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鱼堂剩言卷八
考亭渊源录》第十八卷载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说。郭是从禅学入门者，恐此所述未必确。用功如何，可这様限定？第二十卷，刘淳叟欲做虚静工夫，朱子与言李延平教人静坐之不然，可见郭友仁所述未确。
吕泾野集有云：「衡有铢两钧石之星也，若为尘垢所掩，则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枢三垣五纬二十八宿之星也，若为云雾所障，则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犹天与衡也。」此一段说心最好。又云：「如使颜子之父母不悦于箪瓢，乃颜子自以为乐而不改，则虽夫子岂肯称其贤？」此亦说得最好。又云：「夫子所谓一以贯之者，其约乎？故颜子曰『约我以礼』。」此看约礼即一贯，与愚向所见不同。又云：「时有升降，阴阳尽之矣；学无止足，鸢鱼见之矣。阴阳尽，穷通得丧皆非在我者也；鸢鱼见，体用显微皆非在物者也。」是见道之言。又云：「禹之导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执中。未至于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讱言，参之三省，说得真妙。」又云：「孔门论学，惟仁为大学；仁惟礼为急。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皆仁也。天体物而无不在，仁体事而无不存。夫子告颜渊之为仁，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亦是意乎？」按此一条可见，约礼即是一贯。予向疑一贯与此约字不同，非也。
较王学质疑，因思程子言：“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云：“性即理也。”此处宜将《大学》或问中所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合看方明，仁义礼智皆心之用，管乎天下之理者也。阅孙征君年谱，叹近年来南方有一黄黎州，北方有一孙锺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学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
孙锺元鹿伯顺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践迹的事。
鹿江村孙征君，皆一代伟人。其品之髙，则所谓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学之勇，则所谓未之能行，惟恐有闻者也。只是不虚心，不细心。子路当日，亦是这个气象。頼圣人之裁成，所以终成千古大贤。
看《学蔀通辨》后编，朱子答廖子晦一条，觉明镜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学》或问中有“鉴空衡平”之说，论颜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镜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论孟子“万物皆备”，而以镜中看花言之，则是以镜喻性矣，大谬。此陈清澜所以谓孟子“万物皆备”是以万物之理言，陆学之“万物皆备”是以万物之影象言。
以六经为圣人糟粕者，犹以虚无之见置在六经外；以六经为我注脚者，直以虚无之见置在六经内。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论语》，犹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经，必不可从也。
阅儒宗理要内绪言觉其踈浅
黄太冲撰《周海门传》云：「性理也，心气也。阳明言『无善无恶心之体』，非言性无善无不善。以无善无不善为性者，海门之咎也。然阳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为王学者，乐其病；今之为王学者，掩其病。」
刁蒙吉《辨道录》载罗文庄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论《西铭》之言，其言至简，而推之天下之理，无所不尽，持此以论性，自不湏立“天命”“气质”之两名。按整庵尊“理一分殊”之语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气质”之名，则非矣。但知理气之合，而不知理气之分，可乎？
陈迁鹤言：「闽中从来不染于姚江之学，惟一李贽出仕于外，与王龙溪交，遂习为横议。」
朱陆皆以镜喻心，然一是真明镜，一是含糊之镜。辨学术异同，若在经书文义上辨之，则彼此胶执，葛藤无已矣。且舍文义而单论下手工夫，则得失自见。
今之回护姚江者有二，一则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此不过欲寛姚江，其病犹小；一则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此则直欲诬程朱，其罪大。
昔人云：「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此与夫子「主忠信，徙义」之意同。我人存一至诚无伪之心，进而有为，可谓忠矣。然其间轻重缓急，过差而不合
译《考亭渊源录》第十八卷记载朱子告诉郭友仁，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说法。郭友仁是从禅学入门的人，恐怕这记载未必确切。用功的方法，可以这样限定吗？第二十卷中，刘淳叟想要做虚静的工夫，朱子与他谈论李延平教人静坐是不对的，可见郭友仁的记载不确切。
吕泾野集中说：“秤上有铢、两、钧、石等星点，如果被尘垢掩盖，就无法辨别了。天上有斗枢、三垣、五纬、二十八宿等星宿，如果被云雾遮蔽，就无法辨别了。人心的星点，就像天和秤一样。”这一段说心最好。又说：“假如颜回的父母对箪食瓢饮的生活不悦，而颜回自己以为快乐而不改变，那么即使孔子难道肯称赞他贤德吗？”这也说得最好。又说：“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是简约吧？所以颜回说‘用礼来约束我’。”这认为约礼就是一贯，与我以往的看法不同。又说：“时节有升降，阴阳穷尽了；学问没有止境，鸢飞鱼跃体现了。阴阳穷尽，穷通得丧都不是由我决定的；鸢飞鱼跃体现，体用显微都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这是见道的言论。又说：“大禹疏导江河，在于采纳善言。怎么知道言语是善的？在于精一以执中。未达到大禹境界的人，在于寻求病痛最切处并去除它。比如牛耕的讱言，曾子的三省，说得真妙。”又说：“孔门论学，只有仁是大学；仁中以礼为急。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都是仁。天体现万物而无不在，仁体现万事而无不存。孔子告诉颜渊如何做到仁，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也是这个意思吗？”按这一条可见，约礼就是一贯。我以往怀疑一贯与这个“约”字不同，是不对的。
比较《王学质疑》，因而想到程子说：“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说：“性即理也。”这里应当将《大学或问》中所说的：“心虽然主宰一身，但其虚灵的体足以管摄天下的理；理虽然散在万物，但其微妙的用实际上不出于一人之心。”合起来看才明白，仁义礼智都是心的作用，管摄天下的理。阅读孙征君年谱，感叹近年来南方有一个黄黎州，北方有一个孙锺元，都是君子，然而天下学者大多被他们教得不清楚。
孙锺元、鹿伯顺一生苦志，只做到了不践迹的事。
鹿江村、孙征君，都是一代伟人。他们品格的高尚，就是所说的“不嫉妒不贪求，何事不美好”；他们治学的勇毅，就是所说的“没能实行，唯恐有所听闻”。只是不虚心，不细心。子路当时，也是这种气象。依靠圣人的裁成，所以最终成为千古大贤。
看《学蔀通辨》后编，朱子回答廖子晦的一条，觉得明镜只能比喻心，不能比喻性。朱子《大学或问》中有“鉴空衡平”的说法，论颜回“明睿所照”，也以明镜来说，都只是说心。至于象山论孟子“万物皆备”，而以镜中看花来说，那就是以镜比喻性了，大错。这就是陈清澜所说的，孟子的“万物皆备”是以万物之理来说，陆学的“万物皆备”是以万物之影像来说。
把六经当作圣人糟粕的人，犹如把虚无之见放在六经之外；把六经当作我注脚的人，直接把虚无之见放在六经之内。所以王弼的《易》，何晏的《论语》，还有可取之处；而象山的解经，必不可从。
阅读《儒宗理要》内绪言，觉得其疏浅。
黄太冲撰《周海门传》说：“性是理，心是气。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不是说性无善无不善。以无善无不善为性的，是海门的过错。然而阳明不是说‘心即理吗’？怎么可以掩盖呢？大概过去做王学的人，乐于其病；现在做王学的人，掩盖其病。”
刁蒙吉《辨道录》记载罗文庄的话说：“理一分殊”四个字，本是程子论《西铭》的话，其言至简，而推之天下之理，无所不尽，持此以论性，自然不需要立“天命”“气质”两个名称。按整庵尊崇“理一分殊”的话可以，而便想以此破除“天命”“气质”的名称，则不对了。只知理气之合，而不知理气之分，可以吗？
陈迁鹤说：“闽中从来不染于姚江之学，只有李贽出仕在外，与王龙溪交往，于是习为横议。”
朱陆都以镜比喻心，然而一个是真明镜，一个是含糊之镜。辨析学术异同，如果在经书文义上辨析，则彼此胶执，葛藤无已。况且舍弃文义而单论下手工夫，则得失自见。
现在回护姚江的有两种，一种是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这不过是想宽恕姚江，其病还小；一种是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这则是直欲诬蔑程朱，其罪大。
昔人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这与夫子“主忠信，徙义”的意思相同。我们存一至诚无伪之心，进而有为，可谓忠了。然而其间轻重缓急，过差而不合
于义者尽多。故进思尽忠者，必退思补过；主忠信者，必徙义。阳明以「致良知」三字为学，岂知此也哉！
译合乎道义的事情实在很多。因此，进仕时想着竭尽忠诚的人，必定在退隐时想着弥补过失；以忠信为根本的人，必定会迁善改过，趋向道义。王阳明以“致良知”三个字作为学问的宗旨，难道他不知道这一点吗！
姚江一派，学术日异而月不同。正嘉之际，其词诐；嘉隆之际，其词滛万厯以后，其词邪；至今日，其词遁。
日求去过，而过不能去者，一则起于欲根未尽，一则起于习气未除，一则起于见识未真。
一篇朱子行状，即是一篇《太极图说》。一篇《太极图说》，即是一篇朱子行状。
人之喜怒，各有气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观怒之气象。尽有怒得是，而气象不好者。
人生处处要树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天下道理，只得一个。旋相为宫之法，在医家则谓之君臣佐使。
大人言：「熊见可之讲书，但自讲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于童子之耳。」予因悟圣人言忠，又必言恕，盖能尽心而不能推己，其弊如此。
春秋之义，不责下，责上；不责小人，责君子。大易之义，不忧衰，而忧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时可不戒谨？
三鱼堂剩言卷九
初学读《战国策》，不如将纲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并天下熟读。
纲目序知伯之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于显王二十三年，皆是追叙法。知伯、子思皆纲目前人。
纲目书法于孝恵四年帝冠条下云：「于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悦汉纪》髙祖崩年，孝恵已年十六，安得如书法所云？又纲目髙祖十年分注内，「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正误，因杜诗「黄绮终辞汉」之句，遂云「绮里季、夏一人也，黄公一人也」。今查《汉纪》四人：曰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安得如正误之言？又查孝恵四年立皇后张氏，《汉纪》、纲目俱云是鲁元公主女，然恐非鲁元所亲生。观髙帝七年，上欲以鲁元许匃奴，此时尚未归张敖也，安得至孝恵四年遂有如此长女？荀悦议其非礼，恐亦未考。
汉武纲目「跅弛」二字，「跅」是跅落，乃不顾利害之意；「弛」是弛废，乃不循规矩之意。注不甚明。
纲目虽极与严光，然不载足加帝腹之事，盖不予其傲也。
阅桓帝延熹三年，纲目：赵岐为皮氏长，以宦者左悺兄为河东太守，耻之，即日弃官而归，可谓危行矣。惜未能言，孙以至家属受祸。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玩纲目言：孔北海才踈意广，只是大纲好，细目未尽。
看《国语》三川震篇，因思后世地震之变多矣。不必皆亡，伯阳父何以知幽王之亡？大抵天变与人事相叅人事不爽，天变偶至，不至于亡，如元气壮盛之人偶感风寒也。人事既壊天变又至，其亡必矣，如元气衰弱之人复遭风寒也。观其言「周徳若二代之季」，可知。
国语》管子对桓公曰：“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竱本肇未设象者，立为一定之法也；式权者，用其变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缀以度，以人之众寡言，人有众寡，难以一法治，比校之，连缀之宜，分则分宜，合则合，各有度焉。竱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难以一法理，等量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轻而轻，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谓权也。”《国语》夙沙厘云：“吾委质于翟之鼓，非委质于晋之鼓也。”韦昭注云：“质，贽也。”《左传》狐突云：“策名委质。”杜注、孔疏云：“质，身体也。”二说不同，说异而不妨并存者，此类是。
史记·赵世家》献侯即位，治中牟。瓉注：“中牟应在相州，非郑中牟。”辨地里志之失，最是项羽纪。宋义留安阳，索隠谓应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阳。辨师古之非，最是。
公孙弘尽有好处，如诛郭解，抑卜式，杀主父偃，皆不可谓不是，特阻汲黯、董仲舒，则不能为之解。
史记·公孙弘传》不载其开东合事，亦是太史公恶而不知其羙处。
阅汲郑传郑侠而和汲侠而清
读李斯传，以督责为王道，以申商为圣人，何异指鹿为马？
史记·相如传》序："上林八川而云东注太湖，何谬至此？"注不能正，而反附会之，何也？
郭解之谦让，只是一个克字，与万石君之气味全别。
读《货殖传》，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气质之性，不知义
译姚江这一派，学术日新月异。正德、嘉靖年间，他们的言辞偏颇；嘉靖、隆庆年间，他们的言辞淫靡；万历以后，他们的言辞邪僻；到了今天，他们的言辞遁逃。
天天追求过错，过错却去除不掉，一是因为欲望的根本没有断尽，二是因为习气没有消除，三是因为见识不够真切。
一篇朱子的行状，就是一篇《太极图说》；一篇《太极图说》，就是一篇朱子的行状。
人的喜怒，各有气象。程子希望人们忘掉愤怒，去观察道理的是非。我更希望人们忘掉愤怒，去观察愤怒的气象。完全有愤怒得有理，但气象不好的情况。
人生处处要树立一个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分寸。
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旋相为宫的方法，在医家就叫做君臣佐使。
大人说：“熊见可讲书，只是自己讲了一遍，而不能使道理委婉地进入童子耳中。”我因此领悟圣人讲忠，又必然讲恕，大概能尽心而不能推己及人，弊端就是这样。
春秋的大义，不责备下级，而责备上级；不责备小人，而责备君子。《周易》的大义，不担忧衰败，而担忧兴盛。由此思考，人生什么时候可以不戒慎恐惧？
三鱼堂剩言卷九
初学者读《战国策》，不如将《纲目》从威烈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部分熟读。
《纲目》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记载知伯的事，在显王二十三年记载子思的话，都是追叙的手法。知伯、子思都是《纲目》之前的人。
《纲目》书法在孝惠四年“帝冠”条下说：“这时皇帝十五岁了。”查《荀悦汉纪》，高祖去世那年，孝惠已经十六岁，怎么能像书法所说的那样？又《纲目》高祖十年分注内，“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的正误，因为杜诗“黄绮终辞汉”的句子，就说“绮里季、夏黄公是一个人，黄公是一个人”。现在查《汉纪》四人：叫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绮里季，怎么能像正误所说的那样？又查孝惠四年立皇后张氏，《汉纪》、《纲目》都说她是鲁元公主的女儿，但恐怕不是鲁元所亲生。看高帝七年，皇上想把鲁元许配给匈奴，这时她还没有嫁给张敖，怎么能到孝惠四年就有这么长大的女儿？荀悦议论她不合礼，恐怕也没有考证。
《纲目》中“跅弛”二字，“跅”是跅落，是不顾利害的意思；“弛”是弛废，是不循规矩的意思。注释不太明白。
《纲目》虽然极力推崇严光，但不记载他把脚放在皇帝肚子上的事，大概是不赞许他的傲慢。
看桓帝延熹三年，《纲目》：赵岐任皮氏长，因为宦官左悺的哥哥任河东太守，感到耻辱，当天就弃官回家，可以说是危行矣。可惜没能说话，导致家属受祸。这就是李固的女儿李文姬告诫她弟弟的原因。玩味《纲目》说：孔北海才疏意广，只是大纲好，细目未尽。
看《国语》三川震篇，因此想到后世地震的变故很多。不一定都亡国，伯阳父怎么知道幽王会亡国？大概天变与人事相参，人事没有差错，天变偶然到来，不至于亡国，就像元气壮盛的人偶然感染风寒。人事已经败坏，天变又到来，必然亡国，就像元气衰弱的人又遭受风寒。看他说“周德像二代的末年”，就可以知道了。
《国语》管子对桓公说：“设立形象作为百姓的纲纪，运用权变来相应，比较连缀来度量。‘竱本肇未设象者’，是立为一定之法；‘式权者’，是用其变通之宜，用来完善这个法。‘比缀以度’，以人的众寡来说，人有众寡，难以用一法治，比较它，连缀它，宜分则分，宜合则合，各有尺度。‘竱本肇末’，以事的本末来说，事有本末，难以用一法理，等量它，匡正它，宜重则重，宜轻则轻，也各有尺度。这些都是所谓的权。”《国语》夙沙厘说：“我委质于翟的鼓，不是委质于晋的鼓。”韦昭注说：“质，是贽。”《左传》狐突说：“策名委质。”杜注、孔疏说：“质，是身体。”两种说法不同，说法不同但不妨碍并存，这类就是。
《史记·赵世家》献侯即位，治理中牟。瓉注：“中牟应该在相州，不是郑国的中牟。”辨析地理志的错误，最厉害的是项羽纪。宋义留在安阳，索隐说应该在宋州，不是相州的安阳。辨析师古的错误，最厉害的是。
公孙弘尽有好处，如诛郭解，抑制卜式，杀主父偃，都不能说不是，只是阻止汲黯、董仲舒，就不能为他辩解。
《史记·公孙弘传》不记载他开东合的事，也是太史公厌恶他而不知道他的美处。
看汲郑传，郑侠而和，汲侠而清。
读李斯传，以督责为王道，以申商为圣人，何异于指鹿为马？
《史记·相如传》序：“上林八川而云东注太湖，怎么谬误到这种地步？”注释不能纠正，反而附会它，为什么呢？
郭解的谦让，只是一个克字，与万石君的气味完全不同。
读《货殖传》，太史公只知道人心，不知道道心；只知道气质之性，不知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