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桥随笔卷十二

译这是我所没有听说过的。后世的愚昧之人，大多趋附信奉佛教并心甘情愿。亲人死在床上，不按照礼制办理，却去信奉佛教；不哭泣捶胸哀悼，却去敲钟击磬鸣钹打鼓。如果不这样做，人们就会互相嘲笑，认为可以简便地安葬了。拘泥于山川风水是否有利而不立即安葬，有的人甚至终身不葬，有的人死后留下棺材留给子孙。更严重的，子孙害怕安葬带来的灾祸，竟然把尸体抬起来丢弃。用水火安葬，按照礼制对待亲人，世人反而指责这是愚蠢。唉，这是多么不明事理而达到这种极端的地步啊？那些佛教所说的轮回，果真可信吗？上天化生万物，依靠的是阴阳二气和五行。它们的运行无穷无尽，它们的延续没有开端。先前的过去了而后面的来了，从未互相依赖作为作用，这是阴阳二气和五行的常态。从草木来看，在春天发芽繁荣，茂盛强壮奋力生长，蓬勃得不可遏制。等到凛冽的寒风警戒它，霜露施加于它，昔日滋润茂盛的景象，一旦飘散成为浮尘，化成为污泥，生命力耗尽，踪迹可以窥见了。明年发生的草木，是初到的气造成的，哪里再依赖已经死亡的残余荣华？人也是这样，得到气就产生生命，气尽了就死亡。死亡就不再有了知觉。假使有焚烧炙烤切割，享乐舒适，身体尚且不能拥有，又怎么能够承受呢？形体耗尽气也耗尽，魂升魄降，没有不穷尽的，怎么能进入人的胸腹，在世上重生，而称之为轮回呢？天地最神奇的气，因为它流行不穷，所以长久而常新，变化而不同。如果一定要依赖已死的人作为将生之人的根本，那么造化的道理就停止了，哪里足以称为天地？假使有这种情况，人本来不知道。佛教徒也是人，凭什么独自知道？他们因为那模糊不清不可揣测，所以妄言来欺骗世人，难道可以相信而侍奉他们的教义吗？孔子说按照礼制祭祀就是孝，那么侍奉异端的妄说，抛弃圣典而不相信，这违背礼制，太严重了。不孝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而愚昧的人却安于这种状况而不认为不对，怎么可以呢？葬师用祸福来打动人心，他们的说法尤其奇怪。人的昌盛兴盛，他们的祖先一定有深厚的德行遗留；卑贱贫穷夭折断绝的，一定有余下的恶行显著。山川有什么关系呢？荒诞的人却不是这样，听说这里有富贵的人，就把福归因于坟茔，说：这是某种形状，这是某种征兆，按照安葬的法度应当这样。听说这里有贫贱的人，就说：这是安葬的罪过，按照法度应当达到这种地步。相信这些话，那些多财而力足的人，都会相继做不善的事。等到死了，寻求好的地方安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免除子孙的祸患。谁来做善事呢？从大的方面来说，关系到盛衰的，没有比国都更大的了。崤山函谷河渭水没有不同。秦帝灭亡，汉帝昌盛，隋朝占据它而短命，唐朝占据它而长久，果真在于好的地方吗？帝王尊贵，家天下而役使海内，如果地方好可以兴盛，竭尽智慧来营造陵庙，寻求什么不能达到？而亡国败主相继出现，那么果真不在于此。明白了！古代占卜住宅墓地，是用神道来安定民心，不是看山冈的向背顺逆，主观推测目测判断，像世间的葬师那样。葬师推崇晋代的郭璞，他的书如果可信，郭璞用它来安葬他的祖先，应该有奇异的验证不虚假，而郭璞最终死于篡贼，他的身体不能得福，却说能得福吗？人们能相信吗？世间的人多相信，不知道自陷于不肖，而没有谁救赎。唉！先王的礼制，一失就流于荒野，再坏就化为异端，等到大大破坏而不能挽回，忽然陷入禽兽而不觉察，难道不悲哀吗！从今往后，我不能知道它到达什么地步。人心浸淫胶固，不是空话所能革除的。我独自告诉我的族人：亲人丧事必须守孝三年，三年的制度必须遵循礼制，不要用佛教从事，违反的活着惩罚，死了不在祖先祠堂祭祀。安葬占卜吉凶但不要拘泥于葬师的说法，期限必须在三个月，三个月不能到五个月，五个月不能到七个月，超过一年的像违反丧礼的惩罚，必须刻墓志铭，力量不足的刻名字，使后代有考证。作《方氏丧葬仪》，这是明方正学先生宗仪九则之一。佛教葬师的说法，我深深厌恶，常常想畅言其谬误，而笔端庸劣不能尽述。先生这篇深切着明，人人可懂，真是有家者所应效法，对人心风俗的裨益，不是浅薄的。九则中的八条说：尊祖，重谱，睦族，广睦，务学，谨行，修德，体仁，我都奉为训诫，而另录这篇在这里，是因为佛教葬师的害处浸淫胶固，虽然名流巨公也多相信而不认为不对，不揣冒昧在杂录中妄陈末议。现在得到先生作为帮助，那么孤掌之鸣，可以不甚畏惧。所以记载在笔端的，不惮再三。后来又得到刘伯温先生的书，《刘禹畴孝行后语》，也可以看出佛教的谬误，一并录下。阅读的人，应当更加相信。

译佛教的教义，究竟有什么道理，竟能让人如此信奉呢？人的本性没有不喜欢安乐而厌恶忧患的，所以揣度人心，一定要针对人们常害怕的地方；诱导人心，一定要针对人们常渴望的地方，然后不用驱使，人们就会自己前往。佛教设定了祸福的说法，它也是善于招引人啊。天下的民众，众多如林木，却没有不被它招引的。为什么呢？它本来不只是迷惑愚昧的人罢了。人的本性没有不爱自己亲人的，亲人去世了，哀痛的心情还没有平复，却说在阴间要加上罪责，谁不内心警惕而受到触动呢？偶尔有人怀疑，就有一群人喧哗指责他。如果亲眼看见死去的人，被拘禁在牢狱中，遭受鞭打而盼望救援，所以中等资质的人没有不像波浪一样奔涌、像蚂蚁一样附着的。即使有品行笃实、坚守道义的亲人，也牵强附会地罗织罪名，在泥塑木雕的偶像前告知哀痛。他们本来自以为孝顺，却不知道这是大不孝，难道不可悲吗？况且他们说杀害生灵的人一定要抵命，所以有牛马羊猪蛇蝎的诉讼，说天下所有蠕动的生物都不能杀。现在老虎豹子鹰隼搏击飞禽走兽来吃，每天不知有多少，难道唯独它们没有罪吗？人杀动物有诉讼，老虎豹子吃人却没有诉讼，为什么重视禽兽而轻视人呢？他们又说妇女生育孩子一定有大罪，所以年轻女子尤其笃信他们的说法，以此来报答母亲的恩情。我不知道掌管这诉讼的是谁？人一定有母亲，是舍弃自己的母亲而去审判别人的母亲呢？还是连同自己的母亲一起审判呢？审判自己的母亲是不孝，舍弃自己的母亲而审判别人的母亲是不公。不孝和不公，都不能用来作为法令。这两者必定占其一，将会看到众人起来攻击他们了。即使有诉讼，谁来审理呢？主宰天地的是天帝。他们却说有佛。至于论及佛的所作所为，温和柔顺得像老妇人一样，有人呼救，不论是非，即使是穷凶极恶的人也无不伸手救援，让有罪的人不畏惧刑罚，这是用私情破坏法律。法律出自天帝，而佛破坏了它，这是自己获罪于天啊。我知道没有这种事，是很明显的。凭着刘子的贤能，他不被迷惑，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只悲叹天下像刘子这样的人不多，所以又写这些话来开导那些知道爱亲人却不知道正道的人。虽然如此，现在那些互相尊奉而不知厌倦的人，也不过是崇尚虚浮华丽、装点门面，以及勉强支撑来应付差事罢了。想要找到那些考虑到亲人在阴间被加罪而内心警惕触动的人，又找不到了。可悲啊。

王百谷先生作《吴社编》，顾文学云龙又写信补充其中未备的内容，大概都是愤慨世俗、忧虑时事的言论。我的家乡号称贫寒瘠薄，而近来风俗竞相趋向奢华靡费，即使处在战乱之后，救死尚且不足，但编中所厌恶的：喜欢讹传、崇尚怪异，轻视人道而重视鬼神等各种陋习，也都有。全国上下喧哗混乱，像喝了狂药一样，我无力挽回，不禁有杞人忧天的忧虑。抄录编中的前后语，以及顾书附在杂记中，希望孩子们省视阅览。如果有想要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逸的文辞，来维护我们的正道，像孟子那样的人吗？应当不会指责我违背世俗。

里社的说法，是用来祈求年成丰收，驱除灾祸，和睦乡里，安乐太平罢了。吴地风俗淫靡，喜欢讹传崇尚怪异，轻视人道而重视鬼神，舍弃医药而听从巫觋，毁坏宗庙而建立淫祠，废黜祖先而尊崇野鬼。唉，弊端已经很久了。每到春夏之交，妄言神灵降临，于是游手好闲、追逐末利、无赖不得志的人，夸大其事，扰乱市井的听闻，迷惑幼稚狂妄的见解。朱门大户、冠带士人，白发苍苍的老人，草野农夫，建牙立旗的武客，红颜美貌的女子，没有不惊心动魄、改变意志，改变声色的。金钱玉帛，像河流一样倾泻，像云彩一样输送，百戏罗列，威仪杂乱，开启僭越窃取之心，滋生奸邪之行，助长争斗之风，决开奢侈淫逸的堤坝，溃决法律的防线，废弃四民的产业。唉，这是社祭引发的祸患啊。从前郭代公杀猪，乌氏的妖术消亡；西门豹沉巫，河伯的祸害平息。现在的执政者，不询问这些，难道所谓鲁人打猎争胜，孔子也打猎争胜吗？不然就是另一种道理了，我们小人是不知道的。己【王百谷吴社编序】

百谷确实是奇才，也可畏啊！《吴社编》的写作，不只是铺陈辞藻、抒发情感而已，大概有怜悯时事的胸怀，事先的忧虑啊。将来他掌权时，所施行的措施和展开的布局，都见诸于此了。只是编中有一二未尽之处，敢略陈如下：拿出武库的戈矛，使用公家的甲胄，青衣行酒，是什么事呢？而在太平盛世演习，昭君出塞，为什么这样呢？而在太平之朝效仿，手搏争胜，何止数人？聚集钱财，不止千金，抬着木偶进入别人家门，任意要求，假借神威来惩罚人的傲慢虚伪，张设绳索。更甚者，郡守出游，回车让道，幕僚入请，行令戒途，这有滋长无忌之心，招来欲逞之计的作用。不久，盗贼就发生在城郊民家，祸患就发作在严城的官室了。记得往年，曾经举行过一次，不久，就预兆了岛夷之变，这确实是明智者所寒心的。近来乡间通达老成的人，关闭门巷，不允许进入里社，这就是百谷的心意啊。我惭愧没有司马迁记事的才能，徒然抱着杞人忧天的哀戚，幸而以愚言转达给作者，让他润色增减，让当权者听到，一定有没读完就拍案而起的人。现在儒家

译服儒之名而行贼儒之实的人，大致有三类：第一类叫“畔儒”，树立佛、道两家的旗帜，用花言巧语煽动喜好新奇的人，自命为标新立异之士，声称佛道之道玄妙无上，而孔孟的言论不过是详细论述了下层学问罢了，这就像在大白天拿着兵器闯入室内，毫无顾忌忌惮。第二类叫“间儒”，认为先圣之道不可改变，佛道之说不可战胜，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姑且用来迷惑世人，使学者不能深深拒绝，而且不知不觉地渐渐陷入其中，这就是策士所说的言辞谦卑而暗中为佛道两家做内应的人。第三类叫“窃儒”，表面上推崇孔孟之学，暗中却宗奉佛道的宗旨，一提到“禅”字，就极力回避其名，并厌恶地掩盖它，他的门徒却随之推崇说：这是圣学的正统脉络，佛道之道距离圣学并不遥远，所不同的只是毫厘之间罢了。这就像借着诗礼的名义去挖掘坟墓，在深夜行事，却憎恨东方的天明。这三类人，他们的学说充斥着天下。《春秋》的写作，并非厌恶儒者，而是厌恶那些异化的儒者。孔子说：钻研异端邪说，祸害就产生了。异端的祸害，尚且可以说得清。若是儒者异化，异端儒化，那祸害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译俗话说：“家里常有固定的产业，即使遇到饥荒也不会挨饿；丈夫没有固定的职业，就是游民。”这哪里只是不免于饥饿，放纵邪僻、邪恶奢侈的行为无所不至，刑罚杀戮也就随之而来了。古代的君子，带着经书去锄地，背着柴火去读书，这本来就是穷人的职业。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士人如果以贫穷为耻，就不配称为士人了。贫穷却没有职业，就不配做人了。

郁离子说：“人如果不死，那么天地间就没有地方容纳人了；如果死了都变成鬼，那么天地间也没有地方容纳鬼了。”于是那些说金丹可以让人不死的人，不只是平庸的人，高明著名的士人也大多喜好它。有的人倾家荡产、丧身败命却不醒悟；淫祀求福，不只是妇女，达官贵人也都深信不疑。于是愿意做僧侣巫师这类人的先驱而不推辞，他们为什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学术不明，人心不正，而利益使人沉溺，就像一粒灰尘迷住眼睛，就看不见嵩山和华山了。

兰江的章文懿公，天性朴实真诚。他在家居住时，每年请门生两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都是祭祀祖先的福物。两人共坐一席，如果有门生没来，文懿公就独自坐一席，狼吞虎咽地吃完。如果门生后来到了，夫人就亲自过来添加食物。夫人平时和门生都互相见面。文懿公其他时候只吃蔬菜素食，起初并不是勉强做作，也没有刻意追求。他朴实的本性，认为有就吃，没有就算了，顺其自然，恰到好处就停止罢了。拿他来看待后来的官宦人家，他们的奢侈和节俭相差何止天壤之别？文懿公搬到城里居住，住宅后面有天福山。有一天本县有公差拘捕一名罪犯，经过文懿公门前，径直走进他家，从天福山逃走了。公差在文懿公家里闹事，说藏匿了这个人。文懿公让他们到内室去搜寻，公差直接走进卧室，到处寻找没见到，也从后门上天福山追赶而去。文懿公和夫人稍微都没有改变脸色。

张安世家里的仆役有几百人，都有技艺职业。虞宗治理家富有积蓄，用没有游手好闲的仆役作为法则，可以吗？我认为子弟很多，还有贤与不肖的担忧，何况仆役几百人呢？省事不如省官，一定要淘汰那些狡猾而放肆的人，任用那些谨慎朴实而真诚厚道的人就可以了。

唐代的徐敬业，是李勣的孙子。李勣担心他狡猾，一定会败坏宗族，侦察到他出去打猎，放火焚烧他。敬业就杀了他骑的马，把马肉藏在肚子里，浴血而出。后来因为失职怨恨，起兵讨伐武氏，兵败而死。宋代的胡明仲，名寅，是康侯弟弟的儿子，年少时桀骜狡黠难以制服。父亲把他关在空阁里，阁里有杂木。寅全部刻成人形。康侯说：“应当有办法转移他的心思。”另外著书几千卷，在他上面一年多，寅全部背诵下来，没有遗漏一卷。后来成为宋代的名儒，两人都因为少年时放纵不羁，被祖父担忧，而他们后来的结局如此不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寅是儒门子弟，常见诗书礼义的样子，一变到道家教训，使他这样。如果敬业眼里只有他祖父军中战斗攻取的事罢了。而李勣阿谀奉承，立武瞾为皇后，几乎颠覆唐宗。虽然病中把子孙托付给弟弟的话，不算不正，但翻车的报应，又怎么能避免呢？人活在世上，父兄的教育，大概可以忽视吗！

程明道兄弟游览成都，看见制作篾篐桶的人，拿着书去观看，是《易经》。做篾的人说：“你曾经学过这个吗？”于是指着未济卦中男子的困境来发问，二程谦逊地问他：“三阳都失去了位置。”后来福建人袁滋到洛阳向伊川问《易经》，伊川说：“《易经》的学问在蜀地，何不前往寻求。”袁滋进入蜀地，在卭眉之间见到卖酱的薛翁，与他交谈大有收获。还有郭曩氏以及谯定和篾叟酱翁，都是隐君子。

李凝斋说：文与可画竹，是竹子的左氏春秋。子瞻却像庄子。又有息斋李衎，也以画竹闻名。所谓东坡的竹，奇妙而不真实；息斋的竹，真实而不奇妙，就是这样的。梅道人开始穷究其变化，流传既久，真假混杂。徐文长说：“梅花道人画竹，像群凤被鹘鸟掠夺，翎羽腾闪，捎捩变灭的诡异，即使是凤也不知道。”我偶然得到道人的真迹，秘密当作至宝。没想到竟然在兵火中丢失，令人怅恨不已。这里记录两位先生的评语，当心中怦怦不安时，揭开展开阅读，或许使当日淋漓走笔的样子，仿佛在我眼前，姑且用来自我安慰罢了。

造物的道理，有不可理解的。我家乡航埠下洲一带，以柑橘为利，但必须为之浇灌修剔，果实才开始繁茂。今年秋天那地方长满了茂草，而蓬蒿满目，中间仍有橙黄橘绿的景色，一可异也。稻麦及豆类不种而生，颖而栗者，至于如墙如梳，遗留的穗子，少为难民之利，二可异也。有人认为上天好生，没有尽杀的缘故，而我认为不然。天如果好生，那么意思是不杀，何待于尽？且天如果好生，那么应该停止杀戮，而停止杀戮的方法，在于多生好生的人，而不生嗜杀的人。大概嗜杀的人少，那么天下都得到生存了；好生的人多，那么天下都免于杀戮了。所以说：“愿人常行好事，愿天常生好人。”不致力于此，而喜欢战争喜好混乱，实繁有徒，听其磨牙舐舌，杀人如麻，而没有人禁止。于是死者肝脑涂地，生者家室流离，然后才出其奇，以拯救于烬消澌灭之余，天也可以说是惠

译却不懂得如何治理政事了。又有人认为是劫数降临，上天也无可奈何，因此怨恨极深。我说：“《诗经》说：‘上天不公正，降下这重重灾祸；上天不仁爱，降下这巨大祸乱。’又说：‘说天极高，不敢不曲身；说地极厚，不敢不缩脚。’大概人有了疾苦，没有不呼天抢地的。如果上天真有回应之路，我将不避虎豹出没的险关，去询问上天为何如此，又怎会怨恨呢。”

译沈维时，是石田的儿子。他生性喜爱古器物、书画，遇到名品便摩挲把玩，喜形于色，常常倾尽钱财购买。种田的收入，足以资助这一嗜好。装书的布袋和书套，灿烂地充满屋子，而收藏保管非常谨慎。面对客人亲手展开陈列，不愿向非懂行的人展示一件。至于考证年代，鉴别品类精粗，都有确凿的依据。江南的鉴赏家都推崇他。他又喜欢收集书籍进行校勘，勤奋刻苦地说：“后人视这些不是钱财，必定不会轻易散失。万一有人能读，那么我留下的遗产就丰厚了。”钱孔周与他交游的有：唐伯虎、徐昌谷、汤子重、王履约、王履结、文徵仲。住宅深邃幽静，嘉禾秀丽的田野，生性喜欢藏书，常常并出重金购买，所以积蓄非常丰富。山经地志、稗官小说，无所不有。遇到有所心得，随手做笔记，积累了几大箱。文先生非常看重他，赠送了《碧梧高士图》。两位先生都是吴地人，高雅之人有深远的意趣，至今相见，如同面对清泉白石，令人污秽之气全消。黄山谷说：“世人只有俗气不可医治。”我说把两位先生的事迹写成一纸，烧成一剂药，用好茶送服，或许可以治疗。只是恐怕已经病入膏肓，纵然有十斛纯灰，也不能像头风病那样容易治愈。

宋罗景纶先生有《方寸地说》，取俗语“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两句而引申发挥。他的言论亲切而有意味，载于他所著的《鹤林玉露》中，连同他的全集都值得讽诵阅览。

西家的东边，就是东家的西边。我前往，他逃亡。商纣在甲子日灭亡，周不在甲子日兴起吗？占卜用来决断疑惑，没有疑惑何必占卜？事情是否可行，应当由心决断，何必祈祷呢？说这些话的人，胸如明镜，眼如闪电，胆如簸箕，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有斩钉截铁、解牛破竹的力量。那些青乌、赤庭之流，纵然有百张嘴巴，还能从哪里再进一言呢？

帝王的兴起，以德行为祥瑞，而不在于星云海岳鸟兽草木的奇异。自从古人喜好奇异，就有流虹绕电，麒麟游动凤凰筑巢，草生鱼跃等说法。记事的人不能删去，更加滋长了后世虚妄荒诞的习气。而在草野之间，甚至有假借这些事来迷惑愚民，从而成为动乱阶梯的。刘子《史通》论及书写史事说得好，曰：“祥瑞的出现，不关乎治乱，大概是君主所迷惑，臣下所欺骗。所以德行越少而祥瑞越多，政治越差而祥瑞越盛。因此桓帝灵帝受福，比文景之治更为丰盛；刘石应验符命，比曹马更加加倍。史官征引谬误的说法，记录邪僻的言论，真伪不分，是非无别。这是其一烦。大概说祥瑞称吉祥，其谬误容易看见，但从古至今，很少有一人斥责其非的。”子〇的议论，难道不是千古卓识吗？

黄山谷给外甥洪驹父的信中有云：“尺璧之阴，常以三分之一治家，以其一读书，以其一为棋酒，公私皆办矣。”黄长吉曰：“公私皆办，语殊近情，使人跃从，而余以为最易误人之语也。盖子弟资性中下者，多终朝闭户，尚恐坐驰，况于饮酒着棋乎？迩有一擢高第者，先是曽以优为戱，一时少年辈不问其人学殖何似也，棘闱乍蹶，辄谓取科第无事呕心，但如某者止以豪华跌宕之气掇若承蜩耳。于是与卷帙渐踈，至于流荡而忘返，而其蹭蹬不得志也日益甚。然则山谷之意，以驹父之天分髙而识力定，虽分其功于棋酒而不受其累，观其目之为江南千里驹可见矣。故其言如是，茍非其人，而又有家棅之责，则一日之内继之以夜，以一分治家，二分读书，棋酒之兴偶一为之，余皆闭目与口，勿贻濡首之悔可也。”

张鲁祖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防汉中以〇道教民，自号师君。孙恩世奉五斗米道，叔父防师事杜子恭，有秘术。泰伏诛，恩逃入海，众闻泰死，皆以为蝉蜕登仙，故就海中资给恩。恩冦临海，为太守辛景所破，穷蹙自投于海而死。妖党及妓妾等皆谓之水仙，从死者以百数。隋宋贤善为幻术，自称弥勒出世，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又悬大镜于堂上，素纸上画为蛇为兽及人形，有来礼谒者，转侧其镜遣观来生形像，或暎见纸上蛇形，子贤辄告云：“此罪业也，当更礼念，又令礼谒乃更人形示之。”逺近惑信日数千百人，遂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防，因举兵欲击乗舆，事泄，鹰〇郎将以兵捕之。夜至其所，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郎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进无复火矣，遂擒斩之。以上诸贼，自古及今，往往有之，而愚者为其所惑，遂至狓猖有御。民之任者，所宜防微杜渐，严行左道之禁止。乱在于未形，其功较易耳。郎将惜不记其

译姓名。

《三国志·魏书》中所记载的济隂王思，大概是济隂人，姓王，名思。过去看《读史快编》，将思当作魏国宗室，而济隂是他受封的地方，于是便以曹为姓，直接称其为曹思等等。这个错误太大了。

译我家乡藏书之丰富，如余四泉、徐宾梧、叶寅阳、方孟旋、徐鲁人、徐云林诸位先生，以及余绳之、式如兄弟，藏书之多充塞屋栋、汗牛充栋，不亚于惠车、张乗。虽然我家没有朝廷赏赐的书籍，但在四十年间典当衣物、缩减饮食，忍受寒冷与饥饿来购买书籍，在大国学术殿堂之下，稍微足以依附于江、黄二家。改朝换代以来，各家所收藏的书籍散失灭亡的不少，然而收集残余的灰烬，尚且可以组成军队。没想到这次变故，即使有汲冢、鲁壁那样的藏书，也化为空无。后来的子弟，谁还会知道邺架、曹仓那样的盛况呢？我希望继起的英才，开拓眼界，即使力量不足以购买，也效仿编蒲织柳，每天经营未曾见过的书籍，千万不要因为剑首的一点声响，就坐井观天，而口诵《芝蔴通鉴》，自夸博览群书。

唐华原柳氏，自柳公绰、柳公权开创家业，其后如柳仲郢、柳璞、柳桂、柳璧、柳玼，都有家法。柳公权的《太医箴》、柳玼的《家训》，都应该抄录放在座位旁边，让乌衣子弟阅读，不要让他们因为卖绫绢的牙郎被婢女嘲笑。明朝况钟，起初由小吏防范成为郎官，宣德年间因为三杨特别推荐担任苏州知府，宣宗皇帝赐予玺书，假借便宜行事治理郡县，政声显赫，是明朝郡守中最优秀的。王晋溪说：“主管选拔的人要识别防范真正的人才而任用他们。举人未必都比进士优秀，进士未必都比贡生优秀，而举人与进士、贡生之外，又未必没有奇才异能之士，一定要用事务来考验他们然后才能看见。”等等。纵观况公治理的事迹，更加知道王公这个论点不是很荒诞。有人说：“举人与进士、贡生的不同途径，从文章开始。然而即使以文章论，进士也有比举人优秀的，贡生也有比进士和举人优秀的，又不需要等到用事务来考验他们然后才能看见。而因为一天的遭遇，就判定终身，最终没有看见根本知道花朵，超越规格来互相看待的，为什么呢？”我不能回答。

眉公说：“凡是祖先的名讳以及名臣与乡邦先达的名字，都应该张贴在榜文、帖子、墙壁上，恐怕子孙奴仆有因而相沿袭的，不可不谨慎。”

楚昭王时，有云像许多红色的鸟，夹着太阳飞行，三天。楚昭王派使者询问周太史，太史说：“这应当应验在君王身上吗？如果举行禳灾仪式，可以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昭王说：“除去腹心的疾病，而放在股肱上，有什么好处？我没有大的过错，上天难道会让我夭折吗？有罪受罚，又怎么能转移呢？”于是没有举行禳灾仪式。起初，昭王有病，占卜说：“黄河作祟。”昭王不祭祀，夫人请求在郊外祭祀。昭王说：“三代命令祭祀，祭祀不超过望祭。江汉睢漳，是楚国的望祭。祸福的到来，不超过这个范围。我虽然没有德行，黄河不是我获罪的对象。”于是没有祭祀。孔子说：“楚昭王知道大道了，他不失掉国家是应该的！”〇防子说：“不禳除妖异，不祭祀黄河，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楚昭王在死生祸福的道理上看得十分透彻，不仅可以破除众人的疑惑，补益世间的教化，进而便进入死生不二的门径了。这是孔子感叹他知道大道的缘故。”

《左传》《国语》《吴越春秋》《越絶书》《史记》等书所载吴越两国君臣的情事，都像写生一样，而《国语》中夫差胁迫结盟，文种倡导谋划伐吴几段，古雅藻饰非常，读之令人惊心动魄，尤为诸作之冠。古人文字刻画，有像百炼千锤，握笔之家对之如同看见三代鼎彝，六朝金粉，一时都失色。

松江徐养斋住在乡下，每次经过往来的家庭，看见陈设过于丰盛，就惨然不快乐，于是不动筷子。有人劝他，就说：“我今天心斋，应当吃素。”乡里中跟随公的教化，渐渐崇尚节俭。

叶文庄公《水东日记》说：“我平时行李出入，不曾有意选择日子，每次被同事将官、中贵恳求留下。听说士大夫喜欢谈论星命，也颇为厌恶。最近看见富郑公以禄命不利称病，欧阳公避开五月不上朝，古人竟然这样，难道也不能免俗吗？”我性格多偏，文庄公所云“不择日、不谈星命”两件事，也颇有之。然而自谓古人今人中相合者甚少，没想到文庄公早已为之了。我的琐碎，岂敢妄效前贤？但得一二同心者，差可以自坚耳。明孝宗曾经问一个内侍说：“现在各衙门官员每天早起朝参，日间坐衙，其同年同僚与故乡新旧，也需要宴饮，哪得工夫饮酒？”内侍回答说：“常是夜间饮酒。”孝宗说：“各衙门差使缺人，如果是夜间饮酒，骑马醉归，哪里讨灯烛？”今后各官饮酒回家，逐铺都要笼灯传送，两京尽然。虽然风雪寒凛之夕，半夜叫灯未尝缺乏。孝宗体恤群臣备极如是。然而我以为当日各衙门官员，也都能体察人主优恤臣下的意思，而兢兢守法则可耳。倘若因此而流湎无节，则半夜叫呼，民受其扰，反为逐铺之累矣。

我邑有庙奉景祐真君，匾额曰忠烈。幞头金甲，目睅而面蓝，杂以白圈，红防如世所扮〇王之状。相传以为张睢阳也，殊可骇异。尝见《桂林辨疑》三事，其一以为桂林属邑有周文王、泰伯、孟母、汉髙祖、

译张良、韩信等庙，不知其所以然。等到查看《建武志》，邕州也有高祖庙，记载说：“马援征讨南蛮，蛮族酋长请求投降，愿意朝见汉朝天子，于是建立高帝庙来祭祀他。”又有父老相传说道：“宋朝胡颖镇守潭州，专门拆毁淫祀祠庙，只有前代帝王以及忠臣烈士的祠庙不拆毁。后来胡颖调任广西，乡人闻风，都把淫祀祠庙改换为帝王名臣的名号，侥幸暂时免于拆毁，相传至今，于是无法更改。”因为他们所说的话合乎情理，那些沉迷于淫祀祠庙的人尚且应当反省啊！等等。由此看来，所谓忠烈的称号，或许是借睢阳之名，也未可知。然而县城北面的项山有项王庙，而四乡野庙无不供奉楚霸王像的，又不知是何缘故。

译宋崇宁、大观年间，蔡京把持朝政，设立禁止元祐时期正直人士及其党籍的法令，苏文忠公（苏轼）的文章、辞赋、书法、绘画等留存下来的全部被销毁，人们没有人敢读他的文章。政和年间，修建上清宝箓宫，斋醮的仪式极其诚敬，徽宗皇帝常常亲自前往。一天晚上，道士拜呈奏章，伏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起来，询问他缘故，回答说：“刚才到了天庭，看见奎宿星君奏事很久才结束，臣才能传达。”上帝颇为感叹诧异，问奎宿星君是什么样的人，他奏的是什么事？回答说：“所奏之事无法听到，这位星宿，是已故的端明殿学士苏轼。”皇帝因此改变了脸色，于是解除了禁令。友人偶然谈及此事，对我说：“你不相信阴阳之事，像这样的事，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我说：“这道士必定是敬慕苏公的人，所以编造这件事来打动皇帝的听闻，不知不觉间使皇帝震惊，完全改变了之前的做法罢了。”当时皇帝信奉道教，正极其虔诚，而道士伏地的样子以及见到上帝、奎宿奏事等话语，都容易进入他的耳朵。或者在事的大臣暗中策划此计而嘱咐道士去做，也未可知。又，常州报恩寺僧堂新建成，用木板做墙壁，苏公题写了好几遍，后来党祸兴起，凡是苏公遗留的墨迹所在之处，都被搜求销毁。寺僧用厚纸糊在墙上，涂上漆，字迹因此得以保全。到了绍兴年间，下诏寻求苏轼、黄庭坚的墨迹，当时僧人已死很久了。一位老和尚知道此事，告知郡守，除去漆纸，字画依然清晰，临摹副本进献。老和尚得到祠部发给僧人的度牒，大概苏公的片言只字，人们都喜爱并防备（使之不被毁坏）。像这位道士和这位僧人的事，都值得传颂，可惜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

双桥随笔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