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桥随笔卷四

译美女，又姓张，名禅，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个女儿，都叫察治，常在每月初一上天，向天帝禀报人的罪状，天帝督促她们下凡做地精，己丑日卯时上天，禺中时下行署，这天祭祀可得福，其属神有天帝娇孙、天帝大夫、天帝长兄等，言语荒唐尤其严重。

译偶然养了两只鹅，一雌一雄，离开巢穴不久，然而出入互相依傍，按时饮水啄食，非常驯服。一天晚上，雌鹅被野猫咬死，雄鹅哀鸣不吃东西。虽然把它抱到水草间，或者用饭填满它的嗉囊，它都吐出来不吞下，而且鸣叫如故，这样过了三天。我怜悯它，几乎要落下泪来。唉！不过是一只禽鸟罢了，却为它的伴侣悲痛到这种地步。那些被称为人类，却没有这种情感和本性的人，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制台李公接见客人，以散衙为期限，侍卫都撤去，旁边没有一个人，只有捧茶的人在台阶下远远伺候，从容地询问谈话，谈笑温和可亲。虽然军务繁忙，日影已经偏西，也毫无疲倦的神色，看见的人如同坐在春风中一样。从前胡梅林在两浙督兵，极力显示威严，穿甲戴盔的士兵跪着说话、像蛇一样爬行，不敢抬头。李公统领满汉军队，对外挫败强敌，军威显赫，尤其超过胡梅林，而仪仗所到之处，遭受灾难的百姓拥在路上控诉，李公停马仔细倾听，绝无呵斥声，使人惊退。因为衢州人身受剥皮般的惨痛，如果不是李公呕心沥血筹划，使死者复生、白骨长肉，剩下的百姓，哪有活口？李公身躯魁梧，长须如玉般挺立，宏大仁慈端正伟岸的气度洋溢在眉宇之间，望而知是东南的福星。

二十九日未时，风雨大作。一个寄居在彭溪的乡民，和他的哥哥以及侄子到野外锄麦，奔到大树下躲避，雷火击中他们，死了。从肩膀到胯部以下，共有四处伤口，都是凿痕，而且皮肤全变黑。询问乡人，只是一个农夫罢了，没有其他罪恶。我于是愕然，惊讶、肃然悲伤，又为此叹息。说：唉！当今的人有十种容易死的情况，死于盗寇，死于战争，死于饥荒、寒冷、疲惫和疾病，死于旱灾和水灾，赋税和徭役，而现在又死于雷击吗？有人说：这个人，一定有隐藏的罪恶。不然，就是生前不善，在今天受到报应。再不然，就是他的命运和天数所犯，恰好遭遇这场灾难。我都认为不对。听说，赏罚的权力，由人掌管；而祸福的道理，由天主宰。天道福佑善人而祸害淫邪，用来辅助人赏罚所不能及的地方。而雷霆，本来就是上天授予的斧钺，用来显示威严以警示人世。上天的倚任既然很重，而下民的性命不可轻视，那么它诛杀恶人，应该针对魁首，有期限，不至于误杀。一定没有寻找菜贩的瑕疵，故意延长惩罚，以命运和天数杀人的事。现在死的人，认为他的罪没有彰明吗？那么可知他不是穷凶极恶的人。认为是前世的罪过吗？那么当日漏网的人为什么？况且人又没有再生的道理。至于天数和命运都是天定的，我又没听说天杀人不用罪，而听任他们死于命运和天数。从前人立志除恶，说：“豺狼当道，何必问狐狸！”现在那些探丸斩木、防备张网射毒的人，难道仅仅是豺狼吗？我希望天威震怒，每天诛杀大恶巨奸，以警戒世上敢做不善之事的人，或许无辜的百姓得以保全生命。唉！我不知自量而妄加议论，只是怜悯人罢了，岂敢擅自议论天呢？我怀疑乡民被雷击，久而不知其原因。一天偶然与众人谈及，而他的哥哥恰好到来，于是聚在一起询问他。那个人汪然流泪说：“我的弟弟太可怜了。只是去年某日，因为丢失东西忤逆我母亲，我母亲呼天发誓并且下拜，我弟弟也呼天发誓下拜。他触犯天刑，或许是因为这个。没想到过了几个月，仍然受到惩罚。”我说：“唉！有这种事吗！我本来就知道天道没有错误。五刑的类别有三千，而罪没有比不孝更大的。查考史书，雷所击杀的，无非是这种人，我本来就知道天道没有错误。虽然，不孝的罪，确实大，不可赦免。然而家法可以惩治，官法可以惩治，国法可以惩治。现在有人，视理法为草芥，不顾父母妻子，在草泽中弄兵杀人如麻而眼睛都不眨一下，这难道不足以招致天怒吗？为什么至今不杀他？现在遗存的百姓苦极了，瘦弱的人仅支撑着皮骨，而以城社为毒尾，拿着文书撼动人门而榨取他们的膏血的人，为什么不稍加惩戒，而听任他们在路上昂首怒目？我因此最终不能不对天有所期望。不善的人，可以欺人，不可以欺天。天威所加，即使挟持权术的人也不能逃避击杀。那些尤其类似的人，无不畏惧，但只需一击之力罢了。天心如果厌恶混乱，这是用重典的时候。请除了不赦的乱臣贼子外，再为涂毒生灵之辈制定刑法。

明嘉靖年间，御史杨公爵、给事周公怡、工部员外刘公魁，都因为言事被下锦衣卫。刘公已经五十六岁了，当封囊时，取俸金三两与家人处理后事。等到廷杖入狱，每天与杨、周二公诵书讲学。众校尉在旁边听到他们的话，啧啧感动。于是神降于箕，请求宽恕三位谏臣，得以释放为民。这时世庙正听从道教箕神的请求，他所深信的，难道不是一时左右三公的人假借神语以打动九重之听吗？这与韩厥复赵后事同。

杨升庵说：“广文选中，《山王文木赋》乃以文为中山王”

译名称，却题作《木赋》；宋人王微的《咏赋》，却把“王”误作“玉”，题名为《微咏赋》，下面又署上宋玉的名字。不知道王微是南宋人，史书中都有他的姓名。阮籍的碑文，作者是东平太守嵇叔良，却胡乱写成嵇叔夜；不知道嵇叔夜（嵇康）去世的时间，早于阮籍。凡是前人的著述，像这类错误非常多，应当加以考证订正，不应该草率地看过去。

译王守溪在《震泽长语》中说：“阅读典籍有心得就记录下来，观察事物道理有心得就记录下来，有关治国大体的就记录下来，对见闻有补益的就记录下来。”

明代顾东江丁忧守孝期满回京时，钱鹤滩因担任修撰而辞官居家。有一天钱鹤滩来祭祀，不与其他士大夫一起，只约了四五个老朋友。其中一人姓张，以染布为业。学问虽然不及各位先生，但敬重贤人，常供养各位先生，每人出一钱银子，买了猪、羊、牛三牲祭品。其中只有一个猪头，连豆器都盖不住，一只鹅，一条鱼，以及香烛纸钱等物罢了。祭文也是由钱鹤滩来写的。顾东江家拿一张纸起草，再取纸誊写，祭礼完毕。钱鹤滩坐着等待，让主人拿着福物来一起食用。顾东江说：“不能陪各位先生坐”，于是进去。众人吃完散去。前辈的举动真诚坦率如此，真值得效法。

明代陈公良谟说：“我承蒙太宰鱼石唐翁的赏识，赴任福建按察使，路过兰溪，特意进见了他。”临别时，唐翁说：“我想去你的船上一拜，奈何脚上有疮不能步行，应当派儿子汝楫代替。”来对我说：“小子怎敢劳烦老翁？只是老翁官居八座，年过七旬，是天下的大老。孔子曾跟在大夫后面，不可徒步行走。老翁学习孔子，难道想超过他吗？”唐翁说：“固然如此，只是我枫山先生归隐时，只是步行，不曾坐轿；以及侄子朴庵公、竹涧潘公，都遵守这个礼制，我怎敢违背！”唉！浙江有枫山，就像鲁国有泰山，遗留的规矩巍然耸立，而各位先生都能遵循不越，这样看近来那些少年刚考中一科，回乡就坐车打伞，在乡里招摇过市的人，究竟怎么样呢？唉！陈公所不满的，不过是少年登第的人罢了。到了今天，则富家子弟满街都是，气焰熏天，有超过金汤镀金之人的，让枫山各位先生看见，能不掩口叹息吗！

淮南潘子素纯作《辊卦》，平江蔡宗鲁、卫作《吝卦》，扶风马文璧琬作《谝卦》，睦州邵〇同桂子作《忍黙》、《恕退》四卦。四明屠豳〇作《伧谑》、《谗谄》四卦，都符合讽刺的旨趣。而邵以保身、慎言、推心、知止为戒，用来防范世道尤其正当。至于文辞刚劲而文章戏谑而不轻浮，则《辊卦》最为出色，令人开颜欢笑。邵的“韩信胯下”“张公九世”等语，未免极其俚俗浅薄，不堪咀嚼了。

明代平江侯陈公豫镇守临清时，馆舍作诗有“檐前络纬啼”的句子。侯说草虫不能说啼，于是弹劾他。不知道“络纬啼”李太白已经说过了。客人最终无法为自己辩白。这两个人大概未曾读过李白的诗所以如此。成化年间有个小吏议论时事，礼科给事中忌恨他，以“激厉风俗”的“厉”不从力，参奏送交法司问罪。不知道“厉”本是古字，《汉书》曾说“风厉”“勉厉”都不从力。这个小吏也不能为自己辩白。这两个人大概未曾读过《汉书》所以如此。兵部给事中审阅兵部题本，以“使不从女”呵斥小吏鞭打他。第二天有不平的人，让受鞭打的小吏拿着韵书进献，于是羞愧脸红安慰遣散他。这大概是认识俗字，不认识古字所以如此。

张子韶十四岁，游学郡学。整天关着门，冬天寒冷胶冻，夏天炎热金熔，不跨出门槛。邻居学生挖洞窥视，见他收敛膝盖端正坐着，对着放置的大编书籍，好像与神明为伍，于是相互惊服，而尊敬老师。晚年被贬居住，谈论经书自得其乐，手不停翻书，年久，庭砖足迹依然。于是题在柱子上说：“我生平嗜好读书，老来眼睛有病，拿着书卷靠近明亮处在这里十四年了。倚立积累久了，双足隐约可见，可一笑也。”

廉希宪，布噜哈雅的儿子。世祖做皇弟时，希宪十九岁，得以入侍。一天读《孟子》，以性善、义利、仁暴的旨意对答世祖，世祖嘉奖他，称他为“廉孟子”。夺取鄂州时，命令希宪入籍府库，希宪带领儒生百余拜伏军门，说“王师渡江，凡军中俘获的士人，应当官府赎回遣返，以广施异恩”。世祖嘉奖采纳，返回的五百余人。当时正尊崇礼遇国师，命令希宪受戒，回答说“臣受孔子戒了”。帝说“孔子也有戒吗”？回答说“为臣应当忠，为子应当孝，这是孔子的戒”。这位公临机制变，胆略俱优，所记录的三件事，都与名教有关，而为臣为子的言论，义理简练而尽善，尤其足以让士大夫欢喜。尊崇佛道二氏的人对着他脸红。世祖称为“真男子不虚也”。

左〇虽然喜欢谈论怪异，但他说的“妖由人兴”，这话极妙。凡妖出现在梦中，或声影恍惚之间，都由心中所慕与畏与疑而后产生，而实际上未曾有所谓妖。妇女儿童、村市中人的所见，不能认识道理，无端自惑，转相传述，渐渐以为真，而妖的言语状貌于是乎无所不至了。从前石普喜欢杀人以为娱乐，未曾暂悔。醉中〇一奴，让他指使投之于河，指使哀而纵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实告。居久之，普病，见奴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复出，普亦愈。

译这种妖异是由疑虑和畏惧心理产生的。田蚡、司马昭、姚苌、沈约、刘悟、赵普、仇鸾等人的事例，也是如此。然而，这几个人所做的事，理应让他们在九泉之下抱恨不已，因此他们死后作祟的道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反而让那些奸诈邪恶、阴险狡诈的人，不知道畏惧人，却畏惧鬼。

译眉公先生书写《孙樵记何易于事迹》一文说：自古以来像何君那样贤良的县令不少，如果没有孙樵等人的记述，恐怕会与草木一同腐烂消亡。就像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诗中的《立碑篇》所说：“我听说望江县有一位县令，安抚鳏寡孤独，在任上有仁义的名声，却不被京城知晓。他死后想要归葬故乡，百姓拦在路上，拉着车辕不让他离开，于是留葬在这江边。至今人们提到他的名字，男女老少都流泪垂涕。没有人给他立碑刻石，只有当地百姓知道。”每次读到这些，我都惆怅叹息很久。大概从古至今，像何易于这样的县令常有，而孙樵、白居易这样的人却不常有。何易于因为孙樵而记载了他的事迹，望江县令因为白居易而用诗歌咏叹，又得到眉公先生加以表彰，两人的轶事于是可以不朽。虽然行善的人，本意不在于被人知晓，但比起那些虽有心劳苦地抚育百姓，却仅留口碑而在后世无所闻知的官吏，这难道不是很大的幸运吗！

先贤讲学的举动，是为了尊崇经典、捍卫正道，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开创新局，它对人心和社会风俗的益处，并非微小。但我私下认为，应当以真实的道理、真实的学问、真实的行动、真实的事功为主。因为自从尧舜以来，六经和四书中的义理，无不具备，不需要后人另生枝节。孔子不说过吗：“阐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我们幸而生在邹鲁之后，只需奉行那些已经确立的言论并加以阐发，而不陷入盲目怪异、虚幻迷离之中，使千人可见，万人可见，这就够了。自从杨雄撰写《太玄》，用艰深险要的言语来显示奇特，后人尤其效仿他，使得先圣的道义因此更加晦暗。等到宋代儒者相继兴起，天空明朗清澈了。然而朱熹与陆九渊的差异，又以德性、问学分为不同的门户，而王阳明专主良知，也不免遭到伪学的指责。但他们辅佐圣经的用心，本来没有不同。只是隆庆、万历以后的各位，喜欢谈论玄妙，于是使得佛、道两家的毒害深入膏肓，在朝在野都没有具备真实学问、真实经世济民才能的人，浸染以至于人心和国家大道大坏，无法挽救，然后才停止。在这个时候，也有归咎于讲学无用的人，这不是讲学者的罪过，而是讲学却追求虚无浮诞、毫无实际内容的人的罪过。吕明徳先生，是明末的讲学者。他说：“有人问知道禘祭的说法，这究竟是治理天下，还是关系重大？”冯少墟认为两者都通，只要得到仁、孝、诚、敬，就没有难处理的事情。先生说：“不对。”我小时候读书，每本书都向自身和实事上去体悟，通晓的有一半，不通晓的有一半，妄自认为圣人的言论有一半是虚说。如今细细体认，觉得其中的义理日新月异，没有哪句话不能体认到实事上。比如知道禘祭的说法对于天下，现在只说禘是祭祀以及帝王所出自的祖先等话，这与天下有什么关系？即使说仁、孝、诚、敬，怎样通达于天下？圣人的言论不虚假而真实吗？不知道圣人原本有深意，说到天下，就知道禘是有天下之事。鲁国应当禘祭吗？不应当禘祭吗？况且鲁国僭越使用禘祭以及类似的情况很多，大夫就使用八佾舞，就使用雍彻乐，陪臣就执掌国家命脉，一个国家如此，天下如此，所以难以处理。果真能明白这个说法，就能彻底澄清。鲁国不曾拥有天下，自然不应当使用禘祭，像这类事情全部归还给周天子，大夫、陪臣自然不敢僭越作乱。天下有天子、诸侯、大夫、陪臣各自安守本分而不治理好吗？还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情？这是孔子有拨乱反正的意思，不仅仅是为鲁国讳饰。这样体悟，才有真实的依据。凡是书籍一定要看到这一层，才能见到圣人句句都是实事，不是空谈。又如明白郊社之礼，有人说这与前面不同，不知道圣人的言论难道有两种道理？那也只是实事，只将前面宗庙之礼一节作为注解就自然明白了。哪有亲爱亲人、尊重贤人，排列事务、排列爵位，到达卑贱者、尊敬老人，而天下不治理的呢？与“问禘之说”一节同样看作实事，就豁然开朗了。先生又说：“比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当时说话多言我们心中的天地位，万物育，似乎精微实则粗疏，似乎深刻实则浅薄。凡是看书落入这种窠臼的太多了。因为圣人没有虚言，确实有这个理，确实有这个事。然而万物育焉，用亲亲、仁民、爱物的说法去贯通，人们还容易理解。只有天地位，恰似荒唐。不知道能致中和，自然天清地宁。比如商纣时山崩水竭，宇宙黯淡凄惨的景象，到周文王、周武王时一下子澄清，足以证明了。即使像寇贼变乱，风霾愁惨，天地昏暗，谁不是人为所致？岂不是天地不位的征兆？怎么能认为不是实事呢？唉！凡是先生所论述的，都是实理实事。兼顾本末，涵盖内外，作为本体作为功用，一以贯之。只期望都符合身心意知、天下国家的实理实事而后停止。大概“实”的含义，阐发于孟子的“易之无妄”，《尚书》的“执中”，《诗经》的“无邪”，《中庸》的“前定不贰”，忠恕以及至诚，都是这种东西。确立天的道理叫阴与阳，是实运。所以知道大始；确立地的道理叫柔与刚，是实体。所以作成万物；确立人的道理叫仁与义，是实德。所以能裁成而辅助。大概“实”就是真，不实就是虚，虚就是假了。天地间没有真实而不成功的，虚假而不毁灭的。邵二泉说：“愿为

译真正的士大夫，不愿意做伪善的道学家。”我也说：“愿意做真实的情性、真实的事业，不愿意做虚浮的学问、虚浮的文章。”

译明代杨慎（字升庵）才华高超、学识渊博，凭借首辅之子的身份考中状元，声名显赫，按理说他发表的议论应当放纵不羁，然而他却切实明确，与当时那些空谈玄妙的人不同。他论说道学时说：“有人问什么是道学？回答说：天下通行的道理有五种，能在天下践行这五种道理，又能推演类推以穷尽其余的道理，道学就尽在于此了。什么是心学？回答说：道的践行，内在的主宰，没有哪一个念头不是道；发显于外在，没有哪一件事不是心的体现；内外贯通，没有虚伪，心学就尽在于此了。所以道学和心学，道理相同而名称不同，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不过是中庸罢了，再也没有高远玄妙的说法。”至于容易理解却难以践行，内外是一致的。那些外在的行为，在人伦事理上颠倒错乱，大处则衣着怪异、高谈阔论，修饰虚浮的文辞以求美观，却自称‘我是道学，我是心学’，让人在茫然恍惚之间领会，无法捉摸以寻求所谓的禅悟，这已经是严重地败坏道义、丧失本心，是欺骗人的行为、扰乱百姓的同类，是圣明君王必定诛杀而不会赦免的。哪里还有什么道学和心学呢？他论说禅学和俗学时说：“追求高远，就有超越等级、凭空虚构的忧虑；专心于考据搜罗，就有遗落根本、沉溺心智的祸患。”所以说：“君子尊崇德性并致力于问学。”凡是高远的玄谈，其最终结果，是以六经作为注脚，以空疏索解作为一贯宗旨，认为形器法度都是刍狗般的残余，视听言动并非性命的道理，所谓其高远超过了《大学》却没有济世的实际功效，禅学就是这样。考据搜罗的学问，其最终结果，是涉猎记诵，以杂博自高，割裂拼凑，以华丽奢靡相胜，如同用华美的辞藻描绘明星，像戏子敲击惊鼓，所谓其功夫超过了小学却没有治世的能力，俗学就是这样。以上议论都切中明代末年讲学者的弊病，可惜当时没有人有力阐明其义理以告知天下，于是导致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世道人心因此大坏。

顾东江清廉雅致，退休回家，每天在西园中，督促僮仆种植蔬菜。他的《农桑辑要》一书，涂抹删改，细小的字迹写满行间及页眉，全都写满了。人们见他用药瓢装着各种菜籽，悬挂在梁柱之间，不下几十种。以侍郎的身份居家，断绝足迹不参与外事，闭门闲适，学着做老农，好像要终身如此，他的风韵远超过常人。又周北野以郎中的身份退休，他的儿子周舆考中解元并登第，担任编修，两代显贵，住在北郭，田地不到几顷，房屋荒凉破败，常闭门不参与外事。父子都擅长写诗，有《周氏世鸣集》。两位公的事迹都见于《四友斋丛说》。

宋孝宗年轻时非常迟钝。高宗有一天对朝廷大臣出对子说：“夜里睡不着。”有人问什么原因，说：“看小儿读书念不下来，非常担忧。”某人进言说：“帝王的学习，只要知道兴亡治乱，起初不在于记诵。”皇帝的心意方才稍微缓解。时文直到今天，秉持经典斟酌雅正，以前的油腔滑调、熟套陈词，都淘汰尽了。只是不知道那些存心并体现在行为上的人，是否也与他们的文章不相矛盾呢？朱子说：“专门做时文的人，他们说的都是圣贤的话。比如说到廉，他们也说得好；说到义，他们也说得好。等到他们自己去做的时候，只是不廉，只是不义。因为他们将许多话，只是停留在纸上，廉是题目上该说廉，义是题目上该说义，都不关自家身上的事。”这话最击中人的病痛，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不可不反躬自责。

北溪陈氏说：“圣贤的学问，未曾妨碍科举文章。理义明白，那么文字议论更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向来有素，那么形成于商讨时事、陈述治体，无非是内心充沛而外显的余绪，自然能符合人情物理。和乐仁义道德之言，一一都是可用的实际。”饶双峰说：“义理与举业，起初没有相互妨碍。如果一天之中，上半日将经典讨论义理，下半日处理举业，又有什么不可以？况且举业的文章，没有不是从义理中产生的。如果讲明通透，那么识见高明，行文条畅，举业应当更加精进。如果不通义理，那么识见凡下，议论浅近，言语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自己不觉察，怎么能做好举业？即使终身从事于此，也没有益处。”

鲁斋许氏说：“阅读子史，必须有所折衷。六经和《论语》《孟子》，是子史的折衷。譬如法家有律令格式，赏功罚罪，符合律令格式的是恰当，不符合律令格式的是不恰当。诸子百家的言论，符合六经和《论语》《孟子》的是正确，不符合六经和《论语》《孟子》的是错误。以此考察古人，并取舍之，很少会有失误了。但我认为不仅如此。因为六经和《论语》《孟子》，又是万事万理的折衷。大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到持身行己待人接物，安常处变，议礼考文，闲邪反正，移风易俗之类，符合六经和《论语》《孟子》的是正确，不符合六经和《论语》《孟子》的是错误。以此变化并推行之，难道还会再有失误吗！唉！六经的书，不能全部读完，读了也不能全部理解。不能以此折衷，还可以说。《大学》《中庸》《论语》

译孟子，在应当外出拜师求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老师传授知识了。那些不能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反而与之相违背的情况，是不可以说的。这是最明白、最真实的道理，人人都能明白，为什么不从这道理中出入，却喜欢陷入荆棘丛中，让自己处于挂碍之中呢？我年纪已经这样大了，稍微有一点秉烛夜读的明智，既然老了还喜好这些，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朱子读书法说：读书先读《大学》，以此确定其规模；其次读《论语》，以此确定其根本；再次读《孟子》，以此观察其发扬光大；最后读《中庸》，以此探求古人的精微奥妙之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和总括之处，容易理解，适宜先看。《论语》内容确实，但言语分散各处，初看也难以入手。《孟子》有激发振奋人心的地方，《中庸》也较难读。看完前三本书后，才适宜读《中庸》。又说：《中庸》功夫细密，规模宏大，读书且从容易理解的地方去读。四书的道理鲜明，只是人们不去看。如果理会这四书，什么书不可读？什么道理不可探究？什么事不可处理？又说：学者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如果真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体会、切己体察，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只怕人不下工夫，即使多读古人的书，也没有益处。书只是阐明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述的圣贤功夫来。如果真看了这几本书，其他书可以一看便决断。又说：六经、《论语》《孟子》都是圣贤遗留的书，都应当读，但初学者且需知道缓急。《大学》《论语》《孟子》是圣贤为人处世的切要之处，然而《论语》《孟子》却是随事答问，难以见到要领。只有《大学》是曾子叙述孔子的话，古人为学的宏大规范，门人又详细叙述以阐明其意，体统都具备，玩味此书，知道古人为学的方向，读《论语》就容易入门，后面的功夫虽然多，但大体已经确立。又说：凡是读书，先读《论语》《孟子》，然后看史书，就像明镜在此，美丑无法逃脱。如果没有读透《中庸》《论语》《孟子》，便去看史书，胸中没有权衡，多被迷惑。又说：读史的方法，先读《史记》和《左传》，再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其次看《资治通鉴》。司马光起初作编年史，起于周威烈王，后来又添至周共和之后，又作《稽古录》，始于上古，然而共和以前的年代已经不能推算了。只有邵雍却推算到帝尧元年，在《皇极经世书》中可见。司马光又作《大事纪》，如果想看本朝的事，须看《长编》，如果精力不继，应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的篇幅。

明代儒者讲学的弊端，多崇尚空虚，如同禅宗机锋相难，言语茫然没有实际内容。近来抚军玉峰赵公在杭州倡导道学，他所刊印的《武林语》，一字一句都是从人身与心体体验而出，如同布帛菽粟，吃了知道饱，穿了知道暖，与那些雕琢尘饰、画蛇添足的人相差甚远。他论及喜怒哀乐时说，问：“喜怒哀乐为何未发？发而中节？”似乎对人说：“不必说。”对人言喜怒哀乐是情，正说遇到境遇而发，便是此时我们讲学相对之时，有喜吗？回答说：“没有。”有哀乐吗？回答说：“没有。”既然说没有，即是未发。未发则没有着落处，不着一处，有什么偏颇？所以说中。此时讲毕而出，遇到可喜、可怒、可哀、可乐之事，即是发了。至于中节则难，不是慎独的君子怎能不乖张暴戾？学者只要从事于戒慎恐惧，那么未发的气象与中节的妙用，可以静观而默识了。不是任情而发便可言中节。他论及致中和一节时说，问：“致中和为何便能使天地位，万物育？”回答说：“往日曾有人问过我，讲过，现在不必论。尧舜只就八口之家而言，人如果不中不和，便偏倚乖戾了，便暴怒发狂，胡行乱做，父母抵触起来，兄弟争殴起来，家中鸡犬也不得安宁了，这不是天翻地覆，万物不得其所的气象。人如果不偏倚不乖戾，一家中父慈子孝，夫倡妇随，兄友弟恭，全是一团和气，猫儿狗儿饱饭熟睡，这不是天清地宁，鸟兽鱼鳖咸若的气象，何况尧舜的盛业呢？极平常无难事。”他论及《大学》《中庸》的一致时说：“《中庸》言性，即是《大学》言明德；《中庸》言教，即是《大学》言学；《中庸》言天地万物，即是《大学》言家国天下；《中庸》言慎独，即是《大学》言诚意；《中庸》言位育，即是《大学》言齐治平。但《中庸》言性，故从天命说起，是本体，慎独则是功夫。《大学》言学，故从在明明德说起，即继明德，即功夫即本体。”他论及止至善时说：“至善即精一之中，中节之节，复礼之礼，总在此心之安与不安处认取。件件有至善，事事有至善，即案前一桌有至善，一几亦有至善，不高不低，平平稳稳坐。下可以作字，读书，理琴，可以饮食。这不是至善，这不是中，是节，是礼的天然界限。若过高，过低，不平，不稳，一无用处。安所谓善？下边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即止善。注疏也。以上数段中的言语，真切着明，似卑迩”

译看似高远，实则浅近；看似浅近，实则精微。这真是所谓千人可见、万人可见的道理，与那些喜好谈论虚空玄妙的人相比，简直如同说梦话一般。

译双桥随笔卷四

（子部，儒家类，《双桥随笔》）

钦定四库全书

双桥随笔卷五

凤县知县周召撰

徐勉、王僧辩、颜之推、司马光都有教导儿子的言论，而颜之推的《勉学篇》尤其警策切要。其中描绘不学习的人，比如说道：“有的人凭借家世的余荫，获得一官半职，便自以为满足，哪里肯自找苦吃？等到遇到吉凶大事，议论得失时，茫然张口，如同坐在云雾之中。在公私宴集上，谈论古今、吟诗作赋时，只是缄默低头，打哈欠伸懒腰罢了。”又说：“自从荒乱以来，许多人被俘掠，即使是百代以来的平民，只要读过《论语》《孝经》的，尚且能被人尊为老师；即使是千年来的贵族，不通晓文书典籍的，没有不去耕田养马的。如果能够常保有数百卷书，千年之后终究不会沦为平民。”至于阐明六经的大义，涉猎百家的书籍，纵然不能增进德行、敦厚风俗，也还是一种技艺，可以凭借它自食其力。父兄不能永远依靠，家乡国家不能永远保全，一旦流离失所，无人庇护，应当从自身寻求依靠罢了。谚语说：“积蓄钱财十万，不如掌握一门微薄的技艺。技艺中容易学习而又可贵的，没有超过读书的了。”等等。其他字字透彻，都切中当时人的弊病。大概颜公之后，从他的儿子颜思鲁以博学善写文章，官至学士，到颜师古以及颜真卿、颜杲卿，再到颜真卿的五世孙颜翊，世代显赫，连续担任高官者有三十多人。如果说这不是家训所致，是不会达到这种地步的。凡是有家庭的人，全部抄录一份，刻在座右，用来对照那些黄金满箱的家庭，真值得让人感叹。

事情的吉凶，本来没有先兆。如果在行军之际，人心容易动摇，恰逢遇到世俗所怪异、认为不吉祥的事情，不得不讲几句话来点破，以解除他们的疑虑。西凉谢艾抵御赵军，率兵出振武，夜里猫头鹰在军营中鸣叫。谢艾说：“六博游戏中得到枭棋的人获胜，现在猫头鹰在军营中鸣叫，是战胜敌人的征兆。”进军与赵军交战，大败敌军。唐朝赵郡王李孝恭讨伐辅公祏，将要出发时，与各将领宴饮，命人取水，忽然水变成了血。左边的人都变了脸色，李孝恭举止自若，说：“这是辅公祏被斩首的征兆。”喝尽那杯水，众人都心悦诚服。后来果然平定了辅公祏。猫头鹰鸣叫、水变红色，这是人情所惊诧、认为不吉祥的事情。假使两人稍生疑惧，那么军心容易沮丧，非常不利于行军。只有故意说吉祥的话来安定军心，于是三军振奋，凭借一句话就预祝战胜了。然而如果不是平日明理而不被奇异念头所迷惑的人，怎么能临事镇定到如此地步呢。

黄九烟先生托人寻找住所，问他想要什么条件，他说：“只希望没有兵祸、没有盗贼，又要有酒、有鱼虾，愿望就是这样。”先生当时以为这只是聊以自慰的话罢了。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不是极乐世界吗？因此想起陈眉公《太平清话》中有这样的话：“我从前戊子年隐居在沈大夫园，四周杂种花草，是小小的桃源。当时雨后初晴，背着斗笠握着锄头，拨开湿润的泥土，如同灌园的样子。这是小于陵教授学生；这是小河汾桥断，水西听不到市井喧闹；这是小考槃短舟，在池中徜徉，一炉一琴，可以洗濯可以垂钓；这是小五湖。凭借这几样，仰望青天，呼唤白鸟，有人谈论名利，就挥手谢绝，不知其他，这是小神仙。”这种境地与九烟先生的愿望，又如同云泥之别了。而眉公尚且视之为小，那么身处眉公时代的人，难道仅仅是世人所称的蓬莱、阆苑中人吗？

我们县烂柯山相传是晋朝王质观看仙人下棋的地方，好事者于是用泥土塑成王质与两位仙人的像以及棋盘棋盒之类，放在岩石下，以为确实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然而晋陵邹程村写的记文说得好，其中有这样的话：“自古以来，通达事理的人超脱世俗，壮士愤恨时局，他们胸中大概都有不能淡然置之的情感，不得已而逃避到百年如同顷刻的说法中，以在灵奇恍惚之中铭记此事。”这就是诗人所说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意思。于是好事者进而夸大叙述，又进而模仿塑造形象，希望此事或许必然存在，这种看法与刍灵牧童的见识，相差多少呢？这番话，足以唤醒世上那些沉迷于灵怪经书而不自知的人。总之，不仅仅是烂柯山如此，而程村的说法尚且有所未尽。如今大地的山川洞壑、江河岳渎，就像天上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人的眉发颐颊耳目口鼻一样。一经开辟，或流动或耸立，高耸玲珑、回环澎湃的景观，天赋已经确定，不是有所作为而后设置的。而属于山的，其体貌静止，其骨格清峻，其意趣幽深，其神韵辽远。静止就厌恶动乱，清峻就厌恶杂乱，幽深辽远就厌恶喧嚣与逼仄。它与人的不相涉入非常深了。然而无缘无故地出现了洞天福地、佛祖道场神仙窟宅的说法，于是每一座山峰的秀丽，必定说这是某佛某仙聚集游玩的地方；每一处岩石洞穴的奇特，必定说这是某佛某仙寄托栖息的地方。不但为之渲染其事，而且为之塑造其形；不但为之撰写其名，而且为之建立碑刻与记文，传唱于歌诗之中。有瓶钵匙箸、果盘锣磬、璎珞袈裟的馈赠；有珍幢金伞、霓旌绛节、佛光火焰的神异；有骑龙骑虎、乘凤乘鸾、祥云覆顶、紫雾腾空的怪异，呓语写满了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