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剩言卷三

译根本的财富，不看重末节的财富。

栾武子善于均衡，听从众人的意见，这与子犯所说的“军队正义则士气壮盛”的观点相同，被称赞为精妙绝伦。逢滑论述祸福，楚子囊说君主的命令是用来供给（国家）的，也是这种风范。

译孔颖达疏解许国，说现在的颍川许昌就是许国所在地。汉代时称为许县。魏武帝将其改名为许昌。许灵公迁都到叶地。许悼公迁都到夷地，夷地又名城父。后来又迁居到析地，析地又名白羽。许男斯迁都到容城。查《一统志》记载：许昌即开封府许州，叶即南阳府裕州叶县，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邓州内乡县，这些地方都是楚国的土地。大概许国从叶地迁到夷地，再迁到析地，虽然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了楚国的县邑了。战国时期的滕国，如果想要迁都，情况也是如此。推测古公亶父的迁都，也一定是奉了商朝的命令，也是这种局面。

成公七年，申公巫臣带领两个卒的兵力前往吴国，留下一个偏的兵力。孔颖达疏解说：只说留下一个偏，没有提到原来率领的车数，不知道出发时带了多少辆车。左丘明撰写《左传》的言辞，都容易理解，唯独这里显得艰涩，或许是因为误读玩味所致，可以看出文章如果没有起伏照应，就会显得艰涩。

读季文子对韩穿所说的“至信以行义”这一句，因而想到当时最重视“信”，然而所谓的“信”只是能够践行自己的诺言，世上尽有能够践行诺言但内心其实虚浮的人，所以圣人谈“信”必定紧连着“忠”字，这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然而圣人门下之所以必定谈论忠信，又不是仅仅担心人们守信却不忠诚，大概也担心人们忠诚却不守信，世上有一种人内心确实无私但力量不足，外表反而出现疏漏，这又是学问疏密的区别，是学者应当努力的地方，即使忠诚却不守信也不能称为忠诚，然而分开来看却是两回事。

孔颖达疏解襄公九年关于分野的辨析说：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对应那十二次，《周礼》虽然说都有分星，但不知道这些分星是谁划分的。星纪位于东北，吴越实在东南，鲁、卫是东方的诸侯，远远归属于戌亥之次，只是以相传的说法为依据，其源头无法得知。大概古代的圣人有所推度而知晓，不是后人所能推测的。查考孔氏不作断语，最符合我的想法。这一定是由历代星官占验而得出的，比如某宿有变化，其应验常在某个国家，于是确定作为这个国家的分星，大概不是一个人一个时代所能确定的。其道理本来也无法解释，所谓星辰与土地以精气相属，而不取决于方位，大概接近真相了。至于唐代一行和尚的山河两戒之说，恐怕也近乎穿凿附会。襄公九年《左传》中“遇艮之八”一句，孔颖达疏解说：“意思是艮卦的第二爻不变的是八。”《周易》以变爻为占，占断九六之爻；《连山》、《归藏》以不变爻为占，占断七八之爻。这固然正确，然而《左传》只说“遇艮之八”，而不说“艮卦的第二爻是八”，也难免显得艰涩。

查地图，山西河津县是祖乙居住耿地的耿，与解州盐池相近。这就是《左传》所说的肥沃且靠近盐池。观察这一点，那么殷商的黄河水患就在山西。

孔颖达疏解说：“襄公十一年作三军，说春秋时期战争接连兴起，出兵多少，衡量敌军的强弱，士卒的数量，没有固定的标准。成公二年鞌之战，晋军战车八百乘，计算有六万人，只有三位卿帅率领，这说法很明白。然而又依据郑玄拘泥于《诗经》‘公徒三万’的一句话，认为僖公时已有三军，自文公以来，畏惧霸主之令，军队多则贡赋多，自行减为二军。然而其建立和废止，不见于经文的，并非如此，所以有所废止，所以不记载。”生出许多纠缠不清的枝节。“孟氏让一半子弟为臣，像儿子像弟弟；叔孙氏让全部子弟为臣。”此处的文法也很艰涩，大意是说叔孙氏只取子弟，不取父兄；相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的一半，相比叔孙氏又只得一半。如果没有昭公五年《左传》的记载，那么此处几乎无法理解。又“秦后子十里舍车，终事八反”，也很艰涩。

襄公十二年，孔颖达疏因“什吏”二字，知道晋国十人设置官吏，不同于《周礼》五人为伍的制度，也最为细致。

师旷论述卫出公与孟子关于腹心手足的意思一般，《春秋》在此也只记载为“卫侯出奔齐”，然而有用来警戒其君主的，却没有用来警戒其臣子的，毕竟令人怀疑。楚公子比，郑公子归生，齐陈乞，本来没有弑君之心，必定记载为“弑”，正可以与此互相参证。

襄公二十一年，孔颖达疏解说杜预解释地邑，自为其例，说记载“在”的指知其处，记载“有”的以示不审，此例最好。

孔颖达疏解说：“襄公二十二年，御叔以臧武仲为圣人，说‘此圣字与《周礼》‘知仁圣义’中的‘圣’、《尚书》‘惟狂克念作圣’、‘□作圣’、‘诗人之齐圣’、‘皇父孔圣’诸‘圣’字一例看，最是。’”

程郑降阶之言，本属善言。然而因其平素傲慢，知道其决不会因学问而思谦退，所以说不在程郑，必是势窘而然。

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贾逵认为这九件事，是赋税差品。山林之地，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薮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而当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礼》一易、再易、不易之意。杜预、孔颖达虽不用其说，然而疏内仍详载之。大概左氏之旨，虽未必然，然亦可见土田当分等，则从古而然。

然明说：“视民如子，见不仁

译（对违犯法度的人）就诛杀他。”子产喜欢他的话，但他告诉太叔时却说：“治理政事如同从事农事，要日夜思考。”我因此感叹子产善于运用言辞。大概爱护百姓而厌恶不仁，为政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一点的了。如果不思考，那么爱与厌恶或许就会偏向一方。看子产在都城和边邑都有法度，上下都有职分，以及处理子析、子南之间的事情时，难道是随意地爱与厌恶吗？他在思考方面获益很深啊。

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传文说：“孔子让人列举这些礼仪，认为其中文辞丰富。”孔颖达的疏解说：“孔子看到这件事，赞赏其中的言辞，让弟子列举这些礼仪，作为后人的法则。”由此可知，《礼记》所记载的内容，不一定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也有春秋时期卿大夫所实行的，而被孔子采纳的。

宋国的盟会，叔孙因为违抗命令而被贬斥，虽然他有小的正确之处，也不予记录。杜预的说法最为正确，而孔疏阐发得也最为明白。

晏子说：“在外不得治理我的一邑之地。”句解解释说：“国君出逃在外，即使是我旧有的城邑，尚且不能主持，何况是邶殿呢？”这种说法很浅陋。将“宰”解释为“益”，将“外”解释为“在”，邶殿之外，让人觉得费解。

孔疏解释《小雅》《大雅》说：“《小雅》所陈述的都是小事，《大雅》所陈述的都是大事。王道既已衰落，变雅也随之产生，取《小雅》的音律，歌颂政事的变化，称为变《小雅》；取《大雅》的音律，歌颂政事的变化，称为变《大雅》。不再依据政事的大小来区分了。”又说：“正雅与二南同时，所以说周德衰微。”杜注说：“衰，就是小的意思。说的是周朝尚未盛大的时候。”大概杜注认为季札的感叹，是感叹正《小雅》；服虔、刘炫则认为感叹的是变《小雅》，杜注似乎更优。

亥字有两个头六个身子，孔疏说：“古代的亥字字体并非如此，大概春秋时期亥字有包含二和六的形体，不同于古制，也不同于小篆。”

蒍子冯的戒惧，而他的儿子蒍掩却至于被杀。况且蒍掩也不是不贤明的人，权势之不可留恋，真是厉害啊。这就是叔孙昭子对髙疆发出感叹的原因。范武子关于戒变的告诫，郑国公孙黑肱富贵而能安于贫困，身居高位的人不可不反复思考。

三鱼堂剩言卷四

《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说：“君子有四个时段：早晨听取政事，白天访问咨询，晚上修订法令，夜晚安顿身心。”以此来调节宣散他的精气，不要让精气有所壅塞闭塞而显露于身体。孔疏解释说：“凡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有限的，不可长久使用。精神长久使用就会枯竭，形体过于劳累就会败坏，不可以长久劳累。精神不使用就会迟钝，形体不使用就会痿弱，不可以长久安逸。因此应当劳逸交替以宣散精气。早晨听政，久了就会疲劳，疲劳就用访问咨询来替换；访问久了就会疲倦，疲倦就用修订法令来替换；修订法令久了就会懈怠，懈怠就用安顿身心来替换；安顿身心久了就会停滞，停滞就用听政来替换。用后面的事情改变前面的心境，这也是为了宣散精气。”这一段可以与“宽猛相济”的道理一同看待，而太史公在自序中所说，苏子瞻在御试策中所论，都偏颇了。又在“露其体”下面紧接着说“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孔疏说：“精神随着形体而盛衰，既然精气显露于身体，那么神识也就衰弱了。”

申丰论雹，孔疏引用郑康成说：“国家政治失误，君子知道大的方面，其次知道小的方面。那些深山穷谷，本来就是阴寒凝结的地方，是极阴之处，冰冻聚集的地方。如果不取用这些冰，那么寒气积蓄不宣泄，凝结成为伏阴。雨水遇到伏阴逼迫，就凝结成为冰雹。”详细记载申丰的话，以彰显藏冰之礼不可废除。其实冰雹并非全由冰造成，也是政治失误所致。我由此知道所谓不贤明的人，只认识小的方面，执着于一隅之见，而没有懂得道的根本。然而道未尝不在此之中。又由此知道古人调和阴阳，周密而没有遗漏。

观察毁中军之事在施氏那里发起，在臧氏那里完成，可知季氏善于推卸罪责，想要名实兼收。

女叔齐论仪，与北宫文子论仪，深浅不同，而各自达到了极妙的境界。

叔向论铸刑书，孔疏有两种意思，前面说：“《伊训》说：‘先王开始修明人纪，制定官刑，穆王作《吕刑》，《周礼》司刑掌管五刑之法’，这些都是预先制定刑罚。而说‘临事制刑，不豫设法’，圣王虽然制定刑法，只是列举大纲，但共同触犯一法，情节有深浅，有的轻而难原谅，有的重而可宽恕，听任当时的情势，议论其轻重，虽然依据旧有条文，而判决有出入，不预先设定法律，告示下民，让他们无法揣测深浅，常常畏惧威严而惧怕犯罪。”后面说：“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备他；赵鞅铸刑鼎，而孔子讥讽他。按照这样的传文，那么刑罚的轻重不可以让百姓知道。而李悝制定法律，萧何制定律令，颁布于天下，没有人能够改变。以现在来看，一天也不能没有法律，这自有深意。古代分封土地建立国家，世代相承，知道国家是我的土地，民众确实是我的百姓，不产生残贼的念头，所以能够临事议罪。秦汉以来，长官按时更替，那些百姓不再属于自己，如果任由他们放纵或宽舍，必将喜怒无常，爱憎改变心意，不得不制定法律来整齐他们，这又是另一种意思。前面的说法更好，我常说：‘法律可以确定，而判例不可确定’，前面的说法正是我的意思。”白狄有两个，有在晋国东边的，是昭公十二年注所说的鲜虞白狄别种；有在晋国西边的，是成公十三年所说的白狄与君同州。

孔疏解释《三坟》《五典》，不偏信一种说法；等到解释裨灶所论陈国灾星婺女，都说不是我们这类人所能测度的，绝不穿凿附会，最为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