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剩言卷十

译《剩言》卷十

阅读陆桴亭的《分野图》，其中一行文字说：“从正南方直达正西方，得到银河上升之气，成为山河的上游；从正北方直达正东方，得到银河下降之气，成为山河的下游。”娵訾位于银河升降的中间，居于水行的正位，所以它的分野应当在中原黄河与济水之间。东井处于百川的上游，所以鹑首对应秦蜀之地，占据了两大山脉河流的源头。星纪位于河汉的下游，百川都汇聚于此；析木是银河的末流，山河的尽头也在这里，所以它的分野从黄河下游开始，穷尽南纪的弯曲处，东南面靠海的是星纪；从北河末流开始，穷尽北纪的弯曲处，东北面靠海的是析木。这些地方非常明确。至于说五月一阴气初生，银河就在天稷之下潜藏萌动；十一月一阳气初生，银河逐渐下降。这无法理解。银河在天上，本来有固定的位置，似乎每天有升降，不知道为何说升降因月份而异[这升降似乎是指隐现而言]

译阅读《桴亭月道图说》，才知道《洪范》注中所说“月立春、春分从青道”的意思是，月亮运行在太阳立春、春分所在的轨道上，就称之为青道，并不是说在立春、春分的时候月亮才运行在青道上。月亮运行有九条轨道，十九年才能循环一周，并不是说一年就能遍历九条轨道。一千六百九十八天多一点才能走完一条轨道，并不是说一个季度就能走遍一条轨道。桴亭的这个图，对学者大有功劳。

查旧时抄录的《图书编》中有这样的话：“月亮上弦时在东井，下弦时在牵牛，上弦时在牵牛，下弦时在东井。”又邵雍说：“冬至那个月月亮运行的轨迹如同夏至那天的太阳，夏至那个月月亮运行的轨迹如同冬至那天的太阳。”前面的几句话大致就是桴亭所说的根据交初所临的位置而言。至于邵雍的几句话，则似乎月亮一年就遍历南北，这与十九年遍历九条轨道的说法似乎不同。我怀疑月亮在一年之内，虽然夏天偏南冬天偏北，但至于达到最南和最北，必定是十九年才能循环一周。

月食，根据钦天监颁布的历法：京师月食七分四杪，初亏在寅时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在卯时正二刻六分，复圆在辰时正初刻。那天晚上初亏时月亮正在申位，经过酉位到戌位时落下。于是知道邵康节所说的：“冬至那个月月亮运行的轨迹如同夏至那天的太阳，夏至那个月月亮运行的轨迹如同冬至那天的太阳。”这话果然正确。这是从昼夜长短的角度来说的，不是从极南极北的角度来说的。

到钦天监，恰逢邵武峯谈论历法。邵武峯说西方的历法不能超出古代历法的范围，只是多改头换面以显示不同。比如岁差消长的方法，西法不能不同于古法，但将宫次移易就显得大不相同。天周有余，日周不足，所以有岁差。好比湍急的水流，里面的水势狭窄而转动急，外面的水势宽阔而转动稍缓，这是古法。而西法则分为几重天，于是显得大不相同。只有认为地球是圆体，这是西法独到的见解，而弧矢算法也胜过郭守敬。我因此问天文家说：“冬至时太阳在箕斗的黄道上，这条黄道从辰位出来进入申位，所以太阳也从辰位出来进入申位。夏至时太阳在井鬼的黄道上，这条黄道从寅位出来进入戌位，所以太阳也从寅位出来进入戌位。这是太阳向北再向南，向南再向北，是黄道的趋势造成的。”然而用岁差推算，假使千万年后，冬至时太阳的轨迹退到井鬼，那么冬至时太阳也应当从寅位出来进入戌位。我对邵武峯说：“不对，如果冬至时太阳的轨迹退到井鬼，那么牛鬼的黄道也改而向南了。所谓太阳轨迹在井鬼，并不是必定与井鬼的星宿同在一处，只是与它们相对而已。或南或北，本来随时不同。”所以夏至时太阳轨迹在井鬼，那么这条黄道就从寅位出来进入戌位；冬至时太阳轨迹在井鬼，那么这条黄道就从辰位出来进入申位。我恍然大悟，于是想起以前看到傅仁均回答王孝通说：“太阳轨迹的宿度，就像邮传经过驿站，度数既然有差异，黄道随之就改变了。”我起初看时很不理解，不知道黄道怎样改变，现在才明白所谓改变，乃是南北的差异。只是傅仁均说得不够明白，不如邵武峯的话确切。又想到西法说列宿与天各有运行，以此导致岁差，这种说法也不对。看来依照西法则是列宿移动而黄道不移动，依照古法则是黄道移动而列宿不移动，不知道是否应当再请教。

《天原发微》记载：蔡季通问：“极星只在天中，东西南北都取正于极，而极星都在上面，为什么呢？”朱文公无法回答[这段不知出自何处]按：如果依照现在的西法论述极星，就可以无疑了。

阅读《孙北海河纪》，看到以前论述黄河源头的人，纷纷不一。综合来说，有三个大概：说出于阗、葱岭的，是其下游源头；说出于昆仑山的，是其中游源头；说出于西番朵甘卫西，直四川马湖蛮部正西三千多里，距离云南丽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传为星宿海的，是其上游源头。从星宿海向东北流，经过昆仑山的南面，折向东方流，又绕昆仑山的北面，到积石，经过河州，才进入中国。张骞看到了下游源头，而没看到中游源头；昆仑山的说法看到了中游源头，而没看到下游源头。直到元代学士蒲察笃才穷尽考察而得到真相：从星宿到昆仑三千多里，从昆仑到积石又三千多里，从积石到龙门又三千多里。而有人说是二万一千三百多里的，是错误的。以前看到说黄河的人，都说黄河旧时在汴城北四十里，向东经过虞城，向下到达济宁。洪武二十四年决口于原武县黑洋山，向东经过汴城北五里，又向南到项城入淮，而旧河道于是淤塞。正统十三年又在荥阳决口，经过开封城西南，而城北的新河又淤塞。从此汴城在河北了。然而曾经问从中州来的人，说现在汴城仍在河的南面，我很怀疑。现在看《河纪》记载弘治时巡抚徐恪的奏疏说：弘治二年以来，逐渐迁徙向北，又在金龙口等处决口，直趋张秋，而汴南的新河又淤塞。于是知道所谓汴城在河北的，只是正统以后、弘治以前的事。又查《河纪》，建国初年粮船从仪真到淮安，称为里河，都分入五坝转盘黄河，称为外河，原来不相通。后来平江伯疏浚清江浦，由天妃

译黄河的入口直通黄河，仍然设置闸门来掌管开启和关闭。后来担心黄河水灌入淮河，河臣便提议堵塞天妃口以杜绝黄河水，新开挖三里长的河道，设置通济闸来疏通淮河水。这段文字对天妃口的缘由说得最明白，然而也没有详细记载新河是由谁开创的。潘季驯、杨一魁两人相继担任总河，一个主张筑堤束水，一个主张分黄导淮，这是议论中分歧最大的地方。《河纪》中都说他们有功，未曾剖析谁对谁错。潘季驯说：“人们想要抛弃旧河道而开辟新河道，而臣认为故道必不可失；人们想要分支河道以削弱水势，而臣认为浑浊的水流必不可分。”然而看万历二十五年总河刘东星的奏疏说：黄河从商虞以下，经过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乃是贾鲁河的老黄河故道。从元朝到我朝嘉靖年间，沿此河道行运非常便利。到了嘉靖三十七年，黄河向北迁徙，浑浊的河水改道，而这条河于是淤塞。万历七年，总河潘季驯提议重新疏浚开通，因为工程费用浩繁，没有实现。由此可见，潘公四次治河束水的策略虽然施行，但恢复故道的策略并未完全采用。考察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年，只是辅佐朱公冲开辟新河，并非他的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庆末年，开辟所谓的故道，即将成功却废弃了。第三次治河，在万历六年，建成了高堰，而故道仍然没有实现开通。第四次在万历十六年，只见到严管闸门、禁止私筑、修筑遥堤等议论，不见其他作为。但他始终不主张开泇河的议论，只就黄河本身谈黄河，这就是恢复故道的意思。

译《河纪》记载，嘉靖十二年，刘天和治理黄河，似乎也有独到见解。因为运河原本不使用黄河的水，所以放弃鱼台、榖亭的淤塞河道不予治理，任凭黄河向赵皮塞以南流去，而专门疏浚漕运河道。这在朱、潘、杨、李之前，自成一种策略。嘉靖初年，尚书胡世寜论述黄河水势，指出向南分为两道，向东南分为一道，向东分为新旧五道，论述得最为详细。然而这只是嘉靖初年黄河的水势，不应删去他的姓名和年月，混入《禹贡》的注疏中。

王亮士《疏浚末议》一篇，专门论述滨海的形势，即导淮九则中关于海口一条的意思，而这里论述得特别详细。大意是说：北到庙湾，南到泰州，两三百里，这就是所谓的范公堤，名为场场分，即在堤上按地域划分界限，也就像从淮安到扬州、高宝各在中间划分界限一样。东边是盐场，灶户居住在那里；西边是民田，只有百姓耕种。沿着堤内有一条大河，名叫穿场河，沿河各设场分，各有石闸泄水进入运盐港河，从而通向大海。这样各盐场都有出海口了。当年范公修筑堤坝的意义有二：一是不开穿场河，则盐场被隔绝，盐斤难以转运；二是高宝兴盐、下河一带直达盐场，上下弥漫，毫无阻隔，上游的水容易排泄，涓滴不留，那么民田就都成了陆地；而海潮泛涨，咸水倒入，那么庄稼势必枯焦。又担心水积滞无法排泄，所以各建石闸以通达港河而流入大海，这就是所谓的运盐各港河。考察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都是草场，只供烧剪之用，不种植庄稼，所以不厌恶海潮。因此范公只在堤上闸口各立水帘，而不问闸下的港与河。如今草场既在前朝变价以充边防军饷，那么属于官家的草场都成了各灶户的私产，开垦耕种，全是庄稼，虽然想不筑坝，也不可能了。如果只议论开复而不议论建闸以适时启闭，就不是持平的言论。又说：地脉由雍州到豫州再到扬州至海而尽，这是旧说。如果大海中的大势，必到黑洋才算是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如果出海千余里，虽然茫茫无际，但实际上不是可以横行之地。因为耕牧之地到通泰兴盐而尽，其未尽的部分分为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共千余里，这就是所谓的五条沙。潮涨时汪洋汤汤，茫无边岸；潮落时沙壅土涨，深不过尺。其沙土坚硬，更甚于铁石，海船可载数千石的，必须远远避开它；只有沙船底窄，可以在其中自如行驶，其船即因沙而得名。所以海口之间与疏浚无关。又说：如果淮河黄河汇合而向东流，则汇聚于安东对面的马逻、达义、苏家嘴、新沟口、柳浦湾五大险工一带入海，想在对岸开一支河以削弱河势，又怕伤害安东，必须筑高堤以巩固它。

又在戊申年给明公的信中说：“修筑归仁集等堤，凤阳、泗州、淮安、扬州百姓请求共同承担。如果议论修筑翟家埧一带决口，那么盱眙、泗州等州县必定极力争辩，说对他们不利。查万历年间潘季驯修筑堵塞高堰决口之后，盱眙、泗州都乐享丰年，记载在潘公申辩泗州乡绅常三省的疏文中。如果不是当年赫然震怒，将常三省强行罢黜，高堰石工怎能完工？却不料当地奸人利于私贩，又将石工未及之处再次盗决，以致造成如此祸害。”

又议论使用灾民进行挖掘，说细心分别壮健者，定为一工，派往泥水险要的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给米四升，银二分；妇女及老幼，定为一工，派往高原地面，日给米三升，银三分。如果其人力微小，则酌情减少银二分。至于跛癃残疾，难以资用其力役，而确实可以课以搓绳击土之工，也只给米二升，银二分。所有节省的银米，存为犒劳壮健者鼓舞工作的费用。夫役不必远调，而自然聚集；灾民不必赈恤，而共同吃饱。又说：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并任用他，必定授予他用人舍人的权力，给予他持久经营的计划，充裕他钱粮的资财，给予他灵活处置的策略，加重他斩杀的权力，而断不可用文书牵制他，用议论淆乱他，用期限限制他，用诘责恐吓他，才可以逐渐期望他成功。如果决口一处必定等待部覆才施工，用一钱必定等待估计才销奏，提拔一人必定拘泥资格才注册，惩罚一人必定等待奏夺才施刑，想要求得平成立奏，这必定是不可能的。

三鱼堂剩言卷十一

太仓王石隐刻《说文论正》自称：“此书十年静悟，十年考正，汇成三十万言，确实是天下所未有的书，也是天下不可缺少的典籍。”他如此自喜。诸庄甫说：“石隐少年时习医，壮年时与桴亭、确庵交友，于是勉力学问。二人皆以兄事之，他的学问不从八股文入手，而能刻苦激励成一家之言。”

陆翼王博闻而朴实，是君子。家中多藏书，如《仪礼经传通解》、金仁山、许白云、真西山、魏鹤山文集及《西山读书记》。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