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剩言卷二

译螽、蜚、蜮，都是危害作物的害虫。经文提到蜚、蜮时用了“有”字，而提到螟、螽时则不用“有”字。诸侯返回本国，有时说“从某地归来”，有时说“归来自某地”。晋国讨伐鲜虞，吴国进入郢都，直接列举国名，不提及将帅，也不说明是否到达郊外或动用郊祀之礼，这些都是没有特别寓意的。诸侯出逃，有时记载其名，有时不记载其名。这说明史官旧例本就有详略之分，其中的义例并不在于此，所以不必全都加以修改。”这也去除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枝节问题。

译杜预序言说，阐释《春秋》传文的体例有三类：孔颖达疏解释说，这三类是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所谓发凡正例，传文中说“凡”字有五十处，先代儒者多认为左丘明是凭自己的心意作传，没有新旧体例的区别。只有杜预阐发凡例，认为这是周公留下的法则、史官旧有的章法。所谓新意变例，经文意思显明的，传文探求其细微之处；经文意思隐晦的，传文阐发使其明白。有些直接阐发大义的地方，是史书所不记载的，这就作为义例，这些都是新意。所谓归趣非例，经文没有义例，不标明善恶，所以传文只是直接说明其旨归趋向罢了，并不是褒贬的体例。这三者概括尽了《春秋》的大纲。

杜预序言又说：作为体例的情理有五种。孔颖达疏说：第五种是惩恶劝善，这与上面的“微而显”没有不同。只是劝诫较为缓和的，属于“微而显”这一条；贬责较为严厉的，属于“惩恶劝善”这一例。先代儒者阐发体例，像这样的说法很多。朱熹在戒慎恐惧中提出“慎独”，就是这个意思。

杜预驳斥“素王”“素臣”的说法，否定“黜周王鲁”的观点，这对《春秋》的研究最有功劳。

关于“春王正月”的说法，应当以程颐和朱熹的观点为折衷。这是周历，不是夏历。

吴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大意是说《春秋》自始至终使用周历，如果《周礼》则是夏历与周历混杂。诗歌中所吟咏的，就像现在人称“摄提孟陬”等语，不拘泥于当朝时令，怎么能用《周礼》《豳风》来一并怀疑《左传》《春秋》等书呢？又说商、周改易时月，秦改易岁首，不改易时月，也不应该强行统一，以致彼此互相怀疑。他说商朝也改易时月，是根据梓慎的话：“在夏历是三月，在商历是四月，在周历是五月。”《汉书·律历志》说：“夏历是十月，商历是十一月。”陈宠说：“阳气开始萌动，天以此为正月；周历以此为春季，阳气向上通达，地以此为正月；殷历以此为春季，阳气已经到达，人以此为正月；夏历以此为春季。”有了这些数据，那么殷朝改易时月就可以知道了。《尚书》中说“惟元祀十有二月”，就是现在的子月。即位应当在岁首，而不在于岁首，没有过完一年，不应该改元；而改元了，那么夏朝的忠、商朝的质，也难以用《周礼》来证明夏、商了。至于秦朝，则是改岁首而不改时月，以闰月为后九月，《史记》确实有所依据。而文颖、颜师古等人拘泥于商、周改月的见解，更说秦朝以十月为正月。如果史家所记载的都是太初年间追改的，不是当时的本称，那就又太拘泥了。他的论述很辩驳，但我认为梓慎、陈宠的话，或许是用夏、周的时月来远推商的时月，也未可知，难以断定改时改月，商、周相同；过一年改元，商、周不同。总之，古代的事情难以凭主观臆断。

孔颖达疏论郑伯克段，只讥讽他失于教化，而认为处心积虑的说法不对，这最让人觉得伯恭的博议未免过分。

阅读杜预注，吊唁活人不及哀悼死人，孔颖达疏中详细说了他既已安葬就除丧的意思，这是杜预注最错误的地方。

隐公三年日食条目下，引用了襄公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都有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都有日食。注和疏都不能说明其原因，这确实不可理解。注疏说：曲沃就是闻喜，而现在曲沃、闻喜是两个县；翼就是绛，而现在翼城、绛州是一个州一个县。又按疏所说：唐叔最初封在太原晋阳县，就是现在的太原府；成侯迁到曲沃，穆侯迁到绛，就是现在的绛州。后来又迁到新田，就是现在的绛县，都在平阳府。大概是越迁越向西南，距离最初封的都城非常远。

孔颖达疏论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称赞他是良史，而《春秋》中鲁君被杀，左氏认为这是避讳国恶，合乎礼制，见仁见智不止一种途径，这个论述也是最正确的。

僖公元年避讳国恶，下面的孔颖达疏，说得这个意思尤其精当。

阅读孔颖达疏论桓公不书王，谷梁认为桓公无王所以不书王，杜预认为王不颁历所以不书王，刘炫认为是阙文，三种说法不敢确定，哪个是对的？但刘炫根据襄公二十七年、哀公十二年传称“司历过也”，杜预解释体例都指为鲁国的司历，似乎历法不是王朝所颁布，而且子朝之乱，王位尚且未定，怎么能颁历？而也书王，驳斥得很对。孔颖达又认为历法或许是诸侯所作，也遥禀天子正朔，子朝之乱，经文仍称王，不责备人做不到的事，就像大夫去世，国君生病在外，虽然不参与小敛，也同书日的界限，辨析得也最好。

桓公三年日食，孔颖达疏论所以发生日食的原因，不太明白。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还没有详细记载。大概朔望值交，不问内外，入限便食。只有隋朝张胄元独得其妙，认为日行黄道，月行月道，交络黄道外十三日有余，而入经黄道，称为交。如果月行内道，在黄道之北，那么日食多有验证；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虽然遇到正交，无由掩映，日食多不验证。孔颖达距离隋朝尚近，看来还没有通晓此法。他说“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是说月在日南，从南入食，南下北高，那么日食起于下；月在日北，从北入食，那么日食发于高。

译这恐怕也不确切。《昭公七年》的疏文说：“每过一百七十三天有余，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道就会相交一次，相交则日月必定发生食象。”由此可见，孔氏当时还不知道张胄元的方法。

译有年、大有年，关于此书的先儒说：“桓公、宣公不应有而有，杜预、孔颖达都不主张这种说法，颇为平正。”

《左传》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这是以夏历来说的吗？看《桓公》四年春天，公在郎地狩猎，经传可见。杜注也说：“田猎遵循夏历。”

桓公五年，州公前往曹国。疏引郑玄说：“殷商时期土地分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攻克殷商，虽然制定了五等爵位，但沿用了殷商三等土地制度。等到周公制定礼制。”

大国五百里，小国百里。所沿用的殷商诸侯，也根据功绩进行升降。因此周代有爵位尊贵而国土狭小，爵位卑微而国土广大的情况。爵位尊贵而国土狭小，大概是指州公、虞公等人。这一段大致想要调和《王制》、《周礼》的异同。然而说得还不够明白。根据他的话推究，大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初封时的制度。五百里到百里，是升降的制度。公侯的土地，百里，有功绩就可以增加到五百里、四百里。伯爵七十里，有功绩就可以增加到三百里。子爵、男爵五十里，有功绩就可以增加到二百、一百里。如果像州、虞这类，未曾增加的，仍然保持初封时的土地而已。

查阅孔颖达疏论启蛰而郊，明堂位说周朝正月郊祀，大概春秋末年，鲁国稍显僭越奢侈，见天子冬至祭天，便在正月祭祀上帝。记录者没有考察其本源，于是认为正月是常例。又郑玄注《尚书》，多用谶纬，说天神有六位，地祇有二位。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昆仑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乐冬至在圜丘祭祀，是祭天皇上帝；《月令》四时在四郊迎气，是祭五德之帝：苍帝名叫灵威仰，赤帝叫赤熛怒，黄帝叫含枢纽，白帝叫白招拒，黑帝叫叶光纪。鲁国没有冬至之祭，只祭灵威仰。只有郑玄确立此义，而先儒都不以为然。所以王肃说天体只有一个，怎么会有六天呢？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泰始初年，确定南北郊祭同一地点同一位天，采用王肃的意见。杜预身处晋朝，共同遵循王肃之说，集解释例，都不说有两位天。那么杜预的意思，天子冬至所祭，鲁人启蛰而郊，仍然是一位天，只是祭祀时间不同罢了。此注只说在南郊祀天，不说灵威仰，明显与郑玄不同。由此可知，《注》一书必知此书之来历。

查一统《志》说：“梦泽在德安的安陆县南五十里，又说在荆门州北连接德安府云梦界。”考察这两处距离长江尚远，不知为何古书说跨越长江南北？查德安也是古江夏地，所以注说“在江夏、安陆、枝江、华容”。以地势来说，那么云梦又在洞庭之西。

阅读《左传》邓曼论楚子一段，对持盈之道有所感悟。以前读所谓“余心荡者”，不知如何称为荡。杜注说“荡，动散也”，“动散”二字与“主一无适”正相反。临事而思虑散乱，不能专一，这就叫荡。并非一定要荒淫放荡才叫荡。然而认为因盈满而荡的，又是什么缘故呢？夫思虑散乱之人，必定隐然有一段自满之意。如果认为眼前之事不难，而旁思横想，逐渐蔓延以至于不可收拾，不是精神耗散而丧身，就是谋划颠倒而败事。那么邓曼为何不在王前一言提醒，使他收拾心神以干大事，而只是退而窃叹呢？回答说：“邓曼必定也说了，而史官没有详细记载。”但也知道即使说了，也不是短时间内能收拾好的。盈满的危害真是严重啊。大概楚子之心荡，也如同莫敖之举趾高一样。然而莫敖的毛病是浮夸，可以用威严来挽救；楚子的毛病深重，不是一时箴言警醒所能治愈的。可惜啊，邓曼不能及早预见，到了这种地步才知晓。

庄公二十五年日食，孔疏说：“古代的历书已经亡佚了。汉朝兴起以来，草创其术。三统历认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会。近世制定历法的人，都认为一百七十二日有余而日一食。”看这条，更加知道孔疏还没有达到隋朝张胄元的交食之法。

庄公二十六年，晋士蒍为大司空。孔疏说：晋自文公以后，世代为盟主，征伐各国，卿以军将为名，司空不再是卿官。所以文公二年，司空士縠不是卿。虽然不再是卿，职掌没有不同。成公十八年传曰：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是其典事相同。由此知道当时官制变革，名同实异。成公二年，晋司马、司空都受一命之服。疏说：司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晋国的诸卿都以三军将佐为号，其司马、司空都是大夫之官。

孔疏以“筮短龟长”为卜人假托之词，而非正理，最是恰当。又说“臭”是气之总名，原本不是善恶之称。但既然称善气为香，所以专以恶气为“臭”，说“臭”字也最明白。

僖公九年甲子，晋侯佹诸卒。孔疏说：“春秋之世，史官失其职守，赴告之文多违背礼制。计诸

译晋侯去世时，应当在他去世的月日告知邻国。《春秋·隐公三年》的传文说：“壬戌日，周平王去世，奔丧使者报告说是庚戌日，所以经文记载为庚戌。”这是奔丧使者虚报了日期。《春秋·襄公二十八年》的传文说：“周王室派人来报告丧事，鲁国询问去世的具体日期，使者以甲子日回答，所以经文记载为甲子。”这是最初奔丧时没有报告日期，被询问后才报告日期。《春秋·文公十四年》的传文说：“七月乙卯日夜，齐国的商人杀了舍，齐国人平定了懿公的动乱后派人来报告祸难，所以经文记载为九月。”这是奔丧使者没有说明去世的月份，鲁国史官不再详细审问，就直接按照使者来报告的那个月份记载。这个甲子日，是晋侯去世，大概是奔丧使者只报告了日期而没有报告月份，鲁国史官不再详细审问，就记载了使者来报告的那一天，只称甲子而已，不知道甲子是哪个月的日期，所以排在戊辰日之后。考察此外，比如晋惠公在僖公二十三年九月去世，而经文记载在二十四年的冬天，孔颖达的疏解都说这是因为奔丧报告的原因。顾炎武却依据僖公五年杀太子申生、九年杀卓子、十年杀丕郑、十五年韩原之战，经传中的日月记载相互错杂，认为这是晋国使用夏历，恐怕不是这样。虽然有《竹书纪年》作为证据，但《竹书纪年》恐怕是伪作。

译品味韩简对晋惠公所说的话，可以看出蓍草和龟甲能够预知吉凶，却不能改变吉凶。品味内史叔兴论述宋襄公的话，可知灾异是由阴阳失调而显现出来的，并非由阴阳直接产生，这些都是卓然明理的高论。关于叔兴的话，服虔、刘炫的解释胜过杜预。杜预将阴阳与吉凶各作为一项来解说，并把《洪范》中的咎征以及传文中所说的“混乱则妖灾产生”都归之于神道设教，认为并非实指，恐怕涉及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说法。孔颖达的疏注两载其义而不敢断定，大概也是知道杜预的这种说法有毛病。

子玉不肯用琼弁玉缨祭祀黄河，子产不肯用瓘斚禳除火灾，事情相似却不同：子产是担心因为鬼神而废弛人事，子玉是不懂得借助鬼神来安定人心。孔颖达的疏注说得非常明白。

《左传》记载襄王出居在汜，杜预注解说：“这是南泛[在襄城县南]。”秦军泛南，杜预说：“这是东泛[在荥阳中牟县南]。”这两处都属于郑国地界，都读作“凡”。然而现在郑州汜水县的当地人又读作“巳”，不知是何缘故。查《正韵》，泛读作“凡”，在覃韵；汜读作“巳”，在纸韵。这两个字不同。根据襄公二十六年的疏注，在中牟、襄城的是地名，在成皋的是水名。成公四年，晋国攻打郑国，夺取了泛，祭孔的疏注说：“杜预注解说中牟县有东泛，襄城县有西泛。”知道这个泛不是那两个泛，而成皋县东有汜水，因为晋人所夺取的，应当是郑国的西北边界，即今天的汜水。字书中水旁加巳为汜，水旁加〇为泛，二者不混淆。查《韵会举要》，成皋的汜水读音似从巳，襄城的泛水读音为凡，从〇。汉高祖即位的泛也从〇，而读作泛。曹咎自刎的汜水，就是成皋的汜水。又卫懿公与狄人在荥泽作战，杜预注解说：“在黄河以北。”而《一统志》就指为郑州的荥泽县，那就在黄河以南了。

僖公三十年，鲁国宴请周公，陈列有白黑形盐。注解说：“白的是熬制的稻米，黑的是熬制的黍米。”疏注说：“谷物中的白色和黑色，只有稻和黍是这样。”我还记得李子正说：“北方的细米就是稷，高粱就是黍。”又有一种叫黄米的，像细米但稍大一些。用孔颖达疏注的话来验证，确实如此。但用律管累黍的意义来考察，那么高粱恐怕未必是圆的，应当再考证。

宁武子不肯祭祀相，而子产劝晋国祭祀鲧。孔颖达的疏注也没有说得很明白。

三鱼堂剩言卷三

阅读《左传》文公元年闰三月，哀公二十七年十一月，月亮在申位。昭公二十年二月，冬至。哀公十二年十二月，有蝗虫。知道春秋时期闰法差错最多，所以杜预作《长历》，只就《春秋》的日月来考察其节气候应，最为有见识。孔颖达疏注论述得也最详细。后世却想用《春秋》来验证历法，或者想用历法来证明《春秋》，这都是会被杜预所讥笑的。

文公二年孔颖达疏注说：“郑玄认为明堂在国都的南面，与祖庙分开。左氏旧说以及贾逵、卢植、蔡邕、服虔等人，都认为祖庙与明堂是一回事，所以杜预也认同。孔颖达尊崇杜预到了极点。”

宁嬴论述刚克柔克，都在于修养自身。说法与《书解》不同，但彼此并不违背。

晋国大夫没有比士会父子更贤能的，而范氏却不能像韩氏、魏氏那样兴盛。考察杜预注，士会是士蒍的孙子，按理其后代就不该昌盛了。然而还有好几代的延续，那是士会父子挽回造化之力啊。这就像宣德、弘治继承永乐之后吗？

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孔颖达疏注说：“必定在每月初一举行这种告朔、听朔的礼仪，是因为国君远离琐事以保全委任的责任，而又担心听信左右近臣，所以趁着每月初一会集群吏来听取大政。不仅仅是议论将要发生的事，而是用来考察已经发生的事。又厌恶私下听信扰乱公事，所以公开众人来决断。”玩味这一段，可以认识政体。

阅读《左传》文公四次不视朔。不视朔只限于四次，那么视朔的时候还是很多的。不知道告朔之礼从哪一年开始永远废除？经传中并没有记载。而《论语》注解说：“鲁文公开始不视朔”，大概开端由此开启。

葛藟尚且能庇护它的根本，疏注说：“比喻隐晦的，称为兴；兴中显明的，称为比。”解说比兴很好。

孔颖达疏注怀疑鄋瞒的种类太奇特，又怀疑其处者为刘氏一句，似乎是汉儒的附会，怀疑得也是对的。

成公二年孔颖达疏注：“大路”二字，“莗木”是卿大夫车中尊贵的，郑子蟜、叔孙穆子受之于王，都称“大”就是如此。金路是诸侯车中尊贵的，也称“大”，定公四年“大路”“大旗”就是如此。玉路，是天子车中尊贵的，也称“大”，《顾命》“大路在宾阶面”就是如此。又成公六年辨别内朝、外朝，凡是国君内朝有两个，外朝有一个。内朝两个，是路门内外的朝堂；外朝一个，是库门外的朝堂。如果诸侯三门，皋应路，外朝就在应门外；鲁国的三门，库雉路，那么外朝就在雉门外。像这类情况，不看注疏，怎么能明白？

孔子论述治国，必定先使百姓富裕。然而韩献子说：“国家富饶则百姓骄纵安逸。”敬姜说：“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大概圣人原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