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剩言》卷一监察御史赠内阁学士陆陇其撰
体会及此，可谓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继之曰：“凡事豫则立”，又继之以“择善固执”，皆是下手工夫。
译能体悟到这一层，可以说是精妙了。孔子告诉鲁哀公说：“实行这些道理的根本在于一个‘诚’字”，也是这个意思。但他紧接着又说：“凡事预先做好准备就能成功”，又接着说“选择善道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些都是具体实践时的用功方法。
讲《麟之趾》振振公子，见得公子之气习，是最难仁厚的。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徳，不能到此。
驺虞壹发，五豝朱传于庶类，繁殖，见其仁。注疏以不尽杀，见其仁，不如朱传之大。
看《左传》伶州鸠论景王铸大钟，悟《诗》所云「无田甫田，惟莠骄骄」，即是此理。若读书人不知循序渐进之法，便为伶州鸠「甫田」诗人所讥。
看《唐风》《山有枢》讲章云：忌作晋人旷达语，乃知此诗与古诗所云“生年不满百，常懐千歳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大相逺。盖惟恐俭不中礼，则虚过一生，急欲自范于礼，有“朝闻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乐无荒之乐，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乐。不是要及时行乐，是要及时行礼。正所谓忧深思逺也。《蟋蟀》之忧深思逺，盖惟恐解其拘者或失于纵，广其俭者或荒于奢。山枢之忧深思逺，则又鞭策之使急归于不拘不纵、不俭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忧，则不至于矫枉过正矣；有山枢之忧，则不至于因循不断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是恐他人矫我之枉，遂至于奢纵。
看诗，燮伐大商。朱子以顺天命解「燮」字，注疏则以《国语》伶州鸠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之讲命一般是汉儒之不如宋儒处。
诗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以启土，镈以去草，铚以获稻。钱又谓之铫，又作锹，又即臿，盖即今南方所谓铧也。镈又谓之锄，又作鉏，今南北皆谓之锄，但南狭而北阔耳。铚又谓之鎌。钱镈铚皆在耒耜之外，今之犂乃耒耜之变，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犂而曰耒耜。见《周礼》匠人注疏。按今犂头鐡器及下种之器名楼者，其头上楼，北人皆谓之铧。然则铫与铧即耒与耜。《三才图会》下种器名楼车。
丝衣章，朱子既不依注疏绎祭之说，而“门堂”二字尚仍注疏之旧，而偶未改。盖正祭省器在庙堂，不于门堂。
见《诗经》说，约顾麟士亦引《鲁诗》世学，甚矣伪书之易悞人也。
明舒芬谓《周礼》者，至诚尽性之书也。又谓《周礼》与《仪礼》、《戴记》，犹蜀之于吴、魏也。贾氏以《仪礼》为本，《周礼》为末，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礼》是也，而以此抑《仪礼》，则过矣。其尊周子而贬程子，亦是此病。
三鱼堂剩言卷二
看《左传》疏，孔颕达序谓贾逵、服虔之徒，杂取《公羊》、《榖梁》以释《左氏》，方凿员枘。杜元凯《左氏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以胶投漆。愚因思今日讲程朱之学，而杂取象山、阳明之说，是犹贾、服之训《左传》也。
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日月参差，不可齐等。」及仲尼修改，因鲁史成文，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既自有详略，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二条以外，皆无义例。《公羊》《榖梁》之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先儒溺于二传，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又曰：「《春秋》无日无月者十有四，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此皆说得最是。
周礼》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孔疏谓诸侯无内外史。然刘炫引《康诰》「太史友、内史友」，似诸侯有内史矣。则曰「徧举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又「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似有内史矣」，则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当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说。《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阴阳动静之理推之，而主《玉藻》。又云：《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
又疏云：「春秋之文，详略不等。螟
译讲解《麟之趾》中“振振公子”一句，可以看出公子们的风气习俗，是最难做到仁厚的。如果不是文王和后妃的德行，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驺虞》篇中“壹发五豝”，朱熹传注认为这体现了对众多生物繁殖的仁爱；而注疏认为“不尽杀”体现了仁爱，不如朱熹传注的含义广大。
阅读《左传》中伶州鸠论述景王铸造大钟一事，领悟到《诗经》中所说“无田甫田，惟莠骄骄”，正是这个道理。如果读书人不懂得循序渐进的方法，就会成为伶州鸠所说的“甫田”以及诗人所讥讽的对象。
阅读《唐风·山有枢》的讲章，其中说不要把它当作晋人旷达的话语来理解，这才知道这首诗与古诗中所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大相径庭。大概是因为担心节俭不符合礼制，就会虚度一生，所以急于用礼来规范自己，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意思，这是互相勉励以追求“好乐无荒”的快乐，而不是互相勉励以追求“衣裳楚楚”的快乐。这不是要及时行乐，而是要及时行礼。这正是所谓“忧深思远”。《蟋蟀》的“忧深思远”，是担心解除约束的人或许会流于放纵，放宽节俭的人或许会荒废于奢侈。《山有枢》的“忧深思远”，则是鞭策人们急切地回归到不拘不纵、不俭不奢的境界。有了《蟋蟀》的忧虑，就不会矫枉过正；有了《山有枢》的忧虑，就不会因循守旧而不断绝。别人的快乐，也不是怕落入他人之手，而是担心他人纠正我的偏差，从而导致奢侈放纵。
阅读《诗经》中“燮伐大商”一句，朱熹用顺应天命来解释“燮”字，而注疏则用《国语》中伶州鸠所说的“五位三所”来解释，这就像如今星相家讲解命运一般，这是汉儒不如宋儒的地方。
《诗经》中“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用来开垦土地，镈用来除草，铚用来收割稻谷。钱又叫做铫，又写作锹，也就是臿，大概就是现在南方所说的铧。镈又叫做锄，又写作鉏，现在南北都叫做锄，只是南方的窄而北方的宽。铚又叫做镰。钱、镈、铚都在耒耜之外，现在的犁是耒耜的演变，古人不用牛耕，所以不说犁而说耒耜。参见《周礼》匠人注疏。查考现在犁头的铁器以及下种的器具名叫“楼”的，其头上的部分，北方人都称为铧。那么铫与铧也就是耒与耜。《三才图会》中下种的器具名叫楼车。
《丝衣》篇，朱熹既然不依据注疏中关于绎祭的说法，而“门堂”二字仍然沿用注疏的旧说，只是偶尔没有更改。因为正式的祭祀节省祭器是在庙堂，不在门堂。
看到《诗经》的解说，大约顾麟士也引用了《鲁诗》的世学，伪书容易误导人真是严重啊。
明代舒芬说《周礼》是至诚尽性的书。又说《周礼》与《仪礼》、《戴记》，就像蜀国对于吴国、魏国一样。贾公彦以《仪礼》为本，《周礼》为末，谬误狂妄已经非常严重。朱熹却不纠正这一点，是他所迷惑的地方。舒氏尊崇《周礼》是对的，但以此来贬低《仪礼》，就过分了。他尊崇周敦颐而贬低程颐，也是这种毛病。
三鱼堂剩言卷二
阅读《左传》疏，孔颖达序言说贾逵、服虔等人，杂取《公羊》、《谷梁》来解释《左氏》，如同方凿圆枘不相容。杜预的《左氏集解》，专门选取左丘明的传，来解释孔子的经，所谓以胶投漆，紧密结合。我因此想到，今天讲解程朱之学，却杂取陆象山、王阳明的学说，这就像贾逵、服虔训释《左传》一样。
又杜预序疏说：“史官不是一个人，言辞没有固定的格式，所以日期月份参差不齐，不能等同看待。”等到孔子修改，依据鲁史成文，原来有日期的就详细记载，原来没有日期的就简略记载。既然自有详略，不能作为褒贬的依据。所以《春秋》中的各种事情，都不以日期月份为例，以日期月份作为义例的，只有卿大夫去世、日食这两件事而已。所以隐公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师去世，传文说：“国君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发生日食，传文说：“不记载日期，是史官失误。”这两条以外，都没有义例。《公羊》《谷梁》之书，有时记日有时记月，妄生褒贬。前代儒者沉溺于这两部传，强行给《左氏》制造日期月份褒贬的义例。又说：“《春秋》中没有日期也没有月份的有十四处，有月份没有季节的有两处。”或者是史文先有缺漏而孔子没有修改，或者是孔子完备了文字而后人脱落错误，这些说法都是最正确的。
《周礼》中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孔颖达疏说诸侯没有内外史。然而刘炫引用《康诰》中“太史友、内史友”，似乎诸侯有内史了。于是说“遍查记传，没有诸侯有内史的文字”，又说“季孙召外史，掌管恶臣的话，外史似乎有内史了”，于是说“外史就是史官，居住在南边，称为南史罢了。南史应当是小史，南史、外史不是官名。又左史、右史，也不是史官的名称。”都能自圆其说。《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玉藻》说：行动则左史记录，言语则右史记录。这两处文字不同，孔颖达疏用阴阳动静的道理推演，而主张《玉藻》的说法。又说：“《周礼》中的各种史官虽然都掌管书写，但仍不知道所记录的是什么，《春秋》确定是由哪一位史官记录的。”
又疏说：“《春秋》的文字，详略不等。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