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说卷二

译剥夺别人的亲人，但也不能剥夺自己的亲人。王命让他去剥夺别人的亲人，鲁国没有推辞就遵从了命令，这是剥夺了别人的亲人。本朝夏竦因为父亲死在河朔，母亲的丧期未满，于是推辞了出使北方的命令。他上奏章说：按道义不应戴着丧服见天，难以向穹庐行跪拜之礼；按礼制应当枕着土块守丧，怎忍心听到夷狄的音乐。这大概是因为合乎道义而可以推辞。

译秋天，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

谷梁子说：“在城外修筑馆舍，是改变了正常的礼制。仇敌之人，是不可以用来接待姻亲的。穿丧服的人，是不可以用来接待戴礼帽的人的。这种说法看似正确实则错误。大概《春秋》的宗旨认为，修筑馆舍虽然适宜，但不如辞谢婚约更为正当。”

冬天十月乙亥日，陈侯林去世。

周王派遣荣叔来赐给桓公命令。

啖助说周王不称“天”的原因，是宠信篡逆之人而亵渎三纲，不能效法上天确立正道，所以去掉“天”字来贬低他。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孔子修订《春秋》，不仅对诸侯大夫施行法度而剥夺他们的爵位姓氏，还将对天王进行讨伐而剥夺他的称号，这岂不是太过僭越了吗？况且桓公即位四年，天王派遣宰渠伯纠来聘问；五年派遣仍叔的儿子来聘问；八年派遣家父来聘问。这些难道不是宠信篡逆之人而亵渎三纲，不能效法上天确立正道吗？但都称“天王”，为什么唯独在追赐桓公命令时去掉“天”字以示贬低呢？如果去掉“天”字表示贬低，那么每年正月所记载的“王”不称“天”的，难道都是贬低吗？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荒谬了。大概《春秋》中称“王”、称“天王”、称“天子”，其意义是一样的。如果记载了事情，罪行自然显现，并不以去掉“天”字作为贬低。朱氏也说：如果称“天王”，其罪行自然显现。

王姬嫁到齐国。

齐国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邑。

迁移其城邑和人民，称为“迁”，实际上是夺取。纪国是个小国，而齐国军队一旦夺取其三邑，那么纪国就无法存在了。齐襄公的行为如同禽兽，何止是宣淫呢？弱肉强食，这也是禽兽罢了。

二年春天，周王二月，安葬陈庄公。

夏天，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

于余丘，就像咸丘、祝丘、中丘一样，都是鲁国的城邑。攻打城邑，这是在邦国内部挑起战端。大夫开始窃取兵权，最终成为国家的祸患，这在公子翚、庆父身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秋天七月，齐王姬去世。

冬天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

左氏说：“这是记载奸邪之事，姜氏与齐侯的丑行昭著了。然而鲁庄公难道没有罪过吗？人子虽然无制约母亲的道理，但妇人还有顺从儿子的义理。如果庄公痛恨其父之死，视齐国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坚决不与齐国交往，那么姜氏难道不会有所感动而抑制其非礼的行为吗？主持婚事这一件事，将仇敌变为亲密，将悲痛变为欢庆。后来与齐国共同讨伐，一起田猎，相互亲近狎昵，使姜氏安于过去的非礼行为而变本加厉，这是庄公的罪过。”为《猗嗟》这首诗作序的人，说庄公不能防范其母，成为两国的祸患，大概不知道姜氏向北驾车，而庄公为她避开燕路。何止是不能防范呢！

乙酉日，宋公冯去世。

三年春天，周王正月，溺会见齐国军队攻打卫国。夏天，四月，安葬宋庄公。五月，安葬桓王。

桓王的丧事，过了七年才安葬，臣子的罪过，由此可见。

秋天，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

纪季预料国家危在旦夕，向兄长请示，带着自己的城邑投奔齐国。这是出于走投无路的计策，不能与窃取城邑背叛君主的人相比，所以不记载为“奔”或“叛”。然而纪季不能辅佐其兄，坚守宗国至死，而在危难时苟且免祸，先为自己保全做打算，以城邑侍奉仇敌，致使纪国最终灭亡，是由于纪季先离开了。

冬天，鲁公驻扎在滑地。

谷梁子说：“次，是驻扎。想要救援纪国却做不到。想要救援纪国，是庄公的恻隐之心，是仁爱的发端。然而做不到的原因，是被母亲的邪欲所牵制，并且畏惧齐国的强大。大概虽然有这种心，但刚强不足以实行它。所以孔子谈论仁，必定要有勇，刚毅接近仁，在这里可以看到了。”

四年春天，周王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三月，纪伯姬去世。夏天，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

纪侯大大地离开了他的国家。

《春秋》凡是记载诸侯失国出奔的，都称其名，郑伯突、卫侯郑之类就是如此。纪侯受到齐国的逼迫，估计不能保住国家，于是听从其弟纪季以酅地侍奉齐国，而洒脱地离开了。不是齐国毁坏其宗庙不能说“灭”，不是被臣下驱逐不能说“奔”。离开而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不能记载所去的国家，而说“离开他的国家”。所谓“大者”，是纪侯的名字，就像汉代的褚大、栾大一样。《春秋》遵循失国的惯例而称纪侯的名，难道说是“大去”吗？《公羊传》《谷梁传》不认为是名，而认为是“大去”，意思是灭国。不留一人的说法，毫无义理。有人说：纪侯受到齐国的逼迫，知道国家不能保全，不等到身受屈辱、百姓残害，亲眼看到国家覆灭才离开。像纪侯这样的人，是圣人非常怜悯并认为贤德的，为什么记载说“不然”？从前郑子皮把政事交给子产，子产推辞说：“国家小而受逼迫。”子皮说：“你好好辅助他，国家没有小的。”大概是说小国没有不可作为的。如果他能修养德行而明察政事，任用贤人而使能人，对内安抚百姓而百姓怀念他，对外和睦邻国而四邻仰慕他，即使有强暴，也不能加害于自己。所以纶邑的一旅之众，最终能保持祭祀；夏甲楯五千，最终能称霸越地。哪里是因为国家小而担忧呢？如果他对百姓有德，而不以所养育的人去害人，即使离开而百姓怀念，应当像邠人跟随太王到岐山之下，归来的人像集市一样。现在纪侯完全没有这些，受到齐难的逼迫，不能自持，只是耻于寄托于诸侯

译况且当时齐国已经投降，于是（纪侯）便飘然远行，不知去向。晋朝刘裕攻打南燕时，有人劝南燕君主慕容超投降，慕容超感叹说：“我宁愿拔剑战死，也不能屈辱地活着。”看纪侯的情操，也是这样罢了。然而断绝了先君的血脉，失去了对国家社稷的守护，这不能算是好的做法。所以《春秋》记载说“纪侯大去其国”，以此作为对那些不能自强其国者的警戒。

译六月乙丑日，齐侯安葬了纪伯姬。

纪侯急于离开国家，虽然他的妻子还在殡殓之中，却来不及安葬，真是令人悲哀啊！然而伯姬是我的女儿，我不安葬她，却让仇人安葬她，我不是狼心狗肺的人吗？

秋季七月，冬季，鲁庄公与齐国人到禚地打猎。

五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夫人姜氏前往齐国。秋季，郳国的黎来朝见鲁国。冬季，鲁庄公会同齐人、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

六年春季，周历三月，周王的人子突救援卫国。夏季，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秋季，鲁庄公从伐卫之地回国。发生螟灾。冬季，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

诸侯攻打卫国，是为了接纳卫侯朔。周王的人救援卫国，是不赞同卫侯朔。然而卫侯朔最终进入了卫国，这是诸侯敢于违抗周王命令的表现。诸侯敢于违抗周王命令，是因为贪图得到卫国的宝物。孟子说：“没有施行仁德却抛弃自己亲人的人，没有奉行义理却怠慢自己君主的人。”自从仁义不再确立，利益贿赂公然流行，于是天下开始有了背叛君主父亲、偏袒奸邪贼寇而不顾惜的人。那些促成宋国动乱、拥立华督的人，是为了宋国的贿赂。那些违抗周王命令、接纳卫侯朔的人，是为了卫国的宝物。那么，这种追逐利益的习气，难道不值得警惕吗！宋国的贿赂，是鲁国直接拿取的，所以《春秋》说“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卫国的宝物，是齐国从卫国取来分给鲁国的，所以《春秋》说“齐国人送还卫国的宝物”。

七年春季，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

夏季四月辛卯日夜，常见的星星看不见，半夜里星星陨落像雨一样。

常见的星星看不见，是说平时能看见的星星看不见了。星星有时白天出现，有时夜里不出现，都是反常的现象。半夜里星星陨落像雨一样，是说数量众多。汉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日夜，星星陨落像雨一样。隋大定五年，有数百颗流星，四散落下，也是像雨一样的景象。西汉的史志说：“天象都是阴阳的精气，它们的根本在地上，而向上显现于天。政治在这里失误，那么变化就在那里显现，就像影子映照形体，回声响应声音。”因此英明的君主看到这些就会醒悟，整顿自身端正行为，思考其中的过失谴责，那么祸患消除而福气到来。这就是《春秋》记载星象变化的意义。

秋季发大水，没有麦苗。

苗，是黍稷的苗。谷梁子说：“麦苗同时生长。”麦苗同时生长，都被大水所害，所以没有麦苗。秋季没有麦苗，是因为周历的秋季，相当于夏历的夏季。

冬季，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

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郞地，以等待陈人、蔡人。

解说《春秋》的人，一种说法是鲁国将要攻打郕国，而驻扎军队以等待援军；另一种说法是陈国、蔡国将要攻打鲁国，而驻扎军队以等待敌人。根据经文考察，前年攻打卫国接纳卫侯朔的事情，鲁国正与陈国、蔡国共同行动，而没有产生嫌隙，怎么会有陈国、蔡国攻打鲁国呢？它不是等待敌人是很明显的。然而鲁国等待陈国、蔡国，必定是与陈国、蔡国有约定。与陈国、蔡国有约定而陈国、蔡国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回答说：鲁国、郕国是同姓的国家。郕国没有罪而鲁国攻打它，这是不道义的军队。约定陈国、蔡国来援助不道义的军队，这就是陈国、蔡国没有到来的原因。虽然如此，攻打卫国接纳卫侯朔也是不道义的，陈国、蔡国为什么跟随呢？回答说：礼义之心，人人都有，他们之所以失去这种心，或者是迫于势力而不能自我坚持罢了。至于势力所不逼迫的地方，那么他们的理义之心未曾不存在。当时，齐国的力量足以称雄诸侯，而鲁国比不上。攻打卫国的事，主谋者是齐国，所以陈国、蔡国为齐国效力。攻打郕国的事，主谋者是鲁国，所以陈国、蔡国不为鲁国效力。陈国、蔡国为齐国效力，大概是迫于势力而失去了理义之心。孟子所说的“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就是这个意思。陈国、蔡国不为鲁国效力，大概是势力有所不逼迫，而理义之心未曾不存在。孟子所说的“性善”就是这个意思。

甲午日整治军队。

臧僖伯说：“每三年整治军队，回国后整顿军队，是国家的大事，所应该讲究的。”甲午日整治军队，为什么记载？回答说：“因为将要攻打郕国。”军队是用来抵御敌人的，不是用来做敌人的；军队是用来保卫百姓的，不是用来疲惫百姓的。攻打无罪的国家，这就是做敌人罢了；发动没有名分的军队，这就是疲惫百姓罢了。做敌人疲惫百姓，却用整治军队，所以圣人厌恶它而记载下来。

夏季，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

说“鲁军和齐军”的话，是说等待陈国、蔡国没有到来，然后挟持齐国的力量来压制郕国。不说“齐军使郕国投降”，而说“郕国向齐军投降”，是显示郕国自己做出的抉择。大概鲁国主谋包围郕国，那么郕国所怨恨的是鲁国；挟持强大的齐国的力量，而郕国所畏惧的是齐国。这就是郕国不向鲁国投降而向齐国投降的原因。

秋季，军队回国。

老子说：“兵器，是不祥的东西。”又说：“军队所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即使行动必定符合道义，圣人尚且认为困难，何况攻打无罪的国家呢？正月暴露军队，到夏季包围郕国，直到秋季才回国。无故使百姓劳苦，三个季节不仁，太过分了！所以圣人厌恶它，而《春秋》记载下来。《左传》记载：仲庆父请求攻打齐军，鲁庄公说：“不可以，我实在没有德行，齐军有什么罪？罪过是由我引起的。”秋季军队回国，君子因此称赞鲁庄公，而杜预于是用克己复礼来称赞他，这是过分的。大概自己估量自己的力量不敌齐国，而不敢争斗罢了，难道他内心真的感到惭愧吗？试使他内心真的感到惭愧，所谓困窘而后后悔，也不是不远复的道理。

译冬十一月癸未日，齐国的无知杀死了他的国君诸儿。

齐襄公在位时，政令没有常准，亲近宠幸众多小人，行为如同禽兽，在国内公开宣淫。致使像鲍叔这样的贤人预知国家将要发生动乱而离开他，这就是他招致祸患的原因。

译鲁庄公九年春天，齐国人杀了公孙无知。

鲁庄公和齐国的大夫在蔇地结盟。

鲁庄公与齐国大夫结盟，是为了替齐国谋划拥立新君。替齐国谋划拥立新君，是合乎道义的。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是因为厌恶他为仇敌的国家拥立国君。有人说：敌对国家的怨恨与恩惠，不应延续到后代，这是古来的道理。鲁国仇视齐襄公，齐襄公已经死去且换了新君，难道还算是仇敌吗？回答说：怨恨有深浅之分，敌对国家的怨恨不牵连后人的，只是怨恨较浅罢了。如果是杀父杀母之仇，就不应与之共存于天下，即使换了朝代也不能忘记。这个道理明确了，就足以保存天理，使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加深厚了。

夏天，鲁庄公讨伐齐国，送公子纠回国即位；齐国的小白进入齐国。

以前的儒者有的认为公子纠是兄长，如《谷梁传》序中将公子纠排在小白之上，就是这样；有的认为小白是兄长，如史书称齐桓公杀死他的弟弟以回国即位，就是这样。这两种说法都不可考证。可以考证的是，小白空手回国，国人对他亲近；公子纠依靠外国军队以求回国即位，二者在顺逆上有所不同。然而国君死在殡宫中，两位公子争夺君位，用伯夷、子臧的节操来衡量，都是罪过罢了。

秋天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八月庚申日，鲁军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

九月，齐国人捉拿公子纠并杀死了他。

小白和公子纠因争夺君位而结仇，没有两全其美的可能。小白即位，就杀死公子纠，这是形势使然。这是为了统一人心，防止后患。齐国人捉拿公子纠并杀死了他，为什么要记载呢？回答说：“古代的圣人，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何况是挥刀杀害同宗兄弟而得到国家的人，难道可以做吗？小白已经即位，而公子纠逃走了，按照爱护亲人的道义，可以不再追缉了。捉拿并杀死他，是出于私欲。君子认为小白在这方面是不仁的。后世的君主，只有汉惠帝对待赵王如意一事，是小白所不及的。

冬天，疏浚洙水。

孟子说：“巩固国家，不靠山川的险要；冬天疏浚洙水，不是巩固国家的正道。”

鲁庄公十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

《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欺诈作战。鲁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军，是趁齐军士气衰竭之时；鲁庄公在鄑地打败宋军，是宋军尚未列阵就迫近攻击；晋人在殽地打败秦军，是在险要之处伏击；晋国的荀吴在大卤打败狄人，是引诱敌人而将其困在险隘之地。这些都是欺诈作战，其余的可以类推。所以，用欺诈手段战胜对方，就记载为“败某师”。

二月，鲁庄公侵入宋国。

声张罪名而讨伐其国称为“伐”，不声张罪名而掠夺其边境称为“侵”。“侵”就是经文中所说的“侵入其边境”。以前论述“侵”和“伐”的人很多。左氏认为有钟鼓之声称为“伐”，没有称为“侵”。公羊子认为粗略的称为“侵”，精锐的称为“伐”。谷梁子认为裹胁人民、驱赶牛马称为“侵”，砍伐林木、毁坏宫室称为“伐”。赵子编纂条例，打破三传的说法，而自创说法说：“声张罪名致讨称为‘伐’，没有名义出兵称为‘侵’。”综合这几种说法来考证，大概左氏曾听说声张罪名的说法，而误以为是钟鼓的声音。不知道声张罪名，就是称述其罪罢了。比如齐国讨伐楚国，就声张楚国人不进贡包茅的罪名；比如晋国讨伐秦国，必声张秦国人背弃盟约的罪名。怎么能是钟鼓的声音呢？《春秋》记载“侵”，如齐侯侵入蔡国、晋侯侵入楚国之类，都是动用大军并统领多国，如果没有钟鼓，怎么能行军呢？所以左氏的说法不对。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在长驱直入敌国的时候，如果不加以节制，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那些裹胁人民、驱赶牛马、砍伐林木、毁坏宫室的行为，都是用兵必然导致的祸患，本来在“侵”与“伐”之间没有区别。所以谷梁的说法不对。《春秋》记载“侵”和“伐”，虽然用词不同，但都是挟私逞忿、没有王命而擅自用兵罢了。如果说“侵”是没有名义，那么“伐”难道有名义吗？当时的诸侯讨伐而声张罪名，如齐桓公以包茅之责讨伐楚国，尚且可以说得过去，其他的不过是强加的罪名罢了，不一定称述其罪名就真的是有名义。至于记载“侵”，如齐侯侵入蔡国、晋侯侵入曹国，当时必定认为他们有依附楚国的罪名而侵入，不应是没有名义的。所以赵子的说法不对。只有公羊认为粗略的称为“侵”，精锐的称为“伐”，这种说法接近正确，但也不够明白。奉辞声罪而讨伐敌人，敌人必定请求投降，不请求投降就必定出兵抵御，所以经书记载“伐”的多导致交战，如齐国讨伐卫国，卫国与齐国交战；宋国讨伐齐国，齐国与宋国交战之类就是这样。不奉辞声罪，只是侵扰其边境，所以敌国来不及请求投降，也来不及抵御，所以经书记载“侵”的未曾导致交战，如齐人侵入我国西部边境，鲁庄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大概边境的事情，知道后去追击，敌人已经离开了。所以说：“声张罪名而讨伐其国称为‘伐’，不声张罪名而掠夺其边境称为‘侵’。”

三月，宋国人迁移宿国。

迁移其国邑的人民称为“迁”，大概是夺取它的意思。

夏天六月，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鲁庄公在乘丘打败宋军。

秋天九月，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军，把蔡侯献舞俘虏回去。

《春秋》记载“荆”有两个含义，一是辨别其等级以垂示教化，二是明示其祸患以垂示警戒。荆，就是楚国。左氏记载桓公六年，楚武王侵入随国，求得在汉东各国中得志，大概这时荆已经僭越号称王，雄踞江汉地区了。现在它进军中原大国，打败蔡军而俘虏献舞，《春秋》记载它只称“荆”而已，不用爵位、姓氏、人名来称呼它。不用爵位、姓氏、人名来称呼它，是为了彰显其僭越窃位的罪名。不仅对楚国如此，对于

译《春秋》记载吴国也是如此，这说的是辨别等级以垂示教化。所谓辨别等级，虽然是《春秋》的法则，但其实是古代的法度。《尚书》提到西旅、肃慎，《诗经》叙述玁狁、荆蛮，也没有曾经用爵位、姓氏、人名来称呼他们。虽然如此，《春秋》起初记载楚国时，不用爵位、姓氏、人名来称呼它，使它不被中国所齿列；等到时间久了，最终用爵位、姓氏、人名来称呼它，使它与中国没有区别，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履霜坚冰，渐进的势头不可滋长。当它举兵侵犯邻近的国家，祸患尚且可以防备，本来可以用古代的法度对待它。等到它逐渐横行，就在中国干预政事，在齐国争为盟主，会盟役使诸侯来奉承自己，其实势已经强盛，有不可掩盖的地方，《春秋》不能不采用爵位、姓氏、人名来称呼它了。不只是楚国，记载吴国也是如此。其他如果不至于强盛到极点，所以始终简略地记载，这说的是阐明祸患以垂示警戒。唉，从此教化不明，后来没有等级的大概有更严重的了，所以有庆幸和亲而把女儿嫁给他们的，有喜欢他们来朝见而把他们安排在诸侯王之上的，有借他们的兵力而让儿子行事代理的，有每年输送金银丝绸而让他们称臣奉事的。从此警戒不明，后来造成的祸患更有更剧烈的了。事先没有预防的谋略，兵器腐朽，斧钺钝劣，养寇玩敌，以致招来丧亡，像西晋的永嘉之乱，其祸患比东周时的吴、楚更严重了。那么《春秋》的学问，难道可以不研习吗？

译冬季十月，齐国的军队灭掉了谭国。

齐侯流亡在外时，经过谭国，谭国没有以礼相待。等到齐侯回国复位时，各国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没有来。冬季，齐国人灭掉了谭国。这是凭借个人私愤去灭掉别人的国家。从前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信任他。他是为平民百姓报仇，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愤吗？想要知道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没有别的，就在于公心与私心之间罢了。

谭国国君逃奔到莒国。

国家灭亡而国君逃奔，真是可悲啊！为什么史书要记载这件事？是因为譴责他不能为社稷而死。

鲁桓公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五月，戊寅日，鲁国在鄑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

外国的灾祸，为什么要记载？公羊子说：“因为波及到了我国。”谷梁子说：“因为宋国是周朝王者的后裔。”这两种说法都认为这是圣人的私意。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春秋》记载“齐国大灾”、“宋、卫、陈、郑等国灾荒”，难道也是因为它们是王者后裔、或者对鲁国有害吗？大概外国的灾祸一定要记载，是因为要均等地分担忧患。均等地分担忧患，就会均等地爱护他们。《春秋》的教化，在于名分不同而道理一致。那些没有全部记载的，是因为鲁国没有去吊唁，所以史官就没有记载罢了。宋国发生大水灾，鲁桓公派人去吊唁，因此鲁国史官记载了这件事，所以这里也叙述了它。

冬季，周天子的女儿嫁给齐侯。

王姬再次嫁给齐侯，为什么要记载？大概是因为鲁国主持了婚礼。主持仇敌国家的婚姻，没有亲近亲属的道义。

鲁桓公十二年，春季，周历三月，纪叔姬嫁到酅地。

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这就成为齐国的臣子了。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说明他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叔姬是纪侯的侧室。国家灭亡、国君逃亡，道义上应当一死，否则就应回到宗国鲁国。然而她却徘徊在亡国的废墟上，长达七年，再次改嫁成为纪季的妻子，可以说是丧失了妇人的节操了。以前的儒者都说纪叔姬并没有改嫁，大概是跟随纪季到酅地去奉祀祖先罢了。《春秋》认为她贤德而加以记载，这是多么严重的误解啊！按照礼制，妇人出嫁称为“归”，就像《春秋》记载“纪伯姬归于纪”、“王姬归于齐”，都是出嫁的意思，怎么能认为那些是出嫁而这一件不是出嫁呢？假如说不是出嫁，那么叔姬对于纪季来说，就是嫂子一类的身份。让嫂子依附于小叔，这难道是避嫌的做法吗？如果认为纪叔姬是贤德的，那么所有不能坚守道义的妇人都是贤德的了。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甲午日，宋国的宋万杀了他的国君宋闵公，并杀了宋国的大夫仇牧。

查看《左传》，南宫万逃奔到陈国，用他的乘车拉着他的母亲，一天就到了，大概他力气大且善于奔跑，是飞廉、恶来那样的人吧？宋闵公不知道任用贤人来辅佐政事，而亲近的却是力气大且善于奔跑的凶恶之人，连年兴兵作战，阴气积聚大作。南宫万已经被囚禁在鲁国，宋闵公又把他请求回来，亲近他却又激怒他，这就像在猛虎旁边放虎归山，还撩拨它的胡须当作戏耍，难怪不免于落入虎口！仇牧是宋闵公的师傅，凶恶的人在君主身边，却不知道，是不明智；知道了却不劝谏，是不忠诚。不忠诚又不明智，最终祸及自身，并连累他的君主，这也和孔父嘉一样罢了。

冬季，十月，宋万逃奔到陈国。

鲁桓公十三年，春季，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在北杏会盟，是齐国开始谋求霸业。霸，就是伯。《左传》说：“五伯的霸业。”字的读音也相通。《汉书》注解说：“伯读作霸。”古代天子任命伯，分别统领诸侯，所以齐桓公窃取了这个名号作为诸侯的首领，大概是以伯自命而不是天子的任命。虽然如此，自从天下有了霸主，而分散的诸侯就联合起来了；中原有了霸主，而侵犯中原的蛮荆就畏惧了。百姓难道稍微得到安宁了吗？而《春秋》为什么记载说：“这不是王者的道，而是治世的事。”礼乐征伐，虽然不分散出自诸侯，但最终出自诸侯。开启功利的大门，废弃正大的道理，使得后世智谋力量当道，指责王道为迂阔，国家没有好的治理，百姓看不到恩德，是从齐桓公开始的。所以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夏季，六月，齐国人灭掉了遂国。秋季，七月。冬季，鲁桓公与齐侯在柯地会盟。

北杏的会盟，鲁国和遂国都没有参加。齐国对于鲁国，又有接纳公子纠的怨恨，有战败军队的仇怨。相比于遂国的可恨，轻重显然不同。然而齐桓公能忍受鲁国，而在会盟时不能忍受遂国，而将其灭掉，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遂是小国，贪图它容易欺辱，就借它来树立威信；鲁国是受尊重的国家，知道它难以图谋，就结交它作为援助。凡是他的恩威不同使用，大抵听从于力量，放纵于利益罢了。并不是能一概以礼义为节制。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鲁桓公十四年，春季，齐人、陈人、曹人攻打宋国。夏季，单伯参与攻打宋国。秋季，七月，楚国进入蔡国。冬季，单伯与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鲁桓公十五年，春季，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北杏的会盟，跟随的有四个国家，它们的国君都没有亲自到来。鄄地的会盟，跟随的也是四个国家，而鲁国的国君仍然没有亲自到来。大概到了鄄地的第二次会盟，宋、陈、卫、郑的国君都亲自到来了。所以《左传》说：“再次会盟，齐国才开始称霸。”王者得到天下，大概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得到的。周朝从后稷、公刘、太王、王季，世代修持他们的德行，到了文王，他的道义更加光明，然后有了拥有天下二分之一的势力，然而仍然退而侍奉殷商。到了武王，迫于群臣的归附，才开始剪除商朝的混乱，以王天下。这难道是一两年的功劳吗？现在

译齐桓公对于诸侯来说，都是并列的国家罢了，土地相当，德行相等，谁也不能凌驾于谁之上。一旦他兴起并号令诸侯，让昔日势均力敌的人成为今日听命于他的人，就像北杏的第一次会盟、鄄地的第二次会盟那样，不出几年就成就了霸业。他的名声虽然是霸主，但他用来驱使天下的手段，还保留着王者的气势。考察他见效迅速，似乎值得高兴，然而这并不是依靠积累德行、施行仁义来等待天下人自愿归附，而是形势紧迫才行动，不得已才回应。只要能在天下实现志向，没有不做的，即使损害德行、伤害百姓也顾不上顾惜。建立内政来强化军队，设置轻重之术来使国家富裕，消灭弱小国家来扩大领土，结交强大国家来树立外援。在威势震慑之下，因此诸侯畏惧而顺从他，如此容易。所以说：“凭借德行施行仁义的是王，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王不追求快速，是害怕损害德行；霸顾不上德行，是为了追求快速。由此看来，凡是后世夺取天下、治理百姓、管理财政、用功在朝夕之间就能成功的，都是霸者的残余权术，是王者的罪人。

译夏，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秋，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郳国。

宋国主导攻打郳国，齐国协助它，所以宋国排在齐国前面。当宋国违背北杏的盟约时，齐桓公就出动全部军队去攻打宋国，毫不宽容宽待，这是对待别人不宽恕。等到宋国已经屈服，就委屈自己的意志顺从它，帮助它施行暴虐，这是取悦别人不依循道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喜怒失去了中道。

郑国人侵犯宋国，冬十月。

十六年春王正月，夏，宋国人、齐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秋，楚国攻打郑国。冬，十二月，在防地，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共同结盟。

在幽地共同结盟，齐国的霸业开始兴盛。《公羊传》经文说：“公防”，但正经中没有“公”字，大概是缺漏的文字。解说《春秋》的人有一种说法：“不写‘公防’”，是因为不知道鲁国自从在柯地结盟就已经顺从齐国了，单伯在防地讨伐宋国，又在鄄地结盟，到了这次在防地的大盟，不应该鲁公前往。另一种说法认为诸侯私下推戴齐侯，所以去掉“公”字以示贬斥。不知道《春秋》记载其事就显现其罪过，不靠去掉“公”字来贬斥。如果去掉“公”字是贬斥，那么参加幽地结盟的有八个国家，为什么唯独贬斥鲁公呢？又有一种说法说不写“公”，说明罪责不在鲁国。不知道鲁国自从柯地结盟以后已经不免顺从齐国了，怎么能没有罪呢？至于结盟加上“同”字，是记录盟书的辞令。“葵丘之盟”说：“凡我同盟之人”，大概当时就有同盟的辞令，不是孔子新创的笔法。由此可知凡是盟书说“同盟于某”，所以孔子修订时也写“同盟”，没有这个字就不记载。解说《春秋》的人大多认为诸侯意愿相同就写“同盟”，这是错误的。“同盟于清丘”时卫国将要背叛盟约，“同盟于断道”时鲁国不肯结盟，“同盟于平丘”时齐国不接受盟约，难道是意愿相同吗？

邾子克去世。

十七年春，齐国人拘捕了郑詹。

夏，齐国人在遂地被杀尽。

齐军灭掉遂国并驻军守卫，遂国人痛恨他们，宴请齐国戍卒并杀了他们。所以史书写：“齐人殱于遂”，殱，是尽的意思，说杀尽了他们。古代圣王，派遣戍卒来守卫，而极尽慰劳之情；出征以求安定，而百姓箪食壶浆表示欢迎之意。他们重视民命、赢得人心就是这样。现在齐桓公为了扩张土地，覆灭小国，劳师远征驻守，长达五年之久，从而激起仇恨导致被杀尽。与圣王的事迹相比，怎么样呢？所以说：“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

秋，郑詹从齐国逃回。

郑詹，是郑国的卿。被齐国拘捕，却偷偷逃跑。这是作为臣子不能效忠死节。郑伯让郑詹做卿，以至于丧失节操。这是作为君主不能识人。

冬，麋鹿很多。

麋鹿不说“有”而说“多”，是因为麋鹿是山泽常有的动物，所以不把“有”当作异常，而把“多”当作异常。杜预说：“麋鹿多伤害庄稼，所以记载。”

十八年春王三月，发生日食。

夏，鲁公在济西追击戎人。

不写戎人侵犯讨伐我国，而写追击戎人，是因为没有寇患却挑起事端。

秋，有蜮。

杜预说：“蜮是短狐，含沙射人，影子成为灾祸。”有人说短狐的“蜮”，大概出自炎荒江海之中，不是鲁地所有的，大概是文字错误。“蜮”应当是“蝝”，这是不对的，经文写“有”的是不常有的东西。“蜮不是鲁地所有，所以把‘有’当作异常。”《尔雅》说：“虫子吃叶子叫蝝。”如果是“蝝”，应当遵循记载“螟”的体例，不说“有”。

冬十月。

十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公子结在鄄地送陈国人的妾，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公羊子说：“大夫出使境外，有可以安定社稷、利于国家的，就可以专断行事。”汉代朝廷议论多推崇这种说法，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春秋》的混乱，正是由于臣下擅自主威、大夫窃取国命，所以《春秋》记载“大夫遂事”，作为万世的警戒。公子结，是其中最突出的。陈国人的妾，是地位低下者的妾，怎么能由鲁侯派卿去送？这乃是公子结的私自行动。臣子没有君命出使境外，又假借君命与诸侯结盟，没有比这更不臣子的了。《春秋》端正道义不谋求利益，阐明大道不计算功效。即使公子结真能安定国家，但假借君命已经是罪过。何况秋天与齐、宋结盟，冬天却遭受齐、宋的讨伐，那么所谓安定国家在哪里呢？汉代的陈汤、甘延寿假借诏令发兵，共同诛杀郅支单于，传送首级到京师，而匡衡非议他们，认为甘延寿、陈汤擅自兴师、假借诏令，侥幸不被诛杀，如果再加封爵位土地，那么后来的使者都会争着冒险侥幸，在蛮夷之地挑起事端，为国家招致灾难。刘向则说：“甘延寿、陈汤不烦劳汉朝士兵，不耗费斗粮，比起李广利，功德超过百倍。”于是天子下诏封甘延寿、陈汤为侯，大概刘向所称颂的是一时的功劳。匡衡所坚持的是万世的法则。《春秋》不因为一时的功劳而废弃万世的法则，匡衡就对了。

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杜预说不是回父母之国而去，记载以示奸邪。

冬，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夏，齐国发生大灾。秋，七月。冬，齐国人攻打

译戎。

齐国人讨伐戎国，为什么史书要记载这件事呢？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王对于军事防备，既不放松威严以助长敌寇，也不挑起事端而随意征伐。所以，如果蛮夷扰乱华夏，就施加刑罚；如果玁狁势力强大，就进行讨伐。倘若没有罪过，就不拿中原的军队去烦扰他们。如今荆楚跋扈，入侵蔡国、讨伐郑国，而齐国却不去讨伐它。戎国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扰乱华夏的罪过，齐国却一定要讨伐它，这在对楚国方面有着放松威严、助长敌寇的祸患，而在对戎国方面有着挑起事端、随意征伐的过错。

译鲁庄公二十一年春，周历正月。夏五月辛酉日，郑伯突去世。秋七月戊戌日，夫人姜氏去世。冬十二月，安葬郑厉公。

鲁庄公二十二年春，周历正月，施行大赦。

“肆”是施行，“眚”是过失。《春秋》不记载“施行赦免”，而记载“施行大赦”，这是因为这件事不可不明确。经书上说“因灾祸而施行赦免”，孔子也说“赦免小过失”，那么赦免，是圣人所不废弃的，只是用于疑案误判以及小过失罢了，并非施行大赦。如今鲁庄公“施行大赦”，那么就是重刑犯和非疑案误判者都被赦免，就像周代乐运所说的“施行非常的恩惠，来放纵奸邪之人的罪恶”一样，严重失当于刑罚，所以圣人厌恶它而记载下来。至于罪有疑问而情节轻微却坚持不予赦免的常法，这是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不是圣人忠厚仁爱的本意。执政者应当明白，《春秋》不记载“施行赦免”，而记载“施行大赦”，那么严酷残忍和姑息纵容这两种弊端，就可以同时引以为戒了。

癸丑日，安葬我国的小君文姜。

《春秋》记载：“文姜”，表明夫人不应当有谥号。晋代胡讷说：“按照礼制，妇女活着时依从丈夫的爵位，死后依从丈夫的谥号。夫人有谥号，就不再依从礼制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而曹耽认为夫妇品行不必相同，不能用丈夫的谥号来给妻子定谥号，这难道是《春秋》的道义吗？

陈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日。鲁庄公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

冬，鲁庄公前往齐国纳币。

纳币，是卑贱者做的事，而国君亲自去做，不符合礼制。何况是在丧期娶妻呢？在穿着丧服期间举行吉礼，没有做儿子的心了。后世君主，有刚除去丧服就商议婚事，在守丧期间奏乐，对内没有父子之情，对外没有君臣之礼的，都是鲁庄公这类人。

鲁庄公二十三年春，鲁庄公从齐国回国。

祭叔前来聘问。

不称“派遣”而称“聘问”，是因为没有周天子的命令却执行聘问的礼仪。他对外与鲁国交往，就像祭伯前来一样。朝廷之上，凭借世族用人，像祭伯、祭公、祭叔这类人，背弃公义营谋私利，与诸侯国私下交往，却想让他们振兴衰落的王室，拨乱反正，难啊。

夏，鲁庄公前往齐国观看社祭。

国君越过国境观看社祭，是沉溺于观赏。在丧期纳币，越境观社，鲁侯放纵情欲违背礼制，本来就已经很严重了。然而齐国的霸业正盛，不能用一句话制止他，反而安然接受他的非礼行为，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霸者的道义，不以修养自身为根本，所以齐桓公内在品行不修，而管仲认为不妨碍称霸，所以看待鲁侯放纵情欲违背礼制的行为，也就安然接受而不觉得奇怪。如果他能兢兢业业，应当不会把安逸享乐作为治国的教化，谦卑服侍不敢懈怠，必定能让各国只供应正当的赋税。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鲁庄公从齐国回国，荆人来聘问。鲁庄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萧叔朝见鲁庄公。秋，丹漆桓公庙的柱子。

娶仇敌的女儿，装饰先君的庙宇来荣耀她，是罪过。

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去世。十二月，甲寅日，鲁庄公与齐侯在扈地结盟。

鲁庄公二十四年春，周历三月，刻饰桓公庙的椽子。安葬曹庄公。

夏，鲁庄公前往齐国迎娶女子。

亲迎是礼制吗？为什么要记载？谷梁子说：“不认为他在齐国亲迎是正当的。”

秋，鲁庄公从齐国回国。

八月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鲁国。

夫人归国，朝见宗庙，称为“至”；没有朝见宗庙，称为“入”。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她是仇敌国家的女子。

戊寅日，大夫和宗妇拜见夫人，使用玉帛。

公羊子认为大夫宗妇，是大夫妻子。孙氏也说同宗大夫的妻子。这不对，《春秋》不记载卿大夫以下的人，它记载宗妇，就是同宗大夫的妻子，不是卑贱者的妻子，很明显。不必加上“大夫”二字。大概大夫宗妇，是大夫以及宗妇。它不说“及”，就像鲁庄公与诸侯，晋国大夫之类，也是并列列举。内闱以内，由夫人治理，大夫不得相见。如今让大夫与宗妇一同拿着礼物拜见夫人，可以说是乱了男女之别，失去了内外之辨。南史记载晋宋婚礼，新婚三天，公婆和众宾客都列队观看，大概是援引这个典故。采用三天的制度是可以的。不知道所谓的众宾客，难道也是像大夫和宗妇那样吗？

大水灾。

冬，戎人侵犯曹国。

戎人虽然侵犯暴虐，也有人心。统治中原的人，用道理驾驭他们就治理得好，用武力战胜他们就混乱。为什么呢？治理产生于他们心中有所畏惧信服，混乱起于他们心中有所不平。戎人自从在唐地结盟之后，在中原没有踪迹几乎四十年了。如今又在侵犯曹国的战役中出现，为什么呢？大概是在他们不在中原的时候，中原国家却生事妄自征伐他们，比如前年齐国人讨伐戎人就是如此。讨伐他们不依正道，那么凭什么让他们心服？这就是戎人敢于肆意侮辱并对齐国的盟国用兵而不顾忌的原因。

曹羁出逃到陈国，曹赤回到曹国。

郑庄公去世，安葬后，突回国而忽出逃。曹庄公去世，安葬后，羁出逃而赤回国。观察忽、突的事情，就知道羁、赤的事情了。大概忽、突是郑庄公的儿子；羁、赤是曹庄公的儿子。君主去世，嗣子在国内，即位并主持丧事，像郑忽、曹羁这样的人，都应当做君主。突、赤出逃在外，必定曾经得罪了君父，不适宜做君主。然而最终废黜了适宜的人，而立了不适宜的人，大概是因为有挟持奸邪、怀有利欲的臣子，控制了他的命令。忽、突的废立，是由祭仲决定的。

译罢了。祭仲的事迹，在经传中已有详细记载。虽然曹国执政者的姓名无人知晓，但他们也是祭仲一类的人罢了。假使郑庄公、曹庄公能够考虑身后的事情，选拔忠良之士，让他们辅佐后代，那么怎么会有日后争夺正统与邪恶的祸患呢！这可以作为万世永远的鉴戒。

译郭公

郭公，就是郭国灭亡的意思，类似于“梁亡”的记载。国君得罪了百姓，百姓逃离，国家就变成废墟了。这并不是有别的国家去攻灭夺取它，所以《春秋》用“自亡”来记载。

鲁庄公二十五年春天，陈侯派女叔来鲁国聘问。

陈国女叔来聘问，虽然是国君派遣的，但实际上是出于臣子个人的私意。大概是因为当时原仲在陈国执政，季友在鲁国执政，因为这两人有旧交情，所以互相聘问。大夫之间在中原地区私下交往执政，大概就从这里可以看出端倪了吧？

夏天五月癸丑日，卫侯朔去世。

六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

太阳是众阳的宗主，是君王的象征。所以君王救日食时，就击鼓，诸侯不参与。现在身为诸侯却击鼓，并用牺牲祭祀，是越礼了。

伯姬嫁到杞国。

秋天发生大水灾，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和门神。

按照礼制，只有祭天才用大牲，救日食才击鼓。这次发生大水灾却击鼓并用牺牲，是不对的。国家遭遇大水灾，不知道修养德行来消除乖戾之气，施行政令来救助淹没的百姓，却仅仅用牺牲和击鼓来厌禳灾祸，这是淫巫和盲史做的事情，不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

冬天，公子友前往陈国。

鲁庄公二十六年春天，鲁庄公讨伐戎族。夏天，鲁庄公从讨伐戎族的地方回来。

曹国杀了它的大夫。

《春秋》记载杀大夫，有时称国名，有时称“人”，为什么呢？《公羊传》和《谷梁传》说：称“人”来杀，是因为杀的是有罪的人。孙氏（孙炎）阐发这个说法，于是认为杀大夫如果没有罪，就称国名；杀有罪的人，就称“人”。这是看到“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而作为例证的。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称国名来杀，都是没有罪的。然而元咺因为控告国君被杀，处父因为专权被杀，胥童因为引导国君作乱被杀，都称国名，难道他们不是有罪的吗？称“人”来杀，都是有罪的。而宋穆公、宋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国君，杀了公孙固、公孙郑，这是臣子冒犯国君，杀了国君的大夫，不能说是公孙固、公孙郑的罪过。宋襄公夫人因为戴氏的族人杀了司马公子卬，这是妇人干预国政，杀了朝廷的大夫，不能说是司马的罪过。却都称“人”来杀，为什么呢？像这样的例子，就是所谓在此处符合而在彼处阻碍，在前面证明而在后面违背的情况。《春秋》本来有用单个字表达意义的情况，并不是每个字都有特定的含义。那些称国名的，就像说“杞国不值得征讨”、“宋国不值得征讨”，不必认为称国名就有特别的辨别意义。那些称“人”的，就像说“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不必认为称“人”就有特别的区别。大概它所记载的大义，在于杀大夫这件事罢了。称国名，就像是君主的国家；称“人”，就像是君主的人。记载这件事，就能看出君主的罪过了。大夫与国家同体，是君主的股肱。所以在有道之世，刑罚不施加于大夫。等到无道之世，常常多杀大夫。为什么呢？在有道之世，职位与德行相称，如果任命士以上的人，必定任用俊才，何况是大夫呢？所以不至于犯罪而被杀。在有道之世，彰明德行，谨慎刑罚，即使是一介平民，尚且不无故杀戮，何况是大夫呢？所以不至于妄杀。在有道之世，政令出自上级，即使是诸侯也不能擅自杀人，何况不是诸侯的人呢？所以不至于乱杀。等到无道之世，任用非人，所以有可杀的罪行；刑罚不当罪，所以有妄杀的事情；上级没有政令刑罚，所以有乱杀的祸患。这就是《春秋》记载这些，作为万世的警戒。让后世的君主，警戒可杀的罪行，就应当任用忠贤；警戒妄杀，就应当谨慎刑罚；警戒乱杀，就应当统一政权。这样就没有杀戮了。曹国杀它的大夫，不写名字，是因为人数众多。这大概是乱杀吧？

秋天，鲁庄公会同宋人、齐人讨伐徐国。冬天，十二月，癸亥初一，发生日食。鲁庄公二十七年，春天，鲁庄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

杞伯姬在这一年在洮地会见她的父亲，在僖公五年朝见她的儿子于鲁国。作为妇人却行会见和朝见的礼仪，干预诸侯的政事。这大概是唐高宗时的韦后、安乐公主之类的人吧？〇杞伯受制于他的妻子，却没有人遏制；鲁庄公听从女儿的命令，却没有人违背。这大概是唐高宗时的君主吧？

夏天六月，鲁庄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结盟。

秋天，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

《春秋》记载本国大夫出访聘问，是不符合礼制的。然而没有记载他们具体做什么事的，这次记载安葬原仲，为什么呢？举出特别突出的例子罢了。公子友借聘问之名私下行动，去共同安葬原仲，对内欺骗他的国君，对外促成列国大夫的越礼行为，这不是特别严重的罪过吗？

冬天〇伯姬来到鲁国。

莒国的庆来迎娶叔姬。

莒庆越过国境亲自迎娶女子，可以看出莒庆专权于莒国。

杞伯来朝见，鲁庄公在城濮会见齐侯。

鲁庄公二十八年春天，周历三月甲寅日，齐国人讨伐卫国。卫国人跟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

幽地第二次结盟，卫侯没有到，大概是因为丧礼制度的缘故，或许可以情理上宽恕。但是齐国立刻讨伐他，这是齐国的军队不衡量道义就行动。卫国不能抵挡齐国，是明显的。不忍心一时的愤怒，就跟齐国人交战，最终招致丧师的祸患，这是卫国的军队不估量力量就战斗。两者都是罪过。《左传》认为齐侯是奉周王命令讨伐子颓的叛乱，是不对的。卫朔、子颓的事情，已经十年了。齐国的霸业已经很久，不应该到现在才去讨伐。而且卫朔已经死了，为什么要讨伐他的儿子呢？

夏天四月丁未日，邾子琐去世。

秋天，荆国讨伐郑国，鲁庄公会见……

译齐国人和宋国人救援郑国。

救援，是符合道义的事情。为什么史书要记载这件事呢？大概是因为齐桓公对于楚国，有放松威慑、养寇自患的弊端。他不能平定祸乱，只是以救援郑国作为名义罢了。

译冬天在郿地筑城。

《春秋》凡是记载建造宫室、园囿的工程都称为“筑”，比如筑造王姬的馆舍、筑台、筑囿就是这样。郿是一个邑，不是宫室园囿却筑造它，为什么呢？谷梁子说：是为了垄断其利益。古代山林沼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垄断利益是不正当的，就像北魏甄琛所说的，官府屏蔽保护河东盐池而独占其利一样。古代有道义的地方，水泽桥梁没有禁令，天地的宝藏是用来供养万民的。现在屏蔽保护而独占其利，使百姓不能共享，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可悲啊！后来治理国家的人，把山林水泽出产的所有东西都笼括起来，归于公家，专卖禁令严密，百姓因此触犯刑律遭受杀戮的，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官吏夸耀自己的才能，勇于使用严刑峻法，没有怜悯不忍之心。如果让他们曾经考究《春秋》，知道垄断利益是不正当的，那么他们对此应当感到羞愧了。有人问：《周礼》中有虞衡官设立禁令，难道不是这样吗？回答说：是的。文王治理岐山的政令，周公、成王应当世代遵守，怎么能突然违背它呢？

大旱，麦子和禾苗都没有收成。

麦子和禾苗同时生长，所以一并说“无麦禾”，是合适的。麦子和禾苗不同时生长，却一并说“大无麦禾”，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禾苗而追记麦子也没有收成。董仲舒说：“《春秋》其他谷物不记载，到了麦子和禾苗不成才记载，这是重视百姓赖以生存的工具。”

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

古代的王者，用三十年的余粮，储备九年的积蓄，即使有凶荒水旱，百姓也没有饥色。现在鲁国一年没有收成，向其他国家请求借粮，那么它平时没有积蓄的政策就可以知道了。

二十九年春天，新建延厩。

有人说，皇祐年间，范仲淹担任浙西长官时，发生饥荒，召集各佛寺的僧人，对他们说：“饥荒年份工价最贱，可以大兴工程。”于是各寺的工程兴盛起来，又新建粮仓和官吏宿舍，每天役使千人，从事贸易饮食、工匠技艺、服劳役的人依靠官府和私人吃饭的，不下数万人。这一年两浙地区只有杭州安定，百姓没有流离失所，从此立下法令，饥荒年份用司农寺的粮食，招募百姓兴办有利之事，这是范公的规矩。现在看鲁庄公，在大旱无麦禾的年份，国内粮食艰难，却新建延厩、修筑诸地和防地的城墙，不废止土木工程，难道不与范公的事情类似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鲁庄公本来就不是致力于德行、爱护百姓的君主。看他装饰宫室的椽子以显示奢侈，垄断山林水泽以获取利益，一年之内筑台三次，他只是用土木工程困扰百姓罢了，哪里知道用这些来救济百姓呢？”谷梁子说：“冬天筑郿，春天新建延厩，因为他使用民力为自己竭尽所有，所以圣人厌恶他而记载下来。”又新建马厩，是劳役百姓来奉养马匹。

夏天，郑国人侵犯许国。

秋天，有蜚虫。

“有”表示不常有。《山海经》记载：蜚像牛，白头，一只眼睛，蛇尾。在水中行走则水干涸，在草丛中行走则草枯萎。出现它就有兵役，大概是乖戾之气导致的。

冬天，十二月，纪叔姬去世。修筑诸地和防地的城墙。

三十年，春天，周王正月，夏国的军队驻扎在成地。

秋天七月，齐国人迫使鄣投降。

齐国人迫使鄣投降，是胁迫鄣使其投降。显示出齐国的无道。《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鄣是纪国的邑，难道有纪国灭亡之后，一个邑的百姓还能独自抵抗齐国二十多年的吗？啖助否定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鄣，是一个小国。

八月癸亥，安葬纪叔姬。

《春秋》中，鲁国的女子成为外国夫人的，去世和安葬必定记载，如果是大夫的妻子则不记载。纪季以酅地侍奉齐国，是齐国邑的大夫。叔姬嫁到酅地，嫁给纪季，不能算是外国的夫人了。却记载她的去世和安葬，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鲁国用夫人的礼仪安葬她。伯姬去世时，齐国安葬她，所以说“齐侯安葬纪伯姬”。现在叔姬在齐国去世，不说“齐国安葬”，由此知道是鲁国安葬的。当叔姬活着的时候，宗国鲁国，没有人能体恤她。让她羁旅流落，失身于纪季，直到死后才安葬她，这难道能算是亲爱之义吗！

九月庚午朔，发生日食。在社庙击鼓并用牲口祭祀。冬天，鲁庄公和齐侯在鲁济相遇。齐国人讨伐山戎。

三十一年，春天，在郎地筑台。夏天四月，薛伯去世，在薛地筑台。自古以来，君主荒废懈怠，不关心国家大事，建造宫室、台榭用于淫乐、安逸、游玩、观赏的，没有不导致丧乱灭亡的。鲁庄公一年之间，筑台三次，那么他放纵情欲、荒废国事、劳役百姓的行迹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他死后骨头还没凉，庆父的动乱就发生了，般和闵公相继被弑杀，强大的齐国谋取他的国家，还能幸存，是侥幸罢了。他和瑶台导致夏朝灭亡，琼宫导致殷朝丧败，虒祁建成而诸侯叛离，阿房宫建成而七庙成为废墟，是同一条路。作为君主，能不警戒吗！

六月，齐侯来献戎器。

先王抵御外侮，只是消除祸害罢了，不是夸耀功劳。现在山戎没有可以讨伐的罪过，却远征它，把得到的戎器，向鲁国夸示，那么齐侯的器量就小了。况且献戎器，是下级向上级奉献的礼节。齐侯对鲁国使用下级向上级奉献的礼节，是夸耀之心扰乱了他。

秋天，在秦地筑台。冬天，没有下雨。

三十二年，春天，修筑小谷的城墙。

小谷，是鲁国的土地，所以经文用鲁国自己修筑来表述。《左传》解释说：“修筑小谷是为了安置管仲。”不对。大概《左传》因为看到昭公十一年申无宇说：“齐桓公修筑谷地而安置管仲在那里。”于是误把修筑小谷当作修筑谷地，不知道谷地本来就是齐国的土地，小谷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应当以经文为准。

译局势得以安定。

夏季，宋国国君与齐国国君在梁丘相会。秋季，七月癸巳日，公子牙去世。八月癸亥日，鲁庄公在正寝去世。

译冬季十月己未日，子般去世。

查考《左传》记载：庄公去世，子般即位，共仲派圉人荦杀害了子般。这说明子般已经做了国君，史书不称他为“公”，也不记载他的葬礼，是因为他是未逾年之君。

公子庆父前往齐国。

庆父既然杀害了子般，鲁国人不予认同，所以他恐惧而逃往齐国。史书不写“奔”，是因为他是以聘问的礼节前往的。从前宋万弑杀国君，他的同党猛获逃奔卫国，宋国人向卫国请求引渡，卫国人打算不交出。石祁子说：“不可以，天下的罪恶是一样的。在宋国作恶而在我国得到庇护，庇护他有什么益处？收容恶人而抛弃友好关系，不是明智的谋划。”现在庆父有弑君叛逆的罪行，前往齐国而齐国接纳了他。像桓公、管仲这样的人，也与石祁子不同了。难道不是庆幸鲁国动乱而有夺取之意，于是来不及审问那个首乱之臣吗？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狄人攻打邢国。

《春秋通说》卷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通说》>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通说》卷四《宋黄仲炎撰》闵公

元年春季，周王正月，齐国人救援邢国。夏季，六月辛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庄公。秋季，八月，鲁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

季子回国。

季友起初辅佐子般，而子般被杀；再次辅佐闵公，而闵公又被杀。他对于托付孤弱、平定祸难有什么功劳呢？查考《左传》记载：成季将要出生时，桓公让卜楚丘的父亲为他占卜，说：“是男孩，他的名字叫友，在国君右边。”后来成风听到成季的占卜之辞，就侍奉他，并把僖公托付给他。大概季友拥立僖公的志向，此时就已经确定了。子般、闵公的被杀，本来就是季友的意图。作为臣子却在宫廷内私下结交，接受拥立国君的托付，以求在将来实现自己的志向，这是国家的大奸贼。后来文公的敬嬴也私下侍奉公子遂，并托付宣公，遂就为他杀死了恶和视，这不是模仿季友的做法吗？所以从季友挟持拥立僖公的功劳开始，后来窃取鲁国权力的人接连几代，这大概是上天要灭亡鲁国吧。《春秋》不记载季友的出奔，而记载他的归来，大概是赞许他出奔而厌恶他归来。解说《春秋》的人，因为《春秋》用字是褒扬的辞藻，就说季子是贤人。把大奸大恶当作大善大良，难道不会误导天下后世吗？所以说《春秋》记载史事，只是为了警戒罢了，对于名字没有选择。

冬季，齐国的仲孙前来。

齐国的仲孙前来，不写“使”，而且没有聘问结盟的事情，为什么呢？大概是为了窥探鲁国。趁着鲁国危难而偷偷前来窥探，打算夺取鲁国。窥探邻国的危难而图谋夺取，齐侯在这里就不仁了。接受命令去窥探别国，仲孙在这里就不能匡正他的国君了。有人说：齐侯不仁，固然如此。然而仲孙窥探鲁国后回来，鲁公说：“鲁国可以夺取吗？”仲孙回答说：“鲁国不抛弃周礼，还不能行动。您应该致力于平定鲁国的祸难并亲近它，这难道不是匡正国君吗？”鲁公说：“好。”匡正国君，应当匡正挽救他的错误念头罢了。楚庄王因为陈国夏氏作乱，攻打陈国，趁机把陈国设为县。申叔时劝谏说：“诸侯跟随您，是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把陈国设为县，是贪图它的财富。用讨伐的名义召集诸侯，却带着贪婪之心回去，恐怕不可以吧？”楚王说：“好。”于是重新封立陈国。大概当时陈国因为淫乱昏庸而招致讨伐，把它设为县而消灭它，起初没有困难，而申叔时的劝谏只是说不可贪婪罢了。现在仲孙接受命令窥探鲁国，看到它还不可行动，然后才阻止。假使鲁国动乱像陈国那样，他一定会赞助他的国君夺取鲁国。包藏祸心，窥伺邻国，受阻于不可行动的地方，就一定会不宽恕那些可以行动的地方。与申叔时的劝谏相比，不也相差太远吗？齐鲁祖先的盟约在王室，使他们的后代不互相伤害。庄公不把齐国当作仇敌，而侍奉齐国非常谨慎。现在他去世，尸骨还未寒，假使可以夺取，又有什么忍心呢？而仲孙想不到这些，说他不能匡正国君是可以的。

二年春季，周王正月，齐国人迁移阳地。

夏季，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之祭。

按照礼制，三年丧期结束，安放新死国君的神主，以进奉到宗庙。宗庙中远代的神主，应当迁入祧庙，于是就在太庙举行大祭，以排列昭穆次序，所以称为禘。禘的意思是谛，是说审谛昭穆的次序。襄公十五年，晋穆公去世，十六年，晋人回答穆叔说：“因为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祀，由此知道三年丧期结束，才举行禘祭。”所以称为吉禘。现在闵公穿着斩衰，在丧服之中，却擅自举行吉禘之祭，废除了三年的通丧之礼，是不合礼的。不在太庙，而在庄公的宫庙，又是不合礼的。

秋季，八月辛丑日，鲁公去世。

查考《左传》记载：“共仲派卜齮在武闱弑杀了鲁公，成季带着僖公逃到邾国，共仲逃奔莒国，于是迎立僖公。”季友在闵公元年回到鲁国，那么就已经辅佐闵公了。第二年闵公被杀，哪有贤人辅佐他的国君而安然看着国君遇害的呢？大概季友志在拥立僖公，把闵公看作路人，庆幸他被杀罢了。作为闵公的臣子，而对僖公有二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忠了。看《春秋》记载“公薨”在“季子来归”之后，那么季子的情状就可以察明了。所以说：“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恐惧。”为国内讳言，所以不写“弑”。不写地点，那么弑君之事就显而易见了。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国内动乱，不能按照成礼安葬他。

九月，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公子庆父出奔莒国。

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