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通说卷六宋黄仲炎撰僖公下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
冬，十有二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水，名也。诗云：「鼓钟将将，淮水汤汤。」鼔钟伐鼛，淮有三洲。周幽王所以亡也。此防于淮，得非合诸侯以奉舟楫之游乎？齐桓之志，荒矣。
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
楚病徐，而齐不能治，顾迁戮于附楚之国，是以有伐厉、伐英氏之师。所谓室于怒而市于色者也。
夏灭项
鲁灭之也。案《左氏》：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故声姜以公故防齐侯于卞。据经书“夏灭项”，犹言“夏取邿”、“秋取根牟”，则《左氏》之说信矣。二传谓齐灭之，而经为之讳者，妄也。若齐实灭项，而经为之讳，遂以鲁灭之辞书，则鲁何罪哉？
秋夫人姜氏防齐侯于卞。九月，公至自防。
春秋不书齐人止公，而书至自防，于夫人姜氏防齐侯之下，则公之止于齐而见释于声姜之请可知矣。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观鲁僖之事，非不仁而辱者欤？
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齐。
左氏载齐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及管仲、桓公卒，易牙、寺人貂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诸侯伐齐，齐人与宋人战，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盖义兵也。何以书曰：「左氏载事有抵牾，难尽从者」，如云：「齐桓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是也。此非左氏载事之诬，乃不能辨诬尔。夫当国家未有事变之际，而早立嗣子以君父命足矣，何待属于邻国之君以召外来之变哉？管仲虽不以王道佐其君，然非甚愚者，何至若是？盖仲之罪特在于不能为其君身后之虑，早建嗣子，致有后日之乱，使宋襄得以乗之，而决非属孝公于宋襄以为太子也。凡世之奸人，苟欲济其所欲者，必附之于义，如欺人孤幼而利其财者，必假曰「吾受其先世所属而经理其家焉」尔。宋襄之谋，何以异此？盖宋襄自僖十五年伐曹，已有图诸侯之志，幸而齐桓死，诸子争乱，无亏立而孝公奔宋，宋襄之得孝公，不啻如获竒货至宝矣。于是挟之以伐齐，而惧不足以胜也，则托之曰：「是齐侯、仲父甞属此于我也」，以孝公为先君所命，则其名正；以已为齐侯所属，则其辞顺。名正辞顺，虽齐国之人亦有不可致诘者。幸而战胜，卒立孝公，故国史书之以为信，然而不知宋襄实欲立威攘霸，特借孝公以挫齐，所谓「受属于齐桓、管仲者」，盖诬死而诳生者之辞尔。此其为术，不待智者而后能知之也。左氏乃受其诬，可谓惑矣。
夏师救齐。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狄救齐。秋八月丁亥，葬齐桓公。
齐桓公卒，逾年更甗之战，而后得葬。春秋备书之，以见桓公身后之祸如此其甚也。桓公霸诸侯，几四十年，伐楚郤狄，因以成一匡之烈。及身死在殡，五公子争立，国内大乱，同盟之国攘臂伐之，而霸者之泽遂斩。何哉？古之王者，由修身齐家而推之治国平天下，盖其立治有本，而施诸外者皆其余功也。是以享国长逺而无患。若夫霸者，惟区区用力于其外，而所以立其本者不暇讲矣。故齐桓内行不修，嬖宠如夫人者六人，多爱牵之，嗣不早定，末年荒怠，狎近羣小，寺貂、易牙之徒弄权挠政，而身殁之祸有必至者矣。管仲家备三归，无格君之学，谓桓公淫欲无害于霸，趣办目前而不为百年之计，功烈卑陋，宜曽西之所耻而不为也。
冬邢人狄人伐衞
宋师伐齐，狄不义宋而救齐，以其不能胜也，而又挟邢人以讨从宋之衞，是激于义也。狄称人，何也？以其人，邢不得不人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滕子婴齐。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北杏之防，齐霸之首事也。虽人心始疑于齐，然所致者犹有四国也。今宋襄图霸，为盟于曹国之南，是不能致曹，而乃枉驾以盟曹也。曹弱于宋，而邻于宋者
译三月壬申日，公子季友去世。夏季四月丙申日，鄫国的季姬去世。秋季七月甲子日，公孙兹去世。
冬季十二月，鲁僖公在淮地防备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
淮水是河流的名字。《诗经》说：“鼓声钟声响亮，淮水浩浩荡荡。”击鼓敲钟，淮水中有三处沙洲。这是周幽王灭亡的原因。这次在淮地防备，难道不是联合诸侯来侍奉乘船游玩吗？齐桓公的志向，真是荒淫无度了。
鲁僖公十七年春季，齐国人、徐国人攻打英氏。
楚国苦于徐国的侵扰，而齐国不能治理徐国，反而将杀戮施加给依附楚国的国家，因此有攻打厉国、攻打英氏的军队。这就是所谓在家里发怒，却在市场上摆脸色给别人看。
夏季，灭掉项国。
是鲁国灭掉了项国。查考《左传》记载：鲁僖公因诸侯之事未归，便攻取了项国，齐国人以此为由讨伐并阻止鲁僖公，所以声姜因为鲁僖公的缘故，在卞地防备齐侯。根据《春秋》经文记载“夏季灭项”，就像说“夏季攻取邿国”、“秋季攻取根牟”一样，那么《左传》的说法是可信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齐国灭掉了项国，而《春秋》为齐国隐讳，这是错误的。如果齐国确实灭掉了项国，而《春秋》为之隐讳，却用鲁国灭项的措辞来记载，那么鲁国有什么罪呢？
秋季，夫人姜氏在卞地防备齐侯。九月，鲁僖公从卞地回来。
《春秋》不记载齐国人阻止鲁僖公，而记载鲁僖公从卞地回来，在夫人姜氏防备齐侯的记载之下，那么鲁僖公被阻止在齐国，因声姜的请求而被释放，就可以知道了。孟子说：“仁德就会荣耀，不仁德就会受辱。”观察鲁僖公的事情，难道不是不仁德而受辱吗？
冬季十二月乙亥日，齐侯小白去世。
鲁僖公十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宋公、曹伯、卫国人、邾国人攻打齐国。
《左传》记载齐桓公与管仲将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立为太子，等到管仲、桓公去世，易牙、寺人貂拥立公子无亏，孝公逃奔到宋国。宋襄公率领诸侯攻打齐国，齐国人与宋国人交战，宋国在甗地打败齐军，拥立孝公后回国，这大概是正义之师。为什么记载说：“《左传》记载的事情有矛盾，难以完全遵从”，比如“齐桓公与管仲将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立为太子”，这是正确的。这不是《左传》记载事情的诬蔑，而是不能辨别诬蔑罢了。当国家没有发生变故的时候，早早确立继承人以君父的命令就足够了，何必托付给邻国的君主来招致外来的变故呢？管仲虽然不用王道辅佐他的君主，但也不是非常愚蠢的人，怎么会这样呢？大概管仲的罪过只在于不能为他的君主身后考虑，早早确立继承人，导致后来的动乱，让宋襄公得以乘虚而入，而绝不是将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立为太子。凡是世间的奸人，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欲望，必定依附于正义，比如欺骗孤儿幼童而贪图其财产的人，必定假借说“我接受他们先世的托付而管理他们的家业”。宋襄公的谋略，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大概宋襄公自从僖公十五年攻打曹国，就已经有了图谋诸侯的志向，幸好齐桓公去世，诸子争位动乱，无亏被拥立而孝公逃奔到宋国，宋襄公得到孝公，不亚于获得了奇货可居的珍宝。于是挟持孝公攻打齐国，而担心不足以取胜，就托辞说：“这是齐侯、仲父曾经托付给我的”，以孝公是先君所命，那么名分就正当；以自己是被齐侯托付，那么言辞就顺理成章。名分正当言辞顺理，即使是齐国人也有无法责问的。幸好战胜了，最终拥立了孝公，所以国史记载它作为信史，然而不知道宋襄公实际上是想要树立威望、排斥霸主，特意借孝公来挫败齐国，所谓“接受齐桓公、管仲托付”的话，大概是欺骗死者、哄骗活人的言辞罢了。这种手段，不需要智者就能知道。《左传》却接受了这种诬蔑，可以说是迷惑了。
夏季，军队救援齐国。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军大败。狄人救援齐国。秋季八月丁亥日，安葬齐桓公。
齐桓公去世，过了一年多，经过甗地之战，才得以安葬。《春秋》详细记载这些，以显示桓公身后的祸患如此严重。桓公称霸诸侯，将近四十年，攻打楚国、抵御狄人，因此成就了一匡天下的功业。等到他死在殡宫，五个公子争位，国内大乱，同盟的国家捋起袖子攻打他，而霸主的恩泽于是断绝。为什么呢？古代的王者，从修身齐家推广到治国平天下，大概他们建立治理有根本，而施用于外部的都是余下的功劳。所以享受国家长久而没有祸患。至于霸主，只在外部用力，而用来建立根本的不暇讲求。所以齐桓公内部德行不修，宠爱的妾室像夫人一样的有六人，多受私情的牵制，继承人没有早早确定，晚年荒淫懈怠，亲近群小，寺貂、易牙之徒弄权扰乱政事，而身死后的祸患是必然到来的。管仲家中拥有三归，没有规劝君主的学问，认为桓公的淫欲无害于霸业，只顾眼前而不为百年做打算，功业卑陋，适宜曾西所耻笑而不做的。
冬季，邢国人、狄人攻打卫国。
宋国军队攻打齐国，狄人认为宋国不义而救援齐国，因为不能战胜宋国，而又挟持邢国人来讨伐跟随宋国的卫国，这是被义气激发的。狄人称人，为什么呢？因为狄人，邢国人不得不称狄人为人。
鲁僖公十九年春季，周历三月，宋国人捉拿了滕子婴齐。
夏季六月，宋公、曹国人、邾国人在曹国南部结盟。
北杏的会盟，是齐国霸业的首件事。虽然人心开始怀疑齐国，但所召集的仍有四个国家。现在宋襄公图谋霸业，在曹国南部结盟，这是不能召集曹国，而委屈自己驾车去与曹国结盟。曹国弱于宋国，而邻近宋国
犹且不服，况诸侯乎？故曹南之盟，所与偕者仅一邾人而已。寡助如此，而以求霸，是亡舟楫而渉不测之渊，未有不死于溺者也。
译尚且不能使人信服，何况是各诸侯呢？所以在曹南结盟时，与他一同参加的仅仅是一个邾国人罢了。辅助他的人如此稀少，却想谋求霸业，这就像没有船桨却要渡过深不可测的深渊，没有不淹死的人。
鄫子防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
左氏载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况敢用人乎？」观此则知宋襄之恶甚于桀纣矣。二传谓用者扣其鼻以血社，非也。孔子曰：「犂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舎诸？」其言用者祭而已矣。盖夷蛮之俗，往往有杀人祭鬼者，故左氏谓宋公使邾子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是也。
秋宋人围曹衞人伐邢
冬防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
当人心涣散之际，而借无忘齐桓之德之名，以纠合诸侯，楚人之谋也。楚人争霸，始于此矣。春秋不先楚，乃所以深抑之。
梁亡
案左氏，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是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亟城弗处，以罢其民，民罢而溃，则国已亡矣。国亡而后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后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亡为文焉，明自亡者，民亡之也。然则世之人君，务广地而不修德，设险而不得民，封疆虽拓，城池虽壮，而百姓离散，不足与守之者，可无鉴于此哉？是以秦皇帝兼并天下，东城北筑，雄据关中，负百二山河之势，而德政不修，海内愁困，民不胜敝，遂起而亡。秦故秦之亡，亦以民焉。秦亡于民，而后汉取之，非因汉取之而亡也，亦梁亡之类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新作者不因倾壊徒欲新美而改作也。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知圣人不欲劳其民于无益之务也。鲁僖公甞修泮宫，作新庙矣，而《春秋》不书。盖为宫庙以事祖考，献戎功，鲁人颂之，殆有国者不可废，故不书也。新作南门，新延廏，皆所不必务者，是以恶而书之也。故曰《春秋》之纪事，为戒而已矣。
夏郜子来朝
五月乙巳西宫灾
西宫者，公羊谓之小寝，谷梁谓之闵宫。从公羊之说，则经何以不书小寝，如薨于小寝之类？从谷梁之说，则经何以不书闵宫，如立炀宫之类？而曰西宫，何也？杜预云：“公别宫也。”盖公宫之外，更为宫于西，如后世所谓离宫别馆者。以其逾乎旧制，故《春秋》因灾变而书之，以为戒也。
郑人入滑。秋，齐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随。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
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则是欲借楚之力以合诸侯也。奸盟犯义，至此极矣。后世人君有苟图得志于天下，而不惮于结外兵，如唐髙祖之于突厥、石晋之于契丹者，皆宋襄之徒欤？
夏大旱
春秋或言不雨，或言旱，或言大旱。何也？不雨之害，比旱为轻；大旱之害，比旱为重也。
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防于盂，执宋公以伐宋。
宋襄公求诸侯于楚，而与之为防，不虞楚人之诈，而执已也，可谓甚愚而贪。无德而求诸侯，以自贻伊慼者矣。楚子执宋公而不书，楚执者甚，楚子而恶之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来献防
防者，宋防也。齐防戎，以中国而防戎狄，可以言防也。故曰戎防，楚防，宋以夷狄而防中国，不可以言防也。故不曰宋防。其不曰宋防者，不忍言宋也，爱中国之道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防诸侯于薄，释宋公。
防于薄，释宋公者，盖诸侯请于楚而释之也。操纵在楚也。其不曰“楚释”，而以诸侯自释为文者，存中国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夏，宋公、衞侯、许男、滕子伐郑。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宋襄公自执滕，用鄫以失人心，而反求诸侯于楚盂之防，为楚所执辱。使诸侯请于楚而后释之。人心既离，国势方挫，楚宋之不敌，已不待识者之见。今乃不量力而鬬，以侥幸于万一，其众败身夷，也不亦宜乎？苏轼氏以宋襄比王莽，谓其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若犬豕然
译鄫子在邾地举行盟会。己酉日，邾国人捉拿了鄫子，将他用于祭祀。
《左传》记载宋公派邾文公在次睢之社用鄫子祭祀。司马子鱼说：“古代六畜不互相用作牺牲，小事不用大牲口，何况敢用人呢？”看这话就知道宋襄公的恶行比夏桀、商纣还严重了。《左传》和《公羊传》说“用”是割下鼻子取血来祭社，这是不对的。孔子说：“犁牛生的小牛毛色红且角端正，虽然不想用它，山川之神会舍弃它吗？”这里说的“用”只是指祭祀罢了。大概夷蛮的风俗，往往有杀人祭鬼的，所以《左传》说宋公派邾子在次睢之社用鄫子祭祀，想要以此联合东夷，这是对的。
秋天，宋国人包围曹国，衞国人攻打邢国。
冬天，鄫国、陈国、蔡国、楚国、郑国在齐国结盟。
当人心涣散的时候，借不忘齐桓公恩德的名义来纠合诸侯，这是楚人的计谋。楚人争霸，从此开始了。《春秋》不把楚国列在前面，正是为了深深地压制它。
梁国灭亡。
查考《左传》，梁伯喜好土木工程，频繁筑城却不让百姓居住，百姓疲惫不堪，他就说：“某处的敌人将要来了”，于是挖掘公宫的壕沟，说：“秦国将要偷袭我们”，百姓恐惧而溃散，秦国于是夺取了梁国。这是梁伯扩张他的国家，却不能充实它，频繁筑城不让百姓安居，使百姓疲惫，百姓疲惫而溃散，那么国家就已经灭亡了。国家灭亡之后秦国才夺取它的土地，不是因为秦国夺取它才灭亡的。所以《春秋》不能写秦国夺取，而是以梁国自亡来行文，说明自亡是因为百姓背离了它。那么世上的君主，致力于扩张土地而不修养德行，设置险要却得不到民心，疆界虽然开拓，城池虽然坚固，但百姓离散，不足以和他们共同守卫，能不以此为鉴吗？因此秦始皇兼并天下，在东城北筑长城，雄踞关中，倚仗百二山河的形势，却不修养德政，天下愁苦困顿，百姓受不了弊政，于是起来灭亡了它。秦国的灭亡，也是因为百姓。秦国被百姓灭亡，然后汉朝夺取它，不是因为汉朝夺取它才灭亡的，也和梁国灭亡的情况一样。
二十年春天，新建南门。
新建是指不是因为倒塌毁坏，只是想要新美而改作。鲁国人建造长府，闵子骞说：“沿袭旧例，怎么样？何必改作？”孔子说：“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由此知道圣人不想让百姓在无益的事情上劳累。鲁僖公曾经修缮泮宫，建造新庙，但《春秋》没有记载。大概因为宫庙是用来祭祀祖先，献祭战功，鲁国人歌颂它，这大概是治国者不可废弛的，所以不记载。新建南门，新建延廏，都是不必做的事，所以厌恶它而记载它。所以说《春秋》记载事情，只是为了警戒罢了。
夏天，郜子来朝见。
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西宫，公羊传称为小寝，谷梁传称为闵宫。如果听从公羊传的说法，那么经文为什么不写小寝，像“薨于小寝”那样？如果听从谷梁传的说法，那么经文为什么不写闵宫，像“立炀宫”那样？而说西宫，为什么呢？杜预说：“是公的别宫。”大概是在公宫之外，又在西边建了宫，像后世所说的离宫别馆。因为它超越了旧制，所以《春秋》趁着灾变而记载它，作为警戒。
郑国人进入滑国。秋天，齐国人、狄人在邢国结盟。冬天，楚国人攻打随国。
二十一年春天，狄人侵犯衞国。
宋国人、齐国人、楚人在鹿上结盟。
宋国人举行鹿上之盟，向楚国寻求诸侯的服从，这是想要借助楚国的力量来联合诸侯。奸诈的盟约违背道义，到了极点。后世君主有苟且图谋在天下得志，而不忌惮勾结外族军队，像唐高祖对待突厥、石晋对待契丹那样，都是宋襄公一类的人吧？
夏天大旱。
《春秋》有时说不雨，有时说旱，有时说大旱。为什么呢？不雨的灾害，比旱灾轻；大旱的灾害，比旱灾重。
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结盟，楚人捉拿宋公并攻打宋国。
宋襄公向楚国寻求诸侯的服从，而和他结盟，没有料到楚人的欺诈，反而被他们捉拿，可以说是非常愚蠢和贪婪。没有德行却寻求诸侯的服从，给自己招来祸患。楚子捉拿宋公而不记载，是因为楚人捉拿的行为很恶劣，厌恶楚子。
冬天，鲁公攻打邾国。
楚人派宜申来献俘。
俘，是宋国的俘虏。齐国俘虏戎人，以中原国家俘虏戎狄，可以说俘。所以说戎俘，楚俘，宋国以夷狄身份俘虏中原国家，不可以说俘。所以不叫宋俘。不叫宋俘，是不忍心说宋国，是爱护中原国家的道理。
十二月，癸丑日，鲁公和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
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大概是诸侯向楚国请求而释放他的。操纵权在楚国。不写“楚国释放”，而以诸侯自己释放来行文，是为了保存中原国家。
二十二年春天，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夏天，宋公、衞侯、许男、滕子攻打郑国。秋天八月丁未日，和邾人在升陉作战。
冬天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和楚人在泓水作战。宋军大败。宋襄公自从捉拿滕国，用鄫子祭祀而失去人心，反而向楚国在盂地结盟寻求诸侯的服从，被楚国捉拿侮辱。让诸侯向楚国请求后才释放他。人心已经离散，国势刚刚受挫，楚国和宋国不相敌对，不需要有见识的人去看。现在却不衡量自己的力量而战斗，企图侥幸得到万一的成功，他的军队败退自身受辱，不也是应该的吗？苏轼把宋襄公比作王莽，说他用鄫子祭祀在次睢之社，像对待猪狗一样
，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之战，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欺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不能忍于壶飱者，天下必知其不情也，信矣。
译如果连这种事都忍心去做，天下还有谁是不忍心的呢？〇之战，竟然想用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来欺骗诸侯。能够扭断他哥哥的手臂来抢夺食物，却对一壶饭食不忍心夺取，天下人一定会知道这不合情理，确实是可信的。
二十有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
宋襄公乗齐桓之丧伐齐，以立威，故齐孝公亦乗宋襄之败伐宋，以修怨。盖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秋，楚人伐陈。冬，十有一月，▯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郑。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郑
襄王不听富辰之谏，道狄以伐郑，既又纳狄女为后，丑其行而废之，狄人怨之，故王子带因之，挟狄师以伐周，王出适郑，处于汜。书曰：「天王出居于郑，以为后世人主违忠谏之言，啓异类之侮者之戒焉。」其云「出」者，自国都而出也；其曰「居」者，明天下皆王居也。
晋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灭邢。
诸侯灭人之国多矣，未有书名者，而卫侯独名。三传皆谓恶灭同姓，故名之也。夫异姓之不可灭，犹同姓之不可灭尔。况晋灭虢，齐灭纪，楚灭夔，皆同姓而未甞名也。茍以为恶衞侯而名之，则晋、齐、楚皆无恶乎？杜谔谓《春秋》上书“衞侯灭邢”，而传冩者见下文“衞侯燬卒”，遂误増其名尔。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
宋荡伯姬来逆妇
礼，未有姑而逆妇者也。宋荡伯姬来逆妇，非礼，可知矣。
宋杀其大夫。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葬卫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防衞子、莒庆盟于洮。
一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防莒子、衞寗速盟于向。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至酅，弗及。
春秋书追有二：庄公追戎，与此追齐尔。然庄公之追戎也，不先言戎侵伐我者，戎不犯鲁也。不犯鲁而追之，是无寇而生事也。僖公之追齐也，先言齐人侵我者，见齐已寇鲁也。纵其已寇而后追之，是兵不素备也。无寇而生事，故追于济西，不言其所止。兵不素备，故言至酅，弗及。见其惧而弗敢及也。夫善为国者，静而能安，动而能强。静而不能安，则自敝而疲民；动而不能强，则自歉而畏敌。故汉武帝穷征宛漠，空竭海内，则静而不能安者也。即经书「公追戎于济西」是也。文帝歳苦边患，师出无功，则动而不能强者也。即经书「公追齐师至酅弗及」是也。此可为有国者戒矣。
夏齐人伐我北鄙衞人伐齐
公子遂如楚乞师
千乗之国，兵不素备，一旦有仓卒之警，则乞诸其邻，已非立国之道矣。况乞师于荆蛮者哉？引非类以鬬同室，非义也；示弱于楚人，以啓其轻诸夏之志，非谋也。故书曰：“公子遂如楚乞师”，以为后世失义与谋者之戒焉。
秋，楚人灭防，以防子归。冬，楚人伐宋，围缗。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公至自伐齐。
二十有七年春▯子来朝。夏六月庚寅，齐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乙巳，公子遂帅师入▯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
楚人围宋，而四国从之。助荆蛮以虐中国也。春秋爵四国，而人楚者，四国之君亲至，而楚子不亲将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防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衞。
侵曹伐衞，两举晋侯而不言遂者，盖晋既侵曹，更谋伐衞，非以侵曹之师遂加之衞，故两言之也。曹衞，楚之与也。晋欲讨楚，必先讨曹衞，义也。何以书？盖文公名为讨曹衞附楚之罪，然实以雪其不礼于晋公子之憾尔。汤一征，自葛始，为匹夫匹妇复雠也，岂以报已之私憾哉？齐小白过谭，谭不礼焉，及得国而遂灭谭，其与晋文侵曹伐衞之事一耳。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公子买戍衞不卒戍刺之
晋强，非公子买所能抗。不卒戍衞，非买之罪也。而刺之，滥杀大夫也。不言杀而言刺，内辞也。
楚人救衞。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晋文公城濮一战，大挫楚锋，不惟立济霸业，而南郢之兵自是不窥中国者久之。比齐桓盟召陵之明年，而楚遂称兵▯许，无所忌惮，优劣相逺矣。何以书曰：“春秋正其谊，明其道而已矣。”功利不与也。齐桓无王命而专征，卒不以
译二十三年春季，齐侯攻打宋国，包围了缗地。
宋襄公趁着齐桓公去世攻打齐国，以此树立威信，所以齐孝公也趁着宋襄公战败的机会攻打宋国，以报复怨恨。大概是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
夏季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秋季，楚国人攻打陈国。冬季，十一月，许国国君去世。
二十四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狄人攻打郑国。秋季，七月。
冬季，周天子出逃居住在郑国。
襄王不听富辰的劝谏，引导狄人攻打郑国，后来又接纳狄女为后，因厌恶其行为而废黜了她，狄人怨恨他，所以王子带借机利用，挟持狄军攻打周王室，襄王出逃到郑国，居住在汜地。史书说：“天王出逃居住在郑国，以此作为后世君主违背忠臣劝谏、招致异族侮辱的警戒。”其中说“出”，是指离开国都；说“居”，是表明天下都是王居住的地方。
晋侯夷吾去世。
二十五年春季，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了邢国。
诸侯灭人国家的事情很多，没有记载名字的，唯独卫侯被记名。《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这是厌恶灭掉同姓国家，所以记名。其实异姓国家不可灭，同姓国家也不可灭。况且晋国灭虢国，齐国灭纪国，楚国灭夔国，都是同姓却从未记名。如果认为是厌恶卫侯而记名，那么晋、齐、楚难道没有过错吗？杜谔认为《春秋》上写“卫侯灭邢”，而抄写传文的人看到下文“卫侯燬卒”，于是错误地增加了他的名字。
夏季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
宋国的荡伯姬来迎娶儿媳。
按礼制，没有婆婆却去迎娶儿媳是不合礼的。宋荡伯姬来迎娶儿媳，不合礼制，这是显而易见的。
宋国杀死了他的大夫。秋季，楚国人包围陈国，将顿子送回顿国。安葬卫文公。冬季，十二月，癸亥日，鲁公与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
二十六年春季，周王正月己未日，鲁公与莒子、卫宁速在向地结盟。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春秋》记载“追”有两种情况：庄公追击戎人，与此处追击齐军一样。然而庄公追击戎人时，没有先说戎人侵犯我国，是因为戎人没有侵犯鲁国。没有侵犯鲁国却去追击，这是没有寇患却生事端。僖公追击齐军时，先说齐人侵犯我国，是因为齐军已经侵犯鲁国。即使已经侵犯后再去追击，这是军队没有预先准备。没有寇患却生事端，所以记载“在济西追击”，不说停止的地方。军队没有预先准备，所以记载“到酅地，没有追上”，表明他恐惧而不敢追上。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静止时能安定，行动时能强大。静止时不能安定，就会自我损耗并使百姓疲敝；行动时不能强大，就会自我削弱而畏惧敌人。所以汉武帝穷兵黩武征讨西域和沙漠，耗尽全国财力，这是静止时不能安定的表现。即经书所载“公在济西追击戎人”是也。汉文帝常年苦于边境祸患，出兵无功，这是行动时不能强大的表现。即经书所载“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是也。这可以作为拥有国家者的警戒。
夏季，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卫国人攻打齐国。
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
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军队没有预先准备，一旦有突然的警报，就向邻国请求援助，这已经不是立国的正道了。何况向荆蛮请求出兵呢？引进非同类的人来争斗同室，是不义的；向楚人示弱，以开启他们轻视中原各国的野心，是不智的。所以史书说：“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以此作为后世失去道义与谋略者的警戒。
秋季，楚国人灭掉防国，将防子带回。冬季，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鲁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夺取谷地。鲁公从伐齐归来。
二十七年春季，许国国君来朝见。夏季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秋季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许国。
冬季，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楚人包围宋国，而四国跟随。帮助荆蛮虐待中原国家。《春秋》记载四国爵位，而称楚人为“人”，是因为四国君主亲自到达，而楚子没有亲自率领军队。
十二月，甲戌日，鲁公与诸侯在宋国结盟。
二十八年春季，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
侵犯曹国、攻打卫国，两次都称“晋侯”而不说“遂”，大概是晋国已经侵犯曹国，又谋划攻打卫国，不是用侵犯曹国的军队顺势攻打卫国，所以分别记载。曹、卫是楚国的盟友。晋国想要讨伐楚国，必须先讨伐曹、卫，这是合乎道义的。为什么要记载呢？大概文公名义上是讨伐曹、卫依附楚国的罪行，但实际上是为了洗雪晋公子在曹、卫不受礼遇的怨恨。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是为匹夫匹妇报仇，难道是为了报复自己的私怨吗？齐小白经过谭国，谭国不礼遇他，等到他取得政权后就灭掉了谭国，这与晋文公侵犯曹国、攻打卫国的事是一样的。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死。
晋国强盛，不是公子买所能抵抗的。没有完成戍守卫国，不是公子买的罪过。而刺死他，是滥杀大夫。不说“杀”而说“刺”，是鲁国的隐讳之辞。
楚国人救援卫国。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
夏季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军、宋军、秦军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
晋文公在城濮一战，大挫楚国锐气，不仅确立了称霸的基业，而且南方的楚国军队从此很久不再窥视中原。相比齐桓公在召陵会盟的次年，楚国就出兵攻打许国，无所忌惮，优劣相差甚远。为什么要记载呢？《春秋》只是端正其义理，阐明其道义罢了。功利不予考虑。齐桓公没有周王命令而擅自征伐，最终没有
侵陵问楚，圣人以王道律之，诚有罪矣。然齐桓必先得诸侯，而后加师于楚，气象雍容，奉辞而致讨，以直情使人，未有他技巧也。至晋文乃欲因挫楚以霸诸侯，成功于期月，于是竒谋诡计，无所不用矣。当宋被楚兵而告急于晋，晋侯曰：“宋人告急，舎之则絶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舎我而赂齐秦，借之告楚，我执曹君，分曹衞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衞，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又曰：“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雠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衞以擕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凡先轸所以为文公谋者，皆诡道也。晋文卒用其计，故能合齐秦之力，坚宋人之志，擕曹衞之心，而挑子玉以速战，虽荆楚顿挫，霸业亟成，而人谋益以▯世变益以下矣。故孔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正之为言，犹直也。圣人合二霸而论之，若曰：“齐桓虽为有罪，然较诸晋文之谲，则犹直尔。”自晋文以谲济霸图，而后世之君臣凡求得志之速胜敌之骤者，咸祖之，巧诈百出，机穽横生，化生人为鬼魅，使天下不得休息，可胜叹哉。惟蜀诸葛亮用兵行师，本于仁义，不用诈谋，如魏防，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防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而亮亦不从。盖亮之规摹，直欲以数十万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岂肯翳行窃步，事一旦之谲以窥咸阳哉？斯可谓明春秋之义矣。
译侵犯欺凌楚国，圣人用王道来衡量，确实是有罪的。然而齐桓公必定是先取得诸侯的拥戴，然后才出兵讨伐楚国，气度从容不迫，秉持正义的言辞去征讨，以正直的情理使人信服，没有其他的花招技巧。到了晋文公，却想借挫败楚国的机会来称霸诸侯，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于是奇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当宋国遭受楚国军队攻击而向晋国告急时，晋侯说：“宋人告急，如果舍弃他们，就会断绝他们告急的渠道；如果答应他们，我就想作战了。齐国和秦国还不可靠，该怎么办？”先轸说：“让宋国舍弃我们而去贿赂齐国和秦国，借齐秦之力去告知楚国，我们扣押曹国国君，把曹国和卫国的田地分给宋国人，楚国爱惜曹国和卫国，必定不会答应。喜欢贿赂而愤怒于顽固，能不作战吗？”又说：“楚国有三处恩惠，我有三处怨恨，怨恨仇敌已经很多，将凭借什么作战？不如私下答应恢复曹国和卫国的地位来拉拢他们，扣押宛春来激怒楚国。交战之后再图谋对策。”凡是先轸为晋文公谋划的，都是诡诈之道。晋文公最终采用了他的计策，所以能够联合齐国和秦国的力量，坚定宋国人的意志，拉拢曹国和卫国的心，并挑衅子玉以促使速战，虽然荆楚遭受挫折，霸业迅速成就，但人谋却日益奸诈，世风也日益衰败了。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正派的意思，就是正直。圣人将两位霸主合在一起评论，好像是说：“齐桓公虽然是有罪的，但比起晋文公的诡诈，还是正直的。”自从晋文公用诡诈成就霸业，后世君臣凡是想要快速得志、迅速战胜敌人的，都效法他，巧诈层出不穷，机关陷阱横生，把活生生的人变成鬼魅，使天下不得安宁，真是令人感叹啊。只有蜀国的诸葛亮用兵行军，本于仁义，不使用诈谋，比如魏延，每次跟随诸葛亮出征，总是请求率领一万人与诸葛亮分兵从潼关防守，诸葛亮制止而不允许，又请求率领五千人，沿着秦岭向东，直取长安，认为一举就可以平定咸阳以西，而诸葛亮也不听从。大概诸葛亮的规划，是想要凭借数十万大军占据正道去临视有罪之人，树立旗帜敲响战鼓，直指魏国都城，哪肯隐蔽行动、偷偷摸摸，做一时的诡诈之事来窥视咸阳呢？这可以说是明白春秋大义了。
楚杀其大夫得臣
得臣，楚子玉也。城濮之战，子玉实为主帅，贪战而败，见戮于国，宜也。何以书？盖圣人借楚以垂戒也。自古人君用兵致败，不自引咎，类皆归罪于谋臣主帅，而诛之以快敌国之意者，未有能复振者也。惟秦穆公以殽陵自责，卒赦孟明、魏司马昭，引二败以罪已，悉宥诸将，故能使人心愧恱，转败为功。况楚杀得臣，而晋文为之深喜，则知得臣者固晋文之所忌也。国有人才，使敌国望而忌之，庸可杀乎？今楚杀之以快敌，君子是以知楚之无能为也。
衞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衞子、莒子盟于践土。陈侯如防。
齐桓既殁，诸侯之所畏者，楚而已。一战胜楚，则诸侯将焉往哉？故践土之盟，八国骤集，若执劵而取诸邻者。威驱势廹之效，非天下心恱而诚服也。
公朝于王所
公朝于王，是也；朝于王所，非也。盖晋文致王于践土，而因以诸侯朝之也。齐桓自北杏创霸，垂三十年，而后有定王世子于首止之事。盖前乎首止，虽直为▯窃，而非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晋文入国之初，即谋定襄王；既胜楚，即作王宫于践土，以诸侯见，名为尊周，实挟天子以令诸侯尔。盖其规模由先轸教之，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志在求诸侯，于是托勤王之义以信服之。如曹操挟献帝以争天下，名为汉相，实汉贼尔。故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六月衞侯郑自楚复归于衞
晋文废衞侯而立叔武，故践土之防称衞子是也。衞侯因楚以归，而杀叔武，不书，不罪其杀也。孔子善夷齐，则叔武之义宜效死不立而已。公羊子曰：「叔武辞立而他人立，则恐衞侯之不得反，故于是已立，然后始反。衞侯非也。」如公羊之言，是教贪夺者为自文之说也。使衞侯终不利其国而长往，则叔武将何辞乎？故观《春秋》，则知髙庙正刑辟于邦昌之伪立，不为过矣。
衞元咺出奔晋。陈侯欵卒。秋，▯伯姬来。公子遂如齐。冬，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晋文公践土之盟，使衞之臣夺君位；温之防，使陈之孤夺父丧。盖急功利者，至于乱人父子、君臣之义而不顾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王狩于河阳
晋重耳自践土作王宫，邀致天子至温之再防，天子犹在焉。盖自夏徂冬，歴三时之间，使璪旒黄屋役役于道涂，以为已号令诸侯之柄，则重耳不臣之罪可胜诛哉？左氏述晋侯召王以诸侯见，而经不显言召王者，明为臣子，不忍直斥至尊之辱也。其曰「天王狩于河阳」者，盖天王因为晋侯所致，而从兽于河阳也。王之不王，亦已甚矣！温即河阳也，摠众地曰河阳，指一地曰温。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晋人执衞侯，归之于京师。衞元咺自晋复归于衞。衞元咺讼衞侯于晋，晋为之执卫侯而归元咺。是抑君而臣，是助也。三纲五常之理熄矣。
诸侯遂围许，曹伯襄复归于曹，遂防诸侯围许。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
介葛卢来，逺人服也。何以书？春秋之义，不欲其务勤逺畧也。鲁僖有喜大好名之心，而事不务实。如诗颂蛮夷率服，可见矣。介葛卢来，公不在国，岂无辞以郤之哉？馈之刍米，期其再至，是欲沽服逺之名而已。他日侵萧之祸，鲁实啓之也。唐太宗时，髙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纳贡。魏征力谏，以为逺荒入贡，劳敝边民，非中国之利。信矣哉！
公至自围许
夏六月，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王人，王子虎也。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列国之大夫也。以大夫敌王人，则诸侯敌王矣。
秋大雨雹冬介葛卢来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齐。秋，衞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衞侯郑归于衞。晋人、秦人围郑。介人侵萧。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聘诸侯，非正也。况三公兼冢宰，乃坐而论道，王朝之大臣，至贵重者也。其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得臣。
得臣，就是楚国的子玉。在城濮之战中，子玉实际担任主帅，因贪战而失败，在国内被处死，是适宜的。为什么史书要记载这件事？大概是圣人借楚国的事例来垂示警戒。自古以来，君主用兵导致失败，不自己承担罪责，大多归罪于谋臣和主帅，并诛杀他们以迎合敌国的意愿，这样的人没有能够重新振兴的。只有秦穆公在殽之战后自责，最终赦免了孟明；魏司马昭，将两次失败归罪于自己，全部宽恕了各位将领，所以能使人心惭愧喜悦，转败为功。何况楚国杀了得臣，而晋文公为此深感高兴，就知道得臣本来就是晋文公所忌惮的人。国家有人才，让敌国望而生畏忌惮，怎么能杀呢？现在楚国杀了他以迎合敌国，君子因此知道楚国没有作为。
卫国国君出逃到楚国。
五月癸丑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陈侯来到防地。
齐桓公死后，诸侯所畏惧的，只有楚国罢了。一次战胜楚国，那么诸侯将投奔哪里呢？所以践土之盟，八个国家突然聚集，好像拿着凭证向邻国索取一样。这是威势驱迫的效果，并不是天下人心悦诚服。
鲁公朝见周天子所在的地方。
鲁公朝见周天子，这是对的；朝见周天子所在的地方，这是不对的。大概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带到践土，从而让诸侯朝见他。齐桓公从北杏开始称霸，将近三十年，然后才有在首止安定周天子太子的事情。大概在首止之前，虽然直接有窃取的行为，但并不是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晋文公刚回国之初，就谋划安定襄王；战胜楚国后，就在践土建造王宫，让诸侯朝见，名义上是尊崇周朝，实际上是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罢了。大概他的规模是由先轸教给他的，说：“寻求诸侯的归附，不如勤于侍奉天子。”诸侯相信他，而且这也是大义。志在寻求诸侯，于是借侍奉天子的大义来使他们信服。就像曹操挟持汉献帝来争夺天下，名义上是汉朝丞相，实际上是汉朝的贼人。所以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诡诈。”
六月，卫国国君郑从楚国回到卫国。
晋文公废黜卫国国君而立叔武，所以践土之盟称卫子是合适的。卫国国君依靠楚国回来，却杀了叔武，史书不记载，是不归罪于他杀人。孔子赞许伯夷、叔齐，那么叔武的道义应该效仿他们，宁可死也不即位。公羊子说：“叔武辞让即位而别人即位，就担心卫国国君不能返回，所以等到自己已经即位，然后才返回。卫国国君是不对的。”如果像公羊子所说，这是教唆贪婪掠夺者为自己辩护的说法。如果卫国国君最终不贪图他的国家而长期离开，那么叔武将用什么理由呢？所以看《春秋》，就知道高庙在邦昌伪立时正刑辟，不算过分了。
卫国元咺出逃到晋国。陈侯欵去世。秋天，〇伯姬来。公子遂到齐国。冬天，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在温地结盟。
晋文公在践土之盟，让卫国的臣子夺取君位；在温地之盟，让陈国的孤儿夺取父亲的丧位。大概急于功利的人，到了扰乱人父子、君臣的道义而不顾惜的地步。所以说：“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
周天子在河阳狩猎。
晋重耳自从在践土建造王宫，邀请周天子到温地再次结盟，周天子还在那里。大概从夏天到冬天，经历三个季节的时间，让戴着玉饰、乘着黄屋的天子在路上奔波劳碌，作为自己号令诸侯的权柄，那么重耳不臣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惩罚吗？左氏记载晋侯召见周天子让诸侯朝见，而经传不直接说召见天子，是表明作为臣子，不忍心直接斥责至尊的耻辱。所谓“天王在河阳狩猎”，大概是周天子因为被晋侯所召，而在河阳狩猎。天子不像天子的样子，也太严重了！温就是河阳，总称众地叫河阳，特指一地叫温。
壬申日，鲁公朝见周天子所在的地方。
晋国人抓住卫国国君，把他送到京师。卫国元咺从晋国回到卫国。卫国元咺在晋国控告卫国国君，晋国为他抓住卫国国君而归还给元咺。这是压制君主而帮助臣子。三纲五常的道理熄灭了。
诸侯于是包围许国，曹伯襄回到曹国，于是与诸侯结盟包围许国。
二十九年春天，介葛卢来。
介葛卢来，是远方的人归服。为什么记载？春秋的道义，不希望他们致力于勤奋地开拓远方。鲁僖公有好大喜名的心，而做事不务实。就像《诗经》颂扬蛮夷归服，可见一斑。介葛卢来，鲁公不在国内，难道没有理由拒绝他吗？送给他草料和粮食，期望他再次到来，这是想要沽名钓誉，获得归服远方的名声罢了。后来侵萧的祸患，鲁国确实开启了它。唐太宗时，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各国都想通过麴文泰纳贡。魏征极力劝谏，认为远方荒僻之地入贡，使边境百姓劳苦疲惫，不是中国的利益。确实如此啊！
鲁公从包围许国回来。
夏天六月，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王人，是王子虎。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是列国的大夫。用大夫与王人平起平坐，那么诸侯就与天子平起平坐了。
秋天大雨冰雹，冬天介葛卢来。
三十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狄人侵犯齐国。秋天，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元咺和公子瑕。卫国国君郑回到卫国。晋人、秦人包围郑国。介人侵犯萧国。
冬天，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聘问诸侯，不是正道。何况三公兼任冢宰，是坐着讨论大道的，是王朝的大臣，是最尊贵的。他
可荐币于诸侯之庭乎？
公子遂如京师
凡书大夫如京师者，见诸侯不朝而聘也。
译可以在诸侯的朝廷上献祭品吗？
公子遂前往周天子所在的京城。
凡是史书记载大夫前往京城的，都是表明诸侯不亲自朝见天子，而是派遣使者去聘问。
遂如晋
公子遂受命而如京师，不受命而如晋。故曰遂如晋。其遂如晋者，私事大国以求专其国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
左氏谓取济西田，分曹地也。济西本曹地，晋文讨曹，分其地以与鲁，是鲁得于晋赐，而非以力取之也。何以书曰：「曹非天讨而被削地之诛，鲁非王命而受加地之赏，夺彼与此，徒出于晋人之私而已矣。」
公子遂如晋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戴礼《明堂位》谓成王以周公为有勲劳于天下，于是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乗，命鲁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乗大路，戴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末言鲁相传久矣，君臣未甞相弑，礼乐政俗未甞相变也，此皆汉儒夸语尔。鲁弑三君，初税畆，作丘甲，政逮于大夫，岂得为君臣未甞相弑，礼政未甞相变哉？即此观之，则前所言成王以天子礼乐赐周公，而鲁公得用之，皆不足信矣。程氏说《易》之师有曰：“居周公之位，则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为者，皆所当为也。岂有为人臣所当为之事，而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哉？”盖当周衰之时，诸侯▯天子非一国矣，齐桓欲封禅，晋亦郊鲧，鲁郊祀后稷以配天，皆▯礼也。圣人以为书之不可胜书，故特举其非时、灾变、卜不从者，并为后世戒也。所谓非时者，《礼》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献子曰：“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故啓蛰而郊，郊而后耕。盖啓蛰之时，则夏正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经无书三月郊者，盖得时则不书也。其以四月、五月、九月郊则书之。所谓灾变者，郊牛之口伤，鼷防食牛角，牛死之类是也。然则何以或言牛或言牲？礼养牲必在涤，三月先郊之三月卜牛，得吉而养之，三月始成牲也。故经于正月则书牛，如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之类是也。正月牛方在涤，未得为牲也。于四月则书牲，如僖此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之类是也。牛在涤三月已成牲也。所谓卜不从者，礼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独卜，以其最大也。卜之道三卜，当郊之月上辛、中辛、下辛尔。孙觉谓月三旬之辛是也。过乎三卜则非礼矣。天心不享，故卜不从也。三望者，先儒谓分野之星非也。《虞典》称“望秩于山川”，楚昭谓江汉睢漳楚之望也，而未甞及分野之星也。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凡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鲁之三望，必有出乎封域之外者，故悉数之也。
秋七月冬▯伯姬来求妇
昔▯伯姬来朝，其子是子，未为君而挟之以朝也。今▯伯姬来求妇，是婚非使，币而茍焉以成也，其悖礼甚矣。
狄围衞十有二月衞迁于帝丘
春秋书迁有二义，曰“某人迁某者”，恶在迁之者也；其曰“某迁于某者”，恶在自迁者也。自迁者，犹可以无迁也。夫国无小道，用之则存，不道用之则亡。传曰：“诸侯有道，守在四邻，夫何迁之有？”不知出此，而惟偪是畏，惟地利是择。偪者无已，则迁者亦将无已，是徒勦民而已，非善为谋也。周有西戎之难，以东迁而遂衰；楚有羣蛮之叛，以不徙而复振。故经书“衞迁于帝丘”，其垂戒于后世，明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郑伯防卒，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齐侯使国归父来聘。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秦穆公违忠臣之谏，而动无名之师，千里袭人，不知人之得乗其后，匹马只轮，殄灭无反。春秋诸侯用兵之谬，未有如秦之败于殽者也。然晋之败秦，亦有三罪：背惠一也，君丧在殡而主乎战二也，兵以诈胜三也。晋文公之得国也，秦纳之；其败楚也，秦助之；其防诸侯也，秦无役之不与焉。是秦施德于晋也。围郑之役，秦背晋而盟郑，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是文公之深德秦也。文公即世，
译于是前往晋国。
公子遂接受君命前往京师，没有接受君命却前往晋国。所以记载为“遂前往晋国”。他擅自前往晋国，是为了私下侍奉大国，以求独揽鲁国大权。
三十有一年春天，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
左氏认为夺取济水西岸的土地，是分割曹国的土地。济水西岸原本是曹国的土地，晋文公讨伐曹国，分割其土地赐给鲁国，这是鲁国得到晋国的赏赐，而不是靠武力夺取的。为什么记载说：“曹国并非因天讨而被削减土地，鲁国并非因王命而获得增加土地的赏赐，从那里夺过来给这里，只是出于晋人的私心罢了。”
公子遂前往晋国。
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占卜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仍然进行三望之祭。
《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于是将周公封在曲阜，方圆七百里，革车千辆，命令鲁公世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因此鲁君在孟春乘坐大路，戴着弧韣，旗帜有十二旒，绘有日月图案，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制。最后说鲁国相传已久，君臣不曾互相杀害，礼乐政俗不曾互相改变，这些都是汉儒夸大的言辞。鲁国弑杀了三代国君，实行初税亩，制作丘甲，政令下达到大夫，怎么能说是君臣不曾互相杀害，礼制政令不曾改变呢？由此看来，前面所说成王将天子礼乐赐给周公，而鲁公得以使用，都是不足信的。程氏在解说《易经》师卦时说：“处在周公的位置，就做周公的事，凭借这个位置能够做的，都是应当做的。哪有身为臣子应当做的事，却可以使用臣子不得使用的礼乐呢？”大概在周朝衰微之时，诸侯僭越天子礼制的不仅仅一国，齐桓公想要封禅，晋国也郊祀鲧，鲁国郊祀后稷以配享上天，都是僭越礼制的行为。圣人认为如果一一记载就写不完，所以特别列举那些不合时宜、发生灾变、占卜不吉的情况，作为后世的警戒。所谓不合时宜，《礼》说：“三代王的郊祀，都使用夏历的正月。”孟献子说：“郊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所以在启蛰时进行郊祀，郊祀后才开始耕种。启蛰之时，就是夏历建寅之月，即周历的三月。经文中没有记载三月郊祀的，大概是因为合乎时宜就不记载。如果在四月、五月、九月郊祀就记载。所谓灾变，是指郊祀用的牛口受伤、鼷鼠啃食牛角、牛死之类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有时称牛有时称牲？礼制规定饲养牺牲必须在涤宫，在郊祀前三个月占卜牛，得到吉兆后饲养它，三个月后才成为牺牲。所以经文在正月记载牛，如宣公三年正月郊祀，牛口受伤，改卜牛，牛死于是就不郊祀之类。正月牛刚在涤宫，还未成为牺牲。在四月则记载牲，如僖公这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之类。牛在涤宫三个月已成为牺牲。所谓占卜不吉，礼制规定百神之祭不占卜，唯独郊祀要占卜，因为它最重大。占卜之道是三次占卜，在当月的上辛、中辛、下辛日。孙觉说是一月三旬的辛日。超过三次占卜就不合礼了。天心不享用，所以占卜不吉。三望，前代儒者说是分野之星，这是错误的。《虞书·舜典》说“望祭山川”，楚昭王说江汉睢漳是楚国的望祭对象，而从未涉及分野之星。礼制规定，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祭，无所不通；诸侯的山川，凡不在其封域内的，就不祭祀。鲁国的三望，必定有超出封域之外的，所以全部列举出来。
秋七月，冬，莒伯姬来鲁国求娶媳妇。
从前莒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是莒子，还未成为国君却挟持他来朝见。现在莒伯姬来求娶媳妇，这是婚姻而非出使，用财礼苟且促成婚事，违背礼制太严重了。
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春秋》记载迁都有两种含义，说“某人迁某地”，憎恶的是强迫迁徙的人；说“某地迁到某地”，憎恶的是自行迁徙的人。自行迁徙的人，本来可以不迁徙的。国家没有小道理，采用它就能生存，不采用它就会灭亡。传文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有什么可迁徙的呢？”不知道这个道理，只畏惧逼迫，只选择地利。逼迫没有止境，那么迁徙也将没有止境，这只是白白耗费民力罢了，不是善于谋划。周朝有西戎之难，因为东迁而逐渐衰微；楚国有多数蛮族的叛乱，因为不迁徙而重新振兴。所以经文记载“卫国迁都到帝丘”，它对后世的警戒，是很明显的。
三十有二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四月己丑日，郑伯防去世，卫国人侵伐狄人。秋，卫国人跟狄人结盟。冬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三十有三年春天周历二月，秦国人入侵滑国。齐侯派国归父来鲁国聘问。夏四月辛巳日，晋国人跟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
秦穆公违背忠臣的劝谏，发动没有名分的军队，千里袭人，不知道别人会乘虚而入，结果匹马只轮，全军覆没没有返回。春秋诸侯用兵的失误，没有像秦军在殽地失败那样的。然而晋国打败秦国，也有三条罪过：背弃恩惠是一条，国君丧事在殡期间却主导战争是第二条，用欺诈取胜是第三条。晋文公得到国家，是秦国接纳他；他打败楚国，是秦国帮助他；他防备诸侯，秦国没有一次战役不参与。这是秦国对晋国施恩。围郑之战，秦国背弃晋国而跟郑国结盟，子犯请求攻击秦国，文公说不可，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达不到这个地步。这是文公深深感激秦国。文公去世，
虽敌惠不在，后人而先志，可忘乎？礼丧不贰，事有服金革而无避者，盖以宼在门庭，国之存亡所系也。鲁伯禽服丧之日，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事势廹切而征筑同举，此盖有不可一朝居之患，不得已而然者。秦师之袭郑也，孟明闻郑有备，曰：“围之不可，攻之不克。”遂灭滑而还。是秦自灭滑，无关晋事。且秦既旋师，而晋之疆埸固无恙也。非有背君父之丧，无臣子之慼也。春秋之法，凡兵以诈胜者，曰“败某师”。秦师还，晋及姜戎要击之。盖姜戎素居西戎，谙熟秦事，上下山阪，技与秦同，于是借为犄角，出其不意，扼之于殽陵险隘之间。虽幸而胜秦，非用兵之正者矣。或曰：襄公欲绍文之业，不得不借强秦以立威，强秦败则列国不敢侮矣。故先轸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且兵贵竒胜，圣人恶之何哉？曰：春秋正其谊，明其道而已矣，功利不与也。夫兵以竒胜者，孙武之术，岂圣人之教哉？
译虽然敌人的恩惠不在，后人而先志，可以忘记吗？礼制规定，丧期不兼任两职，但遇到服金革之事则无避忌，这是因为寇敌在门庭，关乎国家的存亡。鲁伯禽服丧期间，徐夷同时兴起，东郊无法开启，事态紧迫，征伐与筑城同时并举，这大概是因为有不可一日安居的祸患，不得已而为之。秦军偷袭郑国时，孟明听说郑国有防备，说：“包围它不行，攻打它不能攻克。”于是灭掉滑国后返回。这是秦自己灭滑，与晋国无关。况且秦军已经撤兵，晋国的边境本来完好无损。并没有违背君父丧期的行为，也没有臣子的哀痛之情。《春秋》的法度，凡是军队靠欺诈取胜的，称为“败某师”。秦军返回，晋国与姜戎设伏袭击。姜戎一向居住在西戎，熟悉秦军情况，上下山阪，技艺与秦军相同，于是借作犄角之势，出其不意，在殽陵险隘之间扼住秦军。虽然侥幸战胜秦军，但这不是用兵的正道。有人说：襄公想要继承文公的功业，不得不借助强大的秦军来树立威信，强大的秦军失败，各国就不敢轻侮了。所以先轸说：“一日放纵敌人，就是数代的祸患。”况且用兵贵在出奇制胜，圣人为什么厌恶它呢？回答说：《春秋》只是纠正其义理，阐明其道义罢了，功利是不予考虑的。用兵靠出奇制胜，是孙武的权术，难道是圣人的教化吗？
癸巳，葬晋文公。狄侵齐。公伐邾，取訾娄。秋，公子遂帅师伐邾。晋人败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齐。十有二月，公至自齐。
乙巳公薨于小寝
小寝非正也。男子不絶于妇人之手，以正终也。
陨霜不杀草
经书陨霜：二，一曰陨霜不杀草，一曰陨霜杀菽。盖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当杀草而不杀草，异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未当陨霜而杀菽，亦异也。
李梅实
李梅冬实物反常矣
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春秋通说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通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说卷七宋黄仲炎撰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来防葬
桓王崩七年而后葬，见诸侯不恤天子之丧也。僖公以夏四月葬，而王使叔服先二月至鲁，见天子急于奉诸侯之丧也。冠屦倒置，至此极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天子锡诸侯者三：诸侯终丧入见，则有锡，如礼所谓「丧毕以士服见天子，已见赐之黻冕圭璧，然后归」是也。诸侯嵗时来朝，则有锡，如诗所谓「君子来朝，何锡与之？虽无与之路车乗马，又何与之？元衮及黼」是也。能敌王所忾，则有锡，如诗所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贶之。钟鼓旣设，一朝飨之」是也。鲁桓以簒弑得国，王不能讨，更追锡之，王之失道甚矣！若夫文公、成公，皆非终丧入见与嵗时来朝、敌忾而献功者，而王锡命之，是恩礼之妄施也。
晋侯伐卫
左氏载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故襄公旣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先且居曰：“效尤祸也，请君朝王，臣从师。”晋侯朝王于温，经不书朝王，而书伐卫者，朝王正也，伐卫不正也。《春秋》之纪事爲戒而已矣，故书其不正者，不书其正者也。伐卫之爲不正何也？不务德而务兵也。
叔孙得臣如京师
卫人伐晋
卫人以小加大不量力也
秋公孙敖防晋侯于戚
鲁以公孙敖防晋侯，政在大夫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唐太子▯受《春秋》于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然废卷曰：“圣人垂训，何至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故商臣之罪千载不灭。”▯曰：“然，所不忍闻，愿读他书。”呜呼，此不特太子▯不知《春秋》，而郭瑜所对，亦岂知《春秋》者哉？世有不辨五音而借听于聋者，太子▯之于郭瑜，是也。夫乱臣贼子，有内蓄奸谋，外务掩覆，如晋盾、许止之类，固以书名史册爲惧矣。若其直情径行，敢犯大恶，如楚商臣者，即枭獍蝮蜥，惟噬囓是逞，何暇惧夫千载不灭之名哉？然《春秋》所以书者，正以明其爲祸之惨，使世之爲君父者知所谨戒，以务絶其萌焉尔。《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楚商臣之祸，由楚子頵之不早辨也。楚子頵之不早辨，何也？夫爲世子立师傅，是世子之德所待以成者也。师傅之邪正，而世子之善恶分焉。故世子与正人居，不能不正，犹生长于齐而不能不齐言也；与不正者居，不能无不正，犹生长于楚而不能不楚言也。商臣蠭目而豺声，固爲忍人，然观其一日弑逆之事，皆出其师潘崇之谋，则其平日之所见闻薰染者可知矣。是则商臣之恶，不得专爲气质之咎也。师傅非人而君不早辨，此乱之所由作欤？呜呼，使郭瑜而知此，必足以袪世子▯之惑矣。
公孙敖如齐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秦穆公反自殽陵，悔过自誓。未几，寻怨再致彭衙之衂，是虽悔其非，而未甞改也。悔而不改，何取于悔哉？晋襄得志于殽可以已矣。当秦兵再至，则脩文告以郤之，若鲁展禽所以犒齐师者，秦必愧而反矣。不此之图，而逞志于再战，是则晋襄之罪也。盖秦穆愤于败而不能平，晋襄狃于胜而不能屈，血气用事，而无理义以飬其心，终于稔怨结仇，黩武残民而
译癸巳日，安葬晋文公。狄人侵犯齐国。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秋天，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晋国人在箕地打败狄人。冬天十月，鲁公前往齐国。十二月，鲁公从齐国返回。
乙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
小寝不是正寝，男子不应死在妇人的手中，这样才能以正道终老。
降霜却没有冻死草木。
《春秋》记载降霜有两种情况：一是降霜没有冻死草木，二是降霜冻死了豆类。大概周朝的十二月，相当于夏历的十月。霜应当冻死草木却没有冻死，这是反常。周朝的十月，相当于夏历的八月。还没有到降霜的时候却冻死了豆类，这也是反常。
李树和梅树结果实。
李树和梅树在冬天结果，这是物候反常。
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许国。
《春秋通说》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通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说》卷七 宋 黄仲炎 撰 文公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即位。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
周天子派遣叔服来鲁国协助办理葬礼。
周桓王去世七年之后才安葬，可见诸侯不体恤天子的丧事。鲁僖公在夏历四月安葬，而天子派遣叔服在二月之前就到达鲁国，可见天子急于奉行诸侯的丧礼。冠履倒置，到了极点。
夏历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
周天子派遣毛伯来赐予鲁公命令。
天子赏赐诸侯有三种情况：诸侯守丧期满入朝觐见，就有赏赐，就像《礼记》所说的“丧事完毕穿着士的服装觐见天子，觐见后赐予黻冕圭璧，然后回国”那样。诸侯按时节来朝见，就有赏赐，就像《诗经》所说的“君子来朝，赏赐什么？虽然没有赏赐路车乘马，又赏赐什么？元衮和黼衣”那样。能够抵御天子所愤怒的敌人，就有赏赐，就像《诗经》所说的“彤弓张满啊，接受后收藏起来。我有嘉宾，心中赏赐他。钟鼓已经摆设，一朝宴享他”那样。鲁桓公通过篡位弑君得到国家，天子不能讨伐，反而追加赏赐，天子违背正道太严重了！至于文公、成公，都不是守丧期满入朝觐见、按时节来朝见、抵御敌人而献功的人，而天子赏赐命令给他们，这是恩礼的胡乱施予。
晋侯讨伐卫国。
《左传》记载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不朝见。所以晋襄公刚过祥祭，就告知诸侯并讨伐卫国。先且居说：“效仿别人的错误是祸患，请国君朝见周王，我跟随军队。”晋侯在温地朝见周王，《春秋》不记载朝见周王，而记载讨伐卫国，是因为朝见周王是正当的，讨伐卫国是不正当的。《春秋》记载事情只是为了警戒，所以记载不正当的，不记载正当的。讨伐卫国为什么不正当呢？不致力于德行而致力于武力。
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卫国人讨伐晋国。
卫国人以小国对抗大国，是不估量自己的力量。
秋天，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
鲁国让公孙敖会见晋侯，是政令在大夫手中。
冬天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弑杀了他的国君頵。
唐太子〇向率更令郭瑜学习《春秋》，读到楚世子商臣弑杀他的国君时，叹息着放下书卷说：“圣人垂示训诫，怎么会这样呢？”郭瑜说：“孔子作《春秋》，善恶必定记载，所以商臣的罪过千年不灭。”〇说：“是的，我不忍心听，愿意读其他书。”唉，这不仅是太子〇不懂《春秋》，郭瑜的回答，又哪里是懂《春秋》的人呢？世上有不辨别五音却向聋子请教的人，太子〇对于郭瑜，就是这样。那些乱臣贼子，有的内心蓄谋奸计，外表务求掩盖，像晋盾、许止之类，本来就以名字被记载在史册中为惧。如果他们直率行事，敢于犯下大恶，像楚商臣那样，即使是枭獍蝮蜥，只逞口腹之欲，哪有空闲惧怕千年不灭的名声呢？然而《春秋》之所以记载，正是为了表明其祸患的惨烈，让世上做君父的人知道谨慎警戒，以务求杜绝其萌芽。《易经》说：“臣弑杀他的君主，子弑杀他的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因为辨别不早辨别。”楚商臣的祸患，是因为楚子頵不早辨别。楚子頵不早辨别，为什么呢？为世子设立师傅，是世子德行所依赖以成就的。师傅的正邪，决定了世子的善恶。所以世子与正直的人相处，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而不能不说齐语一样；与不正直的人相处，不能无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国而不能不说楚语一样。商臣蜂目豺声，本来就是残忍的人，但看他一天弑逆的事情，都出自他的老师潘崇的谋划，那么他平时所见闻熏染的就可以知道了。这样看来，商臣的恶行，不能专门归咎于气质。师傅不是合适的人而君主不早辨别，这就是动乱产生的原因吧？唉，如果郭瑜懂得这些，必定足以消除世子〇的疑惑。
公孙敖前往齐国。
二年春天，周历二月甲子日，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秦穆公从殽陵回来，悔过自誓。不久，因怨恨再次导致彭衙的挫败，这是虽然悔恨自己的错误，却没有改正。悔恨而不改正，悔恨有什么可取的呢？晋襄公在殽地得志就可以停止了。当秦兵再次到来时，应该修文告来拒绝他们，像鲁展禽犒劳齐军那样，秦必定羞愧而返回。不这样谋划，而在再战中逞志，这就是晋襄公的罪过。大概秦穆公愤恨失败而不能平复，晋襄公习惯于胜利而不能屈服，血气用事，而没有理义来涵养其心，最终酿成怨恨结仇，黩武残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