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桥随笔卷六

译祭祀孔子的祠堂，设立学官讲习诵读，斥出家中资财赡养供给众人，于是人们才知道教化，成就了许多儒生，在朝廷做官。当天下动乱、人心桀骜不驯的时候，他不但在谈笑之间使叛军伏法，而且能够振兴儒教，以恢复成为礼义之邦，真是兼具文治武功的人才啊。如今远近多事，怎能得到像华这样的人来分管重地，使奸徒屏息敛迹，儒生扬眉吐气呢？有人议论他杀人太过滥杀，然而在讨伐叛乱的时候不得不如此，这就是所谓应当使用重典。

译阴雨连绵多日，我关上门独自站立，墙壁缝隙中寒风苦痛地射入，凛冽之气侵袭人体。恰好借得方孟旋先生的《青来阁初集》，急忙放在案头，整理衣襟翻阅阅读，还没读完几页，便不觉寒气退避，身体如同穿着棉衣一般温暖。先生凭借八股文树立旗帜，词坛执笔写作的人，都顺从风向，捧着盘匜奔走侍奉的，几乎遍布天下。先生自称在世上没有其他嗜好，也没有其他长处，不知为何对八股文字气息缠绵，无法解脱。略知自从动笔以来，历经三十年，不仅不追随时俗潮流的前路，也不能追赶先辈的后尘。片言只语的得失，自己参悟自己欣赏，占据金玉般的高位，不为此欣喜；被人呼马呼牛，不为此忧愁。三十年来，贫穷与我一同贫穷，疾病与我一同疾病，衰老与我一同衰老。不仅如此，从庚子年到丙午年，病重而死的情况发生了两三次。形体与精神截然分离，在昏沉迷糊之中，仍然摇笔写作时文，勤勉不已，如果不是上天禁锢宿业，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又说我们这类人探讨典籍，划分句读，必须字字气息腥烈、抒写刻厉；文章显露其锋芒，必须丝丝血滴，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读书人。我与古人的精神才开始合并为一。我的胸中渊深浩大，内里明朗外边映照，八万四千毛孔一时放出光明。与我朝夕相处的人，自然应接不暇，也越久越新。又说文章这一技艺，道并不尊贵，只是不能概括我的制艺。自从先师倡导道统，四书六经时而晦暗时而光明。汉人训释其语言却失去了其义理，宋儒寻求得到了义理，却未能完全模仿其神情与象貌。连神情象貌都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只有制艺。曾认为学习这道的人，必须像先师学习文王的操行，三天就能见到其浑然的样子，才开始寄托于文章，然后才称得上是合作。那些模仿秦汉古文词的人，夸耀理谛语录义疏的人，按照当时的精气来衡量，未必相合。即使工巧，又怎能符合制艺呢？又说文章的妙处，必须达到一想便得，捉笔便至，才可以掌握造化的权柄。这必定有一段絪氲之气，在未曾构思、未曾命笔之前郁结酝酿，如苏东坡所说胸有成竹，然后才能像兔子跃起、鹘鸟落下，直接追随所见到的景象。平时不预先积蓄，用心专一，凝神专注，当然不会不妙；如果犹豫四顾，批却导窽，满志通解，恐怕郢人无处施展成风的技艺，宜僚无处展现累丸的技巧了。唉！世上有攻科举业而刿心鉥骨、誓以生命殉言的人，津津有味到如此至真至笃的地步吗！难怪当时有人说他不与别人一个会元，要会元何用。虽然，这只是说他的制艺，而没有涉及他的古文词。现在他的文集还在，沈雄奥衍的句子，原本经术而持满而出，只觉铿金戞玉，字字皆香。假如当年把钻研八股的岁月，用来致力于古文，他在艺苑称雄的，应当不止于此。然而具备这些，也可以见到先生了。唉！以先生的时代、才华、学问、名声和遭遇，尚且不能自见于当世，那么那些虽有文章，却在坎陷牢骚、流离颠沛之际被掩抑，而得不到一个知己的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先生文集作序的人很多，而艾东乡的一篇认为这是尽伦之书，对于先生的学问性情，尤其尽其蕴藏。过了几十年，我的老师李僖平夫子又搜集其散落在人间的作品，全部刊刻，名为《合集》，而先生未坠的文章，更加彰显于后世了。

赣县刘忠甫先生生平不崇尚佛教，见到缙绅墨行儒冠，整年关说有司，而以放禽鱼为慈悲，本末乖谬的人，取训诸子以为戒。居母丧，屏斥佛事，隆万以来士君子所难。宋晏原叔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之乞人搬漆椀。余谓此等椀胜于金镶玉琢者，千万倍，但恐无钱多置，使之充栋汗牛耳。虽然，世人眼孔惟为黄白所惑，不薄书以为漆椀者少矣。出之妇人口吻，又何足怪？原叔有戏为漆椀诗，隽永堪味，载《墨庄漫録》中。

苏长公谓王子立有致穷之具，而与子瞻为亲，又欲往求鲁直，其穷盖未易瘳也。袁中郎谢于楚历山草引云：“诗能穷人，似有之。管城亲而牙筹疏，一不合也；气髙语华，令人自逺，二不合也；富者恶其厉缗，仇之若敌；贵者忌其厉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一于此，皆足以穷，而况兼之？故云：一日执管，二日废餐，妻子之所羞，而宗党之所怒也。”又云：“于楚不能忍穷，幸且焚笔砚，余亦从此改业焉。”两公之言，固亦带谑，而情理最真。余一家无他长，子侄幼孙，皆督之读书习文艺，且嗜清闲而耻俗态，典衣购书，粗营小筑，啜苦茗以度日，取穷之道，莫甚于余，而不能改。虽然，世情不谙，走入庸腐一途，有终身作老蠧鱼，而妻子饥寒不能自保，以全其操于末路者，又坐不善读书之过。长公劝蒲正语

译不可不深思，不要因自己失误，而又连累他人。

译我十七岁那年，被录取为县里的生员。当时诵读什么书，休息在何处，跟随哪位老师学习，与哪些朋友交往？他们的姓氏、容貌，都清晰地记得，就像昨天的事一样。隐约听说近来学校中，礼教谦让的风气比过去有所衰退。一些学习新学问的年轻学子，甚至和老师平起平坐，不守规矩，走路也不跟随老师。最下等的，竟然与娼妓优伶为伴，把酒食当作诱饵。这难道都是真的吗？万一真有这种情况，与三十年前相比，不禁让人发出“朱弦疏越”（指古乐失传，雅乐衰微）的感叹。这是冯具区先生《秀水县学碑》中的话。在冯先生那个时代，风俗人心还没有严重败坏，但不满的言辞，竟然已经刻在碑记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博物志》记载，汉代公卿大臣送夏侯婴下葬，到了东都门外，马不肯前进，刨地悲鸣，挖出一口石棺，上面刻着铭文说：“佳城郁郁，二十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于是将他安葬。我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夏侯婴的葬地一定是最好的无疑，他的子孙应该受到庇护而不会衰败。然而查考夏侯婴的世系，夏侯婴封为文景侯，传到夏侯灶时，夏侯灶的儿子夏侯共，夏侯共的儿子夏侯颇，夏侯颇在元鼎二年因与父亲通奸婢女的罪行自杀，封国于是被废除。为什么衰败得这么快呢？由此看来，家族的兴盛与衰败，也在于后代子孙的贤良与不肖罢了。即使得到了好的风水，又有什么益处呢？

张荘懿，明代进士，被选为某道御史，当时才二十七岁，被派往山东担任巡按御史。刚巡视到临清，在三次朝拜行香时，偶然酒家的酒旗挂低了，扯落了他的纱帽。当时他刚到任，失去了首服，人们认为这不是吉兆，身边的人吓得变了脸色。张公却安然不在意，拿起纱帽戴上就走了。第二天，知州锁押着那个酒家的人送到察院请罪，张公缓缓说道：“这里是上司过往的地方，以后酒旗必须挂高一些。”也没有和知州多说一句话，直接让人出去。他宽厚仁恕就是这样。明代的杨玉峰向来刚直，在郎署任职时，路过家乡，喻子干任松江太守，张燕接待他。喻子干颇为风流，和戏子一起喝酒。杨玉峰厉声说：“喻子干，这是什么样子！”喻子干吓得变了脸色。杨玉峰名玮，字伯玉。

冯开之先生的日记中写道：“初一晴天，在佛室礼佛，祭祀祖先以及参拜神灵，都按照常规仪式等等。”在我看来，祭祀祖先是合乎礼制的。至于礼佛参神，究竟是哪位佛、哪位神呢？人活在世上，除了天地、君主、亲人之外，不可忘记的就是老师。冯先生本是贫寒之士，凭借老师的教导而在科举考试中高中，号称尊宿，享受湖山诗酒的乐趣，却没有听说在孔子座下行过一次拜礼。我虽然浅薄低劣，不能不认为冯先生做得不对。

元文宗以西僧为帝师，帝师到来时，命令一品以下的朝臣都在郊外迎接，大臣俯伏进酒，帝师不为所动。只有国子祭酒富珠哩翀举杯站立进酒说：“帝师，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天下僧人的老师；我，是孔子的弟子，天下儒生的老师。请我们互不行礼。”帝师笑着站起来，举杯喝完酒，众人都为之肃然起敬。

高明，温州瑞安人，寓居明州栎社，以创作词曲自娱。因为感慨刘后村的诗“死后是非谁管得”，以及“满城争唱蔡中郎”的诗句，于是创作了《琵琶记》。有个叫王四的人，以学问闻名，高明与他交好，劝他做官。王四考中进士后，就抛弃了妻子，入赘到太师不花家。高明后悔了，于是创作这部戏来讽刺劝谏，命名为《琵琶记》，是取“琵琶”二字的上半部分四个“王”字组成“王四”的意思。元代人称呼牛为不花，所以称他为牛太师；而蔡伯喈曾依附董卓，所以用他来托名。明太祖朱元璋微贱时，曾对这部戏感到惊奇，等到登基后，召见高明，高明以生病为由推辞。使者将《琵琶记》进献给皇上，皇上看了说：“五经四书在民间，好比五谷，不可缺少。这部戏属于珍馐美味一类，在祭祀宴饮之间，也不可缺少。”于是逮捕王四，处以极刑。我记录这件事，想要扩大它的传播，希望避免蔡中郎无端受委屈。

许鲁斋在中书省任职时，命令牙人雇佣一个仆役，特意挑选了一个应对闲适、懂礼节的人，却把他退回了，说：“我只想要老实的人。”过了一天，牙人领来一个蓬头垢面而且愚笨的人，于是录用了他。牙人问其中的缘故，许鲁斋说：“谚语说：‘马骑上等的，牛用中等的，人使下等的。’马用上等的能致远，牛用中等的则驯良，人用下等的则容易训练。如果让他聪明超过我，反而会被他驱使。我偶尔收养哑童，文意也是主张这个。”

明代成化年间，衢州人卢宗善捕盗，官府任命他为讥察。当地有个大盗王泰，横行掠夺百姓财物，成为民害。卢宗善用秘密计谋抓住了他。王泰到官府，反而诬陷卢宗善说：“我做盗贼，死也无悔，但所抢劫的财物大多进了你的口袋。”官府无法分辨，两人一起被戴上刑具关押。卢宗善于是仰天诉说：“我身为官员捕盗，本意是除害，现在却和盗贼一起死，这是什么天理？”说完，风云骤起，雷声一震。有个巨大的神灵抓住卢宗善的手臂，把他放在刑具门外，于是释放了卢宗善，而王泰独自被处死示众。

福建延平府杜家兄弟三人轮流供养母亲，然而三人都从事农业，委托三个媳妇侍奉供养母亲。儿子们出门后，三个媳妇就互相辱骂争胜，导致母亲连稀粥都吃不饱。母亲想上吊自杀，嘉靖辛卯年七月中，白天轰隆一声雷，只觉得电光红紫刺眼，三个媳妇都变成了人头，而身体则分别是一头牛、一条狗、一头猪。人们围观像堵墙一样。

以上两件事，都记载在《施显卿奇闻类记》中，见于明代二百年间。而其

译其一，这是衢州发生的事。当时上天的威灵怪异竟然如此，近来不善之人到处都有，却听不到雷霆愤怒地一击以示警戒，而遭受谴责的只有虫蚁木石之类。虽然号称雷，也荒废了职责而不能整顿了。

译明代歙县县学的唐皋，字守之，常常以科举第一自居，但屡次在考场中落第，同乡人讥笑他说：“徽州有个好样的唐皋哥，一口气在秋闱里考了十次。”乡试第一、解元，荷包里争得耐烦，京城里剪绺（盗窃）的人多。唐皋听到后，意志更加激励。到了正德癸酉、甲戌年，他连续考中经魁，以状元及第，当时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了。有志者事竟成，难道不是这样吗？

“幽谷多年滞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头空白，看尽春花雨后残。”这是明代嘉靖年间翰林写的一首《白头翁画诗》，送给那位年老却通过贡生身份获得教官职位的儒生，确实有意趣，现在记录在这里。

范希荣，是范文正公的后代。他的祖先中有人做过京城官员，所以居住在京城。他曾与其他商人一起运货，路上遇到强盗，强盗问他：“你不是秀才吗？”范希荣说：“是的，我本是范文正公的后人。”强盗说：“好人的子孙啊。”凡是船上的货物，都让他认领留下，强盗没有取走就离开了。

明代万历年间，有个叫祝借甚的仙人，曾退如太史约袁中郎和小修一同去拜访。袁中郎回信说：“退如只知道官员羡慕神仙，不知道神仙也羡慕官员。”小修写信说：“现在所谓的神仙，分开来说是山人，合起来说是神仙。”两位先生的话，可以说是高雅的戏谑，但实际上足以唤醒世人的愚昧。我们家乡几年前，也有这样的人，编造荒谬的言论，尤其令人捧腹大笑，而一些大官名流也有跟着相信的。现在听说他进山做了绿林豪客的魁首了。这个人与前面的仙人同姓，难道是他的后代吗？

吴门的朱野航，是葑门的老儒生，很擅长写诗，在荻匾王氏家教书。王氏也是吴中的旧族。野航与主人晚上饮酒完毕，主人进入内室，恰好月亮升起，野航得到诗句：“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防见月当头。”高兴得发狂，大声呼喊敲门，叫主人起来吟咏这两句诗。主人也大为赞赏，取酒再饮，兴致尽了才停止。第二天遍请吴中擅长写诗的人欣赏，大摆宴席，征召戏乐，留连几天。古人风流兴致，有像这样的，只是求主人像王氏这样的人，又哪里能多得呢？

明代顾东江清以解元、防魁登第，张荘简公任吏部侍郎，东江首先去拜见他，当时还没有考馆选。荘简有意想留在吏部，对他说：“我部中缺少一个主事，现在留你在我们部中也好。”东江说：“我是个书生，只是防读防句书罢了，对于政体恐怕有不懂的地方。”荘简说：“你只要能照着书本上行事，防曽见错了？从前赵普自称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他的话未必不是这样，只是赵普的行事不能完全照着书本，不免辜负了《论语》罢了。”

狄防武说：“偶尔遇到机会，怎敢立刻依附梁公？世上的士大夫对此感到羞愧的人多了。不只是郭崇韬让人齿冷。至于不去他的污点，来激励将士，见识尤其深远。文人自夸，常说‘挽三石弓，不如识一丁字’，曾能有这样的见识吗？”

同乡人陈宜生因病去世，已经属纩（准备后事），妻子儿女烧纸钱，环绕哭泣将要入殓了。有人摸他的胸口微微温暖，于是灌药给他，过了一会儿就苏醒了。到现在过了六年，身体强健如昔。我每次问他未苏醒时，难道很痛苦吗？而且所见与生前有什么不同吗？陈说：“只是昏昏如醉，在梦中罢了，不很痛苦，也没有看见什么。”我听他的话，感到敬异很久，说：“陈君是正人，他再生，本来应该。病而死，死两天又复活，在他人必定编造阴间的话，勾去者是谁？所经历的是什么境界？阎罗王判官什么样子？查他的簿籍，做了多少善事，阳寿未终，然后释放回来。装扮这两日的情景，天花乱坠了。陈君只是以昏愦了之，他比世上摇唇鼓舌而不自知羞耻的人，何止莛楹（小草与柱子）的差别呢？”大概这类荒谬的话，出于文人尤其严重。姚现闻先生，海内大儒，气节文章可称山斗，唯独奇怪他喜欢谈禅说，集中《枫吟》《陵伽》等篇，都讲竺干（佛教）事防缀津津，甚至为太夫人转经礼懴，以轮回为确实之事。而且《枫树堂缘起》有云：“道场既散，到第二天有孤鹤翔空不去，移日始隐。”又说：“大祥礼弥陀懴竣，碧落中黄云弥布，作金色世界，又忽现绀青殷红宝色，如五色牟尼珠焜燿铄睛。”僧众十四五人，都咄咄叹未曾有。吴梅村《白母陈孺人墓志铭》说：“吾母朱太淑人奉佛受戒三十余年，她临终时，三个儿子环绕侍奉，告诫不要哭。吾母亲见幢前导诸佛受记而去。”都记载在《往生录》中。黄梨洲《李是庵〇》说：“是庵想让我作〇，以诗寿老母为贽，有‘不惜淋漓供笔墨，恭随天女散花来’的句子。”老母常梦注名玉札为第四名，天女降谪人世等等。这类话出于方士山人，听者未免掩口。诸先生也作此语吗？又屠长卿《鸿苞集》中记一事尤属荒唐，大约风气所趋，虽贤智也不能免。我是什么人，辄敢妄议先辈？只是担心巨公的书世所遵信，将愈流于异端邪教而不可救耳。

译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就能了解他的仁德，应当宽恕他剩余的罪责。

译关焦鹿先生评论西门豹投巫一事，认为此举挽回了习俗的昏乱迷误，打破了老奸巨猾的胆魄，是千古快人，千古快事，应当作为良吏的首推，毫无疑问。然而司马迁竟然把他列入《滑稽列传》之中，后世那些固陋无识的小儒，于是就把他和优孟、优旃等同看待。我为此向毛稚黄先生鸣冤，读史的人必须具备先生的眼光，才不至于草草看过，埋没了古人，使西门豹与韩非同遭误解。

辛弃疾在滕王阁宴请宾客，诗人胡时可请求拜见，守门人拒绝了他，呵斥责骂更加厉害。辛弃疾让人上前说：“既然自称诗人，先作一首滕王阁的诗，如果有佳句，就预先入座。”胡时可当即题诗道：“滕王高阁临江渚”，众人大笑。他又写道：“帝子不来春已暮，莺啼红树柳摇风，犹是当年旧歌舞。”于是大家一同宴饮，并厚厚地资助了他。又在他统帅浙地时，朱熹、张栻担任仓宪使，刘改之想见辛弃疾，不被接纳。两位公卿为他铺路说：“每天公宴到后筵便坐，你可以来。”守门人不接纳，只要大声喧哗争执，必定可以进去。不久刘改之按照所教的方法去做，门外果然喧哗起来。辛弃疾问缘故，守门人把情况告诉他。辛弃疾非常生气，两位公卿于是说：“刘改之是豪杰，善于作诗，可以试着接纳他。”刘改之到来，长揖行礼。辛弃疾问：“能作诗吗？”回答说：“能。”当时正端上羊腰肾羹，辛弃疾命令他作诗。刘改之对答：“天气寒冷，希望乞求一杯酒。”喝完酒后乞求韵脚，当时饮酒手颤抖，余下的酒流到了怀里，于是以“流”字为韵，当即吟道：“拔毫已付管城子，烂首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也随樽俎伴风流。”辛弃疾大喜，命令他一同品尝这羹，直到宴席结束才散去，厚厚地馈赠了他。他喜欢亲近文士就是这样。

唐朝王起历任省寺三任节镇，却不懂理家，俸禄收入全被仆妾占有，年老时寒冷饥饿，甚至与伶人分用月俸来维持生计。明朝某尚书有清德，家贫，妻子没有裤子，孙女因饥饿上吊而死。他善于饮食，平生不能吃饱，每次买蛤蜊作为晚饭，然而往往防止妓女泛舟停泊，一天也不能废弃。从前屈建问赵武范会的德行，赵武说：“范先生的家事治理得好，他的祝史不祈求。”苏轼说蒲正公不作生计打算，多买书画等物，常常典当钱财，使者劝他应该办理归老之计，不可只说我有贤能的子孙，不必为他们经营产业。那些猥琐的人流，守着不动尊，握着长生铁，钱子绢孙行同贾防，确实可以鄙夷。一味慵懒放荡，迂腐荒诞，没有主持，起初以旷达而夸耀锦绣之胸，后来因饥寒而成为乞索之面。哪里比得上克勤克俭，无奢无啬，富而好礼，持身有度，贫能自立，与世无求，可以立德，可以养生，可以成家，可以树品。世故多端，难道只在摴蒱场上、花柳丛中，就能荡然无存家产吗？只是不可认作问舍求田，如眉公所说，使前面的话醍醐灌顶，反而变成毒药。黄九烟先生论述取友，大略说：第一应当取有品德的人，其次是有行为的人，又其次是有学问的人。然而这三者哪里容易多得，那么取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我爱他，但爱他的才能就可以了，不必问他的品行，也不必问他的学问。又其次取有情的人，平时缱绻，患难周旋，都是情。然而钟情的人也不易多见，不得已就取有礼的人，往来交接，馈赠殷勤，即使是古代的圣贤固然应当接受，何况今日。唉，取友到了不问品行，可谓愈趋愈下，何况又降而在情与礼呢？先生这话殊不可训，然而并非先生由衷之论。先生才异气高，落落难合，吕用晦书云：九州如许大，竟无处安顿一奇男子，真可仰天流涕。盖其满肚皮不合时宜，而为此悲愤牢骚之语，若虞仲翔所谓死以青蝇为吊客耳。不然，王修龄苦饥，自向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送米，而闵仲叔亦不肯以口腹累安邑，先生岂至仰愧前人。

邵康节有《易数》一书，曾说天下不可如此者，只有司马君实、章子厚罢了。况且因为君实不肯学，子厚不可学。临终焚烧他的书不传。大概温公对事物淡然，无所喜好，对于学问无所不通，只是不喜欢释老。说：“他们的微言不能超出我的书，他们的荒诞我不相信。”他的见解如此，哪里是学术数之书的人呢？

魏鹤山曾说：“自从五帝的说法兴起，而上帝的尊称不同。妄人小子，辄自撰名号以防范天。自从秦朝创立西畤，有白帝的说法，逐渐演变为四；而汉高祖又增加黑帝，成为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的五帝，又有缪忌的五帝，又有公玉带、汶上明堂的五帝。这就是五帝的由来。”等等。我看帝王等号滥觞，到后世妄加于天神地祇、忠义节烈之人，不啻斗量车载，塑像的千奇百怪，于是乎兴起。只有明朝制度初建国学，革去文庙圣贤塑像，都用木主。前代岳镇海渎，都有崇名美号，只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历代忠臣烈士，后世溢美之称，全部命令革去。谢铎所谓“远过赵宋五事”，这是其中之一。我认为这种规制，真可超越千古。后世议礼之家，不是病狂惑而溺于淫风邪说者，必定不能改变。又岂独超于一代而已呢！

袁宏作《东征赋》，不道陶公公子，胡奴诱之狭室中

译面对着他，拿着白刃威胁，说：“先父的功勋业绩如此，为何要这样忽视他？”宏窘迫无奈，便说：“我曾是大道公，怎么能说没有？”于是说道：“精金经过百炼，在切割时能断开，功劳在于治理百姓，职责在于平定动乱，长沙的功劳，被史书所称赞。”等等。最近有一件事，可以与之相配，不同的是，在暗室中吃下，赠送百金罢了，而赞语的精妙，让人立刻成佛，超过袁氏的话不止十倍。然而，利刃吓人，又不如孔方兄（钱）更亲热。总之，正因为孔方权重，吓人尤其厉害。馆阁新书的洁净版本有错误之处，用雌黄涂抹，这是常用来校改文字的方法：刮洗会损伤纸张，纸贴又容易脱落，粉涂则字迹不能掩盖，涂抹数遍才能模糊，只有雌黄一涂就消失，而且长久不脱落，古人称之为铅黄。张芸叟写《凤翔吴生画记》，秦少游写《五百罗汉图记》，都效法韩退之。近来魏禧的《燎衣图记》，汪懋麟的《唐寅高士图记》，都是当时的雅致构思，而魏禧的作品尤其出色。

译《清波杂志》说：方务德受到张全真的赏识，后来每次经过毗陵，必定到张全真的祠堂祭奠，修持门生的敬意。洪庆善曾经进入梁企道在阁学时的幕府，后来他任番阳太守，梁企道的夫人还在世，逢年过节他也用大状自称门生去祝贺。张文节知白在赞桑的幕下任职，赞桑看出他将来一定显贵。祥符年间，张文节任京西曹官，赞桑已经去世，他上奏请求每逢寒食节到赞桑墓前拜祭清扫。狄武襄青受到范忠献的赏识，每次到范家，必定在家庙拜祭，进入内室拜见夫人，非常恭敬，以对待郎君的礼节对待他的子弟。我生来孤苦，又非常贫穷，以诸生的身份受到当时各位尊师最多的青睐，却碌碌无为，没有丝毫报答。看到以上几位公卿的事迹，真让人羞愧致死。

世上的文章，有因地位尊贵而闻名的，有凭借科举功名而闻名的，有凭借其他技艺如书画之类而闻名的，有迎合一时喜好而闻名的，有依附前辈，借助吹嘘之力而闻名的，有务求夸大言论，树立门户而闻名的，有广泛拉拢同辈，互相标榜而闻名的。近来那些市侩胡商，用金钱布帛来购买名声；浅薄狂悖的人，想用辱骂诽谤来胁迫士大夫以获取名声。可恨啊！这是王元美先生的话。后两种人，其心思更加鄙陋，其计谋更加阴险，尤其被正人君子所鄙视。

孟献子因为他的儿子不节俭，将他囚禁了七天；敬姜因为她的儿子不恭敬，将他驱逐了五天。

张湛治疗目痛的方子：减少读书，一是减少思虑，二是专注内视，三是简化外视，四是早晚起床，五是夜晚早睡，六是……凡此六项，用神火熬炼，用气簁向下疏导，蕴藏在胸中七天，然后纳入方寸之心，修习一段时间，近处能数清眼睫毛，远处能看清尺棰之外的东西，长期服用不停止，能洞见墙壁之外，不仅能明目，而且能延年。

欧阳公在〇州平山堂亲手种下一株柳树，所以他的词中有“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的句子，人们称之为欧公柳。后来薛嗣昌任太守，对着那株柳树也种下一株，自己题榜说“薛公柳”，人们无不嗤笑他。薛嗣昌离去后，人们就把这株柳树砍掉了。世人不能估量自己的德行，却妄自尊大的人，大多像这类，即使是年长的人也会犯这种毛病，不只是年少无知的人。

历来山人、方士，故意凭借他们的技艺来傲视他人。他们大言不惭，真如粪土一般。不知道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而世上的大官、名流，往往落入他们的圈套而不醒悟，真可怪异。宋朝有史延寿的人，因为善于相术，京师权贵多延请他。他看待贵贱一样，坐下就伸开两腿，人们称他为“史不拘”。吕文靖公曾经邀请他，史延寿到了，对守门人不开门发怒。守门人说：“这是相公的宅第，即使是侍臣也住在客舍。”史延寿说：“那些来的人都有求于相公，我没有求。相公自己想见我罢了，不开门，我就回去了。”守门人跑去禀报，相公开门迎接他。《燕笑录》说他是凭借技艺游历，无心于被任用或舍弃，所以能自重，像这样。依我看，所谓“无求于人”的人，必定是隐藏踪迹，进山惟恐不深的人。既然自称善于相术，却又游历于京师，他的意图在哪里？大概他的面目、肺肠、言谈、举止，无非是巧于笼罩愚弄世人，以遂其所欲，却称之为无求，而列入高逸一类，可以吗？至于吕文靖位至宰辅，却还邀请这类人入座，迎接他惟恐落后，那又将做什么呢？太可笑了，也太怪异了。

韩昌黎作《原道》，以排斥异端为主。他的《谏迎佛骨表》义正词严，不避犯颜之罪，多么壮烈啊！等到被贬潮州，位居刺史，完全可以自安，却上表谢恩乞怜，甚至有作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等语，这又与他平生所自命的相差多么大啊！其他如三次上书宰相，也不免有北斗泰山之誉，声价略减。

葬师的话，最不可信。从前蔡京的父亲葬在平山，山形像骆驼，术士说骆驼负重则行，所以在骆驼峰上建塔。而他的墓以钱塘江为水，越地的秦望山为案，可谓雄伟了。然而富贵到了极点，一旦败落，几乎灭族，而不能复振。家族的兴衰，难道是风水所能决定的吗？王维喜爱孟浩然的吟哦风度，绘成图来赏玩。李洞仰慕贾岛的诗名，铸像供奉他，称之为贾老佛。张籍取杜诗一卷，烧成灰拌以膏蜜喝下，说：“让我的肺肠从此改变。”潘阆以咏潮著名，就有人用轻绡画他的容貌，称之为潘阆咏潮图。李遵勖宗法杨亿的文章，在府中筑室塑像，早晚行师生之礼，刻石为记。从前敬礼诗文的人，专诚到这种地步，虽然出于一时的意见，也是因为他们内心非常谦虚的缘故。试问后世还有这种性情的人吗？我们县赵清献公的宦迹遍布天下，所行事迹记载在昔人笔墨中的，不能全部记录。他在成都时，人们只知道他一琴一鹤的事罢了。至于出行部内，只带一琴一〇，坐下就看〇与鼓琴。曾经路过青城山，遇雪，住在旅店，旅店的人不知道他是谁，有的轻慢狎昵他，公颓然鼓琴不顾。这事见于《墨客挥犀》，也是后人没有完全知道的。人性好恶偏忌，即使是中人以上，不

译能够改变。石璞太保、冦荘敏左宪、年尚书富，都是一时的显赫高官，身负重任。这三个人都不是通过甲科（进士）出身，都不喜欢进士。石璞在工部任职时，对待观政的进士就像没看见一样。郎中厐胜言年尚书有一天打破常规，在考核期满时，让三位主事各自考核论述一道题目，稍微差一点的就斥责说：“你们进士就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展毓御史也说冦公考核进士时，询问刑狱案件的人被辱骂不停，甚至多次遭受鞭打侮辱；而对待监生则温和地改变脸色，引导他们。这是《水东日记》上记载的。近日郡侯绥山雷公凭借乙榜（举人）出身起家，也不喜欢进士，有人提到进士，他就瞪着眼睛说：“什么进士！”大概是轻视他们。我认为进士和举人、监生原本不必区分类别，只看他们的人品学问如何罢了。进士和举人、监生难道都可以重视吗？又难道都可以轻视吗？大概过于重视进士的，固然不对；过于轻视进士的，也不算是正确的。

译苏东坡被贬谪到黄州时，在东坡之下开垦了五十亩稻田，并养了一头牛。有一天，牛忽然生病快要死了，他叫来兽医治疗，兽医说看不出病症。苏东坡的妻子王夫人聪明且阅历丰富，对苏东坡说：“这牛是发了痘斑，按方法应当用青蒿煮粥给它吃。”按照她的话去做果然见效。苏东坡曾经把这件事讲给章子厚听，说：“我自从被贬谪居住以来，就做了老农，再也没有什么乐事，哪里知道我的老妻还能医治‘黑牡丹’呢？”当时俗话把牛称为“黑牡丹”。章子厚说：“我更想留你下来谈谈，恐怕别人又说你是从兽医那里来的，暂且先走吧。”于是两人笑着告别。

邵雍（康节）与韩琦（韩公）在洛阳时，每天天气晴朗必定一同步行到僧舍。韩琦每次遇到佛寺神祠，必定躬身致敬。邵雍笑着说：“这难道不是谄媚吗？”韩琦也笑了，从此就不再这样做。

吕晦叔、富彦国都喜好佛教。吕晦叔任御史中丞时，有一天上报请假，馆中的各位官员因此问他因为什么事请假？当时刘贡父在座，忽然大声说：“今天一定是十斋日。”这是指吕晦叔喜好佛教。洛阳有一位僧人想要开堂说法，司马光（司马公）夜里拜访邵雍（尧夫），说：“我听说富彦国、吕晦叔想要去听这个，非常不可。”吕晦叔谄媚佛教已经不可取，劝说他也不奇怪，怎么能劝得动富彦国呢？邵雍说：“天色已晚，暂且随他们去吧。”第二天两人果然都去了。一个多月后，富彦国邀请几位客人一起吃饭，邵雍也在其中，于是问富彦国：“皇上用裴晋公的礼仪起用您，您为什么不回应命令？又听说三次派遣使者到来，您都在卧室内接见他们。”富彦国说：“衰老多病如此，我能起来吗？”邵雍说：“皇上三次命令您都不起，一位僧人开堂，凭一张纸片召见就出门，恐怕也不是正确的。”富彦国说：“我也没考虑到这一点。”

学者中，虚浮之气和好胜之心最误事。年轻时读书，就听说有朱熹与陆九渊的辩论，但不知道详情。等到读了王阳明先生与徐成的书信，认为晦翁（朱熹）与象山（陆九渊）都是圣人的门徒，本来没有什么不同，而两家的弟子争论，如果是出于求胜，求胜就是被意气所动。被意气所动，那么对于义理的正道，相差何止千里？又怎么会有是非的讨论呢？其中反复论辩，情理最为明白。那些书信都在，分门别类者取来读一读，应当会自己嘲笑那些喋喋不休的无谓之争。我认为牛李党争、洛蜀之争，也是犯了这个毛病。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也不免如此。

李沆做宰相，接待宾客，常常少言寡语，外面的议论认为他像没有嘴的葫芦。李沆说：“国家大事，北边有契丹，西边有西夏，每天傍晚讨论，用来防备抵御的策略，没有不详细研究的。士大夫如李宗谔、赵安仁，都是当时的英才，与他们谈话，都不能启发我的意思。其余那些刚入仕途的人，起身坐下拜揖，尚且慌乱失序，在席上必定自夸功劳最多，以希望得到宠幸奖赏。有什么策略值得与他们交谈？如果委屈心意胡乱说话，就是世人所说的笼络人心。”李公这话，未免有些轻薄。然而孔子不说过“侍奉君子有三种过失”吗？士君子立身处世，自有根本和枝节，表现在言论举止之间，如果不得其序，这个人就可以知道了。不屑与他们说话，都是他们自找的，对李公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世上有所谓三姑的，即尼姑、道姑、卦姑；也有称为六婆的，即牙婆、媒婆、师婆、防婆、药婆、稳婆。此外，又有绣花娘的，因为擅长针线活，出入人家，因此请求教导闺中少女，后来多被引诱，成为花娘的；也有插戴婆的，富贵人家的妇女赴别人的筵席，金玉珠翠首饰很多，自己不能梳妆，就专门雇佣这类人为她们插戴。更有瞎先生的，是双目失明的女子，从小学习小说词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通技艺，善于谈笑戏谑，能打动人的。大户人家的妇女骄奢到了极点，无法打发日子，必定招致这类人养在深院静室，昼夜狎昵聚会宴饮，称她们为先生。如杭州的陆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类，以及南唐女冠耿先生等就是如此。以上几种，专门用淫词亵语欺骗人家妇女，被她们引诱的人很多，导致败坏门风，不可收拾。《留青日札》中讲得很详细，有家室的人看到，应当不像躲避蛇蝎那样，不让她们进门，才能成就人家。请刻这几行字作为主持家内事务的第一要义。

宋朝李邦彦家起于银匠，显贵之后，他的母亲常告诉往事给诸孙，让他们以此为耻。母亲说：“宰相家出银匠才可羞，银匠家出宰相正是佳事，有什么可耻的呢？”《朝野遗记》说他的母亲很有高见，但我认为很不正确。李邦彦这个人，不就是当时所称的浪子宰相吗？以蹴鞠唱曲之人，位至宰辅，极其可鄙。哪里算是佳事呢？做母亲的，应当用大义责备他，不要做谐臣媚子，以遗留下门第的羞耻。而她的话竟然如此浅陋，也不过是工匠家妇人的见识罢了，哪里值得称取？

治理家庭是最难的事。唐代士大夫家礼法最严，以柳公绰、柳仲郢为首。柳仲郢的儿子柳珪被提拔为右拾遗、集贤院学士、给事中。做给事中时，驳还奏章说：“陛下高悬爵位，本来等待贤良。柳珪在家不遵从义方，侍奉国家岂能尽忠节？”柳仲郢上表称：“儿子柳珪才能平庸低劣，不适合玷污谏官之位。如果诬陷他不孝，那就是冤枉。”

译太过分了。”柳公权再次申诉柳珪被诬陷毁谤的冤屈，皇上命令免去柳珪的官职，并让他在家中闭门反省。凭借柳氏这样的名门望族，尚且会有这样不成器的儿子，何况那些毫无家教约束的人家呢？父兄的教育若不先行，子弟的行为便不会谨慎。《易经》说：“防范于家”，又说：“家人严厉呵责，虽有悔恨严厉之险，终得吉祥。”这些话不可以不反复诵读体味啊。

译锦川石埋在土中，起初不过是一堆土石罢了。〇久了之后，忽然被当作古坟，又忽然被当作郭璞的墓，又忽然被当作石将军的墓。越〇越错讹，越错讹越离奇。俗话说：“字经过三次抄写，‘乌’和‘焉’就写成了‘马’。”事情久远而不可信，大概就是这样。都起因于庸俗狂妄无知以及喜欢多事的人，担心自己做的事不好，想要讨好〇神以祈求保佑，于是真假是非都顾不上计较。就像市井中的人，卖酒的供奉杜康，杀猪的供奉樊哙。甚至养牛的人把冉伯牛当作牛王，卖菜的人把蔡伯喈当作园主，卖茶的人把陆羽当作茶神。烧制他们的塑像，放在灶具之间，有交易时就祭祀，没有交易时就用热水浇洗。可笑到了这种地步。虽然如此，这些人目不识丁，还不值得奇怪。竟然有戴高帽、系宽带，号称通晓古今的名流大官，也难免随波逐流。唉！奇怪啊！

过去的正人君子，大多遵循古道。因此顺便记载，柳元公善待张尚书正甫。元公的儿子柳仲郢，曾经在途中遇到张正甫，撤去车盖下马拜见。张正甫阻止他，没能阻止住。后来，张正甫对柳元公说：“寿郎（仲郢的小名）相逢，谦卑太过分了。”元公变了脸色不回答。过了很久，张正甫起身离开。元公对客人说：“张正甫和我交往，是想让儿子在街上骑马冲撞我吗？这个人也不值得和他说话。”张正甫听说后，拜谢道歉。以我看来，寿郎是仲郢的小名。正甫在他父亲面前直呼小名，已经很难得了，而元公还认为奇怪。假如让他看到现在对待父亲的朋友的态度，会怎么样呢？唉！

魏武帝想任用诸葛亮，派使者征召他。诸葛亮自己陈述不愿出仕，魏武帝就谢绝了他，而不勉强。想任用关羽，察觉他没有长久留下的意思，让张辽去劝说。关羽自己陈述愿意归顺先主刘备，魏武帝就听任他，而不加害。杨升庵说魏武帝真有君主的度量，不止在三国中称雄而已。又他的家风，直到魏文帝、曹植，都不被邪说迷惑，而在诗歌议论中体现出来，也是别人比不上的。他想任用诸葛亮的事，见于《抱朴子》。

山阴刘念台先生有《纪过格》：一叫微过，由独自知晓的心主宰；二叫隐过，由七情主宰；三叫显过，由九容主宰；四叫大过，由五伦主宰；五叫丛过，由百行主宰；六叫成过，是众恶之门，以克制念头作为终结。其中条理分明，都是我们最关切、最真实的事情的道理。幸好在赵玉峰抚台的《敬一录》中见到它，求学的人不能不全抄一份，放在案头以自我警戒。

苏东坡祖父名序，所以为人作序，都用“叙”字，又觉得不安，于是改为“引”，而称字序为字说。张芸叟父亲名盖，所以表文中说“此乃伏遇云云”，现在有人效仿他，都是不对的。

双桥随笔卷六

<子部,儒家类,双桥随笔》>

钦定四库全书

双桥随笔卷七

凤县知县周召撰

晋宋时期的人虽然放荡不羁，但关系到父子之情，出于天性深切真挚，也可以观察。比如谢虎子曾经上屋顶熏防，谢胡儿既然没有办法知道父亲做这件事，听人说痴人有做这种事的，开玩笑时提到这件事，不只是一次。谢太〇既然知道自己不知道，趁着说话时告诉胡儿说：“世人以此诽谤中郎，也说我和他一起做这种事。”胡儿懊恼发热，一个月闭门不出。桓南郡船停泊在荻渚，王大服散后已经微醉，去看桓南郡。桓南郡为他设酒，不能喝冷的，频频告诉左右拿温酒来。桓南郡于是流泪呜咽。殷仲堪父亲生病虚弱心悸，听到床下蚂蚁动，以为是牛在斗。孝武帝不知道是殷公，问仲堪：“有一个殷生病像这样吗？”仲堪流泪起身说：“臣进退两难。”宋武帝曾经称赞谢超宗有凤毛。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座，出来对谢超宗说：“听说你有异物，想见一见。”谢超宗说：“空无一物的屋子，哪里会有异物呢？”道隆是武人，正好触犯了谢超宗父亲的讳名说：“刚才侍奉至尊说你有凤毛。”谢超宗赤脚回到内室。这几位公卿当时的情态，让现在的人处在同样的境地，未必能这样。唐人喜欢写小说，像《云溪友议》之类，荒诞虚妄不合常理。其中记载李群玉一事，罪过尤其严重。李群玉题《黄陵庙》诗说：“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公自己认为从春空就到秋色，犹豫想修改，于是有两个女郎出现说：“我们是娥皇女英，两年后当与郎君做云雨之游。”李君于是全部陈述她们所说的话，不久身影消失，于是扯下神像带走。到浔阳见到段成式，详细叙述这件事。段成式戏弄他说：“不知道足下是虞舜辟阳侯啊。”李群玉题诗后两年，死在洪井。查考帝尧下嫁二女于沩水边，是为了观察她们的典范，不是寻常女子可以知道的。况且舜三十岁被举用，三十岁在位，五十年升方而死，所以舜死时二后都超过八十岁了。后世竹泪之说，比作红颜形之咏歌，极其猥亵，像《云溪子》所载，污蔑不堪，令人睁大眼睛。这都是立庙塑像者造孽非凡，才到这种地步。读“明庄俨然”的句子，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