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剩言卷十一

译当时有很多《学蔀通辨》这本书。孙北海也从黄宗羲那里借得此书，韩元少、徐彦和也都从黄宗羲那里借来抄录。黄宗羲说：孙北海学问渊博且才思敏捷，他所著的各种书籍，虽然并非全都精妙，但大多对治学的人有益。他门下招收了许多博学之士，协助他校对整理。朱彝尊、顾炎武，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顾炎武有《日知录》，其中阐发的观点，大多揭示了前代儒者未曾揭示的道理。黄宗羲又说：黄宗羲、孙奇逢，在娄东两位张氏（张履祥、张伯行）的学说盛行之时，唯独以实学自我激励，不肯随声附和。黄宗羲提出的《平治书》二十四条，都切中当时的政务要害。

译《胡敬斋集》三卷。目录自第五叶之后缺失，怀疑这本书的内容还不止于此。查焦弱侯的《经籍考》没有记载这本书。卷首有门人鄱阳余佑写的序。其中第一篇是写给于生的信，委托他在京城寻找《程子遗书》《朱子语类》《伊洛渊源录》《晦庵文集》等书。唉！前辈们获取书籍竟然如此困难。

陆翼王说：“嘉定四先生的文章，都源于归震川。大概震川这一脉，唯独在嘉定传承，并波及到其他学子。”震川的墓志铭，是唐叔达写的，却假托为王文肃所作。起初，文肃本想自己写，几天都没写成，最终让叔达代笔。

翼王又说黄陶庵常在神前以三件事自我发誓：不随便索取财物，不贪恋美色，不议论别人的过错。他到常熟做塾师时，当时张公国维巡抚吴中，将陶庵列为观风第一。张公到主人家，请求与陶庵相见，非常高兴。当时恰好有人带着千金之事请求主人向张公说情，主人恰好另有事情要请求张公，不便再次开口，便劝陶庵去说。陶庵坚决不肯，那人不得已，索要陶庵父亲的一封信给他，说：“你替我说这件事，那么我供养父母的财物就充裕了，没有比这更大的孝心了。”陶庵最终不肯，说：“不能破坏我不随便索取的誓言。”考中进士后，也不肯去求请官府。他父亲常以家贫为由劝说，最终没能改变他的心意。大概他在神前发誓的事，都能努力践行。又说明代末年士大夫聚会，上等的人谈论道德，次等的人谈论文章，最下等的宁可涉足声色，也没有涉及钱财利益的。我说陶庵的学问偶尔流入禅宗。翼王说陶庵本来是从濂洛之学入门，后来喜欢静坐，又喜欢阅读《坛经》等书，因此不免夹杂。又说这件事的是非确实难以辨别，在江宁得到《学蔀通辨》，才开始明白。又说魏环极评论孙北海等人的著作，以考正《晚年定论》为第一。又说嘉定前辈的书中，严永思的《通鉴》是一部好书。虽然有人说“司马光《通鉴》对治理有用的就选取，无关治理的就省略”，现在严书所详细记载的，是司马光并非不知道，而是他所不选取的内容。然而严书也并非没有益处。又说徐九一虽然沉溺于声色，但晚年节操很好，难怪他有儿子徐昭发（名枋）。

吴淞江白鹤港南面有宣圣衣冠冢，读它的碑文，原来是孔子第四十四代孙孔稹，在隋朝任苏州刺史，因此定居于此，并将宣圣的衣冠葬在这里。沿着墓道，经过一座小桥，桥北就是先师庙，先圣和四配都塑有像。左边是启圣祠，祠中有孔子周游列国图；右边是子之燕居，有吴道子画的圣像石碑两块。庙后就是先圣衣冠冢，墓后有书院，看守祠堂的僧人圣归住在那里。僧人说：吴道子圣像碑中大的那块，相传是徐文真家摹刻的，战乱后埋没在瓦砾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小的那块，相传是松江顾氏家的东西，则在这里很久了。又说：塑像原先是万历年间陆古堂仿照阙里的像制作的，年代久远倒塌损坏。今年八月，县里的士大夫重新塑造，因为旧像不够美观，都加以更换，然而失去了原本的真貌。陆古堂就是编纂《广舆记》的人。

在船上观看山景，读晓阁《明文选》，见到曾异撰写的《送刘汉中教授广信序》说：“信州鹅湖，是古代朱熹和陆九渊辩论同异的地方。自弘治、正德以前，朱熹占上风；隆庆、万历以后，陆九渊占上风。嘉靖、隆庆之间，朱陆争论，胜负各半，说得明白。然而曾异的意图却是要在朱陆之间进行调和。”曾异又写《送林守一序》说：“假如司马子长与人交往，一定不能写成《史记》。”他的意思是说，必须目中无人，独来独往，然后气势没有阻碍而能著书立说。这不是正确的议论。又见曹峩雪《贺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护，说当今时代宦官之祸，三次发生，分别是魏振、刘瑾、魏忠贤，而魏忠贤最为猛烈，歌颂功德像王莽，逼迫帝后像曹操，亲信掌管军队，家中藏有铠甲像樊哙、周勃，南北军文负、文定不能阻止魏振，文正、文恪不能阻止刘瑾，就像扬沸之羹而想以仙掌之露来平息，形势非常困难。为时局考虑的人，只有抽薪一法罢了。自从寅年秋天接受任命，缇骑不再出动，诏狱的威势也稍微减弱停止，那么凭借曲逆的深思，运用仲弓的妙用，委蛇调剂，老师既然不言，世人也不能完全知晓，否则一旦跌倒就成为蕃武，再跌倒就成为训注，往事可鉴，又是何等幸运！唉，存梅身处何时，居于何位，行何事，可以用“抽薪”两个字来推卸责任吗？共同阅读倪鸿宝、黄石斋的文章，以及湛持、陈明卿、谭友夏、章大力、罗文止、艾千子、张受先的文章数十首，只有千子的《宋史礼乐志论》算是有用的文字。金正希的文章嫌其多有衰飒之气，张天如的文章颇为精实但气势多滞涩。有个叫陈弘绪，号石庄的人，文章气势很爽朗，未详他是何人。陈卧子的《平内盗议》颇佳，田一儁的《罗念庵祠田记》、利瓦伊桢的《告信陵君祠文》都符合心意。于慎行与司寇丘公讨论江陵事的书信，是最有关系的文字。冯琢庵的《寄山阴王相公书》、伍容庵的《上首辅书》是有用的文章。陈眉公、袁石公等人的书信都纤细微小，不足取。又见冯琢

译庵在《文昌阁记》中说：“如今祭祀文昌的人家大多援引周天星辰，用人事来附会它们，选取北斗四星绘制图像，称其为魁；指着戴筐六星，说它们是穿着白衣白鞋、骑着白马的青童，称其为文昌。那些高悬于天、光明显赫的星辰，其排列次序，竟然能够降下来与人沟通言语文字，聆听钟鼓管钥之声，享用牺牲酒醴之礼，这种说法本该如此。”这是儒者所不谈论的，最足以使人清醒。

译程孟阳的《耦耕堂集》纤细微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常熟县志》修撰于嘉靖己亥年，那是平湖冯汝弼担任县令的时候。查考明朝一代的人物，应当以吴讷为第一。传记称他不读非圣人之书，文章不关乎世道教化就不写。他所著的书有《小学集解》《北汉字义》等。他是永乐年间的人，他所写的《尊经阁记》《发明朱子子游祠记》非常明白。朱熹的记文中引用《隋书·儒林传序》：“南方的学问得其精华。”以及《荀子·非十二子篇》：“偷懦怕事，没有廉耻，贪吃贪喝。”这是子游一派的儒者，虽然引用了却不明确说出出处，得到吴讷的记文后更加明白。吴讷说：“荀子距离子游将近两百年，那时的弟子或乡人或许拘泥于习俗，于是议论到子游。”所以朱熹这样说。修志的是同乡邓韨。

《古微书》是华容人孙瑴编纂古代谶纬之书，并自己附加论解。偶然检阅其中一段，颇为喜好，说：“《三坟》把伏羲当作燧人氏的儿子了。郑玄《六艺论》又说燧人氏之后，历经六纪九十一代才到伏羲。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女娲氏也是风姓，是伏羲的妹妹。谯周《古史考》却说：燧人氏之后有三姓，才到伏羲；伏羲之后有三姓，才到女娲。郑玄以大庭氏为神农的别号，而谯周认为神农和炎帝不是一个人。从神农到炎帝，有一百三十三姓。罗泌《路史》甚至认为轩辕之前，另有轩辕；在有巢氏之上，还有一个有巢氏。为什么上古之事如此迷茫不清呢！像帝王这样尊贵的人，隐没晦暗尚且如此，何况后世那些在里巷中修名的人，谁能为他们表彰并传扬，使他们的声名流传不朽呢？”见于张尔公《四书大全辨》，大概喜欢用史书来证明经书，这是他的长处；而大多翻驳朱熹的注解，不是纯正的书。与《见圣编》相比，则显得收敛一些，才学又不如。书中引用陈几亭，则称嘉善陈氏；引用谭梁生、顾麟士，则称或曰。

《齐东野语》是南宋周密，字公谨，所著。其中有辨析“复”“覆”“伏”三字音义的一段，很好。说：“‘复’‘覆’‘伏’三字音义相互出入，容易混乱，现在分别疏解如下。”复有三个读音，房六切者，是“复归”的“复”。字书解释为往来，是对的。《易经》卦象中的“复”，《毛诗》中“复古”“复竟”，土语说“可复”，以及“克己复礼”都是这样。《易》注说：“还语注”，如同“覆”与《诗》中“恢复”的“复”，意义是一样的。扶富切，“复”又是“复”的另一个读音。字书解释为又，是对的。《尚书》“复归于亳”，《诗经》“复会诸侯”，“语复梦周公”，则是“不复”的意思，以及“复见”“复闻”之类都是这样。芳六切，与“覆”同音者，是“反复”的“复”。《易经》“乾象”赞“反复道也”，释文“芳六切”，原本也作“覆”，是对的。“覆”也有三个读音，芳六切者，是“反复”的“覆”。字书解释为反，是对的。《中庸》“倾者覆之”，注解说“败也”，与《易经》“反复道也”的“复”音同义异。敷救切者，是“覆帱”的“覆”。字书解释为盖，是对的。扶又切者，是“伏兵”的意思。《左传》“君为三覆以待之”就是如此。“伏”也有两个读音，房六切者，是“伏羲”的“伏”。字书解释为伺、匿、隐，是对的。“三伏”的“伏”以及“伏羲”“伏生”“赤伏符”都是这样。扶富切者，是“鸟抱卵”的意思。《庄子》“越鸡不能伏鹄卵”，以及东汉“大丈夫当雄飞，安得雌伏”都是这样。前《五行志》“元帝初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颜师古说“房富反”，用字的人不可以不分辨。

王元美《望太湖》诗说：“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从此间没。”这两句虽然是形容太湖的辽阔，但也可见人的见识容易局限于一隅。如果不从太湖之外看，而只在太湖中看，就几乎怀疑天日只在太湖边上。

张居正回复大同巡抚贾春宇说：“俺答既然死了，那边没有主事的人，争夺王位和印信，必定会有一番扰乱。在我们方面只应当沉着冷静地处事，等待他们自己安定。有来控诉的，全都用好话安抚，使人人都以孟尝君为亲近自己。然后看谁胜了，就顺势给他，不应当强行主持，导致滋生仇怨。”这完全是战国时期的权谋机巧。如果用程朱理学来处此，应当如何？回答说：“程朱也不强行主持，但对于来控诉的，就用至诚告诉他们：‘朝廷没有成见，只要你们众人共同推服，能效忠顺从的就应当做主。’”

妹夫陈耐庵好学不倦，藏书非常丰富。我为他的堂屋题名为《万卷》。他曾说：“穷达是天命，如果不读书，就不懂义理。不懂义理，怎么能做人？”我点头赞同他的话。

魏永叔《禧延陵书院记》说：汉唐的党祸，是君子与小人相互攻讦；到了洛蜀之党，分裂而君主……

译你与君子互相攻讦了。洛学与蜀学的争论，是致力于讲学的君子与不致力于讲学的君子之间的攻讦；至于朱熹与陆九渊两派的分裂，以及近日程朱学派与阳明学派学说不同，则是致力于讲学的君子与致力于讲学的君子之间的攻讦了。做学问的人各自有得力之处，最终都要归结到圣贤之道罢了。又如《蔡忠襄传》所说：姚江的王文成公凭借道学建立事功，是三百年来第一人，洗刷了北宋以来儒者的耻辱。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窥见他的学问。孙北海的《禹贡山水考》，其中的考证也有很多可以依据的地方，但他常常将他人的说法与自己的见解夹杂在一起，结构条理不清晰。

译汪苕文在《钝翁类稿》中说：“古代的君子，想进取就进取，想退隐就退隐，没有不胸怀坦荡、自得其乐的。如今的君子，在进退之间侧身徘徊，常常惶恐不安而不能自主，为什么呢？不是他们个人造成的，是时势造成的。古代的君子，努力耕种来获取食物，努力养蚕来制作衣服，俯仰于身世之间，无所求却都能满足，所以当他们在不得志而退隐时，终其一生也可以没有烦闷。如今的君子，上不能供养父母，下不能养育妻子儿女，饥寒的祸患迫在眉睫，这与古代的情况不同了。即使不得志，他们能逃避尘世、长久离去，在寂寞无人的地方胸怀坦荡吗？我因此知道这是很难的。”读这一段，不禁为之感慨，不得不让人想起许鲁斋“以谋生为急务”这句话。

《钝翁类稿》中有王西樵的传记，记载他所作的《伪诗传论略》说：“近代所流传的《子贡诗传》、《申公诗说》，都是伪书。明朝有个鄞县人丰道生，喜欢撰写伪书，自称家中有一本《鲁诗世学》，是从远祖传下来的，其实是他自己撰写的。他又作《诗传》，假托是子贡所作，作为依据。而所谓的《世学》，好像与之互相阐发，接着又有妄人依据《诗传》，另外撰写《诗说》，其体例类似《小序》，其说法与丰氏完全相同，只有篇章次序稍有不同。丰道生在《诗传》序言中叙述源流，又诡称其出处，说魏正始年间，虞喜奉诏摹刻石经，而宋王子韶开河时得到了它。这种说法最支离破碎，而当时各位公卿却没有察觉。郭子章在湖北利川刊刻此书，伊桢作序，也不一致。怀疑只有丰道生同郡的周应宾，在《九经考异》中辨析此事，特别详细。然而如果没有周氏，其伪作也是显而易见的。凡是古书的源流存亡真伪，汉代的《艺文志》、隋代的《经籍志》，下至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等书，都可以反复查考。《汉书·儒林传》中各家传授尤其详尽，并没有一句话提到《子贡诗传》。查考《虞喜传》，也没有奉诏书写石经的事。只有申公传授鲁诗，《汉书·艺文志》记载鲁故二十五卷，诗说二十八卷。隋书明确记载在西晋时已亡佚，怎么能到现在还存在呢？这本书本来不足以欺骗后世，而姚氏《诗疑问》引用传说与序言等同，于是好像《诗传》真是出自子贡之手。按王西樵的论述，对《诗经》研究最有功劳。汪载之的文集中，也最有见识。我向来就怀疑此事，但不知道它出自丰坊之手。”

又说：“公伯寮亲自位列七十弟子之中，却敢于诋毁季路。”邢和叔本是程门高弟，却遽然诬陷宣仁太后，以附和绍述之说。这个类比固然好，但公伯寮虽然《史记》列在弟子中，而《孔子家语》没有记载，不能确定为弟子。即使确实是弟子，也可能在七十人之外，而不一定在七十人之内。即使在七十人之内，也可能是在拜师之后，背叛师友；或者在拜师之前，未闻圣教，这些都无法知晓。事情久远，难以凭空臆断。

读《张文潜集》，喜欢他论汉代时说：“文帝之所以裁抑绛侯，正是为了深爱他；宣帝之所以宠信霍光，正是为了深害他。”论德宗时说：“德宗先讨伐田悦，是先攻打坚固的敌人，所以天下大乱；宪宗先平定元济，是先攻打容易的敌人，所以天下安定。”又论鲁仲连说：“孔子请求讨伐陈恒，不可就停止；鲁仲连以布衣身份挺身而出，拯救天下的祸患，这是墨子摩顶放踵的学问。”论吴起说：“吴起从事法家之术，却不知权变，这是君主年少、国家疑虑、众人信心未定时所深忌的。子产之所以想焚毁载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论商鞅说：“善于养生的人，调和血气，平定心志。有个卑贱的男人，不能忍受岁月的辛劳，而急于在耳目之前见效，于是服用毒石，吃恶草，来刺激身体。正当见效时，刚强勇力倍于平时，然而不过数年，遗毒余孽，溃裂四出，一天之内全部发作，而不可控制。”又喜欢他讥讽司马迁反复无常，详细叙述聂政、荆轲、窦婴、灌夫的事迹。又论邴吉说：“匈奴入侵云中，诏问丞相、御史，以匈奴入侵的郡县。御史不能回答，受到谴责，而丞相能详细知晓，被认为忧边思职。邴吉能知晓，是驭吏的力量。邴吉应当说：‘我与御史一样，我的仆人有先告诉我，我因此知道。’这其中的能力，难道只是忧边思职而已吗？邴吉将宣帝从死地救出，能绝口不提，独自贪图驭吏的功劳，大概必然不是这样。传曰：‘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邴吉没有思考吗？”论赵充国说：“武帝攻打匈奴的强盛，而不能引导匈奴变弱后再战。唐太宗知道颉利正强盛，虽然足以战胜，但还不能没有后患，所以与他临渭水而盟。后来李靖以孤军立功，超过卫青、霍去病的百战，只是因为投合时机罢了。”勾践与范蠡谋划伐吴，勾践不能忍耐而想要发动，多次了，范蠡唯独不同意，直到稻蟹之变才发动而不怀疑，这就是赵充国的方法。论李郭说：“李光弼治军行兵，超出郭子仪之上，而当时诸将都望风归服郭子仪。郭子仪能使吐蕃称父，而史思明却上书请求诛杀李光弼。大概李光弼的实绩不及郭子仪的名声。郭子仪安坐而有余

译郭子仪驰骋疆场而力量尚显不足。我曾思考其中的缘故，阅读《史思明传》，看到郭子仪派遣乌承恩暗中刺杀史思明这件事，这才明白李光弼与郭子仪的高下优劣。因为郭子仪为人极其真诚，不欺骗君主，在忠信方面内心坦荡明朗，是位伟大的人物。所以他在位时人们安心于他的德行，行动时人们信服他的道义。李光弼则是市井小民的智巧，盗贼般的谋略，有时也能发挥作用，但这在使人信服的道理上就显得狭隘了。汉高祖假装巡游云梦泽，虽然能够擒获韩信，但韩信的叛心从此产生。在这个时候，高才之士，也有轻视君主的心思，所以英布、贯高等人相继起兵造反。这不是使英雄信服的方法。按照秦观（文潜）的议论，李光弼和郭子仪最为正统，然而他论述治国之术时却引用老子的话：“想要收敛它，必定先扩张它；想要夺取它，必定先给予它。”天气将要寒冷时，不是直接用霜雪来造成寒冷。金石开裂、土山焦枯的现象，正是为了形成今天的霰雪。天气将要炎热时，不是直接用闷热来造成炎热。狂风震动、积雪堆积的现象，正是为了形成今天的酷热。所以圣人没有不崇尚权术的。这就是苏氏（苏轼、苏辙）的余习，大抵圣人谈论权术必定归结于大道，而苏氏的门徒谈论大道必定归结于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