有恩，当不以土芥、犬马视其臣矣；用其所戒，则任官惟贤，当不以天位私于公族矣。
二年春公防戎于潜
中国者，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衣冠礼乐之所存也。自古圣人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索戒索辨其疆者，非特人事，亦天理也。自周道衰，王国无采薇之政，诸侯无费誓之规，于是以强陵弱，以众暴寡。列国既日寻于干戈，彼亦起而承其▯，遂乃畏其威而列于防者，相继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据其国都也。左氏载定四年，吴入郢，吴子以班处宫，是以兵据其国都也。春秋纪兵之形，十有二：侵、伐、围、入、战败、迁
译夏季五月，郑庄公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
舜处在微贱的地位时，象天天以杀害舜为事；等到舜成为天子，就把象封在庳地，使他富贵。所以说：“仁爱的人对待弟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近爱护他罢了。”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是同姜氏所生。姜氏偏爱共叔段，想要立他为太子。共叔段倚仗母亲的偏爱，对兄长不恭敬。这本来是郑庄公所不能忍受的。后来共叔段未能被立为太子，郑庄公即位。作为郑庄公，本来可以妥善地处理这件事。为什么却隐藏愤怒、积存怨恨，把共叔段安置在京城，起初不加制约，养成了他的恶行，然后才讨伐除掉他，使他在国内无处容身。仁爱的人处理兄弟关系，果真像这样吗？《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克”是战胜的用语。这是为了给世间做兄长的人以警戒。如果知道以郑庄公为戒，就知道以舜为榜样了。左氏认为共叔段不像弟弟，所以不称他为弟，这是不对的。共叔段不像弟弟，本来不值一提，而《春秋》也未曾因为去除亲人而加以贬斥。如果因为不称弟来显示他不像弟弟，那么有记载“弑父”却称“子”的，像楚世子商臣这类，难道就显示他像儿子吗？
秋季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夫人仲子的谥号。
天王，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称呼。宰，是冢宰。咺是他的名字。仲子，是惠公的妾室。仲子死在惠公晚年，到这时平王派人来送她的谥号，以夫人的礼节对待她。所以以夫人礼节对待仲子，那么嫡庶就混乱了；以送谥号的差事交给冢宰，那么朝廷就轻慢了；以天子谄媚诸侯而送其妾的谥号，那么君臣就易位了。一举而三种过失聚集，这就是东周衰败而《春秋》由此开始的原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论述周威烈王开始分封三晋，认为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不知道周朝自己破坏礼制，本来就从平王末年开始了，在二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纲纪法度早已荡然无存，还责备什么威烈王呢？《春秋》记载“宰三”、“宰咺”、“也宰渠伯纠”、“也宰周公”，都是担任冢宰职务的人。然而有的称名，有的称公，为什么呢？咺未被赐爵而代理职务；纠以伯爵身份充任；周公以三公兼任。这三种情况都是依据史实的实际情况罢了。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结盟是因为不信任。《春秋》这一年记载“与宋人结盟”，十年记载“翚攻打宋国，打败宋军，夺取郜、防”，以此表明世间从事盟约而没有内心诚信的人，没有不背叛的。不记载公，是因为地位低微的人结盟。
冬季十二月，祭伯前来。
君子在位，纲纪就端正；纲纪端正，国势就重。小人在位，纲纪就败坏；纲纪败坏，国势就轻。所以君子、小人，是国势轻重所系。看祭伯作为王朝卿士却与诸侯私交，可以说是小人的败坏纲纪了。朝廷之上，任用小人败坏纲纪，那么国势怎能不轻呢？这就是《春秋》诸侯没有王者的原因，也是王朝自己造成的。假使朝廷有君子，坚守节操死于义，像淮南王所忌惮的汲黯；公正无私，没有疆域之外的私交，像朱邑，以此来端正纲纪而尊崇国势，那么即使周室东迁，也必然可以重新振兴，不会有诸侯僭越上位的祸患了。《春秋》记载“祭伯来”，难道不可以作为有国家的人任用小人的明显警戒吗？
公子益师去世。
《春秋》记载大夫去世有两个意义，一是为了阐明君臣之义，二是为了显示当时专用公族做大夫的错误。阐明君臣之义，是所谓的教化；显示当时专用公族做大夫，是所谓的警戒。股肱的亏损，是元首的痛楚。所以君主对于卿大夫的丧事，在安葬前不吃肉，在卒哭前不奏乐。三个月之内，袒露衰服居住，不接触吉庆之事。《春秋》以来，礼制废弛，道义淡薄，甚至有卿丧未葬而君主奏乐的，像晋平公那样。所以《春秋》卿大夫去世必定记载，只有弑君贼、出奔以及被罢免的，才不记载，这是为了重视臣子的终局，阐明君臣之义。至于古代诸侯向天子贡士，天子亲自任命，让他们回国做大夫，大概是以贤能选拔。《春秋》列国的大夫，只取公族，严重的像鲁国三桓的子孙，世代执掌国政，不再以贤能选拔了。所以《春秋》记载公子、公弟、公孙、叔仲、季孙去世，没有其他姓氏的，这是为了显示鲁国专用公族做大夫的错误。假使后来的君主实行其所教化的，那么对待臣子有恩，就不会把臣子当作泥土草芥、犬马看待；实行其所警戒的，那么任用官员只选贤能，就不会把天位私授给公族。
二年春季，鲁隐公在潜地防备戎人。
中国，是五种政令所施加，七种赋税所供养，衣冠礼乐所存在的地方。自古圣人把天下分为五服，用周索戒索来辨别疆界，这不仅是人事，也是天理。自从周道衰微，王室没有采薇的政令，诸侯没有费誓的规矩，于是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列国既天天寻找干戈，他们也起来承受其祸患，于是畏惧其威势而列阵防备的，相继出现了。
夏季五月，莒人入侵向国。
入，是用军队占据其国都。左氏记载定四年，吴国入侵郢都，吴子以班次安排宫室，是用军队占据其国都。《春秋》记载军事形态，有十二种：侵、伐、围、入、战败、迁
、灭、袭、取、城、追。其事虽不同，然爲挟私逞忿，无王命而专兵者，罪一而已。莒人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故莒人入向，以姜氏还。观向姜之不安其室，是莒子不能正家，道不行于妻子也。不知自反而怒其姻国，以兵入据之，向之民何罪焉？故书曰：“莒人入向，忿兵也。”不能正家，反已之所爲也。
译灭、袭、取、城、追，这些军事行动虽然名称不同，但只要是挟持私意、发泄愤恨，没有君王命令就擅自用兵的，其罪行都是一样的。莒国从向国娶妻，向姜在莒国待不下去而返回娘家，所以莒国人攻打向国，把姜氏带了回来。看向前姜不能安守夫家，这是莒子不能端正家风，正道无法在妻儿身上施行的缘故。他不反省自己反而迁怒于姻亲之国，出兵攻占该国，向国的百姓有什么罪过呢？所以《春秋》记载说：“莒人入向，是出于愤恨的战争。”不能端正家风，反而责怪别人的行为。
无骇帅师入极
观左氏载隐四年，诸侯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防之，公弗许，固请而行。则隐之不能制其大夫，可知矣。然则无骇入极之师，亦岂其君之命也哉？《春秋》书“无骇帅师”、“翚帅师”，以见君弱臣强之祸，此其始也。书其事，即见其罪矣。不以去氏族爲贬也。三▯皆以去氏族爲贬，非矣。翚他日弑隐公，罪不容于死，而得称公子者，岂无贬欤？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防戎，非礼也；盟戎，非防也。故《春秋》于此年书“公及戎盟”，于七年书“戎伐凡伯以归”，所以着要盟无信之不可恃也。唐浑瑊与吐蕃防盟，而栁浑计其必叛，岂非有见于《春秋》之教哉？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纪裂繻来逆女，见纪侯之不亲迎也。伯姬归于纪，见伯姬之不待亲迎而行也。纪侯之不亲迎，是纪侯失夫之义也。伯姬之不待亲迎而行，是伯姬失妇之节也。王通氏曰：「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
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説纪子帛者，一曰纪子君也，帛其名也。一曰裂繻之字也。以书法攷之，若是纪君之名，则莒子何以不名？若以爲裂繻之字，则大夫不当加君。盖纪子者，纪君也，帛文误尔。或曰纪侯也，何以称子？曰滕侯也，而亦称子，盖时王黜之尔。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卒称薨，葬称小君，尊之也。尊夫人者，尊君之敌也。子氏者，何也？谷梁子谓隐妻是也。盖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宋，自桓以下娶于齐。是隐所娶，犹宋女也。春秋于隐元年书仲子，必系之惠公，所以别夫人子氏之爲隐妻也。文四年冬十一月，成风薨。其眀年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盖死而后▯含之也。隐元年之前而仲子旣死，非今之子氏眀矣。左氏因误以今之夫人子氏薨爲仲子薨，遂以前年归▯爲豫凶事，不亦诬哉？平王虽昏弱，亦何至归▯于未死之人乎？必无是也。夫人薨不地，眀有常所也。子氏之不书葬，何也？隐有逊桓之志，不以成礼葬其妻也。
郑人伐卫
三年春王二月巳已日有食之
春秋之世，周道陵迟，王纲圮坏，于是谪见于天，日爲之食。故《春秋》书日食者三十六，以明王者失道所致也，可无畏哉？何休以爲日有食之，应一国一臣之事，谬矣。夫日光亏夺，所关者大，非君天下者何以当之？李寻云：“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烛，万物同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则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岂爲一国一臣之应哉？”善乎，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诏曰：“朕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令二三执政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諌者，以正朕之不逮。”此盖庶几《春秋》之义也。若夫宣帝以五鳯四年日食归咎于杨恽而诛之，不亦何休之谬哉？杜预以爲日食忌正阳之月，尤非也。《书》曰：“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阳月也，未甞不以爲忌也。《诗》“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正阳也，而诗人丑之，亦岂不以爲忌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卿也。书「尹氏卒」，明世王卿也。案尹氏自宣王、幽王之时，已居大臣之位。故《节南山》之诗曰：「尹氏太师，维周之氐。」《常武》之诗曰：「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至此当一再世，而又告丧于鲁。故此年书「尹氏卒」。其后昭公二十三年，又书「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书「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是尹氏世执东周之政也。夫执政大臣，国命所寄，不能公选天下之贤，而使尹氏得世世居之。盖其间必有弗克象贤者，以坏法乱政。此东周所以衰微也。不惟周也，鲁三桓，晋六卿，齐崔氏，陈氏，皆世其官，以执国政，卒成僣逆之祸。《春秋》备书其事，爲有国者之戒。严矣哉！
秋武氏子来求赙
庄十五年，家父来求车。书“天王使”，
译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
查看《左传》记载隐公四年，诸侯讨伐郑国，宋公派人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防备，隐公不答应，羽父坚持请求后便出发了。由此可知隐公不能控制他的大夫。那么无骇进入极国的军队，难道是国君的命令吗？《春秋》记载“无骇率领军队”、“翚率领军队”，以此显示君弱臣强的祸患，这是它的开端。记载这件事，就显示了他们的罪过。并不是因为去掉氏和族作为贬斥。第三十条都认为是因为去掉氏和族作为贬斥，这是错误的。翚后来杀害隐公，罪不容死，却得以称公子，难道没有贬斥吗？
秋八月庚辰，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防备戎人，不符合礼制；与戎人结盟，不是防备。所以《春秋》在这一年记载“隐公与戎人结盟”，在七年记载“戎人讨伐凡伯并带他回去”，以此来彰显依靠盟约而没有信用是不可依赖的。唐浑瑊与吐蕃结盟防备，而栁浑预料他们必定背叛，难道不是看到了《春秋》的教诲吗？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娶女子。
冬十月，伯姬嫁到纪国。
纪裂繻来迎娶女子，显示出纪侯没有亲自迎亲。伯姬嫁到纪国，显示出伯姬没有等待亲自迎亲就出发了。纪侯没有亲自迎亲，是纪侯失去了丈夫的道义。伯姬没有等待亲自迎亲就出发，是伯姬失去了妻子的节操。王通氏说：“婚礼废弛，天下就没有家道了。”
纪子帛与莒子在密地结盟。
解释纪子帛的人，一种说法是纪子是国君，帛是他的名字。另一种说法是裂繻的字。根据书法考证，如果是纪君的名字，那么莒子为什么不称名？如果认为是裂繻的字，那么大夫不应当加上君号。大概纪子是纪君，帛是文字错误。有人说纪侯，为什么称子？回答说滕侯也，却也称子，大概是当时周王废黜了他。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
夫人去世称薨，安葬称小君，是尊重她。尊重夫人，是尊重国君的对等者。子氏，是谁呢？谷梁子认为是隐公的妻子。大概周公、武公娶自薛国，孝公、惠公娶自宋国，从桓公以下娶自齐国。所以隐公所娶，还是宋国的女子。《春秋》在隐公元年记载仲子，必定系于惠公，用来区别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文公四年冬十一月，成风去世。第二年正月，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并且〇。大概死后才〇含玉。隐公元年之前仲子已经去世，显然不是现在的子氏。《左传》因为错误地把现在的夫人子氏去世当作仲子去世，于是把前年送〇当作预先办凶事，这不是诬蔑吗？平王虽然昏庸软弱，难道会到给未死的人送〇吗？一定没有这种事。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说明有固定的地方。子氏不记载安葬，为什么呢？隐公有让位给桓公的志向，不用完整的礼仪安葬他的妻子。
郑国人讨伐卫国。
三年春王二月巳已，发生日食。
《春秋》时代，周朝道统衰微，王纲败坏，于是灾异出现在天上，太阳因此发生日食。所以《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以表明这是王者失道所致，能不畏惧吗？何休认为日食对应一国一臣的事，这是错误的。日光亏损，关系重大，不是统治天下的人谁能承担？李寻说：“太阳是众阳之长，光辉照耀，万物同享日光，是人君的表率。君主不修道，太阳就失去度数，昏暗无光，难道是一国一臣的应验吗？”好啊，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下诏说：“我不能治理养育百姓，上连累三光的明亮，让二三执政都思考我的过失，以及我知道和看见所不及的，来启告我，并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来纠正我的不足。”这大概接近《春秋》的意义了。至于宣帝在五鳯四年因日食归咎于杨恽而诛杀他，不也是何休的错误吗？杜预认为日食忌讳正阳之月，尤其不对。《尚书》说：“季秋月朔，日月不在房宿，乐师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跑。”夏朝的季秋，不是正阳月，却未曾不把它当作忌讳。《诗经》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发生日食，非常丑恶。”周朝的十月，是夏朝的八月，不是正阳月，而诗人认为丑恶，难道不把它当作忌讳吗？
三月庚戌，周天王去世。
夏四月辛卯，尹氏去世。
尹氏，是周王的卿。记载“尹氏去世”，说明是世袭的周王卿。考察尹氏从宣王、幽王的时候，已经居于大臣之位。所以《节南山》的诗说：“尹氏太师，是周朝的根基。”《常武》的诗说：“王对尹氏说，命令程伯休父。”到这里应当是一两代，又向鲁国报告丧事。所以这一年记载“尹氏去世”。后来昭公二十三年，又记载“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记载“尹氏带着王子朝逃到楚国”。这是尹氏世代掌握东周的政权。执政大臣，是国家命脉所寄托，不能公正选拔天下的贤人，却让尹氏世代占据。大概其中一定有不能效法先贤的人，败坏法度扰乱政治。这是东周衰微的原因。不只是周朝，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崔氏，陈氏，都世袭官职，掌握国家政权，最终造成僭越叛逆的祸患。《春秋》详细记载这些事，作为有国家者的警戒。严厉啊！
秋，武氏子来请求赙赠。
庄公十五年，家父来请求车辆。记载“天王派遣”，
而此不书“使”，何也？古者，君在亮隂，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平王崩，桓王方立，冢宰摄行军国之事，故不得以王命书也。礼，丧无求赙，况天子乎？以天子不能治丧而求赙于诸侯，以诸侯不能赙天子之丧而待于求，君臣之义胥废矣。
译然而这里不记载“派遣”，是为什么呢？古时候，国君处于居丧期间，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事，听从冢宰的指挥。周平王去世三年后，周桓王刚刚即位，冢宰代理处理军国大事，所以不能用王命来记载。按照礼制，居丧期间不请求别人赠送助丧财物，何况是天子的丧事呢？如果因为天子不能主持丧事而向诸侯请求助丧财物，又因为诸侯不主动资助天子丧事而等待请求，那么君臣之间的道义就都废弛了。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诸侯生相徃来，死相赴吊，有朋友之义焉。故《春秋》书外诸侯卒葬，以见其恩，且明易代也。内曰薨，外曰卒，非异之也。外诸侯薨而以卒赴者，自执卑礼也。故鲁史因之。
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书弑逆之事，不徒正名定罪而已，盖使后世爲君父者明其爲祸之惨而谨戒之，务絶其萌焉尔。《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左氏载卫州吁有宠于庄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谏而弗听，旣而立桓公，故州吁弑桓而代之。立桓之见弑，由庄之不早辨也。骄其子而不教，恣其弄兵而不禁，虽恶物丑类，天禀自出，然习则生常，其流逺矣。爲人君父者，可不戒哉！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邂逅相防于道涂之间者也。诗曰：「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人之情也。何以书曰：「古者诸侯行役以王事故，不以相遇爲非。」春秋，诸侯行役以私谋，故以相遇爲罪。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州吁阻兵而修怨，则伐郑者，卫尔；而首宋公者，推宋公主兵，且序爵也。卫有弑逆之恶，诸侯不加讨，而反助其逞兵，是党逆也。党逆之君，有不导其臣以逆者鲜矣。他日宋督之祸，非兆于此哉？
秋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翚帅师助卫。翚党逆也。党逆之臣，必自爲逆者也。他日寪氏之变，非兆于此哉？
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
春秋书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有二义焉。天子在上，闻天下弑逆之贼，而不能讨也，于是卫、齐之臣子愤而讨之，以见天子之失刑也。然州吁弑而卒杀于卫，无知弑而卒杀于齐，以见世虽丧乱，而弑逆之人犹无所容其身也。故曰：「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卫公子晋者，非有天子之命，先君之传，徒以卫人推而立之。故卫人立晋，言下人得置君也。下人置君者，大乱之道也。后世如唐肃宗，以平卢节度使卒，遣使抚慰，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自是方镇废立，出于士卒，非卫人立晋之类乎？
五年春公矢鱼于棠
矢鱼者，射鱼也？何以知其射鱼也？观左氏载臧僖伯之谏，其专及于搜田、狝狩、治兵、振旅，末云：“鸟兽之肉，不登于爼；皮革、齿牙，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以是知其爲射鱼也。隐于当时，必驱役兵徒，逺至于棠之地。如韩愈氏驱鳄鱼文所谓：“选才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与鳄鱼从事者”是也。然韩子志于除害，而棠之役何爲哉？恣情纵欲，极于乐而已矣。后世如秦始皇幸琅琊，候大鱼出而射之；汉武帝自寻阳亲射蛟江中，皆鲁隐之爲也。
夏四月葬卫桓公
秋卫师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
晋武帝追崇庶母宣太后，或谓宜配食中宗。臧焘建议曰：“《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遂称夫人。经言考宫，若配食惠庙，则宫无縁别。筑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爲号，祭于寝园，不配于髙祖、太宗之庙。义同《春秋》，又汉立寝于陵，其制非古。宜逺准《春秋》考宫之义，别建寝庙。”议者从之。盖臧焘之论，虽明庶母不得祔庙，然以仲子、成风遂称夫人，与考宫爲礼，则诬《春秋》矣。《春秋》妾母之称夫人者，自成风始，盖上僣也。仲子未甞称夫人也。仲子之不称夫人者，是隐公犹不敢以夫人称妾母也。隐公不敢以夫人称妾母，而亦不敢以妾母祔姑，于是别宫以▯之，自以爲得礼矣。不知妾母之子爲君，则得立别庙，子祭孙止。仲子虽是桓公之母，然在隐公时，桓未爲君，岂得筑宫以祀之哉？今隐公考仲子之宫而用备乐焉，是犹僣夫人也。臧焘之议，但当言庶母于礼不祔庙，不必以《春秋》书考宫爲得礼可也。自此义不眀，而后世人主溺于嬖妾之爱，如宋武帝爲宣贵妃立庙都中，亦以爲《春秋》所与，岂不可恨也哉！
译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
诸侯在世时互相往来，死后互相赴吊，这里有朋友的情义。所以《春秋》记载外国诸侯的去世和安葬，以显示这种恩义，并且表明朝代的更替。国内诸侯去世称为“薨”，国外诸侯去世称为“卒”，这并不是区别对待。国外诸侯去世而以“卒”来报丧，是自行执守谦卑的礼节。所以鲁国的史官沿用了这一说法。
冬天，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四年春天，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死了他的国君完。
《春秋》记载弑君篡位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正名定罪，更是为了让后世做君父的人明白这种祸患的惨烈从而谨慎戒惧，务必杜绝其萌芽。《易经》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逐渐积累形成的，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左传》记载卫国州吁受到庄公的宠爱，并且喜好军事，庄公不禁止。石碏劝谏但庄公不听，后来立了桓公，所以州吁弑杀桓公并取而代之。桓公被弑杀，是因为庄公没有及早辨别。娇惯儿子而不教育，放纵他玩弄兵权而不禁止，即使是邪恶丑陋的人，天性如此，但习惯成自然，其流毒就深远了。做君父的人，能不警戒吗！
夏天，鲁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
相遇，是指在道路上不期而遇。《诗经》说：“不期而遇，正合我意。”这是人之常情。为什么要记载呢？说：“古代诸侯出行服役是因为王室公事，不以相遇为非议。”《春秋》时期，诸侯出行服役是因为私下的谋划，所以以相遇为罪过。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州吁依仗兵力而结怨，那么攻打郑国的，是卫国；而把宋公列在首位，是推崇宋公为主帅，并且按爵位排序。卫国有弑君篡位的罪恶，诸侯不去讨伐，反而帮助它逞强用兵，这是勾结叛逆。勾结叛逆的君主，很少有不引导他的臣子走向叛逆的。后来宋国华督的祸乱，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翚率领军队帮助卫国。翚勾结叛逆。勾结叛逆的臣子，必定自己也会叛逆。后来莒国的政变，难道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九月，卫国人杀死了州吁于濮地。
《春秋》记载卫国人杀死州吁，齐国人杀死无知，有两层含义。天子在上，听到天下弑君篡位的贼人，却不能讨伐，于是卫国、齐国的臣子愤而讨伐他们，以显示天子失职。然而州吁弑君最终被卫国所杀，无知弑君最终被齐国所杀，以显示世道虽然丧乱，但弑君篡位的人仍然没有容身之地。所以说：“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害怕。”
冬天，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卫国公子晋，没有天子的命令，也没有先君的传位，只是凭借卫国人的推举而立为国君。所以卫国人拥立晋，是说下位的人得以拥立君主。下位的人拥立君主，是大乱的根源。后世如唐肃宗，因为平卢节度使去世，派遣使者抚慰，就考察军中想要拥立的人，授予他旌节。从此藩镇废立君主，出自士卒之手，不就像卫国人拥立晋一样吗？
五年春天，鲁公在棠地射鱼。
射鱼，就是射鱼吗？怎么知道是射鱼呢？看《左传》记载臧僖伯的劝谏，他专门提到搜田、狝狩、治兵、振旅，最后说：“鸟兽的肉，不登上祭坛；皮革、齿牙，不登上器物，那么君主就不射，这是古代的制度。”由此知道是射鱼。隐公在当时，必定驱使士兵，远到棠地。就像韩愈《祭鳄鱼文》所说的：“选拔有才能技艺的官吏百姓，拿着强弓毒箭，与鳄鱼搏斗”那样。然而韩愈志在除害，而棠地的行动是为了什么呢？恣意纵欲，极尽快乐罢了。后世如秦始皇到琅琊，等待大鱼出现而射杀它；汉武帝从寻阳亲自射杀江中的蛟龙，都是鲁隐公的做法。
夏天，四月，安葬卫桓公。
秋天，卫国军队进入郕国。
九月，为仲子建造宫庙。
晋武帝追尊庶母宣太后，有人说应该配享中宗。臧焘建议说：“《春秋》的道义，母亲因儿子尊贵，所以仲子、成风于是称为夫人。经文说考宫，如果配享惠公庙，那么宫就没有理由单独建造。前汉孝文、孝昭太后，都因儿子而称号，在寝园祭祀，不配享高祖、太宗的庙。道义同《春秋》，又汉朝在陵墓立寝，其制度不是古制。应该远准《春秋》考宫的道义，另外建立寝庙。”议论的人听从了他。大概臧焘的议论，虽然明白庶母不能附祭宗庙，但以仲子、成风于是称为夫人，与考宫为礼，则是歪曲《春秋》了。《春秋》妾母称为夫人的，从成风开始，大概是僭越了。仲子不曾称为夫人。仲子不称为夫人，是隐公还不敢以夫人称呼妾母。隐公不敢以夫人称呼妾母，也不敢让妾母附祭姑母，于是另外建宫来祭祀她，自以为符合礼制。不知道妾母的儿子做君主，就可以建立别庙，儿子祭祀孙子停止。仲子虽然是桓公的母亲，但在隐公时，桓公还未做君主，怎么能建宫来祭祀她呢？现在隐公为仲子建宫而用完备的音乐，这还是僭越夫人了。臧焘的议论，只应当说庶母按礼不附祭宗庙，不必以《春秋》记载考宫为符合礼制就可以了。从此道义不明，后世君主沉溺于宠妾的爱，如宋武帝为宣贵妃在都城立庙，也认为是《春秋》所赞许的，岂不可恨吗！
初献六羽
献六羽，言初者见前此僣用八佾，今始杀而用六也。虽始杀而用六，然荐之仲子之宫，则僣矣。且六羽之杀止于仲子之宫，而羣公之庙僣乐如故也。何以知羣公之僣如故也？子家羁谓昭公曰：「诸侯僣天子乆矣，设两观，乗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以是知羣公之僣如故也。
译初次进献六佾舞。
说“初”，是因为看到此前僭越使用八佾舞，现在才开始削减而使用六佾。
虽然开始削减而使用六佾，但在仲子的宗庙中进献，那就是僭越了。
况且六佾舞的削减只限于仲子的宗庙，而群公的宗庙中僭越礼乐的情况依旧如故。
怎么知道群公的僭越依旧如故呢？
子家羁对昭公说：“诸侯僭越天子的礼制已经很久了，设立两观，乘坐大路，手持朱干玉戚来跳《大夏》舞，用八佾来跳《大武》舞，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
由此可知群公的僭越依旧如故。
邾人郑人伐宋
螟
大田》之诗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毛氏注云：“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此四种皆蝗也。观汉循吏治民有道，蝗不入境，则知蝗之爲灾，非不道所致乎？夫民火耕水耨，终歳作苦，禾稼垂成，而虫蝗败之，则饥馑流亡之祸至矣。此《春秋》所以书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郑围长葛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
输者有所输也，委送财币之辞也。如左氏载晋饥，秦输之粟是也。郑人厚财币以求平于鲁，故曰输平。输者，盖释怨争爲和好也。释怨争爲和好，美意也。何以书？盖郑方仇宋，而求得志焉。圜视列国，如鲁之望者，可与爲援，而不可与争，故来输平，而非诚于爲迁善也。
夏五月辛酉公防齐侯盟于艾
古者天子合诸侯，故谓之防。传云：「穆有涂山之防」，是也。春秋诸侯始私相防盟矣，盖上僣也。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长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春秋内女爲诸侯之嫡夫人者，则书其归。余侄娣不书也。伯姬归于纪，则旣爲嫡夫人矣。叔姬娣也，何以书？盖鲁不以叔姬爲伯姬之娣，而以纪夫人之礼归之。纪侯亦不以叔姬爲娣，而以嫡夫人之礼纳之也。辛伯曰：「内宠并后，乱之本也。」故书。
滕侯卒
春秋于外诸侯卒，凡赴告无大小，悉书之，一视同仁之义也。左氏谓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之以名。赵子非之曰：“岂有君薨在殡，臣子正当创巨痛深之日，乃忍称其君父之名哉？”又曰：“凡诸侯同盟，名于防，书朝防名于要约聘告，名于简牍，故于卒赴可得而纪。”此説得之。攷诸《春秋》，凡十人卒不书名，皆当时并无朝防聘告事迹，所以不知其名尔。余皆有徃来事迹，则知而名之。然亦不必同盟，但甞徃来亦书名也。或曰：“成二年，公及秦人盟，而十四年秦伯卒不名；十三年，公防滕人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何也？”曰：“是与其大夫防盟尔，非其君也。非其君，犹不知其名也。”
夏城中丘
易》称设险守国，而城中丘，何以书？盖城郭沟池，虽有国者所必有，而非古人所恃以爲固者也。楚子囊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茍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谨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北魏朝羣臣请増京城，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匄蒸土筑长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不爲。”故楚不以城郢而安，魏不以城小而危。是知《春秋》诸侯不修德政，以爲结人心之本，而区区倚城郭沟池爲固，轻用民力者，皆非也。《谷梁子》曰：“凡城之志，皆讥。”此説得之矣。如近世城筑之患，抑有甚焉者，守牧之官类以治城郭爲能事，徃徃悉取办于民力，而声于人曰：“吾能不费县官而了此役。”也是以城堞虽美，而政无以得民，其不资寇者，幸尔。然则《春秋》之教，其可以不明哉？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礼縁人情，则诸侯之交于邻国，宜有徃来聘问之礼也。齐使弟年来聘，何以书？左氏云：「结艾之盟也。」盖爲郑人植党以仇宋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王使至鲁，而戎伐之，是敢于蔑王章也。戎伐王使，而鲁不救，是敢于藐共主也。至于敢于蔑王章、藐共主，此所以爲东周之乱也。
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
春秋诸侯相伐取地者多有之矣，未有捐地以与人者也。捐地与人，以惩争利之习，宜圣人必与也。郑伯使宛来归祊，何以书？恶谲也。盖郑方有宋之争，而求得志焉，顾已力之不能逞也，则资鲁以助之。惧鲁之不尽力也，则归祊以饵之。鲁受今日之饵，则他日爲己役者宜不得辞焉。此其用术，殆与晋献公以璧马赂虞而假道伐
译邾国人和郑国人攻打宋国。
发生蝗灾。
《诗经·大田》中说：“除去那些吃心的螟虫和吃叶的螣虫，以及吃根的蟊虫和吃节的贼虫。”毛亨注释说：“吃稻心的叫螟，吃稻叶的叫螣，吃稻根的叫蟊，吃稻节的叫贼。”这四种都是蝗虫。看汉代循吏治理百姓有方，蝗虫不进入他们的境内，就知道蝗灾的发生，难道不是因为无道所致吗？百姓火耕水耨，终年辛苦劳作，庄稼即将成熟，却被虫蝗毁坏，那么饥荒流亡的祸患就降临了。这就是《春秋》记载这件事的原因。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六年春季，郑国人前来输送财物以求和解。
“输”是有所输送的意思，是委送财币的言辞。就像《左传》记载晋国饥荒，秦国输送粮食给他们一样。郑国人厚送财币向鲁国求和，所以叫“输平”。“输”的意思，大概是化解怨恨争斗转为和好。化解怨恨争斗转为和好，是美好的心意。为什么记载呢？大概是因为郑国正与宋国结仇，而想求得逞志。环顾列国，像鲁国这样被期望的，可以结为援助，而不可以与之争斗，所以前来输送财物求和，并不是真心想要迁善。
夏季五月辛酉日，鲁僖公在艾地与齐侯会盟。
古代天子会合诸侯，所以称为“防”。传文说：“穆公有涂山之防”，就是这样。春秋时期诸侯开始私自会盟，大概是上位者僭越了。
秋季七月。
冬季，宋国人夺取长葛。
七年春季，周王三月，叔姬嫁给纪侯。
《春秋》中，鲁国女子作为诸侯的嫡夫人，就记载她的出嫁。其余的侄娣不记载。伯姬嫁给纪侯，那么已经是嫡夫人了。叔姬是娣，为什么记载呢？大概是因为鲁国不把叔姬当作伯姬的娣，而是以纪国夫人的礼仪嫁给她。纪侯也不把叔姬当作娣，而是以嫡夫人的礼仪接纳她。辛伯说：“内宠并列后位，是动乱的根源。”所以记载。
滕侯去世。
《春秋》对于外国诸侯的去世，凡是通报的，无论大小，都全部记载，这是视同仁的道义。《左传》认为不写名字，是因为没有结盟。凡是诸侯结盟，于是称名，所以去世就通报名字。赵子反驳说：“哪有君主去世在殡，臣子正当悲痛深切之时，却忍心称其君父的名字呢？”又说：“凡是诸侯结盟，在防地称名，在朝见、防地、要约、聘告时称名，在简牍上称名，所以在去世通报时可以记载。”这个说法是对的。考察《春秋》，凡是十个人去世不写名字，都是因为当时并没有朝见、防地、聘告的事迹，所以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其余都有往来的事迹，就知晓而写名字。然而也不必结盟，只要曾经往来也写名字。有人说：“成公二年，鲁公与秦人结盟，而十四年秦伯去世不写名字；十三年，鲁公在防地联合滕人攻打秦国，而十六年滕子去世不写名字。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与他们的臣子结盟，不是与他们的君主。不是与君主结盟，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夏季，修筑中丘的城墙。
《易经》说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而修筑中丘的城墙，为什么记载呢？大概是因为城墙沟池，虽然有国家的人所必须有的，但不是古人所依赖来巩固国家的。楚子囊修筑郢都的城墙，沈尹戌说：“子常必定会丢失郢都，如果不能保卫城墙，没有益处。”古代天子守卫在四方蛮夷，天子地位低下，守卫在诸侯；诸侯守卫在四方邻国，诸侯地位低下，守卫在四方边境。谨慎地守卫四方边境，结交四方援助，百姓熟悉田野，农事成功，百姓没有内忧，又没有外惧，国家哪里用得着城墙？北魏朝廷群臣请求增修京城，世祖说：“古人有言，在于德行不在于险阻。屈匄蒸土筑长城，而我灭了他，难道在于城墙吗？如今天下未平，正需要民力，土木工程之事，我不做。”所以楚国不因为修筑郢都而安定，魏国不因为城墙小而危险。由此知道《春秋》诸侯不修德政，作为团结人心的根本，而仅仅依赖城墙沟池来巩固，轻用民力的，都是不对的。《谷梁子》说：“凡是记载筑城的，都是讥讽。”这个说法是对的。像近世筑城的祸患，更加严重，守牧的官员大多以治理城墙为能事，往往全部取自民力，而向人夸耀说：“我能不费县官的钱而完成此事。”因此城墙虽然美观，而政治无法得民心，不招致寇盗的，是侥幸罢了。那么《春秋》的教化，难道可以不明了吗？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礼制顺应人情，那么诸侯与邻国的交往，应该有往来聘问的礼节。齐侯派弟弟年来聘问，为什么记载呢？《左传》说：“是为了结艾地的盟约。”大概是为郑国人培植党羽以仇视宋国。
秋季，鲁公攻打邾国。
冬季，周王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
周王的使者到了鲁国，而戎人攻打他，这是敢于蔑视王章。戎人攻打周王的使者，而鲁国不救援，这是敢于藐视共主。至于敢于蔑视王章、藐视共主，这就是东周动乱的原因。
八年春季，宋公和卫侯在垂地相遇。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
春秋时期诸侯互相攻打夺取土地的情况很多，没有捐弃土地给别人的。捐弃土地给别人，以惩戒争利的习气，圣人应当赞许。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为什么记载呢？厌恶诡诈。大概是因为郑国正与宋国有争端，而想求得逞志，考虑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就借助鲁国来帮助。害怕鲁国不尽力，就归还祊地来诱饵。鲁国接受了今天的诱饵，那么日后为自己役使的，应当不得推辞。这种用术，大概与晋献公用璧马贿赂虞国而借道攻打
庚寅我入祊
非其所有而取之，非义也；受人饵己而不知人之将役己，非智也。庚寅，我入祊，岂复有羞恶是非之心哉？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春秋之初，有三国相与私盟，而后有诸侯之参盟。有诸侯之参盟，而有诸侯之羣盟。诸侯羣盟，则天下有霸而无王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不相信而后有盟，不辨礼而后公。及大夫盟莒人者，大夫也。
螟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据《周礼》有天子聘问诸侯之礼，而与诸记传不合。《谷梁子》曰：「聘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当聘诸侯也。」《左氏》载晋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诸侯歳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盖聘朝者，皆诸侯事天子之礼尔。《戴礼·聘义》：「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亦是使诸侯交聘，而非天子聘诸侯也。」当周之盛时，诸侯未相吞并，而四方之国固多矣。若如《周礼》所称，天子必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賛诸侯之喜，致禬以补诸侯之灾，则频歳之间，当尽出王朝之士，使奔走于四方，亦恐不暇给也。又案《左氏》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还入于郑。郑伯将享之，问礼于皇武子。对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盖膰焉者，即归脤也。王室归脤，乃是賔先代之特礼，岂例用于诸侯哉！举此一事，他可知已。汉承秦灭学之后，五经立博士，皆有师授，独《周礼》晩出。王莾时，刘歆爲国师，始建立其间容有可疑者，故不得不以诸传记爲定也。或谓古者天子尚有聘士之礼，如汉世用羔鴈元纁、蒲轮玉帛下聘岩穴之布韦者，况诸侯乎？曰不然，此爲有道者屈，故以特礼聘召之，非以时聘问也。当春秋之世，诸侯僣礼窃权，蔑视王室，纵不能讨，而反加聘问焉，以上谄下乱之道也。故书。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阳气未力，而震电若盛；阳之月，雷雨旣动，而雨雪若凝。隂之时，况大而非常，则隂阳之错缪甚矣。春秋书之，以眀当时人事乖戾，皇之不极，至于干隂阳而召灾异者，如此其影响也。有国家者，可无畏哉？
挟卒
无骇翚挟之不称族氏，何也？赵子曰：「隐不爵命大夫，是也。」或谓「隠桓之世大夫多不称族氏，盖未命于天子者也。未命者犹有待于命也。庄以后大夫皆世爲之，不待命于天子而称族氏矣。不知隐桓之时亦岂待天子之命耶？」
夏，城郞。秋，七月。冬，公防齐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
夏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鲁之君臣悉力以翦宋者，盖爲郑役也。爲郑役者，盖为郑人归祊之利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氏工于载事，而谬于释经。其叙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未爲不得其实。至谓郑庄公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爲得正之体，何其无识之甚哉！郑庄者，当时诸侯之至奸黠者也。爲王卿士，而际王室之衰，徧视侯国如齐鲁宋卫之君，皆庸琐不足以有爲也。于是奋其诈力，隂有霸诸侯之志。方宋人伐郑，围长葛而取之，郑庄乃待之以不校，岂眞不校也哉？正兵法所谓“鸷鸟将击，必敛其翼”，当不校之时，莫非深爲计之日也？故其始以祊田饵鲁，而鲁辄附之，因鲁连齐，而后用师于宋，以泄已忿焉。于王命乎何有？旣败宋师，而求逞其所大欲者未已也。于是又取宋二邑，以与鲁揜人之有，而爲己惠。旣以报鲁，又将以终役鲁尔。其与晋文公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使之纳赂于齐秦，而借以济城濮之师者，同一诡道也。《春秋》方恶其谲，而左氏乃以“正之体”称之，岂不悖哉？然《
译庚寅日，我国军队进入祊地。
不是自己所有却去夺取，是不义；接受别人的诱饵而不知道别人将要役使自己，是不智。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难道还有羞耻厌恶和是非之心吗？
夏季，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辛亥日，宿国国君去世。
秋季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易经》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了。”大概是说顺应规律。事情开始时简单，将要结束时必然巨大。春秋初期，有三个国家私下结盟，后来就有诸侯的三方结盟。有了诸侯的三方结盟，就有了诸侯的群体结盟。诸侯群体结盟，那么天下就有霸主而没有天子了。
八月，安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日，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
不信任而后才有盟约，不辨别礼制而后才有会盟。与莒人结盟的是大夫，因为鲁公是与大夫一起和莒人结盟。
发生螟灾。
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鲁桓公九年春季，周天子派遣南季来鲁国聘问。
根据《周礼》，有天子聘问诸侯的礼节，但这与其他记载和传记不合。《谷梁传》说：“天子聘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意思是天子不应当聘问诸侯。”《左传》记载晋国叔向说：“贤明天子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每隔几年朝见以讲习礼仪。”大概聘问和朝见，都是诸侯侍奉天子的礼节罢了。《礼记·聘义》说：“天子制定诸侯的礼节，每年小聘，每三年大聘，这也是让诸侯互相聘问，而不是天子聘问诸侯。”在周朝兴盛时，诸侯没有互相吞并，而四方的国家本来很多。如果像《周礼》所说，天子必须时常聘问以结交诸侯的好意，殷勤俯身以消除国家的邪恶，间或询问以晓谕诸侯的心志，归送祭肉以交流诸侯的福分，祝贺庆贺以赞助诸侯的喜悦，致送禬礼以弥补诸侯的灾祸，那么在频繁的岁月中，应当耗尽王朝的士人，让他们奔走于四方，恐怕也来不及供应吧。又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前往楚国，回来进入郑国。郑伯将要享礼招待他，向皇武子询问礼节。皇武子回答说：‘宋国是先代之后，在周朝是宾客。天子有祭祀之事就给他祭肉，有丧事就拜谢他。’”大概给他祭肉，就是归脤。王室归脤，乃是优待先代后裔的特殊礼节，难道能例行用于诸侯吗！举出这一件事，其他就可以知道了。汉朝继承秦朝焚书之后，五经设立博士，都有师承传授，唯独《周礼》晚出。王莽时，刘歆担任国师，才开始建立其中可能有可疑之处，所以不得不以其他传记为定论。有人说古代天子还有聘问士人的礼节，像汉代用羔羊大雁、元纁、蒲轮玉帛去聘问岩穴中的布衣之士，何况诸侯呢？回答说不是这样，这是为了有道之人而屈尊，所以用特殊礼节聘召他们，不是按时聘问。在春秋时代，诸侯僭越礼制窃取权柄，蔑视王室，纵然不能讨伐，反而加以聘问，这是以上谄媚、以下扰乱的道理。所以《春秋》记载此事。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
周朝的三月，是夏历的正月。阳气尚未有力，而雷电却像盛夏一样猛烈；阳气的月份，雷雨已经发动，而雨雪却像凝结一样。阴气的时候，况且大而非常，那么阴阳的错乱就很严重了。《春秋》记载此事，以表明当时人事乖戾，君主不能尽其道，以至于干扰阴阳而招致灾异，像这样影响深远。有国家的人，能不畏惧吗？
挟去世。
无骇、翚、挟不称族氏，为什么呢？赵子说：“隐公不爵命大夫，是对的。”有人说：“隐公、桓公时期大夫多不称族氏，大概是没有被天子任命的人。没有被任命的还等待任命。庄公以后大夫都是世袭的，不等待天子任命而称族氏了。不知道隐公、桓公时难道还等待天子的任命吗？”
夏季，修筑郞城。秋季，七月。冬季，鲁公在防地防备齐侯。
鲁桓公十年春季，周历二月，鲁公在中丘防备齐侯、郑伯。
夏季，翚率领军队防备齐人、郑人攻打宋国。六月壬戌日，鲁公在菅地打败宋国军队。鲁国的君臣全力以消灭宋国，大概是为郑国服役。为郑国服役，大概是因为郑国归还祊地的利益。
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左传》擅长记载史事，但在解释经义上错误。它叙述郑国军队进入郜地，辛未日归于我国；庚辰日，郑国军队进入防地，辛巳日归于我国。这并没有不符合事实。至于说郑庄公以王命讨伐不朝见的诸侯，不贪图土地，以慰劳王爵，是符合正道的体统，这是多么无知啊！郑庄公是当时诸侯中最奸诈狡猾的人。担任王卿士，而遇到王室衰微，遍视侯国如齐、鲁、宋、卫的国君，都是庸碌琐碎不足以有所作为的。于是奋发他的诈力，暗中有称霸诸侯的志向。当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并夺取它时，郑庄公对待他不计较，难道真的不计较吗？这正是兵法所说的“猛禽将要击打，必然收敛翅膀”，在不计较的时候，没有不是深深计谋的日子。所以起初用祊田诱饵鲁国，而鲁国随即依附他，通过鲁国联合齐国，而后用兵于宋国，以发泄自己的愤恨。这与王命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打败宋国军队，而追求实现他的大欲望还没有停止。于是又夺取宋国两个城邑，给鲁国掩盖别人的所有，而为自己施恩。既然报答了鲁国，又将要最终役使鲁国。这与晋文公分割曹、卫的土地，赐给宋人，让他们向齐、秦纳贿，而借此成就城濮之战的军队，是同一种诡道。《春秋》正厌恶他的诡诈，而《左传》却以“正道的体统”称赞他，难道不违背吗？然而《
春秋》不书郑归郜防，而以鲁自取爲文者，眀鲁隐之贪也。贪得于外，而不知丧身之祸伏于萧墙也。
译《春秋》不记载郑国归还郜鼎之事，而是以鲁国自行夺取来行文，是为了表明鲁隐公的贪婪。他贪图外来的利益，却不知道丧身的祸患正潜伏在内部。
秋宋人卫人入郑
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
宋殇不惩其败，而兴伐戴之师；郑庄必乗其敝，而收取戴之利。盖成宋殇之祸者，在好兵；稔郑庄之恶者，在用谲。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伐宋，入郕，入许，皆郑爲谋主，而书首齐者，郑推齐主兵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古者诸侯有因相见，无私相朝。何谓因相见？古者诸侯旅见于京师，与羣至于方岳，行役以王事，而因得以相见也。自周辙旣东，天子无廵守方岳之事，诸侯无朝觐京师之礼，于是弱爲强所制，小爲大所役，而后有私相朝者矣。如鲁之类，弱于齐晋，则畏事齐晋而朝齐晋；滕薛杞邾之类，弱于鲁，则畏事鲁而朝鲁。故《春秋》书诸侯来朝，与公如他国者，皆所以见其慢上行私，非礼焉尔。三传妄以诸侯相朝爲得礼，而世儒多从之。不知诸侯之职，爲天子守民社者也。寜有天王在上，而诸侯非奉王命，而荒弃民社，以朝事敌己之国哉？
夏，公防郑伯于时来。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氏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盖隐之祸，隐之自取也。夫天下之恶一也，乱臣贼子，譬诸蝮蛇，无徃而不螫也。人望而疾之，岂必其螫己哉？隐有逊桓之志，而翚请杀之，絶人兄弟之亲，此其用谋，何减蝮螫？使隐公于此亟谋诛翚而逊国于桓，则虽夷齐之让，无以加矣。不知虑此，而坐遭反噬，故曰：「隐之祸，隐之自取也。」苏轼氏引秦氏论此，谓李斯闻赵髙废立之谋，非其本意，初惧防恬之夺其权，故勉而听髙。使斯闻赵髙之言，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有徳于扶苏，岂有旣哉？何防恬之足忧？释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信矣！隐之纵翚，犹斯之听髙也，而皆不免焉。故太史公曰：「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此之谓也。」爲内讳故不言弑，眀臣子之义，痛悼其君父而不忍言也。然不曰「薨于某寝某宫」，则弑自见矣。其不书葬者，公谷谓「君弑贼不讨，不书葬」，非也。蔡景许悼弑而贼未讨，皆书葬也。盖不书葬有二：或仇人当国，或国内乱，不以礼葬之；与在外之国方有变，虽葬而不暇赴，故不书尔。隐之不书葬，仇人当国，不以礼葬之也。是皆摭其实而已矣。
春秋通说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説卷二《宋黄仲炎撰》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古者嗣君逾年而后改元者，盖君丧在殡，縁臣子之心不忍遽改，且先君之终年不可爲嗣君之元年也。故虽以臣弑君、弟继兄如桓公者，亦必逾年而后改元。鲁史载之，故孔子述之爲万世训眀矣。是以秦汉而下皆由之，虽汉安帝继殇帝，亦终延平而爲永初；桓帝继质帝，亦终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继侄，亦终防昌六年而爲大中。独本朝太祖以开宝元年十月上僊，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改爲太平兴国元年，异乎逾年改元之义。盖当时必有其故，而史或阙之，不然，岂当时宰相如薛居正、沈伦、卢多逊辈不攷诸《春秋》也哉？
公即位
书公即位，言非礼也。古者旧君旣殁，嗣子必以君命即位于柩前，如《尚书·顾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诰诸侯，讫，王乃释冕服，反丧服。盖君臣父子之义，于此两得焉。即王者之事，可以知诸侯之事矣。鲁之隐、庄、闵、僖、成、襄，皆合此礼，故《春秋》不复以即位书之。若夫桓、文、宣、成、昭，旣于君薨之日立爲君矣，又复于明年歳首行即位之礼，以夸于众，执丧而冕，此《春秋》所以书也。三传者不得其説，妄以爲摄，不书文姜出不书乱，故不书公出不书，是何多岐也？又谓继故不书，继正则书之。至于继故而书者，则曰此成其志焉尔。旣以书爲善，又以书爲恶，使观《春秋》者何所攷信哉？故曰：例穷而无以通之，而曲爲之解，是也。胡氏亦惑于其説，谓国君逾年
译秋季，宋国人、卫国人入侵郑国。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庄公趁机攻取戴国。
宋殇公不吸取战败的教训，反而发动攻打戴国的军队；郑庄公必定趁其疲敝，而收取攻取戴国的利益。大概促成宋殇公灾祸的，在于他喜好战争；助长郑庄公恶行的，在于他使用诡诈。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入侵郕国。
攻打宋国，入侵郕国，入侵许国，都是郑国作为谋主，而史书将齐国列在首位，是因为郑国推举齐国主持军事。
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前来朝见。
古代诸侯有因公务相见，没有私下互相朝见的。什么叫因公务相见？古代诸侯在京城朝见天子，与群臣一同到达四方山岳，因王事奔波，从而得以相见。自从周平王东迁之后，天子没有巡视四方山岳的事，诸侯没有朝见京师的礼节，于是弱国被强国控制，小国被大国役使，这才有了私下互相朝见的情况。像鲁国这类，弱于齐、晋，就畏惧侍奉齐、晋而朝见齐、晋；滕、薛、杞、邾这类，弱于鲁，就畏惧侍奉鲁而朝见鲁。所以《春秋》记载诸侯前来朝见，以及鲁君前往他国的，都是为了显示他们怠慢上级、行私情，是不合礼制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错误地认为诸侯互相朝见是合乎礼制的，而世俗儒者多跟随这种说法。不知道诸侯的职责，是为天子守护百姓和社稷的。难道有天王在上，而诸侯不奉王命，荒废百姓社稷，去朝见敌对的国家吗？
夏季，鲁君与时来地的郑伯会盟。秋季，七月壬午日，鲁君与齐侯、郑伯入侵许国。冬季，十一月壬辰日，鲁君去世。
《左传》记载公子翚请求杀死桓公，将以此谋求大宰之位，鲁隐公说：“因为他年纪小，我将把君位传给他。”公子翚害怕，反而在桓公面前进谗言诬陷隐公，并杀死了他。大概隐公的灾祸，是隐公自己招致的。天下的恶行是一样的，乱臣贼子，好比蝮蛇，无处不咬人。人们远远地憎恶他们，难道一定要被他们咬到自己吗？隐公有退位给桓公的志向，而公子翚请求杀他，断绝兄弟亲情，这种用谋，哪里比蝮蛇咬人差？假如隐公在此时迅速谋划诛杀公子翚并将国家让给桓公，那么即使是伯夷、叔齐的谦让，也不能超过他了。不知道考虑这些，而遭受反噬，所以说：“隐公的灾祸，是隐公自己招致的。”苏轼引用秦氏的议论，说李斯听说赵高废立太子的阴谋，并非他的本意，起初害怕蒙恬夺取他的权力，所以勉强听从赵高。假如李斯听到赵高的话，召集百官，陈列军队而斩杀赵高，他对扶苏的恩德，难道会既成事实吗？何必担忧蒙恬呢？放弃这些不做，而在市朝受五刑，不是下愚是什么？确实如此！隐公纵容公子翚，犹如李斯听从赵高，而都不免遭祸。所以太史公说：“作为君主却不懂《春秋》，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贼人而不知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为内部避讳所以不说“弑”，表明臣子的道义，痛悼其君父而不忍心说。然而不说“在某寝某宫去世”，那么被弑就显而易见了。不记载葬礼，公羊、谷梁认为“君主被弑而贼人未讨，不记载葬礼”，这是不对的。蔡景侯、许悼公被弑而贼人未讨，都记载了葬礼。大概不记载葬礼有两种情况：或者仇人当权，或者国内动乱，不按礼制安葬；或者在外之国正有变故，虽然安葬但来不及赴告，所以不记载。隐公不记载葬礼，是因为仇人当权，不按礼制安葬。这些都是采择事实而已。
春秋通说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说卷二《宋黄仲炎撰》桓公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
古代继位的君主过了一年才改元，大概是因为君主的灵柩还在殡宫，顺着臣子的心情不忍心立刻更改，而且先君的终年不能作为继位君主的元年。所以即使是臣子弑君、弟弟继承哥哥如桓公这样的，也必定过了一年才改元。鲁国史官记载了，所以孔子阐述它作为万世的训诫，明白了。因此秦汉以后都遵循这个原则，即使是汉安帝继承殇帝，也终了延平年号而改为永初；桓帝继承质帝，也终了本初年号而改为建和；唐宣宗以叔父继承侄子，也终了会昌六年而改为大中。只有本朝太祖在开宝元年十月去世，太宗继位，这年十二月改为太平兴国元年，不同于过一年改元的义理。大概当时必有其原因，而史书或许缺失了，不然，难道当时宰相如薛居正、沈伦、卢多逊等人不考证《春秋》吗？
鲁君即位
记载鲁君即位，是说这不合礼制。古代旧君既已去世，嗣子必定以君命在灵柩前即位，如《尚书·顾命》：成王去世，康王戴麻冕穿黼裳，居天子之位，大诰诸侯，完毕，王才脱下冕服，换回丧服。大概君臣父子的道义，在这里两全了。即王者的事情，可以知道诸侯的事情了。鲁国的隐公、庄公、闵公、僖公、成公、襄公，都符合这个礼制，所以《春秋》不再以即位来记载。至于桓公、文公、宣公、成公、昭公，既在君主去世之日立为君，又复在明年岁首举行即位之礼，向众人夸耀，执丧而戴冕，这就是《春秋》所以要记载的原因。三传不得其说，妄以为是摄政，不记载文姜出奔不记载乱，所以不记载公出奔不记载，这是什么多歧义呢？又说继承旧君所以不记载，继承正位所以记载。至于继承旧君而记载的，就说这是成全他的志向。既以记载为善，又以记载为恶，让观看《春秋》的人何所考证相信呢？所以说：条例穷尽而无法贯通，而曲为之解，是这样的。胡氏也惑于其说，谓国君过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