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蔀通辨卷之十一
朱子平日论为学工夫，多因事因人而发，未有若此条之完全而曲尽者，可谓至言矣。
朱子答项平父书云：「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然圣人教人，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未尝教人只守此心者，盖为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之禀不能无偏，若不讲明体察，极精极密，往往随其所偏，堕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为此说者，观其言语动作，略无毫发近似圣贤气象，正坐此耳。又曰：「此心固是圣贤本，顿然学未讲理未明，亦有错认人欲作天理处，不可不察。」伊川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两句与从上圣贤相传指诀，如合符契。
朱子答曾光祖书云：「求其放心，乃为学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须更做穷理工夫，方见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两事。随感即应，自然中节，方是儒者事业。不然，却亦与释子坐禅摄念无异矣[并《朱子文集]
此二书言，不可偏于存心，而缺于致知，其弊将流于禅学。近世为此说者，正是指陆学也。
朱子答胡广仲书云：「来谕谓知之一字便是圣门传授之机，以圣贤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语意，却是近世禅家说话多如此。若必如此，则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惰放肆，无所不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后然后可用力于敬也。此说之行于学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将有谈玄说妙以终其身，而不及用力于敬者，非但言语之小疵也。」
朱子答符舜功书云：「常谓敬之一字，乃圣学始终之要。未知者，非敬无以知；已知者，非敬无以守。若曰先知大体，而后敬以守之，则夫不敬之人，其心颠倒缪乱之不暇，亦将何以察乎大体而知之耶[并朱子文集]
此二书言不可偏于致知，而缺于持敬，其弊亦流于禅学也。
朱子答张敬夫书云：「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若不于此先致其知，而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如此，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且如释氏擎拳竖拂，运水搬柴之说，非不见此心，非不识此心，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正为不见天理，而专认此心以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耳。」
又答书云：“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为主而欲存心，则不免将一个心把捉，一个心，外面未有一事时，裏面已有两头三绪，不胜其扰扰矣。就使实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释之异，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见此心光烁烁地，便有两个主宰。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见者是真心乎[并朱子语类]
此二书，一言不穷理，而务识心；一言不主敬，而欲存心。其弊皆流于禅学也。
朱子曰：「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语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须是先博，然后至约。人若先以简易存心，不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将来便入异端去。」
朱子曰：「如论语一贯、孟子自得之说，只是说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说！今却是县虚说一个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贯，不要从贯去到那一如此，则中庸只消『天命之谓性』一句，及『无声无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间许多达德、达道、达孝、九经、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类，皆是粗迹，都掉却，更不去理会。只恁县虚不已，恰似村道说无宗旨底禅样，澜翻地说去也得，将来也解做颂烧时也有舍利，只是不济得事[并《朱子语类]
此二条言为学工夫，当致其博，不可偏于约也。偏约，则流于禅矣。
杨道夫言：罗先生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作何气象？朱子曰：斯说终是偏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见得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小处，亦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也。是他经历多，故见得恁地正而不偏。
朱子曰：「濂溪言主
译朱子平时谈论做学问的功夫，大多是根据具体的人和事来阐发，没有像这一条这样完整而详尽的，可以说是极精辟的言论了。
朱子在回复项平父的信中说：“人的这一颗心，万事万理都具备，如果能够存养得住，便是圣贤，还有什么事呢？”然而圣人教导人，之所以有许多门路和次第，却从未教导人只守住此心，大概是因为此心此理虽然本来完备，却因禀受的气质不能没有偏颇，如果不加以讲明体察，达到极精极密的程度，往往随着其偏颇，堕入物欲的私欲而不自知。近世持这种说法的人，看他们的言语动作，没有丝毫近似圣贤的气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又说：“此心固然是圣贤的根本，但学问没有讲明，道理没有明白，也有错认人欲为天理的地方，不可不仔细考察。”伊川先生说：“涵养必须用敬，增进学问在于致知。”这两句话与从上古圣贤相传的秘诀，如同符契相合。
朱子在回复曾光祖的信中说：“求取放逸的心，是做学问的根本基础。既然能这样向上，必须再做穷究事理的功夫，才能看见所存养的心，所具备的理，不是两回事。随感而应，自然合乎节度，这才是儒者的事业。不然，却也与佛家坐禅摄念没有区别了。”
这两封信说，不可偏重于存心，而缺失于致知，其弊端将流于禅学。近世持这种说法的人，正是指陆九渊的学问。
朱子在回复胡广仲的信中说：“来信说‘知’这一个字就是圣门传授的关键，用圣贤的话来考察，似乎都没有这样的语意，却是近世禅家的说话多如此。如果一定要这样，那就是说在知道之前可以怠惰放肆，无所不为，而一定要像曾子一声‘唯’之后，然后才可以用力于敬。这种说法在学者中流行，对日常功夫大有损害，恐怕会有人谈论玄妙以终其一生，而不及于用力于敬，这不仅仅是言语的小毛病了。”
朱子在回复符舜功的信中说：“常认为‘敬’这一个字，是圣学始终的关键。不知道的人，不靠敬无法知道；已经知道的人，不靠敬无法守住。如果说先知道大体，而后用敬来守住它，那么那些不敬的人，他们的心颠倒混乱尚且来不及，又将如何察知大体而知道它呢？”
这两封信说不可偏重于致知，而缺失于持敬，其弊端也流于禅学。
朱子在回复张敬夫的信中说：“儒者的学问，大要以穷究事理为先。大概凡一物有一理，必须先明白这个，然后心所发出的，轻重长短，各有准则。如果不在此先致其知，而只看见所谓心的如此，认识所谓心的如此，泛泛而无所准则，那么它所存养所发出的，又从哪里合乎理呢？况且如佛家擎拳竖拂，运水搬柴的说法，不是不见此心，不是不识此心，而终究不能进入尧舜之道，正是不见天理，而专门认定此心为主宰，所以不免流于自私罢了。”
又回信说：“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不忘助而心自存。不知道以敬为主而想要存心，就不免用一个心去把捉，一个心，外面还没有一件事时，里面已有两头三绪，不胜其扰扰了。即使实在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何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呢？儒释的不同，也在此便分开了。如说：‘常见此心光烁烁地，便有两个主宰，不知道光的是真心呢？见的是真心呢？’”
这两封信，一说是不穷理，而务求识心；一说是以不主敬，而欲存心。其弊端都流于禅学。
朱子说：“孟子说：‘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是为了返回到简约的道理。’古语说：‘用文献丰富我，用礼制约束我。’必须先博，然后至约。人如果先以简易存心，不知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将来便入异端去。”
朱子说：“如《论语》一贯、孟子自得的说法，只是说一番，何曾全篇都这样说！现在却是凭空说一个事物，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贯，不要从贯去得到那一如此，那么《中庸》只需‘天命之谓性’一句，及‘无声无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间许多达德、达道、达道、九经、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类的，都是粗迹，都丢掉，更不去理会。只这样凭空不已，恰似村野道士说无宗旨的禅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去也得，将来也解做颂烧时也有舍利子，只是不济得事。”
这两条说做学问的功夫，应当致其博，不可偏于约。偏约，则流于禅了。
杨道夫说：罗先生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谓之中。未发作何气象？朱子说：这种说法终究是偏颇的毛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用敬来端正内心，用义来规范外在。看见世间无处不是道理，虽至微小处，也有道理，便以道理处之。不可专门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说：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正。是他经历多，故见得这样正而不偏。
朱子说：“濂溪言主
静，静字只好做敬字看，故又言无欲故静。若以为虚静，则恐入释老去。」
译“静”，这个“静”字只能当作“敬”字来理解，所以说“没有私欲所以能保持恭敬”。如果把它理解为虚静，那就恐怕会陷入佛教和道家的思想去了。
朱子答张元德书云：「明道教人静坐，盖为是时诸人相从，只在学中，无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无事，固是只得静坐；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工夫，则却是释子坐禅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贯动静，自无间断，不须如此分别也[朱子文集]
此三条言为学工夫，当主于敬，不可偏于静也。偏静则流于禅矣。按《程氏遗书》：“问敬，莫是静否？”伊川先生曰：“纔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纔说着“静”字，便是忘也。朱子之说，本此。
按吾儒所说静字，与禅学说静辞，同意异。吾儒主于无欲而静，禅学主于无事而静。故曰：心不可泊一事，曰无事安坐瞑目澄心，此陆学之主于无事而静也。《太极图说》曰：无欲故静。《通书》曰：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此圣贤之主于无欲而静也。无欲而静，则即为敬为诚；无事而静，则入于空虚，流于寂灭。此正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所谓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学者疏略于此等处，未尝看破，所以坐为陆子所惑。
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云：“终日危坐，以验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朱子曰：“这是旧日下得语太重，今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工夫处亦是有些子偏。今终日危坐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
问伊川答苏季明云：「求中于喜怒哀乐，却是已发。」观延平亦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此说又似与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见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则流于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并朱子语类]
朱子答吕士瞻书云：「程先生云：『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可；求中于未发之前，则不可。』此语切当，不可移易。李先生当日用功未知何如，后学未敢轻议。但今当只以程先生此语为正[朱子文集]
此二条，即典前三条之意相发，而于未发工夫，不可毫厘有差矣。续编载朱子辩吕与叔、杨龟山未发之说，与此相表里，当参考。
按朱子初年尝答何叔京书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此书王阳明采入《晚年定论]朱子作《延平行状》亦深取此说，后来乃以为不然者，盖子思作《中庸》，止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平铺示人，未尝教人静坐体认以求见乎中也。静坐体认之说，非圣贤意也，起于佛氏也。六祖所谓「不思善，不思恶，认本来面目」宗旨，正此也。宗杲所谓「无事省缘，静坐体究」，亦此也。后世学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于此也。在昔惟程伊川识破此弊，至门人吕与叔、杨龟山辈，皆倍其师之说，而仍主此说，传之豫章、延平，以至朱子早年亦主此说，以为入道指诀，迨晚年见道分明，始以为不然。
居业录》曰：「与儒道相似，莫如禅学。后之学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于禅。」又曰：「学一差，便入异教。其误认圣贤之意者甚多。」按：近世静坐求中之说，正是此病。
或曰：“然则豫章、延平二先生，亦流于禅而同于陆学耶？”曰：“豫章学于龟山，延平学于豫章，体验未发之说，转相承沿，盖尊信其师之过，所见有似于禅耳。初非有心于禅也。即其平日，亦未尝恃此而废读书、穷理之功也。非如陆学一派，则明宗禅旨，而以经书为糟粕，脚注以读书、穷理为逐外为障蔽也。二者乌得同耶？”
朱子曰：「未发固要存养，已发亦要审察。无时不存养，无事不省察。」
或问：“工夫当养于未发？”曰：“未发有工夫，既发亦用工夫。既发若不照管，也不得也，会错了。”
如涵养熟者，固自然中节，便做到圣贤。于发处，亦须审其是非而行。涵养不熟底，虽未必能中节，亦须直要中节。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并朱子语类]
此三条又与前三条之意相发，而于未发已发工夫，不可毫厘有偏矣。又按朱子文集，有
译朱子回复张元德的信中说：“明道先生教导人静坐，大概是因为当时众人跟随他，只在学舍之中，没有什么外面的事务，所以这样教导。现在如果没有事务，固然只能静坐；但如果特意把静坐当作一种功夫，那就成了佛教僧侣的坐禅了。只要秉持一个‘敬’字，贯通动静，自然没有间断，不需要这样分别。”
这三条论述为学的功夫，应当以“敬”为主，不可偏重于“静”。偏重于静就会流入禅宗。查考《程氏遗书》：“问：‘敬，莫非就是静吗？’伊川先生说：‘才说静，就落入释氏的学说中了。’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才说着‘静’字，便是忘失了。朱子的说法，本于此。”
查考我们儒家所说的静字，与禅学所说的静字，意思相同而内涵不同。儒家主张无欲而静，禅学主张无事而静。所以说：心不可寄托在一件事上，叫作无事安坐、闭目澄心，这是陆学主张的无事而静。《太极图说》说：无欲所以静。《通书》说：一就是无欲。无欲则静虚动直，这是圣贤主张的无欲而静。无欲而静，就是敬就是诚；无事而静，则陷入空虚，流入寂灭。这正是所谓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所谓句句相同、事事相合，然而实质不同。近世学者在这些地方疏略，未曾看破，所以被陆九渊所迷惑。
有人问先生所作的《李先生行状》中说：“终日危坐，以检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从而寻求所谓的‘中’？”这与伊川的说法似乎不相似。朱子说：“这是过去用词太重，现在用伊川的话来衡量，那么他下功夫的地方也有些偏颇。现在终日危坐收敛，在这里胜过奔波忙碌。如果一直这样，又像是坐禅入定。”
有人问伊川回复苏季明说：“在喜怒哀乐中寻求中，却是已发。”看李延平也说：“检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这说法又似乎与苏季明相同。朱子说：“只是想要看到它是这样的罢了。”但也有毛病，如果不得其道，就会流入空寂。所以程子说：“现在只说敬。”
朱子回复吕士瞻的信中说：“程先生说：‘在未发之前涵养，可以；在未发之前寻求中，不可以。’这话切中要害，不可更改。李先生当时用功如何，后学不敢轻易议论。但现在应当只以程先生的这话为准。”
这两条，即与前面三条的意思互相阐发，而在未发的功夫上，不可有毫厘之差。续编记载朱子辨析吕与叔、杨龟山关于未发的说法，与此互为表里，应当参考。
查考朱子早年曾回复何叔京的信中说：“李先生教导人大抵让人在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分明，那么处事应物自然合乎节度，这是龟山门下相传的秘诀。”朱子作《延平行状》也深取此说，后来认为不对，因为子思作《中庸》，只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平铺直叙示人，未曾教人静坐体认来寻求见中。静坐体认的说法，不是圣贤的本意，起源于佛氏。六祖所谓“不思善，不思恶，认本来面目”的宗旨，正是这个。宗杲所谓“无事省缘，静坐体究”，也是这个。后世学者做存心的功夫，不得其真，多流入于此。在过去只有程伊川识破此弊，至于门人吕与叔、杨龟山等人，都违背其师的说法，而仍主张此说，传给豫章、延平，以至朱子早年也主张此说，以为入道的秘诀，等到晚年见道分明，才开始认为不对。
《居业录》说：“与儒道相似的，没有比得上禅学的。后世的学者做存心的功夫，不得其真，多流入禅。”又说：“学问一差，便入异教。那些误认圣贤意思的人很多。”查考：近世静坐求中的说法，正是此病。
有人说：“那么豫章、延平两位先生，也流入禅宗而同于陆学吗？”回答说：“豫章师从龟山，延平师从豫章，体验未发的说法，辗转承袭，大概是过于尊信其师的过错，所见有似于禅罢了。起初并非有心于禅。即使他们平日，也未曾倚仗此而废弃读书、穷理的功夫。不像陆学一派，则明确宗奉禅旨，而把经书当作糟粕，把读书、穷理当作逐外和障蔽。两者怎么能相同呢？”
朱子说：“未发固然要存养，已发也要审察。无时不存养，无事不省察。”
有人问：“功夫应当在未发时修养吗？”回答说：“未发有功夫，已发也用功夫。已发如果不照管，也不行，会弄错。”
如果涵养熟练的人，固然自然合乎节度，便做到圣贤。在已发之处，也必须审察是非而后行。涵养不熟练的人，虽未必能合乎节度，也必须直要合乎节度。也要知道，两者可以互相协助，不可互相等待。
这三条又与前面三条的意思互相阐发，而在未发已发的功夫上，不可有毫厘之偏。又查考朱子文集，有
《中庸》首章说，以致中为敬，以直内以致和为义，以方外，以涵养省察为敬义夹持，即与此同意。
译《中庸》首章说，以追求中正作为“敬”，以端正内心从而达成和谐作为“义”，以行为合乎法度作为“方”，以涵养和反省作为“敬”与“义”的相互扶持，这与上述观点意思相同。
按子思作《中庸》，发明中和之旨，内外兼该，动静毕举，未尝有所轻重。朱子释之，亦以涵养、省察交致，并言工夫，不容少缺，此圣贤万世无弊之道也。近世陆学一派，惑于佛氏“本来面目”之说，谓合于中庸“未发之中”，于是只说未发，不说已发；只说涵养，不说省察，陷于一偏，流于空寂，全非圣贤之旨。
按孔子教人，未尝言及于未发。其语门弟子，只说“非礼勿视、听、言、动”，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言忠信，行笃敬之类，皆是就已发处言之也。夫孔子岂不知未发之旨哉？诚以为未发工夫微妙无形而易差，已发工夫则明显有迹而易力。未发难于捉摸，而已发有可辩别据依。与其以无形示人，而启学者骛虚好高之弊，孰若就有形易见处求之之为务实，而无失也？至于子思吃紧为人中和之论，兼该并举心事之秘，发泄尽矣。岂可复重彼轻此，舍孔门中正平实之道，而徇禅宗偏弊浮虚之说，乱道而误人哉？志于学者，不可以不辩。
朱子文集》有观《列子》偶书云：「向所谓未发者，即《列子》所谓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常有。尔岂子思《中庸》之旨哉？」朱子论佛学剽掠庄、列，及此见近世讲学之弊，类如此云。
朱子曰：「今人论道，只论理，不论事；只说心，不说身。其说至高，而荡然无守，流于异端空虚之说。且如天下归仁，只是天下与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须要说天下皆归吾仁之中，其说非不好，但无形无影，全无下手脚处。夫子对颜渊『克己复礼』之目，亦只是就视听言动理会。盖人能制于外，则可以养其内。固是内是本，外是末，但偏说存于中，不说制于外，则无下手脚处，此心便不实。外面尽有过言过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朱子语类]
此语与前后皆相发
说为学次第。朱子曰：「本末精粗虽有先后，然一齐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后诚意，不成说。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诚意，须待格了知了，方去诚意。安有此理？圣人亦只说大纲自然底次序是如此。」
自格物至平天下，圣人亦是略分个先后与人看，不成做一件净尽无余，方做一件，如此何时做得成[并朱子语类]
此谕于大学尤有功
朱子答吴晦叔书云：「大学之书，虽以物格、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事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但以为必知之至，然后所以治己、治人者，始可以尽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俟其至而后行哉[朱子文集]
此书即同前意。近日王阳明讲学，谓世儒不当分先知后行，谓朱子不当作格致补传，必待豁然贯通地位，然后诚意，则有白首不及为之患。今考朱子意，正不然，而阳明不知而妄讥也。
近世东阳卢正夫着《荷亭辩论》一书，以讥朱子。其中有云：“大学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乃谓尽格天下之物，而于草木尘息无不穷究，则是初入大学者，先于明德亲民之外用工夫，旁询博访，徧观尽识，非惟泛无指归，日亦不足矣。按此言，即与阳明所讥同意，皆未尝深考而妄讥之过也。今考证于左。
朱子曰：「程子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某尝谓他此语便是真实做工夫来。他也不说格一件后便会通，也不说尽格得天下物理后方始通，只云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
明道云：「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会得六七十件了，这三四十件虽未理会，
译考察子思撰写《中庸》，阐发中和的宗旨，内外兼包，动静并举，未曾有所偏重。朱子解释它，也以涵养、省察交互致力，并论工夫，不容稍有缺失，这是圣贤万世无弊的道理。近世陆学一派，被佛家“本来面目”的说法所迷惑，认为这符合《中庸》的“未发之中”，于是只谈未发，不谈已发；只谈涵养，不谈省察，陷入偏颇，流于空寂，完全违背了圣贤的宗旨。
考察孔子教导人，未曾谈及未发。他对门弟子说的话，只说“非礼勿视、听、言、行”，居处恭敬，办事严肃，待人忠诚，言语忠信，行为笃敬之类，都是在已发之处谈论的。孔子难道不知道未发的宗旨吗？实在是认为未发的工夫微妙无形而容易出错，已发的工夫则明显有迹而容易着力。未发难以捉摸，而已发有可辨别依据。与其用无形的方式示人，而开启学者好高骛远的弊端，不如在有形易见之处求索，这样务实而没有过失？至于子思着重论述中和，兼包并举心事之秘，已经发泄尽了。怎么可以再重彼轻此，舍弃孔门中正平实的道路，而顺从禅宗偏颇浮虚的说法，扰乱正道而误导人呢？有志于学问的人，不可以不辨明。
《朱子文集》中有《观〈列子〉偶书》说：“以前所说的未发，就是《列子》所说的‘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这难道是子思《中庸》的宗旨吗？”朱子论佛学剽窃庄、列，以及此处可见近世讲学的弊端，都类似这样。
朱子说：“今人论道，只论理，不论事；只谈心，不谈身。他们的说法至高，却荡然无守，流于异端空虚的说法。且如天下归仁，只是天下给予其仁。程子说：‘事事皆仁’，是对的。今人非要说是天下都归入我的仁之中，这种说法并非不好，但无形无影，全无下手之处。夫子对颜渊‘克己复礼’的条目，也只是就视听言动来理会。大概人能制约外在，就可以涵养内在。固然内是本，外是末，但如果只偏说存于中，不说制于外，就没有下手之处，这颗心便不实在。外面尽有过言过行，更不管，却说我的正心，有这样的道理吗？”
这段话与前后文都相互阐发。
朱子说：“本末精粗虽然有先后，但一齐用功去做。且如致知、格物，然后诚意，这样说是不成的。自家物未格，知未至，暂且不要诚意，须待格了知了，才去诚意。哪有这个道理？圣人也只说大纲自然的次序是这样。”
从格物到平天下，圣人也只是略分个先后给人看，不可能做一件净尽无余，才做一件，这样何时才能做得成？
朱子答复吴晦叔的信中说：“《大学》一书，虽然以物格、致知为用力的开始，但并非说初时不涵养、践履而直接从事于此。也并非说物未格、知未至，那么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只是认为必须知之至，然后所以治己、治人的道理，才可以尽其道。如果说必须等到知至然后才能行，那么事亲、从兄、承上、接下，是人生不能一日废弃的，难道可以说我的知未至而暂时停止以等待其至然后才实行吗？”
这封信即与前意相同。近日王阳明讲学，说世儒不应当分先知后行，说朱子不应当作格致补传，必须等到豁然贯通的地位，然后诚意，则有白首不及为之的祸患。现在考证朱子的意思，正不是这样，而阳明不知而妄加讥讽。
近世东阳卢正夫著《荷亭辩论》一书，以讥讽朱子。其中有云：“《大学》格物，是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于是说尽格天下之物，而于草木尘息无不穷究。那么初入大学者，先在明德亲民之外用工夫，旁询博访，遍观尽识，不仅泛无指归，时日也不够了。考察这话，即与阳明所讥讽的意思相同，都是未曾深考而妄讥的过错。现在考证如下。
朱子说：“程子说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我曾经说他这话便是真实做工夫来。他也不说格一件后就会通，也不说尽格得天下物理后方才通，只说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
明道说：“穷理者，并非说必须尽穷天下之理，又并非说只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然应当脱然有悟处。”又说：“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然应当豁然有个觉处。”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实约者，又说“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都不是。如一百件事，理会得六七十件了，
也大槩是如此。向来某在某处，有讼田者，契数十本，中间一段作伪，崇宁、政和间至今不决，将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众契比验，前后所断情伪，更不能逃者，穷理亦只是如此。
译大体上就是这样。过去我在某地时，有人因田产纠纷打官司，持有几十份地契，其中有一份是伪造的，从崇宁、政和年间到现在都未能决断，因为真正的地契和官府档案都被藏匿起来，无法考证。我只需索取田地四周邻居的地契进行比对验证，此前判决中真伪难辨的情况，也就再也无法隐瞒了。探究事理也不过就是如此。
致知一章，此是大学最初下手处。程子此处说得节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资质耳。虽若不同，其实一也。见人之敏者，太去理会外事，则教之使去「父慈子孝」处理会。曰：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若是人专只去里面理会，则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若工夫中半时，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并《朱子语类]
朱子答陈齐仲书云：「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如今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闲，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来谕似未看破此处[朱子文集]
按近世疑朱子格物之训，大概不过曰务知而缓于行也，骛外而遗于内也，功博而难尽也，学泛而无归也。今观此数条，其于此弊，朱子皆已见之，豫筹之熟，而近世察言不精，立论轻率，妄毁儒先，赚惑来学之罪，不能免矣。愚不忍朱子之受诬，惧道术之分裂，忧横议之日新月盛，其祸不知何时而已也。特考着于篇。
居业录》曰：程朱发明道理，如此明白；开示为学工夫，如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兴丧，不系于天乎？愚尝窃论之：三代而下，人物而至于程朱，亦可以无讥矣；讲学而至于程朱，亦可以无疑矣。其言亦尽精、尽密、尽美、尽备矣。今之学者，所急惟一行字耳。诚能实循其言，亦足以造道而成德矣。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矣。而何必骋其聪明，矜其辩慧，另出一机轴，以求胜于古人哉？吾见求胜未能，而已沦于佛老之谬妄矣。学者舍程朱不为，而欲为佛老，乌在其为智？
学蔀通辨卷之十二
终编下
此卷所载，着朱子著书，明道辟邪，反正之有大功于世学者，不可骋殊见而妄议。末附总论遗言，以明区区通辩之意云。
薛文清公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曾思孟周程张朱，正学也。不学此者，即非正学也。」又曰：「四书集注，皆朱子萃羣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学者但当精思熟读，潜心体认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窃怪后人于朱子之书之意，尚不能徧观而尽识，或辄逞己见，妄有訾议；或剿拾成说，以衒新奇，多见其不知量也。按文清之言，真万世确论。
近年阁下辅臣发策礼闱，谓朱陆二家简易支离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何所见与？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与？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与？甚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者，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斥之，得无不可乎？按此策亦义正词严。燔书故事，考《皇明政要》，永乐闲，饶州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毁濂、洛、关、闽之说，文庙与大学士杨士奇议，命礼部焚其书，罪斥之。王阳明答人书云：「孟子辟杨、墨，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者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者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夷狄禽兽，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已。愚按，阳明此书，是以朱子比杨、墨矣，是以朱子学术为杀天下后世，为洪水猛兽矣。呜呼，其公肆诋訾至此甚矣！无怪乎礼闱发策谓欲燔其书，而且拟诸何澹、陈贾也。盖澹、贾辈诋朱子，欲使其学不得行于当时；阳明辈诋朱子，欲使其学不得行于后世，其用心一也。悲夫。
卢正夫荷亭辩论，深非朱子解《易》主卜筮，深
译《致知》这一章，是《大学》最初下手的处所。程子在这里所说的条目非常繁多，都是根据人的资质而言的。虽然看似不同，其实道理是一致的。见到资质敏捷的人，过于去理会外在的事物，就教导他到“父慈子孝”这类伦理上去理会。说：如果不致力于这些，而只是想要泛泛地去观察万物的道理，那么我担心他就像大军中的游骑兵，走得太远而没有归宿。如果是这类人专门只在内心去理会，就教导他探求性情，这固然切身紧要。然而一草一木，也都蕴含道理。总之，内在的伦理和外在的事物，都是自己应当理会的。但必须六七分在内心去理会，三四分在外物去理会，才可以。如果内外工夫各占一半，就已经不可行了。何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呢？这就更加不可行了。[以上并见《朱子语类》]
朱子回复陈齐仲的信中说：“关于格物的议论，伊川的意思虽然认为眼前无非是物，然而去格物，也必须有缓急先后的次序。如今做学问，却不穷究天理，不明人伦，不讲圣贤之言，不通晓世事，却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一用之间，这是什么学问？像这样而希望有所收获，就像煮沙子想要它变成饭一样。”来信的指教似乎没有看透这一点。[见《朱子文集》]
按：近代怀疑朱子格物学说的人，大概不过说它致力于求知而延缓了行动，追求外在而遗忘了内在，功夫广博而难以穷尽，学问泛泛而没有归宿。现在看这几条记载，朱子对于这种弊端，都已经预见到了，并且预先周密地筹划过了。而近代的人察言不精，立论轻率，胡乱诋毁儒学先贤，欺骗迷惑后学，这种罪过是不能免的。我不忍心朱子遭受诬蔑，害怕道术分裂，担忧非议一天天兴盛，其祸患不知何时才能停止。特意考证并著录于此篇。
《居业录》说：程朱阐发道理，如此明白；开示做学问的功夫，如此真切。现在的人却又做错了。道的兴盛与衰亡，难道不系于天吗？我曾经私下议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物发展到程朱，也可以没有讥讽了；讲学发展到程朱，也可以没有疑惑了。他们的言论也尽精、尽密、尽美、尽备了。现在的学者，所急迫的只有一个“行”字。如果真能切实遵循他们的言论，也足以达到大道而成就德行。如果真能主敬以确立根本，穷理以推致知识，反躬以践行实事，超过则成为圣人，达到则成为贤人，达不到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名声。何必逞弄聪明，矜夸辩慧，另出一套机巧，以求胜过古人呢？我看到求胜未能，却已经沦入佛老的谬误妄诞之中了。学者舍弃程朱不学，却想学佛老，哪里算是明智呢？
《学蔀通辨》卷十二
终编下
这一卷所载，是朱子著书，阐明正道、辟除邪说，对世间学者有大功绩的，不可逞弄异见而胡乱议论。末尾附上总论遗言，以表明我通辨的微小心意。
薛文清公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曾思孟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是正统的学问。不学这些的，就不是正统的学问。”又说：“《四书集注》，都是朱子汇集众贤的言论，而用义理的权衡来折中，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学者只应当精思熟读，潜心体认并努力践行，自然会有所收获。”我私下奇怪后人对于朱子书中的意旨，尚且不能全面观察而完全认识，却往往逞弄己见，胡乱诋毁议论；或者抄袭成说，以炫耀新奇，多见其不自量力。按：文清的话，真是万世的定论。
近年阁下辅臣在礼部科举考试中出题，说朱陆两家关于简易与支离的议论，终究不合，而现在的学者却想要强行统一它们，这是什么见识呢？难道是喜欢彼方的捷径便利，而想要暗中诋毁我们朱子的学问吗？究其用心，与何澹、陈贾这些人难道相差很大吗？甚至写在简册上，公然肆意诋毁，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代的旧例，焚烧其书而禁绝斥责他们，难道不可以吗？按：这道策问也是义正词严。焚烧书籍的旧例，考证《皇明政要》，永乐年间，饶州士人朱季友献上所著的书，专门诋毁濂、洛、关、闽的学说，文庙与大学士杨士奇商议，命令礼部焚烧他的书，治罪斥责他。王阳明回复别人的信说：“孟子辟杨朱、墨翟，墨子兼爱，是实行仁爱而过分了；杨子为我，是实行义而过分了。他们的学说，难道也是灭理乱常到极点的吗？而其流派的弊端，孟子竟把他们比作夷狄禽兽，所谓以学术杀害天下后世啊。”现在世间学术的弊端，我不知道它比起洪水猛兽如何？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杨朱、墨翟的学说塞满了天下，孟子时，天下尊重信奉杨朱、墨翟，应当不低于今天崇尚朱熹学说，而孟子独自一人在其中喋喋不休，可悲啊。像我这样的人，也是不量力啊。愚按，阳明这封信，是把朱子比作杨朱、墨翟了，是把朱子的学术当作杀害天下后世、当作洪水猛兽了。唉，公然肆意诋毁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难怪礼部科举出题说要焚烧他的书，而且把他比作何澹、陈贾。大概何澹、陈贾这些人诋毁朱子，是想使其学问不能在当时流行；阳明这些人诋毁朱子，是想使其学问不能在后世流行，他们的用心是一样的。可悲啊。
卢正夫在荷亭辩论，深深非议朱子解释《易经》主张卜筮，深深