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桥随笔卷七

译然而对于村妇和农夫来说，这尚且不足为怪；那些号称是文人学士的，却把笔端当作嬉戏玩弄之物，亵渎圣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类记载的书籍，交给秦始皇一把火烧掉也就罢了。吕文靖公生了四个儿子：公弼、公着、公奭、公孺，都在年少时，吕文靖公对夫人说：“四个儿子将来都会身居高位，只是不知道谁会成为宰相，我将验证一下。”有一天，四个儿子住在外面，夫人让丫鬟拿着四个珍贵的器具装着茶过去，教她到了门口故意跌倒摔碎器具，三个儿子都失声惊呼，有的跑回去告诉夫人，只有吕公着神情镇定不动。吕文靖公对夫人说：“这个孩子将来必定能做宰相。”元祐年间，吕公着果然被任命为宰相。朱晦庵回答有人关于心的提问说：“心的虚灵没有极限，就像天地之外，思考就能到达。在千百代之前已经过去的，在千万代之后尚未到来的，都呈现在眼前。”又说：“人心极其灵妙，千万里之远，千百代之上，刚一产生念头，便到达那里，神妙如此，却不去修养。从早到晚，只是在利欲之中辗转，都不知觉。”这个论述关于心极为透彻，内省的人不可不知道。

译李绅在镇守时，有位老僧前来拜见，想用因果报应来劝诫他。李绅问：“大师从哪里来？”老僧回答：“贫僧从来的地方来。”李绅于是下令杖责二十，说：“任凭你回到你去的地方。”对待这类僧人，依法应当如此。然而《云溪友议》却说李绅贫困时游历惠山寺，多次用佛经做草稿，被住持僧殴打，因此终身怀恨。这抹黑了李绅，是恶僧的本意。

唐代南中丞卓，在吴楚地区游学十多年，身穿布衣，骑着母马，勉强游历到上蔡。上蔡的县令对他似乎很厚待，却被客吏阻挠刁难。每当宴会集会召他时，客吏就说南秀才自己衣冠不整，称病不去。南生羁旅在外，穷困愁苦，似乎没有容身之地。只有城南卖饭的老妇人对待他没有厌烦的神色。后来他也做了上蔡县令，于是杀了仇视他的客吏来报答卖饭的老妇人。明代侍郎孔镛，做生员时，家里极度贫困，饭食不够。每次去学校，就买两份饭来充饥。五圣阁有位道姑，见他早晚经过门前，一天迎他进去，问缘故。孔公如实相告，道姑心中怜悯他，说：“我家白天有斋饭，晚上有灯，秀才愿意寄居在这里吗？”孔公听从了，于是得以专心于学业。后来考中进士回来，道姑已死，孔公穿着斩衰丧服戴着丧冠送葬。巾帼老妇中，反而多有如此慧眼的人。

谢肇淛说：唐武宗会昌年间投龙文中的自称，是“承道继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宋徽宗群臣上的尊号是“玉京金阙七寳元台紫微上宫灵寳至真玉宸明皇天道君”，他上章的青词自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司都天教主”。唉！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了，百神都受他的号令，他却反而屈尊使用万乘之尊的称呼，顺从道士的头衔，不也是儿戏狂惑到了极点吗？后来会昌年间政局变化，起用幕僚；宣和年间宋徽宗也身死沙漠。九天之上的道教为何感应如此微弱呢？又说：古今信奉佛教的君主，没有比梁武帝、唐懿宗更甚的；信奉道教的君主，没有比唐武宗、宋徽宗更甚的；追求仙道的君主，没有比秦始皇、汉武帝更甚的。然而大的方面导致破国丧身，小的方面也虚耗天下财富。只有崇尚儒学重视大道的君主，才能安富尊荣，四海太平。可是世间的君主，往往不用彼来替换此，为什么呢？唉！无论君主，即使是士君子读六经注疏，用来考取科举功名，而后来不也有非毁先儒，倾心佛老的人吗？背离根本是不祥的，违背古制是不智的，这是名教的罪人。先生这类议论，对世道人心有很大裨益。然而他论述观音、真武以及人死后成为阎罗王、城隍神以黑虎变蟋蟀等事，如果认为确实存在，又是何等浅薄鄙陋呢？见识如此，屠纬真苦谈前世之说，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所记载的张真人治理狐妖的事，尤其荒唐。张九成射策，在集英殿直接陈述时事，极其恳切。高宗被他的话感动，提拔他列为第一。说：“九成的文章虽然不是很工整，但上自朕躬，下至百官，无所回避，提拔他为首选，谁说不可当九成的对策呢？”直到傍晚还没结束，宦官催促他。九成说：“还没完，正要谈到你们。”他谈到刘豫时，把他比作狐狸鸱鸮，或许传示给刘豫，刘豫不胜愤怒，在康庄大道张贴榜文，亲手把剑交给刺客，众人感到寒心。九成说：“欺天罔人，恶积祸深，大概自己会灭亡。”后来因陛对，高宗对他说：“逆贼刘豫在朝廷张贴榜文，图谋加害你，不是你坚守节操，怎能独立不惧？所以制词中有‘逆贼闻风而悚惧’的话。”九成慷慨论列，读他的对策至今凛凛犹有生气。在宋人制策中，指责困难多被屈服的。

士大夫与人议论事情，应当心平气和，不可过于激烈。明道先生在熙宁年间，只与好直的人不同，必欲极力攻击以取胜，所以王安石多被他打动。曾经被召赴中书省议事，王安石正怒，言官厉色待他。先生缓缓说：“天下之事，不是一家私议，愿公平气以听之。”王安石羞愧屈服。又说：“熙宁初，介甫推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认为俗学不通世务，斥退；小人苟容谄佞，介甫认为有才能知变，通用之。君子如君实，不拜同知枢密院而离去；范尧夫辞同修起居注，得罪；张天祺监察御史，当面折介甫被贬。介甫性狠，众人皆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无隙以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此语极中言路之病，石守道诸公所以不免壊事之讥也。

人爱妾，甚于妻。所以谚语说：妻不如妾。夫妻子备，而孝已衰，况肯严于治妾以奉其亲乎？甚矣，李于鳞先生之孝也。先生生平极爱蔡姬，蔡姬必侍太夫人匕箸。一日手制小食上之太夫人，不下箸。先生目摄蔡姬，叱令噉尽。蔡姬即时跽而谢

译真是荒谬。先生稍微明白一些了。世上尊崇先生的人，只是看重他的文章罢了，却不知道他的孝行。像这样，为什么不使他的名声长久流传，反而让人发出“天道无知”的感叹呢？浩渺的苍天，怎能去叩问它呢？从前我路过介休，看见城外房屋被火烧毁，都是神庙。土木塑成的神像，金身粉面，杂乱地散落在瓦砾堆中，简直如同焦头烂额一般。旁边有几行字写着：本乡里在某日祈求神明〇火之类的话。我不由得失笑。我们家乡目前的苦难，野外庙宇和丛祠，都遭受了战火。村落中有幸存下来的，就夸耀说是本境神明护佑的力量。大概四乡所供奉的神明，无非是徐王、令公，姓名面貌都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在这里灵验而在彼处不灵验呢？况且在彼处的庙宇和血食祭祀，还有比这里更兴盛的呢？有人说：听说某郡城的东西门都有关忠义祠，东门迎接时经过，西门必定要投下一张侍教生的帖子才离开。西门迎接时，也是如此。那么关忠义可以分成两个，霸王、令公的不同，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译陈眉公《岩栖幽事》中说：凡是山居，都要陈设经书典籍和织布机，用来教化风俗、训诫家人；备齐药饵和医方，用来驱邪防病；储备好纸好墨，用来防备绘画赋诗的需要；留下美酒和杂蔬，用来供宾客或独自饮酒；修补破旧的僧衣和旧斗笠，用来冒雪迎风；收藏奇石、奇墨、古玉、异书，用来排遣闲暇、度过漫长白日；制作柳絮枕头、芦花被子，用来与友人同床夜话；亲近黄脸老僧、白头渔父，用来打发晚年、忘却机心。

读书必须窗户明亮、几案洁净，时时擦拭。案头架上的物品摆放要整齐有序，不可杂乱无章。黄山谷告诫子弟说：“洁净笔墨，如同沐浴身心、修养德行；擦拭几案砚台，如同改正过错、迁向善道。使用败笔、洗涤残墨，是荒废子弟的职责。书案书砚，自己弄脏了面目。只有弟弟和儿子，面对深渊般的情境，应当战战兢兢。”这是书室铭，恭敬地把它写在衣带上，大概就不会触犯那些庸俗主人的忌讳了。

李及任杭州知州时，买了一套《白氏文集》，竟成为他终身的遗憾。郎基清廉谨慎，没有私欲，曾说：“任职的地方，连木枕都不必制作，何况比这更重的东西呢？”只是颇让人抄写书籍。樊宗孟写信给他，说：“在任上抄书，也是风流罪过。”郎基回答说：“观察过失可知仁德，这也可以了。”我生性极爱书，等到任凤县知县时，那里只有荒山硬石，没有书可买，也没有买书的钱；没有书可抄，也没有抄书的人。想效仿这两位先生却做不到，既无遗憾也无罪过，大概是地方条件使然，虽然想不这样，也不可能。并非敢自认为清廉，每次对客人说起这事，只为博得一笑。

孙莘老任福州知州时，百姓有拖欠市易务钱的，被关进监狱的很多。有个富人拿出五百万钱，修缮佛殿，向孙莘老请求批准。孙莘老缓缓地说：“你们出钱是为了什么？”众人说：“希望得到福报罢了。”孙莘老说：“佛殿还没有很坏，佛也没有露宿的，哪里比得上用钱替狱囚偿还官府欠款，让几百人解除枷锁的痛苦？这样获得的福报难道不多吗？”富人不得已，答应了。当天就缴纳了钱，监狱于是空了。

《归田录》说：宋太祖初次驾临相国寺，到佛像前焚香，问应当拜还是不拜。僧录赞宁说：“不拜。”问其原因，回答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皇帝微笑点头，于是定为制度。至今皇帝驾临焚香，都不拜。议论的人认为这符合礼制，我认为连同驾临焚香的举动一起废除才是对的，而欧阳修也仅仅认为不拜是符合礼制吗？

董遐周《吹景集》中征引的“糖”字很多，多出自冷僻的书籍。又在《驯雅》后面补入唐以后的事情，更显后劲。试着阅读它，不仅空腹枯肠的人徒有面对大海的感叹；即使满架书籍都经过阅览，也做不到。人们怎么能轻易说博览群书呢？

赵子固到升山下，船翻了，他手举着定武拓本，站在水中，大声喊道：“字帖在这里，其他东西都丢了，没关系。”庾诜喜爱山林泉水，曾经遭遇火灾，只拿出书，坐在池边，说：“只怕损坏竹子。”钟情如此，看似痴傻，然而高雅人的深意，千年后如同看见。董遐周说这胜过那些用七尺身躯殉葬八百斛胡椒的人，确实如此。

范文正公镇守越州时，民曹孙居中死于任上，他家非常困窘，范文正公就用俸钱一百缗救济他，为他准备船只，挑选一个老吏送他的船，并且题诗说：“一叶轻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凉天。关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儿寡妇船。”范文正公好义如此，赠麦舟之举，是家教使然。陈咸不听教诲，说谄媚的话，触屏风而睡。崔烈的儿子厌恶他铜臭，贻谋不善，以至于被儿子讥讽。然而世上少有象贤的儿子，虽然家言世范，累牍连篇，但最终不能挽回那些不肖子孙，为什么呢？

张士诚占据吴中，东南名士多投奔他，不能招致的只有杨廉夫一人。张士诚无计可施，一天听说他来到吴地，派人半路拦截。杨廉夫不得已，才到宾贤馆一次。张士诚听说杨廉夫到了，非常高兴，立即命令用受赐的酒给他喝。酒没喝过半，杨廉夫作诗说：“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赐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张士诚知道他不可屈服，不强留他。张士诚不过是个贩夫小人罢了，却能屈尊下士，而不夺其志，胜过世上那些坑儒溺冠、谩骂而蔑视贤士的人多了。

李笠翁《一家言》中有《辩煞说》一篇。起初认为煞必然没有，但最终主张调停，于是筮期陈牲于庭以迎接它。这种说法与“姑徐徐云尔”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我们论事，也断之以理罢了。人死而有煞，这是理上必然没有的。为什么呢？凡人与物在天地间，得气而生，气盛而壮，气衰而老，气竭而死，所以说生是寄居，死是回归。《本义》说魂游魄降，散而为变，这是归去。《易》说原始反终，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记》说神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身体既已回归，其生是从无到有，其死是从有到无。又哪里会有神呢？而且分为雌雄，依附于人来作祟呢？这些没有根据的话，都是僧道阴阳家造作题目来骗人。如我们家乡的遣煞、关殓、接七、撞七、判斛、奔五方、游十殿之类，无不可笑。然而习俗相沿，

译不这样做的人，必定会认为这是怪异之事。考察古代的制度，居丧的礼制何曾有过这种规定？却听不到诵读礼经的声音，只是固守迎合时俗的见解。过去我在母亲和长兄的丧事中，也不得不沿袭这种做法。连我的母亲和兄长，都不能让我表达真实的情感了。卢承庆说：“生死是极重要的道理，就像早晨有白天、晚上有黑夜一样自然。我死后，用平常的衣服收殓，下葬不要占卜日子。”我与孩子们约定，凡是世家大族那些荒唐的做法，一概摒弃。这是我平生最厌恶的，而我却沾沾自喜地认为这是独立不惧的表现，千万不要白白畏惧他人的议论，反而让九泉之下的亲人跺脚瞪眼，感到遗憾和不满。

译金圣叹说：“听说寒士来借银两，认为难以开口，于是只是应承，也谈论其他事情。我窥见他内心的苦衷，将他拉到无人之处，询问他需要多少，急忙跑进内室，如数给他。然后问他：‘一定要赶快回去处理这件事吗？还是能够稍微留下一起饮酒呢？’这不是很痛快吗！这一桩痛快事，我当初回到故乡时有过，但并没有等待他来借。只是各位不能谋生，钱财随手散去，即使多次有买菜的收益，终究也无补于事。哪里能得到吕纯阳的一指，点石成金，使天下的寒士都欢颜，而我也因此畅然无憾呢！”

作诗是最难的事。唐子西说：“我在其他文章上不至于艰涩，唯独作诗非常痛苦。悲吟多日，仅能写成一篇。刚读时，没发现可羞耻的地方，暂且搁置。第二天取来读，瑕疵百出，就又悲吟多日，反复修改。比起之前，确实有所增加。又过了几天取出来读，毛病又出现了。像这样反复多次，才敢给人看。然而还是不能新奇。”李贺的母亲责备李贺说：“这孩子一定要呕出心肝才肯罢休，这不是过分的议论。”现在的君子，动不动就写几百字，毫不经意，不是很可愧吗！子西这话，真是深知作诗痛痒的人。世人刻烛、扣铜盆、计步，又只是随手取用，而语言不工巧，都是被曹、温等人误导罢了。

唐德宗初年政事美好的地方也很多，齐总掌管后宫事务，以苛刻剥削来求取宠幸，被提拔为衢州刺史。给事中许孟容封还诏书说：“衢州没有其他忧患，齐总没有特殊功绩，忽然这样超常奖赏，非常惊骇众人。如果有可记录的功劳，希望明确书写劳绩，然后超常改任，以解除众人的疑虑。”诏书于是被扣留，皇帝召见许孟容奖赏他。

吐突承璀大修安国寺，奏请树立圣碑，先建造碑楼，请求敕令学士撰文，想用万缗钱酬谢他。皇帝命令李绛来写，李绛说：“尧、舜、禹、汤不曾立碑，自称圣德。只有秦始皇刻石高自称述，不知道陛下想效法什么？况且叙述修寺的美好，难道是光大圣德的方法吗？”皇帝命令推倒碑楼。吐突承璀说：“楼太大，请求慢慢毁坏撤除。”皇帝厉声说：“多用牛拉它。”吐突承璀于是不敢再说话。一共用了一百头牛，才推倒。

自古以来大家妇女中有最贤惠的，唐代节度使李光进与弟弟李光颜关系友好。李光颜先娶妻，他的母亲把家事托付给他。母亲去世后，李光进才娶妻，李光颜让他的妻子拿着钥匙，登记财物归还给嫂子。李光进推辞说：“新妇侍奉过先姑，受命主持家事，不可更换。”于是互相扶持哭泣。这虽然是李光进兄弟友爱深厚，但也因为家中的妇女都能听从，没有违抗言语。比起世人那些因长舌妇引发祸患的变故，他们的贤与不贤相差多少呢？至于李光进严格遵守母亲遗命，他是孝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严平子语录：“士君子修身，就像塑像一样。形象确定后，时常增减脱换，以求在世可观。”薛谐孟评论说：“三代以上，多是追金琢玉，各自成为模范；三代以下，则像泥塑涂金罢了。”虽然如此，也有例外。孔明、君实、元晦、金铸、长源、子瞻等人，如玉刻，所以都万古流传。韩退之《木居士》诗：“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祈福人。”大概当时因为枯木类似人形，因而乞求灵验。现在在衡州的耒阳县北，沿流三十里鳌口寺，至今人们祭祀它。元丰初年，大旱，县令祈祷不应，于是拆毁焚烧它。主持僧人道符，又刻木为形而祭祀。张芸叟南迁郴州，路过看见，在壁上题诗说：“波穿火透本无奇，初见潮州刺史诗。当日老翁终不免，后来居士欲何为？山中雷雨谁宜主，水底蛟龙睡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复长孙枝。”我常愤恨南方淫祀太多，到处都有。陆九龄所谓：“有雄壮坚毅，黝黑硕大的，就说将军；有温和诚恳，智慧年轻的，就说某郎；有老妇尊严的，就说母；有妇女容貌艳丽的，就说姑。”而三吴尤其严重，所主之神不一，有的叫太尉，有的叫相公，有的叫夫人，有的叫娘子。村民家有人生病，不服药剂，只侍奉神，必须先祈祷，叫做问神。如果答应他的请求，即使冒险触犯法网，也一定去做；如果不答应他的请求，最终也不敢违背。凡是祈祷必定许诺用牲口祭祀谢恩，花费无数。祈祷不灵验，病人已经死了，还偿还所许诺的祭祀，说“不偿还祸患必定更严重”。无知的习俗，认为神能抵御灾祸令人畏惧，惶恐不敢稍有松懈。难道只是这样吗？近来士大夫家也习染此风，稍有见识的人，心里知道不对，但见女子容易迷惑，所以受闺房之爱牵制，也于是顺从俗习，实在可骇叹。况且神聪明正直而专一，难道会嗜好吃酒食，而窃取祸福来贪食愚鲁之民？难道所谓聪明正直者是这样吗？至于岳渎，古先贤德有功于人，载在祀典，在一方受血食祭祀的，我敢不钦奉吗？所谓“郎”“姑”，怎么能祸福忠信之士？我不相信。世上难道没有狄梁公？为一革之居

译士人，已经被令尹所焚毁了。那些平庸的和尚，又假借此事来迷惑众人，那就更加可笑了。这是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中所记载的，书中又记载了衢州的一件事，说：衢州官署防事之下有土堆隆起，小竹丛生，相传说是古代的坟墓。旧时有一块碑，碑文说：“五百年刺史为我守墓”，因此前后相承，人们都畏惧而不敢轻慢。绍圣元年，齐安人孙贲字公素担任衢州太守，询问左右属吏，属吏以此回答，孙公命令毁掉它。官吏们非常恐惧，全府官员叩头劝谏。孙公说：“假使土中有贤者的遗骨，应当以礼法迁移它。”于是写文章亲自祭奠后铲除了土堆，完全没有其他怪异现象。只见有两块石峰，长五六尺，坚硬瘦削且色泽温润，又有大树的根盘踞在石头下面，众人的疑虑于是平息。石头上刻着：“干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放在这里，押衙徐讽从龙山运来此石，刺史季彀题写。”又刻着：“开宝七年重叠峨眉山于防事之前，从郡斋文会阁移来季公的石碑安放在这里，刺史慎知礼题写。”当时孙公正在修缮州治，南韶光园重建清冷台堂落成，于是将两块石头移到堂下，命名为“双石”。唉！慎公移走石头到季公得到石头，一共九十七年；孙公破除疑冢取出石头到慎公，又过了一百二十一年。事物的显达与隐没，大概自有定数。只是不知道峨眉山被废弃以及冒称疑冢的名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孙公一时嬉笑间处理此事，于是解除了千百年的疑惑。张芸叟有诗说：“芝兰虽然美好但忌讳挡在门前，何况庭前讨厌的土堆。铁锹刚兴起双剑就出现，狐狸都散去老松蹲伏。百年守墓真可笑，一日开窗也可尊崇。怎能让它们掷向天上而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在。”孙公可以说是刚毅正直自信的君子。张公所记载的两件事，都可以使世人从邪说中醒悟，关系并非浅薄。然而衢州官署古冢的错误不过是一块石头，既然孙公已经移置，不再有什么可疑的了。后来年代稍远，又如此传讹，再次认为是郭璞的墓。到了明代郡守李公才开始取出石头挖去土堆，并为此作记说：“衢州官署防事之前有封土，陡峭地用竹树遮蔽，高与厅堂相等，隔离内外，无法看透，即使几十人聚集议论背对站立也察觉不到。传说是郭璞墓，挖掘它的人对太守总是不利，经过几百年没有人能决断。”嘉靖戊戌年，丰城人李遂担任郡守，厌恶它当面像树塞一样，祈祷说：“郭公忠诚而被杀戮，捐躯江东，不应当与公争抢出入，成为胥吏的渊薮。”于是开启查看，其中有两块锦川石，形状像笋，高约一丈左右，而且它的碑文说：“唐刺史得到并玩赏它，封土离去。后来就按照他的话封土的地方，种植竹木，因此认为是郭璞墓。”唉！祸福转移人心，难道一定是平庸的人吗？郭璞死地的所在，学士们大都能说清楚，而积疑习舛，经历千百年，愈发坚固，那么不利于太守的话，有所牵系罢了。所以自私自利的心胜，祸福的说法就流行；祸福的说法流行，是非就谬误，即使眼前明显设置，仍然诪张，何况地下的埋藏呢？然而李公喜爱石头，遗留讹误妨碍公事，迷惑听闻也可以作为玩物的警戒。等等。唉！一块微小的石头，从干符到明代嘉靖，时间不算短，经过几位公移置，将此事著于诗与记，不算不详细，说可以解除愚人的疑惑，而消除后世的疑虑。然而最终不能放置，又在府署旁边建立它的祠堂，匾额写着“石将军庙”。那些雄壮而坚毅，黝黑而硕大的作为将军，还有其形状在。现在却是顽固的两块石头，而且又挖去，却又忽然称为将军，立祠祭祀，出于什么典故呢？人的可笑，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因为读《木居士》诗，并涉及我们衢州移石的事，详细书写以等待世间能像孙、李二公那样的人。

译唐文宗太和年间，李德裕镇守浙西。有个叫刘三复的人，年轻时贫苦好学，有才华思致。当时宦官带着御书到来，用来赏赐给李德裕。李德裕试探他的才能，对他说：“你能替我起草奏表吗？”刘三复能立刻完成，有时回家后再加以创作。刘三复说：“文章的道理贵在适中，不贵在快速。”李德裕认为他说得对。刘三复又请求说：“渔歌樵唱，都传颂您的著作，希望把文集给我看看。”李德裕拿出几卷给他。刘三复于是模仿其风格写成奏表，李德裕很赞赏他。于是派他到京城参加考试，果然考中进士，历任台阁官职。刘三复死后，他的儿子刘邺被皇帝赐及第，进入朝廷，上表为李德裕洗雪冤屈，将朱崖的神榇（灵柩）运回洛阳，以报答他先前的恩德。士大夫们赞美这件事。

宋代范延贵担任殿直，押送军队经过金陵，张忠定公当时任太守，于是问他说：“天使一路而来，曾见过好官员吗？”范延贵说：“昨天经过袁州萍乡县，县令张希颜著作，虽然不认识他，但知道他是好官员。”张忠定说：“凭什么这么说？”范延贵说：“自从进入萍乡县境内，驿站、桥梁、道路都修缮完好，田地蔬菜开垦种植，野外没有懒惰的农夫。等到到了县城，则防所里没有赌博，市场交易不敢喧哗争执。夜里住在旅舍，听到更鼓声音清晰分明，因此知道他的政事一定很好。”张忠定大笑说：“张希颜固然好，天使也是好官员。”当天一同向朝廷推荐。这件事记载在《东轩笔录》中，我读了也大笑说：“张忠定也是好官员。不是范延贵就不知道张希颜，不是张忠定就不知道范延贵了。如果做官的人都能像这样，天下哪里会愁没有好官员，而百姓难道会有不得其所的吗！”

用“子”冠在姓氏前的，是男子的通称。孔子是大圣，孟子是大贤，惯例都称“子”。孔子又号称“夫子”，邢昺《孝经疏》说：“孔子曾经担任鲁国大夫，所以弟子连官职一起称呼，尊崇他以便区别于其他人。”后来尊崇老师的人，因此惯例称为“夫子”。近代朱文公称呼周敦颐、程颢程颐，特别称“子”，周子、二程子，又在姓氏上冠以“子”。查《公羊传》说：“子沈子、子司马子。”何休解释：“在姓氏上加‘子’，是称其为老师。”如果不是老师但只有德行的人，不用“子”冠在姓氏前。朱子对周、程，大概是尊崇老师的缘故。

本朝以“居士”称呼的人实在很多，就是孟子所说的“处士”。六经中只有《礼记·玉藻》说：“居士锦带。”注解说：“道艺，处士也。”居士的名称始于这里。这话记载在宋萧参希道的录中，于是后世似乎因为喜欢尊崇佛道二教，与僧侣道士相契合的人称为居士，林下的尊宿多以此自称，又不符合古代命名的本意了。

李贺考进士，有个与贺争名的人诋毁他说：“贺的父亲名晋肃，贺不考进士是对的，劝他考的是错的。”听的人不考察，跟着附和，众口一词。宋郊任知制诰，仁宗正想大用他，有忌妒他先被提拔的人进谗言，说他的姓符合国号，名应郊天，又说“郊，就是交，代替的意思”。宋郊这话不吉祥，仁宗立刻命令他改名。韩退之为他辩白，道理才明。仁宗被人迷惑，而宋郊的名字于是改了。世上的小人，虽然极其险恶，用正理驳斥他，又能怎么样呢？然而为他辩白的人少，而被迷惑的人多啊。怎么办！

《留青日札》说：我的家乡有个田名叫白云宗，大概是洪武初年抄没元朝僧人的财产。元朝有帕克斯巴，号金童，少长学富五明，所以又称巴喇密特。等到去世，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年间，特别诏令郡县建庙普遍祭祀。泰定元年，又颁布各行省为他塑像。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说：“西番僧佩戴金字圆符，络绎不绝于道路，随从骑兵成百，传舍甚至不能容纳，就借住民舍。于是驱逐男子，奸污妇女。白云宗、白莲宗颇通奸利。”等等。大概僧人的危害如此，而有国家的人不知道禁止，反而尊崇侍奉他们，不也太过分了吗？

倾尽囊中财物而托付，儿子难以承受养志的欢乐；继承家世而共同居住，渐渐有防墙般的嫌隙。四句话透彻人情，不是亲身经历其境的人不能说出。

儒教用其实质，充实天下的空虚；禅教用其空虚，虚化天下的实质。陈白沙诗说：“六经皆在虚无里”，这是想要率领古今天下进入禅教吗？难道这是儒者的学问吗！这是杨升庵的话，极其切中明代讲学先生的弊病。

隆庆、万历以来，异学的危害日益炽盛。武康程叔明《送卢新庵集序》中说得最详细，其大略说：耿天台在楚中讲学，说孔子是素王，释氏是空王，合并儒释而并尊之，是天台作的俑。李载贽师从他，专言阴隲之事，只因为他的身份是僧侣，危害还不严重。管登之师从他，为之捭阖其说，认为佛老二宗不同于我夫子的身份，纲常同我夫子的言性道。性道难以听闻，而在竺经中听闻所未闻，应当与《周易》《诗》《书》并传。唉唉！自古惑世诬民，有达到这种极端的吗！现在他的学说浸淫宇内，学士经生往往喜欢他的不经之谈，争相奔走，供养僧人

译放生的事情，家家户户都传承并习惯于做了。我才能微薄、力量单薄，遗憾不能制止邪说以端正人心，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心中私下为此担忧，等等。他的言辞极为痛切，可以作为当时社会风气的一面磨刀石。全文收录在《金华志》中。

译双桥随笔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双桥随笔卷八

凤县知县周召撰

一个人的行事作为，可以在他无事的时候预先推测出来。谢玄讨伐苻坚时，评论者认为他必定成功，大概是因为观察他平时的一举一动，都能胜任其责。那些悠悠忽忽、如同土木塑成的形体般呆板的人，正应当被束之高阁。更何况像曹蜍、李志那样，奄奄一息如同已在九泉之下的人呢？

泄露春光，父母搬弄贩卖，至今未曾停歇。吐出各种乡间俚语，千般扭捏装扮，一生的人我计较，多少机谋有限，光阴却是无穷的活计，匆匆忙忙像马牛一样劳作，何时才能了结？醒来在枕上，试着听更漏的声音，古今多少风流遐想，蝇头小利、蜗角虚名，谁曾看到过结果？昨天指责别人不对，今天却自以为正确。三次拜相，两次封侯，采菊于篱边，种花于园圃，最终都只化作邙山的一抔黄土。清醒的人啊，皮囊扯破，便是骷髅。这是元代吴仲圭画骷髅并在上面题写的词句，先生以吴仲圭为元代四大家之一，而且他能诗能书，读这首词，董宰称赞他是铮铮人物，确实不假。我仰慕先生已久，去年有幸获得他的真迹一卷，前面书写《筼筜谷记》，接着画了几种偃竹，并题写绝句，真是墨宝。我非常珍视它，但今年春天忽然遭遇衰败困顿之忧，不知能否与赵孟頫的水中禊帖一起安然无恙？酷暑时节读先生透彻的言语，如同身体沐浴在冰壶之中，因此一并记下，以展示给后世善于收藏的人。

明朝宣德年间，两宫火葬，黄金流入铜中，熔铸成炉，所以后世伪造者远远不能达到那种水平。我在汉中得到一座宣德炉，有人说它是真品，我不能辨别，应当珍藏起来等待鉴赏家鉴定。

袁忠彻的两个女婿，一个在狱中被盗贼杀死，一个翻船死于水中。两个女儿都守寡。袁忠彻每次谈论相术，妻子必定斥责说：“不要胡说！况且你相女婿的眼睛在哪里？”袁忠彻说：“我能相人，不能相天。”既然不能相天，可见生死祸福，权柄在于天，人力无法干预，只能修养自身以等待天命罢了。又何必纷纷扬扬地以风鉴之术在当世闻名呢！

吕文穆公未考中进士时，微服游历到一个县，胡旦正跟随他的父亲担任该县县令，对待吕公非常冷淡。有客人称赞吕公说：“吕君擅长写诗，应当稍微加以礼遇。”胡旦询问吕公诗中的警句，客人举出一篇，其结尾句是：“挑尽寒灯梦不成。”胡旦笑着说：“原来是个瞌睡汉。”吕公听说后非常怨恨，离开后。第二年吕公考中状元，派人传话给胡旦说：“瞌睡汉状元及第了。”胡旦回答说：“等我明年考中第二名，就输你一筹。”不久胡旦也在次榜中首选，两人相见，都感到非常羞愧。我认为这种气量，这种口吻，实在可笑。像浅薄狭隘轻狂之辈，时常有这样的人，胡旦不值得惋惜，难道有像吕文穆那样厚重的人，却与人争长论短，不能自制到这种地步吗？凡是记载事迹的书，像这类故事，不可轻信，否则会冤枉古人。

宋徽宗也有明白事理的时候。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日，温州知州苏起上奏：“臣昨天恭敬地将耕借诏书刻在石头上，用云鹤图案装饰安放，防务事宜仍下达四县，依照此例施行。从此风雨调和，庄稼茂盛，已经收获，枯根又再次长出穗子，每亩得到谷物多达一担七八斗。请求命令各路州县效仿此例施行。”皇帝看了奏章不高兴，说：“苏起谄媚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警戒在位官员？他华丽装饰手诏，岂不是侮辱我？”可以送交吏部处理。唉，称颂祥瑞，借以讨好君主，而实际上是将君主视为可以欺骗的对象。“相侮”二字，看破了小人的胆量。

陈后山喜欢苦吟，每次登高览胜得到诗句，就急忙回家躺在一张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家人知道后，就连猫狗都赶出去，婴儿幼童也都抱到邻居家寄放。等他起来靠近笔砚，诗就已经写成，才敢恢复常态。这样的家人最是难得，想必也完全懂得作诗的甘苦，不然怎么会这样帮忙？明朝贺公钦，成化丙戌年进士，号医闾先生，与人言论侃侃而谈。白沙先生说：“莫非锋芒太露吗？必须涵养得深沉和平，才算是美好。”于是贺公钦在后园建造书室，在眼前遍写“深沉和平”向上的话语，让自己有所警惕，必定达到这种境界才停止。前辈对待知己，谆谆告诫如此，而接受劝告如贺公钦，又遍写来自我警戒，都不是后人所能企及的。

陈子昂初到京城，不为人所知。有个卖胡琴的人，标价百万，豪贵们传看，无人能辨别。陈子昂突然站出来，环顾左右说：“拿一千缗钱买下它。”众人惊讶，问他说：“我擅长这种乐器。”大家都说：“可以听听吗？”陈子昂说：“明天可以在宣阳里集合。”如期一同前往，酒菜都已备齐。把胡琴放在面前，吃完饭后，捧着胡琴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章百轴，奔波于京城，碌碌于尘土，不为人所知。这种乐器是贱役的工作，哪里值得留心！”举起胡琴摔碎，将文章轴卷遍赠与会者。一天之内，名声洋溢于京城。冯犹龙说：“唐人重视才华，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互相惊传赞叹。所以陈子昂借胡琴的价格，出奇招来买名声，而名声果然成就了。如果今天，不仅文章轴卷没有用处，即使求一听胡琴的人，也得不到。可惜啊！”先生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