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剩言卷四
子产处驷乞之事，此与邲之战，孙叔敖初则南辕，终则曰「寜我薄人，同一无我」。
昭二十一年，鲁待范鞅十一牢。据疏，因十四年鲁人失礼，为鲍国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后哀七年，吴遂征百牢。一失礼，遂无有底止，益叹子产之善事大国。
叔孙穆子不肯行赂于乐王鲋，昭子不肯行赂于范献子，同一正气。
晏子论和同，疏云说和羮，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疏亦不言豉为何物。疑即今之酱。据疏，谓《急就篇》乃有盐豉，秦汉以来始为之。
昭二十一年，梓愼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注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长短极。」然不言日夜等、长短极，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论礼条下云：「既言天之经，不可复言地之经，故变文称义；既言则天之明，不可复言则地之性，故变文言因。因之与则，互相通也。」正是变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换字之法。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礼直之，性直者以礼曲之。」此意亦最精。
后夔有子伯封，此与尧、舜之朱均同。
昭二十九年，孔疏论重黎、烈山，只援引经传，絶不武断，最得「不知为不知」之意。
定四年，楚子渉雎，济江，入于云中，奔郧，又奔随。疏云：郢都在江北，雎东，王走西，渉雎，又南济江，乃入于云中。知此云在江南。昭三年，王与郑伯佃于江南之梦，谓此也。言江南之梦，则江北亦有梦矣。相如《子虚赋》云：「云梦者，方九百里」，则此泽跨江南北。又云：随义阳，随县，其国在楚之东也。郧，江夏云杜县，则是楚之西南。吴师犹尚在楚，更东奔随国者，盖谓楚与随有恩，谓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统志》：徳安府治，唐为安州，春秋时为郧子国，鬬辛为郧公，即此，则此郧在楚都东北矣。又郧阳府郧县，古麇国，则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荆州府有郧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时所筑，此则在楚都西南矣。又似与江夏无干。又沔阳州景陵县，则古之江夏云杜，然又在楚都东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孙北海据沈存中说，谓楚子入云是江北之云，恐难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监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为云梦，此则近之。大抵此泽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东，与洞庭遥对矣。胡三省《通鉴注》据《汉阳志》云：「云在江北，梦在江南」，见威烈王三十三年《鉴》断。
定九年，晋军在中牟。孔疏疑此与《论语》之中牟，当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元年传：「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注云：「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孔疏谓：「方十里应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井衍沃、牧隰、皋之法推之。二牧而当一井，盖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当一则为五百夫矣。」最精细。
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之说最害义，注疏从榖梁而排公羊，最是。
观董安于不能免于晋，苌弘不能免于周。春秋之末，至于如此，可叹哉！
陈乞伪事髙国，一段叹世途有如此崄巇。辕涛涂之谮，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书之参错也，如一黄池之会，《国语》则吴先晋，《左传》则晋先吴。一敬王、元王，《史记·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则以为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鲁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则以为敬王崩，贞王介立；贞王崩，元王赤立。此但可传疑难，武断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圣人之生非其时，道无所施，与麟相类，故为感也。」杜以获麟之义，惟此而已，深讥《公羊》「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之说。若谓麟应孔子而至，则丘明、子思、孟轲、荀卿皆尊崇孔徳，何以不言？此说最大雅。
哀廿七年传云：「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注云：「所谓君子三思，此不是始
译子产处理驷乞的事件，这与邲之战中孙叔敖起初向南驾车，最终却说“宁可我去逼近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逼近我”的情形相同。
昭公二十一年，鲁国用十一牢的规格接待范鞅。根据孔颖达的疏证，这是因为鲁国在十四年时失礼，只给鲍国七牢的规格，从而招致范鞅的愤怒。此后在哀公七年，吴国便征索百牢的规格。一次失礼，便没有止境，更加让人赞叹子产善于侍奉大国。
叔孙穆子不肯向乐王鲋行贿，昭子不肯向范献子行贿，这是同一种正气。
晏子论述“和”与“同”，孔疏解释说这是指调和羹汤，而没有提到豉。古人没有豉，孔疏也没有说明豉是什么东西。我怀疑豉就是现在的酱。根据孔疏的说法，《急就篇》中才有盐豉，秦汉以来才开始制作。
昭公二十一年，梓慎说：“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即使发生日食，也不算是灾祸。这是日月运行的规律，分日时日月同处一道，至日时日月相互经过。”杜预注说：“二分日夜时间相等，二至日夜长短达到极致。”然而没有说明日夜相等、长短极致，为什么就适宜发生日食呢？孔颖达的疏证也不甚明白。
孔颖达在疏证子太叔论礼的条目下说：“既然说了天的常道，就不能再说地的常道，所以变换文字称为义；既然说了效法天的光明，就不能再说效法地的本性，所以变换文字说因。因与则，是互相通用的。”这正是变换文字以避免重复。由此可以想见古人换字的方法。又太叔说：“人能够自己弯曲或伸直来顺应礼制，叫做成人。”孔疏说：“本性弯曲的用礼来使他正直，本性正直的用礼来使他谦退。”这个意思也非常精妙。
后夔有个儿子叫伯封，这与尧、舜的儿子丹朱、商均相同。
昭公二十九年，孔颖达疏证重黎、烈山，只援引经传，绝不武断，最符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
定公四年，楚昭王渡过睢水，渡过长江，进入云地，逃到郧国，又逃到随国。孔疏说：郢都在长江以北，睢水以东，君王向西逃跑，渡过睢水，又向南渡过长江，才进入云地。由此知道这个云地在长江以南。昭公三年，楚昭王与郑伯在长江以南的梦泽打猎，指的就是这里。既然说长江以南的梦泽，那么长江以北也有梦泽了。司马相如《子虚赋》说：“云梦泽方圆九百里”，那么这个沼泽跨越长江南北。又说：随国在义阳，即随县，它的国土在楚国的东边。郧国在江夏云杜县，那就是楚国的西南。吴国的军队还驻扎在楚国，却向东逃到随国，大概是因为楚国与随国有恩义，认为可以保守的缘故。现在查考《一统志》：德安府治所，唐代为安州，春秋时为郧子国，斗辛为郧公，就是这里，那么这个郧国在楚国都城的东北。又郧阳府郧县，古麇国，那又在楚国都城的西北。又荆州府有郧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是楚昭王时所筑，这又在楚国都城的西南。又似乎与江夏无关。又沔阳州景陵县，就是古江夏云杜，然而又在楚国都城的东南而不是西南，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孙北海根据沈存中的说法，认为楚昭王进入的云地在长江以北，恐怕难以相信。但沈氏将长江以北的监利、景陵，长江以南的公安、石首定为云梦，这就比较接近事实了。大概这个沼泽在长江以南的部分向西延伸，在洞庭湖的右侧；在长江以北的部分向东延伸，与洞庭湖遥遥相对。胡三省《通鉴注》根据《汉阳志》说：“云在江北，梦在江南”，见于威烈王三十三年《通鉴》的断语。
定公九年，晋军驻扎在中牟。孔颖达怀疑这个中牟与《论语》中的中牟，应当在河北，而不是河南的中牟。最正确的是定公四年，辨析豫章在长江以北，而不是长江以南的豫章，这也是对的。
哀公元年传文：“有一成的田地，有一旅的民众。”杜预注说：“方圆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孔颖达疏证说：“方圆十里应该有九百个农夫，却只有五百人的原因，是用井田制中衍沃、牧隰、皋的法则推演的。两个牧地相当于一个井田，大概那一百个农夫被授予上等地不需休耕，那四百个农夫被授予一易二之地，折算下来相当于五百个农夫。”最为精细。
齐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公羊传》的说法最有害于义理，注疏采纳《谷梁传》而排斥《公羊传》，最为正确。
看董安于不能免于晋国的祸患，苌弘不能免于周室的祸患。春秋末年，竟到了这种地步，可叹啊！
陈乞假装侍奉高氏、国氏，这一段感叹世途竟然如此险恶。辕涛涂的谗言，申侯就更不用说了！可畏啊。
古书的参差错误，就像黄池之会，《国语》中吴国在晋国之前，《左传》中晋国在吴国之前。又如敬王、元王，《史记·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认为敬王去世，儿子元王仁即位；元王八年去世，儿子定王介即位。定王元年，是鲁哀公二十七年。《世本》却认为敬王去世，贞王介即位；贞王去世，元王赤即位。这只能作为疑难流传，不可武断。
孔颖达疏证说：“孔子因麒麟而作《春秋》，之所以感动，是因为圣人出生不在其时，大道无法施行，与麒麟相似，所以感动。”杜预认为获麟的意义，仅此而已，深深讥讽《公羊传》“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的说法。如果说麒麟应孔子而至，那么丘明、子思、孟轲、荀卿都尊崇孔子的德行，为什么不说呢？这个说法最为典雅。
哀公二十七年传文：“君子谋划事情，开始、中间、结束都考虑到，然后才行动。”杜预注说：“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三思，这不是开始
中终皆举，只是一思。」
孔疏：「卫在汲郡朝歌，文公迁楚丘，成公迁帝丘，则在东郡濮阳，则朝歌已为狄有，后又入于晋。」然疏未明言。
译中间最终全都举出，只是出于一个念头。」
孔颖达疏解道：「卫国在汲郡的朝歌，文公迁都到楚丘，成公迁都到帝丘，帝丘位于东郡濮阳，那么朝歌已经被狄人占有，后来又落入晋国手中。」然而孔疏并没有明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